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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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and Style

    A Reply to Comrade Trotsky

    科学与风格——回应托洛茨基同志

    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

    Wstdq 译、呂杨鹏 校订

      亲爱的托洛茨基同志:

    你那封名义上写给我的公开信着实是咄咄逼人,我承认,这让我不太容易作出答复。

    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想起了一段时间以前与一个来自中欧的好同志之间的一次对话。我们在用知识分子的那种闲散随意的方式讨论在美感(或者说是对于美的感受)和政治行动的要求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他告诉我一个故事。

    若干年前,他所生活的那个国家经历了一次社会危机。群情激愤,近于暴动。一天早上,在这场运动到达高潮的时候,几千工人聚集在首都的一个大广场一侧。我们的这位同志被指派领导一个工人小分队。

    深蓝色的天空下,白色的晨曦把楼房的影子投射在整个广场上。正对着工人,警察从广场的另一边鱼贯而入,排成笔直的队列,鲜衣怒马,武器闪闪发光。一声令下,在一个迅速的动作中他们拔出了军刀,刀刃在阳光中耀眼夺目。第二道命令发出:向工人进攻。

    形势危急,我们这位同志必须立刻组织起有力的反击。但是,被眼前场景的美所震撼,他的四肢僵直,喉咙也哽住了,过了很久才缓过劲儿来。在之后的一整天中,虽然艰苦的战斗在持续进行——超过五十人战死,数百人受伤,伤者中也包括我们的这位同志——但他还是忘不了那太阳、那影子、那片蓝天、那些来回奔跑的马和亮闪闪的军刀。

    同样地,在这个言语的战场上,尽管是街头战斗的苍白映像——却也是不可或缺的思维火花,我应该聚精会神地整理好论点来对你的信(这封信实在是错得离谱)发起反击的时候,我却发现必须先暂停一小会儿去感叹一下你所创造的技术上完美的言语结构、你的简洁明快的文辞、你用炽热的言语所表达的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不可动摇的忠诚,以及字里行间时不时冒出的那些机智的隐喻。

    一想到有义务把这漂亮的结构放到从两个平淡无奇、毫无浪漫可言的烧瓶(逻辑和科学)中倒出的腐蚀性强酸中去,是多么地令人不快和吃力不讨好啊!

    托洛茨基同志,在阅读和思考这封信的时候,我回想起第一次认真关注你的文章的时候:那是一篇对于你的《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的长篇评论,发表在1932年7月号的《座谈》杂志上。我重读了那篇尘封多年的评论。在那篇评论里,我发现我也是被迫首先去讨论你出色的文风,甚至是花了很大篇幅去分析。并且我还比以往更加清楚地看到一些在我看来是重要的事实:你对于证明、证据的观念太过于文学化了,你自欺欺人地把劝说性的文辞当做了逻辑性的证明,把精彩的隐喻当做了论证。我相信,在你的书和文章里表现出来的正是辩证法的奥秘:辩证法对于你来说是一种强化文风的手段,例如对比性的词语、流畅的节奏和言语上的悖论,这些已经成为了你写作方式的特征。

    托洛茨基同志,我不会试图在隐喻的方面赶超你,假如这是一场文学竞赛,那么胜利的桂冠已属于你。证据、论点、证明,这些是我仅有的武器。

    概要一览

    现在我来总结你的论点:

    关于你自己的立场,你坚称:

    a.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是正确的。

    b.马克思的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正确的。

    c.俄国是一个工人国家。

    d.俄国政府在目前战争中的防御策略是对的。

    关于反对派的立场,或更确切地说,是关于你宣称的表达了反对派观点“精华”的伯纳姆的立场,你坚称:

    1.伯纳姆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党人。

    2.伯纳姆拒绝辩证法。

    3.伯纳姆拒绝马克思的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思的国家理论。

    4.伯纳姆否认俄国是一个工人国家。

    5.伯纳姆所实践的政治是“弃权主义”的。

    6.伯纳姆拒绝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理论和方法。

    但你并不仅限于这些个别的命题。你更加关心的是断言这些命题中存在的某种联系。

    关于你自己的立场,你又有如下这些附加的命题:

    A.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可以推断出马克思的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正确的。

    B.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出发,可以推断出俄国是一个工人国家。

    C.从俄国是一个工人国家出发,可以推断出俄国政府在目前战争中的防御策略是对的。

    关于伯纳姆的立场,你断言有如下联系:

    I.从伯纳姆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出发,可以推断出他拒绝辩证法。

    II.从他对辩证法的拒绝出发,可以推断出他拒绝马克思的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思的国家理论。

    III.从他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拒绝出发,可以推断出他否认俄国是一个工人国家。

    IV.从他对于俄国是一个工人国家的否认(以及命题1和命题2)出发,可以推断出他所实践的政治是“弃权主义”的。

    V.从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和他对于辩证法的拒绝出发,可以推断出他拒绝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理论和方法。

    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我已经谨慎而公正地在这里指出了你的核心论点。这18个命题组成了所谓“统一的看法”,而你谴责这个“统一的看法”在反对派的观点中是没有的。但是一旦这些命题被明确地表达出来,一旦它们离开隐喻和修辞的笼罩被摆到台面上来,那么很显然,其中的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命题,需要分别得到证明。更重要的是,你的论点、你的“统一的看法”和“解释”的结构,取决于所有这些命题都是正确的。即使是你最热情的支持者,我想也不会狂妄到宣称你已经证明所有这些论点都是正确的吧?

    具体来说,这18个命题要么是琐碎的,要么是无关紧要的,要么是明显错误的,要么至少是未经证明的。要逐条说明这些会很累,而且没有必要;每个同志都能自己拿着手中的材料去分析。在此,我把关注范围限定在一些引发了特殊问题的论点上。

    作为障眼法的辩证法

    你写道,“既然这个问题(指辩证法)已在派别斗争的过程中清楚的提出来……”多么纯洁、客观而不带个人色彩啊,托洛茨基同志!突然之间,辩证法就像班柯〔译注: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人物,被麦克白下令杀死,后以鬼魂显灵,使麦克白暴露自己的罪行〕的鬼魂一样,把它野性的面孔猛然塞进我们的政治中来,让所有的怀疑者感到惊讶。唉,可是就像在所有的鬼魂事例中一样,恰恰是人的手在操纵那个制造超自然现象的机器;那正是你的手,托洛茨基同志。就像所有优秀的巫师一样,你把显灵说成是另一个更高级领域的成果——“事件的逻辑”、“斗争的历史过程”。但就像所有优秀的观察者一样,我们对这种技艺赞叹不已,对这种解释则会付之一笑。

