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治局势愈发不稳。社民党获胜了，但没有取得决定性的优势。绿党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但没有达到预期。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支持减少，但稳住了他们的基本盘。左翼党的惨败使其前路茫茫。
Claus Ludwig 社会主义替代（ISA德国）
在9月26日的大选中，默克尔的保守派基民盟（CDU）流失了近9%选票，得票率暴跌至24.1%。社民党（SDP）赢得25.7%选票，绿党赢得14.8%，自民党赢得11.5%，右翼民粹主义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赢得10.3%。左翼党失去了一半选票，最终得票率只有4.9%。
德国政治局势愈发不稳。社民党获胜了，但没有取得决定性的优势。绿党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但没有达到预期。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支持减少，但稳住了他们的基本盘。左翼党的惨败使其前路茫茫。
经过多年的屈辱，社民党被视为取得了成功，然而这是他们自1949年以来的第三低得票率。社民党领袖朔尔茨（Olaf Scholz）卷入了CumEx和Wirecard金融丑闻，还是“黑零”紧缩政策的主要支持者——对预算支出起到债务刹车作用的紧缩政策。沉闷的他是该党在竞逐总理宝座这场“龟速赛跑”中的持旗手。
与绿党不同，社民党注重将朔尔茨的个性与政治内容联系起来。社民党在海报上醒目地主张“12欧元最低工资”和“保障工作和保护气候”。社民党将朔尔茨展示为一个“可负担住房的总理”和“保障养老金的总理”。社民党的胆大妄为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在过去的23年中政了19年，不但丝毫没有落实这些主张，甚至做了相反的事情。他们削减了养老金，打造了欧洲最大的低工资部门之一，允许住房私有化和房地产公司的崛起，并造成医院资金不足。他们的海报谎话连篇——但至少把话讲得清清楚楚。
然而，基民盟在选举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在2013年和2017年的选举中基民盟/基社盟（CDU/CSU）和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后日益脱离群众，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被归咎于社民党，而该国的相对稳定则被归功于默克尔的基民盟。这在疫情期间发生了变化。社民党被认为是实施国家援助的功臣，而基民盟/基社盟（也被称为“联盟党”），遭遇了卫生部长斯潘（Jens Spahn）屡次失策以及诊所、疗养院和学校的（疫情）危机，另外腐败也成为了问题。
在这样的选举胜利之后，那些想进一步发展自己政治生涯的人开始对加入社民党感兴趣。这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缓解社民党党员减少的长期趋势。但社民党是不可能作为一个工运政党而复兴的。
基民盟：未被摧毁，但是⋯⋯
“联盟党”的危机反映出所有传统政党与群众的脱节，特别是基民盟。在新冠疫情期间，“联盟党”被视为滥权腐败的势力，只会以“经济”的利益行事。德国企业得到了数十亿欧元的慷慨援助，并且像汽车公司戴姆勒（Daimler）一样，继续向股东支付股息，而正在文旅业工作的人们则忧心生计。父母和孩子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基民盟代表从口罩的交易中利益输送，加上在选举前几周的洪灾中展示出他们完全的无能，这是暴露他们政治破产的最后一根稻草。
“联盟党”正日益成为老年人、小城镇和村庄的政党。在70岁以上的人中，“联盟党”支持度达到了38%，25岁以下的人中只有10%，35岁以下的人中只有14%支持他们。
在一些重要问题，如如妇女平权、LGBTIQ+权利，以及财富分配与再分配、气候和税收公正等问题上，社会的情绪已经左转。年轻一代的反种族主义情绪更加强烈。与此同时，少部分人变得更右翼，一些选民转而支持另类选择党。
