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纪念1925-1927：我们在今年纪念1925-1927年第二次中国革命百周年。这是史上最引人注目、意义最重大的群众斗争浪潮之一。在1925这一年，上海、广州及其他产业中心的工人阶级发动了数百次罢工，反对外国占领、专制管理者与低得可怜的工资，并建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为中国农村群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初生的共产党迅速发展成了一个群众力量。如果有正确的领导，引领中国受压迫群众的工人阶级本可夺取政权，不仅改变中国历史，也改变世界历史。
今天的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研究1925-1927年革命最终悲剧性失败的原因，这场失败最终导致了蒋介石治下腐败、混乱与残暴的资本主义独裁统治。这是一场反革命，由斯大林的政策、及日益官僚化的共产国际对中共党员进行犯罪般误导所促成。至关重要的是，这以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国民党的所谓联合阵线为核心，结果却使共产党屈从于国民党及其领导层，沦为追随者和啦啦队，而不是一个拥有清晰独立声音的革命党。本文为本系列文章第一篇，由彼得‧塔夫于1980年所写。
1925-27年革命
Peter Taaffe，首次于1980年刊登于《战斗报（Miltant）》
中国革命，特别是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当时的中国人民是帝国主义势力最为蔑视的群体，他们如同牲畜一般工作，却被认为还不如牲畜有价值。然而，1925-1927年，正是他们在一场伟大的运动中登上了历史舞台。如果运动胜利了，那将改变中国，也将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世界历史的进程本将会变得截然不同。
帝国主义的角色
在大革命前夕，中国是一个极其落后的社会，尚未完成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1）全面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从而能够建立国内市场；
2）摆脱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的扼杀，由此解放出生产力；
3）实现国家统一，按现代化路径发展国家。
早在17世纪，英国就已经完成了这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大致在1779-1879年间完成。中国和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未能完成这些任务。
1925年的中国拥有4-5亿人口，绝大多数以务农为生。中国总人口中55%为无地劳动者，20%拥有不足以维生的小块土地，同时约65%的耕地掌握在10%至19%的人口手中。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的历次农民起义虽然规模巨大，但缺乏城市中的领袖，无法确保土改的顺利推行，于是每次起义都以新朝代的建立而告终。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已经牢牢把控了中国所有的经济命脉。他们控制了中国最大的工业——棉纺织业的一半，直接控制1/3的铁路，通过帝国主义垄断企业持有的抵押权间接控制其余的2/3。中国水域一半的航运被帝国主义控制，而这一半运量承载了中国80%的对外贸易。我们今天在亚非拉看到的所有落后特征都存在于当时的中国。
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征服史与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血腥残酷。与昔日列强在如今（至少口头上）对毒品的态度截然相反，为了确保鸦片能流入中国，帝国主义国家在1840年至1858年发起了一系列战争。民众被迫接受用鸦片作为商品的支付方式。中国的白银被鸦片贸易消耗殆尽。这导致了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一颇为矛盾的局面。这场是一场带有半基督教色彩的农民运动，最初得到了在华传教士的同情。但当它与鸦片贸易发生冲突，帝国主义就选择反对起义，支持清王朝。
中国的被征服史以炮舰外交开始——各帝国主义列强从不同的地区开始侵略中国，并将其纳入各自的势力范围。此外，帝国主义也对中国群众进行了种族主义侮辱和蔑视。
谁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对于每名社会主义者来说都至关重要，不仅关乎中国革命史，也关乎今天半殖民世界的未来。在中国革命中，这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关乎生死。
农民的角色
