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工 中国劳工论坛
2022年，中国的出生率迎来持续第六年的下跌。这一年，在继60年代“大跃进”导致的大规模饥荒与死亡后，中国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即死亡人口（1041万）高于出生人口（956万）。尽管中共当局因2022年底遍布全国的反封控示威活动，被迫取消了对新冠的“清零”政策，并试图采取了多种“催生”手段，仍没能拯救断崖式下跌的出生率：2023年全年出生人口仅902万人。在人口萎缩的背景下，大量的医院迎来了妇产科室的“倒闭”浪潮。自2023年下半年起，各地多家公立医院陆续发布关停、调整产科的公告；其中不乏医疗等级最高的“三甲”医院，如江西省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于2024年3月11日起停止妇产科服务。
性别压迫与低结婚率
尽管中国的法律宣扬性别平等，甚至在2022年底新修订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声称保障妇女的人身自由、生育自由、消除性别歧视、阻止性骚扰和人口贩卖等；但在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环境下，只能成为一纸空文。中共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行动促进性别平权（我们认为当局也无能采取这些行动），相反地，为促进生育率和保障独裁政治的稳定，官方反而扮演着加剧父权制的推手。
长期以来，习近平一再提及女性要“回归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并将其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妇女权益保障法》也规定女性应该“尊重家庭美德”；结合限制堕胎、放纵职场性骚扰、增设“离婚冷静期”等一系列政策，政府有意推崇并强化父权社会氛围，迫使女性落入传统二元性别角色地位。
不仅如此，对女权运动的严厉镇压，更显露出中共当局其反动本质。2015年，“女权五姐妹”遭到当局拘禁；2018年，#MeToo运动刚传入中国就在各大网络平台封禁，相关词汇成为删帖的敏感词，大量关注并参与#MeToo话题的用户遭 到封号；2022年，骇人听闻的“铁链女”事件引起全国女性的愤慨，官方反而在竭力掩盖事实，透过网路平台的屏蔽封禁降低民众对事件的关注，甚至拘捕了前往事发地声援的女权 活动者，并以新冠为借口在当地进行长期戒严。
尽管女权运动长期被官方镇压，并抹黑为“境外势力”挑动对女权的仇恨，女权主义运动的进步思想依旧透过网路社群广泛传播并造成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女性受其日常条件推动，觉醒女权意识，开始质疑与反抗父权制的压迫。她们不愿沦为“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即“性资源”、生育机器、和家务奴隶。因此，她们所做的直接行动就是拒绝结婚。连续7年的生育率降低前提之一，也即连续9年的结婚率降低：2022年中国结婚人数仅十年前的一半（排除2023年因清零政策的解除产生的短暂回升）。
劳动法规的失能与职场性别歧视
中国法律规定女性产假为98日，在女性劳工休产假期间，可以领取产假工资（由该工作单位发放的与原待遇相等的工资）和生育津贴（社保基金发放）。但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同，在专制资本主义的中国，劳动相关法规更是可以明目张胆地违反。
中国绝大多数企业会将职工的工资拆分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岗位工资”、“提成”等以规避法律风险，很多女性员工在产假期间只发放“基本工资”，而基本工 往往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齐平，这绝对难以维持产期女性的生活水平。中国参与生育保险的人数约2.4亿，而劳动人口为8.7亿（2022年数据），代表大多数女性劳动者不能在产假期间拿到生育津贴（《劳动合同法》要求雇主为每名劳动者缴生育保险！）。更多的企业因违法成本极低，在得知女性员工怀孕后会进行劝退，而员工透过申诉夺回自身权益的法律流程十分繁杂。同时，雇主在招募和升职时，会对未婚、未孕的女性进行职场性别歧视，迫使女性职工透过签订保证书等方式，承诺入职后几年内不会有生育计划。
父权制下，职场性别歧视同样也使男性劳工饱受其苦。与女性劳工往往被安排在单调枯燥的职位、工资收入较低对应，男性劳动者尽管在就业时更有优势——但会被默认能够忍受更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更多的加班时长。劳动法规并未对男性劳动者陪产假作出明确规定，许多企业便放心大胆地拒绝男性职工的陪产请假申请，使得产妇在生产期间缺少配偶的关照，进而迫使更多的工人家庭推迟或放弃生育计划。中国生育并抚养子女的成本世界第二，结合失能的劳动法规和隐藏的职场歧视，必然造成中国人口出生率随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一同下滑。
2022年，在封锁期间的上海，一名警察与一对年轻夫妇的对话影片在网路上爆火。影片中，警察威胁道“如果你拒绝被转运，将会受到处罚，要影响你的三代”，拍摄男子则不卑不亢地回应：“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尽管视频很快遭到屏蔽， 但不久后北京居委会商讨抗议要拘留封控小区男子，声称“他的软肋是他儿子”同样再一次引发青年群体对拒绝生育的热烈探讨。
从“最后一代”到“软肋”事件所引起的广泛共鸣，反映了更多青年在资本主义和独裁的压迫下逐渐觉醒的政治意识：他们意识到，与其在传统的受压迫者身份中按部就班地 消费、结婚、生子，不如拒绝生育以减轻自身的压力；况且将新生儿带到世界上遭受和他们同样的剥削与压迫，是一种自私、残忍的事情。因此，青年透过参与降低生育的行动表达对中共的专制独裁和资本主义的反抗。
我们要什么样的愿景？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全球女性的工作参与率提高，二战结束后，全球各工业化的国家都出现了生育率降低的情况。而每个资本主义政权都对此束手无策。社会主义者认为，对工人阶级来说，所谓的“传统家庭”已经正在瓦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中提到，传统以家庭为本位的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中共的独裁政权透过“回归传统家庭”的手段，更是更为封建的反动而倒行。
只有社会生产不再以少数资本家和独裁者的利益，而是以实现人民的福祉、解放人类的劳动为导向，人才能被视为人，而不是一种资源。在此基础上，父权制所带来的性别歧视、对女性的物化和压迫，才能在得到解放的男性和女性之间透过沟通与斗争逐渐消融，最终得以在人类历史上埋葬罪恶的父权制。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下，才能实现这样的愿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苏联斯大林主义和中国毛主义的扭曲，而是真正的、由下而上的工人阶级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
届时，所有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地享受新式的家庭形式；托洛茨基透过文章《从旧式家庭迈向新式家庭》表达其观点：新的工人国家政府应该提供以下的物质条件，修筑好人类走向新式家庭形式的道路：（一）提高工人阶级及组成这个阶级的个人的文化、教育标准；（二）由国家组织料理，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条件。扩大托儿、养老和照顾残疾者的公共服务，提供优质的托儿服务，并包括清洁和洗衣等家务劳动，以及提供高质廉价的公共餐厅，让所有人想外食的人免却在家备餐。全面有薪产假和侍产假亦应大大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