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重印本序言[1]

　　俄國革命的性質問題，是使俄國革命運動的各種思潮和政治團體形成派別的根本問題。甚至在社會民主運動內，自從事態的發展使這個問題具有現實意義的時候起，就因這一問題而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從1904年起，由於這些分歧而形成了兩個主要派別：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的觀點是：我們的革命將是資產階級性質，也就是說革命的自然結果將是政權歸資產階級並為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創造條件。布爾什維克的觀點則是：承認就要到來的革命必然是資產階級性質，但同時提出通過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合專政來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這一點作為主要革命任務。

　　孟什維克的社會分析是極端膚淺的，這種分析實質上只是粗俗的歷史模擬，這是那些「有教養」的市儈們的典型方法。不論是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造成政治陣營的兩極分化，從而使資產階級民主派變得無足輕重的事實，或者是後來實際形勢的教訓，都不能使孟什維克停止對「真正」、「現實」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不倦尋求，他們認為這種民主派將領導「民族」去創造盡可能完善的議會民主式的資本主義發展條件。孟什維克總是竭力到處尋找資產階級民主派發展的跡象，在找不到的時候就加以臆造。他們誇大一切「民主」宣言和表現的重要性，同時輕視無產階級的力量及其鬥爭的前景。為了使俄國革命取得所謂歷史規律所規定的「正當的」資產階級性質，他們拚命地尋找「真正」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在革命期間，當找不到「真正」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時候，孟什維克乾脆自己來執行這種力量的任務。

　　絲毫沒有受過馬克思主義思想訓練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俄國革命形勢下的行動當然不可能同二月革命中一度扮演「主要」角色的孟什維克有什麼兩樣。資產階級民主派缺乏真實的社會基礎這一點也表現在孟什維克身上，他們很快就夭折了，在革命進行了8個月之後便被階級鬥爭拋在一邊了。

　　與此相反，布爾什維主義從不相信俄國革命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權和力量。它一開始就認識到工人階級在即將到來的革命中的決定性重要意義，但是說到革命綱領本身，布爾什維克在最初使農民問題拖了綱領的後腿，因為如果沒有千百萬農民的支持或者和農民對立，無產階級就不可能把革命進行到底。因此他們（暫時）承認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

　　至於對革命內部力量和革命前景的估計，作者在當時沒有附和俄國勞工運動主要派別中任何一方的意見。他當時的立場可以概述如下：以資產階級革命作為其首要任務的革命開始以後，會很快引起強大的階級衝突，只有當政權轉到唯一能領導被壓迫群眾的階級（也就是無產階級）手中，革命才能贏得最後勝利。無產階級一旦取得政權，它不僅不願而且也決不能把自己限於資產階級的民主綱領。它只有在把俄國革命變成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情況下才能把革命進行到底。到那時候，資產階級民主綱領連同它的國家界限將被拋棄，俄國工人階級的暫時的政治統治也將發展成為持久的社會主義專政。但是如果歐洲依舊停滯不前，資產階級反革命將不會容忍俄國勞苦大眾的政府，它對俄國革命政權的顛覆將是無情的。因此無產階級一旦取得政權，就不能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的限度內。它必須採取不斷革命的策略，也就是必須打破社會民主黨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界限，向愈來愈激進的社會改革過渡，並從西歐革命尋求直接及時的支持。在這篇寫於1904至1906年間的文章中，這種觀點得到了發展和論證。

　　但是十五年來作者在堅持不斷革命觀點的同時，在對社會民主運動中敵對派別作出評價的時候陷入了錯誤。由於雙方的出發點都是資產階級革命，作者曾認為它們之間的分歧不致深刻到引起分裂的程度。同時，他希望形勢的進一步發展一方面會清楚地證明俄國資產階民主派的軟弱和微不足道，另一方還會證明無產階級客觀上不可能受民主主義綱領的限制。他認為這一點足以根本消除派別分歧。

　　作者在僑居國外期間一直處在兩派之外；他沒有充分認識到當時非常重要的情況，實際上，沿著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分歧的戰線，許多堅定的革命者正集中到戰線的一邊，而愈來愈陷入機會主義和調和主義泥坑的分子則集中到戰線的另一邊。在1917年的革命爆發的時候，布爾什維克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集中組織，團結了先進工人和革命知識分子中一切最優秀的分子，布爾什維克（經過一些內部鬥爭）明確採取了旨在達到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專政的策略，這完全符合俄國的整個國際形勢和階級關係。而孟什維克派那時的成熟程度僅僅足以擔負我前面說過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任務。

　　現在，在向公眾發行這書重印本的時候，作者不僅希望解釋一下促使他以及其它多年來一直處在布爾什維克黨外的同志有可能在1917年初同這個黨共命運的理論原則（這樣一個個人的理由並不能成為重印此書的充足理由），同時也希望追述一下對俄國革命動力的社會歷史分析；從這個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可能而且必須成為俄國革命的任務，遠在無產階級專政成為既成事實之前就是如此。我們毫無更改地重印了這本寫於1906年而其基本路線在1904年已經形成的小冊子，這一事實就充分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在替代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孟什維克方面，而是在實際執行工人階級專政路線的政黨方面。

　　一種理論的最後考驗是實際經驗。我們現在所參加的事件，以及我們參加的方式早在大約十五年前就在我們的基本路線中預見到這一事實，就是我們正確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無可辯駁的證據。

