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為政權而鬥爭[1]

我們面前有一張論綱領和策略的傳單，題目是《俄國無產階級的任務——致俄國同志們的一封信》。在這個文件下簽名的有巴·阿克雪裡羅得，阿斯特羅夫，亞·馬爾丁諾夫，爾·馬爾托夫和謝姆柯夫斯基。

這封「信」對革命問題作了極概括的敘述。當傳單的作者們從說明戰爭造成的局勢轉而談到政治前途和策略結論的時候，分析的明白性和準確性便消失了；連術語也變得模糊不清，社會的定義也變得含混了。

初看起來，在俄國的對外關係方面流行著兩種情緒，第一種情緒是護國思想（從羅曼諾夫到普列漢諾夫），第二種情緒是普遍的不滿（從反對現政府的官僚分子的怠工行為到街頭騷亂）。這兩種流行的情緒也造成一種關於將來人民革命的幻覺，以為這種革命會從護國事業中產生。但是這兩種情緒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關於「人民革命」問題的提法的含糊性，即使這個提法形式上是同「護國」事業對立的（像在馬爾托夫等人那裡一樣）。

戰爭本身以及戰爭的失敗，既沒有引起革命的問題，也沒有造成解決這個問題的革命力量。我們的歷史完全不是從華沙向巴伐利亞大公投降開始的。無論是革命的矛盾或者各種社會力量，仍然和我們在1905年第一次碰到的相同，不過最近十年的事件使它們發生了很大的變異。戰爭只是以機械的直觀性暴露出政府客觀上的軟弱無能。同時，戰爭也使社會意識發生了混亂，似乎「全體有血性的俄國人」都沾染了反擊德國鬼子的願望和敵視六三政權的情緒。但是，正像愛國分子組織「人民戰爭」的工作一開始就碰上了沙皇警察的「關愛」，從而表明六月三日的俄國政府是現實存在的事實，而愛國分子的「人民戰爭」是團空氣一樣，進行「人民革命」的工作也一開始就碰上了普列漢諾夫這個社會主義警察。的確，如果普列漢諾夫後面不是站著克倫斯基、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即一般說來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民族民主派分子和民族自由派分子的話，人們本來可以把普列漢諾夫和他的全部跟班都看成是一團空氣而置之不理。

這封「信」當然不能無視民族的階級劃分，這個民族應該用革命的手段從戰爭的種種後果和現政權下拯救自己。「民族主義分子和十月黨人、進步黨人、立憲民主黨人、企業家、甚至還有一部分（！）激進知識分子，都異口同聲地說，官僚制度沒有能力保衛國家，他們要求為國防事業而動員一切社會力量……」這封信完全正確地作出了關於這種立場的反革命性的結論，因為這種立場的前提是「同俄國目前的統治者——官僚、貴族和將軍們聯合起來保衛國家」。這封信也正確地指出，反革命立場是「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愛國派」的特點，我們還可以補充說，社會愛國派也有這個特點，這是這封信根本沒有提到的。

由此必然得出結論：社會民主黨不單是最徹底的革命政黨，而且是國內唯一的革命政黨；和它同時存在的不單是一些不那麼堅決主張採取革命方法的集團，而且有一些不革命的政黨。換句話說，儘管存在著「普遍的不滿」，以革命方式提出任務的社會民主黨在公開的政治舞台上是十分孤立的。這是第一個結論，我們對此必須有最清楚的認識。

當然，政黨還不是階級。政黨的立場和它所依靠的社會階層的利益之間可能不一致，這種不一致以後可能發展為深刻的矛盾。在人民群眾的情緒的影響下，政黨本身的行為可能有改變。這是無可爭辯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注意在作政治考慮時，不依靠像政黨的口號和策略步驟這樣一些比較不穩定和比較不可靠的因素，而主要依靠比較穩定的歷史因素，即依靠如民族的社會結構，階級力量的對比關係和發展的趨勢。

然而這封「信」的作者們完全迴避這些問題。對於什麼是1915年俄國「人民革命」這個問題，他們只告訴我們說，它「應當」由無產階級和民主派來完成。什麼是無產階級，這我們知道。但是什麼是「民主派」呢？是政黨嗎？從以上所說可以看出來：不是。那末是人民群眾嗎？什麼樣的群眾呢？顯然，是小工商業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農民，——只能是指這些人。

在若干篇題為《戰爭危機和政治展望》的文章中，我們對這些社會力量可能具有的革命意義作了一般的估計。我們根據上次革命的經驗探討了1905年的力量對比情況在最近十年來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是有利於民主派（資產階級的）呢，還是對它不利呢？在討論革命的前途和無產階級的策略時，這是有歷史意義的中心問題：1905年以後，俄國資產階級民主派是強大了呢，還是更加衰落了呢？我們以前所有的爭論都圍繞著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命運問題，至今沒有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的人現在都在黑暗中摸索。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由於不存在真正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俄國不可能有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時代，也像民族戰爭的時代一樣，已經過去了（至少對歐洲是如此）。民族革命和民族戰爭是有深刻的內在聯繫的。我們生活在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不僅是一個殖民掠奪的體系，而且也是一定的內政制度。它不是使資產階級民族同現存制度對立起來，而是使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對立起來。

在1905年革命中，手工業和商業小資產階級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最近十年來這個階層的社會意義已經無可爭論地變得更小了，因為我國資本主義對付中間階級的辦法比老的經濟上發達的國家要殘酷得多和猛烈得多。

