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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中国国安部公布两条将在7月生效的新规，大幅扩大了警方搜索电子设备的权力。新规中，在所谓“紧急情况”下，“执法人员”只需在市级以上国家安全负责人批准后，出示警察证或者侦察证即可当场检查有关个人及组织的电子设备及相关应用程序、工具、内容等。新规并没有界定何为“紧急情况”，这意味着警察可以利用“紧急情况”为借口合法搜查民众的手机、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
5月28日，中共国安部发文回应这一新规引起的广泛讨论，称“入境查手机”是“境外势力”的抹黑造谣，“执法程序”有严格的限定，该新规只应用于“间谍行为”。但中国警察的执法往往是先实践后立法，并且在实际执行时超出其拥有权限的几倍。
《1984》中的电幕在过去几年内全面铺设
在中国，警察肆意检视民众手机的情况，在国安新规颁布前就已经普遍存在。长期以来，警察会在政治活动发生时，对出现在特定时间、地点的人群进行严密的信息搜查；另外，警察也通过技术手段对所有人的手机采取广泛普遍的监控。
过去十余年来，中共以反恐为名义在新疆采取了严酷的种族压迫政策，任何进入新疆的旅客都必须在边界检查站接受手机检查，警察会使用警用设备与手机连接。2019年，一些外国游客在接受边境检查后，发现手机被隐匿安装一款名为“蜂采”的监控APP，能够对手机通话记录、简讯、程式清单、相簿、位置等隐私信息进行扫描和上传。
中共在新疆累积到的经验很快就被推行至全国各地。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chinaworker.info早在16年前就预测到会发生的事（请见2008年1月15日于chinaworker.info刊登的《新疆的民族问题》一文）。2021年3月，公共安全部开发的“国家反诈中心APP”手机软件上线，声称“在侦测到诈骗相关可疑信息时提交给公安处理”。与新疆的监控软件类似，该APP会要求手机大量的权限，并读取用户所有信息。推广安装“反诈APP”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指标下发到每一位派出所警员。警察会在地铁、火车站巡逻检查手机是否已安装“反诈APP”，甚至会挨家挨户敲门要求当场安装。
消息指出，2023年时，所有中国手机厂商都会在出厂时系统层面植入“反诈APP”功能。至此，中国一般民众的手机化为《1984》中的电幕，一切隐私都暴露在警察的监控之下：下载翻墙软件和Twitter、Telegram等“境外软件”的行为会招致当地警察传唤，境外来电会被转接给反诈中心。甚至输入法、麦克风也会侦测政治关键字。
许多政治关心者和留学生通过购买非国产手机、刷机等手段规避监控以浏览墙外讯息，国安新规成为警察对这类群体行使监控镇压的补充。近年来，中国海关入境抽查手机已经很常见，可以预见的是，在中美帝国主义冲突升温的情况下，国安新规难免会使“反间谍”的范围扩大到更多出入境人员和翻墙用户。正式立法会合理化警察随意搜查民众的电子设备的行径，逼迫民众更为审慎地自我审查，不敢和境外的人员联系、不敢使用境外的平台。我们明确反对国安新规，这是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的压制手段，是侵犯人民隐私、制造白色恐怖的恶法。
信息安全必须置于民主控制
一些国内自媒体声称国安新规是针对美国海关搜查手机的反制措施。诚然，许多入境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旅客抱怨海关对他们的电子设备进行侵入式搜查，要求翻阅聊天记录、相册等隐私信息，并根据搜查结果主观判断是否要遣返旅客。中共喉舌攻击西方“民主”虽并不能合理化自身镇压，但的确显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许多西方科技公司为国内外政权提供监控与镇压的技术支持，如苹果公司、以色列数位鉴识公司Cellebrite；更暴露资本主义下的“民主”的虚伪不实本质。
因此，一方面，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权利，我们要打倒中共独裁政权，同时只有将科技业公有化并将权力置于真正的民主控制，由科技人员及使用者进行由下而上的监督，才能使民众的信息隐私安全得到保障。而这与中共资本主义制度和独裁统治手段水火不容，必须在社会主义的全面斗争下才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