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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集采政策置人命于草芥，所采购的药品质量不佳，引发中国群众不满。2024年底，中国医保局公布了第十轮药品集采名单，并实施了新一轮药物更换。不久后，许多医务和患者纷纷发声表示集采药物的药效不佳，而公立医院提供的药品中几乎不存在质量更好的进口原研药物，只能在院外私营药房高价购买。
今年初，北京和上海的数十名医学专家集体质疑集采药物的质量，指出存在“麻药不睡、血压不降、泻药不泻、抗生素过敏”等问题。他们指出，主要原因是供应商为了压缩成本偷工减料。此外，药监局发布的《仿制药一致性研究数据》明显涉嫌数据造假，引发公众哗然。
1月24日，药监局撤下了相关数据，随后对被怀疑造假的数据进行了修改。2月9日，医保和药监部门联合声明，力挺集采药物，声称仿制药的药效问题只是“医生个人用药体验”和“道听途说”，坚称这些药品安全有效。但官方立场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巨大落差，加之对资本主义“压缩成本”逻辑的切身体会，民众仍普遍对集采药物有着严重不信任。
自从1985年医疗私有化以来，政府大幅减少了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医院不得不自负盈亏，原本高度依赖财政补贴的公立医院依赖药品加价权弥补财政缺口，药物收入成为医院科室的“绩效考核”依据，医生也通过开高价药获取提成。民众逐渐感受到药物乱开、加价过高等问题，对医疗系统的不满情绪已然沸腾，其中一个表现便是伤医事件一再上演。2009-2018十年间，有报道的伤医事件有295起，造成24名医生死亡。
作为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一部分，为减少对西方医疗产品的依赖，习近平于2015年要求公立医院“药占比”（即药物在医疗费用中的占比）从40%以上降至30%，并要求基本药物的仿制药在2018年底前实现在药效上达到与原研药一致的水平。自2018年，中国实施了医药集中采购制度，集采仿制药物价格相较于同类进口药大幅下降。为填补财政缺口，医院提高了整体医疗费用，反而令民众的医疗支出逐年提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从2018年的8.5%增长到2024年的9.0%。
第十轮集采实施后，医院全面更换国产仿制药，导致医生群体对药效和提成收入的下降表示不满。
自由派的解决方案是否可行？
一些资产阶级媒体提出，应该将药物选择权归还给医生和患者。然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哪怕在所谓公立医院，医生也有着为医院创收的考核压力，如果只是把药物选择权交给医生，现行制度就会驱使医生开具提成更高的处方（例如疗效和副作用不明的中成药）、而非最有效的药物。医疗集团绝不会允许损害其利润的行为，他们会以高额回扣和提成利诱医生和医院为其利益服务，因此我们不能单纯指望医院和医生都一定能顶住压力、以患者健康为优先。显然，整个制度都需要改变，要消除所有形式的牟取暴利行为。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医疗行业的私有化注定无法为广大民众提供廉价优质的医疗服务。中国之所以还没实现全民免费高品质医疗并非因为没钱，而是中共资本主义不愿承担这个责任、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不到2%（哪怕以“自由市场”为圣经的香港政府都投入2.8%）——因此，必须大幅增加公共医疗开支，而这联系到以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现社会体制。
医院和医疗保健部门应由各级医疗人员、病患、公众民主管理与控制、并向全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取消对官员、军官的医疗特权，全部医院开支由政府承担，杜绝提成和绩效制度。全面公有化医药企业并进行民主控制，取消利润驱动，由工会和地区健康委员会共同监督全产业链的生产和流转。这是取代如今崩溃制度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