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加征关税，引发全球股市大震荡
文森特·科洛 中国劳工论坛
特朗普总统决定在5月10日星期五午夜过后一分钟就增加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标志着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为期10个月的贸易战大幅升级。特朗普及其官员鼓动的为期数月的谈判，以及贸易协议即将达成的普遍想像之后便是这一结果。
冲突升级令全球金融市场陷入震荡，冲击股市、货币和商品价格。彭博社计算，在特朗普于上周日（5月5日）发布的“重磅炸弹”推文威胁提高关税后的四个交易日内，全球股市已损失近1.5万亿美元。每个单词的代价折合130亿美元！
中国欧盟商会会长抗议道，美国和中国正在玩“世界经济的俄罗斯轮盘”。真正的输家，不是抱怨供应链中断和利润减少的资本家，而是美国、中国和全球的工人和消费者，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水准受到威胁。美国电脑科技巨头甲骨文（Oracle）最近宣布在中国裁员1600人，其北京研发中心的员工于5月7日举行罢工和抗议活动。甲骨文的老板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他是特朗普对中国贸易战的积极支持者。
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从去年9月的10％上调至25％，其范围从真空吸尘器、家具等消费品到资本货物和汽车零部件和建筑材料等部件。另有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也已经被征收25％的关税。特朗普还威胁要将关税扩大到剩余的325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对所有中国产品征税——来增加赌注。
中国政府去年以针锋相对的方式报复，并发誓这次采用新的对策，但未对此具体说明。这些对策的规模和形式将会表明的，不是北京方面认为去年12月重启的谈判已不可逆转地崩溃，就是特朗普增加关税是一种谈判策略——用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提出的可能性来讲——“行为半疯狂”。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几乎是进口的四倍，因此两国之间的任何关税战都是“不对称的”，增加了中国透过其他方式进行报复的可能性——透过人民币贬值，或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美国公司采取措施——尽管这两种选择在这个阶段都不可能。
世界经济
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战略家而言，正如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的评论所强调的，这一事态的发展令人震惊，“没有什么会对世界经济成长构成更大的威胁了”。据卫报报导，如果特朗普真的对其他所有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全面贸易战可能会导致全球贸易减少2％，并导致全球GDP成长减缓0.8％。
即使在最近的关税升级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在六个月内将其2019年的成长预测下调了三次，于4月份预计全球经济将在今年成长3.3％，这是2009年以来最低的成长率。
由于贸易战的升级，美国经济可能像中国一样受到重创。许多经济学家预测，随着关税征收，美国消费价格将上涨，通货膨胀将上升。一项研究计算出，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关税给普通美国家庭带来的年成本为767美元。尽管特朗普努力使降低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的加速可能会给美联储提高利率带来额外压力。自今年年初以来，股市的繁荣建立在对美联储宽松货币制度迅速恢复的希望上。这种制度已经好比金融投机和更多的寄生资本主义的火箭燃料。
美国大部分统治阶级支持特朗普对中国的强硬路线，特别是在美国经济似乎很强劲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幻想，但许多人也批评总统的关税政策“生硬”，并且更倾向于争取其他西方资本主义政府的支持，建立反对中国的统一战线。
这些事件突显了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螺旋形下降的情况下，世界关系已经是多么不稳定与变化多端。去年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帝国主义大国对抗的新时代的开始经常可归结于“新冷战”的概念。这种转变不仅仅、也不主要是特朗普政治思想的结果，而是源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正如列夫·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帝国主义天生憎恨任何权力的划分”。中国的崛起、以及在重要市场上日益成长的与美国资本主义竞争的能力，已经令其至少在经济方面瞄准美国统治阶级和国家的目标。
其他可能的超大型贸易纠纷（例如对于汽车）已经随着特朗普威胁要对日本和欧洲制造商征收更多关税而逐步逼近。飞机和钢铁也是美国和欧盟间的冲突所在。根据许多批评特朗普的亲资本主义人士的说法，欧盟国家正应该是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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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专制者”
特朗普和习近平去年12月的冲突缓和进程突然崩溃，而当时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已进行的11轮密集的穿梭外交不只是被美国总统自己一直称赞“富有成效”“进展很好”。这一崩溃令太平洋两岸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更加严重。如果特朗普提出的协定被认为太软弱，或是习近平作出了太多的让步，那么他们的政权恐将陷入一场政治风暴。