    我能够理解,甚至是同情你在当前的争论中对辩证法的依赖。你已经没有什么好写的了,因为你每一个针对实际事件的预测都在第二天就被驳倒了,战争中每一周的发展都在接连摧毁你政治立场的支柱。但关于辩证法的论点倒是百分之百安全的,不管是一个世纪以前还是一个世纪以后。在那些空洞的概括中,没有什么平凡和麻烦的真相会来侵扰;没有什么朴实的观察或实验会来破坏它们超然的镇定;那些安详的词句能够一劳永逸地摆脱日常事件粗俗的触碰。

    我曾经参加过好几次派系斗争,其中的一些很激烈,有一些也为你所关注,托洛茨基同志。辩证法那个时候在哪里呢?你在那些时候怎么从没提到过我对于辩证法的拒绝所带来的危险?这里的不同是不是与在以前的争论中我恰好和你站在同一边的事实有关(在这些天的哲学氛围下,这个暗示确实是俗气到不合时宜的地步了)?这个猜测或许并不荒谬:假如存在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我今天恰好与你及坎农意见一致,那么我们是不是能说,辩证法就不会那么惹眼地出现了?

    托洛茨基同志,我认为你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之一。我过去是这么认为的,那时我在多数观点上都同意你;即使今天我在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上不同意你,而且毫无疑问将来也不会同意,我还是这么认为。作为一个包容的科学家,我的信仰并不是为我当下的派系利益服务的。但是你在历史学与政治学中的成就并不能自动保证你在哲学、逻辑学、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的领域中也有同样的才能。

    我发现恩格斯在后面的这些领域中所写的东西中有75%是混乱的,或在随后的科学研究中变得过时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多少价值。在我看来(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并不觉得这是令人震惊的),恩格斯在这些领域中只是他那个时代的儿子,而那个时代属于赫伯特·斯宾塞和托马斯·赫胥黎,属于那些推广达尔文思想的人,他们认为自己通过对生物进化的假说做一个隐喻性的延伸就已经发现了宇宙之谜的终极答案。不过,恩格斯确实努力让自己熟悉当时的哲学、逻辑学和科学,并且在写作的时候运用了这些知识。

    但你呢,提供给我们的不过是对恩格斯的老调重弹。你文章里出现的最晚近的科学家是达尔文;除了亚里士多德,唯一“值得关注的逻辑学”是黑格尔的逻辑学——一百年前那位人类思想的头号搅屎棍。托洛茨基同志,我们美国人要问:你在这些年里去哪儿了?在黑格尔写作之后的125年间,科学的进步已经超过了此前整个人类历史进步的总和。同一个时期里,逻辑学在2300多年的稳定之后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型,在这次转型中,黑格尔和他思想的影响完全是零。

    你问我:“难道你认为科学(包括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近代物理学,化学等)的进步,一点也没办法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方式吗?”但这个问题恰恰应该是向你自己提出的,而不是向我。我当然认为是有影响的(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表明了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完全是与科学无关的)。至于各门科学是如何影响思维方式的,即使在黑格尔这个反动的专制主义者的晦涩字句里花上一辈子的工夫也找不到,这只能靠研究现代科学和数学并对它们加以谨慎的分析。

    你用一种嘲讽的口吻不断地要求我“那么请你不嫌麻烦,告诉我们,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到底是谁把后来的逻辑进展加以分析和体系化”,“或者你要叫我注意那些为无产阶级用来代替了辩证法唯物论体系的著作吧……”,听来就好像这个要求是明显不可能达到的以至于我会在它面前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这种嘲讽用错地方了,因为这个要求是世界上最容易达到的。你是不是要我给你准备一份阅读清单呢,托洛茨基同志?那会是很长的,从上个世纪中叶的杰出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作品,到罗素和怀特海的里程碑式的《数学原理》达到一个高潮(现代逻辑学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然后向许多方向发散出去——最有成果的方向之一是由那些正在合作撰写新的《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的科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代表的。就狭义的逻辑学来讲,C.I.刘易斯的《符号逻辑研究》是一本出色的、但不简单的入门书。但是,恐怕所有这些作品中你都不会找到一处对黑格尔的(或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引用,你在任何一个著名的当代科学家那里也找不到这种引用。除了那些苏联科学家,此类引用对他们来说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以及那些克里姆林宫的跟屁虫,如J.B.S.霍尔丹之流。研究我所提到这些著作不会是枯燥乏味的,但恐怕即使我们完成了研究,我们也不会离回答俄国在战争中的角色这个问题更近一些。

    你对于逻辑学的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托洛茨基同志。你把逻辑学比作是一台机器或工具:“正好比工厂中的机器间供给工具于一切部门一样,逻辑也是人类知识各方面所不可或缺的。”这个比喻是错误的。因为对我们的政治来说,可以比作机器或仪器或工具的不是逻辑学或“方法”,而是党;这个党,这个实实在在的党,就是我们用来实现我们政治目标的工具。逻辑学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人类知识是不可或缺的:逻辑学为可被理解的陈述规定了条件,因此我们一旦“侵犯”逻辑就会有说废话的危险。但没有人为了表述清楚或是做一个伟大的实证科学家就必须先懂得逻辑学这门科学——实际上,很少有人懂得逻辑学这个高度专业化的、而且在与实证知识分离之后变得有些无用的学科。对于逻辑学(“方法”)的清楚了解或许会帮助一些人表述清楚、成为一个更好的科学家(尤其在高度理论化的科学领域,这看起来确实是可能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情况并不像逻辑学家所喜欢认为的那样常见或重要。不然的话,逻辑学家为何还有那么多失业的呢?

