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全会难掩中国深陷危机
李甬／大胡 中国劳工论坛
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中共召开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当中最受瞩目的是会议中通过的所谓《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习近平麾下的中共远非“强大”的政权，而是深陷多重危机，而这正是为何六中全会的公开声明如此行礼如仪。
历史决议
这份文件又被称为“第三个历史决议”，是继1945年与1981年后中共所作出的第三份所谓的“历史决议”。对习近平来说，他一直渴望将自己的形象塑造为强大的“历史性”统治者，以维持对政权内部和整个社会的绝对控制，所以要持续地试图将自己打造成“党内历史地位”堪比毛泽东的人物。而在决议的全文中，谈及习近平自身，歌功颂德的部分，甚至远多于邓小平，更遑论胡锦涛及江泽民等人。无论一个人是怎样看待中共及其历史，没有人会认真看待这份歌功颂德、山头宗派的文件，它不过是，只为一个目的服务：让习近平维持绝对控制、成功第三次以至往后连任。
纵观现时在中国国内乃至国际间，资本主义体制步履蹒跚地走向一个个危机。全球新冠疫情、气候危机、新冷战以及经济脱钩，靠举债苟延残喘的经济，都显示着全球资本主义和中国资本主义，其实就是恒大企业的扩大版。在面对不断加深的国内外危机，习近平急需加强自身的国内地位以及权威，加强对于中共党国的个人独裁，并通过对自己的吹嘘和拍马屁以将这一切行为合理化。
然而在这份“决议文”中，习近平似乎并未完全达至其政治目的。“决议文” 仍然对毛泽东的如文革、三面红旗、大跃进等政策保持否定的立场。习近平一直被广泛认为倾向删除这些对毛泽东的批评，但不是为了毛泽东，而是为了自己。无法让习近平称心如意的决议内容，可以理解为习近平正被牵制和检视尽管可能只是象征性地。
习近平在明年“连任”其第三任执政地位已成定局。这不是因为他有压倒性的支持，而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势力对任何替代方案都缺乏信心，并担心太过公开挑战习近平也可能引发由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习近平意图将自己塑造为毛泽东2.0，完全是肤浅的做法。与有些自由派评论员的讲法相反，习近平和毛泽东的政策事实上相差很远。“复兴”毛泽东只是要强化习近平政策中民族主义和集权主义的性质（尤其是前者），并且以此威吓那些推崇邓小平（反毛）、而想走更多自由市场路线的中共派系。
两个不同的国家
从根本上来看，习近平与毛泽东所统治的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国家。毛泽东所统治的是一个斯大林主义体制、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计划经济得以实行，虽然被官僚由上而下控制。相比之下，习近平却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领导人，统治着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毛时代的群众基础。毛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即使被官僚控制而窒碍了发展，但仍使毛泽东拥有——建基在革命浪潮和一系列的社会进步措施的——的群众基础。毛政权具有相对进步的社会政策，但习政权的则毫无进步性可言。
中国城市人口成倍地增长。习近平过去一直幻想发展中国城市的中产阶级，以之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放缓，直到现时初现颓势，城市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亦趋于衰弱，同时心态上也对未来的前景趋向悲观。政权回应上述改变的唯一方法，是加强民族主义、镇压和“共同富裕”。后者假装成反资本主义，但至今却还未产出什么具体政策。他还加强反动的民粹主义，打压LGBTQ、香港抗争者、工运人士，并把他们栽赃为“受境外势力操控”的。
同时，国内群众特别是青年工人的意识都日益激进化，这不管是在对于彭帅被性侵的#MeToo运动上、在各行各业的工人如外卖骑手的斗争上、还是在控诉各地政府处理雨灾灾情的无能上都愈来愈活跃。
习近平打击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以及加大对资本的控制，在资产阶级内加剧冲突张力，产生了一股对前景悲观及不确定的情绪。这引起了作为资产阶级关键部分的“红二代”之不满。“红二代”们所不满的，还包括了习近平僵硬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如此外交路线成了美国帝国主义拿到了筹码，并极大地恶化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2021年的一大讽刺，是出口产业成了中国手上最强的卡牌，而这完全是因为疫情相关的因素（全球有许多出口市场处于封锁状态）。
商务部亦预计第四季度出口增速将放缓，更明言“明年的外贸形势可能很严峻”。“红二代”们渴望回到邓小平“韬光养晦”，与国际资本和平交易的黄金年代。然而，这在现实中只是幻想，因为就算没有习近平挑起冲突的民族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改变他们对中国的立场。原因是，正如列宁所解释，帝国主义的本质导致了尖锐的、甚至是军事的竞争，为的是控制全球市场和影响力的范围。比习近平更灵巧的政策，或许可以减缓和软化这场争斗，但不会消除冲突本身。
实际上，中共内部的斗争正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下的一个缩影，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此刻都面对着两条路线的选择：是要通过加强国家对资本的控制以缓和危机？抑或是通过放松管制释放更多的投机空间以走出危机？社会主义者则解释为何两条路都不管用。资本主义注定迎来灾难。
习近平并非如主流媒体所臆想的要“重返社会主义”，相反是要通过进一步强化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尤其是强化他的独裁。相对地，中共独裁统治集团内支持自由市场的派系倾向于加强市场所占的地位，吸引更多私人资本和外资。
外贸环境恶化
11月16日，正当拜登刚刚结束与习近平的视象会议，次日转个头立即宣布将与欧盟及日本重新签署特朗普时期倡议的三方伙伴关系盟约，共同应对“第三国的非市场贸易行为”，这项庄舞剑的盟约无疑意在对付中国。这不仅显示了习近平与拜登的会面不仅无助于缓和新冷战（事实上在会议开场公开致辞部分，习近平不断称两国要在一些国际议题上加强“合作”，相反拜登却反复强调两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予人习近平热脸贴上了拜登冷屁股的印象），反而令国际外交与外贸环境不可挽回地恶化。因此“红二代”们以及习近平的反对势力可能在一时三刻没有能力公开地反对习近平，但在过程中他们会想方设法的干扰习近平的施政，尝试拖其后腿。比如在10月底，《华尔街日报》报道，习近平尝试在30个试点城市推动房地产税的政策，在内部讨论时遭到广泛的反对，习近平不得不作出让步将试点城市缩减为10个。即便如此，这一政策到底何时落实似乎仍遥遥无期。可见，即便对党内高层的意见与方向，习近平亦并非如臂使指般得心应手。
现时，中共党内倾向自由市场经济的一派仍保留着一定的影响力，在政策上左右着中共的走向，同时也让现时中共党内的斗争愈趋公开化。这一现象在近期的电荒危机中的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过去，习近平一直希望通过政府对能源领域特别是国营发电部门的控制去解决电荒。但面对本年度国际煤价和航运价格的成本急涨的情况，再加上“运动式”减排的“环保”指标，因此造成了在本年电荒期间出现电厂发电愈多亏损愈严重的困境。相对而言，以李克强为代表的亲市场一派的官僚更倾向于用所谓市场手段去解决问题。在10月中，发改委表示，燃煤电价可在基准价上浮幅度上限从10%大幅调升至20%。
尽管六中全会借一篇内容空洞的马屁文章授予了习近平一顶看似耀眼的玻璃王座，但这王座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牢固。在面对现时内外环境日益紧张恶化的形势下，中共高层内的路线与利益分歧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更进一步地扩大。固然，不管是中共党内的哪一派，他们的出发点归根究底仍不过是如何维持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并为自己捞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已。工人阶级、青年学生、被压迫的妇女等需要开始共同组织起来，在中国和国际进行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造，彻底埋葬危及整个人类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