英国《金融时报》的贾米尔•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评论道：“全球贸易现已被两个专制者的脆弱自我挟持”。这样评论虽然过于简单，但是毫无疑问有一定道理。两名国家领导人都付出很大代价，如果他们签了一份不受欢迎或羞辱性的协议，他们甚至可能会失去对权力的控制。这两个政权都一定程度上为他们自己的蛊惑人心的民族主义所俘虏，这些民族主义体现于“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及其在中国的对应宣传中。
虽然北京和华盛顿都希望展现力量，但是实际上两者都对这场冲突的影响担忧，因为冲突已经不再像征收关税最初几个月那样相对无痛了。特朗普将面对来自关键的农业州越来越大的压力，而这些州令他赢得2016年大选，现在也遭受中国对美国大豆的报复性关税之苦。去年特朗普政府为农民创办了120亿美元的支持基金，其中大部分用于大型农业企业，而被一些人称为“农民的社会主义”。随着最新关税的启动，特朗普在推文中称，他将用关税收益收购15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并将其作为人道主义援助送给“饱受贫穷和饥饿的国家”。
180度转变
在我们之前于中国劳工论坛的分析中，虽然像大多数评论员一样，我们认为达成协议是最可能的结果（并且该可能性仍存），但是我们也解释道：“显然，双方的谈判进展并不像他们希望人们认为的那样顺利。但他们也面临着压力，想在不丢面子的情况下给冲突降温。想要不丢面子正是令谈判拖延日久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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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5月10日升级作出的准备似乎是两大国的一次或多次的发夹弯。特朗普指责中方“违背”先前的承诺。“他们打破了这笔交易，”他在佛罗里达州的竞选集会上说。美国政府的版本已被全球大多数媒体广泛采用，但由于150页的贸易协议草案的细节仍然非公开，因此无法核实。
虽然这种指责游戏是一种熟悉的外交手段，虽然我们有权对特朗普白宫的任何声明持怀疑态度，但是一份来自中国的报告表明，政府内部压力确实已经出现，包括来自民族主义强硬派、反对向特朗普做出太多让步的。这包括声称来自习近平的说法：“自己承担一切后果”。
“原则问题”
在进行了没有成效且很敷衍的第11次会谈后，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刘鹤在离开华盛顿时发表评论，更清楚地解释了此事：这次会谈仅仅持续了3小时，并且毫不意外地未能阻止特朗普令冲突升级。在试图淡化危机时，刘鹤否认中国“违背”先前的协议，称“小曲折不可避免”。根据香港的凤凰网发表的刘鹤答记者问，他明确指出了三个使得交易达成进程停滞不前的关键问题。
首先是北京坚持要求取消特朗普提出的所有关税，而美方要求至少仍旧实施一些关税，或分阶段取消以确保中方配合。
第二个问题涉及中国对美国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和其他商品——的采购。当习近平和特朗普于去年12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G20峰会期间会面时，这些事项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据刘鹤说，双方现在对实际达成的数字有不同看法，美国显然会对中方提出中方不会准备的数额。
第三个问题涉及特朗普团队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将协议的关键方面纳入中国法律，以应对美国对知识产权盗窃和、业机密、强制技术转让、竞争政策、补贴国有企业、美国进入中国金融业的管道以及货币“操纵”的指责。
这样一个协议的明确内涵，将是使中国和习近平政权不得不扮演一个顺从的角色，不禁令人回想过去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刘鹤说这些是中方不准备妥协的“原则问题”也不奇怪了。然而，美国在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反对意见也成为“原则问题”——这些是特朗普的计划的重要部分，也是他在这场冲突中有着美国资本家支持的重要原因。
袁世凯
为了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协议，中国政府已准备做出让步，同时也理解这一点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美中关系的发展轨迹，而这种关系正朝着更加激烈的大国竞争方向发展。认识到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正在堆积如山，中国政权的战略是实现贸易战的降温，为了继续工业现代化、建立更强大的技术基础而继续拖延时间。但正如我们解释过的，北京做出让步的意愿有限：
“但是习近平政权不会放弃『核心利益』，即任何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来说至关重要的政策，例如国家补贴、保护关键的国家垄断部门、及『国家队』（大型国企）。”[中美能否结束贸易战？中国劳工论坛，2019年4月14日]
中国政权——将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前所未有的镇压和政治控制相结合的独裁统治——已对可能危及其生存的大规模社会动荡产生恐惧。证券面临诸多挑战：经济日益萧条，债务危机不断恶化，不平等日益加剧，而特朗普和美帝国主义的贸易攻势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些挑战。作为历史上花费最高的警察国家的统治者，这个政权——特别是习近平的无敌形象——是其统治不可少的部分。这解释了即使贸易战可能急剧升级，习近平也不向他的喉舌刘鹤所言的“原则问题”妥协的原因。
有着充分的理由，习近平担心他可能被中共（所谓的共产党）内部的派别对敌视为“软弱的”统治者，这也可能成为应对群众不满的避雷针。五四运动100周年恰逢最新的关税僵局，令中国的统治者和群众受到了许多教训。
