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艾伯特·戈德曼的两封信

Ⅰ
1940年2月10日

亲爱的戈德曼同志：

我完全同意你2月5日的来信。如果我把阿伯恩关于分裂的言论公布出来，那是为了刺激阿伯恩同志和其他反对派领导作出明确而不含糊的声明——要让反对派说出自己在分裂问题上有什么打算，而不是去指责多数派领导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

我已听到“二等公民”这个词。我要问问反对派的领导：在他们把反对自己的派别称作什么“坎农小集团”或“保守官僚”的时候，难道不是想把这些派别变成二等公民吗？我只想补充一点：极度敏感是每个小资产阶级派别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例如，我不知道沙赫特曼是否希望通过他的公开信使我成为二等公民。我只对他的思想感兴趣，而不是他通过精神分析法做出的臆测。

我隐约觉得，反对派的领导被一连串的错误弄得惊慌失措，把他们自己都弄得歇斯底里了，为了让自己相信自己的派别斗争歇斯底里是正确的，他们便归咎于自己的对手，臆测对手正在用最阴险、最难以置信的阴谋来害他们。他们说我跟坎农通信是个幌子，对此我只能耸耸肩膀。

小资产阶级歇斯底里症的最好疗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我们会继续讨论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苏联的阶级性质，战争的性质，我们这么做并不是怀着挑起分裂的荒谬阴险的企图，而是为了更正当的目标——说服党内重要的一部分党员，帮助他们从小资产阶级立场走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

致以最热烈的同志式的问候！

　　列·托洛茨基

Ⅱ
1940年2月19日

亲爱的戈德曼同志：

少数派的大会只是一场全国性的党团会议^[1]。这就是它自身不能表明形势有根本性转变的原因。这只是在同一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在分裂道路上迈出的很糟糕的一步，但并不必然会分裂。在分裂问题上，反对派内可能，甚至肯定有两到三种倾向，而大会的目的就是统一这些倾向。在怎样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身处绝境之中的某些反对派领导，或许除了分裂之外看不到其它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派如果能为了党的团结而积极介入，那些自觉分裂者可能就会更不好过。你们的党团会议——最好是全国委员会或政治委员会的正式多数派——能否仅就这个问题（党的团结）向克利夫兰会议写一封信吗？在这么一封信里，我不会提出苏联性质问题和关于这场混杂的战争^[2]的性质问题，否则他们就会以为，留在党内的前提条件是放弃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但根本不是这样。他们是什么样的，你都得接受。如果他们对党和第四国际有真正的献身精神，他们会准备接受行动中的纪律的。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列昂·托洛茨基

注释

^[1] 少数派于1940年2月24日至25日在克利夫兰召开了他们派别的会议，在这次会上他们做出决议：党内已存在着两种不可调和的政治倾向，并提出要求：“在社工党全国大会上，无论哪个派别成为少数派，党都必须给予少数派出版自己的公开政治刊物的权利，少数派会在这份刊物上捍卫第四国际的总纲，同时也会以客观的态度提出自己在有争议的俄国问题上的特殊立场”。多数派拒绝了少数派的这些要求。——编者

^[2] the mixed war是指二战，因为当时二战既有西线的英法帝国主义和德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又有苏芬战争，这两个部分的性质其实是不同的，二战并不是一场各处性质都一样的战争，所以在这里才说the mixed war，具体可参看曼德尔的《二次世界大战、抵抗运动与托派》。——校对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