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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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

    導言　本書的目的

    資產階級的世界起初裝作不理會蘇維埃制度下的經濟成就，即不理會那社會主義方法可行性的實驗證明。博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於俄國工業發展的空前速度，仍常常保持深思熟慮的緘默，不然便是限於談論俄國極度的「剝削農民」。他們錯過了一個大好機會解釋：為甚麼像中國或者日本和印度那樣殘酷剝削農民，卻從來沒有使工業發展的速度稍微接近蘇聯呢？

    事實到底是勝利了。現在一切文明國家的書店裡，已經堆滿了關於蘇聯的書籍。這並非不可思議，不過這樣的奇蹟畢竟罕有。那些出於盲目反動仇恨的文獻正迅速減少。關於蘇聯的最新書籍，有很大的一部份，即使不是顯出一片狂歡，也是採取讚美的語調了。若把這種情形當作這個新興國家的國際聲望日漸提高的標誌，那麼這種親蘇文獻之增多，只能受到歡迎。況且，把蘇聯加以理想化，總比把法西斯意大利加以理想化要無比好得多。可是讀者要想在這些文獻中找到對十月革命祖國的真實狀況的科學評估，那是徒勞無功的。

    這些「蘇聯友人」的著作，可以分作三大類：一種淺薄的新聞記者的作品，即多少帶點「左」的傾向的報告文學，構成他們大部份的文章和書籍。與此並列，有一種比較裝腔作勢的人道主義的、抒情的、和平主義的「共產主義」作品。第三種則是經濟的圖式主義的產品，帶有舊時德國「講壇社會主義」的精神。路易斯·費希爾（Louis Fischer）和杜蘭提（Duranty）是相當知名的第一類的代表。已故的巴比塞（Barbusse）和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1]代表「人道主義」的友人這一類型。並非偶然，在走到史大林那方面去以前，前者寫過一本基督傳，後者寫過甘地傳。最後，那種保守而迂腐的社會主義，則以孜孜不倦的費邊社的韋布夫婦（Beatrice and Sidney Webb）[2]為最具權威的代表。

    是甚麼東西把這三種人聯合起來的呢（儘管他們有那許多不同）？那就是在既成的事實面前叩頭，還有他們都偏愛安慰人心的泛論。起來反叛他們本國的資本主義，超出了這些作者的限度之外。所以他們比較願意支持一個已經退回到自己的河道去的外國革命。在十月革命以前，甚至在十月革命以後的許多年裡，這些人當中竟沒有一個人（甚至連他們的精神祖先也沒有一個人）考慮過社會主義將如何實現於世界上的問題。這使他們很容易承認現在蘇聯的情況就是社會主義了。這不僅使他們成為跟上時代的進步人士，甚至也使他們得到一些內心的安定。同時這又絕對不要他們承擔甚麼。這些靜觀冥想的、樂觀的、絕無破壞性的文獻，把一切的不愉快都看作是過去的事，對於讀者的神經很有鎮靜作用，因此就大有市場了。這樣，在不知不覺之中產生了一個國際的學派，可以叫作「文明的資產階級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或者簡單一點，叫做「激進派旅行家的社會主義」。

    我們並不打算和這個學派所產生的著作爭論，因為他們並沒有提出值得爭論的嚴謹的理由。問題實際上剛剛開始，他們便以為已經完結了。本書的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正確評估現狀，以便更好地瞭解將來。對於過去的事，我們只就有助於瞭解將來的地方說一說。我們這本書是批判性的。誰要是崇拜既成事實，就不能準備將來。

    蘇聯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已經經歷了好幾個階段，但是並沒有達到內部的平衡。假使你記得，社會主義的任務，是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以團結一致、和諧地滿足全體人的需要為基礎，那麼，今日的蘇聯，在這個基本意義上說，還沒有一點社會主義的氣味。固然，蘇聯的社會矛盾，與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大不相同。但矛盾仍然是十分緊張的。這表現為物質與文化上的不平等，政府的壓迫，各種政治派別，以及派別的鬥爭。警察的壓迫只能使政治鬥爭秘而不宣和扭曲外形，但決不能消滅它。受壓制的思想，對政府的政策的每一步都有影響，助長它或者阻礙它。在這種情形之下，分析蘇聯的發展，便一分鐘也不能忽略那些思想和口號：在這些思想和口號之下，一種受壓制但是非常熱烈的政治鬥爭正在全國進行著。在這裡，歷史是直接與活的政治交織著的。

    那些穩健的「左派」庸人，喜歡告訴我們說：批評蘇聯是要極端慎重的，否則便會損害社會主義建設過程。至於我們，並不認為蘇聯國家是這樣不穩固的結構。蘇聯的敵人所知道蘇聯的情況，比蘇聯真正的友人（全世界工人）所知道的清楚許多。在那些帝國主義政府的總參謀部裡，關於蘇聯的情況，不論正面負面的，都有精確的記錄，並且不僅是根據公開的報告得來的。不幸，蘇聯的敵人能夠利用工人國家的弱點，但是他們決不能利用對那些壞傾向的批評，那些壞傾向正是他們自己認為有利的特色。大多數官方「友人」之所以敵視批評，實際上不是由於他們恐懼蘇聯太脆弱，而是由於恐懼他們自己對蘇聯的同情心太脆弱。我們對於這一類恐懼和警告，只好安然置之不理。決定問題的是事實，並不是幻想。我們要使人看到真面目，而不是看到假面具。

    1936年8月4日

    附誌：當這本書已經寫好並且送交出版者之後，莫斯科審判「恐怖主義」陰謀的案件才宣佈出來。因此這案件的審理，自然未能在本書裡面加以評估。不過，本書指出了這次「恐怖主義」案件的歷史邏輯，並且預先暴露了它的神秘性是有意製造出來的，所以這些內容更加有意義了。

    1936年9月

    第一章　已經成就了甚麼

    一　工業增長的主要指數

    因為俄國資產階級微弱無力，使落後的俄國的民主任務，如消滅君主專制和半封建的農奴制度等，只得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來完成。可是無產階級既然領導着農民群眾取得了政權，便不能完成了這些民主任務之後就停止前進。資產階級革命直接與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初幾個階段結合起來。這並非偶然。最近幾十年的歷史，已表現得非常明白：在資本主義衰落的情況下，落後的國家是不能達到資本主義那些老的中心國家所已經達到的發展水平的。那些高度發展的文明國家自己已經走到死路，便阻擋其他國家文明化的道路。俄國之所以走上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並不是因為它的經濟首先成熟到能夠實行社會主義的轉變，而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它再不能向前發展了。生產資料的社會化，已經成為使俄國擺脫野蠻狀態的必要條件了。這就是適用於落後國家的「綜合發展律」。過去的沙皇帝國，身為列寧所說的「資本主義鏈條最弱的一環」，雖然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但甚至到現在，在革命後的第十九年，當前的任務仍然是「趕上並超過」（首先自然是趕上）歐美國家。這就是說，她還必須去解決先進國家的資主義早已解決了的那些技術和生產率的問題。

    難道能夠不是這樣嗎？推翻了舊的統治階級，並非就達成了從野蠻上昇到文明的任務，只不過把這任務徹底顯示出來而已。同時，革命把生產資料集中於國家手中，才能夠運用新的和有效得多的產業方法。只因為有了計劃性的指導，才能在那麼短的期間就把帝國主義戰爭和國內戰爭所破壞的恢復起來，並且創建巨大的新企業，開始生產新的品種，和設立新的工業部門。

    國際革命發展非常遲緩（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們曾指望迅速得到國際革命的援助），給蘇聯造成了巨大的困難，但是也顯示了蘇聯的內在力量和資源。不過，要正確估量蘇聯的成就（其宏偉成果以及不足之處），只有使用國際的尺度來衡量才行。本書要從歷史和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明蘇聯的進程，並不是大量統計資料的堆積。可是，為了以後討論的便利起見，還是必須拿某一些重要的數字來做出發點。

    蘇聯巨大規模的工業化，由幾乎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停滯和衰落襯托起來，無可爭辯地表現在下列的總指數上面。德國的工業生產，只因為狂熱的戰爭準備，現在才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英國的生產，由於堅持保護主義，最近六年才提高了3%或4%。美國的工業生產，減低了約25%；而法國減低了30%以上。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佔第一位的是日本，它瘋狂地擴充軍備並搶掠鄰國。它的生產差不多提高了40%！但是連這個例外的指數，在蘇聯的發展動力面前，也黯然失色。蘇聯的工業生產在這同一時期增加到大約三倍半，即增加250%。重工業產量在最近十年中（1925至1935）增加到十倍以上。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1928至1929），基本建設的投資共達54億盧布；1936年的指標則為320億盧布。

    如果認為盧布不穩定，不能拿來作為衡量的單位，那麼我們就丟開貨幣的估計，另找一種絕無問題的單位。1913年12月，頓河流域產煤量為2,275,000噸；1935年12月則為7,125,000噸。最近三年來，鐵的生產增加到兩倍。鋼和軋鋼的產量增加到將近兩倍半。石油、煤和鐵的產量，與戰前相比，增加到三倍至三倍半。1920年，當第一個電氣化的計劃制定時，全國只有十個地區電力站，電力總產量253,000瓩。到1935年，已經有95個電力站，總產量4,345,000瓩。1925年，蘇聯的發電量，在世界上佔第十一位；到1935年，則僅次於德國和美國。煤的產量，蘇聯從第十位升到第四位。鋼的產量，從第六位升到第三位。拖拉機的產量，現已升到世界第一位。糖的產量也是第一。

    工業的巨大成就，農業的大有希望的開端，舊工業城市的急劇發展和新工業城市的興建，工人人數的迅速增加，文化水平和文化需求的提高——所有這些都是十月革命的無可懷疑的成果，但舊世界的預言家們曾把這次革命當作是人類文明的墳墓。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可爭辯的。社會主義已經證明有權取得勝利，不是在資本論的書頁上，而是在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工業舞台上；不是用辯證法的語言，而是用鋼、水泥和電力的語言。即使蘇聯由於內部的困難、外部的打擊和領導者的錯誤而崩潰（我們堅定希望不致發生這種事情），這個不可毀滅的事實，就是，只由於無產階級的革命，就使一個落後的國家在不到十年之內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仍然還是未來的象徵。

    這事實也結束了我們同工人運動中的改良主義者的爭辯。難道我們能把他們那種老鼠般的忙亂拿來同革命所喚起的俄國人民在新生活中所完成的偉大工作稍微比較一下嗎？如果在1918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拿工人交給他們的政權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是去挽救資本主義，那麼，根據俄國的經驗很容易看到，一個包括中歐、東歐、以及相當大的一部份亞洲的社會主義聯盟今天會具有怎樣的不可征服的經濟力量。世界各國人民要用新的戰爭和革命來償付改良主義的歷史罪行。

    二　這些成就的比較的評價

    蘇聯產業的動力係數，是前所未有的。可是這些還遠遠沒有達到決定性的程度。蘇聯正在從低得可怕的水平提高起來，資本主義國家則是從很高的水平滑落下去。決定目前力量對比的，不是增長率，而是兩個陣營表現在物質積累、技術、文化、尤其是勞動生產率上面的整個力量的對比。當我們從這種統計觀點來考察這問題的時候，情況馬上就不同了，變成對蘇聯極端不利了。

    列寧所提出的「誰戰勝誰？」的問題，是以蘇聯和世界革命無產階級為一方，國際資本和蘇聯內部的敵對勢力為另一方，這兩者之間的力量對比的問題。蘇聯經濟上的成就，使它能鞏固自己、向前進步、武裝自己，必要時還能夠退守和等待，簡單一句話，就是能堅持下去。但是「誰戰勝誰」不僅作為軍事的問題，更加是作為經濟的問題，主要是在全世界的規模上對蘇聯提出來的。軍事干涉是一種危險。資本主義軍隊的輜重車中的廉價商品的干涉，將是更大得多的危險。無產階級在一個西方國家取得勝利，當然立刻就根本改變力量的對比。可是只要蘇聯還是孤立著，或者更壞些，只要歐洲無產階級還是受挫折而繼續退卻，那麼，蘇聯結構的強度，最後就只有用勞動生產率來衡量了。而勞動生產率，在市場經濟之下，表現在生產成本和價格上。國內價格和國際市場價格之間的差距，就是衡量這種力量對比的主要方法之一。可是蘇聯的統計學家，連接近這個問題都被禁止。原因是：資本主義雖然處於停滯和腐朽的情況，可是在技術、組織和勞動技能上，仍然遙遙領先。

    蘇聯農業傳統的落後情況，是大家都知道的。沒有一個農業部門取得的進步能夠拿來和工業的進步稍微相比。例如，1935年底，莫洛托夫抱怨道：「我們的糖蘿蔔收穫量，比資本主義國家仍然落後很遠。1934年，我們每公頃收獲82擔（百磅）；1935年烏克蘭特大豐收，每公頃131擔。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國，他們大約收穫250擔，在法國每公頃超過三百擔。」莫洛托夫的抱怨可以擴大到農業的每個部門：穀物和紡織原料，特別是畜牧業。農作物 適當的輪種、選種、施肥、拖拉機、聯合收割機、良種畜牧場——所有這些都準備著在社會化的農業上進行一場真正巨大的革命。但正是在這最保守的領域，革命是需要時間的。在這段時間，雖然已經集體化了，問題仍然是如何去接近西方資本主義的比較高級的模範，儘管它們受到小農莊制度所妨害。

    工業中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鬥爭，是在兩條路上進行的，就是採用先進技術和更好地使用勞動力。能夠在短短幾年內建立起許多最現代化的大工廠，一方面是因為在西方有資本主義的高級技術，另一方面則因為國內實行計劃經濟制度。在這方面，外國的成就正被吸收進來。蘇聯的工業是以急速的步調發展起來的，紅軍的裝備也是一樣。這個事實，含有巨大的潛在利益。蘇聯工業不用像英國和法國那樣，被迫帶著陳舊的設備慢慢發展。軍隊也並沒有被迫使用老式的裝備。可是這種急遽的發展也有它的不利之處。工業的不同部門不能相互協調；人落在技術之後；領導不勝任。這一切表現為生產成本極高和產品的品質低劣。

    石油工業的首長寫道：「我們的工廠有同美國一樣的設備。可是鑽井工作的組織很落後；工人不夠熟練。」許許多多的故障，他都認為是「粗心、不熟練和欠缺技術監督」的結果。莫洛托夫抱怨說：「我們在建築工業的組織工作極度落後……絕大部份還是用老一套方法，使用工具和機械的態度非常之壞。」這一類坦白的話，在蘇聯的報刊上到處可以看到。新的技術遠遠未能產生在其資本主義祖國裡那樣的效果。

    重工業的大規模成就，是一個巨大的勝利。只有在這基礎上，建設才是可能的。可是衡量現代工業的標準，是精密機械的生產，而這既需要技術文化，也需要一般的文化。在這個領域蘇聯仍落後很多。

    毫無疑問，最重要的成就，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品質上，都是在軍事工業方面取得的。陸軍和海軍是最有勢力的服務對象，也是最挑剔的顧客。可是國防部領導人（包括伏羅希洛夫）的許多公開演說不斷抱怨：「你們給我們紅軍製造的產品，我們並不完全滿意它們的品質。」不難感覺到，這些謹慎的話裡面隱藏著憂慮。

    重工業的首長在一次正式的報告中說：機器製造業的產品「必須是品質優良的，不幸並不是。」他還說：「我們的機器是很貴的。」如平常一樣，這個報告者沒有拿世界生產來相比，說出準確的比較數據。

    拖拉機是蘇聯工業的驕傲。但是拖拉機的有效使用率是很低的。在上一個工業年度裡，有81%的拖拉機需要大修。而且，修理過的拖拉機，有很大一部分，正在耕種最忙的時節，又壞了。根據某些計算，只有當每公頃的穀物收穫達到20~22擔（百磅）之時，機器拖拉機站才收支相抵。現在的平均收穫量連這一半還不到，所以國家必須支付幾十億來填補虧空。

    汽車運輸方面的情況更壞。在美國，一輛貨車每年要走六萬到八萬甚至是十萬公里；在蘇聯只能走二萬公里，只達美國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每一百輛汽車當中，只有55輛能用；其餘的不是在修理中，便是在等待修理。修理的費用等於新車出廠價格的兩倍。難怪國家會計部門說：「汽車運輸只不過是生產成本的一個沉重負擔。」

    鐵路運載能力的增加，據人民委員會主席說，是與「無數的失事和故障」相伴而來的。基本原因還是一樣：從過去承繼下來的勞動技能太低。保持扳道機於良好狀態的奮鬥，在相當程度上成為英勇事蹟，得獎的扳道女工在克里姆林宮向那些最高當權者作報告。水上運輸近年雖然有些進步，可是遠落在鐵路運輸之後。報紙上週期性地出現一些通信，提到「水上運輸非常糟糕」「船隻的修理差到極點」，等等。

    輕工業的情況甚至比重工業還不如。蘇聯工業有一條獨特的規律，可以這麼說：商品，愈是接近大眾消費者的，通常愈壞。在紡織工業中，據《真理報》說，「次貨所佔的比例大得可恥，品種貧乏，低級貨佔主要地位。」報刊上週期性地出現對一般消費品的品質低劣表示不滿的話：「笨拙的鐵器」；「難看的家具，隨便拼湊起來的，馬虎了事」；「找不到像樣的扣子」；「社會食品供應的工作絕對不能令人滿意」。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只用數量的指數來說明工業的發展，而不考慮品質，差不多就像描述一個人的體格時只說他的身高，而不管他的胸圍一樣。不僅如此，為了正確判斷蘇聯工業的動態，不但必須根據品質來作相應的調整，還要時刻記得一個事實，就是：在某些部門迅速發展的同時，其他部門落在後面。為了建立巨大的汽車工廠，以公路稀少和保養很差為代價。「我們的公路損壞得非常厲害。在我們最重要的公路上，從莫斯科到雅洛斯拉夫，汽車一小時只能走十公里。」（消息報）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主席說，國家還停留在「原始的沒有道路的傳統狀態」。

    城市經濟也處於類似的情況。新的工業城市在很短的期間興起；同時好幾十個老城市卻衰落下去。大都市和工業中心正在成長並且整修市容；豪華的戲院和俱樂部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來；可是住宅的缺乏令人無法忍受。住房通常還是沒人關心。「我們的房屋蓋得很糟，並且很貴。我們的房屋住壞了，沒有修理。我們很少修理，而且修理得很糟。」（消息報）

    整個蘇聯經濟包含著這種不平衡。在某種限度以內，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過去和現在都必須從一些最重要的部門開始發展。然而某些部門的落後，大大減少了其他部門的有效運作。理想的計劃管理所保證的，不是各自部門的最高速發展，而是整體經濟的最佳成果。站在這個立場上，初期的統計增長率會低一點，但是整個經濟，特別是消費者，卻會得到好處。最後看來，總的產業動力也會得到好處。

    在官方的統計中，汽車的生產和修理都加到工業生產的總數裡面。從經濟的效能上看來，應該相減，而不是相加。這點見解也適用於其他許多工業部門。由於這個緣故，所有用盧布計算的總數，都只有相對的價值。一個盧布究竟是甚麼，是不確定的。它後面隱藏了甚麼，也是不確定的：可能是機械的製造，也可能是機械的過早損壞。如用「穩定的」盧布來計算，大工業的總生產，與戰前的水平比較，已經增加到六倍；而用噸數計算，石油、煤和鐵的實際生產只增加到三倍至三倍半。這種指數上的分歧，根本的原因是蘇聯工業建立了一系列沙皇時代所沒有的新部門。不過還有一個次要的原因，就是故意的竄改統計數字。大家知道，每個官僚集團，都有天生的需要去把事實加以修飾。

    三　平均每人的生產量

    蘇聯的平均每人勞動生產率還是很低的。在最好的鑄造廠裡，據廠長說，平均每個工人的鋼鐵產量等於美國鑄造業的平均每人產量的三分之一。拿這兩國的平均數字來比較，大概只得到一與五之比，或者還要糟些。在這種情況下，說什麼鼓風爐在蘇聯比在資本主義國家使用得「更好」，是毫無意義的。技術的作用在於節省人力，此外無他。在木材和建築業中，情況甚至比五金業還要差。美國每個採石工人平均每年開採五千噸，蘇聯只有五百噸，只及美國十分之一。這樣顯著的差異，不只是因為缺乏熟練工人，更重要的是因為工作組織得不完善。官僚盡其全力推動工人，還是不能適當地使用勞動力。農業中的情況自然比工業中更差。勞動生產率低，國民收入就跟著低，結果給人民大眾一個很低的生活水平。

    官僚們說，蘇聯的工業生產量在1936年要佔歐洲第一位——-就其本身來說，這進步是巨大的！——–他們這樣說的時候，不僅沒有考慮到貨物的品質和生產成本，而且也沒有考慮到人口的多少。一個國家總的發展水平，特別是群眾的生活水平，只有用消費者的數目去除產品的數量才能夠決定（至少得出粗略的數字）。我們就來做這個簡單的算術。

    鐵路運輸對於經濟、文化和軍事目的的重要性，是用不著證明的。蘇聯有83,000公里鐵路，德國有58,000公里，法國63,000，美國417,000。這表示每一萬人口，在德國有8.9公里鐵路，在法國有15.2，在美國33.1，而在蘇聯則為5.0公里。所以按照鐵路的指數看來，蘇聯在文明世界中仍然處於最低地位之一。商船的數目，最近五年已經增加到三倍，現在差不多與丹麥和西班牙同等。此外我們必須提到：鋪了路面的公路的數字是極低的。在蘇聯，每一千居民生產汽車0.6輛。而英國大約為8輛（1934年），法國4.5，美國23輛（1928年則為36.5輛）。同時，在馬的相對數字上（大約十或十一個公民有一匹馬），蘇聯（儘管它的鐵路、水道和汽車運輸都極端落後）也沒有超過法國和美國，而馬的品種也遠落在法美之後。

    在得到顯著成就的重工業方面，其相對指數也還不算好。1935年蘇聯的煤產量，每人大約0.7噸；英國差不多5噸；美國差不多3噸（1913年是5.4噸）；德國大約2噸。至於鋼，在蘇聯每人大約67公斤，美國約250公斤，等等。生鐵和軋鐵方面，比例也大致相同。1935年蘇聯所生產的電力，每人153瓩時，英國（1934年）443，法國363，德國472。

    在輕工業方面，人均指數一般更低。1935年毛織品每人還不到半米，還不到美國或英國的1/8至1/10。呢絨在蘇聯只有特權的公民才能享受得到。至於群眾，棉質的印花布每人有十六公尺，還要用來做冬天的衣服。蘇聯鞋的生產，現在達到大約每人半雙，德國是一雙多一點，法國一雙半，美國大約三雙。這還是不計品質好壞的情況，若連品質也比較起來，蘇聯就更低了。我們可以認為，在資產階級各國，有幾雙鞋的人所佔的百分比，當然比蘇聯高許多。但不幸的是，蘇聯赤腳人民的百分比仍然還是佔第一位。

    在食品生產方面，大體上也是差不多一樣的比例，有一部份更差些。儘管俄國近年無疑是有了進步，下層民眾仍然完全吃不到果醬、香腸、乾酪，更不用說糕點和糖果了。甚至乳類產品的情況也不好。在法國和美國，大約每五個人有一頭母牛，德國為每六個人，蘇聯則為八個人。至於產奶量，兩頭蘇聯母牛才能抵一頭外國母牛。只有穀類的生產，特別是黑麥，還有馬鈴薯，按照人口計算，蘇聯才超過了歐洲大多數國家和美國。但是，人民主要吃黑麵包和馬鈴薯，正是貧窮的傳統象徵。

    紙的消費量，是文化的主要指標之一。1935年蘇聯所生產的紙，不到每人4公斤，美國超過34公斤（1928年為48公斤），德國47公斤。美國每個居民每年消費12枝鉛筆，而蘇聯只消費4枝，而這4枝的品質又很壞，實際的用處不超過一枝好鉛筆，或者頂多兩枝。報紙常常抱怨，由於缺乏教科書、紙和鉛筆，常使學校的工作停頓。怪不得原定在十月革命十週年實現的掃除文盲的任務，現在還遠遠沒有完成。

    從更一般的情況來看，也可以同樣把問題說明。蘇聯平均每人的國民收入，要比西方少得多。由於固定資產的投資大約佔了25%至30%（比任何其他國家都高得多），人民大眾所消費的總額，就不能不比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低得多。

    不錯，蘇聯沒有有產階級，這種階級的奢侈生活就靠人民大眾的消費不足來維持。然而，這種補救的意義並不像初看那樣重大。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罪惡，並不在於有產階級的奢侈（儘管奢侈本身是多麼可惡），而是在於資產階級為了保障自己奢侈的權利而維持它對生產資料的私有權，這樣就使經濟制度陷於無政府和衰朽狀態。在奢侈品的消費上，資產階級自然有壟斷權。但在生活必需品方面，勞苦群眾構成消費者的絕大多數。而且，以後我們要看到，雖然蘇聯沒有原來意義的有產階級，但是它還是有特權很大的指揮者階層，他們在消費領域佔有最大最好的部份。因此，如果生活必需品的平均每人產量在蘇聯低於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那的確表示蘇聯大眾的生活水平還是比資本主義水平低。

    造成這種情況的歷史責任，當然在於俄國黑暗而沉重的過去，在於它的悲慘和貧窮的遺產。除了推翻資本主義，沒有進步的出路。這一點，只要你看一看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和波蘭，就會相信了。這些國家從前是沙皇帝國最進步的地方，而現在幾乎是在泥沼中不能自抜了。蘇維埃制度的不朽貢獻，就在於它同俄國千年的落後狀態進行了劇烈而成功的鬥爭。可是，正確地估計已經取得的成就，是繼續進步的首要條件。

    蘇維埃制度正在經歷著一個預備的階段，輸入、借用和吸收西方的技術和文化的成果。生產和消費各方面的比較係數證明，這個預備階段距離完結還很遠。即使那不大可能的資本主義整體停滯的狀態還繼續下去，這個預備階段也還要佔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這是我們繼續研究所必需的第一個極端重要的結論。

    第二章　經濟的增長與領導的左右搖擺

    一　「軍事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與富農路線

    　　蘇聯經濟發展的路線，並不是一條連續而均勻上升的曲線。在新制度的最初十八年中，以幾次劇烈的危機作為標誌，可以清楚地分為幾個階段。聯繫著政府的政策略述一下蘇聯的經濟史，對於診斷現狀和預測將來都是絕對必需的。

    革命後最初三年，是一個公開而殘酷的內戰時期。經濟生活完全服從前線的需要。文化生活躲在角落裡，其特徵是：在物質資料極度缺乏的情況下，創造性的思想大膽發揮，首先是列寧個人的思想。這就是所謂「軍事共產主義」時期（1918至1921年），它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社會主義」英勇地並行著。在那幾年裡，蘇維埃政府的經濟問題主要歸結為支持軍事工業，用從過去遺留下來的貧乏的資源來達到軍事目的和維持城市人口活下去。軍事共產主義本質上就是在被圍困的堡壘之內有系統地嚴格管制消費。

    必須承認，軍事共產主義原先的設想，是要追求更廣大的目的。蘇維埃政府希望並力圖把這種管制的方法直接發展成為一種分配和生產上的計劃經濟制度。換句話說，它希望不用破壞「軍事共產主義」就逐步達到真正的共產主義。1919年3月布爾什維克黨所通過的綱領說：「在分配方面，蘇維埃政府的當前任務，是堅定地在全國範圍繼續用有計劃、有組織的產品分配代替貿易。」

    可是，實際情況越來越和「軍事共產主義」的綱領衝突。生產不斷下降，這不僅因為戰爭的破壞，而且還因為對於生產者個人利益的刺激消失了。城市向鄉村要求糧食和原料，可是拿不出東西來交換，只給他們一種花花綠綠的紙，根據很久以前的記憶，這種紙就叫作錢。於是農民把糧食埋藏起來。政府派武裝工人隊伍去搜糧。農民減少播種。內戰剛剛結束後，1921年的工業生產最多只及戰前水平五分之一。鋼的產量從420萬噸跌到18萬3千噸，只及從前1/23。糧食收穫的總額，從8億零100萬英擔（1英擔為100磅——校者）跌至1922年的5億零3百萬英擔。這一年是可怕的饑餓年。同時對外貿易從29億盧布跌至3千萬盧布。生產力破壞的程度，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整個國和政府都走到了深淵的邊緣。