    同样,也没有“不自觉的逻辑学家”之类的东西。我很惊讶地读到你关于“不自觉的辩证法者”——你笔下的农妇和狐狸——的文字,希望这整个段落只是为了幽默。但我被迫承认你是认真的。根据你的推理,一只癞蛤蟆——或者一块石头——一定是科学家,因为,确实,他们的行为都符合引力规律!成为一个科学家(而不是一个野人或一块石头)的条件不是他的行为能符合科学规律——所有东西都一样符合——而是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家懂得那些规律,并且不是“不自觉地”(不管这意味着什么)而是相当自觉、有意识地。

    你告诉我们:工人、无产者“天然地倾向于辩证的思维”。这些工人在哪里呢,托洛茨基同志?在我看来你似乎在为辩证法做一个非常拙劣的广告。我或任何其他人了解到的是在肯尼科特铜矿、美国钢铁公司的车间、贸易航线的船只……等等这些地方的工人,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些什么,一如既往地信任约翰·L.刘易斯〔译注:1920-1960年间任美国矿工联合会主席〕、西特林、茹奥〔译注:1879-1954,法国工人运动领袖,曾获1951年诺贝尔和平奖〕和斯大林,一如既往地投票给民主党或共和党,一如既往地相信资本主义。我认为他们将转变思维,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但我发现他们的思想大多不是错误的就是混乱的。如果这就是你所说“辩证的思维”,我可以同意你。

    在你新提出的那些关于辩证法故弄玄虚的评论中,你只尝试了一次去提出一个支持辩证法的论点;并且这个论点在经过检查之后被发现既是无关的,也是反动的。“所有伟大和超卓的革命家,”你写道,“——首要的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佛兰兹·梅林格——通通都站在辩证法唯物论的基础上”;而许多从革命中逃走的人正是从攻击辩证法开始的。这个武器和那个极端反动的武器不是一样的吗:我们的父辈都相信了,而他们的父辈和更早的祖先也都相信了,你还敢不相信吗?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选择社会主义这一边的时候不是都必须与这种观念决裂吗?这种观念即使是出自社会主义者口中也丝毫不会更合理些。

    即使这个论点是对的——虽然实际上并非如此——也就是说,每一个革命者都相信辩证法而每一个反对革命的人都不相信它,这个事实本身(从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可能是有趣的)也与辩证法的真假或它在科学上的无意义性没有半点关系。这是两个类型完全不同的问题。

    你自己是很能够认清这个不同的,只要你不是在用派系的文辞来压制真相;确实,你还常常很有说服力地坚持这一点。例如在分析莫斯科审判时,你(以及我们所有人)说明了那些被告人的认罪是不足信的,这可以依据现存的证据、这些认罪中的内在矛盾以及对于那个在大审判中达到极点的历史进程的理解来进行证明。斯大林主义者的反应——从许多人的观点看来是非常有效的——则是指出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即他们确实都认罪了。我们说:这完全是一个不同的、独立于这些认罪本身真假的问题;我们也提出了自己的关于他们为什么认罪的假设,但即使这些假设是不正确的,这也和认罪时说的话的真假无关。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为什么相信辩证法是一个留给心理学和历史学检查的问题,是一个独立的问题。

    但你对“谁相信什么”的记录,容我说一句,有一点不完整。你靠着文辞上的闪转腾挪把李卜克内西不接受而普列汉诺夫却接受辩证法这个难堪的事实给搪塞过去了。但孟什维克作为一个整体又怎么说呢,托洛茨基同志?我一直读到说他们即使与极端辩证的布尔什维克相比,也把等量的、甚至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写作和保卫辩证法上了。而更加无法回避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又怎么说呢,托洛茨基同志?关于辩证法的斯大林主义著作可以装满几个书架,这点我可以对你做保证。同样明显的,还有那些宗派主义者。 你可曾知道,我们的同侪中对辩证法问题最为关注的是胡戈·奥勒尔?〔译注:胡戈·奥勒尔,1903-1983,美国共产主义者,1937年与托洛茨基分裂〕(正是这个奥勒尔,想想吧,在政治争论中攻击我是反辩证法的这件事上,他是你仅有的前辈。当时我们在争论是否加入社会党的问题;不管怎么说,那时你、坎农、甚至是赖特同志都没能认识到你们和我的联合阵营是失去原则的,而有原则的政治则要求你们应该和奥勒尔站在一边,直到那个关于辩证法的“根本性的问题”得到澄清。相反,我们在“事态性的”、暂时性的、仅仅是经验性的加入策略问题上团结一致。所幸,我们从那天起开始认识到了原则。)难道这还不明显吗,当我们的书店在新的冲动下开始宣传关于辩证法的论著时,清单上大多是孟什维克、布兰德勒分子〔译注:海因里希·布兰德勒,1881-1967,德国共产党员,1928年参与创建了“国际右翼反对派”在德国的第一个支部,倾向于布哈林,与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相对〕,甚至是斯大林主义者?……而且,沙赫特曼〔译注:马克斯·沙赫特曼,1904-1972,曾是托洛茨基的合作者,第四国际成立早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认为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在托洛茨基死前离开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晚年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是美国劳联-产联主席的高级助手的顾问〕和阿伯恩〔译注:马丁·阿伯恩,1898-1949,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又怎么说呢,他们的辩证法并没有妨碍他们和我一道走入歧途?现在我自然能理解了,所有这些叛徒对辩证法只会嘴上说说——“不是真正的辩证法家”。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托洛茨基同志,那些货真价实的(自觉的和不自觉的)辩证法家只不过是:那些在政治上同意你的人!

    你责备我玩忽职守,因为我没有拿起武器来反对宗教式辩证法的鸦片。好的,托洛茨基同志,我就来把我在过去十年里写的有关辩证法的文章和你反对宗教(或者支持辩证法)的文章做个比较;我怀疑,我们在反对麻醉品的责任上都是罪人。

    然而,你把辩证法提上了议程。很好,我就来和你辩论。但是只有在我最近的文章(《绝望的政治》)中给出的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时候,我才会这么做,那就是:第一,你要通过确切地阐明辩证法的法则和原理来搞清楚我们所辩论的是什么。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打算和你玩文字游戏。第二,我们讨论辩证法,而不是把辩证法当做让党和整个国际脱离于我们当前政治议题轨道的障眼法。

    我并不认识辩证法,但如你所说,辩证法却认识我。很明显,如果坎农在大会上拥有多数,这个认识就会是迎头一击,形成一个决议,把对于辩证法的接受增加到党的纲领基础中去——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你的话,你在这一点上甚至在接到我的挑战之前就已经回应了我。我不知道应该说这个计划是荒唐还是令人震惊。让我以一种非正式的、中立的方式问一下:不管辩证法有什么优点,你是否已经丧失了理智,以至于想象这样一个问题能够通过目前这种派系争论、然后再通过一次大会上的投票——而且,这场投票的结果将会由一些其他议题上明确的派系分野来决定——而得到解决?但或许我能回答我自己的问题,因为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是有一点道理的——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史教会了我们如何作出哪怕是二加二等于五的决议。

    最后,我要回到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提出的疑问。我将承认你的“进化的逻辑”,从量变质变到对立统一,从最远的星星一直到你笔下辩证的农妇煮汤和狐狸吃肉。那么现在,托洛茨基同志,求求你向我们所有人解释一下:从所有这些东西或其中的一些东西之中,究竟是怎么样得出我们正在进行中的政治争论的答案的?这可是一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中关于我们运动的战略导向的争论啊。你在回答这个问题上的无能——而且你也不会有能力回答——证明了你引入辩证法是一种逃避,一个为那些粗心的人设下的甜蜜陷阱。

    什么是基本问题?