1917年俄国革命表明，农民无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农民本身就存在着阶级分化，上层日渐融入资产阶级，下层日渐成为工人阶级。
纵观历史，束缚于小块土地的农民视野极其狭窄；而且由于其内部分化，他们总是仰赖城市阶级的领导。在现代，领导权要么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要么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如果资本家领导农民，就会形成典型的资产阶级发展模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分子就积极利用德国和意大利的农民与中产，来建立群众基础、击溃工人阶级。俄国资产阶级太晚登上历史舞台，且惧怕工人阶级的力量，无力完成自身的革命任务。
土地问题
在1925-1927年，中国的地主和资本家之间几乎难以作出区分。因此，彻底的土地改革——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特征，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广大农民，通过对抗所谓的「民族资本家」来推行。正如十月革命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一旦完成这一步，工人阶级便会投身于革命的社会主义任务中。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中国远比俄国落后，所以无法进行一场类似的革命。然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与俄国社会惊人地相似，尤其是工人阶级的人口占比和角色。1905年革命时，俄国的产业工人阶级不超过150万人，却领导着约900万城市人口。
到了1917年，他们又得以领导俄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也就是农民）进行革命。而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在许多方面甚至比俄国还要强大、还要鼓舞人心。
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
中国产业工人阶级真正发展起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时期。中国第一批现代工会成立于1918年，短短6年间，就有300万工人涌入工会队伍。围绕工时、工资和工作条件等问题，工人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运动。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新生的工人阶级在1918年一年内就发动了政治罢工，动摇了帝国主义的根基。1926-1927年，他们在上海发动了一场胜利的起义。7年内，200万城市产业工人领导着1000万城市苦力、运输工人和其他从事贸易的工人。
俄国布尔什维克诞生于20年的英勇地下斗争。相较之下，中共是在1919-1920年的早期社会主义圈子中成立的。1921年中共建党之初只有51名党员。即使到了1923年，党员总数也不过432人。然而到了1927年，已经有6万工人加入了中共。在国际劳工运动史上，如此快速的发展实属罕见。一场声势浩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由此兴起，而且与英国或德国的工人阶级不同，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受到庞大的保守官僚机构束缚。中国工人阶级展现了巨大的主动性和战斗精神，不仅在工资和就业问题上如此，而且在反帝斗争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
万事俱备，一场足以成功完成革命的运动本应就绪。吊诡的是，阻碍工人阶级的并非客观情势或力量对比，而是中国工人阶级自己付出巨大努力才建立起来的那些组织。
共产国际的堕落
俄国革命大约从1923年开始走向堕落，这与中国革命发展的决定性时期不谋而合。俄共和共产国际部分领导层的政治堕落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共领导人。