    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烏托邦式的希望，後來受到了無情的批評，這種批評在許多方面都是正確的。然而，如果不考慮到，那時的一切估計都是以希望西方革命很快成功為基礎的，那麼，執政黨的理論錯誤就仍然無法理解。當時大家都認為，德國無產階級一旦勝利，不但當然會提供蘇俄各種機器和製成品，讓蘇俄以後再用糧食和原料來償付，而且還會提供許多萬的熟練工人、工程師和組織者。毫無疑問，如果無產階級革命在德國勝利了（這完全是被社會民主黨阻止了），德國和蘇聯經濟的發展，會以那麼巨大的步伐前進，足以使歐洲和世界的命運比今天好得無可比擬。可是，可以肯定地說，即使在那樣幸運的情形之下，還是必須取消由國家直接分配產品的辦法，而採取商業的方法。

    列寧這樣解釋恢復市場的必要性：因為國內有千百萬孤立的農民經濟，他們除了經過貿易，還不習慣和外界發生經濟關係。貿易流通會在農民和國營工業之間建立起「聯繫」——-這是當時提出的名稱。這「聯繫」的理論公式很簡單：工業要供給農村以必需的貨品，其價格要使國家無須強制收購農民勞動的產品。

    改善與農村地區的經濟關係，無疑是新經濟政策最重要而迫切的任務。然而，一個短時期的試驗就證明了：工業本身，儘管已經具有社會化的性質，也還需要資本主義所造成的金錢支付的方法。計劃經濟不能單靠知識資料。供給與需求的作用，在一段長時期以內仍然是必要的物質基礎和不可缺少的矯正者。

    由新經濟政策合法化的市場，在有組織的貨幣幫助下開始發生作用。早在1923年，工業受到來自農村地區的刺激便開始復活起來，並且即刻就發展得很快。1922年和1923年，生產都增加了一倍，到了1926年已經達到戰前的水平，即比起1921年，已增長到五倍多了。在同一時期，農產品收穫量也不斷增加，雖然速度不那麼快。

    從1923這個關鍵性的年度開始，執政黨內早已存在的關於工業和農業相互關係的不同意見開始尖銳化起來。在一個儲備完全耗盡了的國家，若不從農民那裡借來穀物和原料，工業便無法發展。但對農產品若「強制徵借」得太重，那就破壞了勞動的刺激。農民並不相信未來的繁榮，如果城市派出徵糧隊，便會以停止播種來答覆。反之，若徵集得太少，工業又有停工的危險。農民得不到工業產品，就會自己製造來滿足需要，把以前的家庭手工業恢復起來。黨內的意見分歧開始發生在這個問題上，即究竟要從農村取得多少東西給工業，才能夠使工業和農業之間動態平衡的時期趕快到來。爭論立刻又牽涉到農村本身的社會結構問題。

    1923年春天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左派反對派」（那時還沒有這個名稱）的一個代表用一幅不祥的圖表來說明工業與農業產品之間的價格差距的擴大。這種現象那時第一次叫作「剪刀差」，這個名詞後來幾乎變成國際通用的。那演說者說：假使工業再停滯下去，使剪刀更加張開，那麼城市與鄉村的破裂就不可避免。

    農民對於布爾什維克黨所完成的民主與土地的革命，和黨為了奠定社會主義的基礎而採取的政策，是分辨得清清楚楚的。沒收地主和國家的土地，使農民每年得到超過5億金盧布的好處。可是在國家產品的價格上，農民損失的數目更大。要是這兩種革命，即被十月革命緊緊綁在一起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合計的結果，是使農民損失許多億盧布，那麼工農兩階級的聯盟便依然是個疑問。

    從過去承受下來的農民經濟之分散性，被十月革命的結果加重了。在革命後的十年當中，獨立農家的數目從一千六百萬增加到了二千五百萬，這自然加強了大多數農民經濟純粹供自己消費的性質。這也是農產品缺乏的原因之一。

    小商品經濟不可避免要產生剝削者。隨著農村的日漸恢復，農民群眾的分化也開始增長。這種發展陷入早已走過的老路。富農的增長遠超過農業總的生長。在「面向農村」的口號下，政府的政策實際上就是轉過臉去向著富農。農業稅落在貧農身上的，遠較富農身上為重，況且富農又取得國家貸款的大部份。餘糧大部份在農村上層份子手中，他們用來奴役貧農和進行投機，賣給城市資產階級份子。那時當權派的理論家布哈林，向農民提出他那有名的口號「發財吧！」在理論上說，這口號的意思是要使富農逐漸長入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犧牲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讓少數人致富。

    政府被自己的政策所束縛，不得不在農村小資產階級的要求面前一步步退讓。1925年承認了農業中僱傭勞動和租借土地為合法。農民日益兩極分化，一方面是小資本家，另一方是雇工。同時，因為缺少工業商品，國家被擠出了農村市場。在富農和小家庭手工業者之間，出現了中間商人，好像從地下鑽出來的。國營企業為了找原料，越來越不得不去和私商打交道。資本主義的漲潮到處都可以看到。有思想的人們看得很清楚，財產形式上的革命，並沒有解決社會主義的問題，不過是把它提出來而已。

    1925年，正當富農路線全力施行的時候，斯大林開始準備取消土地國有。他示意一個蘇聯記者發問道：「把每個農人耕種的那塊土地，讓渡給他十年，豈不符合農業的利益嗎？」斯大林答道：「符合，甚至讓渡四十年也可以。」格魯吉亞的農業人民委員，在斯大林本人的倡導之下，曾起草一份解除土地國有的法案。目的是讓農民對自己的將來有信心。當這種政策正在施行之時，1926年的春天，差不多60%預定出賣的糧食，是在6%的農民有產者手中！國家不僅缺乏出口的糧食，連國內需要的也不夠。因為出口少得太厲害，不得不放棄入口製成品，還要儘量減少機器和原料的入口。

    這種依靠富農的政策，推遲了工業化並且打擊了一般農民群眾，在1924到1926的兩年內清楚顯示了它的政治結果。它使城市和農村的小資產階級大大提高了自覺性，許多下層蘇維埃被他們奪去，官僚的權力和自信提高，工人所受的壓力日益加重，還有黨和蘇維埃的民主完全禁絕。富農的生長驚駭了當權派當中的兩個著名人物，季諾維也失和卡米涅夫，意味深長的是，那時他倆是列寧格勒和莫斯科這兩個主要的無產階級中心城市的蘇維埃主席。但是各省，尤其是官僚份子，都堅決擁護斯大林。結果富農路線勝利了。1926年，季諾維也夫和卡米涅夫帶著他們的追隨者加入了1923年的反對派（「托洛茨基派」）。

    當然，「原則上」統治集團就在那時也並沒有放棄農業集體化。他們只是在他們所看到的前景中把它推遲幾十年。日後的農業人民委員會雅可夫列夫於1927年寫道：雖然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只有經過集體化才能完成，但是「這顯然不是一年、二年或三年就可做到的，也許十年以內也做不到。」他還說：「集體農莊和公社…….現在以至今後很久，無疑地只是農民個體經濟的大海裡的一些小島而已。」實際上那時只有0﹒8%的農戶加入了集體農莊。

    黨內關於所謂「總路線」的鬥爭，1923年就已經公開出來，到1926年變得格外緊張激烈。左派反對派在其涉及工業和經濟的一切問題的長篇綱領上寫道：「黨應該抵制並粉碎一切要取消或損害土地國有的傾向，因為土地國有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之一。」在這個問題上，反對派得到了勝利；直接反對國有化的企圖是放棄了。但是，這個問題所牽涉到的自然不僅僅是土地的財產形式。

    「為了對抗農村個體經濟的增長，我們必須加速集體農莊的增長。必須有系統地年年撥出相當大的款項來幫助組織在集體農莊裡的貧農。合作社的全部工作都應該具有轉變小生產為集體化大生產的目的。」可是這個廣泛的集體化綱領，被頑固地認為在未來幾年以內是無法實現的空想。在籌備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期間（這次大會的任務是開除左派反對派），日後的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一再說道：「我們決不要跌進（！）貧農對廣大農民群眾集體化的幻想中去。在目前環境下，這已不可能。」根據日曆，當時是1927年底。那時統治集團同自己未來的農民政策還隔得這麼遙遠！

    也是在這幾年（1923到1928），統治聯盟，即斯大林、莫洛托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與卡米涅夫1926年初轉入了反對派）進行著鬥爭反對「超工業化」及計劃領導的鼓吹者。未來的歷史家會吃驚不小地重新証實，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對於大膽的經濟倡議竟充滿那樣惡意的不信。在外力推動下，工業化的進度憑經驗加速起來，無情地打碎一切計算，同時使間接費用增加到驚人的程度。1923年，反對派要求施行五年計劃時候，遇到小資產階級精神的嘲笑，生怕「跳入未知的境界」。直到1927年4月，斯大林還在一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說，試圖建立第聶伯水電站，對我們來說，就像農民不買牛而去買留聲機一樣。這個高明的警句概括了整個綱領。值得指出，在那幾年裡，全世界資產階級的報刊，以及追隨他們的社會民主黨的報刊，都以同情的口氣重複官方的說法：「左派反對派」的主張是工業的浪漫主義。

    在黨內討論的鬧聲中，農民用日益頑強的怠工來答覆工業品的缺乏。他們不把糧食拿到市場上去，也不增加播種面積。右派（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在那時期是決定調子的，他們要求提高糧食價格，給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傾向更廣大的活動地盤，甚至不惜降低工業發展的速度。在這種政策下，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進口外國的製造品，用來交換出口的農產原料。但是這樣做就不是在農民經濟和社會主義工業之間建立一種「聯繫」，而是在富農和世界資本主義之間建立「聯繫」了。為了這個來幹十月革命，實在不值得。

    反對派的代表在1926年黨的代表會議上答覆說：「加速工業化，特別是用對富農增稅的辦法，就會產生大量的貨物和較低的市價，而這對於工人和大多數農民都有利……面向農村並不不意味著背向工業，而是意味著工業要向著農村。因為國家的『面』，假使不包含工業在內，對於農村就沒有用處。」

    答辯中斯大林大發雷霆，反對反對派的「異想天開的計劃」。他說：工業不可以「猛衝向前，脫離農業而且不顧我們國家積累的速度。」黨的決議是繼續重複這些被動地適應富裕的上層農民的格言。1927年12月，為了最後粉碎「超工業化者」而召開的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要求警惕「把國家資金過份投入大建設的危險」。當權派那時還不肯去看任何其它的危險。

    在1927至1928這一經濟年度，工業主要靠革命前的機器而農業靠舊工具的所謂恢復時期宣告結束。要想繼續前進，必須大規模進行獨立的工業建設。不可能再沒有計劃而摸索著實行領導了。

    關於社會主義工業化假想上的可能性，早在1923至1925年間反對派就分析過了。他們總的結論是：在耗盡了從資產階級繼承下來的設備以後，蘇聯的工業，在社會主義積累的基礎上，可以達到一種在資本主義之下完全不可能的增長速度。我們那謹慎估計出來的係數，大約在15%至18%之間，被當權派的領袖們公開嘲笑，認為是對不可知的未來的幻想音樂。這構成當時反「托洛茨基主義」鬥爭的本質。

    終於在1927年起草完畢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官方草案，充滿了小家子氣。工業生產的增長率，計劃從每年9%遞減到4%。每人的消費，在整個五年當中只增加12%！這個最初的計劃裡面包藏著多麼令人難以相信的膽小思想，清楚表現在這個事實上，就是：到了最後第五年，國家的預算才佔國民收入的16%，而沙俄時代的預算，它並無意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還佔18%！還有一點也許值得一提，就是，起草這個計劃的工程師和經濟學家，幾年以後都遭到法律嚴厲的審判和處罰，罪名是在外國指使下故意破壞。那些被告如果有勇氣的話，本來可以回答說：他們的計劃工作完全符合當時政治局的「總路線」，並且是在它的命令下進行的。

    派別的鬥爭，現在翻譯成數字的語言了。反對派的綱領說：「在十月革命十週年的時候，提出那樣一個小氣而悲觀的計劃，實際上是在反對社會主義。」一年以後，政治局採納了一個新的五年計劃，規定每年平均增加生產至9%。但是實際發展的情況卻顯示一種頑強的趨勢，就是接近「超級工業化者」所估計的係數。又一年以後，政府的政策已經根本轉變了，國家計劃委員會第三次起草五年計劃，它的增長率，大大超乎人們意料地接近1925年反對派所作的預測。

    由此看來，蘇聯經濟政策的真實歷史，是與官方的傳說大不相同的。不幸，韋伯夫婦一類的虔誠的研究者，對於這一點絲毫也不注意。

    二　大轉變：「五年計劃四年完成」與「全部集體化」

    在個體農民經濟面前猶豫不決，對巨大的計劃沒有信心，維護最低的速度，忽視國際問題——-所有這些合攏起來形成了「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本質，這理論是1924年秋天，在德國無產階級失敗之後，第一次被斯大林提出來的。不要急於工業化，不要與農民爭吵，不要指望世界革命，最重要的是保護黨官僚的威權不受批評！農民的分化被斥為反對派的捏造。上面曾說過的雅可夫列夫不理會中央統計局，因為它的統計所表明富農的地位高於當局所滿意的，同時領導人鎮靜地說，商品的缺乏正在過去，「經濟發展即將以平和的速度進行」，糧食的徵集將來也會更「平穩」，等等。勢力加強了的富農拉著中農一起，對城市實行起糧食封鎖了。1928年1月，工人階級正面看見了走近前來的饑荒的身影。歷史知道怎樣開惡意的玩笑。就在這個月裡，當富農正扼住革命的喉嚨時，左派反對派的代表被投入監獄，或者放逐到西伯利亞各地去，因為他們在富農這鬼怪面前「驚惶失措」。

    政府企圖把事情說成這樣：糧食封鎖是富農（他們是從哪裡來的呢？）對於社會主義國家明目張膽的敵意所造成的——-那就是說，出於普通的政治動機。但是富農很少傾向於那種「唯心主義」。假使他們藏起糧食，那是因為買賣對於他們無利可圖。因為同樣的理由，他們才能夠使很大部份的農民受他們的影響。簡單地鎮壓富農的破壞行動，顯然是不夠的。必須改變政策。然而，甚至到那時，還在動搖中花掉不少時間。

    李可夫，那時還是政府的首腦，在1928年7月宣佈：「發展個體農莊是……黨的主要任務。」而斯大林附和著說：「有些人以為個體農莊已經沒有用了，因此我們不應支持它……這些人與我們黨的路線毫無共同點。」不到一年之後，黨的路線與這些話毫無共同點了。「全部集體化」的曙光出現在地平線上了。

    新的方針正如從前的一樣，是憑經驗得來的，並且是經過政府聯盟內部暗鬥而決定的。「右派和中派是由於共同敵視反對派而聯合起來的，清除了反對派以後，這兩派之間的鬥爭不可避免要加速到來。」——-一年以前左派的綱領上曾這樣警告。事實果然如此。那正在解體的聯盟的領袖們，自然決不承認左派這個預測像許多其它預測一樣已經實現。遲至1928年10月19日，斯大林還公開宣告說：「有人說，在我們中央政治局內，有右的偏向和對它調和的態度，現在是停止這種謠言的時候了。」那時，兩派都在試探黨機關的態度。被壓抑的黨，生活在隱秘的謠言和猜測中。可是不過幾個月後，官方的報刊就用它那從來不覺難為情的態度宣稱，政府的首腦李可夫「曾在蘇維埃政權的經濟的困難上投機」；共產國際的首腦布哈林是「資產階級自由派影響的傳導線」；全俄總工會的主席托姆斯基只是一個可鄙的工聯主義者。這三個人都是政治局的委員。儘管從前整個對左派反對派的鬥爭所使用的武器都是取自右派，現在布哈林卻能夠並不違背事實而責難斯大林，說他採用那定了罪的左派反對派一部份的政綱來對右派鬥爭。

    不管怎樣，到底是改變了。「發財吧！」這口號和富農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雖然太遲，可是因此受到更堅決的譴責了。工業化提到上了日程。自滿的無為主義，現在被一種手忙腳亂的驚慌所代替。半忘記了的列寧的口號，「趕上並超過」，在後面加上了「儘可能在最短的時期內」。最低限度主義的五年計劃，雖然已被黨代表大會在原則上批准了，讓位給一個新的計劃，這個新計劃的基本元素完全是從打垮了的左派反對派的政綱上抄過來的。第聶伯水電站，昨天還被人們比作留聲機，今天成了人們注意的中心。

    取得初步新的成就之後，人們又提出「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口號來。喜出望外的經驗主義者現在認為一切都是可能的了。正如歷史上所常見的一樣，機會主義變成它的反面：冒險主義。儘管從1923到1928年政治局樂意地接受了布哈林的「龜步」哲學，現在輕輕一跳，就把每年的增長率從20%提高到30%，企圖把每一個局部的和暫時的成就都變為一般的標準，而忽視了工業的各個部門之間相互制約的關係。計劃中財政的缺額用印製紙幣來填補。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紙幣流通額從17億盧布增加到55億，到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時，已經增加到84億盧布了。官僚不僅擺脫了群眾的政治監督（是群眾承受著這種強制工業化所造成的無法忍受的重擔），而且也擺脫了金盧布的自動監督作用。新經濟政策開始時已經奠定堅實基礎的貨幣制度，現在又從根動搖了。

    主要的危險，不但是威脅到計劃的實現而且威脅到社會制度本身的，卻從農民方面出現。

    1928年2月15日，全國人民吃驚地從《真理報》一篇社論上得知：農村的情況完全不是像當局一直所描寫的那樣，倒很像已被開除的左派反對派所說的。報刊昨天還否認富農的存在，今天，根據上面的信號，卻發現富農不僅在農村裡有，連黨內也有。事實表明，共產黨支部常常被富農份子佔據，這些富農擁有複雜的機器，雇用工人，對政府隱瞞幾百甚至幾千普特（1普特=16﹒3公斤——-校者）的糧食，還狠狠地譴責「托洛斯主義」的政策。報紙爭先恐後地登載聳人聽聞的消息，暴露富農怎樣利用地方書記的職位拒絕貧農和雇農入黨。一切老標準都倒轉過來；負的和正的換了位置。

    為了養活城市，必須即刻從富農手中取得每日的糧食。這只有使用武力才能做到。沒收餘糧——-不僅是富農的，還包括中農的——-官方語言叫做「非常措施」。這說法應該表示，明天一切就要回到常軌。可是農民並不相信這種好聽的話，而他們不信是對的。用暴力奪取糧食，使富農失去增加播種的興趣。雇農和貧農於是找不到工作。農業又一次走進死胡同，國家也是一樣。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修改「總路線」。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雖然仍舊主張個體農業要佔主要地位，現在開始強調必須較快地發展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了。但是因為迫切需要糧食，不容許停止對農村的軍事征討，那促進個體農莊的綱領只得懸在空中。必須「跌進」集體化去了。暫時徵收糧食的「非常措施」，不料竟發展成一個「消滅富農階級」的綱領。互相矛盾的命令接連下來，比糧食的配給還要多，可見政府對於農民問題不僅沒有五年計劃，連五月計劃也沒有。

    按照糧食恐慌所逼迫出來的新計劃，集體農莊在五年之末大約包括20%的農戶。這個計劃是多麼龐大，只要想到前此十年，集體化還不到1%，就十分明瞭了。然而，這計劃到五年過了一半的時候，卻遠遠落後了。1929年11月，斯大林放棄了他自己的動搖，宣佈個體農業已經終結。他說，「全鄉、全縣，甚至全省」的農民正在加入集體農莊。雅可夫列夫在兩年前還堅持集體農莊在以後許多年仍只是「農戶大海中的一些小島」，現在卻奉命以農業人民委員的身份去「消滅富農階級」，而且在「盡可能最早的日期」完成全部集體化。在1929年，集體農莊的比例從1﹒7%增加到3﹒9%。1930年增加到23﹒6%，1931年增加到52﹒7%，1932年增加到61﹒5%。

    現在，任何人再也不會那樣愚蠢，去重複自由派那種胡說，以為集體化整個是靠赤裸裸的武力完成的。在以前許多歷史時代，農民在爭取土地的鬥爭中，有時起來暴動以反對地主，有時遣送大批移民去尚未開墾的地區，還有時奔向各種教派，因為這些教派答應拿天上的空地來補償農民在地下住處的狹窄。現在，沒收了大莊園並且實行了最高度的土地分配以後，要把這些小塊土地聯合成為大片，已成為農民、農業以及整個社會的生死問題。

    然而，問題遠遠不是這種一般的歷史考慮所能夠解決的。集體化真正的可能性，並不決定於農村陷入困境的深度，也不決定於政府行政的毅力，而主要是決定於現有的生產資源，亦即決定於工業向大規模的農業提供必要的機械的能力。這種物質的條件是欠缺的。大部份集體農莊建立時所有的設備只適用於小規模的耕作。在這種情形之下，過份快的集體化就帶有經濟冒險的性質。

    由於沒有料到自己的政策這樣急遽轉變，政府對於新的路線連最起碼的政治準備也沒有而且不可能做到。不僅農民群眾，就是地方政權機關，也不知道究竟向他們要求些甚麼。農民聽到謠言，說他們的牲畜和財產要被國家奪去，非常憤慨。這些謠言距離事實也並不怎麼遠。官僚們現在竟實現他們以前諷刺左派反對派的那句話，「搶奪農村」了。集體化在農民看來，首先就是沒收他們一切的所有物。不僅把馬、牛、羊、豬集體化，連新生的小雞也集體化了。一個外國觀察者寫道：他們「剝奪富農甚至實行到氈鞋上面，從小孩子的腳上脫下來。」結果農民紛紛把牲畜賤價拋售，或者殺掉來取得肉和皮。

    1930年1月，在一次莫斯科代表大會上，一個中央委員安德萊也夫給集體化描繪了一幅兩面的圖畫：一方面，他說正在全國強烈發展著的集體運動「現在要摧毀它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礙」；另一方面，農民在加入集體農莊之前損人利己地賣掉自己的農具、牲畜甚至種子的情況「達到明顯很可怕的程度」。不管這兩種論斷多麼矛盾，卻是從相反的兩方面正確地顯示出集體化這個絕望的措施那種仿佛流行病的特性。「全部集體化使國民經濟陷入幾乎前所未有的毀滅境地，就像打過三年仗一樣。」上述那個外國批評者這樣說。

    二千五百萬單幹農民的利己主義，昨天還是農業的唯一動力（雖然弱得像農民的老馬，總還是動力），官僚們企圖在技術設備、農學知識和農民本身的支持都缺乏的情況下，一下子用二千個集體農莊管理處的命令來代替這種動力。這種冒險主義的可怕後果很快就來了，並且延續了若干年。糧食的總收穫量，1930年已增長到8﹒35億英擔，在以後兩年下降到不足7億英擔。這差額本身好像並不算災難性的，可是這表示正是失去了城市所需要的糧食數量（以他們經常半饑餓的狀態為標準）。在技術作物方面，結果更慘。在集體化前夕，糖的產量幾乎達到1﹒09億普特，到全部集體化的高潮時，由於缺少糖蘿蔔，產量跌落到4800萬普特，只及以前的一半。但是破壞力最強的暴風是打擊在動物方面。馬的數目減少了55%，從1929年的3460萬匹降到1934年的1560萬匹。牛的數目從3070萬減到1950萬，跌落了40%。豬的數目跌落了55%，羊跌落了66%。人的毀滅（由於饑、寒、傳染病以及鎮壓而死的），不幸沒有像屠殺牲畜那樣準確表列出來，但也達到幾百萬。造成這些犧牲的責任，並不在於集體化，而是在於施行集體化時所使用的那種盲目、強暴和賭博的方法。官僚什麼也預見不到。連集體農莊的章程，那是用來把農民的個人利益和農莊的福利結合起來的，也等到悲慘的農村遭受如此殘酷的摧毀之後才公佈出來。

    這新路線的迫於無奈的性質，是由於必須從1923—1928年的政策的後果中找到補救。但即使如此，集體化還是能夠而且應該採取比較合理的速度和比較審慎的形式。官僚手上既有政權又有工業，本來可以調節集體化的過程而不至於把國家帶到災難的邊緣。他們本來可以而且應該採取比較符合國家的物質和精神資源的速度。「左派反對派」流亡國外的機關報在1930年寫道：「在國內外有利的環境之下，農業的物質技術條件在大約十年或者十五年期間可以徹底改造，為集體化造成生產的基礎。然而，在這些年裡面，會有足夠的時間把蘇維埃政權推翻不止一次。」

    這個警告並不誇張。毀滅的氣息從未像全部集體化的這幾年這樣直接瀰漫在十月革命的國土上頭。不滿，不信，怨恨，正腐蝕著全國。通貨受擾亂，固定的、「協定的」、和自由市場的價格都升高，國家與農民之間通過貿易的對等聯繫轉變為強制徵收糧食、肉頪和牛乳，同大規模搶奪集體財物以及收藏搶來的財物作生死鬥爭，純粹在軍事上把黨動員起來向富農的破壞行為鬥爭（在「消滅」了富農階級之後），再加上恢復糧卡和吃不飽的糧食配給制度，最後還有恢復國內護照制度——-這一切措施使整個國家重新充滿那似乎久已消散了的內戰氣氛。

    供應給工廠的糧食和原料一季不如一季。難以忍受的工作條件引起勞動力遷移，裝病缺勤，工作馬虎，機器損壞，廢品比例很高以及一般的品質低劣。平均的勞動生產率在1931年下降了11﹒7%。根據莫洛托夫一次附帶提到（發表在蘇聯各報刊上），工業生產在1932年只增加了8﹒5%，而不是計劃所規定的36%。的的確確，不久之後全世界就聽到，五年計劃已經在四年零三個月當中完成了。但這只意味著，官僚在玩弄統計和輿論時的犬儒主義是毫無限制的。然而這還不是最重要的一點。大有危險的不是五年計劃的命運，而是蘇聯制度的命運。

    制度渡過了危險。

    但這是制度本身的功勞，因為它在人民的土壤中深深地扎了根。同樣重要的，是有利的外部環境。在農村裡面經濟上一片混亂並且打內戰的那些年裡，蘇聯根本在外敵面前癱瘓了。農民的不滿影響到整個軍隊。猜疑和動搖打擊了官僚機構和領導幹部的士氣。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來一個打擊，這時都會有致命的後果。

    幸而，在工商業危機開頭的那幾年裡，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產生了一種無所適從的觀望心情。誰也沒有準備好打仗；誰也不敢嘗試。此外，沒有一個敵國充分知道，在官方大吹大擂地歌頌「總路線」聲中，震撼蘇聯的社會動亂是那麼嚴重。

    * * *

    我們的歷史概述雖然簡短，卻希望表明了：工人國家實際的發展，與那一層層的成就不斷堆積起來的美麗圖景相差多麼遠。根據過去的危機，我們在下面會推論出關於未來的重要指示。但是除此之外，粗略地看一下蘇聯政府的經濟政策及其搖擺不定的歷史，為了摧毀那人工造成的個人崇拜，在我們看來似乎也是必需的。這種個人崇拜認為，成功（不論真假）的根源就在於「領導」的非凡品質，而不在於革命所創造的那種社會化的財產關係。

    新的社會制度客觀上的優越性，自然也表現在領導人的方法上。但是這些方法同樣也反映這個國家在經濟和文化上的落後性，並且反映塑造了當權幹部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條件。

    假使從這裡推論，說蘇聯領導人的政策無關緊要，那就大錯特錯了。世界上沒有另外一個政府像蘇聯政府那樣，整個國家的命運集中在它手裡達到那樣的程度。個別資本家成功或失敗，自然不完全決定於他個人的品質，但是他的品質確有很大的作用，有時甚至是決定的作用。蘇聯政府對於整個經濟體系所佔的地位，大體上就像一個資本家對於單個企業所佔的地位一樣。國民經濟的集中性，使國家政權變成有巨大意義的一個因素。正因為這個緣故，評判這個政府的政策不可以根據概括的成績，不可以根據單純的統計數字，而要根據清醒的預見和計劃的領導在取得這些成績時所起的具體作用。

