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警察、公司老板联手镇压
中国劳工论坛 报导
这是中国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并吸引了国际关注。裕元工业集团在东莞高埗厂房的罢工，已经写入历史。广东省东莞的生产占全中国出口的五分之一。可以理解的是，中共对如此大规模的示威及其所引发的涟漪效应都相当忧虑。罢工人数一度高达5万人，工人要求取回公司未缴付的钜额社保及退休金。
裕元称，罢工造成的直接损失达到6千万美元，这足以证明工人的经济力量。全体工人所需要增加的社保及津贴合共为3,100万美元，只占裕元2013年盈利（4.35亿美元）的一小部分。
中国的福利制度混淆不透明，令全国企业可以合法逃避付款，从而欺骗工人。一个月前，工人发现裕元缴付的社保是基于他们的基本工资，而不是总工资，即少算了加班的工资在内，违反了法例。工人发现裕元的工作合约并不符合法律，于是要求拨乱反正，同时重要的是，他们也要求有权组织自己的工会，并且不要追究罢工工人。
裕元为Adidas、Nike、Timberland等国际品牌制造全球五分之一数量的运动鞋。在现今中国的政治制度下，罢工是违法而往往被镇压的，如此规模的罢工可以维持超过两星期之久，是罕见非凡的。
软硬兼施
根据工人报告，裕元老板运用了强硬的策略，在数百名特警与防暴警察的协助下阻止罢工。过去数十年来，中共政府炼成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去平息群众示威。在今次事件中，公司在当局的促使下，一方面向工人作出了些微的退让，同时结合了威吓暴力的战略。
《法新社》在4月29日报导：“在当局下令裕元‘整顿局面’而公司作出些微退让后，工人指大量罢工者被警方拘留，而关键诉求仍然未达到，而他们只是在胁迫下复工。”
一名工人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我们不会再信任政府及管理层，因此我们要等到钱汇到我们帐户后，才会复工。”工人控诉他们的社保帐户不透明，这正是过往让裕元欺诈他们的原因。
虽然面临镇压，目前还有一些未经确认的报告，指仍有数以千计的小部分工人仍可能在罢工。4月28日（星期一），裕元管理层宣布厂房正在“全面正常运作”，但是《法新社》报导，据数名工人的报告，指“大约八成”工人已经复工。有报告指，有罢工者提出至少在五一劳动节前继续罢工。
虽然工人沿用负责任而和平的抗争策略，但从一开始就面临镇压，因此工人极为愤怒。在4月5日罢工开始，在首几日警察已经逮捕了数名工人，而估计有数十名工人在冲突中受伤。因为管理层给予的复工条件远远低于工人的要求，因此4月14日更大规模的罢工再度爆发。
在整场斗争里，特警与防暴警察都严阵戒备。
“厂房被警察控制了”
“喊口号的被抬走。”上星期，一名姓罗的工人向《BBC》表示：“我们甚至不敢制作横额。”在4月15日的游行里，有工人因为持有横额而被警察殴打及逮捕。
在这场游行后，警察在厂房设置了警戒线，防止罢工者将斗争带上街头。上星期，当公司将破坏罢工的手段升级时，工人报导被困在厂房里（在其他国家，雇主通常锁上厂房不让工人进入）。打卡器被拆除，令公司在未来威胁解雇罢工工人时可以逃避支付退休金的法律责任。公司发出三日的最后通牒，若果工人不复工就会被解雇。
警察部署在厂房内，逮捕继续罢工的工人。一名罢工者向《中国劳工通讯》（4月25日）表示：“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回去工作。一个拿着盾牌警棍、戴着头盔的人站在你身旁，你可以怎样？”
“警察逮捕在厂房内不肯工作的工人，有超过60人被拘留。这时工厂是被警察控制的。”一名怕被报复而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人向《法新社》表示。
国安机关拘留亦拘留了至少有两名为罢工提供意见的民间组织者，从而增加复工的压力。来自深圳民间劳工组织的张志儒及其同事林东，在上星期被拘留了几日。张志儒在4月25日被释放后，指警察告诉他：“只要工人回到鞋厂复工”，他就会重获自由。
两面的回应