共产国际领导阶层日益将目光投向殖民地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依赖于他们，而非鼓励劳工运动和共产党独立发展。他们在国际上放弃了独立革命和社会主义政策。同时，他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将目光投向劳工和工会运动的高层，而非工人阶级，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以及与劳工及工会领袖的勾结来寻求革命捷径。在英国，这种做法最终酿成灾难：俄国斯大林主义官僚与英国工会联盟（TUC）总理事会勾兑，从而导致1926年大罢工的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在其发展初期曾独立自主地发展，在新兴的劳工运动和工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到了1924年，中共的路线却转向在反帝斗争中，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国民党结盟。同年，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获得了来自俄国的巨额物质支持，共产党也被要求服从国民党。这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斯大林、布哈林以及俄国正在形成的官僚层的其他领导人，以「四大阶级集团」（工人阶级、民族资本家、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学说为基础，为这项政策辩护。俄国历史表明，资本家无力完成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情况更是如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后，本有机会完成他们自身的革命，但他们却无能为力，因为他们与农村地区现存的封建和半封建土地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斯大林的政策是将孟什维克的思想重新包装，并套用到中国的情况。孟什维克在俄国提出了这样一个学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取得胜利，工人阶级就必须与所谓的「进步资产阶级」联合起来。
一种阶段论就这样推出：先建立资产阶级民主，然后一旦遥遥无期的工人阶级发展壮大，社会主义任务就会随之提出。托洛茨基将此与不断革命论对立起来。不断革命论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群众才能完成。所谓「四大阶级集团」的模式，最终将在中国酿成彻底的灾难——导致中国工人阶级的覆灭。
1925年的中国革命，确切地说是第二次中国革命，实际上始于一战之后。1919年5月4日——即五四运动爆发当天，中国主要城市的学生们挺身而出反抗北京政府（其实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并反抗凡尔赛条约对中国的种种敲诈勒索。
学生们加入了工人阶级的行列，参与了1919年至1924-25年间发展出来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整个时期都是工人阶级为改善生活水准、工作、工时、教育等，而发起的一场巨大运动。由于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所处的恶劣环境，「8小时工作制」的口号对他们产生了振奋人心的影响。
同时，1911-1919年间一度衰落不堪的国民党得以复兴，发展成为一个具相当规模的组织。在莫斯科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支持下，国民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人们常常忘记，这个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其实是由斯大林主义官僚层资助、进行军事训练的。蒋介石于1923年访问俄国。国民党的俄国顾问钦点他担任国民党的军事领导人，并负责管理1924年成立的黄埔军校。
革命开始
革命始于1919年，但真正触发工人阶级大规模运动的，是1925年6月23日英法士兵机枪扫射学生与工人示威队伍的事件。如此挑衅引爆了先前一段时期持续累积的怒火。广州与香港的工人发动了规模浩大的罢工，持续约16个月（译者注：即省港大罢工），使帝国主义在整个中国陷入瘫痪。这场运动涵盖罢工、抵制法货，以及特别是抵制英货等行动。运动进行得如此彻底，以致10万中国工人从香港转移到广州，在那里工人成为真正行使权力的力量。他们清扫鸦片烟馆，关闭赌场，并在广州临时建立了一个苏维埃的雏形（哪怕这场运动发展程度比不上帝国主义束缚的香港）。
当时中共面临独特的机遇。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开始改变中国的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然而，中共却刻意让自身服从于国民党和蒋介石。逐渐地，工人阶级在1925年事件过程中艰苦取得的成果遭到侵蚀。反革命势力愈发得势，利用广州和香港的黑帮势力来镇压工人运动。在此阶段，中共以及斯大林和布哈林指导下的共产国际，其口号是「全力支持革命的国民党」。1926年，国民党被接纳为共产国际的同情支部。
1925年于数座城市（特别是广州）进行的这场运动，同时伴随着农民阶层一场同样辉煌的运动。
上海的工人阶级也正充满期待地望向广州的运动。若有正确的领导，本可能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不幸的是功败垂成，这正是因为中共屈从于国民党，而蒋介石则将权力揽于己手。