    政府路線左右搖擺，不僅反映了客觀情勢的矛盾，而且反映了領導人不夠能力及時瞭解這些矛盾並且作出預防性的反應。要想把領導的錯誤用簿記上的數量表達出來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們對於這些搖擺的歷史所作的概括說明容許這個結論：這些搖擺給蘇聯經濟加上了巨大的間接費用的負擔。

    至此當然還不能理解（至少是根據唯理的歷史觀還不能理解）：怎麼一個在思想上最貧乏、犯錯誤又最多的派別偏偏能夠戰勝所有其他派別，而把無限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呢？我們以後的分析對這個問題會給予解答。同時我們將看到，專制領導的官僚主義方法怎樣與經濟和文化的要求發生日益尖銳的衝突；我們還會看到，新的危機和動亂如何不可避免地要在蘇聯的發展中出現。

    然而，在討論「社會主義」官僚的兩重作用以前，我們必須答覆這個問題：以前所得的成就的純淨結果是什麼？社會主義真正在蘇聯完成了嗎？或者，謹慎一點：目前經濟和文化的成就可以保證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就像資產階級社會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它本身的成就已能保證農奴制和封建制不會復辟一樣嗎？

    第三章　社會主義與國家

    一 　過渡制度

    蘇聯的當權者說，社會主義已經在蘇聯實現了。這是真的嗎？假使不真，那麼現在獲得的成就，至少是不是可以保證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裡實現，而不問其餘世界上事變發展如何？我們在上面對於蘇聯經濟主要指數之批評的估計，可以給我們作為出發點，來正確答覆這個問題，但是我們首先還要在理論方面，稍加論述。

    馬克思主義從技術發展是進步的基本泉源出發，並且以生產力的動態為基礎建立共產黨的綱領。假使你們以為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有一種宇宙的災難，來毀滅我們的地球，那你自然要拋棄共產主義的前途以及其他許多東西。可是除了這種渺茫可疑的危險之外，就毫無科學根據為我們的技術、生產和文化的發展的可能性預先設定極限。馬克思主義對於人類的進步是樂觀的，順便說，單單這一點，就使馬克思主義不可調和地反對宗教。

    共產主義的物質前提，應當是人類的經濟力量發展到那樣的高度，使生產勞動不再是一種負擔，不再需要任何剌激，而經常都很豐富的生活用品的分配不需要任何監督，只靠教育、習慣和社會輿論來維持，好像現在一切富裕的家庭或「體面」的公寓裡那樣。坦白說，我覺得，假使認為這樣一種其實不算期望過高的前景是「烏托邦」，那真是相當愚蠢的。

    資本主義為社會革命準備了條件和力量，那就是技術，科學與無產階級。可是共產主義的社會，不能立刻就去代替資產階級的社會。從過去承受下來的物質與文化的遺產，完全不夠用來達到這個目的。在工人國家的初期階段，還不能使人人「各盡所能」，這就是說，還不能使人人盡他能力所及並且按照他的意願去工作；也還不能使人人「各取所需」，而不問他做了多少工作。為了增加生產力，這時還必需採取向來的工資支付方法，即按照個人勞動所生產的數量與品質來分配生活品。

    馬克思把這個新社會的第一階段，叫作「共產主義低級階段」以別於「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在高級階段裡，貧乏的最後陰影和物質的不平等將一齊消失。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常常用來指新社會的低級和高級階段。現在蘇聯官方理論宣佈：「我們自然還未曾達到完全的共產主義，但我們已經完成了社會主義，即已經達到了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們引證國家托拉斯在工業中，集體農莊在農業中，國營商店和合作社在商業中，都佔著統治的地位。乍看起來，這好像與馬克思預想的（因而是假定的）方案完全相符。但是對於這個問題，正是馬克思主義者才不應該只從財產形式上去觀察，而不管勞動生產力達到何種程度。所謂「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無論如何馬克思是指這樣一種社會：這社會一開始，其經濟的發展已經比最進步的資本主義更高。從理論上說來，這種觀念是毫無瑕疵的，因為以世界範圍來說，共產主義，即使在最初的階段，發展的水平也要比資產階級社會更高。而且，馬克思曾設想由法國人開始社會革命，德國人繼續它，而英國人完成它；至於俄國人，馬克思是把他們排在最後的。但是這個想像中的次序，已經被事實推翻了。現在誰要是機械地把馬克思這種普遍的歷史概念，應用到目前發展階段的蘇聯這個特例上，他立即就要陷入無法擺脫的矛盾中。

    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當中，俄國本不是最強的一環，而是最弱的一環。現在的蘇聯，在經濟上，並不超過世界的水平，它只是在企圖趕上資本主義的國家而已。假使馬克思把那種立足於當時最進步的資本主義之上、而且生產力已經社會化的社會，叫作「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那麼這個名稱，很顯然的還不適用於蘇聯，因為今日的蘇聯，在技術、文化和生活的享受上，還遠較資本主義國家為低。所以，對於今日具有各種矛盾的蘇聯制度，與其稱它為社會主義的制度，不如稱為一種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預備制度。

    這樣尋求名詞上的準確性，並沒有一點學究氣味。一種制度的力量和穩固性，長期來看，決定於相對的勞動生產率。社會主義經濟若是具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技術水平，它的社會主義的發展就會確實得到自動的保證。不幸，對於蘇聯經濟來說，現在還完全談不到這一層。

    多數庸俗的蘇聯辯護者，大致都是這樣論述：即使你認為現在的蘇聯制度，還不是社會主義的，可是在現在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生產力，遲早總要達到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所以只有時間的因素，還沒有確定。難道值得因此大驚小怪嗎？不管這種論述驟眼看來是怎樣理直氣壯，事實上是極其膚淺的。當歷史的進程成為討論的問題時，時間決不是次等的因素。在政治上把現在和將來弄錯，比在文法上把它們弄錯，要危險得多。進化的內容，並不是韋布式的庸俗進化論者所想像那樣，就是現存事物的不斷累積和繼續「改進」；它還有它的從數量到本質的轉變，還有它的危機、跳躍和倒退。正因為蘇聯還遠未達到社會主義的最初階段，它還不是一種生產和分配已達到平衡的制度，所以它的發展，還不能和諧進行，而是在矛盾中進行。經濟的矛盾產生社會的衝突，社會衝突又發展出自己的邏輯，它並不等待生產力的進一步增長。這點是多麼正確，我們剛剛已經在富農的例子上看到。富農並不願意漸進地「長入」社會主義，他們反而出乎官僚及其理論家意料之外，要求一次新的補充的革命。那些把權力和財富都集中在手中的官僚自己，是不是願意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呢？這當然是值得懷疑的。無論如何，如果相信官僚在這問題上所說的話，那是太輕率了。今後三年，五年或者十年，蘇聯的經濟矛盾和社會衝突將向那一方面發展，這是現在不能作出最後確定答覆的問題。結局要由各種活的社會力量的鬥爭來決定，而且不是在一國範圍以內，而是要在國際範圍內。所以在每一個新的階段，對於實際存在的各種關係和趨勢如何相互結合並且不斷相互作用，必須作具體的分析。現在我們就要看看，在國家這個問題上，這種分析是多麼重要。

    二　 綱領與實際

    　　列寧追隨著馬克思和恩格斯，看出無產階級革命第一個顯著的特點在於：在剝奪了剝奪者之後，它就不再需要高出在社會之上的官僚機關，首先是警察和常備軍。列寧於一九一七年奪取政權以前兩個月寫道：「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一切機會主義者都能告訴你這點，但他們忘記補充：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國家，就是組織得立刻開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國家。」[3]這段評論，當時是針對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如俄國的孟什維克、英國的費邊派等說的。現在它以雙倍的力量打擊那些崇拜蘇聯的人們，這些人崇拜一個絲毫不打算「消亡」的官僚國家。

    社會需要官僚，是因為有尖銳的對抗需要「緩和」、「調節」、「控制」（總是為了特權者和佔有者的利益，也為了對官僚們本身有利）。所有的資產階級革命，不管多麼民主，總是加強並完善了官僚機關。列寧說：「官吏和常備軍是資產階級社會軀體上的『寄生蟲』，是撕裂了這這個社會的內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蟲；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蟲。」[4]

    從一九一七年起，即是從奪取政權成為黨的實際問題的時候起，列寧一直在思考消滅這種「寄生蟲」的問題。他在《國家與革命》的每一章裡再三指出並且解釋說：無產階級在推翻了剝削階級以後，將打碎原有的官僚機關，建立由工人和雇員構成的自己的機構。無產階級還要設法防止這些人變為官僚，辦法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詳細分析過的辦法：一、不但要實行選舉，而且可以隨時撤換；二、薪金不得高於工人的工資；三、立刻轉到使所有的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所有人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5]你不要以為列寧是在談十年內怎麼辦的問題。不是的，這是初步工作，「無產階級革命實現以後，就可以而且應該從這裡開始做起。」[6]

    這種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大膽見解，在取得政權一年半以後，又以完整的形式寫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綱領上，包括關於軍隊的一章。強有力的國家，但是沒有官老爺；武裝力量，但是沒有軍閥！並不是防衛的任務產生出軍事和國家的官僚制度，而是社會的階級結構，把官僚制度帶入防衛的組織中。軍隊只是社會關係的一種覆印本。為抵禦外來的威脅，工人國家自然與其他國家一樣，需要一種特別的軍事技術組織，但是決不需要一個特權的軍官閥閱。黨的綱領要求用武裝的人民，去代替常備軍。

    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一開始就不是原有意義的「國家」了，即不是用來壓制大多數人民的一種特殊機關了。物質的權力，連武裝在內，都直接並且立刻轉到工人階級組織（如蘇維埃）手上。所以從無產階級專政第一天起，那作為官僚機關的國家，就開始消亡了。這是黨的綱領的呼聲，這綱領一直沒有宣佈作廢。真奇怪：它的呼聲現在好像是來自墳墓中的幽靈。

    不管你怎樣理解現在蘇維埃國家的性質，可是有一件事是毫無疑義的：這國家存在已經快二十年了，它不僅沒有消亡，而且還沒有開始「消亡」。更壞的是，它已經變成一個前所未有的強暴機關了。官僚不但沒有消聲匿跡，讓位於民眾，反而變成一種毫無監督的力量統治著民眾。軍隊不但沒有被武裝的人民所代替，反而產生了一個特權的軍官閥閱，以元帥為首，至於人民，即「專政的武裝體現者」，現在連攜帶非爆炸性的武器，都被禁止了。即使把想像力發揮到極限，也很難想像到一種反差，比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製作的工人國家的圖樣，和史大林所領導的現實國家之間的反差更加鮮明。現在蘇聯的領袖們和他們的思想代表者，雖然還在繼續出版列寧的著作（固然被檢查人刪除和歪曲過），但是對於綱領和實際之間何以有這樣嚴重分歧的問題，他們連提也不敢提。我們願意替他們作這工作。

    三 　工人國家的兩重性質

    　　無產階級專政是資產階級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橋樑。所以，按照它的本質，它帶有暫時的性質。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有一項附帶的但也是很必要的任務，就是準備本身的消滅。這種「附帶」的任務實現到多大程度，在一定限度內可以顯示它完成基本使命達到了多大程度，基本使命就是建立一個沒有階級也沒有物質矛盾的社會。官僚制度與社會的和諧，是互相成反比例的。

    恩格斯在他反對杜林的著名論戰中寫道：「當階級統治和根源於至今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個人生存鬥爭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產生的衝突和極端行動也隨著被消除了的時候，就不再有什麼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特殊的鎮壓力量了。」[7]一般庸人，以為憲兵是一種永恒的制度。其實，憲兵控制人類，只能維持到人類能夠徹底控制自然界為止。為了使國家消失，「階級的統治和為個人生存的鬥爭」也必須消失。恩格斯把這兩種條件結合在一起，是因為在改變社會制度的前景中，幾十年時間簡直不算一回事的。但是在擔負革命重任的幾代人看來，事情就不同了。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生產，固然造成每個人反對所有人的鬥爭，但是麻煩在於，生產資料收歸社會公有，並不自動的就消除了「為個人生存的鬥爭」。問題的癥結就在這裡。

    社會主義國家即使是在最進步的資本主義基礎上如美國建立起來，也不能立刻滿足每個人所有的需要，因此就被迫要鼓勵人人盡可能增加生產。在這種情形之下，鼓勵的責任，自然落在國家的肩上，而國家，也不能不採取資本主義所制定的工資支付方法，雖然加以各種改良。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思於一八七五年寫道：「資產階級的法權……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在它經過長久的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裡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8]

    列寧在解釋這幾句重要的話時補充說：「既然在分配消費品上，採用資產階級的法權，必然要有一個資產階級國家，因為如果沒有一個能夠迫使人們遵守法權規範的機構，法權也就等於零。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的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法權，甚至還會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9]這個極有意義的結論，已被現在的官方理論家完全忘記了，但它對於了解蘇聯國家的性質，卻有決定性的意義，或者更確切的說，對於此種了解的第一步，有決定性的意義。只要那負擔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國家還被迫以強制手段來保衛不平等(少數人的物質特權)，那它就還是「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即使沒有資產階級。這些話既不是恭維，也不是責罵：它只是以真名呼實物。

    資產階級式的分配標準，由於加速物質力量的增長，它應該有助於社會主義的目的——但這只是歸根究底的說法。工人國家一開始立即帶有兩重性質：它是社會主義的，由於它保障生產資料的社會公有制；它又是資產階級的，由於它根據資本主義的價值尺度來分配生活用品，而且接受這種方法的各種的結果。這麼矛盾的說法，也許會使那些條主義者和經院學者震驚起來，我們只好對他們致以慰問。

    工人國家的最後的面貌，要由它的資產階級傾向和社會主義的傾向之間的相互關係如何變遷來決定。若是後者戰勝，那事實本身就應該意味著憲兵的最後消滅，亦即國家溶解於自治的社會。僅僅從這點看來，就可明白蘇聯的官僚主義問題有何等重大的意義，不論它本身還是作為徵兆！

    因為列寧憑著他全部智力上的勇氣，將馬克思的觀念，極端尖銳地表示出來，所以他揭示了未來困難（連他自己的困難在內）的根源，雖然他自己未能把他的分析發揮到底。「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式的國家」證明了是與真正的蘇維埃民主制不相融洽的。國家的兩重作用不能不影響到國家的結構。經驗顯示出理論所不能明白地預見的東西。假使為了保社會化的財產，防禦資產階級反革命，那麼一個「武裝工人的國家」就完全足夠了，可是，調節消費上的不平等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些被剝奪了財產權的人，不願意創造這種制度和保護它。大多數的人，不會關心少數人的特權。為了保護「資產階級法律」，工人國家不得不設立一種「資產階級」型的工具，那就是同過去一樣的憲兵，雖然穿了新的制服。

    我們對於布爾什維克黨綱和蘇聯的實際間基本的矛盾，已經作過初步的解說了。假使國家並沒有死亡，反而一天天更加專橫起來，假使工人階級中那些全權代表已經官僚化，而官僚們已經高踞在新社會之上，那麼這並不是因為一些次要的理由，譬如說由於過去時代心理的殘餘所致；這是鐵的必然性所造成的結果。只要還不能保証真正的平等，就必然要產生並支持一批享受特權的少數人。

    官僚主義的傾向，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已經扼制了工人運動。即使經過無產階級革命之後，它仍會到處出現。可是非常明顯，從革命中產生的社會越是貧乏，這個「規律」的表現就越加嚴厲而赤裸裸，官僚主義所採取的形式也更露骨，對於社會主義發展的危險性也更大。蘇聯國家，不但被阻止走向消亡，而且被阻止擺脫官僚主義寄生蟲。阻力並不是史大林那種赤裸裸的警察理論所說的過去統治階級的「殘餘」，因為這些殘餘本身是沒有力量的。阻力是強大得多的因素，包括物質的貧乏和文化的落後，以及由此造成的，在同每一個人最直接息息相關的方面，在保證個人生存的那些事情上面，「資產階級法律」的支配作用。

    四　「普遍的貧乏」與憲兵

    　　在共產黨宣言發表的兩年以前，青年的馬克思寫道：「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共產主義之）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10]馬克思沒有把這種思想，直接發揮下去，而這並不是偶然的：他未曾預見到無產階級的革命，會發生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列寧也沒有發揮這個思想，而這也不是偶然的：他未曾預見蘇聯國家會孤立到這樣長久。上面所引的馬克思的話，盡管只是一種抽象的論斷，一種反面推論，但是對於我們暸解蘇聯制度的具體的困難和病態上，卻是一把不可缺少的理論上的鑰匙。俄國向來就是非常貧窮，再加上帝國主義戰爭和內戰的破壞，在這種基礎之上「為個人生存的鬥爭」，不僅沒有隨著資產階級的倒台而消滅；不僅在隨後幾年也沒有減輕，反而在有些時候，還帶有前所未聞的猛烈性質。我們是不是需要提醒一下，國內某些地方，曾有兩次走到吃人肉的境況呢？

    帝俄和西方相隔的距離，只有現在才看得清楚。在最順利的情形下，即內部沒有紛擾外部沒有侵略的情形下，蘇聯還需要許多個「五年」的時間，才能完全吸收消化那先進資本主義文明國耗費若干世紀所得來的經濟和教育的成就。用社會主義的方法，來解決前社會主義的問題，這就是現在蘇聯的經濟與文化工作的本質。

    今日的蘇聯，在生產力上固然已超過馬克思時代最進步的國家。但是第一，在兩種制度作歷史鬥爭之時，問題並不在於絕對的水平，而是在於相對的水平。現在蘇聯經濟的對面，是希特勒、鮑爾溫和羅斯福的資本主義，並不是俾斯麥、帕墨斯頓和林肯的資本主義。第二，人類需要的範圍，已隨著世界技術的進步，發生了根本的改變。馬克思時代的人，並不知道汽車、無線電、電影和飛機。可是現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若是不能自由享受這些東西，簡直不可想像。

    「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用馬克思的話來說，要從那最進步的資本主義快要達到的水平來開始的。最近將來蘇聯五年計劃的實際意義，卻還是要「趕上歐美」。在廣闊的蘇聯領土上，要建立全國的汽車路和柏油路網，這要比從美國移植汽車工廠，和學得他們的技術，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物資。要使蘇聯每個公民，能夠使用一輛汽車，到他自己所願去的地方，並且在路上不發生添油的因難，這究竟還要多少年呢？在野蠻的社會裡，騎馬的人和徒步的人，構成兩個階級。今日汽車之分化社會，並不減於鞍馬。那怕是一個普通的「福特汽車」，只要它還只能為少數特權者所有，那麼資產階級社會固有的一切關係和習慣，便會繼續存在一天，同時保衛不平等的工具——國家——也還要繼續存在一天。

    列寧完全站在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之上，可是，我們說過，他並沒有以經濟落後和國土孤立為前提，對於工人國家的性質，作出一切必要的結論來。在他討論這個問題的主要的著作《國家與革命》和黨綱裡都是如此。黨綱裡，將官僚主義復活的原因歸於群眾不熟習行政事務，以及由戰爭所造成的特別困難，所以只規定了一些政治的方法去克服「官僚主義墮落」：如一切全權代表可隨時選舉和罷免，廢止物質的特權，群眾積極的監督等。那時以為沿著這條道路就可以使官僚從首領，轉變為簡單的臨時的技術人員，而國家也要漸漸的在不知不覺之中走向消亡。

    這顯然是對當時的困難估計過低，可是這可以從綱領完全是以國際的前途為基礎，而得到解釋的。「俄國的十月革命，已經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全界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的時代，已經開始了。」綱領的引言上，便是這樣寫的。那些起草人，不僅沒有提出「在單個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的目的（那時這種觀念，還沒有鑽進任何人的頭腦裡，尤其沒有鑽進史大林的頭腦裡），而且也沒有想到這樣的問題：如果被迫得要在二十年那麼長的孤立狀態中，去解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早已解決了的經濟與文化的問題，蘇聯國家會變成什麼性質。

    戰後的革命危機，並沒有在歐洲造成社會主義的勝利。社會民主黨拯救了資產階級。列寧和他的同伴認為是短短的「喘息期間」，竟至延長成為整個歷史時代了。蘇聯的矛盾的社會結構，及其國家的極度官僚主義性質，都是這種獨特而「未能預見」的歷史停滯的直接後果。這歷史停滯，同時使資本主義國家走到法西斯主義或準法西主義的反動了。

    建立一個沒有官僚主義的國家的初次嘗試，因群眾不熟習自治，及缺少獻身於社會主義的優秀工人等原因而遭受挫折。隨後，很快又遇到其他更深刻的因難。黨綱要求把國家轉變為「計算與監督」的機關，逐漸縮小其強制的作用，這，至少要有一個條件，就是讓一般人得到滿足。恰恰沒有這必要的條件。西方並沒有給我們幫助。當前的任務還是去遷就那些特權的人群，因為他們的存在是國防、工業、技術和科學上所必需。在這種情況下，民主蘇維埃的政權就有妨礙作用，甚至是不能忍受了。就是在這種取自十人給予一人的決非「社會主義」的業務中，形成並且發展了一個強有力的分配專家的階層。

    近年來經濟上巨大的成功，並沒有緩和不平等，反而使不平等更加尖銳化了。同時官僚主義也更加發展了，從前只是「變態」，如今變成行政制度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在答覆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先來聽一聽，蘇聯官僚有權威的領袖們是怎樣看他們自己的制度罷。

    五　「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與「專政加強」

    　　近幾年來，人們常常宣佈說：在蘇聯，社會主義已經「完全勝利」了，在談到「消滅富農階級」的問題時，語氣更特別堅決。1931年1月30日，《真理報》這樣解釋斯大林的一篇演：「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經濟當中資本主義分子的最後殘餘將要消滅了。」從這個前景看來，在同一時期內，國家應該徹底消亡，因為資本主義的「最後殘餘」消滅後，國家就無事可做了。布爾什維克黨綱在這個問題上是這樣說的：「蘇維埃政權公開的承認，只要社會分為階級的情況以及一切國家政權還沒有完全消滅，每個國家就必不可免地具有階級的性質。」可是有些不謹慎的莫斯科理論家由於相信資本主義的「最後殘餘」真的消滅了，因而推論出國家的消亡，結果官僚們即刻宣佈這理論是「反革命」。

    官僚們的理論錯誤在甚麼地方呢？在基本的前提上呢，還是在結論上呢？兩方面都錯。第一次宣佈「完全勝利」時，左派反對派曾回答道：你們不應該自限於各種關係的社會法律形式，這些關係是未成熟的、矛盾的，在農業方面還很不穩定；這些社會法律形式本身也是抽離開基本的標準：生產力水平。法律形式本身，要看它所依據的技術水平之高下，便有本質上不同的社會內容。「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此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水平」（馬克思）。假使蘇聯的財產關係，建立在最近代化的美國技術上，而且把這種技術，廣佈到各個經濟部門當中去，那的確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初步階段。但是蘇聯的財產關係，由於建立在低下的勞動生產力之上，便只能說是一種過渡的制度，它的命運，歷史還沒有作最後的衡量。

    我們於1932年3月寫道：「這不是很奇怪嗎？國家不能擺脫用品荒。每一步都發生供應中斷。兒童們缺乏牛奶。但是官方的神諭宣告：『國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期！』能夠比這樣更惡毒地污辱社會主義的名字嗎？」拉狄克，現在是蘇聯當權派的著名政論家[11]*，他在德國自由派報紙《柏林日報》「蘇聯專號」（1932年5月）上，對於我們的批評以如下幾句堪稱不朽的話答覆：「牛奶是母牛的產物，並不是社會主義的產物，你們實際上是把社會主義與奶流成河的國家形象混同起來了，以致於不瞭解一個國家即使沒有大大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也能在一個時期上昇至較高的發展水平。」拉狄克寫這幾行字的時候，蘇聯全國正鬧著可怕的饑荒。

    社會主義是一種讓人類的需要得到最大滿足的計劃生產結構；否則她便不配稱為社會主義。假使母牛已經歸社會公有了，但是數量太少，或者產乳不夠，那時就要因牛乳供給不足而發生衝突：城市和鄉村衝突，集體農莊和個體農民衝突，無產階級各階層互相衝突，以及全體勞動群眾和官僚衝突。事實上是因為母牛收歸社會公有，所以才引起農民大批屠殺母牛。由貧乏所產生的社會衝突又可以引起「往日一切醜把戲」復活。這就是我們答覆的要點所在。

    共產國際[12]第七次大會，於1935年8月20日，通過了一個決議，肯定地說：國有工業的成功，集體化的成就，排除資本主義份子和消滅富農階級等，合起來表明：「社會主義最後不可變更的勝利，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全面的加強，在蘇聯已經成功了。」儘管口氣那麼肯定，共產國際這個証詞是完完全全自相矛盾的。如果社會主義不是在原則上，而是在活的社會制度上，已經「最後不可變更的」勝利了，那麼，無產階級專政重新「加強」，便顯然是無意義的事。反之，如果專政的加強，是由於制度實際的需要所引起的，那就表示社會主義的勝利還遠得很呢。不僅是馬克思主義者，任何現實主義的政治思想者都應當了解：專政若有「加強」的必要(就是政府的壓迫若有「加強」的必要)，不是證明沒有階級的和諧社會勝利了，而是證明新的社會對抗增長了。那麼，這到底說明了什麼呢？由於勞動生產率低，所以缺乏生活資料。

    列寧曾經把社會主義刻畫為「蘇維埃政權加電氣化」。這個警句的片面性，是為了當時的宣傳作用，可是他至少把資本主義國家電氣化的水平作為最低限度的出發點。現在蘇聯平均每人所能得到的電力，只及先進國家的三分之一。假使你考慮到，現在蘇維埃已經被一種與群眾脫離的政治機關所代替了，那麼，共產國際的宣告只剩下了：社會主義是官僚政權加上約當資本主義國家三分之一的電氣化。這個定義好比照片一樣準確反映了現實，可是對社會主義來說，還很不夠呢！斯大林於1935年11月，在對史塔罕諾夫運動份子[13]的一篇演說上，為了達到會議本身的實際目的，出人不意的說道：「社會主義為甚麼能夠，應該並且必然將要戰勝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呢？因為它能夠供給…‥更高的勞動生產力。」他這裡所說的社會主義的「勝利」，是用未來式說的，不幸竟無意間否定了三個月以前共產國際在同一問題上所做的決議案，並且也否定了他自己屢次的宣告。現在他說，社會主義將要戰勝資本主義制度，如果它的勞動生產力超過資本主義的話。如我們所看見的，官方說的話，不僅動詞的時態常常變化，而且社會的標準也常常變化。難怪蘇聯的公民要想遵守「總路線」而毫無差錯，實在是不容易了。

    最後，1936年3月1日，斯大林在與羅依．霍華德的談話當中，又給了蘇聯的制度一個新的定義，他說：「我們所建立的社會組織，可以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組織，還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不過在根本上，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在這種有意含糊的定義當中，其矛盾之多簡直如其字數一樣。社會的組織，被他叫作「蘇維埃社會主義的」，但是我們知道，蘇維埃是一種國家形式，而社會主義則是一種社會制度。這兩個名稱，不僅是不相同的，而且由我們感興趣的觀點看來還是矛盾的。一旦社會組織已經變成社會主義的了，那麼蘇維埃就應該消失，正如同一個建築物落成以後，那供建築之用的棚架必然要拆去一樣。斯大林說了一句修正的話：社會主義「還沒有完全成功」。我們要請問所謂「沒有完全」，究竟是甚麼意思呢？是5%沒有完成，還是75%沒有完成呢？這一點他並沒有告訴我們，正如同他也沒有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組織「根本上是社會主義的」，究竟是甚麼意思呢？他是說財產的形式，還是說技術呢？然而，正是這個定義的含糊性，暗示了他已經從1931 -35年那種無限堅決的語氣後退一步了。若沿著這同一道路，再向後退的話，那就要承認：每個社會組織的「根本」，就是這個社會的生產力，而蘇聯的根本，恰好沒有強大到足以扶持社會主義的莖幹及其枝葉，即不足以扶持人的福利。

