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起義和蘇維埃的「合法地位」

在九月裡，在民主會議期間，列寧要求直接轉入起義。他說：「既然要像馬克思主義者那樣對待起義，也就是像對待藝術那樣對待起義，那末同時我們就應當不放過一分鐘，立即組織起義隊伍的司令部，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隊調到最重要的據點去，包圍亞歷山大劇院，佔領彼得巴甫洛要塞，逮捕總參謀部和政府的官員，派遣那些寧可戰死而不讓敵人向市中心推進的隊伍去抵禦士官生和野蠻師；我們應當動員武裝工人，號召他們進行最後的殊死戰，一開始就佔領電報局和電話局，把我們的起義司令部設在中央電話局旁邊，用電話把它同所有的工廠、團隊、武裝鬥爭地點等等聯繫起來。當然，這不過是大概地談談，以說明在目前這個時期不像對待藝術那樣對待起義，就不是忠於馬克思主義，就不是忠於革命。」(《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9—10頁)

這樣提出問題，原是預計通過黨的途徑並以黨的名義來準備和完成起義的，以便隨後由蘇維埃代表大會來總結這項勝利。中央委員會沒有接受這項建議。起義被引上蘇維埃的道路，而且在宣傳上把它同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聯繫起來。這次發生的意見分歧需要詳細闡明，然後這次意見分歧自然就不會落於原則問題的範圍，而屬手純粹技術問題的範圍，儘管這技術問題具有很大的實際意義。

前面已經談過，列寧對於拖延起義是十分擔心的。由於黨的上層曾經表現過動搖，所以那種在形式上把革命同即將舉行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聯繫起來的宣傳，在列寧看來就是一種不能容許的延期，一種對猶豫不決態度的讓步，一種對猶豫不決分子的讓步，一種對時機的放過，一種直接的罪行。從九月底起，列寧就不止一次地談到這個問題。

九月二十九日，列寧寫道：「在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和黨的上層中，存在著一種傾向或一種意見，主張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反對立即奪取政權，反對立即舉行暴動。必須打倒這種傾向和意見」。十月初，列寧寫道：「拖延是一種罪行，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是一種玩弄形式的兒戲，是一種玩弄形式的惡作劇，是背叛革命」。十月八日列寧在為彼得格勒代表會議所寫的提綱中說：「必須反對對憲政抱幻想，必須反對對蘇維埃代表大會抱希望，必須放棄必須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的那種成見」，等等。最後，十月二十四日，列寧寫道：「現在再拖延暴動，已經真正等於死亡，這是最明顯不過的事。」接著他又寫道：「歷史將不寬恕那些革命者拖延時機，他們本來可以在今天贏得勝利(而且他們一定能在今天勝利)，可是卻去冒明天失掉許多良好條件的危險，冒失掉一切的危險。」

所有這些信件，其中每一句話都是在革命的鋼砧上錘煉出來的，對於說明列寧和估計時機具有特殊的意義。貫穿這些信件的基本思想就是不滿、反對、憤恨那種對待革命的宿命論的、等待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孟什維克的態度，那種把革命看成為沒完沒了的事情的態度。如果一般地說時間是政治的重要因素，那麼，時間在戰爭中和革命中的作用將增長百倍。可以在今天做的事就完全不廣定也都可以在明天做。今天可以起義、打倒敵人、奪取政權，而明天就會不可以。要知道，奪取政權就是扭轉歷史的舵把。有人會問：難道這種行動可以決定於二十四小時這樣一段時間嗎?是的，可以的。當局勢已發展到武裝起義的時候，行動就已經再不能用政治的長尺來衡量，而是要用戰爭的短尺來衡量了。放過幾個星期，幾天，有時甚至一天，在一定的條件下，完全等於出賣革命，等於投降。如果列寧不這樣擔心，不施加這種壓力；不提出這種批評，不這樣激烈地並具有革命熱誠地對一些人表示不信任，那麼，黨或許就不能在決定性的時機中整頓好自己的陣?，因為當時黨內上層的反抗非常劇烈，而司令部在戰爭中、尤其是在國內戰爭中是起很大作用的。