1923年后，托洛茨基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主张共产党应完全独立于国民党。他并不反对在特定的反帝行动上进行有限度的联合。原则上，工人组织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在特定问题上联合行动并无不可。但托洛茨基认为，共产党不应从属于国民党。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层散播幻想、将他们美称为「革命的国民党」和「完成中国革命的载体」，是极其错误的做法。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采取行动镇压工人阶级。工人组织遭取缔，工人领袖被捕。随后约有300名共产党员被枪决。然而，中共直到在一年后上海发生的事件之前，从未出声抗议。工人阶级在前几年取得的所有成果都被收回，广州建立了军事独裁。即使面对这一切，中共仍然不肯谴责国民党。
中国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陈独秀在1925年前曾顺从于中共依附国民党的策略，但在经历1926年广州发生的事件后，他主张共产党应制定独立的策略，动员工人和农民反对国民党以夺取政权。然而，莫斯科的布哈林和斯大林坚持中共应继续从属于国民党。
共产国际掩盖了广州发生的一切，隐瞒工人组织遭到斩首的事实。中国工人阶级在广州和香港的运动于1926年10月终结，当时香港的罢工走向结束。工人们在未能赢得任何诉求的情况下复工。
继这些事件之后，国民党领导层于1926年7月主张进行北伐，特别是向上海进军，以清除华北的军阀。之所以一开始他们取得了一定成功，是因为共产党为国民党提供了军事和政治骨干——那些在工农中开展工作的干部。由于他们的宣传，加上国民党军队向北推进，农民起义发展起来。
因此，在农民眼中，国民党被视为将给予他们土地的力量，从而一劳永逸地终结中国社会中的死循环——起义一波接一波发生，但都仅以朝代更迭、进一步剥削而告终。当国民党军队推进时，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爆发，使军阀部队瘫痪。
地主被带到农民的群众大会前，头上被戴上愚人帽。他们像学校里顽皮的孩子一样被迫站在椅子上罚站。被处决的地主很少，但他们的土地被征收。然而，一旦国民党军队征服一个地区或城市，就发生了和之前在广州一样的情况。农民领袖被捕，土地归还地主，工人被解除武装，他们赢得的所有民主权利都被剥夺。一旦国民党的真实面目被揭露，国民党军队的进一步推进便受到延迟。农民和工人们看到他们不会得到好处。只有在那些主要由共产党部队和共产党员领导的国民党军队进驻的地区，国民党军队才得以迅速推进。在那里，土地分给了农民，工厂归工人所有。
上海起义
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无疑是1927年上海无产阶级英勇而浩大的运动。北伐军于1-2月间抵达该城门口。当国民党的先头部队距上海40公里时，那里的工会（特别是上海总工会）号召工人于2月19日举行总罢工。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领导层及其追随者故意让国民党军队停在上海城外，以便资本家和北方军阀有机会斩首并摧毁这些工人组织。国民党随后便可和平占领这座城市。2月19日，约有35万工人响应了总罢工的号召。然而，北方军阀的部队随后开进城区，与上海外国租界的帝国主义势力联合，枪杀了示威的工人。
一名被发现阅读传单的工人被立即枭首，头颅被插在木桩上，游街示众，以恐吓上海工人阶级。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恐怖统治接踵而至。然而国民党军队拒绝进城。相反，他们等待中国资本家来镇压工人。经过一段停顿后，3月21日至少有500名工人被处决。这并不足以吓倒上海工人阶级，他们以一场英勇的运动作为回应，如同1936年不朽的巴塞罗那工人那样。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阶级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约80万工人走上街头。他们临时组建了一支5000人的工人武装。这些工人大多赤手空拳，仅凭几根手枪，他们向兵营和北方军阀的部队进发，并击溃了他们。深受共产党影响、经验丰富的国民党第一师决定不再拖延，响应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无视蒋介石的命令开进上海。第一师的师长是一位倾向共产党的将领。在主要的工人阶级区域，北方军队被击溃。整个上海在两三天内就落入了工人阶级手中。直到那时，国民党军队整体才开进上海。蒋介石秘密地在上海郊区与黑帮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代表会面。他们共同商讨了一个镇压计划，以粉碎城市的工人运动。