    一个长期流行的幻觉认为,“基本问题”是关于上帝、自由、不朽、宇宙、实在、神创一类“大词”的。教会一直渴望能维持这个幻觉,这些虚假的问题在科学的领域之外,因此就能够被称为是教会的专属领地,只有教会才能回答这些人类的基本问题。托洛茨基同志,从你攻击反对派“忽略了基本问题”之中,我得出的判断是,你也是这个幻觉的牺牲品。

    既然你和坎农像哈德曼、奥勒尔、穆斯特和杰克·阿尔特曼一样,都认为我是一名教书匠,那么我就要利用这个自由来稍稍谈一下我的从教经验。很多来到我的哲学导论课程中的学生都曾经模糊地听说哲学是处理“基本问题”的;而他们选这门课的目的就是希望听到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让他们感到惊讶且沮丧的是,他们发现自己的注意力被转向了一组相当不同的主题:他们学着去对他们的信念保持批判性,以及如何去验证这些信念;他们知道了有意义的陈述和废话之间的区别;他们学习如何去澄清问题和如何去回答问题——当问题可以被回答的时候;他们知道了科学是如何发展的,以及科学事业意味着什么,什么是一个假设,假设是如何被证明或推翻的;他们知道了大量的“基本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问题,而只是情感的需要——以及围绕着这些词汇的强烈感情是如何长期被教士、哲学家和暴君所利用来达到愚民和反动的目的。一些学生很讨厌他们所学的这些,觉得从他们对于这门课程的期望来说是被欺骗了(他们期望的实际上只是对于他们受伤和迷失方向的感情给予语言上的安慰),而不再选第二学期的课。但另外的学生,而且我认为是学生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意识到他们是在从一片迷雾中达到阳光,而且他们找到了新的自信,就像那些从酒醉中清醒过来的人一样。

    并没有“普遍的”基本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在每一个系统化的知识领域里,都有一些特定的原则从那个领域的观点看来是基本的:要么是在逻辑意义上,即基础公理、前提假设和那个领域的逻辑结构所依据的一般原理;要么是在工具意义上,即那个领域所服务的引导性目标或目的。但就我们可能提到的每一个领域而言,都有着不同的“基本问题”。

    与我们当前辩论相关的唯一的基本问题是政治的基本问题——我们大概不是作为一群数学家或一个艺术学派而组合起来的。政治的基本问题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核心目标,以及被认为是实现目标所必要的一些最重要的手段。这还不明显吗?为了继续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成员,第四国际中的我们必须赞同我们的核心目标,即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必须赞同我们认为是实现目标所必要的最重要的手段: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社会、党的建设等等。什么手段是“重要的”,我们必须在多大程度上赞同这些手段?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预先回答。只有经验才能告诉我们,而且所要求的赞同的限度可能随着时间而变化。经验已经表明,人们如果在诸如这次关于革命道路和议会道路的争论中所涉及的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的问题上有不同观点,就不能在这同一个政党中待很长时间;与此类似,经验还表明,当他们在诸如一个工党的问题上有不同观点时,他们还是能够在同一个组织中继续待下去。

    我们的基本纲领(而且这个分析对任何政党都适用)确切地说就是关于我们的核心目标以及被认为是实现目标所必要的一些最重要的手段的陈述。举例来说,正是这一纲领实际上决定着成员的资格并且指导着我们的活动。此外,为了满足每一天或甚至每一年的实际活动的要求,基本纲领由一些被认为是更不重要或更临时性的手段(如工党、新政等)的引导性陈述所补充。这些尽管也是党的指导原则,具有约束性,但并不必得到所有成员的赞同,也不必构成成员资格的条件。

    但应该怎么对待马克思的社会学(国家理论)和辩证法呢?因为正是基于声称伯纳姆拒绝了前者及伯纳姆所承认的对后者的拒绝,你才谴责反对派“漠视了基本问题”。

    首先,说我或任何其他的反对派成员拒绝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完全搞错了。我们只是不同意你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解释和运用,但我们所有人都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出发进行分析。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绝对正确的解释权交给单独一个人的?反对派的所有人都不同意你运用这个理论对俄国在当前战争中角色的解释;我们中的一些人(例如,卡特和我自己)更是认为这个理论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上的运用需要得到澄清。但我们中没有人否认这个理论(尽管很自然地,在我这里,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假说,而不是神启的教条)。除了我对于这个理论的坚持之外,你认为还有什么能让我把我的专栏命名为“他们的政府”——一个早在我加入第四国际的运动之前就已经选择的名字?

    然而,国家理论不是政治的“基本问题”,就我已经解释的那种意义上来说。如果它是根本性的,那也是在另一层面上的:已经很清楚地证明了,从任何其他的假说出发,我们都不能前后一致地达到那些写入我们基本纲领的许多条目中的结论(拒绝走议会道路、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而所有其他的国家理论都会导向不同的(并且错误的)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的结论。这样,接受我们的基本纲领似乎就会在逻辑上导致接受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尽管这可能不是对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是清楚的。但是,就政治来说,纲领以及它所带来的经验性后果才是国家理论的根本,而不是国家理论是纲领的根本。

    但说辩证法(即使辩证法不是科学上无意义的——但实际上它是)是政治中的基本问题却是毫无道理的。对于政治来说,关于辩证法的观点并不比关于非欧几何或相对论物理学的观点更加根本。通过声称辩证法是政治中的根本,你从你这边、伊斯特曼从他那边,都类似地陷入了同一个庸俗且有破坏性的幻觉,我在这章的开头已经指出了这个幻觉。

    你错了,托洛茨基同志。反对派非常关心基本问题,但只是政治的基本问题。我们政治的基本问题大致被表述在了第四国际和党的纲领中。我们提议修订那个纲领的一个条款,就像我们以前曾经修订过其他条款那样;但我们提议从纲领中最基础和根本性的条目的观点开始去修订:世界社会主义的核心目标和我们共同认为实现那个目标所必要的关键手段。