习近平去年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使他能够无限期地统治到权力，因而被广泛被比作为权力癫狂但掌权只有几十天的大总统袁世凯。袁世凯在1915年称帝，但也给人们留下软弱、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者的印象。这是1919年五四群众抗议的一个重要背景，而五四也标志着十年革命起义的开始。“习近平非常在意他的权威，因为他不想被视为袁世凯，”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吴强说。
媒体审查
习近平对批评的敏感，体现在为阻止大多数关于贸易战的报导，出现的新的严苛的媒体审查中。“我们收到的指示是，我们只能发布商务部和外交部发言人的评论，”一位中国主要媒体的新闻编辑在不愿透露姓名的情况下告诉香港《南华早报》。
因此习近平被迫小心谨慎行事。他不想完全否定与美帝国主义达成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因此，到目前为止有着一系列克制的行为，包括遏制中国媒体报导中自然地的强烈民族主义与反西方主义倾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说刘鹤去华盛顿进行了一次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尽管这次引人注意地没有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的头衔，这与北京以前不会在威胁下进行谈判的立场有了不同。
会达成协议吗？
特朗普政府开启了一个窗口，宣布增加的关税不适用于在5月10日之前离开中国港口的货物。已经在海上的船只将不会面临新的关税，允许双方在一个月内达成协议。刘鹤告诉媒体，下次将在北京举行新的会谈，但特朗普的一些官员不会同意。中国政权的战略家们现在正在将这种情况与朝鲜战争（1950-53）进行比较。在那时两年，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向对美国发动战争的同时也和他们谈判。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首席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宣布政府正式将关税征收范围扩大至其余325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这标志着特朗普令冲突进一步升级。莱特希泽说，这些关税可以在一个月内实施。然而特朗普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人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表示，“两到三个月”的时间更为现实。
这些相互竞争的压力给局势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脆弱的缓和过程（即整个贸易战）的彻底崩溃是一种可能性，这主要是一种化妆品贸易协定，也是一种长期的僵局，谈判仍在继续，间断受到新的威胁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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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习惯于做出双重人格般很自相矛盾的举动，令现实的混乱局势更加复杂。这表现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反应：特朗普说他受到来自习近平的一封“漂亮的信”，几小时后就转向指责中方故意拖延谈判，希望民主党在总统选举中胜出，令他们“好运”（然而北京完全明白民主党控制得白宫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反华路线）。
瑞银（UBS）财务战略师克里斯•克鲁格（Chris Krueger）总结了这种不确定性：“用列宁的话来说，会有几十年没有任何事发生，也会有几星期发生了几十年的事……然后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还有这么一个星期。我们生活的这叫什么时代啊。”
即使对美国资本主义而言，这也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情况。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发言人告诉英国《金融时报》：“我们担心这会变得更糟，我们见到的不是持续数月、而是持续数年的关税制度。”
尽管贸易谈判的彻底崩溃可能会激起其他方面的争论，但中美关系已转向与之前完全不同、且两国从根本上对立的大致发展基本没有变化。
即使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会为保证其经济与金融主导地位，对中国科技公司——尤其是华为，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建设的以中国为中心、串联70国的经济领域的庞大基建战略进行一致反击。就在特朗普关税升级的前一天，全球最大的电信公司中国移动因为“威胁国家安全”在美国被拒。
中美竞争也在加剧了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的海上争端，以及可能成为未来的主要爆发点的与台湾的争端，甚至非洲和拉丁美洲也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利益的战场。
今天的政治和外交不确定性——更不用说混乱，和全球贸易规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资本主义国际机构的衰弱和日趋边缘化，表明全球体系陷入衰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特朗普和习近平都以不同的形式拥护它——不再是一个对于30多年来资产阶级主要支持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秩序的解决方案。同样，美式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都不过是一种冗余经济制度的两种形式。工人阶级是唯一可以将所有被压迫者联合起来，为国际社会主义和民主计划而奋斗，以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