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法雷尔·多布斯的三封信

I

1940年3月4日

　　亲爱的多布斯同志：

我在这里自然难以密切关注反对派的激烈政治演变。不过，他们的表现，越来越让人们觉得他们在急着自毁退路，这点我是认同的。伯纳姆的文章《科学与风格》本身并不出乎意料。但沙赫特曼，阿伯恩及他人对这篇文章的默许是最令人失望的征兆，这不仅是从政治和理论方面来说是这样，而且从他们对党的团结的真正想法来说更是如此。

目前我在这里可以判断，他们想以党的团结为名制造分裂。沙赫特曼发掘出了，或者不如说是发明出了“历史先例”。他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反对派拥有自己的出版物诸如此类的话。他只是忘记了党在那时拥有几十万的成员，讨论的任务可以传达到这几十万成员那里，并说服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讨论是很难限定在内部小圈子里的。另一方面，最终的决定权在于数十万的工人，而非两个小团体，这减小了党的刊物与反对派的刊物共存的危险。美国党人数相对较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党内的讨论已经极其充分了。双方界线似乎足够稳固，至少在下一个阶段是这样的。反对派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拥有自己的公开报纸或杂志，目的不在于说服党，而是提请外部世界对党作出判决。

像社工党这样的革命宣传组织的一致性和凝聚力不可能比群众党更大。这种情况下，有两个独立的组织向外部世界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纲领，不同的口号以及不同的组织原则，掩盖了这种状况的“团结”完全是虚假的，第四国际不应该、也不可能承认这种虚假的“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的分裂要比这种虚假的团结可取一千倍。

反对派还举出了这样的事实：在某些时候，在一些国家里，我们曾同时拥有过两个平行组织。但这种特例仅在两种情况下能得到暂时的接受：两个组织或其中之一的政治面貌尚未十分清楚，第四国际尚需时间来加以分析判断；或是在双方的具体分歧极其有限、但又十分尖锐（比如要不要打入法国工农社会党等问题）的情况下，可以接受两者并存的局面。美国的情况则与之截然不同。我们曾有一个具有严肃传统的团结的党，而现在有了两个组织，其中一个组织，因其社会成分、以及外界压力的影响下，在近几个月里，同我们的理论、纲领、政策以及组织方式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如果他们同意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和你们共事，你们可以期望通过共同的实践来说服、争取他们当中最优秀的成员。（他们也有同样的权利期望说服你们）但是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的出版物的独立组织来说，他们只能朝着伯纳姆的方向演化。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第四国际绝不能给他们丝毫把柄，让他们在工人面前为自己不可避免的堕落做伪装。与之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第四国际应该迫使反对派将他们的经验与我们彻底划清界限，我们不仅要保卫我们的旗帜，而且还要公开向群众发出最强烈的警告。

这就是为什么大会不仅有权且有责任提出尖锐而明确的二者择一的原因：要么选择遵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真正统一（同时给予党内少数派严肃而重大的保证）要么就选择在工人阶级的讲坛面前进行公开、明确、坦率的分裂^[1]。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W. RORK [列昂·托洛茨基]

附：我刚刚收到克利夫兰大会关于党的团结的决议。我的感觉是：少数派的普通成员不想分裂。少数派的领导对理论不感兴趣，而只对纯粹的新闻活动感兴趣。在关于党的决议的名义下，少数派的领导怀着使他们的追随者参与分裂的动机提出了分裂党的决议。决议说：“布尔什维克党的少数派在一战之前和战争期间”都拥有自己的公开政治杂志。哪个少数派？什么时候？哪家杂志？这些领导为了掩盖自己的分裂企图，把追随者带上了歧路。

少数派的领袖的全部希望都在于他们的写作能力。他们彼此保证他们的报纸肯定会比多数派的优秀。俄国的孟什维克派，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派别，拥有较多的知识分子和出色的记者，他们也总是抱着这样的期望。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要创建革命党，光有一支生花的妙笔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科学的纲领、一致的政治思想和坚定的组织原则。而反对派则反对这一切，它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我为什么完全同意你的原因：如果他们想要将伯纳姆的理论、沙赫特曼的政策和阿伯恩的组织方式提交给外界舆论来加以评判的话，他们应该用自己的名义，不要由党或第四国际来承担责任。