　　我們重印了發表在1915年10月17日《我們的話》（巴黎出版）上的一篇題為《為政權而鬥爭》的文章作為附錄。這篇文章具有一個論戰性目的，是對孟什維克領袖們寫給「在俄國的同志們」的綱領性「信件」的批評。在文章裡我們得出結論：1905年以後十年中的階級關係的發展已經進一步摧毀了孟什維克對資產階級民主派所懷的希望，因此很顯然，俄國革命的命運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密切地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聯繫在一起了……在所有這些年來的思想鬥爭面前，如果有人說十月革命是「冒險主義」，那他必定是一個真正的白癡！

　　談到孟什維克對革命的態度,不能不提一下考茨基的墮落。他現在從馬爾托夫、丹和策烈鐵裡的「理論」中找到了他自己的理論和政治墮落的辯護辭。在1917年10月以後，考茨基聲稱，雖然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確是社會民主黨的歷史任務，但是由於俄國共產黨並沒有通過考茨基為它規定的具體途徑和具體時間表取得政權，所以蘇維埃共和國應該交給臨時政府的部長們去糾正錯誤。對於考茨基發表的陳腐意見，親身經歷過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並讀過考茨基當年文章的同志們一定倍感意外。當時，考茨基（他還是從羅莎·盧森堡那裡學到了些東西的）充分理解並承認：由於國內階級鬥爭所達到的水平和資本主義的整個形勢，俄國革命不可能以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而告終，而必不可免地將導致無產階級專政。考茨基那時坦白地寫過關於社會民主黨佔多數的工人政府的文章。他甚至沒有想到根據民主派的上層表演來決定階級鬥爭的實際進程的問題。

　　當時考茨基懂得，革命將會第一次開始喚醒千百萬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不是一下子喚醒，而是一步步地，一階層跟著一階層地喚醒，因此當無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間的鬥爭達到最高峰的時候，廣大的農民群眾仍處於很幼稚的政治發展水平，因而可能會把選票投給僅僅反映農民階級的落後成見的中間力量。那時考茨基懂得，由奪取政權的革命邏輯所引導的無產階級不可能無限期地延遲奪取政權行動，因為拖延這項行動只對反革命有利。考茨基那時懂得，無產階級一旦奪得革命政權，它不會把革命的命運寄托在任何特定時刻最沒有覺悟、尚未覺醒的群眾的心理上，相反，無產階級會把政治權力集中在從事啟發和組織這些落後和無知的農民群眾的強大的國家機器手中。考茨基懂得，如果把俄國革命叫作資產階級革命因而限制它的任務，那就意味著對天下大事一竅不通。他和俄國、波蘭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樣正確地承認，如果俄國無產階級在歐洲無產階級之前奪取了政權，它必定會利用作為統治階級的形勢給予歐洲和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以強有力的幫助，而不是把它的地位迅速讓給資產階級。所有這些充滿馬克思主義原則精神的世界前景展望，不可能由農民在1917年冬的所謂制憲議會選舉中的投票結果決定，也不能由考茨基或是我們的主觀意願決定。

　　現在，當十五年前的展望變成了現實的時候，考茨基卻拒絕給俄國革命發放出生證，理由是它的出生沒有及時在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治辦公室裡登過記。真是昏了頭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糟蹋！人們完全有權說，從第二國際最偉大的理論家之一對俄國革命所下的這個市儈式判斷（一個比1914年8月4日社民黨議員團對軍事撥款預算案的贊成表決更醜惡的表現）已經可以看到第二國際的墮落了。

　　幾十年來，考茨基發展並堅持了社會革命的概念。現在革命變成了現實，考茨基卻在革命面前驚慌地退卻了。他被俄國的蘇維埃政權嚇壞了，並且對德國共產主義無產階級的強大運動採取敵視態度。考茨基很像一個可憐的小學教師，他多少年來一直在氣悶的教室裡向學生們重複春天的描述，可是最後當他結束他的教員生活，來到新鮮空氣裡的時候，他卻不認識春天，因而大為生氣（如果這個小學教員可能生氣的話），並且力圖證明春天不是春天而只是自然的大混亂，因為它的發生違反了自然歷史教科書的定律。幸運的是，工人們並不信賴這位甚至是最權威的腐儒，他們信賴的是春天的聲音！

　　我們馬克思的信徒和德國工人們一齊堅持我們的信念：革命的春天已經充分按照社會自然的規律同時也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規律到來了，因為馬克思主義並不是小學教師的脫離歷史的教鞭，而是對實際正在進行的歷史發展的方式方法所作的社會分析。

　　我對兩篇文章（一篇是1906年寫的，另一篇是1915年寫的）的原文都沒有作任何更改。原來我打算為原文加注，使它適合於目前之用；但是在通讀原文的時候我不得不放棄這個打算。如果我要詳細加注的話，那會使本書的篇幅增加一倍，我現在沒有時間這樣作。而且這種「雙層」的書籍對讀者來說也不方便。更重要的是，我認為本文思想系統的主要分支同我們當前的情況很相近，那些願意更徹底地瞭解本書的讀者，可以很容易地從目前的革命經驗中找到補充本書所說明的觀點的必要資料。

列夫·托洛茨基
1919年3月12日於克里姆林

[1] 本節序言譯自英文版《不斷革命論和總結與前瞻》一書，正文據聖彼得堡1906年出版的《我們的革命》（《a 》,..-ό）一書譯出，正文的第十章是托洛茨基後來補寫的，在《我們的革命》中未收入，現在據蘇聯國家出版社1922年出版的《1905年》第287-293頁所載原文譯出——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