几十年来，“联盟党”一直是德国资本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其在选举中的支持是基于它作为“人民的党”的声誉，选民期望它能调和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这些与现实产生了愈来愈烈的冲突。随着9月26日的失败，默克尔“为全民”建立稳定的基民盟政府的阶段已经结束。国内紧张局势和冲突正在加剧。围绕梅尔茨（Friedrich Merz）残酷的新自由主义阵营在党内的支持者比选民多，并会着眼于公司的利益要求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右翼民粹主义者价值联盟（Werteunion）将发动民族主义攻势，并希望为与另类选择党的合作奠定基础，尤其在德国东部各州。从战术上讲，最灵活的似乎是围绕索德尔（Markus Söder）的巴伐利亚基社盟（CSU），它能够与绿党讨论资本主义现代化问题，同时还打着反对移民的右翼牌。
“联盟党”的独大阶段已经结束，过去，它远远领先于其他政党，支持率远远超过30%甚至超过40%。我们不排除其离心力在未来几年会导致分裂，并有可能出现新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
放弃投票的阶级问题
在街上的对话中，许多人说基民盟/基社盟最终应该被选票踢出政府。然而，类似于1998年社民党和绿党结束了基社盟前总理科尔的时代那样，没有出现任何寻求实质性替代形式的情绪。更多的选民认为所有的联盟模式都“相当糟糕”，而不是“相当好”。根据德国电视二台（ZDF）在选举前一周进行的民调，37%的人支持“红绿灯三色”联盟（社民党-绿党-自民党），34%的人支持社民党领导下的大联合政府，30%的人支持基民盟领导下的大联合政府，30%的人支持“牙买加三色”联盟（基民盟-绿党-自民党），27%的人支持“红绿红”联盟（社民党-绿党-左翼党）。
与2017年相比，选民投票率仅略有上升，从76.2%增至76.6%。2017年，其他政党得票率合计为5.0%，2021年为8.7%。德国国会有5%的得票率门槛。得票率5%以下的政党（大约超过200万票）将得不到议席。这400万票投“其他”的人和约1400万非选民意味着6210万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中的29.5%在联邦议院（德国国会）没有代表。还有800万没有德国护照的适龄投票人士被拒绝参加。因此，联邦议院仅代表62%的18岁以上人口的选票。例如，由社民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将以37%的合资格投票的选民和32%的18岁以上人口（计算上非德国人的话）的选票为基础。
排斥非公民和放弃投票都是阶级问题。在生产和服务业工人中，弃权是支持度最高的“政党”。在这些地区，外国人的比例也较高。政治研究员卡尔斯（Horst Kahrs）在为与左翼党相关联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作的选举分析中评论道：
“大量参与社会财富生产的‘工人阶级’成员不被允许参加选举。这一点，再加上工人阶级中‘德国部分’的高弃权率，意味着政治建制无法反映制造和服务专业工人的大量现实生活经验”。
绿党的去政治化
绿党表现不佳，尤其是与2021年初的预测相比。与基民盟的情况类似，关于个人性格的争论也开始了。“贝尔博克不能当总理”是其他政党和许多媒体反对绿党首席候选人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的主调。部分原因是基于性别歧视的成见。然而，问题不在于绿党候选人个人身上，而在于他们为遵守任何未来的联盟协议而放弃了绿色气候保护纲领，以及他们自身的去政治化。
即使在这之前，绿党的选举纲领也不足以有效保护气候。它不包含任何可能导致生产转型或通过国家干预以遏制公司权力的内容。在8月初提出的“下一届联邦政府气候保护即时纲领”，他们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它几乎没有提供政府干预或公共投资，而是退到了通过价格和公司补贴来保护环境的举措这样一种早已失败的方法。
很少有人读过这些纲领，但绿党的整个竞选活动以龟速进行，几乎只靠尝试营造良好的气氛。像“要达到气候目标别无他路，因为你已经准备好”这样的海报显示出近乎讽刺的蔑视。显然，要达到气候目标有多方可以出力——能源公司莱茵集团（RWE AG）、汽车公司、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等很多。
根据民意调查，人们最关心的是气候。然而，社会问题往往被认为是选举中的决定性因素。绿党被认为是一个不关心就业不稳定的工人、失业者和基层的政党。他们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担忧没有答案。与此同时，他们淡化了气候危机的紧迫性，并助长了一种幻觉，即可以通过提高税收、价格以及与那些与煤炭和汽车公司直接相关的政党联合来解决气候危机。
自民党用现代化来伪装自己