    托洛茨基同志,你吸收了太多的黑格尔,他那个僵化的、极权主义的观点认为有一个封闭的宇宙,其中每个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联,单单一粒微尘的毁灭就意味着整体的消亡。我反对哲学中的极权主义,就像反对国家或党派中的极权主义一样。

    说我们拒绝马克思的社会学是错误的;说我由于拒绝辩证法而忽视基本问题也是错误的。当你试图支撑你在“基本问题”上摇摇欲坠的基础时,更是错上加错:你编造故事说反对派在关于当前战争的事件上采取了一个前后矛盾的立场,这个立场随着过去事件的每一个变化而变化,你还说“芬兰的任务”与“我们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是有分歧的等等。并不是我们,而是你们,托洛茨基同志,尤其是坎农,才是自从这场战争开始以来把整个党以及我们出版物的读者搞糊涂的人。而你本人,则有一连串让人困惑不解的立场转变,这只能显出你的理论在面对事件时的无助。读了那期《呼吁》的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在我们这边,从这场战争开始后不久,我们就清楚地看到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以及俄国在其中的角色,而且一贯从同一个战略导向出发来分析事件。这个我们称之为第三阵营的战略是基于我们的根本目标的。我们没有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及芬兰之间做出原则性区分;但你和坎农派、戈德曼派的人却是这么区分的,从而一周接一周地发出自相矛盾的分析和指令。你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你们的核心战略导向——保卫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和它的军队——现在已经与我们运动的根本目标发生了直接冲突,而你们则在尝试做不可能做到的事:同时兼顾这两者。

    你对“基本问题”的呼吁和你关于辩证法的文章性质是完全相同的:把注意力从危急的政治议题转移出去的障眼法。

    科学的无名性

    托洛茨基同志,你对我所坚持的科学的中立性、无名性大加嘲弄。你觉得最滑稽的是我们的意见书提倡“勇敢的、随机应变的、批判和实验的政治——一句话,科学的政治”。你评论道,“带着这个公式便能够进入任何民主的大雅之堂了。”在这一点上,我不想有任何的误解,也不想给误解留下任何空间。

    你觉得这些形容词是“矫饰和故作深奥的”。它们到底矫饰和故作深奥在哪里呢,托洛茨基同志?这只是些每个小孩都认识的词。

    这些词是否描述了科学,托洛茨基同志?而且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一部分,它们是否也描述了马克思主义?你是觉得少了“马克思主义”这句神奇的咒语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号召在哪些方面澄清了这场争论?这场争论的主题是,在目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何种政治。而对我来说,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味着“科学的政治”;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会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政治。

    但是,这里隐藏着的东西可能比我们已经揭示出来的更多。

    你所理解的科学,以及这种科学所表明的真理是不是有一个名字,叫做 “无产阶级”科学和“无产阶级”真理——阶级科学和阶级真理?

    如果我说的没错——而且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能理解你的嘲笑——那么在我们之间确实有一道鸿沟。

    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我所支持的科学和真理都是匿名的、无名的。它们不是被某个人、某个团体或某个阶级所独占的,而是一项人类共同的财产;在它们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科学所揭示的真理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对摩根和坎农、对罗斯福和布罗德是一样的。自然地,人们的个人心理和社会利益(很明显,这包括他们的阶级利益)可能对他们发现或承认这些真理构成障碍,甚至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这些真理本身只是基于证据,而证据则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你站在一个错误的立场上,托洛茨基同志。“阶级真理”的理论是柏拉图哲学王的道路,是先知、教皇和斯大林们的道路。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只有被选定的人才能知道真理。这与社会主义、与一个真正人性的社会是背道而驰的。

    你对我们运动中的年轻同志提出了许多警告。让我在这个清单上增加一条严厉的警告:小心啊,同志们,当任何人或任何理论告诉你们有一个人或一群人独占了真理或得到真理的方法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啊。

    “我不抽烟……”

    “通过反对派一切摇摆和震动,有两个一般的特点(虽则它们是互相矛盾的)像一根引线一样从理论的绝顶贯通至极琐屑的政治插话……第二个一般的特点与第一个密切相连,这个特点就是拒绝积极参加的倾向,自绝于世的,回避主义的倾向,自然喽,这些倾向都是掩藏在极端激进的词句之下的……”

    又是一阵文辞的狂风,笼统的风格在这里反复被一句妙趣机智的短语所支持:“谢谢你,我不抽烟。”

    不加怀疑的人可能从这段话排山倒海的语气里觉得这里至少有一个真正的观点被树立起来的,会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展现在我们面前来证实这种文辞。但分析的显微镜能够揭露出:只有两个事例被拿来作展示,而没有更多的了;这两件事是被单独挑出来的,而且和其他几百件构成了反对派成员作为个人或作为一个群体的政治路线的事情完全无关。反对派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是“回避主义”的,这是因为:(1)伯纳姆反对托洛茨基出席戴士委员会〔译注: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2)反对派在芬兰-俄国的冲突上对双方都持反对态度。即使这两个特定的指责都被证实了,当它们和那个大得没边的总体结论相比较时,我只能借用哈尔王子看到福斯塔夫的账单中大量的葡萄酒和一丁点面包时的话:“啊,该死!只有半便士的面包,却要灌下这许多的酒!”〔译注:莎士比亚剧作《亨利四世》上篇第二幕结尾处情节〕

    但还是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两个事例。

    没有一点理由可以认为戴士问题和两个争斗的派系中任何一个的总体政治纲领有关。再一次地,你从一个极权主义的观念出发,即把所有事物和所有事物联系起来,而且用的是铁一般的纽带。全国委员会反对派的成员在这个议题上有分歧;在我们的成员中,人们表达出来的态度跨越了派系界限,分布在两个方向上。在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眼中,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一定是很正常的,而且——如果假设有一个明显的正确意见的话——错误也只是被简单地理解为错误。

    但我很惊讶地看到,托洛茨基同志,你居然这么不明智,以至于把当前背景下这个短暂的痛苦时期拔高为一个否定全体反对派的论点!