独裁中共面对挑战，尤其是群众运动时，总会展现出“两张脸孔”。在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上星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裕元“确实存在未如实申报社保缴费的问题”。
但正如工人指出，地方政府机关长年与公司勾结，因此对公司的压榨视而不见，从而换取税收及贿款，是中国的常态。裕元执行董事刘鸿志表示，在整场纷争里，地方政府“全力支持”公司给予劳方的条件。警察作为国家权力的“核心”，在这场纷争里站在哪一方是无佣置疑的。虽然裕元被发现违反法律，但领导层没有一人被逮捕。
在尽快结束罢工以达“维稳”的目的，以及恐惧更多工厂会因工资提升而迁出中国（至孟加拉、柬埔寨及其他低工资经济国）之间，当局政权要作出一定的平衡。
要求组织独立工会
裕元罢工成为中国近代劳工斗争史的标志。4月5日，罢工以约1,000名工人开始，然后在下一个星期蔓延至50,000人，包括前线工人及部分管理层人员。在4月18日，罢工蔓延至裕元在江西省的工厂。
裕元工人与2010年浪潮横扫汽车制造业的罢工有一点共通处，就是拒绝中共傀儡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最后一分钟的介入，并要求组织自己的工会。《经济学人》有相关报道，指在厂房闸口的工人撕毁官方工会的信件，该信件要求工人结束罢工，并理解公司释出的“诚意”。
“工会应该有自己的工会。”一名姓雷的罢工者表示：“因为（官方）工会没有站在工人一方。”
“工人发动罢工，没有计划”
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加上习近平上任后加大镇压，意味着罢工不会如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人已争取到工会权与民主权利）这样发展。没有真正的工会，没有工会会议，没有投票通过决议，没有有架构地讨论去诉求，就如今次东莞的工人斗争，大体上是自发式的即兴行动。
因为中共政权或公司会派出间谍，很容易会阻挠或粉碎有组织的行动，工人斗争倾向于自发爆发。但是，在开始后，罢工会开始有组织的，但在非法与不停的镇压下，很难维持组织的模式。
“罢工是自发而没有好好组织的。甚至可以说工人没有计划过（罢工），但只是发动了罢工。”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的教师兼劳工议题评论员紫晓明解释：“但工人仍然保持高度信心…所以是挺有战斗性的。”他向《TRNN新闻》表示。
正如我们在中国其他的罢工与群众斗争所见，例如反污染和反征地的抗争里，裕元工人使用即使社交网路群祖去讨论罢工及其下一步的行动。有些群组的人数高达400名工人。这些网上平台经常被国安势力入侵并关闭，但新一个群众又再展开。在独裁制度下，手机和社交媒体为工人和活动分子的会议讨论提供了一个“保护罩”。
选举代表
工人要求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在纸面上，在国家控制的工会的框架下，有保障这一权力，但实际上很少被认可。广东常常被“改革”倡议者炫耀为进步的例子，甚至省政府开始实行集体谈判合法化。但在独裁制度下，这一“法例”在现实上是不可能实行的。在今次数十年来最大的罢工里，可清楚见到只有警棍下实行的“集体谈判”。
因此，牵涉在罢工行动的工人对于选举派出代表会见管理层，愈来愈谨慎小心。在“开明”的广东，最近有大批工人代表被逮捕。最著名的有深圳家具厂工人代表吴贵军，他被控在去年一场抗议“造成交通阻塞”而判监五年。裕元工人也不愿意公开拣出领袖，害怕公司和国家会对这些人恐惧。
目前，裕元斗争的前景是不确定的，罢工对工人意识与未来的斗争有巨大影响。“不论我们是不是成功，也会纪录在历史里。”一名姓罗的工人向《BBC》表示。很明显，即使现在仍不能相信公司和政府会完全履行他们对工人的法律责任，没有这场罢工，工人什么也赢不到。在面对镇压下，工人成功组织强大的罢工，瘫痪跨国企业的生产线，为中国工人斗争立下了新一个里程碑，并给予其他工人信心。在未来的日子里，对独立民主工人的诉求会如河水般涌现，势不可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