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全国委员会多数派的四封信
I
科约阿坎D.F.
1939年12月26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起先倾向于支持在《社会主义呼声》和《新国际》上传播讨论，但我必须承认，你们的论证是非常严肃的，尤其是与伯纳姆同志争论的那部分[1]。
在特别讨论委员会的监督下，《社会主义呼声》和《新国际》不是讨论的工具，而只是党及其全国委员会的工具。在讨论公报上，反对派可以要求与多数派享有同等的权利，但党的正式出版物有责任维护党和第四国际的立场，除非它们改变了这些立场。在党的正式出版物上的讨论，只能在全国委员会多数派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这样做的理由显而易见，根本不需要证明。
对少数派的永久司法保障当然不是借自于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但它们也不是伯纳姆同志的发明；法国社会党早就在自己的章程里提供了这样的保证，这些保证条款在文学上完美得让人嫉妒，完全符合议会党派政治的精神，但却从来不能保护工人免遭这些党派的联合镇压。
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结构必须服从于革命斗争的积极要求，而不是服从于阻止其蜕变的消极保障。如果党不再适合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即使有最明智的章程，它还是会蜕变。在组织问题上，伯纳姆根本没有党的革命观念，这一点从他在戴斯委员会[2]这个虽小却意义重大的问题的政治领域上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来。不管哪种情况，他都持一种消极的态度，就像在苏维埃国家的问题上，他给予纯粹的负面定义一样。憎恶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消极的态度）是不够的，还必须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实际结论。唉，伯纳姆同志却并非如此。
我的实际结论是什么？？
首先，对于将党的纲领与任何未被党接受的新观点相提并论，以此来破坏党的路线的企图，必须在全党面前进行正式谴责。
其次，如果全国委员会觉得有必要拿出一期《新国际》来发表讨论内容（我现在不赞成这么做），那就应该这么做：要让读者看出党的立场是什么样的，企图修正党的立场的那些人又持什么样的立场，还要让读者看出，最终具有决定权的是多数派，而不是反对派。
第三，如果出内部公报还不够的话，那可能还要出一份专刊，用于大会的议程。
在讨论中要绝对忠诚，但绝不能对小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精神做丝毫让步！
W.RORK [托洛茨基]
II
科约阿坎D.F.
1939年12月27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必须承认，你们来信中关于伯纳姆同志和沙赫特曼同志坚持要在《新国际》和《社会主义呼声》上发表有争议的文章的消息，在一开始使我感到惊讶。我问自己：他们到底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坚持呢？那就是他们坚信他们的立场会遭到彻底拒绝。他们的论点十分粗糙，充斥着尖锐的自相矛盾，这让他们不禁觉得正是多数派才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道统。他们不指望能在理论斗争中获胜；不仅是沙赫特曼和伯纳姆，就连阿伯恩也肯定明白这点。那他们到底为什么急于要求发表自己的文章呢？原因很简单：他们急于在民主派的公众舆论面前为自己辩白，急于向伊斯特曼、胡克[3]之流大喊他们反对派并不都跟我们一样坏。这说不出口的需求，在伯纳姆身上肯定更为迫切。在十月革命前夜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身上，在许多面临着护国战争浪潮的压力的“国际主义者”身上，我们都可以发现相同的内心里的投降。撇开所有的个人特点、偶然性或误解和错误，我们就会发现这是我们党内首次社会爱国主义的罪恶堕落。从一开始你们就正确认识了这事实，但在我看来，只有到他们表示要宣布自己并不像“托派分子”那么坏（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皮维尔派[4]等人都这么做过）的时候，这一事实才完全清楚地暴露出来。
这种考虑是反对在这个问题上内给予他们任何让步的补充论据。在特定的条件下，我们有完全有权对他们说：你们必须等待党的裁决，在裁决公布之前，不要诉诸于爱国民主派的评判。
我先前过于抽象地考虑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仅从理论斗争的观点上考虑这个问题，从这个观点上来看，我完全同意戈德曼[5]同志的“我们必胜”的观点。但从更大的政治尺度来考虑，我们应该阻止爱国民主派插手党内斗争，这样反对派在讨论当中就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了，就像多数派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对反对派中种种不同的分子的考验和选择就会更加有效，结果也将更有利于党。
恩格斯曾谈过被激怒的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在我看来，在反对派队伍里可以找到这种情绪的蛛丝马迹。昨天他们中的大多数曾被布尔什维克传统所吸引。他们从未将它融会贯通，但又不敢向它公开挑战。但沙赫特曼和阿伯恩给了他们这种勇气，现在他们公开地享受着被激怒的小资产阶级的情绪。比如，斯坦利最近的文章和书信就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彻底丧失了自我批评能力，他当真以为自己脑子里每一个新点子都值得印刷成书昭告天下，只要这点子是直接反对党的纲领和传统的。煽动小资产阶级自满情绪的膨胀，这是沙赫特曼和阿伯恩的一大罪过。
