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詹·坎农[1]
1939年10月28日
亲爱的吉姆：
你10月24日的来信使我弄清楚了两件事：（1）一场非常严肃的思想斗争已不可避免，在政治上也需要这一斗争；（2）如果这次思想斗争跟分裂、清洗、开除等等行为的前景联系起来的话，那它即使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极端有害的。
例如我听到古尔德[2]同志在一次党员会议上宣称：“你们想开除我们。”然而我不清楚另一派对此的反应如何。就我而言，我会立即最强烈地抗议这种猜疑。我会提议设立一个特殊的检查委员会，以便核实这种断言和蜚语。如果多数派中的某人发起这种威胁，我个人会支持进行批评或严重警告。
你们有着许多新党员和未经教育的青年。他们需要通过大事变来进行严肃的教育性的谈论。如果在一开始他们的想法纠缠于个人的出丑，即降级、声望扫地、不合格、从中央委员会中除名等等的前景中，那整个讨论会充满怨恨，领导层的威信会受损。
相反，如果领导层针对小资产阶级的唯心观念和组织偏见展开一场无情的斗争，而与此同时保证给讨论本身以及少数派以一切必要的保障，结局就不仅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胜利了，领导层的威信也会得到很大的增强。
“上层在分歧问题上的调和和妥协”当然是一种犯罪。但我个人会向少数派的上层建议，就讨论的方式和相应的政治合作订立协定（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说它是妥协）。例如，（a）双方杜绝讨论中的威胁，人身诋毁等行为，（b）在讨论中，双方履行守信，合作的职责，（c）每一个错误的举动（威胁或威胁传闻，或所谓的威胁传闻，辞职等等）都应该当作特定事实经过全国委员会或特定的检查委员会的调查，而不是将它带到讨论中去等等。
如果少数派接受这样的协议，你们就有可能使讨论遵守纪律，并能掌握主动权。如果他们拒绝这样的协议，你们就可以在每一次党员会议上向少数派提出你们的书面提议，作为对他们抱怨的最好反驳，以及“我们的体制”的好榜样。
我认为上次大会的失败在于时候选得太差（时机还不成熟），变成了一场流产[3]。在大会后的某个时候真正的讨论会来临的。这表明你们在圣诞节前后免不了要开一次大会。公投的主张是荒谬的。它只会导致各地方组织的分裂。但我认为，多数派可以在上文讲过的协议中，向少数派提议：根据两个平台（platform）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向少数派提供一切组织保障。
召开大会耗费巨大，但我看不到有任何别的方法能解决目前的讨论和由此产生的党的危机。
约·汉森[托洛茨基]
附：每一场严肃而尖锐的讨论肯定都会导致某些人离队、脱党乃至被开除，全党应该通过事实逻辑认识到：即使领导层的动机是最好的，这些仍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它们并不是领导层的目的，也不是整个讨论的出发点。依我看，这就是整个问题的要点。
J.H [托洛茨基]
注释
[1] 在1973年之前的版本中，这封信被意外地漏印了。 ——编者
[2] 内森·古尔德（Nathan Gould ）社工党全国委员会成员，青年社会主义同盟的全国书记，在1940年的分裂中支持少数派。——译者
[3] 社工党于1939年7月初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大会成了两个未来派别之间关于组织问题报告和新的全国委员会的组成的初步斗争的场地。——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