    第四章　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鬥爭

    一　貨幣與計劃

    　　我們已經在國家的剖面上拿蘇聯制度考察過了。我們可以在貨幣的剖面上同樣考察一次。這兩個問題，國家與貨幣，是有許多共同點的，因為最後分析起來，二者都歸結到那個「問題中的問題」，即勞動生產率。國家的強制正如貨幣的強制一樣，是階級社會的遺產；階級社會離開「物神」（Fetish）（宗教的或世俗的）形式之外便無法規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且首先是派定一切「物神」中最嚇人的東西，即用牙咬著大刀的「國家」，來保持這些關係的。在共產主義社會裡，國家和貨幣都要消滅。二者之漸漸死亡，在社會主義之下就理應開始了。只有當國家變為半真半假的國家，而貨幣也開始失去其魔力之時，我們才談得上社會主義之真正的勝利。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從資本主義「物神」之下解放出來，開始建立更透明，更自由和更合理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具有無政府主義特質的那些要求，譬如「廢除」貨幣，「廢除」工資，「取消」國家和家庭等，只不過是機械思想的標本而已。貨幣是不能任意「廢除」的，國家和舊家庭也不能任意「取消」。它們必須完成各自的歷史使命，「蒸發」完了，然後消滅。只有當社會財富之不斷增長能使我們兩足動物袪除不肯多做一分鐘工作的吝嗇態度以及害怕自己食糧太少的羞恥心理的時候，才能給予金錢崇拜致命的打擊。貨幣一旦失去能使人幸福又能使人悲慘的能力以後，那它就要變為一種記賬憑據，以便利統計和計劃。在更遠的將來，或者連這種記賬憑據也變為不必要了。但這個問題，我們不如完全留給後代人去解決，他們將比我們更聰明。

    生產資料和信用工具的收歸國有，國內商業之合作社化和由國家經營，對外貿易的壟斷，農業的集體化，遺產法的制定，這些都是對個人貯積金錢加以嚴格限制的方法，也是阻止貨幣轉變為私人資本（高利貸的，商業的與工業的資本）的方法。雖然貨幣的這些作用當初是與剝削相聯繫看的，可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初期，這些作用取消不了，不過是以一種修改了的形式轉到國家之手而已，這時國家變成了總商人、總銀行家與總工業家。同時，貨幣更基本的作用，如當作價值的尺度，交換的工具和支付的手段等，不僅仍然保留，而且比起在資本主義之下，其活動範圍還更擴大了。

    行政的計劃，已經明顯的表示了它的力量，但同時也表現了它力量的限度。一個先驗的經濟計劃（特別是在一個領有一億七十萬人口，而城市與鄉村之間又有深刻矛盾的落後國家），並不是一種明確的福音，而是一種粗略的假定，它必須在實行的過程之中，加以檢驗和改造。我們的確可以作出這樣一個定則：行政的任務若完成得愈「精密」，則經濟的領導便愈壞。為了計劃的調整與實行，有兩個槓桿定必需的：第一是政治的槓桿，其形式是有利害關係的群眾要員能參加領導，但這若沒有蘇維埃的民主是談不到的；第二是財政的槓桿，其形式為藉助於一種普遍等價物來真實地驗證事先的估計，但這若沒有穩固的貨幣制度，也是談不到的。

    貨幣的作用在蘇維埃經濟中，不但沒有完結，並且如我們上面所說的，它還要有長期的發展。在從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這個過渡期當中，就全體說來，商業不但不會縮小，反之還會非常的擴大。工業的一切部門，都在改觀並且在生長。新的部門還在繼續興起，一切部門都必然會相互發生關係，數量上如此，品質上亦然。自足的農民經濟之被消滅，閉關的家庭生活之被消除，其意義即等於把以前在農民院子裡或農民私人住屋裡所消耗的勞動力，轉移到社會交換當中來，實際上就是移轉到貨幣流通的範圍裡來。一切的生產物和勞務，這時才第一次能夠彼此互相交換。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建設若不把生產者和消費者個人的直接利益，即他們的自利主義，包括在計劃當中，那便談不到成功；而這種自利主義又只有在一種經常可靠而又靈活的工具，即貨幣，能為它使用時才能夠有效地顯露出來。要提高勞動生產率，並且改善其產物的品質，若是沒有一種正確的尺度，自由通行到工業的一切細胞當中去，換言之，若是沒有一個穩固的通貨單位，那是不會成功的。因此，很顯然的，在過渡經濟之中，如同在資本主義之下一樣，那唯一可靠的貨幣，還是以金子為基礎的。一切其他的貨幣，只是一種代用品。固然，蘇聯國家握有大批的商品，同時又具有印刷紙幣的機器。可是這並沒有改變情勢。商品的價格，政府雖然可以操縱，但這也絲毫不能立下或代替一種穩固的貨幣單位，無論對於國內的或國外的貿易都一樣。蘇聯的貨幣制度，缺乏了一種獨立的基礎（即黃金基礎），它與許多資本主義的國家一樣，必然要帶有一種閉關的性質。在世界市場看來，盧布是不存在的。假使說蘇聯較之德國或意大利更能夠忍受這種貨幣制度的不利影響，那一部分是因為有對外貿易的壟斷。主要的還是因為國家富有自然財源。僅僅由於這一點，她才未曾為自足經濟所勒死。可是歷史的任務，並不在避免勒死，而是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經濟，能與世界市場上最高的成就相比，它要完全合理，要能保證最大的節省時間，因之保證文化最高的繁榮。

    富有活力的蘇聯經濟，儘管還在繼績經歷技術的革命和大規模的實驗，卻比其他的經濟更加需要一種穩固的價值尺度，作為繼續驗證的手段。從理論上說來，毫無疑問的，假使蘇聯經濟已經擁有金盧布，那麼五年計劃的結果，一定比現在有利得多。自然，「巧婦難為無米炊」。但你決不能把無可奈何的事當作好事，因為那樣會造成更多的經濟錯誤和損失。

    二　「社會主義的」通貨膨脹

    蘇聯通貨的歷史，不僅是經濟的困難、成功和失敗的歷史，而且還是官僚思想左搖右擺的歷史。

    因轉變到新經濟政策，於是有盧布的恢復（1922—24年），這是與消費品的分配恢復「資產階級法律規準」直接相聯繫的。當過去富農路線繼續進行的時候，盧布還是政府所關心的對象。反之，在五年計劃的早期中，膨脹的一切水閘便都開放了。通貨的總發行額，從1925年初之七億盧布，升漲到1928年初之17億盧布，這還是比較溫和的數目，與沙俄在大戰前夕所發行的紙幣數目差不多，不過當然沒有以前的準備金了。此後的通貨膨脹，更是年甚一年，從20億到28億，到43億，到55億，到84億！這最後的數字，84億盧布是1933年初達到的。自此以後，又來了一個考慮與退卻的時期，其數字是69億，到77億，到79億（1935年）。1924年照官定兌換價，一盧布當13郎，但是1935年11月，一盧布減到只當3個法郎，這就是說它的價值還不及以前的四分之一，約等於戰爭結束時法郎的慘樣。新舊兩種匯價，都是帶有條件的。現在盧布在世界市場上的購買力，還抵不上一個半法郎。雖然如此，貶值的程度表明，蘇聯通貨的價值，一直到1934年，以怎樣一種驚人的速度向下跌落。

    經濟的冒險主義正在盛行的時候，斯大林承諾要把新經濟政策（即市場關係）「送到陰間去」。全部報紙，如同在1918年一樣，都大書特書，要以「直接的社會主義分配」，來替代商人的販賣，其外部的表現，便是糧食券制度。同時通貨膨脹也被人們堅決的否認，認為是與蘇維埃制度不能相容的現象。1933年斯大林說道：「蘇聯的通貨價值之穩定，首先是由於國家手中握有巨大數量的商品來保證的，這些商品都以穩定的價格在市場上流通。」這種謎樣的話，既沒有得到甚麼發揮，又沒有甚麼解釋。雖然如此（一部分正因為如此），這話已變成蘇聯貨幣理論的基本規律了，或者更正確的說，已變成被他們所否認的通貨膨脹的基本規律了。自從那時以後，盧布已證明不是一種普遍的等價物，而是那種「巨大數量的商品」之普遍的陰影而已。如同一切陰影一樣，它也有權利可以伸長和縮短。假使這種自慰的理論有甚麼意義的話，那只能是這樣：即蘇聯的貨幣，已經不是貨幣；它已不再是價值的尺度；所謂「穩定的價格」，乃是用國家政權來指定的：盧布已變成計劃經濟的一種約成的紙券，換言之，即一種普遍的分配券而已。總之，社會主義已經「最後與不可變更的」勝利了。

    軍事共產主義時代那些最空想的觀點，便如此地在新的經濟基礎上恢復了，這個新的經濟基礎，固然提高了一點，但是為了取消貨幣的流通，還是不夠的。這時當權者都執迷於這種觀念，以為有了計劃經濟，通貨膨脹是用不看害怕的。這就差不多等於說，你要是有了指南針，你雖乘坐一隻破船，也不會有危險的。實際上，通貨的膨脹必然要產生信用的膨脹，其結果一定是虛幻代替了現實，而且要從內部來腐蝕計劃經濟。

    用不著說，通貨膨脹，就是表示在勞動群眾身上，加上可怕的重稅。至於說它能幫助社會主義的建設，那是很值得懷疑的。固然，工業繼續迅速的發展，不過這種巨大建設的經濟成果，是以統計數字來計算的，而不是以經濟的效果來計算的。官僚們既取得盧布的管制權，便給它以各種任意的購買力，隨人民各個階層和經濟的各種部門而有差異；這樣一來，官僚自身便失去了一種能客觀的衡量他們自己成敗的必要工具了。沒有正確的核算，而以「約成盧布」在紙上之堆積為掩飾，實際上就會導致個人利害關心之減低，生產率之低下，以及更低的貨物品質。

    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這種壞現象達到可怕的程度。1931年7月，斯大林提出他那有名的「六條件」來，其主要目的，便是要減低工業品的生產成本。這些「條件」，並沒有包含甚麼新的東西，不過是規定報酬要按照個人勞動生產力，以及生產成本核算等。「資產階級法律規準」，早在所經濟政策初行時，就已經提了出來，而且在1923年初第十二次黨的大會上，更得到發展。斯大林到了1931年，在投資效能減低的影響之下，才偶然認識到這些規準。在此後的二年當中，蘇聯的報紙上就很少有一篇文章不說到這「六條件」的救世功能。但同時通貨膨脹還在繼續，而由它所產生的病症，自然也沒有醫好。對破壞者和怠工者，雖有許多嚴厲取締的手段，但並沒有使情形改善一點。

    官僚們一方面發動鬥爭，反對「不分個人」和「平等化」傾向，這就是說反對無記名的「平均」勞動和那雷同的「平均」工資；一方面又要把新經濟政策「送到陰間去」，這就表示要把以貨幣來估量一切物品（勞動力也在內）的辦法送去陰間。這種事實，我們如今看起來，簡直是難以相信。他們一隻手恢復「資產階級規準」，另一隻手又毀滅在這些規準之下唯一有用的工具。既以「封閉的分配機構」來代替商業，而市價又完全混亂，那麼個人勞動和個人工資之間的對照，自然就消滅了，因之工人為自己利益而工作的興趣也就消滅了。

    關於經濟的核算，貨物的品質，生產成本和生產率等最嚴厲的訓令，都是懸在空中的。但這並不妨礙領袖們宣稱，一切經濟困難的原因乃是下級人員帶有惡意的不實行斯大林約六條件。如果有人即使是極謹慎的提到膨脹政策，官僚們便要當他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憑著同樣的良心，當局者時常指責學校的教師破壞了衛生的原則，但同時卸禁止他們提到肥皂的缺乏。

    關於盧布命運的問題，在共產黨內各派鬥爭上，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反對派的綱領上（1927年），要求「保証貨幣單位之絕對穩固」。這個要求在以後的幾年當中，變成我們要求的主要部分。1932年反對派的國外機關報寫道：「用鐵的手腕停止通貨膨脹，恢復穩固的通貨單位」，甚至「大膽減少投資」亦在所不惜。以前「烏龜速度」的擁護者，和超工業化的主張者，現在好像是暫時掉換立場了。在答覆他們那個關於把市場關係「送到陰間去」約吹噓時，反對派建議國家計劃委員會掛起一條標語：「通貨膨脹是計劃經濟的梅毒」。

    在農業方面，通貨膨脹造成的結果也是同樣嚴重的。

    傾向富農的政策尚在進行的時候，人們都以為農業中社會主義的改造（在新經濟政策的基礎之上開始的），將用合作社的方法於幾十年過程之中完成。合作社既相繼的有購買、販買和信貸的職能，最後它也要使生產本身社會化。這一切合攏起來，被人們叫做「列寧的合作社計劃」。但實際的發展，如我們所看到的，採取了完全不同並且幾乎是相反的道路，即用武力來消滅富農與實行全部集體化。到了這時，各個經濟職能之逐漸社會化，以及為這種社會化準備物質與文化的條件，這些話都不談了。這時好像集體化一實行，共產主義制度便即刻在農業中實現了一般。

    這種政策的直接結果，不僅是消滅了一半以上的牲畜，更重要的是，集體農場的成員對於社會化的財產和他們自己勞動的結果都漠不關心。於是政府又被迫得作一次手忙腳亂的退卻。他們又拿雞雛、豬、羊和母牛來供給農民作為個人的財產。他們又把農場附近的土地分給他們，作為自留地。這時集體化的電影片，又開始倒演了。

    在恢復小型個體農業經濟的時候，國家採取了一個妥協辦法，好像企圖用錢把農民的個人主義傾向收買掉。集體農場是保留下來了，因之驟一看來，這個退卻好像並不很重要。但事實上，它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假使把集體農場的貴族階層丟開不談，則一般農民每日的需要，依靠他「獨自」工作的，還是較之依靠他參加集體工作的要多。一個農民從個人經營所得的收入，尤其當他種植工藝作物、種果樹或飼養牲畜時，較之在集體經濟中的收入常常要大兩倍。這個事實，已由蘇聯報紙自身證明了，它一方面明顯的指出在小的農業中，要野蠻的浪費幾千萬的人力，特別是婦女的勞力；另一方面它又指出集體農場中的勞動生產率仍然是極度的低下。

    要想提高大規模集體農業的水準，必須再去和農民談他們所能懂的話，這就是說要恢復市場關係，並且要從實物稅回轉到商業來，簡單的說，要從陰間那裡把新經濟政策請回來，因為官僚們太早把它送到陰間去了。所以，轉變到一種多少穩固的貨幣核算，已經成為農業繼續發展之必需的條件了。

    三　盧布的復興

    人家都知道，智慧的貓頭鷹在日落以後才飛出來。同樣，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貨幣與價格的理論，也是在膨脹論者的幻想快沒落的時候，才發展起來的。蘇聯那些馴服的教授們，為了發揮上述斯大林那個謎樣的語句之故，於是創造一整個的理論，認為蘇聯的價格，與市場價格不同，具有純粹計劃的和指導的性質。這就是說價格不屬於經濟的範疇，而屬於行政的範疇，並且這樣是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對於人民的收入實行更好的再分配。可是這些教授們忘記了解釋：如果你不知道實際的成本，你如何能「指導」價格呢？如果一切價格，只表現官僚的意志，而不是表示所消耗的社會必需勞動量，那你又如何能計算實際的成本呢？實際上，要實行人民收入的再分配，政府手中已經握有強大的槓桿，如賦稅，國家預算與信貸制度等。根據1936年預算的支出部份，對各經濟部門直接的撥款超過376億盧布，間接的還有許多十億盧布。預算與信貸機構，對於國民收入有計劃的分配，完全足夠了。至於價格，如果它愈能誠實的表現今日的實際經濟關係，它對社會主義事業的服務就愈好。

    對於這個問題，經驗已能決斷地告訴我們：「指導」的價格，在實際生活上，並不像在學者的書本上那樣動人。對同一的商品，竟訂立各種不同的價格。在這些種類價格的差異上，一切投機、營私、寄生的營業以及其他壞事，都找到了地盤，並且這還不是例外的情形，而是常態。同時盧布本應該是穩固價格的穩定的陰影，實際上卻變成它自身的陰影了。

    這時又需要一次急劇的轉變了，不過這次轉變，是由經濟的成功所產生的許多困難而來的。1935年一開始，便廢除了麵包券。到了10月，其他食物券也廢除了。1936年1月，又廢除了一般工業消費品的憑券購買制。城市和鄉村對於國家的經濟關係，以及城鄉之間的相互關係，從此都由貨幣來表示。盧布是全體人口影響經濟計劃的一種工具，首先是從消費品的數量與品質開始。要想使蘇聯經濟合理化，沒有別的辦法。

    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主席，於1935年12月宣佈道：「現在這種銀行與工業之間的相互關係必須改正，銀行必須認真用盧布實行監督。」如此，對政府計劃的迷信，以及對政府價格的幻想，現在都打碎了。假使說社會主義的臨近，在財政上的表現，就是盧布接近於分配券，那麼1935年的改革，就應該認為是背離社會主義了。可是實際上，這種估計是大錯特錯。用盧布來代替憑券制度，只是表示排除幻想，而公開承認必需回轉到資產階級分配方法去，以此替社會主義創立先決的條件。

    在1936年1月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財政人民委員宣稱：「蘇聯的盧布是穩固的，世界上沒有一種貨幣價值能比得上它。」若以為這種說話完全是吹牛，那便錯了，蘇聯的國家預算，每年都是收入超過支出，而且盈餘年年增加。國外貿易雖然本身微不足道，卻是順差。國家銀行的黃金儲備，1926年只有一億六千四百萬盧布，現在則增加到十億以上。國內黃金的出產，增加得非常迅速。1936年產金工業據說佔世界第一位。商品流通之增長，在恢復的市場之下，也來得非常迅速。紙幣的膨脹，實際上在1934年就停止了。盧布相當穩固的元素是存在的。可是財政人民委員的這種宣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是應當了解為過份樂觀的表現。假使說蘇聯的盧布能在工業的一般的增長之中得到有力的支持，那麼，生產成本高得怕人仍然是它的致命弱點。只有當蘇聯的勞動生產率超過世界其他國家之時，因之只有當盧布自己考慮到自身的最後時刻之時，盧布才會變成世界上最穩固的通貨。

    若從財政的技術觀點來看，盧布更不能自鳴得意了。黃金的儲備固然超過十億盧布，但全國流通的紙幣，則有八十億。因此儲備率只達12.5%。此外，國家銀行裡的黃金，其作為不可動用的戰爭準備金的性質遠較為通貨基礎的性質為大。從理論上說，真的，蘇聯在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上，並非不可能採取金本位制，使國內經濟計劃確切可靠，並使與國外的經濟關係簡單化。所以蘇聯的通貨，在送到陰間去以前，還能再一次發出純金的光輝。但無論如何，這不是最近將來的問題。

    在不久的將來，還談不到轉變為金本位的事。不過只要政府增加黃金儲備，努力提高黃金對紙幣的百分比（那怕就是純理論的百分比也好），只要紙幣發行的限度，不是由官僚的意志來決定，而是由客觀條件來決定，那麼，蘇聯的盧布至少可以達到相對的穩定。只要做到這一點，也會有巨大的利益。將來若能堅決的排斥膨脹的政策，蘇聯的通貨雖然沒有金本位的優點，無疑也能幫助醫好多年來官僚的主觀主義所加於經濟上的多處重創。

    四　斯塔罕諾夫運動

    馬克思說：「一切的經濟」（亦即在文明發展的各個階段上，一切人類對自然的鬥爭），「最後分析起來，都歸結到力求時間的經濟。」歸根究底，歷史也不過是為了節省工作時間的鬥爭而已。社會主義不能只用廢除剝削來辯護；它還必須比資本主義更能保証社會節約時間。不實現這個條件而僅僅取消剝削，會僅僅成為戲劇性的插話，而沒有前途。使用社會主義方法的第一次歷史性實驗，已經表明這方法包含有巨大的可能性。但是蘇聯的經濟，還遠遠沒有學到怎樣利用時間，利用這最寶貴的文化原料。從資本主義國家輸入的技術，原是節省時間的主要工具，但在蘇聯的土地上還沒有產生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通常產生的那些效果。在這意義上（這對於一切文明是有決定意義的），社會主義還是未曾勝利。事實已經表明它能夠並且應當勝利。但是現在還沒有勝利。一切與此相反的論斷，都是無知與冒充內行的結果。

    公平的說，莫洛托夫比起蘇聯其他領袖，能夠稍多一點擺脫官腔。他在1936年1月中央委員會上說道：「我們的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準……較之歐美，仍然低很多。」要把這句話弄得確切，大致可以這樣說：我們的勞動生產率等於歐美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有時甚至十分之一，而我們的生產成本則相應地高許多。在那次演說中，莫洛托夫還更加概括地承認：「我們的工人平均的文化水平仍比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低。」這裡應當加上一句，平均的生活水平也是如此。我們已用不著解釋，這些順便說出來的清醒的話，是怎樣無情地駁倒了那無數的官方當局的吹牛，以及那些外國「友人們」加了蜜糖的胡說！

    為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作的鬥爭，以及國防上的顧慮，乃是蘇聯政府活動的基本內容。在蘇聯演進的各種不同階段上，這個鬥爭也帶有各種不同的性質。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當中與第二次五年計劃初期所實行的方法，即所謂「突擊隊」的方法，是建築在鼓動、個人的模範、行政的壓迫以及各種集體的鼓勵和特權上面的。在1931年的「六條件」基礎上，實行計件工資的企圖，因與通貨的虛幻性及價格的不統一相衝突，結果失敗。國家分配生產品的制度，用一種所謂「獎賞制度」，代替了那彈性的有差別的勞動評價。這種「獎賞制度」，在本質上，只是表示官僚任意行事而已。為了爭取許多特權，突擊隊當中發生了越來越多特別佔便宜的騙子。最後，這整個制度變成完全違背原本的目的了。

    惟有憑券購物制度之廢除，通貨穩固之開始和價格之統一，才創造了實行計件工資的條件。在這個基礎上，突擊隊運動便被所謂斯塔罕諾夫運動代替了。工人因追求盧布（這時盧布已有很真實的意義），於是開始比較關心到他們的機器，他們的工作時間也開始比較謹慎的利用了。斯塔罕諾夫運動在很大程度上變成增加勞動強度，甚至延長了工作日。在所謂「非工作」的時間以內，斯塔罕諾夫份子便把他們的工作檯和工具理好，並且把原料揀選妥貼，隊長也在這時候發指示給隊員，諸如此類。這樣一來，所謂七小時的工作日，只剩下一個空名而已。

    計件工資制的秘密，並不是蘇聯的管理人發明的。這種制度，表面上看不出外來的強迫，卻使工人的神經緊張，馬克思稱之為「最適合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制度」。工人對於這種改革，不僅不歡迎，反而仇視。自然不能希望他們採取任何別種的態度。參加斯塔罕諾夫運動的，也有真正熱心於社會主義的人，這點毫無疑問。可是這種人究竟能比那些鑽營者和騙子多多少，特別是在管理層方面，那就很難說了。大部份工人群眾，對於工資的新支付方法，都從盧布觀點去看，而他們不能不察覺到工資已漸漸減低了。

    雖然乍看起來，蘇聯政府在「社會主義已經最後與不可變更的勝利了」以後又回到計件工資的制度，好像是向資本主義的關係後退，其實，這裡也和上面所說的盧布復興的問題一樣，並不是丟棄社會主義的問題，而是丟棄明明白白的幻想而已。現在工資支付的方法，不過是與國家實際的資源更符合一些罷了。「法律永遠不能高過於經濟結構」。

    可是蘇聯的統治層，沒有一種社會的偽裝是過不下去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麥日勞克在1936年1月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報告說：「盧布已經變成實現社會主義的（！）勞動報酬原則之唯一真實的手段了」。雖然在過去帝制時代，任何東西，甚至公共小便處都叫作「皇家的」，可是這並不是表示，在工人國家裡，每一件東西都會自動變成「社會主義的」。盧布乃是實現資本主義的勞動報酬原則之「唯一真實的工具」，即使在社會主義的財產形式基礎上，也是如此。這種矛盾，我們已經熟悉了。麥日勞克在創造這種「社會主義的」計件工資制新神話的時候，又補充道：「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乃是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些先生們在玩弄理論時真不害羞！當勞動的節奏，還決定於盧布的追求之時，人們絕不是「各盡所能」（即按照他們的神經與筋肉情況）工作的，而是毫不顧惜自己地工作著。這種方法，只能說是無可奈何而有條件地加以辯解。若是把這個方法宣佈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犬儒主義地把一種更高更新的文化觀念踐踏到今日資本主義的污泥中去了。

    斯大林在這條道路上更多走了一步，他說斯塔罕諾夫運動「是為社會主義轉變到共產主義準備條件。」現在讀者當會看到，給那些在蘇聯按照官方的便利而使用的概念下科學的定義，是多麼重要。社會主義，或者說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固然要求嚴格控制勞動量和消費量，但無論如何，控制的方式要比資本主義的剝削天才所發明的方式要人道些。但現在蘇聯正在以無情嚴厲的手段使落後的人材與借自資本主義的技術結合起來。因為想達到歐美的標準，那些典型的剝削方法，如計件工資，都在以那樣赤裸裸的粗暴形式實行，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改良主義的工會也不允許。認為蘇聯的工人是「為他們自己」而工作，這只有在歷史前途上來說才是真實的，並且只有在這種條件之下（我們預言一句）：即工人們並不是屈服在一個專橫的官僚統治之下。無論如何，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並不能把糞土變成黃金，也不能給那耗盡一切生產力之中最偉大的因素（人）的汗血制度圍上一個神聖的光圈。至於說到準備「從社會主義轉變到共產主義」，那恰恰要從相反的一端出發，即不是從實行計件工資來開始，而是要從廢除這種野蠻主義的殘餘來開始。

    現在要判定斯塔罕諾夫運動的功過，似嫌太早；可是要辨別某些特點，不僅是這運動所具有的，而且是整個制度所具有的，已經是可能的了。個別工人的某些成就，無疑是極端有趣的，證明了那些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可以實現的可能性。可是，想要在整個經濟範圍內普遍實現這些可能性，那還要走一段長遠的道路。因為一個生產過程同另一生產過程是密切地互相依賴的，要獲得繼續不斷的高產量，不是純粹個人的努力所能達到的。要想提高平均的生產率，若不把每個工場的生產以及各個企業相互問的關係重新改組，那是不能成功的。此外，要想把幾百萬人的技術稍稍提高一點，比起刺激幾千個選手更進一步，要無比困難得多。

    我們聽到那些領袖們時常訴苦，說蘇聯的工人缺乏技術。可是這只說出一半實情，而且是一小半。俄國的工人是富有進取心、靈巧、聰明的。隨便派一百個蘇聯工人，轉到比如美國工業的條件之下來工作，那麼在幾個月以後，或甚至幾個星期以後，不見得會比同一部門中的美國工人落後。困難是在於一般的勞動組織。蘇聯的管理人材，一般說來，遠比工人更夠不上新的生產任務。

    有了新的技術，計件工資制必將有系統地提高現在很低的勞動生產率。但是要為這種前途建立必需的基本條件，還必須首先提高管理的水平，自車間管工起，一直到克里姆林宮裡面的領袖為止。斯塔罕諾夫運動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滿足這種要求。官僚們拼命地試圖跳過他們所不能跳過的困難。因為計件工資本身，並不能如人們所希望的即刻就產生奇蹟，所以一種狂暴的管理上的壓迫便來幫助它了，一方面是賞金和表揚，另一方面則是各種處罰。

