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特 中国劳工论坛
降低法定结婚年龄的提案在今年两会卷土重来，而这都是因应结婚率下降的趋势——2024年全中国结婚登记数目为610.6万对，比上一年下降20.5％，数字创下1980年来新低。这一趋势在2025年得以延续。《南华早报》报道，今年前3个月，结婚数比去年进一步下降了8％，而离婚数则增加了10%。政协委员陈松蹊受到了媒体广泛关注，因为他提出要将法定婚龄年龄从男性22岁、女性20岁降低至18岁，想借此刺激婚育。
一厢情愿
然而，结婚率下降背后有着青年经济极端困境与女性抗拒婚姻和传统家庭束缚等因素，单单更改法定婚龄根本是无视诸多现实问题，因此这一提案引发群嘲——有网民质疑，青年在18岁的时候「这挣钱的能力都还没有的时候生个娃出来让父母养吗？」
其实，中共的结婚年龄限制（男22女20）本身就是过去一胎政策下的遗绪——这是更进一步的控制措施，令当局更容易执行一胎政策。只是到了近几年，中共才开始打算降低结婚年龄，以为这可以是解决人口危机问题的万金油。早在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法典婚姻编草案进行三读审议时，也曾有立法者提出要降低结婚年龄。结婚率的下降，已经是中国多年社会现实，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婚姻登记率其实早在2013年开始（当年登记结婚的人数为1350万对），就已经出现了连续下降。
中共宣传将原因归结为两性性别比例失衡、男性结婚成本过高、条件匹配太难——讲的内容都是将责任从自身和威权资本主义制度甩出去的企图，而这个制度正是如今这些问题的根源。例如，在男性结婚成本过高这一项中，当局将成本简单归结为女性要求太多，比如要求男方提供彩礼和房、车，甚至引用几年前网络上一度流行的一句话：「生男孩是『建设银行』，生女孩是『招商银行』。」
中共也声称「性别失衡下的婚姻市场某种程度上已经由女方主导，所以产生了性别偏好逆转现象」。丝毫不愿意提及，男女适龄人口比例失衡，适婚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万的现况，正是过去僵化的「一胎政策」造成的恶果，这一政策残酷重塑了中国的家庭与社会结构，同时也强化了父权制的偏见与行径。此外，正是当前社会生存生活成本、残酷的劳动就业环境，以及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共同造成如今婚育率下降的情况。中共试图采用更严厉的镇压手段来「纠正」过去的政策错误，但这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例如，2021年修改后的离婚相关法条，增添了「冷静期」，令青年——特别是女性——更不愿意结婚。
中国劳动环境的恶劣和残酷性，已经不必多说。即使近期官方发起「反内卷」宣传，中国劳工仍然人均每周工作近49小时，更有小米等血汗公司要求员工日均工作12.5小时以上。与之伴随的还有日益加深的失业危机——在接下来1-2个月毕业季之际只会更加恶化。在无法确保自身获得稳定的生活资料来源、或者有足够休息时间的前提下，劳动者们无论年龄与性别，都已经压力太大、缺乏寻求婚姻的意愿。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父权主义社会下，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社会现实及社会意识规训，自然而然地让女性产生了更加看重婚恋男性经济实力的心理——男性经济实力的强弱，是她们能否获得稳定而没有贫困动荡的生活的保障。这也说明，女性期望从一名男性获得经济中的安全感，是资本主义父权主义社会本身性别权力架构的产物。
资本主义结构性压迫
这清楚地表明，中共当局宣称的「女性要求过高」的原因，实质上正是其自身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对两性结构性的压迫的结果。
社会主义意味着摧毁使各性别劳动人民受到结构性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使女性、其他受压迫者乃至全体工人阶级整体获得解放。但我们所追求的婚恋关系，不是依然带有当前家庭奴役及父权压迫形式下，一方依附于另一方（往往是女性依附男性）的婚恋关系。而是如同社会主义女权先驱柯伦泰在《共产主义与家庭》所描绘：「两个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成员的结合，双方都是自由的，双方都是独立的，双方都是劳动者。女性不再有家庭束缚。家庭内不再有不平等。女性不用担心被抛弃、得不到物质支持却还有孩子要抚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女性不再需要依赖她的丈夫而是靠自己的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