知識分子在數量上無疑是增長了。他們在經濟方面的作用也增長了。但同時，他們以前那種虛偽的「獨立性」也最終消失了：知識分子的社會意義完全決定於他們在組織資本主義經濟和資產階級輿論方面的作用。他們同資本主義的物質聯繫使得他們充滿了帝國主義傾向。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封信說：「甚至一部分激進的知識分子……也要求為國防事業而動員一切社會力量」。這是完全不對的。不是一部分。不是一部分激進知識分子，而是全體激進知識分子。本來應該說，不僅是全體激進知識分子，而且甚至是相當大一部分（如果不是絕大部分的話）社會主義知識分子。我們不用誇張知識分子性質的辦法來擴大「民主派」的隊伍。

總之，工商業資產階級進一步沒落了，知識分子放棄了革命立場。城市民主派作為革命因素來說已不值一提了。剩下的是農民。但是就我們所知，不論是阿克雪裡羅得還是馬爾托夫，都從來沒有對農民的獨立革命作用寄予過分的希望。他們是否得出在最近十年來農民不斷分化的過程中這種作用已經增強了的結論呢？這樣的假定既明顯地違背理論見解，又明顯地違背全部歷史經驗。

然則這封信所指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民主派」呢？所謂「人民革命」又是什麼意思呢？

立憲會議的口號需要有革命形勢作為前提。存在這種形勢嗎？存在。但是它絲毫不取決於這點：彷彿俄國終於出現了資產階級民主派，這個民主派現在準備並且能夠和沙皇制度進行清算。相反地，如果當前的戰爭十分明顯地表明了什麼的話，那恰恰是表明了國內缺乏革命民主派。

六三體制的俄國企圖在帝國主義道路上解決國內的革命問題。這種企圖遭到了明顯的破產。這並不是說，那些六三派政黨會走革命的道路。而是意味著由於軍事慘敗而暴露出來的革命問題（這個問題將驅使統治階級進一步走帝國主義道路），將使這個國家裡唯一革命的階級加倍地重要起來。

六三集團動搖了。它的內部有傾軋和鬥爭。這並不意味著十月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在自己面前提出了革命的政權問題，並且準備衝擊官僚制度。但是這意味著政府抵抗革命的力量在一定時期內無疑是削弱了。

君主制度和官僚制度信譽掃地了。這不是說它們不經戰鬥就會交出政權。杜馬的解散和最近內閣的更疊，向一切需要證明的人說明：離這種情況還很遠。但是當局政策的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還將進一步發展），大大有助於社會民主黨人對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的動員。

城市和農村的下層人民將越來越貧困，越來越受欺騙，越來越不滿，越來越頑強。這並不意味著會有一支獨立的革命民主派的力量起來同無產階級並肩進行活動。這支力量既沒有社會基礎，也沒有領導成員。但是這無疑意味著，下層人民中間深刻不滿的氣氛會有助於工人階級實行革命進攻。無產階級越是不等待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出現，它越是不遷就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被動性和局限性，它越是堅決地和不妥協地進行鬥爭，它打算走「到底」即奪取政權的決心越是讓大家看得清楚，那麼在決定性的時刻它就越有可能把非無產階級的人民群眾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種情況下，僅僅靠沒收土地之類的口號當然無濟於事。對於關係著國家政權的成敗關鍵——軍隊說來情況尤其如此。只有當士兵群眾深信革命的階級不單是表示不滿和舉行示威，而是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並且有可能得到政權時，軍隊的大多數才會倒向革命階級。

國內存在著一個客觀的革命問題——國家政權問題。戰爭和敗北使得這個問題更加尖銳了。統治階級越來越趨於瓦解。城鄉群眾的不滿情緒在增長。而能夠利用這種形勢的革命因素只有無產階級。現在這種情況和1905年比較起來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信」裡有一句話似乎接近全部問題的這個中心點。這句話就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應當「在推翻六月三日君主制度的全民鬥爭中為首」。我們剛才已經指出「全民」鬥爭可能是什麼意思。但是如上面所引的「為首」一詞不應當簡單地理解為進步的工人們不弄清楚後果究竟如何，就比誰都慷慨地流血，而應當理解為他們應該擔當整個鬥爭的政治領導（這場鬥爭首先將是無產階級本身的鬥爭），那麼很明顯，這個鬥爭的勝利一定會使政權落到領導鬥爭的階級手上，即落到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產階級手上。

因此，這不單是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問題（這是空洞的形式，歷史進程將用某種內容來充實它），而是關於革命工人政府的問題，是關於俄國無產階級取政權的問題。

全民立憲會議、共和國、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地主的土地——所有這些都是口號，它們將和立即停止戰爭、民族自決權和歐洲聯邦等口號一起在社會民主黨的鼓動工作中起巨大的作用。但是革命首先是政權的問題——不是國家的形式的問題（立憲會議，共和，國聯），而是政權的社會內容問題。如果無產階級不直接準備為奪取政權而鬥爭，那末立憲會議或沒收地主土地的口號在目前條件下便會失去直接的革命意義。因為如果無產階級不從君主制度手中奪取政權，那就誰也奪不了。

革命進程以什麼樣的速度發展，這是特殊問題。這取決於許多因素：軍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國內和國際方面的因素。這些因素能夠延緩發展或加快發展，保證革命的勝利或再一次導致失敗。但是在所有這些情況下，無產階級必須看清楚自己的道路，並且自覺地走上這條道路。首先它必須擺脫幻想。無產階級在它至今為止的全部歷史中最壞的幻想一直就是指望別人。

[1] 原載1915年10月17日巴黎出版的《我們的話》報。我們現在把這篇屬於稍後時期的文章重新發表出來，因為它對第一次革命（1905年）向第二次革命（1917年）過渡的條件作了扼要的說明。——列·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