作为资产阶级的选择，自由派的自民党（FDP）总是从打击基民盟/基社盟的任何危机中获益，这一次也不例外。它能够表现出温和地反对疫情措施，并以其所谓的现代化和对数字化的包装在年轻选民中得分，用来掩饰其有利于富人和公司的强硬新自由主义减税纲领。该党领袖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在电视辩论中假装认真对待气候问题，违背事实地声称“市场”和私营企业开发的技术可以解决问题。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利用了许多人的担忧，即气候变化行动可能会极大地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之所以能够宣扬这种说法，主要是因为绿党没有反击。因为后者也相信“市场”可以解决问题，只不过需要更多的监管。
显然已经进一步右倾的另类选择党在全国范围内略微失利，但它正在巩固其基本票仓。它在一些地区表现不佳，特别是在汉堡、慕尼黑、科隆和法兰克福等主要城市，在柏林，它的选票几乎减半。但在其法西斯领导人霍克（Björn Höcke）的领导下，它以24%的得票率成为图林根得票最多的政党，在萨克森州以24.6%的得票率成为最大党。在后者，它几乎赢得了所有直选选区。另类选择党强化为一支所谓的反建制力量是对左翼和工人运动的警告，它将助长种族主义分裂和右翼暴力。
左翼党陷入危机
左翼党的得票率跌破了5%的门槛。它以39名代表进入联邦议院，只是因为根据选举规则，如果一个政党赢得三个地方单一选区席次，这一5%的门槛就会被去掉。左翼党在柏林和莱比锡赢得单一席次从而可以摆脱5%门槛限制。该党在东德的前基本盘失利最多，落后于AfD，在勃兰登堡甚至落后于绿党。但在大多数联邦州，它已经失去了50%左右的选民。
左翼党采纳了相对较好的选举纲领，提出了比绿党更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但其竞选策略实际上把他们的纲领隐藏了。“社会问题”被提上了台面，但提出的方式几乎与社民党没有什么不同。
随着选举的临近，红-红-绿（社民党-左翼党-绿党）联盟开始成为可能，左翼党领导层一再强调他们想加入政府，并宣布其党纲可作谈判甚至放弃。选举前不久，左翼党国会派领导人巴尔奇（Dietmar Bartsch）和主席亨尼格-韦尔索（Susanne Hennig-Wellsow）宣布，他们的目标是将武器支出冻结在2018年的水平，尽管在那之前几年武器支出一直在上升。因此，这些变化意味着许多人选择投票支持原版的社民党，而非其背影，即使只是出于“策略”原因。
左翼党的许多诉求都很受欢迎。选举研究者已经指出，左翼党有着最大的实际选票和潜在选票之间的差异对比。它只成功动员了其潜在20%选票中的不到四分之一。相比之下，另类选择党的10.3%得票是其潜力的三分之二。这一点在柏林尤为明显，57%的多数人投票支持强征住房公司，但只有14.1%的人投票支持左翼党这个唯一明确支持这一诉求的政党。
左翼党在州和地区政府参与实施削支政策的记录，早已削弱了该党的吸引力。选举前的策略变化是把左翼党压到5%国会门槛以下的最后一根稻草。选举最终成为了社民党的朔尔茨和基民盟的拉舍特之间的对决，而左翼选民，包括许多前左翼党支持者，都选择了社民党。据初步估计，左翼党总共流失了200万张选票，其中64万转投社民党，48万转投绿党。
在这种情况下，左翼党如果要充分发挥其潜力，则应该成为所有亲资政党的强烈反对者，使自己成为政府的一根芒刺。加入联合政府的目标在战略上是错误的。这不仅因为会导致该党在政府中执行党纲时受限，而且本来可通过动员积极的反对派取得更大的成功。从短期策略角度来看，这被证实为致命的。
瓦根克内希特的因素
该党最著名的代表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的狙击手行动加剧了该党领导层倒向建制各派。瓦根克内希特的行为与她自己的政党背道而驰。她自称为“左翼保守派”，顶多只是主张回到1960年代的社民主义时代。更糟的是，“左翼保守主义”认为带有种族偏见的人是“正常的”。瓦根克内希特和她的支持者避谈阶级斗争。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将“社会问题”与反对不同形式歧视的斗争分开，仿佛就业不稳定的工人尤其不会受到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的压迫。
这次选举揭穿了瓦根克内希特创造了一种“潮流”的神话。她是德国最大的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Nordrhein-Westfalen）的首席候选人，该地区拥有1800万居民，她在许多出席人数相对较多的集会上发言。然而，该州的选民流失率略高于平均水平，投票率从7.5%降至3.7%，流失了一半选民——370000票。
