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约瑟夫·汉森

1940年2月29日

　　我亲爱的乔：

如果沙赫特曼断定我所引用的关于西班牙的信，不仅由他署名，而且坎农和卡特也署了名，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当然没有隐瞒其他人的签名，因为根本没有其他人签名。正如你将在照片中看到那样，在这封信上署名的只有马克斯·沙赫特曼。

我在文章中承认，多数派的同志在不同问题上，也犯过沙赫特曼的错误，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些错误弄成一套体系，他们也从未把自己转变为派别组织。而这就是全部的问题所在。

我引用了阿伯恩和伯纳姆的口头声明，而没有事先找他们“确认”一下，这让他们俩愤愤不平。他们的意思是：我应该在这里找来5个或7个中立人士，再配上几个速记员，组成调查委员会，而不是发表这些所谓的声明，让他们俩负起完全的责任去证实或否定它。为什么道德上的嗡嗡声这么可怕？伯纳姆几次将辩证法与宗教混同。是的，这是事实。但在这个特殊场合，伯纳姆并未说出我引用的这个句子（就像给我的报告中讲的那样）。哎呀，多么可怕！哎呀，布尔什维克的犬儒主义等等！

阿伯恩也是如此^[1]。 在他给我的信中，他明确表明他正准备分裂。但你们知道，关于分裂的事，他一句话都没告诉戈德曼。一个不诚实的诡计！一个诽谤！等等。

我还记得，我那篇论道德的文章，一开头就写到小资产阶级在惊慌失措时，就会冒出道德的汗水^[2]。现在这同样的现象出现在我们自己的党内。

我听说，这帮新道德家翻出了老账，说我在对伊斯特曼、以及在列宁遗嘱^[3]问题上犯下了可怕的罪行。多么可鄙的伪君子！当时是伊斯特曼自己主动公布这份文件的，而当时我们的派别为了避免过早的分裂，决定暂停一切公开活动。不要忘了这发生在英俄委员会之前，发生在中国革命之前，甚至是在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出现之前。我们被迫采取策略以赢得时间。相反，三驾马车^[4]意图利用伊斯特曼公布的遗嘱，促使反对派流产。他们提出了最后通牒：要么是我必须以自己的名义在三驾马车起草的声明上签字，要么他们就会立即展开关于这件事的斗争。反对派的核心一致决定，在这个关头，这件事对我们极其不利，我必须接受这份最后通牒，在政治局起草的声明上署名。只有小资产阶级骗子，才会把这种政治上的不得已之事，转变成抽象的道德问题，他们准备好宣扬：Pereat mundus, fiat justicia!（世界会毁灭，公义却永存！）可他们在记录自己的日常活动时，却是十分宽大的。而这些人还以为自己是革命家！与他们相比，我们的老孟什维克倒是真正的英雄。

注释：

^[1] 见托洛茨基1940年1月29日致阿伯恩的信。

^[2] 见托洛茨基著作《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

^[3] 1925年伊斯特曼在《纽约时报》上公布了列宁遗嘱的全文，而且将它收录进了他的著作《列宁去世以后》。
在杜威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托洛茨基给出了如下的解释，否定了伊斯特曼那时的举动：
“伊斯特曼未经与我和他人商量而公布了这份文件，他利用这种方式激烈加剧了苏联、政治局里的内部斗争，从而导致分裂的开端。我方努力避免分裂。政治局中的多数派要求我，命令我对这件事采取立场。那就是我在那时签署的一份非常外交式的文件。”（《托洛茨基案例》，第429页）——编者

^[4] “三驾马车”是指当时控制着联共（布）大权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三人组成的联盟。——校对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