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鸟 中国劳工论坛
2025年4月16日，山西大同中级法院对广受关注的“订婚强奸案”作出二审（终审）判决，判处涉案男方构成强奸罪，有期徒刑三年。这一判决激怒了中国网络上的极端父权群体，他们迅速掀起舆论攻势，指责女方是“装纯捞女”，更有叫嚣“都订婚给彩礼了，算什么强奸？”这些极端父权分子是什么人？他们是更广泛的极右翼势力的一分子，他们也是种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恐同分子、亲威权分子。如今以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权力结构为统治基础的中共，并未对大部分针对判决结果“司法不公”的评论进行全面封禁，只有少数直接批评政府的言论被删帖。仇女的攻击性讨论则并非首次被放任，迅速在各大平台蔓延。
婚内强奸就是强奸
案件之所以掀起极端父权分子与右翼分子的强烈反应，实质上是这些群体感受到那套建立在“婚姻即支配”父权逻辑上的性特权秩序遭到撼动。社会主义者明确指出，婚内强奸就是强奸，绝不能以“订婚”和“彩礼”或任何类似理由来合理化。哪怕是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罪的定义也未区分婚内婚外。然而在实际司法过程中，“婚内关系”被视为“强奸豁免”，丈夫不会成为强奸妻子的主体、司法机构对此举不予立案——这点上中国和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伊朗等臭名昭著的厌女政权处于同一水平。
即使如此，法律仍规定在婚姻不稳定（如已分居、起诉离婚）、恋爱期间（比如本案，双方仅订婚），男方“有可能”构成强奸。本案证据链完整，有包括床单上混合体液、女方反抗痕迹、外逃并高呼救命却被男方拖回房内监禁的监控视频、男方对女方母亲承认强暴行为的口供等。反动分子以女方清洗身体后体内没有残留DNA、处女膜未破损、没有当即报警为由，认为女方不是“完美受害者”，男方应只构成“强奸未遂”，三年徒刑“属于顶格判罚”；而三年徒刑的最终判决，却已是本案男方所涉强奸罪的最轻判罚！
但正是这“最低限度”激怒了反动分子。他们将对强奸罪行的司法惩治解读为“系统性打压男性”。中共对舆论攻势的应对也反映出其政治算计：尽管对于反动分子进行零星管控，但整体远不如对女权的严厉镇压。在微信公众号、B站、抖音等平台，充斥攻击受害者、反对法院判决的言论，却未见遭大规模审查。相比之下，再温和的女性声音都会被扣上“煽动男女对立”“境外势力渗透”的帽子，遭到讨伐和打压。
这种审查差异，是中共国家机器对“可控怒火”与人口危机和女性主义“政治威胁”的权衡结果。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结婚率、生育率均断崖式下跌——2024年结婚数创45年来最低。女性的婚育意愿低迷，源自父权制下的就业歧视、性别歧视、家庭暴力以及被迫承担家庭中最重的负担等结构性压迫。
在这一背景下，党国宣传机器建立“反对男女对立”的反女性主义叙事，强化传统家庭秩序，意图支配女性身体、恢复人口再生产机制。在山西大同这起强奸案中，受害者从相亲到订婚、再到其家庭接受男方彩礼，全程都受制于她的家庭，过程中完全没有任何自主权。这也反映出，有罪的不单单是强暴犯，整个父权传统家庭制度犯有同等罪行。
国家又没法公开袒护强奸行径，否则将为更大规模的女权反抗埋下“隐患”。在表面法治与父权秩序之间维持统治平衡中，国家机器操纵着言论审查：反动分子被容许在一定限度范围内宣泄愤怒，女权捍卫者却必须沉默；前者是“合理的情绪表达”，后者则是“挑动对立”。
国际极右翼蛇鼠一窝
习近平如同特朗普等国际上的极右翼领导人，都乐于将Incel（非自愿单身）这股反女权、反性少数的极右翼力量纳入政治工具箱——以分化工人阶级抵抗，在资本主义危机下作最终的垂死挣扎。
中共在官僚计划经济的毛时代曾主张“妇女能顶半边天”，象征妇女地位相比过往的恐怖状况经历了重大提升，但不平等与父权制传统的残余仍未完全得以克服。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女权也出现显著倒退。中共日益高压的极权统治也加剧了对妇女的压迫，逼迫她们生育更多孩子，实现习近平所谓“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发展、民族进步”。同时，女权被禁言、被污名化：从被称为“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如今很多毛派也这样说）再到“别有用心的境外势力”。若要真正确保性同意权、彻底摆脱性别和家庭压迫，就需要团结反抗中共资本主义父权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