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無產階級政治制度
只有依靠全國的覺醒和全民的熱情，無產階級才能取得政權。無產階級將作為民族的革命代表，作為反對專制制度和封建暴政的鬥爭中公認的人民領袖參加政府。但無產階級一旦執掌政權，就會開創一個新時代，一個具有革命立法和積極政策的時代。無產階級為清除舊政權的歷史垃圾和驅逐舊政權的寄生蟲而採取的初步措施，將會得到全民族的積極支持，儘管自由主義懦夫們會大談特談「醜陋的俄國人」，渲染市井小民們的偏見思想如何頑固。
與政治清洗工作相配套的，是對全部社會和國家關係的民主改組。在直接壓力和要求的影響下，工人政府將不得不斷然干預一切關係和現象……
工人政府的第一項工作，是把一切手上沾滿人民鮮血的人從軍隊和政府中開除出去，把犯有最嚴重的反人民罪行的部隊清除掉或解散掉。在革命最初的日子就得作這項工作，也就是早在有可能實行負責官員選舉制度和組織國民軍之前就必須作。但事情並不是到此為止。工人民主會馬上碰到工作日時間的問題，土地問題和失業問題。
有一件事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執政的無產階級的政策將一天天地加深，其階級性質也將愈來愈明確。這樣一來，無產階級和民族之間的革命關係將會破裂，農民的階級分化會以政治形式表現出來，農民各組成部分之間的對抗也將隨著工人政府政策的明確化和由一般民主政策變為階級政策而逐漸增長。
俄國農民和知識分子當中還沒有形成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傳統和反無產階級的成見，這一點有助於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在另一方面也必須注意，他們沒有這種成見並不是由於政治覺悟高，而是由於他們在政治上愚昧無知，缺乏自我社會定位，幼稚和優柔寡斷。所有這些本性和特點，完全不能為無產階級的徹底有效的政策創造可靠基礎。
消滅等級式農奴制，將得到作為納稅等級的全體農民的支持。按收入徵收的累進稅也會得到多數農民的支持。但是為保護農業無產階級而實行的法律措施，不僅不會得到多數農民的積極同情，而且還會受到少數農民的積極反對。
無產階級將會發現它不得不把階級鬥爭推進到農村中去，從而破壞無疑每一個農民都有的——雖然是在比較狹小的範圍內——那種共同利害關係。無產階級在剛剛實行統治的時刻，就必須從農村的窮人和富人之間、農業無產階級和農業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中尋找支持。但是如果農民成分的複雜性會為無產階級政策的推行造成困難，並使實行這種政策的基礎縮小，那末農民階級分化的不成熟也會妨礙在農民中開展城市無產階級可以信賴的階級鬥爭。農民的愚昧幼稚常常使他們對無產階級採取敵視態度。
農民的冷淡態度，他們在政治上的消極性，尤其是上層農民的積極反對，必然會對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發生影響。
因此，執政的無產階級的政策愈明確愈堅決，它的立足基礎也就愈狹窄和愈不穩。這一切都極有可能，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無產階級政策的兩個主要特點早晚會遭到無產階級戰略同盟軍的反對，那就是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
農民的小資產階級性格和政治上的幼稚愚昧，他們的局限於農村的短淺眼光，他們的不理解世界政治聯繫和依存關係，都會為無產階級政權革命政策的貫徹造成極大的困難。
假設一下：如果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只是參加臨時政府，在實行民主改革時期領導政府，為取得最徹底改革而鬥爭，並為此目的而依靠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然後在民主綱領實現後退出他們參與建設的政治大廈，以便讓位給資產階級政黨而自己則退居反對派地位，因而開闢一個議會政治的時期，那末這種想法就破壞了工人政權的根本概念。這並不是因為這種想法「違反原則」（抽像地提出問題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而是因為這是完全不現實的想法，是最壞的烏托邦主義，是革命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主義。
原因就在於：
在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的條件下，把我們的綱領劃分為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原則意義。資產階級執掌政府這一事實，就使我們的最低綱領中同生產資料私有制不兼容的一切要求不能存在，因為這些要求具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內容，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先決條件。
但是政權一旦轉到社會主義者佔多數的革命政府手中，那時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之間的區別，就失去了原則上的和直接實踐上的意義。無產階級政府無論如何不能把自己約束在這種區別的範圍之內。以八小時工作日制的要求為例。大家知道，這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並無致命矛盾，因此是社會民主黨最低綱領中的一條。但是讓我們設想一下在群情激昂的革命時期實行這一措施的情況。新法令無疑會遭到資本家的抵制，譬如說，停工和關廠等有組織的堅決抵制。
數以十萬計的工人會被拋到大街上。政府該怎麼辦呢？一個資產階級政府，不論多麼激進，也決不會容許事態發展到這種地步，因為一碰到關廠，它就會毫無辦法。它就會被迫退卻，八小時工作日制就會被取消，憤怒的無產階級會遭到鎮壓……