尽管距12个月前的广州事件仅过去不久，中共仍以「英雄将军万岁！国民党军队万岁！」的口号，再度强化了上海工人对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幻想。倘若中共立足于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本可夺取政权。当时警方已经被打垮，上海治安已置于工人控制之下。工会实质上掌握着上海，工人阶级占据多数，然而工会和中共却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结成了联盟。在政府19个代表席位中，中共仅占5席。
在蒋介石筹谋政变初期，他在上海缺乏足够可靠的部队。仅有约3000名士兵，而国民党第一师正与工人亲善。托洛茨基虽未掌握全部细节，仍主张中共必须在农村和工业区提出苏维埃口号——这些组织真正代表了工人阶级。
上海工人阶级自发组建了苏维埃的雏形。每50名工人推选一名代表参加中央组织。当时只需让中国工人阶级认识到自身力量，使其充满自信，蒋介石和国民党就会成无本之木、有机会一击即溃。然而他们得以公然筹备政变。上海报刊对此多有记载。
短短一周内，蒋介石便解散了上海总工会，建立所谓的新「工会」——实为国民党依靠流氓势力组建的组织。然而工人阶级的力量依然完好无损。此时上海存在的是双重政权，这个术语意指，资本家和工人运动当中，谁有真正的统治或控制权尚未确定。国民党的权力实际为空中楼阁，随时可能被中国工人阶级的运动推翻。另一方面，上海工人阶级通过自身组织建立了真正的双重政权。
政变准备工作进展迅速。起义于3月21日爆发，一周内公开的反革命措施已筹备就绪。工人领袖遭到暗杀，国民党军队袭击工人组织。
政变前夕出现重大转折。蒋介石甚至在上海并无可靠部队，遂命令第一师师长撤离上海。该师长（译注：薛岳）随即拜访中共领导人询问：「我该如何行动？我准备留守此地对抗蒋介石，逮捕蒋介石及国民党领导人。」此举本可使上海工人阶级全面掌权。
中共领导人和鲍罗廷（斯大林在华代表）经过48小时的权衡、犹豫与推诿，最终只是该军司令服从蒋介石命令，第一师遂撤离上海。上海工人阶级惨遭屠杀的根基就此奠定。
这起事件对当今具有极其重要的其实意义。葡萄牙革命以及在智利都出现过类似的发展：在智利的情况下，军队和警察当中部分势力曾主动接触人民阵线政府，询问如何防止政变。智利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人的做法与中国如出一辙。倘若当时中共明确引导第一师师长，很可能就能将其与其他军方领袖一同争取过来。但由于他们的怯懦和背信弃义，这位将军在1930-1934年间率军进攻广州，追剿红军。这位将军和许多军官本可被争取到工人阶级一边，但由于中共未能展现出果断领导，他们最终倒向了国民党。
1927年4月12日，致命一击落下。国民党的军队使出了资本家所有的卑鄙手段。当他们袭击上海一个工人总部时，这些青帮流氓伪装成工人，穿着蓝色的粗布工装。国民党军队以「调解」为名闯入总部，将工人排成一列抵墙枪决。工人们被告知国民党军队是站在他们这边的，所以见到此情此景被打了个猝不及防。
在四一二政变前夕，上海总工会曾明确警告政变阴谋正在酝酿，并号召组织总罢工。然而中共与上海工人领袖从未点名反革命的源头──即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因此当灾难降临时，其根源竟来自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面对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上海工人进行了英勇抵抗，战斗至最后一刻。
上海工人阶级在血泊中被镇压。光是1927年4月12日至年底期间，上海就有约3.5万名工人遇害，其中许多是中共党员。
中共领导阶层的懦弱与准备不足令人不齿：后来成为红军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在上海总工会总部遭遇袭击时，侥幸逃脱后竟径直奔赴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师部，质问事态缘由、并坚称必有误会。
1927年上海工人阶级的失败，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在整个历史时期遭受了沈重打击，但这并非终局。在中国另外两个重要省份——湖南、湖北，农民和工人阶级开始行动起来，运动的萌芽正在那里萌发。即便在这一阶段，如果中共和共产国际的领袖们愿意吸取上海的教训，或许在最后关头，仍有可能改变中国力量对比，使天平向工人阶级倾斜。1927年12月，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根。革命势头正衰，中共在广州发动暴动却遭血腥镇压。美国领事如此描述广州起义后的景象：
「行刑队巡逻街头，遇可疑者便盘问盘查，检查其颈部是否有（因佩戴红色领巾而形成的）红色痕迹。若发现，便勒令受害者张口，将手枪塞入其口中，其共产主义生涯就此终结。」
至此，上海、广州等地的中国工人阶级当中最先进分子被彻底摧毁。这为蒋介石长达十余年的残酷独裁统治铺平了道路。斗争舞台从城市工人阶级转向以农民为基础的游击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