    你的推理方式很令人好奇。在保持革命原则的同时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作为一个言论平台,这不是一个辩题,而且在我们的成员中也从来没有引起争论。但你从这里进一步推论说接受戴士的邀请是正确的;而且,不管结果如何,这个决定都是正确的,而对它的反对都是违背了革命性政治的证明。你在这里的推理非常类似于你在关于辩证法和国家理论的关系上所运用的那种。

    但我们的原则并不认为努力利用每一个资产阶级的议会机构总是正确的。那会是一个彻底荒谬的解读。我们在原则上并不排除这样的行为,例如我们走上法庭去反对一个工人阶级的对手;但我们在运用这个原则性的许可上却是非常谨慎的:我们会参加议会,但绝不是什么样的议会都参加。有时我们会抵制一个议会,你对此一定是记得的。这个原则只是让这个问题继续保持开放;具体的决定总是基于对具体形势与我们的政治目的有何关联、以及对什么战术在给定的条件下能最好地服务于这些目标的估计。

    当党的委员会接到戴士委员会的邀请时,问题就是去估计一下,相比于我们的目标,这会产生什么结果;这里没有关于原则的问题。伯恩同志和我作了一个估计;党的委员会中的其他人和你,则作了另一个估计。

    谁是对的呢?人们在当时是不可能很确定的——这部分只是一种猜测。但在我看来,现在人们能够确定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作出判断所需的实际结果。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实际上非常想要(就像我在纽约的会员大会上说的)被证明是错的。但不幸的是,伯恩和我被证明是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还更正确。

    事实是,戴士不费吹灰之力就赢了。对于任何一个观察实际事件而不是抽象教条的人来说,这都是很明显的。

    实际结果是:

    首先,我们被迫向我们的成员和同情者说了一个卑劣的谎言。这个谎言以《呼吁》上的一篇回应扎克的社论的形式出现,假装我们已经因为种种原因而改变了对于戴士委员会的观点,而事实上这只是因为托洛茨基被要求去作证。

    进一步的后果是,通过与那个邀请以及其后的退出有关的宣传,我们实际上把这个委员会及其目的,把那些曾经现身在这个委员会的叛徒给部分地洗白了;你可能会说,我们使这个委员会在激进工人的眼里变得合法化了(不是在民主党人眼里,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就很满意这个委员会了)。而且我们也在自己的宣传中显出了一副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者的做派 。

    假使你真的出现在了委员会上,这可能也会被你的证词所抵消——然而,在仔细看了委员会的议程以及它的传播程度之后,我依然保持怀疑。但你不这么看。你真的认为你在《呼吁》上的声明和这份声明的区区几千个读者能够补偿所有的损失?

    (你在这里的推理方式和对胡克、伊斯特曼的邀请有关的问题上采取的方式是一样的,参见我们的文章《退缩的知识分子》的结尾部分。沙赫特曼和我有充分的智慧去理解我们的对手中没人会有勇气去接受邀请——我们在这之前就已经仔细讨论了问题。当你读这份邀请的时候,你由于错看了我们正在对付的那些人,于是突然迸发出一阵恐慌,并且惊慌失措地写道我们正在把杂志的领导权交给民主党人。经验证明了我们是对的,而你却搞错了。而现在你竟敢指责我们缺乏政治头脑!)

    至于你指责的回避主义的第二个具体表现——我们对当前战争的政策。你说我们“退出了斗争”,“不参预这种下流勾当”。在这里,你的文辞和你的内容同等地背叛了你,托洛茨基同志。你在戴士委员会事情上的推理是一种我此前很少碰到过的特殊类型;但你在这第二件事上的推理则是从一个非常有名的类型上得来的。当用来攻击那些第三阵营的支持者时,这是一种没完没了的指责,指责前者是反动派。我们在1914年到1918年间的文章里发现了多少次这样的指责啊!而今天它又一次遍地开花了 。在这个国家,《新领袖》算得上技艺高超的模仿者,并且我尤其推荐查尔斯·耶鲁·哈里森的专栏,那是一个精心操纵的绝佳典范。哈里森极其猛烈地抨击“和平主义者”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以及所有其他的“空想家”——你可能就是从他那里借用那些词汇的。他喊道:现在你必须要选择立场了!不能再躲在你的象牙塔里了!确实,他采取了曼海姆的立场而你则采取了斯大林的立场。但你们两人在躲到工人视线之外的努力上却联合一致,而工人则是值得社会主义者忠诚的唯一一方:这正是第三阵营的立场所在。不,托洛茨基同志,我们并没有退出斗争,也没有提倡退出。但我们很关心我们将和谁一起斗争,以及为了什么而斗争。我们不会和格柏乌一起战斗去拯救克里姆林宫的反革命。

    对那两条为了支撑你华而不实的回避主义指责而编造出来的“证据”,就说到这里。

    但拿这样一个指责来攻击当前的反对派、尤其是我,则是——尚且不说你举的这两个事例——用最温和的话来说,是荒唐的。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在党的所有领导成员中,回避主义的指责对我是最不适用的。实际上,我在党内是因为努力找办法去参加几乎任何能在政治领域露面的事情而臭名远扬的:从勒德洛(Ludlow)修正案到各种选举活动;从“火腿和鸡蛋”活动到各个劳工党派;从各种会议到反纳粹示威。如果有什么指责能够真正来反对我的话,那就——这确实有一定的正当理由——恰恰是回避主义的反面。不像坎农和柯克兰,我不是那种能够夸口说自己从来不犯政治错误的人。但我的错误不是回避主义的错误。即使是我在过去一年中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在汽车业的政策上,也是坚持我们必须参加其中的一个大会(马丁的那个),而反对最初的柯克兰-克拉克政策,这一政策要求抵制两个大会。

    况且,我在这个方面也不是反对派领导成员中的例外,而是其典型代表。在过去的几年里,所有要求积极参与到各种行动中去、并反对坎农-戈德曼-勒威特的消极、否定道路的提议实际上都是来自反对派。这一区别大多已经写进了党的档案。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YPSL,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的领导人的档案在这方面最有启发性。这个回避主义的指责,就像你的其他指责一样,只是你用丰富的想象力从你自己的错误理论中创造出来的噩梦的产物,而与现实无关。

    对证据的裁定:命题5,如同命题3、C、II、III、IV……:未经证明,而且是错误的 。

    主要问题是什么?

