卯生 中国劳工论坛
重庆市民发现，自2023年下半年换了新的燃气表之后，即使燃气使用量不变，家里的燃气费用也会暴涨。而随着燃气表转速的无故激增而暴涨的，是重庆燃气2023年第四季单季营收、净利——分别达到了31亿元、2.19亿元。
表面上来看，作为华润燃气控股的国企，重庆燃气应该是“全民所有”的、“为人民服务”的；但在中国，国有企业也成为了资本主义掠夺人民的工具。这种现像或隐或显地体现在多个方面，加快燃气表转速则是其中较为露骨的一种。
“市场化”的国企
国资委所推行的“国企改革”将国企定位为需要经过市场检验的、以市场化机制运作的企业。于是，虽然天然气直接关乎民生，但对天然气国企来说，利润及为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筹集资金显然比民生重要。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之下，营收、净利、销气量成为了重庆燃气集团真正关心的问题，而为民供气的责任则被抛诸脑后，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对于利润的渴望更是会推动他们去涨价、去调气表转速，进而将盈利的压力转移到人民的日常开支上，于是，重庆燃气所炫耀的“战果”是2023年全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6.8%、归母净利润年增24.75%－但代价是居民的天然气帐单飙升一倍甚至数倍。
同时，中国的能源储量客观上体现为“富煤、缺油、少气”，天然气储量低，2023年产量为2297亿立方米、只及消费量（2023年为3917亿立方米）的近六成。在减碳过程当中，天然气被视为向绿色能源转变过程中的“过渡燃料”，因此天然气需求连年增加，但中国高度依赖其进口，因而中国的能源危机突出体现在了天然气这一短板上，缺气时常发生，比如2023年初北方多个省份就因为天然气不足，供暖时而中断。此时，“市场化”的国企考虑的便不是百姓冷暖，而是继续供气可能带来的亏损。于是，天然气就时常出现了涨价或限购。虽然发改委时常责令称“民生天然气供应绝不能限购停供”，但能源危机的发展是不以行政命令而转移的，经历了市场化改革的国企更是难以不惜成本保证天然气的供应；而对于天然气的价格飙升，政府更是难辞其咎。
财政危机背后的政府
在央视网对重庆燃气调查结果的报导中，“顺价情况较好”成为了对其获利的一个解释。那么这个“顺价”又是什么呢？
从2023年到2024年，在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指导意见”之后，大陆各地纷纷以“改善企业经营状况”、“优化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为由，解除了对燃气涨价的限制，是为顺价，由此产生的天然气涨价潮波及全国。
顺价的背后，是深陷财政危机的政府。在重庆，这种合乎上级意图的涨价成了燃气费飙升的一个原因，同时也自然被排除在了需清退的区区285万元之外，摇身一变成为了正常的、合理的收费；发改委对“上下游价格连动机制”、“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等的冗长论述固然没有隔空遥控燃气表一样离奇，但相比于隔空遥控燃气表的“小动作”，这种由政府推动的顺价却合法且公开地推高了气价。唯一的代价就是百姓暴涨的帐单。就这样，各地政府成为了另一个推动燃气费用暴涨的推手。
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是全面性的，并不侷限在一个或几个领域里；重庆燃气费的暴涨则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将如何被转移到无产阶级身上。
当前，水、电、气等领域的国企由资本主义政权掌控，水价、电价、气价服从资本主义的、伪装成“由市场公平决定”的需要。而我们主张这些企业应该由无产阶级通过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委员会民主地控制，而这些代表只领取熟练工人的薪水并可接受罢免。定价应该服从无产阶级的需要，由工人、退休人士和消费者选举产生的团体来监督与控制；更广泛的经济需要由工人阶级控制以及民主计划，而整个能源部门需要纳入其中。这才是取代中共资本主义梦魇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