    這個運動的最初步驟表現為：大批壓迫工程技術人員，控告工人抗命、怠工，有時甚至是謀殺斯塔罕諾夫份子。政府壓迫之嚴厲，證明了抗拒力量之堅強。上司把這種所謂「怠工」當作一種政治的反抗。實際上，大部份都是由於技術、經濟和文化上的困難所造成，而相當大部份的困難又是出於官僚本身。「怠工」表面上很快就被壓迫下去了。不滿意的人都害怕了；聰明的人都不作聲了。慶祝空前成功的電報如雪片飛舞。而事實上，只要這還是個別先鋒的問題，地方管理機關就都遵照命令，預先精心準備，特別安排那些先鋒份子的工作，即使犧牲同一礦場或同一行業的其他工人，亦在所不惜。但是當幾百個和幾千個工人，忽然都能列入「斯塔罕諾夫份子」之林的時候，管理機關又陷入極度的混亂當中了。既不知怎麼辦，而客觀上又不可能在最短時間以內把生產組織整頓好，於是便來濫用勞動力和技術了。機器漸漸鬆懈下來，便拿一枚釘子將小輪子撥動一下。實行「斯塔罕諾夫」工作日或「十日週」的結果，使許多企業都發生了全面的混亂。這就解釋了下面這個初看頗為稀奇的事實，即斯塔罕諾夫份子數量的增加，往往不僅沒有使這個企業一般的生產率提高，反而使它減低了。

    現在，這個運動的「英雄」時代顯然是過去了。日常辛苦的工作開始了。現在必須去學習。那些教別人的人，特別需要多多學習。可是他們正是最不願意學習的人。有一個社會行業使蘇聯經濟的一切行業難以進步並陷於癱瘓，它的名字就是：官僚階層。

    第五章　蘇聯的熱月反動

    [14]

    一　斯大林因何能勝利？

    研究蘇聯史的人，不能不承認：統治的官僚在大的問題上經過了好多次自相矛盾的搖擺。要拿「環境改變」來解釋或辯護這些搖擺，那顯然是說不通的。所謂領導，至少應有某種程度的先見之明。斯大林派則毫不能預見事變發展之不可避免的結果；他們每次都在毫無準備中驚醒。他們唯有用反射式的行政手段來應付這些出乎他們意料的情況。每次轉變的理論都是事後才造出來的，而且很少顧及他們昨日所說的話。根據這些無可否認的事實和文件，研究歷史的人不得不推論說：所謂「左派反對派」對於國內發生事變過程之分析要正確得多，而對於事變往後之發展也預見得遠較真實些。

    這話，驟然看來，似乎是與底下簡單的事實相矛盾的：即無遠見的政派總是得勝，而目光銳利的集團則屢次遭受失敗。這種很容易讓人想到的反對意見，對於那些思想上是唯理主義的人，才顯得那麼具有說服力；他們將政治看作邏輯的辯論，或者如同下棋。政治鬥爭本質上乃是利害和勢力之鬥爭，而非論據之鬥爭。領導的素質之於鬥爭的結果自然不是無足輕重之事，但並不是唯一的因素，最後分析起來，也不是決定的因素。況且，鬥爭的每個營壘，都按照各自的形象要求各自的領袖。

    二月革命把克倫斯基[15]和策烈鐵里[16]送上政權，.並不是因為他們比起統治的沙皇黨羽要「聰明些」或「機敏些」，而是因為他們代表（至少暫時的）起來反抗舊制度的革命群眾。克倫斯基之能夠驅使列寧隱藏起來並且幽囚其他布爾什維克的領袖，也並不是他個人才能勝過他們，而是因為當時大多數工人和兵士還跟隨著愛國主義的小資產階級走。克倫斯基個人的「優越」－－如果在這裡可以用這個字眼的話一一即在於他並不比大多數的人看得更遠些。布爾什維克後來克服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並不是因為他們的領袖之個人的優越，而是因為社會勢力發生新的結合。最後無產階級成功地領導了不滿的農民去反對資產階級。

    法國大革命中各個連續的階段（在上漲時和低落時一樣），也同樣證明了這一點：即那些相互接替的「領袖們」和「英雄們」，他們的力量，主要的就是在於他們與那些擁護他們的階層的性質相符合。並不是任何不相干的個人的優越，而是這種符合，才使某個領袖或英雄在某一歷史時期留下個人的印記。彌拉波、布里索、羅伯斯比爾、巴拉斯和拿破崙之相繼當權，乃是遵循一種客觀的規律，這規律比起這些歷史主角自身的特點來，是更無限地有力多了。

    過去歷史上每一個革命，其後總跟著反動，或甚至於反革命，這是大家所熟知的事情。固然不錯，這些反動或反革命，從未曾把整個民族完全推回革命的起點去，但往往奪走了人民所得的大部份勝利品。第一個反動浪潮的犧牲者，照例是那些先鋒份子、創始人和發動者，他們在革命進攻時期，都是站在群眾的前列。他們去了之後，第二線的人物就同以前的革命的敵人聯盟而嶄露頭角。領袖們這種戲劇式的鬥爭是在公開的政治舞台上進行的，但下面隱藏著階級關係的變動，還有同樣重要的事，就是最近還是革命的群眾深刻的心理變化。

    有許多同志從前曾經提出一些疑難的問題：布爾什維克黨和工人的活動力現在變成怎樣了？他們的革命創造力、自我犧牲精神和平民的傲骨現在那裡去了？為什麼代替這些東西而興起的，是這麼些卑鄙、畏懼和自私自利的心理呢？賴可夫斯基[17]援引了十八世紀法蘭西大革命的活歷史回答他們，並且舉出巴貝夫[18]做例：當巴貝夫從阿拜葉監獄出來時，也很奇怪巴黎的英雄民眾是怎麼了。革命是一種消耗人類能力（個人的和集體的）的事情，它能使人的膽色消失，能使意識發生動搖，品格消磨殆盡。因為事情發展得太快，以致於新的力量來不及填補舊的損失。饑餓、失業、革命幹部的死亡，以及群眾之被排擠出行政機關，所有這些都使巴黎民眾的身體和精神兩皆削弱，以致於需要再過三十年，才能實行新的暴動。

    在蘇聯的文獻之中，常常看到這種彷彿不証自明的斷語：資產階級革命的規律「不適用」於無產階級革命。這一斷語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十月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性質，是決定於世界的情勢和國內的各種力量的特殊相互關係。但是各個階級是在沙皇專制和落後的資本主義的野蠻環境之中形成的，決非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要求而定製的。恰恰相反呢。正因為是一個在多方面都還落後的無產階級於幾個月內就從半封建的君主專制跳到社會主義的專政，所以無法避免其內部發生反動。這種反動，發展成一串連續的浪潮。而各種外部的狀況和事變則競相促成了它。干涉之後又繼之以干涉。革命沒有從西方得到直接的幫助。國家沒有達到預期的繁榮，反而陷於長期的貧困。並且工人階級中的傑出代表，不是在內戰中死亡，就是上昇幾步而脫離了群眾。於是在極度的緊張、希望和幻想之後，就來了長時期的疲乏、消沉和對於革命結果的失望。「平民的傲骨」退了潮，而上漲的乃是卑怯的心理和名利主義。新統治層就是在這種浪潮之上，達到了它的地位。

    五百萬紅軍的復員，對於官僚階層的形成起了不小作用。打勝仗回來的指揮人員，在地方蘇維埃、教育機關和經濟機關中，都取得領導的地位，他們並且很頑強的把在內戰中保障勝利的制度運用到各方面。於是在各方面，群眾就逐漸的被擠開，不能實際的參加領導國家的工作了。

    無產階級內部的反動，使城鄉小資產階級各階層發生極大的希望和自信，他們的新生活本為新經濟政策所喚醒，現在愈發大膽了。新的官僚階層，起初是以無產階級代表的身份而興起的，現在覺得它自己是各階層之間的仲裁法庭了。它的獨立性是日益增加。

    國際的情勢也以極大的力量向這同一方向推進。世界無產階級所受打擊愈大，則蘇維埃的官僚愈有自信心。這兩件事之間，不僅有一種年代的聯繫，而且有一種因果的聯繫，一種互為因果的聯繫。官僚的領袖們促進了無產階級的失敗，而無產階級的失敗又促進了官僚們上昇。1923年保加利亞暴動之失敗，德國工人階級政黨之不名譽地退卻，1924年愛沙尼亞暴動企圖之瓦解，1926年英國總罷工之遭受背叛，和波蘭工人階級政黨在皮爾蘇斯基上台時之可恥的行為，1927年中國革命之慘遭屠殺，而最後，德奧兩國工人最近之更不祥的失敗，這些歷史上的大災禍，消滅了蘇聯群眾對於世界革命之信心，並且使官僚層愈向上昇而成為唯一的救星。

    至於這十三年以內世界無產階級失敗之原因，必須請讀者去讀筆者的其他著作；在那些著作之中，他曾經揭發克里姆林宮的領袖們，他們在各國革命運動之中，是怎樣完全脫離了群眾並且非常的保守，又怎樣發揮了災難性作用。但在這裡我們主要談的是這一無可辯駁且富於教訓的事實：在歐洲和亞洲的革命之不斷的失敗，雖然削弱蘇聯的國際地位，卻大大加強了蘇維埃官僚層。在這一連串歷史事變中，有兩個時期是特別有意義的。1923年下半年，蘇聯工人以最大的熱忱注意著德國，因為那裡的無產階級似乎已經有奪取政權之勢。但德國共產黨之張皇失措的退卻，給了蘇聯勞動群眾以最大的失望。而蘇聯的官僚也就立刻向「不斷革命論」進攻，給左派反對派第一次殘酷的打擊。1926年至1927年之間，蘇聯的人民又感到一種新的希望。大家的眼睛都注意到東方，中國革命正在突飛猛進的發展，左派反對派從上次的打擊之中恢復過來，並且得到大批新信徒。但1927年底，中國革命又慘遭劊子手蔣介石屠殺，而共產國際實實在在把中國工農出賣了給他。於是失望的冷水重新淹沒了蘇聯的群眾。官僚們在報紙上和會議中對於左派反對派肆行攻擊以後，終於在1928年下手，整批的逮捕我們。

    固然不錯，有幾萬革命戰士團結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旗幟週圍。先進的工人無疑同情於反對派，但是這種同情是消極的。群眾不相信情勢可以因一次新的鬥爭而改變。同時官僚卻宣佈說：「為著世界革命，反對派想把我們拉入一個革命戰爭之中。震動已經夠了啊！我們現在有權利休息一下。我們要在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信賴我們罷，信賴你們的領袖罷！」這種休息的福音，鞏固了官僚機關和軍政兩方面的官吏，並且無疑在疲乏了的工人之中得到應和，在農民群眾之中得到更大的應和。他們自問道：反對派真要為著「不斷革命」觀念犧牲蘇聯的利益嗎？實際上，鬥爭是與蘇維埃國家的生死攸關。共產國際在德國的錯誤政策，造成十年以後希特勒的勝利，造成從西方來的戰爭危險。而在中國的同樣錯誤的政策，加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使東方的危險更迫近。但一切反動時代之主要的特徵，就是缺乏勇敢的思想。

    反對派孤立了。官僚們則趁熱打鐵，利用工人的迷惑和消極使他們中間落後的階層起來反對先進的階層，而且愈發大膽的依靠與富農和一般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在幾年以內，官僚們就這樣粉碎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隊。

    如果以為素不為群眾知道的斯大林，是突然一下子挾著完滿的戰略計劃而現身出來的，那這種想法未免有點天真。事實絕不是這樣。斯大林尋到他自己的道路以前，官僚們先尋到斯大林。他帶給他們一切必須的保證：一個老布爾什維克的聲望、倔強的性格、狹小的眼光，而他的勢力的唯一源泉，又是與政治機關之密切的聯繫。勝利之落在斯大林身上，當初是連他自己也覺得驚奇的。這勝利是新的統治集團對於他的友好的歡迎，這集團想拋棄革命的原則和免除群眾的監督；而在它自身內部的事務上，又需要一個可靠的仲裁者。斯大林在群眾面前和革命事變中本是第二等人物，如今成為熱月反動派官僚無可懷疑的領袖和第一號人物了。

    新統治層立刻就露出自己的觀念、感情；最重要的，還流露出自己的利益。現在官僚較老的一代，其絕大多數在十月革命之中都是站在反動的營壘裡。（只拿蘇聯的駐外大使作例來說吧：杜洛雅諾夫斯基、馬易斯基、波丹金、金丘克等都是如此。）或者，最好的也是站在鬥爭之外。在現在的官僚之中，那些在十月革命中站在布爾什維克營壘的人，多半都起不了很大的作用。至於年輕一代的官僚，他們都是老官僚挑選和教育出來的，並且多半又都是老官僚的子弟。這些人並不能完成十月革命，但是在利用十月革命方面卻非常適合。

    自然，在這兩個歷史時期之間，個人事件並不是沒有影響的。譬如列寧之病和死，無疑的加速了結局的來臨。如果他能多活幾年，那官僚權力之發展至少在開始的幾年之中要緩慢一些。但早在1926年，當著幾個左派反對派的面前，克魯普斯卡婭[19]這樣說道：「如果依里奇[20]還在的話，他多半已經關在監獄內了。」這時侯，列寧的憂慮和警告還很新鮮的在她的記憶之中，而且她也沒有懷著甚麼幻想，以為列寧個人的無限權威可以抵抗得住反動的歷史潮流。

    官僚層所征服的不只是反對派，它還征服了布爾什維克黨。它打敗了列寧的政綱，列寧認為主要的危險在於國家機關「從社會的僕人」變成「社會的主人」。官僚打敗這些敵人──反對派、布爾什維克黨和列寧──並不是用思想和辯論，而是用它的社會力量。官僚的沉重的屁股，壓倒了革命的頭。這就是蘇聯的熱月反動之秘密。

    二　布爾什維克黨的墮落

    布爾什維克黨準備了並且確保了十月革命的勝利。這黨也創造了蘇維埃國家，供給她一副強有力的骨架，這個黨的墮落乃是這個國家官僚化的原因，同時又是其結果。我們必須簡單的說明一下這墮落是怎樣發生的。

    布爾什維克黨的黨制，其特點即是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民主」和「集中」這兩個觀念之聯在一道，絕無矛盾。黨所要嚴密注意的是：不僅是嚴格劃清黨的邊界，而且要使所有入了黨的邊界的人都享有真實權力來決定黨的政策方向。批評的自由和思想鬥爭乃是黨的民主制必不可少的內容。現在人們所宣揚的，說布爾什維克主義不容許黨內各種派別的存在，那完全是墮落時期的一種神話。實際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就是派別鬥爭的歷史。一個真正革命的組織，既以改變全世界為任務，並且集合了最大膽的迷信破壞者、戰士和反抗者在它的旗幟之下，那它怎能平靜地存在和發展下去，而沒有思想的衝突、沒有內部集團和暫時的派別組織呢？布爾什維克黨領袖們的遠見，常常能使衝突減輕，並能縮短派別鬥爭的時期，但僅此而已。中央委員會完全依靠在這種活躍的民主制的支持之上，因此它才有膽量來作決定並發佈命令。在一切最重大的轉變時期，領袖們之明顯的正確，給予中央一種最高的權威，這就是集中制之最寶貴的精神資本。

    由此可見，布爾什維克的黨制，特別是在奪取政權以前，是與現在共產國際各支部所行的黨制完全相反的。現在各國黨的「領袖們」，都是從上面指派的，一紙命令，即可以改變全盤的政策，黨的機關是完全不受監督的，它對於下層的態度是驕橫和跋扈，而對於克里姆林宮則是奴顏婢膝的馴服。就是在奪取政權以後的頭幾年，雖然那時候官僚主義的色彩已經略現於黨內，但如果有一個人把十年或十五年以後黨的情形描繪出來，那每個布爾什維克派，連斯大林在內，一定要罵那一個人是個最惡毒的毀謗者。

    列寧和他的共同工作者所注意的中心，就是想經常的保護布爾什維克黨人，免為那些當權者的惡習所傳染。然而黨與國家機關之間密切得有時甚至融合在一起的現象，已經在開頭幾年給予黨制上的自由和彈性以無可置疑的損害了。隨著困難之增加，民主制日益縮小了。開始時，黨立意並希望在蘇維埃機構之內保持政治鬥爭的自由。然而國內戰爭使這個計劃大大改變了。反對的黨派相繼被禁止。這種辦法，顯然是與蘇維埃民主制的精神相衝突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們並不把這個辦法看成一種原則，只認為是一種權宜的自衛手段罷了。

    統治黨的迅速生長，其任務又非常的新穎和艱鉅，必不可免的要使內部發生不同的意見。國內各種反對的暗流，經過各種孔道而影響到這個唯一合法的政治黨派，於是加劇了派別鬥爭的激烈性。在國內戰爭剛告結束的時候，這種鬥爭達到極其劇烈的程度，幾乎達到動搖國家政權的地步。在1921年3月，發生克朗斯塔德暴動[21]，布爾什維克黨員參加其中的也不在少數，這時候黨的第十次大會覺得有禁止派別組織之必要——亦即，把國家現行的政治制度擴展到統治黨的內部生活中來。但是，這種禁止派別組織的辦法也是被看作一種非常的手段，只要情勢好轉則應放棄的。同時，中央委員會在運用這新法律的時候，是十分小心的，它最關心的是避免因此而窒息黨的內部生活。

    可是，當初原只是對困難環境的一種必要的讓步，而在官僚們看來，卻非常對胃口，他們那時已經開始完全拿行政上方便的觀點來處理黨內生活。早在1922年，當列寧的健康暫時改善的時候，他已經驚駭於官僚主義之可怕的生長，於是準備向斯大林的派別進行鬥爭；這個派別成了黨的機構的軸心，以此作為奪取國家機構的第一步。但列寧的再病和逝世，使他無法與這一內部的反動勢力抗爭。

    從那時以後，斯大林的全部努力（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那時是同他攜手工作的），完全是想使黨的機構脫離黨員群眾之監督。在這個為中央委員會的「穩定」而鬥爭的時候，斯大林在他的同僚當中所表現的是最徹底和最可靠的。他用不著擺脫國際問題；因為他從來就不關心國際問題。新統治層的小資產階級的見識，就是他自己的見識。他深信，建立社會主義的任務，在本質上是民族的和行政上的任務。他將共產國際看做是一個不可少的可厭物，應該盡量用來達到外交政策目的。在他的眼裡，連他自己的黨的價值也不過是馴服地支持官僚機關罷了。

    除了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之外，官僚們又宣揚一種理論，說布爾什維克主義認為中央委員會是一切，而黨則等於零。這第二種理論，在各方面都比第一種實現得成功一些。利用列寧的死，統冶集團進行了一次徵收黨員的運動，名之為「列寧主義的徵收」。於是一向把守得很小心的黨門，現在大大地打開了。工人們、雇員們、小官員們，都成群結隊的擠進來。這一運動的政治目的，是想把革命的先鋒隊溶解在沒有經驗的、沒有獨立性的，但是還帶著服從威權的老習慣的落後人群之中。這一計劃成功了。官僚脫離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監督，結果「列寧主義的徵收」給了列寧的黨一個致命的打擊。機關得到所必需的獨立．民主集中制讓位於官僚集中制。在黨的機關本身當中，工作人員從上至下都有極大的更替。服從被人宣佈為布爾什維克的主要美德。在反對反對派的口實之下，革命份子大批地被所謂「奇諾夫尼克」（職業的政府官吏）所代替了。從此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就成了它迅速墮落的歷史。

    因為左、中、右三派的領袖都屬於克里姆林宮的同一機構即政治局，這一事實使許多人對於這發展中的鬥爭的政治意義弄不明白了。在只知皮相的人們看來，這好像只是個人的衝突，為爭取列寧的「繼承權」的鬥爭。但是在鐵的專政的條件下，社會的衝突，初時除了經過統治黨的機關之外，是無法表現出來的。在法國大革命當中，許多熱月反動派是從雅各賓的營壘中出來的。拿破崙本人早年時，就是屬於這營壘，隨後，這個法蘭西第一執政官和皇帝，也正是從以前的雅各賓派當中選擇他最忠實的臣僕。時代變遷了，雅各賓派也跟著變遷，而二十世紀的雅各賓派也不例外。

    列寧時代的政治局委員，現在就只剩下斯大林一個人了。其中兩個委員，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列寧多年的流亡時的合作者，現在為著他們所不曾犯過的罪受著十年徒刑的監禁。別的委員如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22]，已經完全被撤去領導的地位，但是他們表示了屈服，所以現在還擔任些次要的工作，最後，是本書的作者，現在還在流放之中。列寧的寡妻，克魯普斯卡婭，現在也在軟禁之中，因為她終究不能用全力來完全迎合熱月反動。

    現任政治局諸委員，在布爾什維克黨歷史上都只佔著次要的地位。如果在革命的頭幾年，有人預言他們後來的高昇，那他們自己首先就會驚訝起來的，而他們的驚訝也的確不是虛偽的謙遜。正因為這個原因，現在更加嚴格規定：政治局永遠正確；在任何情況下，反對政治局的人都不可能正確。不過，還有：政治局如果反對斯大林就不可能正確，而斯大林是不可能犯錯的，他自然不可能反對自己而正確。

    要求黨內民主制──在這時期成了各反對派的口號；這要求愈無實現的希望，人們就愈加堅決地提出來。上面說過的左派反對派的綱領，在1927年就要求在刑法上加入一條特別的法律：「工人因為批評之故而直接或間接受迫害，則迫害行為應視為危害國家的嚴重罪行而加以處罰。」可是這條法律不但沒有成立，刑法上反而加入了一條取締左派反對派的法律。

    黨的民主制，僅只遺留在老一代人們的記憶和回想之中了。而蘇維埃、工會、合作社、以及文化機關和體育機關的民主制，也都跟著消滅了。高踞在這一切之上的，是各級黨部書記的無限權威。早在「極權主義」這一名辭從德國輸入的幾年之前，蘇聯的政制就已經是這種制度了。1928年賴可夫斯基寫道：「用敗壞德性的手段使有思想的共產主義者變成了機器，摧毀了他們的意志、人格和尊嚴，藉此當權派才能造成一種不可撤換、不可侵犯的寡頭政治以代替階級和黨。」自從這幾句義憤填膺的話寫下之後，黨制的墮落愈走愈遠了。格別烏[23]成為黨內生活的決定因素了。莫洛托夫在1936年3月之能夠向一個法國新聞記者誇口說黨內已經沒有甚麼派別鬥爭，那只是因為不同的意見現在是由政治警察自動的干涉來解決了。老布爾什維克黨已經死了，再沒有力量能夠復活它。

    隨著黨的政治墮落，不受監督的機關也發生了精神上的腐化。「sovbour」（Soviet Bourgeoisie蘇維埃資產階級）這個字眼是用來稱呼那些享受特權的顯貴的，很早就出現在工人的字彙之中了。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後，資產階級傾向得著更廣大的活動範圍。在1922年3月第十一次的黨大會上，列寧已經警告過統治層墮落的危險了。他說，當被征服者的文化比征服者高出一籌的時候，征服者就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這種事情在歷史上不止發生過一次。俄國資產階級和舊官僚的文化，當然是非常可憐的，但可惜新的統治層不能不常常向這文化脫帽致敬。「四千七百個負責任的共產黨員」在莫斯科管理國家機關。「誰在領導誰呢？我很懷疑你們是否能說共產黨員在領導著……」在隨後幾次黨大會中，列寧已經不能說話了。但是，在他能夠活動的最後幾個月之中，他的全部思想是集中在警告和武裝工人，以抵禦官僚的壓迫、任性和腐化。然而在那時候，他不過只看出病症最初的徵兆而已。

    賴可夫斯基，以前的烏克蘭人民委員會主席及蘇聯駐英駐法的大使，1928年流放時曾寄給他的朋友一封簡短的信，討論蘇維埃官僚制度。這信我們在上面引用過好多次，因為它至今還是關於這個問題的最好的文件。賴可夫斯基說：「在列寧心中，以及在我們大家心中，黨的領導的任務就是要保護工人階級和黨，免得受當權者方面的腐蝕（如特權、地位、恩寵等），免得同貴族和市儈的殘餘修好，免得受新經濟政策的腐化，免得受資產階級的道德和思想誘惑。……我們必須公開的、決斷的和高聲的宣言：黨的機關不但沒有完成這個任務，反而暴露出它完全不能履行它那作為教育者和保護者的雙重的使命。它失敗了。它破產了。」

    不錯，賴可夫斯基自己終於為官僚的壓迫所摧毀，他後來竟收回了自己的批評。但是七十歲的老伽利略也是一樣的，當他陷於異端裁判法庭的魔手時，迫不得已否認了哥白尼的學說──可是這件事並沒有阻止地球之繼續繞日而行。我們並不相信六十歲的老賴可夫斯基的悔過，因為他不止一次對於這種悔過作過毀滅性的分析。至於他的政治批評，在客觀事實的發展之中，比在他自己的主觀意志之中，找到了更可靠的根據。

    政權的取得不僅改變了無產階級對於別的階級的關係，而且改變了無產階級內部的結構。運用政權成了某一社會集團的專門事業，這集團越把自己的使命看得高，就越發急於要解決自己的「社會問題」。賴可夫斯基繼續解釋說：「在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之中，統治黨的黨員是不容許有資本主義的積累行為的，所以，分化現象，開始時是職務上的，但隨後就變成社會上的了。我說的並不是階級的分化，但是社會分化。……有汽車、有美屋、有定期的休假並得到黨的最高薪水的共產黨員，他的社會地位，與那些在煤坑中工作，每月只能拿到五六十個盧布的共產黨員，顯然是大大的不同。」列舉了當權的雅各賓派墮落之原因，如追逐財產、參加承辦政府所批出的合約以營利等等之後，賴可夫斯基又引述了巴貝夫的一個新奇的言論，巴氏認為新統治層之墮落與過去那些貴族小姐是不無關係的，雅各賓派對於她們十分的慇懃。巴貝夫這樣叫道：「你們這些小器的平民們，你們現在在幹什麼呢？今天她們擁抱你們，明天她們就要絞死你們了。」如果對於蘇聯統治者的妻室作一調查，我們就可看到同樣的景象。蘇聯有名的新聞記者索斯諾維斯基[24]曾經指出：蘇維埃官僚之腐化，「汽車和閨閫的因素」發揮過很大的作用。固然不錯，跟著賴可夫斯基之後，索斯諾維斯基也悔過了，並且從西伯利亞回來了。但是這並沒有改進官僚的道德，相反的，他的悔過證明了官僚道德的加深的墮落。

    索斯諾維斯基的舊文章，只能以手抄本形式私下流傳，裡面包含著許多關於新統治層的生活的令人難忘的片段，很明白的顯示出征服者受被征服者的道德同化至何等可驚的程度。我們不用回溯到過去的年份去──因為索斯諾維斯基在1934年已經放下批評的鞭子，而換上一張頌聖的七弦琴了──我們只看最近蘇聯報紙中的例子就夠了，同時，我們並不選擇那些弊端及所謂「過火的事件」，只選取社會輿論所認為的正當日常現象。

    莫斯科某工廠經理是一個重要的共產黨員，他在《真理報》上誇揚他所指導的企業在文化上有了很大的進展。其中有一節說：「一個機器工人在電話裡問道：『老爺，您有甚麼命令，立刻停止鎔爐呢還是等候一下呢？』我答覆說：『你等候著罷！』」機器工人很恭敬的同經理說話，用的是第二人稱的眾數的「您」，經理回答時候則用單數的「你」。[25]這一可恥的對話，在任何文化發達的資本主義的國家都不會有的，而在《真理報》上，卻當成十分平常的事情由經理自己敘述出來了！《真理報》的編輯並沒有異議，因為他並沒有注意到這個。讀者們並沒有異議，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這個。同樣，我們也不覺得驚奇，因為在克里姆林宮的莊嚴會議中，「領袖們」和人民委員都是「你」呀、「你」呀的稱呼他們屬下的工廠經理、集體農場主席、車間主任和勞動婦女等，尤其在授予甚麼獎章的時候。在帝制時代最流行的革命口號之一，就是要求取消上級對下級用「你」的稱呼，這件事情他們現在竟完全忘記了！

    克里姆林宮官僚與「人民」之間的這種對話，其態度驕橫之驚人，已無誤的證明了：雖然經過十月革命，雖然生產手段已收歸國有，農業已集體化，「富農階級已消滅」，但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在蘇聯金字塔的最上層，不僅沒有達到社會主義，而且在許多方面還落後於有文化的資本主義。近年以來在上述這個很重要的方面還有巨大的後退。這種真正的俄羅斯野蠻主義之復活，其根源無疑是蘇維埃的熱月反動，它使一種文化甚低的官僚得到完全的獨立和自由而不受群眾的監督，而它所給予群眾的福音則是沉默和服從。