    在我们党和第四国际成员中造成分裂的主要问题不是辩证法、社会学和逻辑。用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是一种逃避或欺骗。我关于这些写了这么多,其实也是很不耐烦和不情愿的。

    当前争论中主导性的、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涉及到整个第四国际,另一个仅与社会主义工人党有关。

    第一个是核心的政治问题。这已经被事件的进程和这场讨论所澄清和简化了。它所关注的是第四国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前阶段下的战略导向问题。这个问题是每一个党员都能清楚理解的,没有任何来自黑格尔和辩证的狐狸的混淆。

    每个积极而严肃的政治组织的实际政治活动通常都是由被称为战略焦点的东西所支配的,鼓动和行动的主要部分都围绕着这一轴心进行。例如,人民阵线针对斯大林主义运动在数年内构建了这样一个焦点、一个轴心:共产国际的鼓动、行动、提议、分析和它的支部就围绕着这一战略核心。对我们的运动来说,在好几年里,倾向于第二国际的定位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焦点。

    今天,在第四国际中有两个倾向。这一分歧是因为存在着两个极为不同的战略导向、两个支配我们实际政治活动的枢轴。

    托洛茨基-坎农提出了保卫斯大林主义官僚制的战略,因为那是更小的恶。托洛茨基-坎农关于他们的政策说了些什么是无关紧要的,这是实际行动的问题。这个焦点支配了他们的具体提议、他们的鼓动、他们对事件的解读、他们的预测(并不总是如此,也并不前后一致,但总体上来说,这已经足够决定实践的方向了)、他们鼓动的力量(例如在《呼吁》中)等等。让任何一个党员在他心中回想一下过去几个月的事件,让他读读党的刊物和内部文件、回想一下演讲和委员会上的提议,他自己就会看到对这个隐含的战略导向的理解是如何提供一个清楚的模式来使各种事件变得明白易懂的。

    反对派,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上的(因为这场争论当然已经传播到我们党以外了,这也是应该的),则提出了第三阵营的战略。任何一个党员只要类似地回顾一下反对派在这一时期的行动,他们的提议、演讲和文章,他们对于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解读,他们的重点和强调,自己就会类似地看到对这个相反的战略导向的理解是如何提供一个适当的模式和引导的。

    这个在战略导向上的冲突是核心的政治问题,没有别的。一旦这个关键被领会了,做出一个决定对于党和第四国际的成员来说就不难了。托洛茨基-坎农在论战中的言论有百分之九十五能够按照它们的真实内容被估价:无关紧要、消极逃避、掩人耳目。当前派系斗争的最大特点不是在所争论的问题上的困难——这个问题不同寻常地简单和直接,而是在理解什么才是问题上的困难。这个困难是由托洛茨基-坎农导致的,他们站在一个毫无希望的立场上,自己没有可以站得住脚的优势,于是就被迫用他们所有的派系能量去试图阻止党员们看到什么才是问题。

    第二个核心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体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在《战争与官僚保守主义》这份文件中详细说明了。对这份文件还没有人做出回应;而且可以预见,未来也不会有任何严肃的回应。

    这些就是问题。我们运动的发展方向有赖于对它们的回答。

    道德准则和论战

    托洛茨基同志,在你介入当前争论的过程中,你已经造成了如此严重地不利于第四国际的损害,对我来说,我相信第四国际无法从中存活。我是有意强调说你的损害是“不利于第四国际”的;从反对派的更狭隘的派系利益角度看,这些打击并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反对派的人员增加了,而且他们的决心由于这些打击的缘故而增强了,只有坎农的追随者才惊慌失措。

    你造成这些损害既是直接地、以你自己的名义,也是间接地、通过把你显赫的名字给坎农腐朽的小集团当做一个幌子。

    你选择去维护一个错误的理论和一项错误的政策;而且为一个由不入流的官僚组成的玩世不恭的小集团充当法官。没有人能够既选择这条道路又希望去避免它的后果;如你最近的文章和信件所证实的那样,这些后果正在一步步地把你淹没。

    事实只会摧毁一个错误的理论;因此你被迫去逃避事实,并且把它隐藏起来。

    逃避事实指的是:你有计划地不去着手处理实际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由反对派提出来的,更是由战争的现实提出来的。你不择手段地把辩证法拖进来作为论战手段。你没完没了地讨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除了我们党正在面临的实际问题之外。

    隐藏事实指的是:你避而不谈甚至连斯大林主义者、孟什维克、宗派主义者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也公开宣称信奉辩证法。你从来没有就已经成为斯大林的省份的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主权关系说过一个字。你未能就坎农对于战争的政策中的变化和矛盾说过一个字,就如表现在自从波兰事件以来的委员会投票和《呼吁》的文章中的那样。你在反对派提起的针对坎农小集团的具体指控上保持非常圆滑的沉默。

    在这场斗争的最初开始时,你没有做出一点点努力去弄清反对派的立场;在每一个阶段,你也没有作出任何努力去验证坎农和他的追随者转交给你的任何一份报告。在你的文件里你一次也没有尝试去公平地陈述反对派的立场,而是一成不变地给出一个精心歪曲的解释——相反,我们总是最小心翼翼地努力表明你的确切立场(恰恰是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全体成员真正受到教育)。类似地,在更广的范围内,你歪曲了战争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在俄国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学、哲学上给我强加了一个立场,而这个立场却和我实际持有的立场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而这点你也是很明白的。在你的公开信中,你严重地歪曲了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关系的历史,以符合你当下论战的目的。

    这些歪曲也以它们自己的形象繁育了后代。在你的文章《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中,你在芬兰发现了一场根本不存在的内战。然后,在以后的文章中,你试图爬出你自己挖的大坑,办法是通过否认你曾说过你已经说过的话,通过给它另一个含义,这个含义与包含在你的第一个声明中清楚的词句中的含义不同。你给“阿伯恩集团”在共产党里发明了一个起源,而且即使现在这已经被无可争议地否决了,你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抛弃这个发明。你写到了反对派在芬兰问题上的决议,“至于怎样‘计及’这三种情形(在芬兰和俄国),这个决议案一点暗示也没有”,但决议紧接下去就概述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你对一个错误理论的辩护驱使你离开了真理;你对一个官僚小集团的辩护迫使你采用这样一个小集团的方法。在我们运动的历史上,比起在那封署名为“罗克”(在“报刊界”)的信中把反对派清清楚楚地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脚注,何时有过更臭名昭著、更无缘无故的诽谤?比起你对阿伯恩(他可是把整个一生献给了这个运动)的嘲笑,其根据只是在坎农小集团的流言蜚语中错误地归于他的一句话,哪里还记载过更不忠诚的嘲笑?