但同時十分明顯的是：在準備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掩護下，並且在保衛這次代表大會的口號下來準備和舉行起義卻給我們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優越性。自從我們彼得格勒蘇維埃拒絕執行克倫斯基關於把三分之二衛戍部隊調往前?的命令時起，我們實際上已經進入武裝起義狀態。當時不在彼得格勒的列寧，未能估計到這件事實的全部意義。據我的記憶，在他當時所有的文件中，對於這種情況就沒有提到一個字。可是，當我們反對調走彼得格勒衛戍部隊，成立了革命軍事委員會(十月十六日)，向所有部隊和機關派出自己的委員，從而不僅完全孤立了彼得格勒軍區司令部，也完全孤立了政府的時候，十月二十五日起義的結局已經預先決定了至少四分之三。實質上，我們當時進行的就是武裝起義，這是彼得格勒團隊反對臨時政府的武裝起義(儘管是不流血的)，它是在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領導下，並且在準備保衛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口號下進行的，而這次代表大會正應該決定關於政權的命運的問題。列寧之所以建議在莫斯科開始起義，以及據他的估計在那裡可以保證不流血而贏得勝利，正是由於他當時處於地下，沒有可能估計到自從十月中旬最初幾天首都衛戍部隊「平靜地」起義以後，所有士官和軍官已經不只在情緒上，而且也在組織關係上發生了根本的轉變。自從營隊根據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拒絕離開首都而且當真沒有離開的時候起，我們在首都的起義已經取得了勝利，只不過上面還稍微留著一些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形式的殘餘罷了。十月二十五日的起義只具有補充的性質。正是因為這個原故它進行得才很順利。與此相反，在莫斯科進行的鬥爭則具有較為持久和流血的性質，儘管當時在彼得格勒已經建起了人民委員會的權力。十分明顯，假定在彼得格勒革命以前，就先在莫斯科開始起義，那麼，這個起義必不可免地將具有更為持久的性質，而且它的結局也是極其沒有把握的。可是，要知道，莫斯科的失敗勢將嚴重地影響彼得格勒。當然，即使走這條路也決不是完全沒有勝利的可能。但是，起義實際上所走的那條路，卻是更經濟得多，更有利得多，更成功得多。

我們之所以有可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使奪取政權這一行動遷就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只不過因為「平靜的」、幾乎是「合法的」武裝起義——至少是在彼得格勒——已經即使不是十分之九地、也是四分之三地既成事實了。我們把這次起義稱為「合法的」，是指它是從兩個政權並存的「正常」條件中產生的。當妥協派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中占統治地位的時候，也曾經不止一次地發生過蘇維埃檢查或糾正政府決議的事。這種做法，似乎成了以克倫斯基苛政之名寫入史冊的那個制度的憲法中的一項規定。我們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中掌握政權以後，只是繼續了並加深了兩個政權並存的方式。我們主動地檢查了關於調走衛戍部隊的命令。這樣一來，我們就利用合法的兩個政權並存的傳統和方式掩護了彼得格勒衛戍部隊的實際起義。不僅如此，我們在宣傳中使奪取政權這一行動形式上遷就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發展和加深了已經形成了的兩個政權並存的傳統，從而明確了蘇維埃的合法地位，以便在整個俄國舉行布爾什維克起義。