    我們絕不是想把抽象的專政和抽象的民主加以對比，並在純理性的天平上來衡量此二者的優劣。在這個世界中，一切東西都是相對的，只有「變遷」是永恆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專政，已證明是歷史進步最有力的工具之一。但是這裡借用詩人的話來說，也是「合理變成了荒謬，仁慈變成了災殃」的。禁止反對黨之後，繼之以禁止派別。禁止派別的結果則是禁止一切與那不會錯誤的領袖們不相同的意見。經由警察之手製造出來的黨內一致，使官僚為非作歹而得不到任何的懲罰，這就是一切放肆和腐化的源泉。

    三　熱月反動的社會根源

    我們將蘇聯的熱月反動定義為：官僚對群眾的勝利。我們曾指出這一勝利的歷史條件：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一部份被吸收到行政機關而逐漸腐化，一部份在內戰中消滅，一部份則被排擠出去和被壓倒了。至於疲倦和失望了的群眾，對於上層所發生的一切，已經非常冷漠。可是，這些條件，其本身不管是怎樣的重要，卻不足以說明為甚麼官僚層能夠高踞在社會之上，而且能夠緊握住自己的命運。單單靠它自己的意志，顯然是不夠的；一個新統治層的興起，必然有深刻的社會原因。

    在十八世紀，熱月派對雅各賓黨的勝利，也是由於群眾的疲乏和領導幹部的腐化，但是在這些本質上為附帶的現象之下，還有一種深刻的有機的進程在進行著。雅各賓黨是依靠在那些被革命的大浪潮所拋起來的下層小資產階級身上的。然而十八世紀的革命，按照生產力發展的程度，長遠來說只能使大資產階級走上政權。「熱月反動」不過是這不可避免的進程中的一個階段而已。究竟有甚麼同樣的社會必要性表現在蘇聯的熱月反動之中呢？我們在前面其中一章中，討論到憲兵為甚麼勝利的問題時，已作過初步的答覆。在這裡，我們必須展開研究，去分析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條件，和在這個進程中國家所起的作用。讓我們再拿理論的預言和實際做個比較。1917年，列寧關於奪取政權後立即開始的階段，這樣寫道：「鎮壓資產階級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但在這裡實行鎮壓的機關已經是居民中的多數,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數,同過去…的情形完全相反。…國家就在這個意義上開始消亡。」這種「消亡」從那裡表現出來呢？主要的是在這個事實，即：「人民的多數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權的少數人的特殊機構（特權官吏、常備軍長官），自己來直接進行這些」壓制的職務。列寧還加上一句自明而無可辯駁的話：「國家政權職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這個國家政權愈不需要了。」生產手段私有制之廢除，取消了歷史上的國家的主要的任務，即：為保障少數人的財產特權，而反對絕大多數人。

    按照列寧的意思，國家的衰亡開始於剝奪剝奪者之當日。這就是說，在新制度還來不及處理經濟問題及文化問題的時候。在解決這些問題上面，每一次的成功，即表示對國家之進一步的清算，以及國家之溶化於社會主義社會裡面。這種溶化的程度，乃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深度和效率上的最好的指數。我們差不多可以規定這樣一個社會學的定理：在一個工人的國家，群眾所施行的強制的力量大小，是與剝削傾向或資本主義復活的危險成正比例，而與社會團結的力量和對新制度之普遍的忠誠成反比例的。因此官僚制度（即「特別的官僚和常備軍長官」）是代表一種特別的強制，這強制是群眾不能或不願施行的，而且它這總是反對群眾本身的。

    如果民主的蘇維埃至今仍保持其原來的力量和獨立，可是仍不能不採取像頭幾年的那種規模的鎮壓與強制，那麼這種情況的本身就可引起嚴重的憂慮了。何況現在群眾的蘇維埃已經不復存在，而強制的職務完全落在斯大林、雅戈達[26]等人之手，這當然更加值得憂慮。而他們用的又是怎樣一種強制的形式啊！首先我們必須自問：國家現在不僅還頑強的存在，並且是一天一天的警察化，在這後面究竟有甚麼社會原因呢？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是很明顯的。隨著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我們若不是根本改變我們一般對於社會主義的傳統觀念，就是應該堅決拒絕官方對於蘇聯的估計。

    讓我們從最近的莫斯科報紙上找一條關於蘇聯現制度之公式化的說明吧，這說明是全國每天要說而學校兒童則用心熟記的許多公式之一：「在蘇聯國內，資本家、地主和富農等寄生階級已完全肅清了，因此，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永遠終結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已經變成社會主義的了，而日益發達的斯塔罕諾夫運動，正準備著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真理報》1936年4月4日。）用不著說，共產國際屬下的全世界報紙，關於這個問題，並沒有什麼別的意見。但是，如果剝削是「永遠終結了」，如果蘇聯現在真的處於從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走向高級階段去的道路上，那麼社會就應當卸除國家這件拘束衣了。可是與此相反，蘇聯國家現在正帶著一種極權主義的官僚主義性質。這是何等難於瞭解的矛盾呀！

    同樣的矛盾，在黨的命運中也看得出來。這裡，問題差不多可以這樣提出：從1917年至1921年之間，舊的統治階級手裡還拿著武器在作戰，他們正得著全世界帝國主義積極的幫助，而武裝的富農破壞軍隊和國家的糧食供給；在這樣一個時候，黨員為甚麼能夠公開而毫無忌憚的在黨內爭論那些最重大的政治問題呢？而現在，外國干涉已經停止了，剝削者階級已經被推翻了，工業化無疑地成功了，絕大多數農民也已集體化了，為甚麼反不容許對於不可撤換的領袖有半個字的批評呢？為什麼只要有任何黨員要求按照黨的章程如期召集黨的大會，就要立刻被開除出黨，而任何公民，如果敢於懷疑斯大林的永不犯錯，就要被當作恐怖主義份子來判罪呢？壓迫和警察機關加強到這麼可怕、怪誕而不可忍受的程度，是因甚麼緣故發生的呢？

    理論並不是一張支票，可以在任何時候提請現實兌現的。如果證明理論是錯誤了，我們必須改正它或修補它的缺陷。我們必須尋出那些真正的社會力量，那些使蘇維埃現實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觀念發生矛盾的社會力量。無論如何，我們不應該在暗中摸索，不應該重覆那些儀式上的辭句，這些辭句對於領袖們的威權固然有用，但完全不合於活的現實。我們現在來看一個令人信服的例子：

    1936年1月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席上，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演說道：「我們的國民經濟已經是社會主義的了（鼓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已經解決了消除階級的問題（鼓掌）。」可是過去還遺留下一些「在本質上是仇視我們的份子」，即以前的統治階級的殘餘。並且在集體化的農民、公務人員、甚至工人之中，也都有「小投機家」，還有「貪污國有及公有財產的人，以及蘇維埃制度的譭謗者等等」。因之，專政有繼續加強之必要。與恩格斯的意見相反，工人的國家不應該「睡眠」，反而要愈發警覺起來。

    這位蘇維埃政府首腦所描述的情況，是非常令人放心的──倘若不是自相矛盾的話。社會主義已經支配了全國，「在這個意義上」，階級是消除了。（如果在這個意義上階級是消除了，那麼在所有其他意義上也應一樣的「消除了」）。固然不錯，社會的和諧還偶而的被過去的殘餘份子所破壞，但是若以為這些夢想恢復資本主義的零碎份子，既被奪去了一切的權力及財產，還能與「小投機家」（還不是投機家呢！）或「譭謗者」聯合起來推翻無階級的社會，那真是不可想像的。這樣看來，一切事情似乎都進行得很好。但是，既然如此，鐵的官僚專政還有甚麼用處呢？

    我們相信，那些反動的夢想家可以逐漸的消滅，而那些「小投機家」和「譭謗者」，只要高度民主的蘇維埃的一笑，也就可以解決的。1917年，列寧在關於官僚國家的問題上，答覆資產階級和官僚國家的改良派理論家時說道：「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絲毫也不否認個別人搗亂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樣也不否認有鎮壓這種搗亂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這件事情用不著甚麼實行鎮壓的特殊機器，特殊機構，武裝的人民自己會來做這項工作，而且做起來非常簡單容易，就像現代社會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勸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婦女一樣。」[27]這些話聽起來就好像是列寧已經預見到那個繼承他做政府首腦的人所將作的議論了。蘇聯公立學校中固然教授列寧的學說，但人民委員會裡面顯然是沒有人提起列寧言論的。否則，便不能解釋為甚麼莫洛托夫敢於毫不猶豫的說出一種列寧極端反對的見解了。開創者與他的不肖門徒之間的矛盾，是明明白白擺在我們面前了！列寧認為，即使是要消滅剝削階級，也用不著一個官僚機關就可以完成，而莫洛托夫在解釋為甚麼官僚機關在消滅階級之後，還要扼制人民的自由和獨立。他找不出更好的藉口，只能說：為著對付被消滅的階級之「殘餘份子」。

    然而，按照官僚的權威性代表的自白，要拿這些「殘餘份子」做藉口，仍是很難自圓其說的，因為他們曾說：過去的階級敵人，已經順利的同化於蘇維埃社會之中了。1936年4月，在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大會上，黨中央委員會一個書記普斯特舍夫說道：「許多破壞者……已經誠懇的懺悔了，並且加入蘇維埃人民之中了。」因為集體化的成功，「富農的兒女不必為他們的父母負責了」。甚至「富農自己現在也不相信有恢復他們以前在鄉村中的剝削地位之可能了」。所以政府把社會出身的限制加以取消，這不是沒有理由的啊！但是，如果普斯特舍夫的話（這話是莫洛托夫完全同意的）有一點意義，那只是：不僅官僚制度變成不合時宜之物，就是國家的一般的強制，在蘇聯的領土以內也沒有任何作用了。可是，無論莫洛托夫或普斯特舍夫，都不同意這一無可非難的推論。他們只要能抓住政權，即使自相矛盾也不要緊的。

    事實上，他們也不能拋棄政權。或者，我們可以這樣客觀地說：現在的蘇維埃社會，是不能沒有一個國家，甚至於──在某種限度內──不能沒有一個官僚制度的。但其原因，絕不是那不足道的過去的「殘餘」，而是現在的巨大的勢力和傾向。蘇維埃國家之作為強制機關而存在，其理由是在這一事實之中，即：現時這種過渡的社會結構還充滿了社會的矛盾，這矛盾在消費的方面更是極度的緊張（這是人人最切身、最明顯地感覺得到的），而且常常有擴展到生產方面的危險。社會主義既不能說是最後的勝利了，也不能說是不可改變的勝利了。

    官僚統治乃是建立在社會缺乏消費品，因而惹起大家相互鬥爭這個基礎之上。若是店鋪裡的貨物很充足，那麼購買者要什麼時候去，就可以什麼時候去。若是貨物很少，那麼購買者就不能不排隊等待了。若是行列排得太長，就必須派一個警察去維持秩序。這就是蘇維埃官僚權力之起點。它「知道」什麼人可以得到東西，而什麼人必須等待。

    驟然一看，物質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應該可以減少特權的必需性，可以縮小「資產階級法權」的適用範圍，因此也就可以動搖此法權的保護者即官僚的根基。實際上，發生的事情恰恰與此相反：隨著生長力之生長，各種形式的不平等、特權和漁利大大發展起來，因而官僚制度也大大發展起來了。這也不是偶然的。

    在第一個時期，蘇維埃政制無疑比現在要平等得多，而官僚主義的程度也要少些。但是，那只是一種大家都貧窮的平等。國家財源枯竭，不可能從人民群眾之中分出甚麼廣大的特權階層。同時，「平等化」的工資破壞了個人對工作的興趣，因此而妨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蘇聯經濟必須從它的貧窮之中有了更高的發展，那特權的儲積才是可能的。目前的生產狀況固然不足以保障每個人都能得到必需品，但是，已經足夠給予少數人以相當大的特權，並且可以把不平等作成一個鞭子以驅策大多數。這就是生產的發展並沒有加強國家的社會主義因素，反而加強牠的資產階級因素的第一個原因。

    但是，這不是唯一的原因。除掉這種經濟因素以外（這因素使資本主義的報酬方法在現階段成為必要的），還有一種與之相平行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這政治因素即官僚本身。官僚在本質上乃是不平等的樹立者和保護者。初時，它是以工人國家中一種資產階級性質的機關而興起的。它規定和保障少數人的特權，它自然首先要取去最肥美的部份給自己用。沒有一個操有財產分配權的人會忽略自己的。從社會的必要性所發展出來的官僚機關，自身又繼續發展到遠超過它必要的社會職能以上，並且成為一個獨立的因素，因此也就成為整個社會機體的重大危險之源泉。

    蘇聯的熱月反動的社會意義，現在開始在我們面前顯露出來了。群眾的貧困和文化落後，現在又表現在那手操大棒的統治者的惡毒的形像中了。曾被廢黜及辱罵過的官僚，現在又從社會的僕人變成社會的主人了。它已經在道德方面和社會方面遠離人民群眾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於現在無論在它的活動方面或進款方面，它都不能容許任何的批評和監督了。

    官僚們對於「小投機家，貪污者和譭謗者」之近乎神秘的畏懼，如此就得到完全自然的說明了。蘇維埃經濟還不能滿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所以在每一步上都要產生並復活貪污和投機的傾向。在另一方面，新貴族的特權喚醒人民一種傾向去傾聽那「對於蘇維埃制度的譭謗」——即傾聽任何敢於批評（雖然是低聲的）官僚們之貪婪和任性的話。因此，現在的問題不是關於不復存在的「過去的殘餘」的問題，而是關於新的、巨大的、不斷生長的個人積累的傾向的問題。國家第一個繁榮的浪潮仍是很薄弱的，但正因為薄弱，所以沒有削弱反而加強這些離心的傾向。在另一方面，無特權的群眾同時發展了一種欲望，想阻止新貴族的貪婪之手。於是社會鬥爭又尖銳化了。這些就是官僚制度的權力之源泉。但是，從這同一源泉，又產生了一種對於官僚權力的威脅。

    第六章　社會矛盾和不平等的增長

    一　貧乏，奢侈和投機

    蘇維埃政權開始時是實行「社會主義分配制」，以後，於1921年又被迫恢復了市場的關係。在五年計劃的時期，因為物質資料極端的緊張，又走到國家分配制──即是在一個更高的基礎之上，重覆「軍事共產主義」的實驗。然而事實證明這個基礎還是不夠用的。在1935年，計劃分配制又讓位於商業。這樣第二次證明了：可行的分配方法，是多依賴於技術和現有資源之水準，而少依賴於財產形式的。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特別是經過計件工資的方法），使將來有可能增加商品數量，減低貨價，因之提高人民的生活標準。但是，這僅僅是事情的一方面──這一方面是當資本主義處於興旺時期也可以看到的。社會的現象和過程，必須在它們的聯繫和相互影響之中去研究。在商品流通的基礎上，勞動生產率之提高，同時也就是表示不平等之增長。蘇聯統治層富裕程度的提高，開始遠遠超過群眾生活水平之提高。國家財富增加，同時出現新的社會分化過程。

    按照日常生活的情形說，蘇聯社會已經分成一個享受特權的安樂的少數，與一個在貧乏中生活的多數。從兩方面的極端情形看來，這個不平等，已經形成明顯的反差。那些預定要大量流通的生產品，雖然價錢很高，品質一般是低劣的，而且愈離開中心城市，則愈難以得到。在這種情況之下，不僅投機，甚至公然偷盜消費品的事情，都成了常見的現象。過去這些行為補充了計劃分配，如今則成為蘇聯商業的調整辦法了。

    那些蘇聯「友人」有一種職業上的習慣，就是閉著眼睛和用棉花塞住耳朵來蒐集印象。我們當然不能信賴他們。蘇聯的敵人則常常作惡意誣衊的宣傳。因此，我們還是到官僚自身方面去尋求材料吧。因為至少它不致於仇視它自己，它的官式自責（這是常常被某些急切的實際需要所喚起的），比起它更常見的和更熱鬧的自誇，是更值得相信的。

    1935年的工業發展，如眾所知的，超過了預定的計劃。但關於住宅的建築，則只做到了55.7%。而工人房屋的建築，進行得尤其緩慢，建造得也特別差勁和粗糙。至於集體農場的場員，他們還是和以前一樣，同他們的牛犢和蟑螂一道住在殘舊的小屋裡。可是在另一方面，蘇聯的達官貴人卻在報紙上埋怨，說那些造給他們的新房子，有些竟沒有專供「家庭工人」──即家庭僕役──居住的房間。

    每一個制度，在建築和房屋方面，都有它可作為紀念的反映。現在蘇維埃時代的特點，就是無數的蘇維埃大廈和巨宅，官僚們的真正宮殿，有時候其價值達千萬盧布之巨，富麗的戲院，紅軍的房屋（主要是軍官的俱樂部），專供付得起錢的人用的奢華的地下鐵道，而在另一方面，工人房屋的建築則經常的是極端落後，即使這些房屋不過像營房一樣。

    國家貨物在鐵道上的運輸，情形的確有很大的改進。但是，一個普通的蘇聯公民卻沒有得到什麼好處。道路和交通方面的行政長官，常常發出無數的命令，埋怨車輛和車站不衛生的情形，埋怨「不可容忍的不為旅客服務的情況」，埋怨「有關火車票的大批的作弊，盜竊和欺騙……，隱瞞空位並私相買賣，收取賄賂，以及在車站和在路上行李之被搶劫」。這些事情是「社會主義的運輸之污點」！實際上，這些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運輸中，都構成刑事的罪責。這些善於辭令的行政長官之不斷的埋怨，證明運輸工具還大大夠不上人民之用，證明那些在火車上運輸的用品之嚴重缺乏，最後證明鐵路的官吏也與其他有權的人一樣，對於小民是極端輕視的。在陸上，在水上，和在空中，官僚都有令人羨慕的交通工具為他們自己服務，這是我們從許許多多蘇聯的特等火車、專車和專輪看得出來的──而且這些特權的東西，現在正日益代之以最好的汽車和飛機了。

    在說明蘇聯工業成功的演說中，列寧格勒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日丹諾夫，預言一年以內「我們積極份子來參加會議，不必用現在這種平常的福特車，而可以坐高級轎車來了」，這一允諾曾博得那些直接有關的聽眾熱烈的鼓掌。現在蘇聯的技術，就其目的是直接服務於人的那部份而言，其努力方向首先是為了滿足特定少數人的高等需求。有許多城市現在還沒有電車，而在有電車的地方，這些電車還與從前一樣，差不多可以擠死人。

    糧食工業人民委員米科揚曾大吹牛皮，說最劣等的糖果已經很快的被最高等的生產品所代替了，並且說，「我們的婦女」現在正要求精緻的香水。這不過表示這種工業自實行金錢買賣以後，是儘量去迎合富裕的顧客而已。這本是市場的規律，在這種規律以內，那些高等的「夫人們」自然不會站在最後的地位。隨同這種現象，還有另一種情形為人所知：根據1935年在烏克蘭的調查，95個合作社之中，有68個沒有一點糖果，而對於點心的需要，只能滿足15%-20%，並且貨物的品質還是極壞的。消息報埋怨道：「工廠所造的東西，並沒有顧及到顧客的要求」。自然囉，如果所謂消費者，指的並非那種有能力伸張自己的權益的消費者。

    巴黑教授，他從有機化學的觀點來處理這個問題，他發現「我們的麵包有時簡直壞得不堪忍受」。男女工人雖然不能瞭解酵母及酸酵之秘密，仍有同樣的感想。與尊貴的教授不同的，就在他們沒有在報紙上發表他們意見的機會。

    在莫斯科，服裝托拉斯在廣告上登載出各式各樣絲綢的時裝，它們的樣式都是專門的「時裝公司」所設計的。然而在各省，即使是大工業城市，工人像以前一樣，除非排隊等候並須忍受別的煩惱以外，否則是得不到一件布襯衫的：這種貨物太不夠了！供給多數人以必需品，比起供給奢侈品於少數人，要困難得多多。一切的歷史都證明了這一點。

    在細數他的功績之時，米科揚告訴我們說：「人造牛油的工業是新的」。不錯，這種工業在舊政制之下是不存在的。我們不必急於作出結論，以為既有人造牛油之必要，便說情況比在沙皇統治之下還要壞，因為在那時候，人民也是看不見牛油的。但是牛油的代替物之出現，最低限度是表示在蘇聯有兩種消費者：其一是能吃真牛油的，另一則是只能吃人造牛油的。「我們供給了許多馬霍卡煙給所有需要它的人」，米科揚又這樣吹牛皮的說。他只忘記加一句話，就是：無論在歐洲或美洲，沒有一個人曾經聽過像馬霍卡那樣劣等的香煙。

    不平等的現象最明顯的表現之一，就是在莫斯科以及別的大城市之中，開設一些專門售賣高級貨品的商店，貨品上面冠以一個意味深長的，然而並非俄文的字「Luxe」（豪華）。同時，人們又不斷的埋怨莫斯科以及各省的糧食店裡常常發生大量盜竊的事情，這表示雖然大家都想有吃的，但食物的供給還只能使少數人滿足。

    工人家庭主婦對社會制度有她們自己的觀點，而她們的「消費者」的準則（借用官僚嘲笑她們的說法，其實官僚們也很關切自己的消費），最後分析起來，是有決定意義的。在工人主婦與官僚的衝突之中，馬克思和列寧，以及我們，都是站在她們這一邊的。我們堅決的反對官僚，他們誇張他們的成績，掩蔽矛盾，並且扼住女工的咽喉，以防止她們的批評。

    縱然承認人造牛油與劣質的馬霍卡煙是現在雖不稱意但仍是無可替代的必需品，但也用不著吹牛並把現實美化。「積極份子」有高級轎車，「我們的婦女」有精緻的香水，工人只有人造牛油，貴人們有「De　Luxe（豪華的）」貨品，平民只能觀看窗櫥內的精品──這樣的社會主義，對於群眾不能不好像是資本主義的改頭換面，而他們的感想也並不十分錯誤。在「普遍的貧乏」之基礎上，生存資料的競爭便有復活「全部陳腐的東西」的危險，事實上，這些「陳腐的東西」現在已在一步步逐漸復活了。

    現在的市場關係與新經濟政策下（1921–28年）的市場關係所不同的，據說是現在在國家合作社和集體農場的組織與個別的公民之間的市場關係，並無中介人和私有商人存在。但這只是原則上如此。按照計劃，零售商業（國家的和合作社的）的總貿易額之迅速增加，應該在1936年達到一千億盧布。集體農場的商業總貿易額，1935年已達到一百六十億，今年當然更多。在這些總額之中及在這些總額之外，不合法的及半合法的中間商人究竟佔一種什麼地位（無論如何，總不是一種無足輕重的地位！），是很難斷言的。不僅是個別的農民，就是集體農場，尤其是集體農場的個別場員，都喜歡去找中介人。家庭工業的工人，合作社社員，以及與農民交易的地方工業，都走這同一的道路。時常會無意間透露這種事情：即在整個廣大的區域以內，肉、牛油、雞蛋等商業，都被「投機家」壟斷。甚至於日常最必要的用品，如鹽、火柴、麵粉、火油等物，雖然國家倉庫裡有很豐富的貯藏，但在官僚化的農村合作社之中，有幾個星期或甚至於幾個月都缺乏這些貨物。這樣一來，很明白的，農民就要從別的管道去得到他們所需要的貨物。蘇聯報紙常常提到中介的商人，好像是說到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一樣。

    他種形式的私人企業和積累，似乎作用比較小些。獨立的馬車夫、小客棧主人、個體的手藝工人，像獨立的農民一樣，都是半允許的職業。在莫斯科本城，就有相當多的私人小工商業和修理的店鋪。它們是被默許存在的，因為它們填補了經濟中的重要缺陷。可是還有更多得多的私人企業家，躲在各種手工業合作社和供銷合作社的招牌之下，或在集體農場的掩蔽之下活動著──好像其特別的目的是為著凸顯計劃經濟中的裂縫一般。然而莫斯科的格別烏，卻常常捉捕那些在街上出售自製軟帽和襯衫的貧窮婦人，把她們當作惡意的投機商人。

    1935年秋季斯大林宣佈道：「在我們國內，投機的基礎已經消滅了，如果我們現在還有投機者的話，那只可以由下一事實得到解釋：即由於缺乏階級的警覺，和蘇維埃各機關對投機者之寬容所致。」這真是最純正的官僚思想！投機的經濟基礎果真消滅了嗎？如是，則任何的警覺便不需要了。例如，國家若能夠保障人民有足夠合適的衣帽，那就沒有必要去捕捉那些在街上賣東西的可憐婦人了。其實，連現在是否有此必要，也是值得懷疑的。

    上面所說的私商，其人數與其營業的份量，本身都不足以駭人的。你不會真的害怕車夫、賣軟帽的小販、鐘錶匠和買雞蛋的人來進攻整個國有財產的堡壘！但是，這個問題仍然不是由簡單的算術的關係來決定的。只要行政方面稍微有點弱點，大批各種各式的投機者就立刻出現，好像發熱時生出的疹斑，証明小資產階級的傾向有不斷的壓力。投機的細菌對於社會主義的將來究竟含有多少的威脅，這完全要看國家政治經濟機體的一般抵抗力如何而定。

    下層的工人和集體化的農民──這即是說，大約90%的人口，他們的情緒和行動，主要決定於他們自己實際工資的變化。但是，他們的收入與地位較好的人收入之比較，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在人類的消費範圍內，相對性的規律最容易直接表示出來！一切社會關係，翻譯成了金錢核算的語言時，就會徹底揭露社會各階層在國民收入中所享有的實際比例。即使我們明白不平等現象在相當長久的時期以內是歷史必不可免的事情，但這種不平等的可容許的限度，及其對社會的利害得失，在每個具體的情形之下，還是需要我們討論的問題。

    分配國民收入的不可避免的鬥爭，必然的要變成政治鬥爭。蘇聯現社會的結構是否社會主義的，這個問題並不決定於官僚的詭辯，而是決定於群眾自己──即決定於產業工人和集體化農民對這結構所取的態度。

    二　無產階級之分化

    人們會認為，在一個工人國家裡，關於實際工資的材料，自當特別小心去研究──關於各種類別的人民的收入，其一切的統計應該特別的明白和易於為人所瞭解才對。然而事實上，這一有關勞動者基本利益的問題，完全被一層看不透的帷幕所籠罩了。調查蘇聯工人家庭的收支，這個工作比起任何資本主義的國家來，要困難很多，這說起來似乎很難令人相信。甚至於我們要想把各種類別的工人，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期間所得的實際工資，畫一個圖表來表明，都做不到。官場和各方面對於一些無意義的總數往往大吹大擂，而對於這個題目卻諱莫如深。

    根據重工業委員奧爾忠尼啟則的報告，在1925至1935年的十年之間，工人每月的出產額增加3.2倍，而貨幣工資增加4.5倍。但是，後面這個堂皇好看的數字，其中有多少是被工人階級的上層專家所鯨吞了呢？還有同樣重要的問題：這個面值，其實際的價值究竟如何呢？這些問題，我們無論從奧爾忠尼啟則的報告或從報紙的解釋上，都得不到解答。在1936年4月所舉行的蘇聯青年大會上，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書記科沙洛夫宣佈說：「從1931年1月到1935年12月，青年工人的工資增加340%！」這個大會的青年代表，是一些慎重地選擇出來的勳章佩帶者，他們對於喝采鼓掌從不吝惜的，然而科沙洛夫這一次的吹牛，卻並未得到一點掌聲。聽講的人同演講的人一樣，十分知道市場價格的急劇變化，已經降低下層工人群眾的物質狀況了。

    每人的「平均」工資，連托拉斯的經理和女僕都平均在內，在1935年大概是二千三百盧布，1936年大概會是二千五百盧布。這在面值上等於七千五百法國法郎，但實際的購買力，大概不超過三千五百至四千法郎。這個數字，本身就並不大；如果你注意到1936年的增加工資，是因為取消了某些消費品的特價和取消了某些免費的服務、而作出的部份補償，那這一數字就更顯得小了。但主要的問題，還是這每年約二千五百盧布，或每月約二百零八盧布，如我們上面所講的，乃是一種「平均的」工資；也就是說，這是一個算術的虛構，其作用是掩飾勞動報酬上真正而且很厲害的不平等。