    你的罪过甚至比你理解的更严重,托洛茨基同志。你用刻薄的态度两次讥笑沙赫特曼想要在“布朗克斯区”〔译注:纽约市最北端的一个区〕“进行革命”。在这里,你不只是表现出一种指向反对大城市的常见的反动的地方主义。你知道“布朗克斯区”在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更深的含义吗,托洛茨基同志?你知道对几乎每一个美国人来说这都不仅意味着是一个纽约人,而且是一个犹太人吗?你是不是天真到认为我们的党——是的,甚至是我们的党——是对来自这样一种联系的影响完全免疫的呢?你现在使用的武器有一个令人害怕的特性,那就是容易走火。

    你把流言蜚语和传播丑闻的做法归到了反对派身上。这不过是从你漫不经心的理论中所做的另一个“推论”而已,你的理论是:反对派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喜欢搞流言蜚语;所以反对派就散播流言。现在我不会假意地说在一场长期的派系争吵中有哪一边能完全避免一定数量的个人流言;说长道短似乎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人类特性。然而,说反对派利用流言蜚语作为一种方法就完全错了,就像你说的其他那么多没有任何证据的话一样。不是反对派,而是坎农小集团运用流言蜚语,把它当作一个工具、一个在斗争中的手段,以及更有甚者,当作一个首要的手段。一段时间以来,甚至在当前的派系斗争开始以前,这个小集团就通过传播最卑鄙的个人流言来有计划地败坏它的追随者的品性。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了他们的看家本领。

    我发现极有启发性的是,你的那封公开信是围绕着三条小道消息的——自然,所有都是未经验证的流言——这三条流言分别指向我本人、阿伯恩和沙赫特曼。这就像是一些症状。事实是:你的《公开信》尽管有着虚伪做作的推理和华而不实的文辞,实际上只是坎农小集团的阴沟式流言的一个典型、一次极精致的演绎。把你《公开信》中所有无关紧要的东西除去之后,这封信可以归结为:沙赫特曼是一个小丑般的、肤浅的布朗克斯区知识分子;阿伯恩是一个狡猾、奸诈的阴谋家;伯纳姆则是一个教授。你在这些主题上进行“辩证的”歪曲,坎农的攀附者们则提供了多汁的馅料来把它们做成一道如此美味的傍晚咖啡的配菜。

    这些无休止的指责是从何而来的呢:“学院派”、“学校长凳”、“教授”、“书呆子”、“民主沙龙”……?我以前经常碰到这种东西,托洛茨基同志,那是在政治斗争中;而且毫无例外的是,这都标志着反动。

    请别试图告诉我坎农小集团的流言蜚语甚至是以某种扭曲的形式代表了“无产阶级普通党员”的一种“健康的”和“进步的”反应。对于这些流言的发起人,以及他们离成为“健康的无产者”有多遥远,我们再清楚不过了。我承认,无产阶级在不信任小资产阶级上做得很好,其中就包括知识分子和教授。当这是一个关于人事、关于组织的领导人选的问题时,尤其是这样。但这一点也没有减少像你这样的狡猾地诉诸于这种情绪来作为你攻击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论点、我们的政策的核心焦点的行为的反动性质。在实际斗争的背景下,这种诉诸反大城市、反知识分子偏见的论调只会有反动的效果;它们迎合了落后的地方主义,以及敌视理论、甚至是敌视政治的偏见。而且这些效果在当前这场争吵结束之后仍然会感觉得到。是的,它们会在几个月甚至几年里折磨着你,那时,坎农势力当中已经在发生的政治解体就会达到成熟。或许甚至连你也会被人发现是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大城市人,托洛茨基同志。

    坎农小集团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尤其是它那些口才很好的发言人——已经深深地陷入玩世不恭的泥潭中,除了争夺选票之外就没有别的观点了。这种态度在接受这一原则时表露无遗:“怎么都行!”他们的行动符合这一原则。谎言、诽谤、流言、告发、自相矛盾、野蛮行径、假装愤慨、就像有个演员在掌握开关似的时有时无的花言巧语……怎么都行!我很担忧地观察着这些表现,比如在纽约市的大会上。这不单单是败坏了坎农小集团的成员本身。许多同志在纽约市大会的过程中跑来对我说他们“在派系争吵中确实在学习很多有关政治的东西”;唉,坎农、柯克兰、勒威特和戈登教给他们的经验是“怎么都行”的经验,你对此则听之任之。

    你尝试着用两种手段来消除所有针对你“方法”的批评:你说所有提到方法的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在政治原则的战场上失败了。你说任何反对的人都是从上帝或康德式绝对命令或“小资产阶级道德准则中没完没了的行为规范”的角度出发来反对的。这有时是对的。但我不打算出于害怕被称为一个小资产阶级而对你现在所使用的方法表示沉默。我的道德规范不是从宗教或康德那里得来的,而且我们已经用论点和证据来驳斥了你当前的政治政策,我想你应该不至于连这些都要反对,希望我们之间的争论可以就此画上句号。

    是的,我既从道德也从政治上去判断一场政治斗争。社会主义是一个道德理想,善于反思的人们会通过一个道德行为来慎重地选择它。冰冷而清醒的科学分析说服我相信这个理想决定了需要有一个适当的道德准则来支配那为了它而进行的斗争。就如我们说当黑人被奴役时白人不可能是自由的。同样,一群依赖谎言、背叛和诽谤行事的人,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基于真理、自由和精诚合作的社会秩序的。有一个错误的政治政策是危险的,但这未必是致命的:因为政策是可以被改变的,如果一种批判性的、民主的和忠诚的风气占了上风,当经验使改变的需要变得明确时,政策就会被改变。但如果行动的最初起源被污染了,这就会是灾难性的。

    你结束你的信时用了一种奇怪的语调,托洛茨基同志。

    “假如,”你对我说,“我们和你能够根据上述的原则得到一致的意见,那么,我们对波兰、芬兰,甚至对印度,就不难找到一个正确的政策。同时,我立誓帮助你进行反对任何官僚主义及保守主义的表现的斗争……”

    在过去这几个月的事件面前,你应该能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誓言对我来说没什么分量。至于在原则问题上的一致意见:对我来说,这种一致要成为可能,只有一条路——当我确信我的原则是错的,而其他人是对的。而那些隐喻,即便是莎翁的妙笔写就,也不足以让我信服。

    1940年2月1日

    译自《保卫马克思主义》(In Defence of Marxism, 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