我們沒有用蘇維埃憲法的幻想去麻痺群眾。因為我們是在爭取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口號下把革命軍隊爭取過來，並在組織上把他們鞏固起來的。同時，我們能夠把我們的敵人——妥協派引入蘇維埃合法地位的圈套，而且其效果比預期的更大。在政治上、特別是在革命中使用詭計，總是危險的。說不定騙不了敵人反而使跟著你走的群眾墮入迷途。我們那次的「詭計」，卻是百分之百地成功了。這是由於這個詭計並不是一些要避免國內戰爭的自作聰明的戰略家們故意想出來的。這個詭計是妥協主義制度解體的條件自然造成的，是妥協主義制度的一些極嚴重的矛盾自然造成的。臨時政府想把衛戍部隊調開，兵士卻不願意到前才去。我們使這種自然的不願情緒帶上政治色彩、具有革命目的並披上「合法」外衣。這樣，我們就保證了衛戍部隊內部非常一致，並且把衛戍部隊同彼得格勒的工人緊密地聯繫起來。而我們的敵人由於處境瀕於絕望、思想陷於混亂反而情願把蘇維埃的外衣看做是真情實況。既然他們想受騙，我們也就十足地對他們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我們同妥協派之間進行了爭取蘇維埃合法地位的鬥爭。在群眾的意識中，政權的來源是蘇維埃。克倫斯基、策烈鐵裡、斯科別列夫都是從蘇維埃出來的。我們也是以我們那個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基本口號而同蘇維埃緊密地聯繫著的。資產階級從國家杜馬接受政權。妥協派從蘇維埃接受政權，為的是使蘇維埃趨於消滅。我們也是從蘇維埃接受政權，卻為的是把政權轉交給蘇維埃。妥協派還沒有中斷蘇維埃的繼承性，就趕忙架起一座由蘇維埃到議會制度的橋樑。為了這個目的，他們召開了民主會議並組成了預備議會。蘇維埃之參加預備議會，好像是批准了這種路線。妥協派企圖用蘇維埃的合法地位做釣鉤，去捕捉革命，以便在捉到以後把它拖上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道路。

不過，我們也同樣注意利用蘇維埃合法地位。在民主會議結束的時候，我們迫使妥協派同意召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給他們造成了極大的困難。一方面，他們既然不放棄蘇維埃合法地位，他們就不能反對召開這次代表大會。另一方面，他們不能不看到，這次代表大會，從它的組成來看，對他們是沒有什麼好處的。這樣一來，我們就更為堅決地推崇這次代表大會，把它看做是國家的主宰，並且把我們的一切準備工作同擁護和保衛蘇維埃代表大會使之不受反革命的必不可兔的攻擊這一工作結合起來。如果說，妥協派是通過從蘇維埃產生出來的預備議會以蘇維埃合法地位來對付我們的話，那麼，我們也是以同樣的蘇維埃合法地位去對付他們，但卻通過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由黨奪取政權這個赤裸裸的口號下安排武裝起義——這是一回事，而在保衛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權力這個口號下先作準備然後再實現起義，——這完全是另一回事。這樣看來，使奪取政權達一行動遷就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決不是天真地希望代表大會本身當真能解決政權問題。我們根本不存在這種對蘇維埃形式的偶像崇拜心理。奪取政權的一切必需工作，不僅是政治工作，而且也包括組織工作和軍事技術工作，在當時都是全力以赴的。但是仍舊是用即將召開的代表大會這個借口作為進行這些工作的合法外衣，因為這次代表大會應當解決政權問題。儘管我們在全?進行進攻，可是卻保持著防守的假像。恰恰相反，臨時政府——如果它當真決心認真防守的話——則勢必攻擊蘇維埃代表大會，禁止它的召開，從而使對方抓到一個對臨時政府最為不利的理由去進行武裝起義。不僅如此，我們不只使臨時政府在政治上處境不利，而且干曉麻痺了它那本來已經遲鈍的思想。這些人當真相信，我們所致力的是蘇維埃議會制，是召開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要通過一項關於政權的新決議，——發揮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蘇維埃決議的精神，——然後，政府就可以拿預備議會和即將舉行的立憲會議作為借口來拒絕這項決議，從而使我們陷於尷尬的地位。最聰明的小市民才子們正是朝著這個方向設想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克倫斯基筆下找到確切無疑的證明。克倫斯基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談到十月二十四日半夜他如何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同唐恩和另外幾個人很激烈地爭論當時已經全面展開了的起義。克倫斯基寫道：「首先，唐恩對我說，他們對情況的瞭解此我清楚得多。他說，我是受了我的『反動司令部』報告的影響而把事態誇大了。隨後，他又說，共和國蘇維埃大多數通過的決議儘管有傷『政府的自尊心』，卻非常有用處，而且對於『轉變群眾情緒』十分重要。他說，這項決議的效果『已經產生了』。他又說，現在布爾什維克宣傳的影響，將『很快地減小』。據他說，另一方面，布爾什維克在同蘇維埃中大多數的領袖們談判的時候，曾表示情願『服從蘇維埃大多數的意志』。他們準備『明天就立即』採取一切方法去撲滅那個『違反他們願望並且未經他們批准而爆發起來的』起義。最後，唐恩先提到布爾什維克『明天就立即』(都是明天！)解散自己的軍事司令部，跟著就告訴我說，我所採取的壓制起義的一切辦法，只會『刺激群眾』，而且，一般說來，我這種『干涉』只會『妨礙蘇維埃中大多數的代表順利地同布爾什維克進行消滅起義的談判』。……為了能充分說明當時的情況，必須補充的是：正好在唐恩向我做這種得意的報告的時候，『赤衛隊』的武裝隊伍已經把政府機關一個接著一個地佔領了。而且幾乎恰好在唐恩和他的幾位同志離開冬宮的時候，宗教信仰部總長卡爾塔塞夫從臨時政府開完會回家，在百萬大街被逮捕了，並立即被押送到斯莫爾尼去。而唐恩也正要回到斯莫爾尼去同布爾什維克繼續和平談判。必須承認，當時布爾什維克的行動是有很大魄力的，而且手腕也不低。在起義已經熱火潮天，而『紅軍』已經在全城行動起來的時候，一些事先專門派好了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很成功地設法使得『革命民主派』的代表們陷於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境地。這些手腕高超的人，整夜在無休無盡地爭論著各式各樣的方案，好像必須用這些方案做為調解和消滅起義的基礎。布爾什維克利用這種『談判』的方法，使自己贏得了大量的時間。而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戰鬥力量卻沒有及時地動員起來。這一點恰恰是須要追究的啊！」(克倫斯基：《久遠的回憶》，第197-198頁)