这次选举的失败主因并非是瓦根克内希特。但确实，许多人会因为瓦根克内希特而不给左翼党投票，其他人则是因为党内反对她。更严重的是，她的行为损害了该党，排斥了反种族主义、女权主义者和气候运动人士的参与，并挫败了活跃党员的士气。
所谓的“改良派”得以强化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的德国支部社会主义替代（SAV）长期以来将左翼党描述为“两党合一”，一边是激进的反资本主义部分，另一边则是“改良派”。“改良派”的目标是要建立为国会政党，作为对社民党和绿党的补充。随着瓦根克内希特的“左翼保守派”的崛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大致由三部分组成的政党，除了更加反资本主义和面向运动的一极之外，还有两个时而互相竞争、时而合作的改良派。
左翼党依靠过去的成功而黏结在一起。失去民意授权和未来不太乐观的选举前景将使该党面临严峻考验，其结果目前尚不确定。成员退出和分裂是可能的。此外，现在的国会派系在该党的势力范围内比之前更加右倾，当然也比大多数社运人士更加右翼。绝大多数代表要么是瓦根克内希特的支持者，要么是“改良派”。“改良派”把柏林（左翼党在当地参与联合政府）稍微较好的表现解读为该党加入执政联盟更加受到支持。
左翼的一项任务是防止受挫的社运人士黯然退却，并就如何改变该党提出展望。在柏林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在SAV成员露西·雷德勒（Lucy Redler）所在的新克尔恩（Neukölln）——左翼党在该地区长期扎根的基础上，通过明显的反资本主义竞选活动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基层，该党变得更加年轻，各地都变得更加激进。因此，另一个党是可能的。
然而，社运人士不应该变得太内向，把他们的时间都花在党内会议上争取多数。这些运动需要党的积极分子，去争取在柏林实施租金投票、去在气候运动中加强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去为改变交通状况而斗争、去支持医疗体系中的抗议活动、去反对对工薪阶层权利和收入的攻击。为建立鲜明的反对派、反资本主义的民主同盟的斗争必须与这些运动的加强和政治发展密切相关。
即将到来的冲突
未来可能加入联合政府的绿党很合理地说，这一立法阶段将决定是否能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但考虑到可能的执政联盟组合时，这显然不会发生。
最有可能的选项是由社民党、绿党和自由派的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自民党是一个强硬的新自由主义政党。它将提议打压工人的权利和收入，或至少阻止对富人和公司加税。它将试图阻止绿党和社民党增加公共投资的软弱提议。谈判也有可能失败，绿党将转而与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这些败选者组成政府，并可能由基社盟领袖索德尔带领。
至今，“星期五为未来”运动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活动，最近一次是在选举前两天，有60万人参加。然而，它只呼吁“政客”采取行动。气候运动现在必须从战略上讨论如何从呼吁转向释放压力和强制行动的斗争。对这一点至关重要的是工人运动与阶级问题之间的联系。
然而，政府将利用气候危机来推动能源价格和税收的上涨，或为裁员和关闭工厂辩护。新政府的措施将不会以主要的排污者——公司企业们——为代价，而是强加给工薪阶层。在社民党和绿党的选举政纲中可以找到提高财产阶层税收的计划，充其量只能最终以一种被削弱到无法辨认的形式进行。
此外，在新冠疫情的阴霾下，工薪阶层的权利受到了冲击。在检疫隔离期间取消对未接种疫苗的工人支付工资，对防止感染没有任何作用。相反，这是全面逐步取消这种援助的开始。公司对工人疫苗接种状况的调查——在某些地区是官方地进行的，在其他地区则是暗中这样做——削弱了对个人健康数据的保护。
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是统治精英面临的主要问题。目前，资本主义正在经历持续危机的暂时间歇。富人和公司有一长串的需求，他们希望政府去解决，这将导致与工人的冲突。与此同时，政府力量薄弱。预计将由三党组成，因此有几个潜在的断点。
默克尔占主导地位的观望政策的阶段已经结束，不仅仅是对基民盟而言。这次联邦选举标志着政治不确定性新阶段的开始。总体而言，左翼，尤其是左翼党，必须从关于征收住房公司的柏林公投的成功学到经验。他们需要讨论在哪里可以再次取得成功，但最重要的是，如何才能争取实现公投的结果。在柏林，以及诊所工人罢工表明，工人运动应该下定决心介入即将到来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