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舍曼·斯坦利
1939年10月22日
亲爱的斯坦利同志：
我耽搁了几天才回复你10月11日的来信。
（1）你说在俄国问题上“不可能有严重的分歧或争论”。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对全国委员会——也就是对其多数派——发出严厉的警告呢？全国委员会的少数派认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迫在眉睫，足以在战争爆发时激起一场讨论了，你不应该用自己的想法去取代他们的想法。
（2）你认为我的陈述与沙赫特曼同志的陈述不矛盾，我不能同意你。矛盾涉及到两个基本要点：
（a）苏联的阶级性质
（b）保卫苏联
关于第一个问题，沙赫特曼同志提出了疑问，这表明他否认旧的判断，却又推迟作出新的判断。一个判断被他放弃了，但他又没有拿出新的判断来，革命政党是不能在这样的模棱两可中间活下去的。在保卫苏联或新的占领区抵御希特勒（或英国）的进攻的问题上，沙赫特曼同志提议用革命推翻斯大林和希特勒。这抽象的公式意味着否定了在具体情况下的保卫苏联。我试图在一篇新文章中分析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已于昨日经空邮寄给全国委员会了。
（3）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只有经过严肃的讨论才能澄清问题，但我认为，靠同时就多数派的和沙赫特曼同志的声明进行表决，无助于这必要的澄清。
（4）你在信中声明主要的问题不在于俄国问题，而在于“党内体制”。差不多自我们美国运动存在的一开始以来我就经常听到这种指责。形式有些变化，组织也有些变化，但总是有一些同志依然反对“体制”。例如他们反对打入社会党（不用老去翻他们的旧账了）。然后，就立刻变成了这样：“主要问题”不是打入社会党，体制才是。现在这套路又在俄国问题上重现了。
（5）我个人认为，对我们党的整个发展来说，打入社会党是有益的行动，而确保了这个做法的“体制”（或领导层）是正确的，而当时代表了停滞倾向的反对派是错误的。
（6）现在，在战争刚开始时，在俄国问题上出现了一个针锋相对的新反对派。这关系到我们在至少十年时间内经过无数次论战、辩论、讨论而形成的纲领的正确性。我们的决定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党的领导人产生了怀疑——仅仅只是怀疑而已，那在他把问题提交党之前——不是以准备好了的新的判断的形式，只是以怀疑的形式——他有义务先通过新的学习或在党的领导机关内的讨论，澄清自己的观点。当然从党的章程的观点上来说，任何人，即使是政治委员会的成员都有权利这么做，但我认为，这样来使用这种权利，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方式，对改善党的体制并没有助益。
（7）过去我经常听到同志们对整个全国委员会的指责——它缺乏首创精神等等。我不是全国委员会的代理人，而且我相信很多本来应该做的事情被它忽略了。但每当我坚决要求提出具体的指责时，我常常发现，他们对自己当地活动的不满、对自己缺乏首创精神的不满，变成了对全国委员会的指责，在他们看来，全国委员会就应该是全知全能的神。
（8）在目前情况下全国委员会被斥为“保守主义”。我认为全国委员会的基本职责，是在新的纲领性决定出来之前，维护旧的决定。我认为这种“保守主义”是由党本身的自卫本能所决定的。
（9）最近在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同志们对“体制”表示不满，而在我看来这是错误的政治态度。体制必须是正确政策的工具而不是错误政策的工具。当他们的政策的错误已经显而易见时，它的倡议者常常倾向于说关键不在于这个具体问题，而在于总的体制。在左派反对派和第四国际发展期间，我们数百次反对这种偷换。当费雷肯[1]、斯内夫利特[2]、甚至莫利尼耶[3]因他们所有的不同意见而遭到批判时，他们都声称第四国际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某个决定，而是它的糟糕的体制。
（10）我不想拿我们美国党的目前的反对派的领导与费雷肯、斯内夫利特之流进行丝毫类比。我非常清楚反对派的领导都是非常称职的同志，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能以最友好的方式继续合作。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一批个人追随者的支持下，在党的发展中每一新阶段都要犯相同的错误，这个事实让我不禁担心起来。我认为在目前的讨论中，必须分析这种行为，党的总体舆论必须对这种行为进行严厉批评，党现在有重大的任务要完成。
致以最热烈的同志式的问候
CRUX[托洛茨基]
附：鉴于我在信中谈及了全国委员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特别是少数派沙赫特曼同志的决议这一事实，我寄上一份这信的副本给坎农同志和沙赫特曼同志。
注释
[1] 若尔日·费雷肯（Georges Vereecken）(1896-1978) 1930年代比利时左派反对派的一个宗派领袖。——译者
[2] 亨德利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1883年5月13日——1942年4月13日），化名马林（Maring），曾当过铁路工人，活跃于社会民主工党（第二国际荷兰支部）和铁路工会。1913年至1918年生活在荷属东印度，1914年帮助建立了荷属东印度社会民主协会（Indische Sociaal-Democratische Vereeniging，印尼共产党的前身），1916年脱离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社会民主党（荷兰共产党的前身），1918年返回荷兰后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受共产国际委派到中国，帮助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返回荷兰后，脱离了荷兰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成立了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 Arbeiders Partij），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曾一度接近第四国际，但后来参加了伦敦局。纳粹德国占领荷兰后，他成立了地下抵抗组织马克思—列宁—卢森堡阵线（Marx-Lenin-Luxemburg Front），1942年4月被捕，4月13日在阿梅尔斯福特（Amersfoort）集中营英勇就义。——校对者注
[3] 雷蒙·莫利尼耶（Raymond Molinier）（1904-1994） 第四国际法国支部领导人，1935年因违反党的决定遭开除。——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