不錯，這一點是需要追究的！從上面這種情況來看，妥協派十十足足地上了蘇維埃合法地位的當。克倫斯基猜想，好像有一些事先專門派好了的布爾什維克故意以即將消滅起義為辭，去迷惑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其實不是這麼一回事。事實上，積極參與談判的那些布爾什維克確實打算消滅起義，並且很相信各黨派協商成立的那種社會主義政府的形式。可是，在客觀上，這些談判使者卻毫無疑義地對起義有一定的功績，因為他們是以自己的幻想培養了敵人的幻想。然而，他們之所以對革命有這樣的功績，則完全由於黨不顧他們的勸告和警告而勇往直前地把起義引導到徹底的勝利。

要使這樣一次廣泛而繁劇的戰鬥運動獲得勝利，必須有各種大大小小的，完全異常的情況的配合。首先，必須有不願繼續作戰的軍隊。假使到革命時期我們沒有一支破碎的、懷著怨望的、數以千百萬計的農民軍隊，那麼，革命的整個進程，特別是在革命的最初時期，即從二月到十月，將會呈現出完全另外一幅情景。關於這一點，我們已經講過了。只有在這些條件下，用彼得格勒衛戍部隊進行的試探才能成功，而這次試探也就預先決定了十月革命的勝利。這是一種使「不成熟的」而且幾乎預先不能察覺的起義同保衛蘇維埃合法地位不受科爾尼洛夫分子破壞的特殊的結合，但要把這種結合昇華為一種規律，那是談不到的。恰恰相反，可以肯定地說，這種經驗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不會再重複了。但是，仔細地研究它還是必要的。通過研究，可以開闊每個革命者的眼界，使他曉得：在明確提出任務、正確估計局勢、具有鬥爭到底決心的條件下，是有各種各樣的方法和手段可資運用的。

莫斯科的起義具有比較持久的性質，而犧牲也比較大。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因為莫斯科的衛戍部隊沒有能夠像彼得格勒的衛戍部隊那樣由於調往前?的問題而受到革命的鍛煉。我們已經說過，現在再重複說一下，彼得格勒的武裝起義是分為兩步進行的。第一步在十月前半月。那時，彼得格勒團隊服從蘇維埃所制定的完全符合他們自己心情的決議，順利地拒絕執行總司令部的命令。第二步在十月二十五日。這時所需要的只是一種不大的補充性質的起義，以剪斷二月政權的臍帶而已。至於莫斯科的起義，則是一步進行的。這也許就是它具有持久性質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領導不夠堅決。我們看到，在莫斯科曾經由軍事行動轉為談判，然後，再由談判轉回到武裝鬥爭。如果說，那種能使被領導者的情緒受到影響的領導者的動搖一般來說在政治上是有害的話，那麼，在武裝起義的條件下這種動搖就有致命的危險。統治階級已經對自己的力量失掉信心(不這樣，就根本不能指望勝利)，但是，國家機器依然在他們手裡。革命階級的任務是掌握國家機器。為了這個目的，革命階級必須對自己的力量有信心。黨既然把勞動者引上起義的道路，就應該由此做出必要的結論。「既然作戰，就行軍法」：在戰爭中此任何其它地方都更不容許動搖和錯過時機。戰爭是用短尺來衡量的。原地踏步，哪怕是幾小時的時間，也會使統治者恢復一部分自信心，而使起義者失掉一部分自信心。可是，要知道，正是這一點直接決定對起義結局起決定作用的力量對比。必須用這種觀點一步一步地結合政治領導去研究莫斯科軍事行動的進程。

