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法雷尔·多布斯^[2]

（1940年1月10日）

　　亲爱的朋友：

在我寄给赖特翻译的文章里，我还没有提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官僚保守主义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已经和你们就这个问题讨论过一些了。作为一种政治倾向，官僚保守主义代表了特定的社会阶层的物质利益，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工人官僚的物质利益，以及在苏联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工人官僚的物质利益。想从多数派身上找到“官僚保守主义”的根源，这是荒谬的，如果不说它是愚蠢的话。如果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不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那就是说它们是某些领袖个人品格中的特征的反映。这么一来，问题就来了。果真如此的话，如何解释派别的形成？是由一群性格保守的人组成的吗？这种解释是心理上的而非政治上的。例如，如果我们承认（我个人不会这么做），坎农有官僚倾向，那我们就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有这种特质，多数派还是支持他，而不是因为有这种特质才支持他的。这表明反对派的领袖根本没有触及到派别斗争的社会基础问题。

第二，为了诋毁我对坎农的“袒护”，他们坚持说我错误地袒护了莫利尼耶。我在政治性质和个人评价问题上也会犯错，对此我绝不否认。但尽管如此，他们这个论据还是不够充分。我从未支持过莫利尼耶的错误理论。换言之，这是他个人品质的问题：粗暴，散漫，他的个人财务问题。当时有一些同志（其中有费雷肯）坚持立即开除莫利尼耶。我当时坚持认为，组织应该对莫利尼耶采取纪律手段。但当莫利尼耶在1934年企图用“四句口号”取代党纲，在此基础上另起纲领时，我跟要求开除他的人站到了一起。就是这么一回事。有人可能会对我明智耐心地劝导莫利尼耶的做法有不同意见，但我当然不是出于莫利尼耶的个人利益，而是出于教育党的利益才这么做的——我们的各国支部从共产国际那里继承了一些劣根性，比如滥用开除、分裂或以开除、分裂来威胁人的手段。在处理莫利尼耶的问题时，就跟处理一些美国同志（菲尔德^[3]、韦斯伯德^[4]等人）的问题一样，我往往是很耐心的。有时我能成功保持耐心，有时却不能。但对待我们运动中的可疑人物持一种耐心的态度，对此我一点也不后悔。无论如何，我对他们的“袒护”，绝不是牺牲原则结党营私之举。例如如果有人提议开除伯纳姆同志，我会积极地反对。但与此同时，我觉得有必要开展一场极其艰难的反对他的反马克思主义观念的思想斗争。

兄弟般地问候！

注释：

^[2] 法雷尔·多布斯（Farrel Dobbs,1907-1983）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二任全国书记（1953-1972），1934年加入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领导人，以及1930年代卡车司机工会的组织者。著有四卷本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的系列著作：《卡车司机的造反》、《卡车司机的力量》、《卡车司机中的官僚》、《卡车司机的政治活动》。——译者

^[3] B.J. 菲尔德（B.J.Field,1900-1977）曾是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1932年因违反纪律遭开除。在托洛茨基的说服下，重新被组织接纳。又因在纽约旅馆工人罢工中违反纪律遭到开除。随后成为争取成立革命工人党同盟（League for a Revolutionary Wokers Party）的领导人。——译者

^[4] 艾伯特·韦斯伯德（Albert Weisbord,1900-1977）曾是美国共产党成员，1930年遭开除，1931-1937年是共产主义斗争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Struggle）的领导。在坎农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中，韦斯伯德是一个极端分子，他宣称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迫不及待地要求组建一个独立政党，进行群众工作，而那时的任务是宣传而非鼓动。——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