    毫無疑問的，上層的工人，特別是所謂史塔罕諾夫份子，他們的狀況在去年是大大的改進了。蘇聯的報紙熱切地細數這個或那個得獎的工人為他自己買了多少衣服、鞋子、留聲機、腳踏車、或若干瓶糖果等──這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可是這些利益，下層工人得到的機會非常之少，這也是非常明白的。說到史塔罕諾夫運動的動力時，斯大林說：「生活更舒適了，生活更快樂了，生活快樂時，工作自然迅速起來了。」在這種對於計件工資制之樂觀的解說中（這種解說顯示統治層之特性），只包含這麼多平淡無奇的真理，就是工人貴族之所以能夠形成，完全是由於國家經濟已有的成功。但是史塔罕諾夫份子的動機，並不是「快樂」的情緒，而是想得到更多的金錢。莫洛托夫在這裡修正了斯大林，他說道：「史塔罕諾夫份子的高度生產力，其直接動機是想增加他們自己的收入。」這是真的。在幾個月以內，一層新工人起來了，他們被叫作「千盧布人」，因為他們的收入每月在一千盧布以上。還有些人每月收入在兩千盧布以上，可是下層的工人，有收入不到一百盧布的。

    單是工資的差異，就足以顯出「富的」和「不富的」工人之界線了。但官僚們猶以為未足。他們還儘量把一些特權加惠於史塔罕諾夫份子，給他們新房子，或者修理他們的舊房子，提前把他們送到休養所和療養院去，派遣免費的教員和醫生到他們家裡去，給他們免費的票去看電影。在某些地方，史塔罕諾夫份子甚至可以免費理髮和修面，並且還不用排隊。許多特權好像是故意用來侮辱和刺傷一般工人的感情似的。官僚方面之所以有這種過份的好意，除了名利主義之外，還因為他們良心的不安。地方的統治集團，都很熱心的抓住這個機會，儘量拉攏上層的工人參加他們的特權，以使自己免於孤立。結果，史塔罕諾夫份子的收入，往往超過下層工人的收入至二、三十倍之多。至於那些特別幸運的專家，他們每個人的薪俸常常可以支付八十個或一百個不熟練工人的工資。在勞動支付之不平等上，蘇聯不僅已經趕上而且已經超過資本主義的國家了！

    最好的史塔罕諾夫份子，即那些真正被社會主義的動機所推動的人，他們並沒有因為得著特權而高興，反而感覺煩惱。這是不足怪的。在一般的貧乏之中，唯獨他們可以享受一切好的東西，這使他們遭受周圍的嫉妒和仇視，這使他們的生存缺乏樂趣。工人之間的關係是這樣遠離社會主義道德，更甚於資本主義的工廠工人，因為後者在反對剝削的鬥爭中聯合起來。

    雖然如此，日常生活方面就是熟練工人也是不舒適的一一特別是在外省。七小時勞動制已經漸漸為提高生產力而犧牲了；除此之外，工人還耗費不少鐘點在補充的生活奮鬥中。例如，作為國營農場中較好的工人特別富裕的象徵，人們指出，拖拉機駕駛人和聯合收割機操作者等人（他們已經是有名的貴族）都有他們自己的牛和豬。從前那種理論，說沒有牛乳的社會主義，比沒有社會主義的牛乳要好一些，現在已經放棄了。國有的農業企業內，是不應缺少牛和豬的，但現在大家承認：這些企業中的工人為保障自己的生存，不能不經營自己微小的經濟。還有同樣引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官僚們得意地宣佈：在哈科夫，有九萬六千個工人有他們自己的菜園──叫別的城市與哈科夫比賽。在這些「自己的牛」和「自己的菜園」等字眼之中，含有多少人力的浪費，而工人，特別是他們的妻室兒女所受的，又是怎樣一種中世紀的污穢和勞苦！

    至於基層的群眾，他們自然既沒有牛也沒有菜園，而大部份人甚至沒有自己的住宅。不熟練的工人，工資一年大概從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盧布，有時甚至還要少。這在蘇聯的物價之下，即表示一種貧窮狀況。居住條件（這是物質和文化水平之最可靠的指標）非常之壞，常常是不能忍受的。絕大多數的工人，都擠在幾家同住的房子裡，設備和維修比軍營還要差得多。有時候，為著辯解工業的失敗、詐病曠工現象以及出品的粗劣，官僚自己也不能不借新聞記者之口，把居住狀況描寫一些出來：「工人睡在地板上，因為床上的臭蟲咬他們；椅子是破的，連喝水的杯子都沒有。」「兩個家庭住在一間房子裡，屋頂是漏的，下雨的時候，他們要一桶一桶的把水提出房去。」「廁所是髒得不能忍受」。這些關於全國各地的描寫，你要多少有多少。例如，石油工業的首長寫道：「這種不可忍受的狀況使勞動的流動性達到很高。……由於缺乏工人，有許多油井是完全放棄了。」有些特別差的區域，只有因為在別處破壞紀律而被開除出來的工人才願意到那裡去工作。如此，在無產階級的下層，現在形成一個被遺棄的蘇聯賤民階層，他們沒有任何的權利，可是重要的產業部門，如石油工業，還不能不用他們。

    因為工資差異之過於懸殊，再加之以一些任意給予的特權，官僚使無產階級之中發生激烈的衝突。史塔罕諾夫運動的報告，有時呈現為一幅小型內戰的圖畫。工會的機關報上寫道：「損毀和破壞機器，是反對史塔罕諾夫運動的鬥爭所愛用的方法。」又說：「每一步都帶有階級鬥爭的性質」。在這個「階級」鬥爭之中，工人們站在一方，而工會則站在另一方。斯大林公開主張「嚴辦」那些反抗的人。其他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也不止一次威嚇要掃除「放肆的敵人」。史塔罕諾夫運動的經驗，已經很清楚的顯示出官僚與無產階級之間之深刻的裂痕，顯示官僚運用那個並非他們發明的「分而治之」的格言之堅決。還有，為著安慰工人起見，他們把這個強迫的計件制叫作「社會主義的競賽」。這個名字聽起來真是一種諷刺！

    競爭這種東西，其根源本是存於我們生物的遺傳之中的，若能從競爭除掉貪婪、嫉妒和特權，那麼在共產主義之下，也仍然是最重要的文化的動力。但是在更接近的準備的時代，社會主義社會的實際建設，不能也不會靠現在蘇維埃政府所採取的使人卑屈的辦法來完成（這些辦法是落後的資本主義的辦法），而是要用比較符合解放了的人類的身份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不能在官僚的鞭子之下來完成。因為這條鞭子正是從舊世界傳下來的最可厭的遺產。你如果想要高談社會主義而無絲毫的愧色，那就首先要折斷這條鞭子並在民眾的煙火之中燒掉它。

    三　集體農村中的社會矛盾

    如果「在原則上」工業的托拉斯是社會主義的企業，那集體農莊是不能這樣說的。它們不是依靠國家，而是建築在集體的財產之上。這與個別的分散的經濟比較起來，顯然是一大進步，但是這種集體企業是否會走到社會主義，那完全要決定於許多條件，一部份是在集體農場以內，一部份是在蘇聯一般的狀況之中，而最後不少的一部份則在世界舞臺之上。

    國家與農民之間的鬥爭遠遠沒有停止，現在這種非常不穩定的農業組織，不過是兩個鬥爭的營壘在可怕的內戰之後，一種暫時的妥協而已。固然不錯，90%的農業已經集體化了，全部農產品的94%是從集體農莊出來的。縱令你注意到某些冒牌的集體農場，幕後實際上是個體農民，但就數字來看，好像還是不能不承認：戰勝個體的農民經濟，最少已經完成十分之九了。可是，農村區域各種勢力和傾向之真正的鬥爭，遠遠超出把個體農民與集體化農民所作之簡單的比較。

    為著安撫農民起見，國家不能不向農村中的私有傾向和個人主義傾向作很大的讓步，開始是正式賦予集體農莊以「永久」使用其土地之權──這就是在本質上取消了土地公有制。難道這只是一個法令的假話嗎？按照勢力關係的對比，這「假話」有可能証明是真實，而在不久的將來，給全國範圍的計劃經濟帶來許多的困難。可是還有更重要的，就是國家已被迫得恢復個體農民的自留地，各有自已的牛、豬、羊和家禽等。這當然是違反社會化和限制集體化，但農民正因為有了這些，他們才和平地同意──可是並無多大熱情──在集體農莊中工作；這使他們有機會盡他們對國家的義務，同時又可以使他們自己得到一些東西。這種新的關係，現在還那麼不成熟，所以縱令蘇聯的統計比較忠實，也很難用數字來衡量。可是，種種事實足以讓我們作出這樣的結論：就農民個人生存說來，他的小塊田地，其重要並不亞於集體農場。這表示在整個鄉村的群眾之中，個人主義傾向和集體主義傾向的鬥爭還在進行，而鬥爭的結果現在還沒有分曉。農民將走上甚麼道路呢？他們自己現在也尚未確切的知道。

    農業人民委員於1935年年底說：「一直到現在為止，在實行國家的糧食供給計劃時，我們受到富農份子很大的抵抗。」換句話說，這表示大多數的集體化的農民，「直到最近的時候」（現在怎樣呢？），還認為把糧食交給國家，是一樁於他們不利的事，他們是傾心於私營商業的。這同樣的事情，也可以從別方面得到證明，這就是曾經宣佈過一種嚴厲的法律以保護集體化的財產，防止集體化的農民去掠奪它。再者，集體農場為其財產向國家投保了大約200億盧布的保險，而集體化的農民為其私人財產卻投保了210億盧布，這件事情是非常有啟發性的。如果這種關係並不一定是表示農民分開來說比起集體農場要富足些，那無論如何便是表示農民為其私人財產所保的險，比保他們公共財產的險更周到。

    從我們的觀點看起來，畜牧業的發展過程，也有同樣顯明的意義。1935年以前，馬的數目都不斷的減少，後來因為政府想了許多方法，去年才稍微增加一點，而去年牛的增加，卻已達到四百萬頭。1935年的養馬計劃，只實現了94%，而牛則大大地超過預定的數目。如果瞭解下一事實，則這些材料的意義便更加明顯：就是馬只是集體的財產，而牛則已經可以歸大多數集體化的農民私人所有。還有，在草原區域，集體化的農民例外地得到允許可以私有一匹馬，那裡馬的增加比集體農莊快得多，而集體農場又比國家農莊快一些。根據這些事實，自然不能就此推論，說私人的小經濟比大規模社會化的經濟要優勝一些，但我們卻可以這樣說：從私人的小經濟過渡到社會化的經濟，從野蠻主義過渡到文明，是包含了無數的困難，而這些困難又非採取純行政的壓力所能消除的。

    「法律永遠不能超過經濟結構以及為經濟結構所決定的文化發展之上」。土地的租賃雖然為法律所禁止，實際上是遍地盛行，而且是採取那種禍害最深的分享收成的形式。這一集體農莊的土地租給別的集體農莊，有時租給一個外人，有時則租給本農莊中那些更有企業心的莊員。說起來似乎令人不敢相信，國家農莊，亦即「社會主義的」企業，也實行土地的租借。而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這事情正發生在格別烏的國家農莊之內！在這個執法的高級機關保護之下，國家農莊的經理加在租佃的農民身上條件，幾乎是照抄從前地主與債奴的契約。現在我們已看到官僚怎樣剝削農民了，其剝削已經不是國家代理人的性質，而是半合法的地主的性質了。

    這種醜惡的現象，自然是無法加以統計的，我們一點也不用誇張它的範圍，但它巨大的象徵意義是令人一見就可以明白的。它無誤地證明：在這包含絕大多數人口並且現在還極端落後的經濟部門之中，資產階級的傾向是很強的。同時，雖然財產關係的結構是新的，但市場關係則不可免的要加強個人主義的傾向，和加深農村的社會分化。

    平均算來，每個集體農莊的收入大概是四千盧布。但是，這些關於農民的「平均」的數字，比起關於工人的，更帶欺騙性一些。例如，有人在在克里姆林宮作報告，說集體化的漁民在1935年的收入，二倍於1934年，即是每人得1919盧布。當提到後一數字時，得到熱烈的掌聲，這表示這一數字超過一般集體化的基本群眾的收入很多。另一方面，在有些集體農莊以內，攤到每個家庭的收入竟達到三萬盧布，並且還不算入從個人的土地所得的金錢與實物的收入，也不計算整個企業的實物收入。一般說來，這些大集體農民每個人的收入，比起「平均」工人的工資和低級的集體的農民收入，要超過十倍至十五倍。

    收入之差異，只有一部份是決定於勞動的熟練和勤奮。集體農莊和農民個人的土地，其所處的狀況必然是非常不平等的，要看氣候、土地、農作物的種類而定，同時距離城市和工業中心的遠近也有很大的關係。城市和鄉村的差別，在五年計劃之中，不僅沒有緩和，相反的，因為城市和新工業區域迅速發展的結果，而大大的尖銳化起來。蘇聯社會中這種基本的社會差別，主要因為有級差地租，必不可免的要在集體農莊相互之間和在集體農莊自身之內產生衍生的矛盾。

    官僚的無限制的權力，也是促使社會分化的同樣有力的武器。在它手裡，有這樣一些工具如工資、市價、稅收、預算和信貸等。中亞細亞的許多棉花集體農莊，它們的收入彼此相差很大，這主要是因為政府所規定的市價有差異，而較少關乎各集體農莊莊員的工作。人民中的某些階層被別的階層剝削的現象，並沒有消滅，不過遮掩起來罷了。幾萬「富裕的」集體化農場的繁榮，是藉著犧牲其餘的集體化農場和工業工人而得到的。要想把一切集體農場都發展到富裕的地步，比犧牲大多數人而專給少數人以特權，其任務不知要困難多少，而其時間也不知要延長多久。在1927年，左派反對派就已宣佈「富農的收入，比工人的收入增加得無比的多」，而這一申言現在還保存它的力量，雖然形式改變了。集體農莊的上層的收入，已經比下層農民和工人群眾的收入大無比地多。現在物質生活的差異，也許比起消除富農的前夕還要大一些。

    集體農莊內部分化的進行，一部份表現於個人的消費上；一部份則表現在依附於集體農莊的個人企業中，因為集體農莊本身的基本財產是社會化的。至於集體農莊與集體農莊之間的分化，現在已經有了更深刻的後果了，因為富足的集體農莊有機會多用肥料和機器，所以很快就變得更富一些。富足的集體農莊，常常從貧窮的農莊僱用勞動力，而官方也閉眼不問。價值不相等的土地分配給集體農莊，這使集體農莊之間的分化發展得更快，並且因此形成一種資產階級的集體農莊，這種農莊現在甚至叫做「百萬富翁的集體農莊」。

    自然，在農民分化的過程之中，國家政權可以作為調節器而出來干涉。但是採取甚麼方向呢？干涉的限度又是怎樣呢？攻擊富農集體農莊和莊員，就是表示與農民中間比較「進步的」階層重新衝突，這些階層的人，經過一段痛苦時期之後，現在才開始急切的感覺到需要一種「快樂的生活」。還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國家政權的本身現在愈發不能實行社會主義的監督了。在農業中也像在工業中一樣，它企圖在百萬富翁的集體農莊之中，在「農業中的史塔罕諾夫份子」裡面，得到友誼和支持。它當初所注意的是生產力的進步，到最後總是變成關心它本身了。正是在消費與生產聯繫得非常密切的農業之中，集體化遂為官僚的寄生主義開闢了無限的機會，並使官僚與集體農莊的上層份子相互結合起來。集體化的農民，在克里姆林宮莊嚴的會議中，向領袖們所呈獻的祝賀的「禮物」，不過是他們經常向地方當權者納貢的象徵的表現而已。

    這樣，低下的生產水平，不斷的與社會主義的甚至與合作社的（集體農莊）財產形式相衝突，這在農業中比在工業中尤為顯著。最後分析起來，官僚制度正是從這種矛盾之中產生出來的，而它轉過來又加深了這種矛盾。

    四　統治層的社會面貌

    在蘇聯的政治文件之中，你常常可以看到攻擊「官僚主義」的話，說它是一種壞的思想習慣或一種壞的工作方法。（這種攻擊常常是從上至下的，這正是上層自衛的一種方法。）但是你在任何文件中都看不到把官僚當作一個統治階層來考察的文字──你看不到它的數目和結構，它的血和肉，它的特權和貪慾，也看不到它從國民收入中吞掉多大一部份。可是，它是的確存在的。而它之這樣慎重地隱藏自己的社會面貌，就證明它已經具有一個統治「階級」的特殊的自覺，只是它對於自己統治的權利還缺乏自信。

    要想用確切的數字來形容蘇聯的官僚，是絕對不可能的，其理由有二：第一，在一個國家之中，政府既然是唯一的僱主，要分別甚麼是行政機關甚麼不是行政機關是很難的。第二，關於這個問題，蘇聯的統計家、經濟學家和政論家，都保持著特別的緘默。他們的「友人們」當然也學他們的榜樣。我們順便在此說一說，在那一千二百頁的大著作[28]中，韋布夫婦從沒有把蘇聯官僚當作一個社會範疇提出過。這並不足奇怪，因為根本上，他們是在官僚授意之下寫作的！

    按照官方的數字，1933年11月l日在國家中央機關主管的人員，約有五萬五千人。但是，在這個數字之中（近年以來這數字已有極大的增加），一方面還沒有包含海陸軍和格別烏，另一方面也沒有包含合作社和別的許多所謂社會組織如「國防航空化學工業會」的管理人員。此外，各加盟共和國又都有各自的政府機關。

    與國家、工會、合作社以及別的總機關相平行的（一部份是與它們相混合的），還有強有力的黨的機關。如果我們把蘇聯和各共和國的統治層人員估計為四十萬人，那是一點也沒有誇大的。而現在這個數字，很可能已經達到五十萬了。這還沒包括職員，僅僅只包括「顯貴的大人物」和「領袖」，即只包括真正的統治層，雖然它的本身又被許多重要的界限分成許多等級。

    這個五十萬人的上層，為一個巨大的行政的金字塔所支持著，其基礎是廣泛的和多方面的。各省各縣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以及與之相平行的機關如黨、工會、共青團、地方運輸機關、海陸軍的指揮部、格別烏的機關等──所有這些計算起來，有兩百萬左右的人員。此外，我們還不能忘記六十萬個鄉鎮蘇維埃的主席。

    在1933年，工業的直接管理是操在一萬七千個經理及副經理之手（沒有更新數字）。而工場（作坊）、工廠和礦山的管理和技術的全體人員，連工頭都算在內，大約有二十五萬人（雖然其中有五萬四千個專家並不帶有管理的職務）。我們還得加上各工廠中的黨部和工會機關，我們知道在工廠內，管理是採取「三角」形式進行的（即管理部，黨，工會）。所有全國意義的工業，其管理人員大概有五十萬，這個數目在現在不會是誇大的。我們還要加上各共和國和地方蘇維埃政府所辦的企業之管理人員。

    從另一面看起來，官方統計指出1933年，在全蘇聯經濟之中，有八十六萬以上的管理人員和專家──在工業方面，有四十八萬以上，在運輸方面，超過十萬，在農業方面九萬三千人，在商業方面二萬五千人。這些數字當然包括了沒有管理權力的專家在內，可是卻沒有包含集體農場和合作社。這些材料也是兩年半那麼久以前的。

    如果你只算主席和黨的組織者，那二十五萬個集體農莊就應當有五十萬的管理人員。實際的數目要大許多許多。如果你再加上國營農場和拖拉機站，那在社會化的農業之中，管理者的總數遠超過一百萬。

    在1935年，國家有十一萬三千家商店，有二十萬個合作社。這兩種機關的領袖，在本質上並不是商業僱員，而是國家的公務人員，並且還是壟斷者。甚至蘇聯報紙也時時埋怨「合作社的管理者已經不把合作社社員看成他們的選舉者了」──好像合作社的機構，在本質上可以與工會、蘇維埃和黨本身完全不同！這一整個的階層（我們把學生和教員放在一邊不算），其數目總在五六百萬之間，它並不直接參加生產的勞動，但是它管理、指揮、命令、寬恕和懲罰。這個總數和構成它的各個細目，都不能說是正確無訛，但是很可以當作初步的約數。這足以使我們明白：領導的「總路線」並不是一個脫離肉體的精神。

    在這個統治結構的各個層次上，從下而上，共產黨員所佔的百分比，從20%至90%不等。在整個官僚層之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要佔一百五十萬到二百萬人（最近，因為繼續清黨的關係，這個數目只會減少，不會增加）。這就是國家政權的背脊骨。這些共產黨團管理人員也是黨和共青團的背脊骨。以前的布爾什維克黨，現在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而是官僚的政治組織了。至於黨和共青團的其餘成員，只是形成這些「積極份子」的源泉，亦即是補充官僚份子的後備軍。那些非黨的「積極份子」，其功能也是一樣。我們可以假定，工人貴族和集體化的農民貴族，史塔罕諾夫份子，非黨的「積極份子」，以及他們的親信，親戚和姻親，他們的總數大概與我們所估計的官僚的數字相當，即在五六百萬之間，若再加上他們的家屬，那這兩個相互交錯的階層，會有二千萬到二千五百萬的人數。我們對於家屬人數的估計比較低，這是因為有時夫和妻，有時連上子女，都各在機關裡面佔據一個位置。並且，統治集團的妻子們，比起女工，尤其是比起農婦來，要限制她們家庭的人口是容易得多了。目前反墮胎運動是由官僚發起的，但是並不適用於他們自己。總之，12%，或者15%的人口，就是這個專橫的統治層之真實的社會基礎。

    只要獨享的房間、充足的食物和整潔的衣裳還只能為很少數人所享用時，那幾百萬的官僚，不管大的小的，首先便要運用他們的權力來保障自己的舒適生活。由此就產生官僚層的極端自利主義，例如，他們內部之堅固的團結，他們對於群眾怨望之害怕，他們之殘暴而堅決地壓制任何批評，以及最後他們對於「領袖」之虛偽的、宗教式的頂禮膜拜一一因為這個「領袖」能代表和保護這些新貴族的勢力和特權。

    官僚本身，比起無產階級或農民來，還更不一致。在鄉村蘇維埃主席與克里姆林宮的顯貴之間，隔著一道鴻溝。各種下級的官吏，其生活水平非常低下──比起西方的熟練工人的生活標準更低。但是一切東西是相對的，他們週圍人民的生活還更低下得多。集體農莊主席的命運、黨的組織者的命運，以及下級合作社人員的命運，與最高層的貴人的命運一樣，並不是決定於所謂「選民」的。為著安撫某些不滿起見，任何一個官員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被他的頂頭上司犧牲掉。但是，碰到機會，任何人又都可以上昇一級。這一切人，至少在末發生嚴重的事變以前，是同克里姆林宮有相互安全的保障關係的。

    在其生活狀況方面，統治層包含有許多的等級，從偏僻地帶的小資產階級生活，一直到大都會的大資產階級的生活。而習慣、興趣和觀念範圍，也與各自的物質狀況相適應。現在蘇聯的工會領袖，他們的心理形態，並不與西特令，朱奧和格里恩（皆英法美改良主義工會的領袖──譯者）等一干人有多大不同。辭令和術語自然是兩樣的，但對於群眾採取同樣鄙視的恩主的態度，同樣沒有良心狡猾地耍弄二流的手段，保守主義是一樣的，眼界之狹小是一樣的，非常關心他們自己的平靜生活是一樣的，最後，對於資產階級文化的一些最無聊的形式，又都同樣的加以崇拜。大多數蘇聯的將校軍官同世上別的地方也沒什麼不同，並且無論如何他們總盡力想模仿後者。蘇聯的外交家從西方外交家那兒所採用過來的，不只是他們的燕尾服，還有他們的思想方式。蘇聯的新聞記者之愚弄讀眾，並不亞於他們的外國同行，不過他們愚弄的方法比較特別。

    如果我們很難估計官僚的數目，那麼要確定他們的收入更是困難。早在1927年，左派反對派就抗議「那膨脹的和享特權的行政機關侵吞了很大部份的剩餘價值」。在反對派的綱領內，曾經估計過：單只商業機構就「侵吞了大量國民收入：即超過全部生產的十分之一」。從那次以後，當局就採取必要的辦法，使別人無法再做這種估計。但是，正因為那個原因，一般的管理費用沒有減少，只有增加。

    在別的方面，並沒有比商業方面好些。如拉可夫斯基在1930年所寫的；虧得黨的官僚與工會官僚一次偶然的吵嘴，人民才能從報紙上知道，在工會四億盧布預算之中，有八千萬是用在供養工會人員的。但是這不過只是一個合法的預算的問題。除此以外，工會官僚還從工業官僚方面得到許多表示友好的禮物，如金錢，住宅，以及交通用具等等。「有多少用去維持黨，合作社，集體農場，蘇維埃農場，工業的和行政的機關，以及它們一切分機關呢？」李可夫斯基這樣問道。他自己答覆說：「我們連假定的材料都得不到。」

    既然脫離了一切的監督，濫用職權的事就必不可免地要發生，金錢上的非法行為也是意中事。1935年9月29日，政府又一次不能不把合作社的工作不良問題提出來，經過莫洛托夫與斯大林的簽字證明「在許多鄉村消費合作社之中，發生無數的盜竊、浪費和損失。」在1936年1月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某次會議上，財政人民委員埋怨地方執行委員會容許完全任意的使用國家的公款。如果這位人民委員對於中央機關的情形不肯說一句話，那只是因為他自己是屬於這個圈子。

    要估計國民收入中有多少部份為官僚所吞用，是不可能的。這不單因為他們很謹慎的甚至隱藏他們合法的收入。這不單因為他們站在非法行為的邊界上，而且時常越過了那邊界，大大利用了各種沒有預見到的收入。主要的還因為社會福利、市政設施、安適、文化、和藝術等各方面整個的進步，主要的（如果不是完全的）還是為上層特權的階層所享受。

    關於官僚層的消費，我們只消作必要的修正，就可以把我們說過資產階級的話來說它。若誇大它對於個人消費品的慾望，那是沒有理由也沒有意義的。但是，如果我們注意到新的和舊的文化的收穫，差不多被它所獨佔享用了，那情形就根本不同了。在名義上，這些好東西當然是全部人口或至少是城市的人口都有份的。但實際上，人民只在例外情況才能得到。反之，官僚卻可以任意在任何時候使用它們，好像是自己的私產一樣。如果你不僅僅計算薪俸和一切實物的供給，以及種種半合法的補充的收入，並且還計算到官僚們和蘇聯貴族們在戲院、休息的豪華旅館、醫院、療養院、避暑地、博物館、俱樂部以及體育場所享受的特別待遇的話，那你大概要作出這樣的結論：即這15%至20%的人口所享受的財富，並不比其餘所有80%至85%的人口所享受的少多少。

    蘇聯的「友人們」要起來反對我們的數字嗎？好，讓他們提出別的更正確的數字來吧。讓他們去勸一勸官僚們公佈蘇聯社會的收支賬目吧。在他們未曾這樣做以前，我們還是堅持我們的意見。我們並不懷疑，現在蘇聯物品的分配，比起帝制時代要民主許多，甚至比西方最民主的國家也要民主許多。但是這仍舊說不上是甚麼社會主義的。

    第七章　家庭、青年與文化

    一　家庭中的熱月

    十月革命忠實地盡了它對婦女的義務。年青的政府不只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給她們同男子完全一樣的各種權利，而更重要的是，它盡了一切力量，比任何其他政府都盡了更多的力量，來保障婦女能從事一切形式的經濟和文化的工作。可是，最勇敢的革命，像「全能」的英國議會一樣，也不能夠把女人變成男人——或者不如說，不能使男女平均分擔懷孕、生產、哺乳和養育兒女的責任。革命作了一次英勇的努力來摧毀所謂「溫暖的家庭」——就是勞苦階級的婦女從童年到死亡在其中幹著奴隸般的苦工的那種陳腐、沉悶而停滯不前的制度。按照計劃，家庭這種封閉的小單位，要由社會一整套的服務和供應的設備來代替，如產科醫院、托兒所、幼稚園、學校、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急救站、醫院、療養院、體育館、電影院等。家庭的家務職能，若完全由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機構來執行，同時讓上下輩代的人都親密團結並且互相幫助，就會使婦女，因而也使相愛的夫妻，都擺脫千年的桎梏。一直到現在，這個問題中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四千萬蘇聯家庭，絕大多數仍然處於中世紀的狀態，婦女受奴役並且有歇斯底里症狀，兒童天天受著委屈，充滿女性和幼稚的迷信。因此我們不能有任何幻想。正由於這個原因，蘇聯在處理家庭問題的態度上的接連改變，才最足以說明蘇聯社會的真正性質及其統治層的演變。