W.RORK [托洛茨基]
附：我们身边肯定潜伏有斯大林的特务，他们企图激化讨论，挑动分裂。因此必须对许多搞派别活动的“斗士”进行审查。
W．R．
III
1940年1月3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收到了反对派的两份文件[6]，我研读了论官僚保守主义的那份文件，现在正在研读论俄国问题的第二份文件。多么可悲的文件啊！想在文中找到一句能表达正确观点的话，或在适当的实际提出正确观点的话，都很困难。聪明人，甚至是天才，站到了明显错误的立场后，就愈来愈把自己推进了死胡同。
阿伯恩关于“分裂”的措辞可以有两种理解：他想用分裂来恐吓你们，就像他在关于打入的讨论上[7]所做的一样，或者他真的想进行政治自杀。在第一种情形下，他当然不会阻止我们对反对派的政治活动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在第二种情形下，我们无能为力。一个成人想自杀，很难阻止他。
伯纳姆的反动是对全体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峻挑战。如果辩证法是宗教的话，如果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是正确的话，他怎能拒绝为将他自己的党从这种毒品中解放出来而斗争呢？我现在正在写一封致伯纳姆的公开信[8]，会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第四国际的公众舆论不会允许马克思主义理论杂志的编辑沉浸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进行非常犬儒式的嘲讽。无论如何，我都要战斗下去，直到伯纳姆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党和国际面前被彻底揭露为止。我希望后天能寄出这封公开信，至少是俄文本。
与此同时，我正在写这两份文件的分析评论。他们在俄国问题上意见不一，对此他们也是同意的，对此的解释，是我的评论当中最精彩的部分。
我正在咬紧牙根花费我的时间阅读这些完全陈腐的文件。错误非常低级，以致必须努力记住马克思主义ABC的必要内容。
W.RORK [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IV
1940年1月4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随信附上一份超过两周之前寄出的写给沙赫特曼的信的复本[9]。沙赫特曼还没有回复我。这显示出了他的情绪，无原则的斗争把他推进了这种情绪。他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伯纳姆结成联盟，拒绝回复我写的涉及这个联盟的信。这件事本身不一定有多重要，但它必定是不健康的症候。这就是我寄给你们我给沙赫特曼的信的理由。
致以最真挚的祝福！
列·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注释：
[1] 全国委员会中的少数派要求在《社会主义呼声》和《新国际》上发表讨论的内容，这个要求遭到多数派的拒绝。——编者
[2]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HUAC）那时由众议员马丁·戴斯领导，称为戴斯委员会（Dies Committee）。1939年10月托洛茨基受邀在委员会前作证。他将这次作证看作一次将共产主义观点呈现给广大听众的机会而接受了邀请。伯纳姆在政治委员会中提议力劝托洛茨基拒绝这次邀请，如果他毅然前往的话，就要求社工党公开批评他；该提议受挫。见《我为什么同意在戴斯委员会上露面》，《托洛茨基文集（1939-40）》。——编者
[3] 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纽约大学哲学教授。在1930年代曾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是马斯特创立的美国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1940年代成为口头的反共者。——译者
[4] 马索·皮维尔（Marceau Pivert，1895年10月2日——1958年6月3日），法国教师、工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记者。他是全国教师工会（Syndicat National des Instituteurs）的活动家，一战期间坚持和平主义立场，战后参加法国社会党，成为党内左翼流派“革命左派”（Gauche Révolutionnaire）领袖之一，1938年6月脱离社会党，成立了工农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ouvrier et paysan），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二战结束后回国，重新参加了社会党。——校对者注
[5] 艾伯特·戈德曼（Albert Goldman，1897-1960）社工党的领导人之一，托洛茨基在美国的律师。在1939-1940年的派别斗争支持多数派。1946年离开社工党。——译者
[6] 这两份文件是《战争与官僚保守主义》，《在俄国问题的争论上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编者
[7] 1936年最初几个月内，当美国托派讨论打入社会党的问题时，阿伯恩强烈反对这个行动。——编者
[8] 这封公开信即托洛茨基后来在1940年1月7日写就的《致伯纳姆同志的公开信》。——译者
[9] 这封信即托洛茨基于1939年12月20日写给沙赫特曼的信。——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