在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下，實行八小時工作日制就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一個政府希望依靠無產階級而不像自由派那樣依靠資本家，如果這個政府不希望在資產階級民主派之下擔任「公正的」中間人的角色，那末對於這個政府來說，關廠就當然不能被資本家用來當作增加工時的借口。對於工人政府來說，解決糾紛的唯一辦法是，沒收關閉的工廠，由社會來組織這些工廠的生產。
當然人們還可以這樣爭辯：可以由忠於其綱領的工人政府頒布一項有關八小時工作日制的法令；如果資本家進行抵制，而這種抵制又不能依靠旨在保護私有財產制的民主綱領來加以克服，那末社會民主黨人可以辭職並求助於無產階級。這是從那一小幫參加政府的社會主義者的官員立場看問題，但絕不是從無產階級觀點出發的解決辦法，也不是從發展革命觀點出發的解決辦法。因而在社會民主黨人辭職以後，形勢會和他們不得不執掌政權的時候完全一樣。在資本家有組織的抵抗面前逃跑，是比在起初時拒絕執掌政權更為嚴重的對革命的背叛，因為不參加政府，比起參加政府只是為了暴露出自己的軟弱無能然後退出，的確要好得多。
讓我們再舉另一個例子。執政的無產階級不得不採取最有力的措施來解決失業問題，因為參加政府的工人代表不能以革命是資產級性質為理由來答覆失業工人的要求，這是十分明顯的。
但是如果單是由政府負責保證失業者的生活（以什麼方式來保證，現在對我們說並不重要），那就意味著經濟權力立即在很大程度上轉到無產階級方面。常常依靠存在勞動後備軍的情況來壓迫工人的資本家們，會感到自己在經濟上軟弱無力，同時革命政府也使他們在政治上無能為力。
既然政府保證支持失業者，那末它也就擔負了保證罷工工人的生活的任務。如果政府不這樣作，那末它就會立即無可挽回地破壞它賴以存在的基礎。
在這種情況下，工廠主除了停工，也就是除了關廠以外別無他法。十分明顯，在生產停頓的情況下，僱主們能夠支持的時間要比工人們長得多，因此，工人政府對於大規模的同盟歇業只能有一個回答，那就是沒收工廠，至少在最大的工廠中實行國營或社會經營的生產。
在農業方面，由於實行沒收土地也會發生類似的問題。決不能設想無產階級政府在沒收進行大型現代化農業生產的私有土地後，會把這種土地分割成小塊出售給小生產者經營使用。唯一可行辦法，是組織集體監督下的合作生產或者直接由國家組織生產，但是這是社會主義道路。
所有這些都十分清楚地表明，社會民主黨人在參加政府的時候，是不能一方面事先對工人保證決不從最低綱領作讓步，同時又向資產階級保證不超越這個最低綱領的範圍。這樣一種兩面的保證是絕對行不通的。無產階級的代表不是作為無權的人質，而是作為領導力量參加政府這一事實，將消除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之間的界限，這就是說，它將把集體主義提到日程上來。在朝這個方向前進的過程中，無產階級究竟該在什麼地方停下來，取決於力量的對比，而決不取決於無產階級政黨的主觀意圖。因此，根本談不上什麼資產階級革命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特殊形式，即無產階級的民主專政（或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工人階級不可能在保持其專政的民主性質的同時又不越出其民主綱領的界限。對於這一點存任何幻想都是極端有害的。這種幻想從一開始就會危害社會民主黨。
無產階級一旦取得政權，就要為政權鬥爭到底。在維持和鞏固自己政權的鬥爭中的一大利器，是鼓動和組織工作，尤其是在農村；另一武器是集體主義政策。集體主義不僅將成為從執政黨地位繼續前進的必然道路，而且也將成為在無產階級支持下保持這個地位的一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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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社會主義報刊出現不斷革命論的聲音以後——不斷革命論意味著把消滅專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同社會主義革命聯繫起來，並把後者同日益增長的社會衝突、無產階級對統治階級的經濟和政治特權不斷進攻聯繫起來——，我們的「進步」報刊齊聲發出了忍無可忍的怒吼。「進步」人士一窩蜂地表態道：革命屬於非常措施。人民解放運動的目的不是沒完沒了地干革命，而是要盡快地把革命引上建設性常規發展的道路，等等，等等。
激進民主派人士沒有用已有的憲政「成果」來反駁不斷革命論的立場。因為甚至對他們來說，這種在議會制興起之前就已出現的議會迷，也不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有力鬥爭武器。他們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他們用來作為自己立場根據的不是法律，而是他們所認為的事實，即所謂歷史「可能性」，所謂政治「現實主義」，最後……最後甚至是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為什麼不可以呢？那個虔誠的威尼斯商人安東尼奧不是很機智地說過：
「魔鬼也會引證聖經來替自己辯護。」[1]這樣一句話嗎？
激進民主派不僅認為在俄國建立工人政府的想法是異想天開，而且否認在當前歷史時期歐洲有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社會主義必要的「先決條件」現在還不具備呀！真的嗎？問題並不在於神神秘秘地為社會主義革命指定一個具體日期，而在於必須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現實歷史前途。
[1] 引自莎士比亞戲劇《威尼斯商人》。——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