把在特殊條件下進行國內戰爭的其它一些地點提出來加以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這些地點，由於民族因素，情況就更複雜些。在細緻分析實際資料的基礎上來進行這種研究，一定能大大地豐富我們對國內戰爭一套辦法的概念，從而使我們易于歸納出一些具有相當一般性的方法、規則和方式，把它們列為一種國內戰爭的「條令」 ^[2] 但是在通過這項研究做出某些結論之前，我們可以說，外省國內戰爭的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彼得格勒國內戰爭的結局所預先決定了的，儘管在莫斯科發生了意外的阻延。二月革命摧毀了舊的國家機器，臨時政府把它承繼下來，卻沒有能力把它更新或加強。結果，二月和十月之間的國家機器，在行動上就成了官僚主義惰性的殘餘。外省的官僚習慣於向彼得格勒看齊，他們在二月這樣做了，在十月又是這樣做了。使我們佔了很大便宜的是：我們準備推翻的那個政治制度還沒有來得及完滿建成。「二月」國家機器的極端不穩定和缺乏自信非常有利於我們的工作，使革命群眾和黨本身增加了自信心。

德國和奧國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九日以後，也產生了與此相同的情況。但是，在那裡，社會民主黨彌補了國家機器的缺陷，從而幫著建立起了資產階級共和政體。這個政體到現在也無論如何不能稱為穩定的範例，然而，它自產生以來，畢竟已經存在六年了。至於其它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它們就不會有這種優越性，也就是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不會這樣接近。他們的二月革命已經落在後面很遠了。誠然，在英國還保留有不少封建殘餘，可是卻談不上在英國會有什麼獨立的資產階級革命。英國國內的君主政體、貴族等等要到英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才能一掃而光。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將是完全建成的資產階級國家。但這還不是說，將是穩定了的國家機器，因為無產階級起義的可能性本身是以資本主義國家解體的極為深刻的過程為前提的。如果說，我國的十月革命是在同一個在二月革命以後還未來得及完滿建成的國家機器的鬥爭中展開的話，那麼，在其它國家裡，起義的對象將是一個正處於逐漸解體狀態中的國家機器。

一般來說，可以這樣設想，——我們在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上，已經講到這一點了，——在各個老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抵抗力量通常要比在我國大得多，無產階級取得勝利比較困難，但是，只要它取得政權，就能保證它立即有一個比我們在十月革命後第二天所有的穩定得多並鞏固得多的地位。我們的國內戰爭只是當無產階級在主要城市和工業中心奪得政權以後才真正展開的，並且在蘇維埃政權的前三個年頭還延續著。許多情況都說明，在中歐和西歐各國奪取政權要困難得多。可是，一旦取得政權，則無產階級的行動將無比地更為自由。當然，這種對未來的設想是有條件的。它將大都決定於歐洲各國革命發生的順序，外國武裝干涉的可能性，當時蘇聯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等等。儘管如此，我們基本的和在我們看來是無可爭辯的意見卻是：在歐洲和美洲，奪取政權這一行動本身將遭遇到比起我國來要大得多、嚴重得多、頑強得多、並有計劃得多的各國統治階級的抵抗。因而，就更要求我們在事實上把武裝起義(一般地說是把國內戰爭)當作一種藝術來看待了。

^[2] 參看托洛茨基：《國內戰爭問題》，一九二四年九月六日第二O二期《真理報》。——托洛茨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