W. R

II

1940年4月4日

　　亲爱的多布斯同志：

你收到这封信时，大会已在进行中。分裂是否不可避免，对此你们或许有了明晰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伯纳姆的问题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但是在少数派作出让步的情况下，我允许自己坚持先前的主张。为全国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进行保密是非常重要的大事，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大事，在现况下甚至不算最重要的。大约40%的党员相信阿伯恩是最优秀的组织者。如果他们留在党内，你们就不得不给阿伯恩机会，让他来表现出自己在组织问题上的长处，或是让他自己妥协。新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会的第一个决议应宣布，除了全体委员会或它的正式机构（政治委员会或书记处）之外，无人有权泄露全国委员会的内情。接下来书记处应制定具体的保密规则。如果做了这一切准备，还是发生了泄密的话，就应该进行正式调查，如果是阿伯恩的过失，就应该对他进行公开警告；再有其他过错，就应把他开除出书记处。这样的程序，尽管有暂时的不利，但终究比将阿伯恩，这位纽约的组织者冷落于书记处之外，即脱离书记处的实际控制更为有利。

我完全明白你们对目前的书记处感到满意。如果分裂发生的话，它或许是人们所想到的最好的书记处。但如果团结得以维持的话，你们就不能只让多数派代表组成书记处。也许你们应该组成一个五人书记处——多数派三人，少数派两人。

如果反对派犹豫不决，最好用非正式的渠道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仅愿意在政治委员会中，而且愿意在编辑委员会内保留沙赫特曼的成员资格，；我们甚至愿意将阿伯恩选入书记处；诸如此类的其他办法我们也愿意考虑；我们唯一不能接受的，是少数派转变为独立的政治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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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到了勒布伦^[2]于国际执委会的文章。多么独特的一个人！他们认为，此时在资本主义垂死挣扎的时期，在战争及即将到来的地下活动的形势下，应抛弃布尔什维克的集中主义，拥护无条件的民主。何等的颠三倒四！但他们的民主纯粹是个人意义上的：我想干嘛就干嘛，别管我。勒布伦和约翰逊，是作为特定组织的代表，按照特定的原则被选入国际执委会的。他们都抛弃了原则，完全不顾自己的组织。这些“民主主义者”扮演了放浪不羁的自由作家的角色。如果我们能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话，他们肯定会遭到最严厉的指责，被开除出国际。他们自己也不怀疑这一点。与此同时，他们还以为自己是不可免职的古罗马元老院议员——这还是以民主的名义呢！

就像法国人说的那样，战争时期，我们必须采取战时手段。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使第四国际的领导班子适应我们各个的真实力量关系。这要比自我标榜的不可免职的元老院议员更为民主。

如果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的话，你们可以引用这几行文字，作为我对勒布伦文件的答复。

III

1940年4月16日

　　亲爱的多布斯同志：

我们也收到了你和乔的关于大会的来信。据我们在这里判断，你们尽了一切努力来维持党的团结。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派仍要付诸分裂的话，这只能让每个工人看见他们是何等地偏离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则、对党的无产阶级多数派怀着何等的敌意。我们有更多的消息时，会对你们决定的详情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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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注意另一篇文章，即格兰德就符号逻辑问题——伯特兰·罗素等人的逻辑——写的那篇反对伯纳姆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笔调非常尖锐，如果反对派还留在党内，伯纳姆还留在《新国际》的编辑部里的话，或许应该把这篇文章改得“友善”一点。但对符号逻辑的描述是非常严肃有益的，在我看来，对美国读者特别有用。

韦伯同志也在他的文章的重要部分当中写到了同一个话题。我的意见是他应该将他这部分的内容扩充为独立的文章，仔细阐述这个话题，投给《新国际》。我们现在应认真、有条不紊地继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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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姆的小册子^[3]非常优秀。这是真正的工人领袖的作品。哪怕这次讨论除了这篇文章之外，什么都没产生的话，那也是值得的。

向你们所有人致以最友好的问候！

注释：

^[1] 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很久之前就应该提出这样的二者择一，但不幸的是，执委会并不存在。—— 列·托

^[2] 勒布伦（Lebrun），本名马里奥·佩德洛萨（Mario Pedrosa，1900—1981），巴西政治活动家，文艺评论家，曾参加巴西共产党，1929年因倾向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出党，此后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曾代表拉丁美洲的托派组织参加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并入选国际执委会。——校对者注

^[3] 这里指的是坎农的《为争取成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a Proletarian Party）。——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