    用猛烈手段一下子把舊式家庭廢除，已經證明不可能。這並不是因為缺乏意志，也不是因為家庭那麼深入人心。相反，經過一個短時期不相信政府及其托兒所、幼稚園之類機構以後，女工和比較進步的農民都瞭解到集體照管兒童以及整個家庭經濟的社會化的無數好處。不幸，社會確實太窮，也太沒有文化了。國家的實際資源與共產黨的計劃和願望不相稱。你不能「廢除」家庭；必須拿甚麼來代替它。婦女的真正的解放，在「普遍匱乏」的基礎上不可能實現。經驗很快就證明了馬克思在八十年以前所說明的這個嚴酷的真理。

    在貧困的那些年，工人以及他們一部份家裡人只要可能，都在工廠食堂或其他公共食堂吃飯，這情況官方認為是向社會主義的生活方式的一種轉變。現在用不著再花時間來說明軍事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以及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各自不同的特點。事實是這樣：自從1935年糧票制度取消後，所有境況較好的工人都回到自己家裡吃飯了。如果認為這種倒退是宣告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行，那是不正確的，因為總的來說，社會主義制度從來沒有實行過。但是工人和他們妻子對官僚所辦的「社會伙食供應」的批評，卻更足以令人羞愧得多。同樣的話也可以用來說公共洗衣房，在那裡，弄破和偷掉的衣服比洗乾淨的還要多。回到溫暖的家庭去吧！但是，演說家和新聞記者現在帶著幾分羞愧來鼓吹的在家做飯和洗衣，就是叫工人的妻子回到她們的鍋灶和洗衣盆旁邊，也就是回到原先的奴隸地位。共產國際關於「社會主義在蘇聯徹底而且不可逆轉的勝利」的決議，在工廠區的婦女聽起來是否很可信，的確是個疑問！

    農村的家庭，不僅與家庭工業而且與農業相聯繫著，比城市家庭更穩固也更保守得太多。只有很少數而且一般是很虛弱的農業公社，在初期就設立了公共食堂和托兒所。根據初期的宣告，集體化要發動在家庭方面決定性的改變。他們並非無緣無故地沒收了農民的牛和雞。無論如何，當時有不少關於公共食堂在全國農村順利發展的宣傳。但是，到退卻開始時，真相突然從這種浮誇的陰影中顯現出來了。農民從集體農莊所得到的，一般只有他自己吃的麵包和牲畜的飼料。肉類、乳製品和蔬菜，他差不多完全是從宅旁的自留地得來的。只要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是靠家庭單獨努力得來的，那就再不能談甚麼公共食堂了。這樣，極小塊的田地為家庭造成了新的基礎，給婦女加上雙重負擔。

    在1932年，全國托兒所能夠經常收容的兒童總數是六十萬，而當農忙的時候，也不過大約能收容四百萬。在1935年幼兒床的總數為五百六十萬，而屬於經常性的仍然只佔一小部份。況且，現有的托兒所，即使是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及其他中心城市的，一般也不能令最不挑剔人滿意。「一個托兒所，如果孩子在裡面覺得比在家裡還不如，那就不是托兒所，而是壞的孤兒院，」蘇聯某大報這樣抱怨。難怪那些境況較好的工人家庭都不送孩子進托兒所。但是對於基本的勞動群眾來說，就是這種「壞的孤兒院」的數目也是太少了。不久以前，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一個決議，棄兒和孤兒都要交給私人收養。這樣，官僚政府就由它的最高機關來承認了它在這項最重要的社會主義的職能上的破產。上幼稚園的孩童總數，在1930至1935的五年之間，從37萬升高118萬1千。1930年的數字小得厲害，但是1935年的數字在全蘇聯的家庭中，也不過是滄海一粟。如果進一步去調查，毫無疑問會表明：這些幼稚園之中主要的部份而且是比較好的部份，是屬於行政官吏、技術人員和斯塔漢諾夫工作者的家庭的。

    就是這個中央執行委員會，不久以前被迫公開證實了：「肅清無家可歸和無人照管的兒童的決議案，執行得很差。」在這不動感情的承認背後隱藏著什麼呢？我們只偶然從報紙用小字印出的評論中看到：在莫斯科，有一千多兒童生活在「特別困難的家庭環境中」；在首都那些所謂兒童之家，大約有一千五百無處可去的兒童被趕到街上；1935年秋季的兩個月裡，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有「七千五百父母被法庭傳訊，因為他們扔下孩子不管」。把他們帶上法庭有甚麼好處呢？有多少父母避免了被帶上法庭？有多少兒童生活於「特別困難的環境」還沒有記錄下來？特別困難的環境與簡單困難的環境有甚麼不同呢？這些都是還沒有解答的問題。兒童無家可歸，有明顯公開的，也有隱性的，很大部份的直接原因，是在社會大危機的過程中舊式家庭迅速瓦解，而新制度來不及代替它。

    就從這些偶然見到的報紙評論和刑事記錄的事件中，讀者可以發現蘇聯還有賣淫——-就是婦女為給錢的男人所做的極端屈辱的行為。例如去年秋天，消息報突然告訴讀者，在莫斯科逮捕了「多到一千名在無產階級首都街上秘密賣淫的婦女」。這些被捕者裡有177個女工，92個女雇員，5個大學女生，等等。甚麼原因驅使她們站到街上去呢？工資太少，貧困，想「弄點錢買件衣服，買雙鞋」。這種社會醜惡現象大概達到什麼程度，我們無法查明。莊重的官僚們命令統計工作者保持緘默。但是這種強迫的沉默本身，卻正好證明蘇聯的娼妓「階級」人數很多。在這裡，主要不可能是「過去的殘餘」的問題；娼妓來自年輕的一代人。當然，沒一個有理性的人，會認為這種與文明一樣悠久的痛心事應該特別由蘇維埃制度來負責。但是，在賣淫還存在的情況下談甚麼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原諒的。不錯，報紙只要奉准涉及這個棘手的問題時，總是說「賣淫日益減少了」。比起饑餓與衰落的那幾年（1931—1933），這可能是真的。但是，後來恢復了金錢關係並且取消一切直接分配的制度，必然要使流浪兒童和賣淫都重新增加。只要有特權者，就一定有賤民！

    大批兒童無家可歸，就是身為母親者生活困難的最明確、最悲慘的表徵。在這問題上，連一向樂觀的真理報也有時被迫苦著臉承認：「生孩子在許多婦女來說，是對她們境況的一個嚴重威脅。」正由於這個原因，革命政權才給予婦女墮胎權。不管那些閹人和老處女在這問題上說些什麼話，在窮困和家庭變故的情況下，墮胎權總是婦女最重要的公民、政治與文化的權利之一。然而，婦女這種本來夠悽慘的權利，在現實社會不平等的情況下，也正在變成一種特權了。零零碎碎洩露到報上的關於墮胎做法的消息，實在是驚人。僅僅在烏拉爾某區的一家鄉村醫院，在1935年就有「195個婦女被產婆弄成殘廢」，其中33個是女工，28個女雇員，65個集體農莊成員，58個家庭主婦，等等。這個烏拉爾地區與大多數其他地區所不同的，只不過是它的消息碰巧上了報。在全蘇聯的範圍內，每天有多少婦女成了殘廢呢？

    國家表明了它沒有能力為那些不得不墮胎的婦女提供必要的醫療服務和衛生設備之後，就來一個路線大轉變，走上禁止的道路。正像在別的方面一樣，官僚們把不得已的事情當作好事。蘇聯最高法院的法官索爾茲，一個婚姻問題的專家，認為即將禁止墮胎所根據的理由是：在沒有失業等等事情的社會主義社會裡，婦女沒有權利拒絕「當母親的快樂」。教士的哲學再加上憲兵的權力。我們剛聽到執政黨的中央機關報說：生孩子在許多婦女（更正確點，應該說絕大多數婦女）來說，是「對她們境況的一個威脅」。我們剛聽到蘇維埃最高機關說：「肅清無家可歸和無人照管的兒童的決議案，執行得很差」，這毫無疑問意味著無家可歸的情況又增加了。可是現在蘇聯最高法院的法官卻告訴我們：在一個「生活快樂」的國家，墮胎應該受監禁的處罰，完全像在生活悲慘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事先就可以知道，在蘇聯和在西方一樣，會落到獄吏爪中的，主要是那些很難隱瞞自己的麻煩事的女工、女僕、和農民妻子。至於那些光顧精緻的香水和其他好東西的「我們的婦女」，卻會就在寛容的法官的鼻子底下照舊幹她們認為必要的事。「我們需要人」，索爾茲這樣說，他閉起眼不看無家可歸的兒童。「那麼就請你們自己去生吧」，千百萬勞苦婦女要不是被官僚封住了嘴巴，就會給高級法官這樣的回答。這些老爺似乎完全忘記了：社會主義是要消除那迫使婦女墮胎的原因，而不是借助於討厭的警察干預到每一婦女最隱密的生活領域來強迫她享受「當母親的快樂」。

    禁止墮胎的法律草案交給了所謂全民討論。即使經過蘇聯報刊的嚴密篩選，還是有許多辛酸的抱怨和受抑制的抗議洩露了出來。討論突然停止，就像突然宣佈開始一樣。6月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把這可恥的草案變成三倍可恥的法律。連一些官方的辯護士也感到困惑。路易斯．費希爾認為這項立法具有某種可悲的誤會的性質。其實，這個對付婦女（貴婦除外）的新法律，是熱月反動的自然而合乎邏輯的結果。

    家庭的勝利復位，與盧布的復位同時發生（真是天緣巧合！），原因是國家在物質和文化方面的破產。領導人不是公開說：「我們實在還是太窮，也太無知，所以不能在人與人之間建立社會主義的關係，我們的子孫會實現這目標」，而是強迫人民把破碎家庭的外壳重新黏合起來，不僅如此，還用嚴刑重罰來強迫人民承認這就是勝利的社會主義的神聖核心。很難用眼睛測量出這種倒退達到什麼程度。

    每個人和每樣東西都拉進了新路線：立法者和文學家，法院和民兵，報紙和教室。有個天真老實的共青團員在他的卷子上大膽地寫道：「你們不如去努力解決婦女怎樣才能擺脫家庭控制的問題」。他得到的答覆是幾下重重的耳光，於是—沈默了。共產主義的基本知識被宣佈為「過左」。無文化的庸俗之徒的愚蠢而腐朽的偏見，卻以新道德的名義復活了。在這個廣闊無垠的國家的一切角落的日常生活中究竟發生著甚麼事情呢？報刊只是輕微地反映出家庭領域中熱月反動的深度。

    由於傳佈福音的崇高熱情是隨著罪惡的生長而生長的，所以第七誡（基督教的第七誡是不可姦淫—中譯者注）正在統治層中大為流行。蘇聯的道德家只要稍微把辭句改變一下就行。一場反對太多、太輕易離婚的運動展開了。立法者的創造性思想已經發明一種「社會主義性質的」辦法，就是離婚登記要交錢，而一再離婚的交費要更高。我們在上面說過，家庭的復活與盧布的教育作用的增加是攜手並進的，這話不是無故而說的。毫無疑問，征稅使那些難於拿出錢來的人難於登記。對於上層，我們可以希望，那稅款不會成為甚麼難事。況且，那些有漂亮房子、汽車和別的好東西的人，他們處理私事可以不讓外人知道，所以也不必登記。只有在社會的底層，賣淫才有悲慘和屈辱的性質。在權力與幸福結合在一起的蘇聯社會的高層，賣淫採取優美的形式，算是互惠服務的小事，甚至還顯出「社會主義家庭」的樣子。我們已經聽索斯諾夫斯基說過「汽車-女人因素」對於統治層的墮落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那些抒情的、學院派的以及其他類型的「蘇聯友人」，長眼睛為的是看不見東西。十月革命所訂立的婚姻和家庭的法律，曾經是值得引以為榮的，現在卻正在被改造，被從資產階級國家的法律寶庫借來的東西弄得殘缺不全了。好像故意使背叛帶上嘲笑的意味，從前為支持無條件自由離婚和墮胎而提出來的那些論據，如「解放婦女」、「保障個人權利」、「保護母性」，現在又用來支持對離婚和墮胎加以限制和完全禁止了。

    這種倒退不僅顯示令人厭惡的虛偽性，而且是退到了比經濟上所必要的還遠得太多的地步。除了客觀的原因使得離婚瞻養費之類的資產階級的方式恢復過來以外，又有了統治層的社會利益需要去深化資產階級的法律這個因素。造成目前這種家庭崇拜的最強烈的動機，無疑是官僚們需要一種穩定的等級關係，並且需要由四千萬個支持權威和勢力的家庭來管束青年。

    當政府仍然希望把教育青年一代的工作集中在國家手裡的時候，政府不僅不去注意維持「長者」的權威，尤其是母親和父親的權威，反而盡力使兒童和家庭分開，保護他們，免得受到停滯不前的生活方式的傳統影響。不久以前，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學校和共青團還在利用兒童來揭發、羞辱以及一般地「重新教育」他們好酒的父親或信教的母親——-至於成功多少，那是另一問題。無論如何，這辦法是為了根本動搖父母權威的。在這個並非不重要的領域，現在也急遽轉向了。同第七誡一起，第五誡（即孝敬父母——中譯者注）也充分恢復它的權利了，雖然還沒有提到上帝。但是法國的學校也可以不用上帝的幫助，還是很成功地灌輸了保守主義和墨守成規。

    由於關心老一輩人的權威，已經引起宗教政策的改變。否認上帝以及他的幫助和奇蹟，是革命政權分化兒童和父母的最尖銳的武器。反教會的鬥爭，在雅洛斯拉夫斯基那樣的人物領導之下，由於跑到文化發展、嚴肅宣傳和科學教育的前頭，常常墮落成為滑稽劇和惡作劇。衝擊上天，像衝擊家庭一樣，現在已經停止了。官僚們關心他們的身份名譽，已經下令叫青年的「無神論者」放下鬥爭的武器，坐下來讀他們的書。關於宗教問題，正在逐步建立一種具有諷刺意味的中立制度。但這只是第一階段。如果事情的發展只決定於當權者，那是不難預料第二和第三階段的。

    流行意見的虛偽性，無論在甚麼地方總是發展成為社會矛盾的平方或立方。如果把意識形態的歷史法則翻譯成數學的語言，大概就是這樣的。社會主義，如果名實相符，就表示人與人的關係中沒有貪婪，友誼之中沒有嫉妒和陰謀，愛情之中沒有卑鄙的計算。官方的學說宣稱，這些理想的標準已經實現了。現實越是對這種宣稱高聲抗議，官方就越是堅持這種說法。例如1936年4月所通過的共青團的新綱領說：「在男女真正平等的基礎上，一種新家庭正在形成，蘇維埃國家關心它的發展。」一個官方評論又補充說：「我們的青年在選擇終身伴侶（妻子或丈夫）時，只有一種動機，一種推動力，就是愛情。資產階級式的金錢勢利婚姻，在我們正在成長的青年一代裡是不存在的。」（1936年4月4日的《真理報》）就普通男女工人來說，這是大體上真實的。但是「金錢婚姻」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裡也比較少見。中上層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新的社會結合自動地在私人關係上打下烙印。權力和金錢在性關係上所造成的罪惡，在蘇聯官僚的隊伍中大量滋生，好像給自己定下了目標，要在這方面超過西方資產階級。

    根據蘇聯報紙自己偶然或者不可避免的坦白承認，與剛才提到的《真理報》的說法完全相反，「勢利婚姻」現在是完全復活了。資格、工資、職業，以及軍服上金線的數目，這些東西的意義現在日益增加了，因為它們關聯到鞋子、皮大衣、房屋、浴室等等問題，還有最後的夢想：汽車。僅僅為了爭一個房間，每年在莫斯科就結合或拆散不少夫妻。親戚問題有了特別重大的意義。如果岳父是司令官或者有勢力的共產黨員，如果岳母是達官貴人的姊妹，那是很有用的。我們能夠覺得奇怪嗎？能夠不是這樣嗎？

    蘇聯這部大書裡很富有戲劇性的各章之中，會有一章是許多家庭的分解和破碎的故事。那些家庭，丈夫是黨員、工會工作者、軍隊指揮員或者行政人員，他們成長和發展起來，並且獲得了生活上新的愛好，而妻子則被家庭壓倒，停留在原先的水平上。兩代蘇聯官僚的生活道路上，佈滿了妻子被拋棄和冷落的悲劇。在新起的一代，現在又可以看到同樣的現象。所有最粗暴最殘忍的事，也許都發生在官僚的最高層，他們大多數人都是沒有什麼文化的暴發戶，他們自以為可以為所欲為。檔案和回憶錄將來總有一天會暴露出：那些當作福音來宣傳家庭道德和強制性的「做母親的快樂」的人們，在同妻子和一般婦女的關係上，犯了不折不扣的罪行，因為他們的地位才免於受法律制裁。

    的確，蘇聯婦女現在還沒有自由。到現在為止，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主要是給予上層婦女的，就是給了在官場、技術、教育以及一般屬於腦力工作方面的代表人物，而給予女工的則少得太多，農村婦女就更少了。只要社會還不能把主婦在物質方面照料家人的責任承擔起來，做母親的人想要成功地擔任一種社會的職務，就必須使用白人奴隸，例如保母、女僕、女廚等。在構成蘇聯人口的四千萬家庭之中，有百分之五，也許有百分之十，是把「家政」直接或間接建立在家庭奴隸的勞動上面的。若對蘇聯的僕人數目作一次準確的調查，那對於社會主義式的評估蘇聯婦女地位會有重大的意義，等於整套蘇聯法典，不管這法典是多麼進步。但正是由於這原因，蘇聯的統計才把僕人隱藏在「女工」或「其他」的名義下面了！一個家庭的女主人如果是受人尊敬的共產黨員，有廚子，有電話可以叫商店送貨，有汽車供差遣等等，她的處境與女工簡直完全不一樣，因為女工必須跑腿去商店，親自做飯，帶著孩子走路上幼稚園—如果有幼稚園可上的話。任何社會主義的標簽都不能掩蓋這種顯著的社會差別。這種差別的明顯程度，比起任何西方國家裡資產階級貴婦與無產階級婦女之間的差別，一點也不低。

    真正的社會主義家庭，社會將使它免除掉種種令人難以忍受和感到屈辱的日常事務所造成的煩惱，所以完全不需要任何嚴格管理；什麼墮胎和離婚的法律，在那環境裡讓人聽起來的感覺，不會比回想到妓院或者用活人作犧牲去祭神好一點。十月革命的立法朝這種家庭的方向邁出了大膽的一步。經濟和文化上的落後性造成了悲慘的反動。熱月的立法正在往資產階級模式撤退，同時用談論「新式」家庭的神聖性的虛偽演說來掩飾它的撤退。在這問題上，社會主義的破產也是用虛偽的體面掩蓋著。

    有些誠實的觀察者，特別是在兒童問題上，看到崇高的原則與醜惡的實際那麼明顯的不符，感到震驚。光是採取那麼猛烈的刑事措施來對付無家可歸的兒童，就足以讓人覺得，保護婦女和兒童的立法純粹是偽善。有一種相反的觀察者，他們受那妝扮成為法律和行政制度的思想所顯示出來的寛宏而高尚的氣派欺騙了。這些樂觀主義者見到赤貧的母親、妓女和無家可歸的兒童，就對自己說：物質財富再進一步增長，就會使社會主義法律逐漸有血有肉。要斷定這兩種態度哪一種的錯誤更大和更有害，真不容易。只有患了歷史盲目症的人才看不見：這社會計畫是多麼寛宏大膽，發展的初期階段有多麼重大的意義，以及這計畫打開了多麼大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對那些採取消極而且本質上是冷漠的樂觀態度的人，無法不感到憤慨：那些人閉眼不看社會矛盾的增長，用遠望未來安慰自己，至於開啓未來的鑰匙，他們恭恭敬敬地提議繼續讓官僚掌握。好像男女權利的平等並未變成了男女權利都被官僚剝奪的平等！好像甚麼經書上堅決保證了：蘇聯官僚不會用一種新的壓迫來代替自由！

    男人怎麼奴役女人，剝削者怎麼壓迫男女雙方，勞動者怎麼不惜流血以擺脫奴隸地位，結果只不過把鎖鏈換了另一條——-歷史給我們講了許多關於這一切的故事。基本上，歷史並沒有告訴我們別的東西。但是怎樣實際上把兒童、婦女和人類解放呢？關於這，我們還沒有可靠的模型。一切過去的歷史經驗，完全是消極性的，要求勞動者至少，並且首先，要堅決地不信任一切享有特權而不受監督的監護人。

    二　反青年的鬥爭

    每一個革命的政黨，都是從新興階級的青年一代中得到主要的支持。政治的衰敗，首先就表現為喪失把青年吸引到自己旗幟下的能力。那些相繼退出舞台的資產階級民主政黨，不得不把青年交給革命或交給法西斯主義。布爾什維克還在地下的時候，一直是青年工人的政黨。孟什維克則依靠工人階級上層比較體面的熟練工人，一直以此自豪，並且看不起布爾什維克。後來的事變，嚴酷地向他們證明了他們的錯誤。在決定關頭，青年人帶領著比較成熟的階層甚至連老年人也領著一齊走。

    革命給了新的蘇維埃一代人一個強有力的歷史的推動。它一下使他們脫離了保守的生活方式，並且向他們透露了那個大秘密（辯證法的第一個秘密）：地球上沒有一件事物是不變的，而社會是由可塑的材料造成的。根據我們這時代的事變來看，所謂種族類型不變的理論是多麼愚蠢！蘇維埃聯邦是一個巨大的鎔爐，在其中，幾十種民族的性格都鎔化在一起。關於「斯拉夫靈魂」的神秘信仰，像浮渣一樣正在消失。

    但是革命給予青年一代的推動，還沒有在相應的歷史事業之中表現出來。不錯，青年人在經濟領域內非常活躍。蘇聯有七百萬工人年齡在23歲之下：工業部門有三百一十四萬，鐵路有七十萬，建築業有七十萬。在新興的大工廠裡，大約一半工人是青年。目前有一百二十萬共青團員在集體農莊裡。最近幾年，好幾十萬青年團員被動員去作建築工作，砍伐木材，挖掘煤礦、開採金礦，到北極、庫頁島或到阿穆州去，那裡有個新城市叫做「共青團城」正在建築中。從新的一代中湧現突擊隊、優秀工人、斯塔漢諾夫工作者、工長以及下級行政人員。青年人都在學習，而且其中相當大部份在刻苦地學習。在體育領域最大膽或是最軍事化的方面，如跳降落傘和射擊，他們也很積極或更為積極。進取而勇敢的青年都去參加各種危險的遠征。

    「我們大部份青年都渴望去有困難的地方工作」，著名的北極探險家史米特這樣說。這毫無疑問是真的。但是在一切領域，革命後的一代人仍然處於受監護的地位。上面的人告訴他們做什麼和怎樣做。政治作為最高的指揮形式，仍然完全掌握在所謂「老衛兵」的手中，這些老兵在一切向青年發表的熱情而且往往帶有討好意味的演說之中，都很警覺地保衛著他們自己的壟斷權。

    恩格斯並不認為在國家還沒有消亡的時候，這就是說，各種各樣的警察壓迫還沒有讓受過教育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自我管理來代替的時候，社會主義社會就會實現，他把完成這一任務的責任交給青年一代，「他們將在新的、自由的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能夠拋棄這一切國家主義的廢物。」列寧加上他的意見：「……拋棄所有種類的國家主義，連民主共和國的國家主義也包括在內。」在恩格斯和列寧的心中，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前途大致是這樣的：奪取了政權的那一代，即「老衛兵」，開始消滅國家的工作；下一代完成它。

    實際情況怎樣呢？蘇聯人口的43%是在十月革命以後出生的。如果你拿23歲作為兩代人的分界線，那麼，蘇聯人口的50%以上還沒有到達這個界線。因此，全國大部份人憑個人回憶所知道的制度，只有蘇維埃制度，沒有其他。但是，正是這新的一代人，並不是如恩格斯所設想那樣，在「自由的社會環境」中形成的，而是在統治層的不可忍受而且不斷加強的壓迫之下形成的，這個統治層，根據官方編造的說法，是由那些完成了大革命的人所組成的。在工廠、集體農莊、軍營、大學、中小學教室、甚至在幼稚園，如果不在托兒所的話，都把人的最大光榮宣告為對領袖的個人效忠和無條件服從。近來許多教育性的警句和格言，很像是從戈培爾（德國納粹黨的宣傳部長—中譯者注）那裡抄來的，如果戈培爾自己不是從斯大林的合作者那邊抄來大部份的話。

    學生的學校生活和社會生活，充滿了形式主義和虛偽性。兒童學會從頭到尾坐著捱過無數死氣沈沈的會議，照例有不可缺少的名譽主席團，有對親愛領袖們的歌頌，以及預先消化過而且合乎正道的辯論，辯論時完全按照長輩的做法：說的是一套，想的是另一套。最天真的那部份學校兒童想在這塊多管閒事的沙漠裡創造一塊綠洲，遭遇到嚴厲的壓制。格別烏經過它的代理人，把出賣和告密這類令人厭惡的腐敗行為介紹到「社會主義的學校」裡去了。比較有思想的教師和兒童讀物作家，雖然被迫裝出樂觀的樣子，然而在這種摧毀學校生活的壓迫、虛偽和厭倦的精神環境中，還是不能永遠隱藏他們的恐懼。新的一代由於沒有階級鬥爭和革命的經驗，就只有在蘇維埃民主的條件下，只有自覺地研究過去的經驗和現在的教訓，才能夠成熟起來而獨立地參加國家的社會生活。獨立的性格像獨立的思想一樣，沒有批評是不能發展的。可是蘇聯青年卻根本不容許有起碼的機會來交流思想，犯錯誤，以及做試驗並改正他們自己的和別人的錯誤。一切問題，連他們自己的問題在內，都由別人給他們做了決定。他們所做的只是執行這些決定，並且歌頌那些做決定的人。對於每一句批評的話，官僚都加以殘酷的壓迫。青年隊伍中所有傑出又不肯屈服的人，都被系統地摧殘掉、壓制住或者肉體上消滅掉。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千百萬共青團員之中，竟連一個大人物都沒有冒出來。

    投身於工程、科學、文學、體育或弈棋的事業，都可以說青年是獲得鼓勵去奔向遠大前程。在所有這些方面，青年同底子不足的老一代相競爭，往往並駕齊驅或者勝過他們。但是，一碰到政治，青年就燒傷手指。這樣，他們只有三條路可走：加入官僚層去尋求個人的成功；或者默默地忍受壓迫，退避到經濟工作、科學工作或者他們自己瑣碎的私人事情方面；最後一條可能的路則是進入地下，為了未來而學習鬥爭並且鍛煉性格。向官僚層鑽營的道路，只有很少數人可以走。在另一極端，也只有很少數人走進反對派的隊伍。中間的人，即絕大多數，則是很混雜的。但是，這群青年裡面，在鐵的壓迫之下，正發生著一種意義極為重大的隱蔽著的變化，這變化要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蘇聯的未來。

    內戰時期的禁慾傾向，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讓位於一種比較注重物質享受的、且不說是貪婪的情緒。第一個五年計劃又變成一個非自願的禁慾的時期——-但這時只有群眾和青年方面是如此。統治層則已經堅定地站在個人發達的立場了。第二個五年計劃毫無疑問帶來一種反對禁慾主義的強烈反動。廣大的人群，特別是青年，都變得對個人的發展關心起來。事實卻是，蘇聯新的一代裡面，只有很少數有辦法爬到群眾之上並且能夠儘量去適應統治層的人，才可以得到富裕和發達。官僚方面則正在有意識地發展並且挑選著黨的核心成員和追求升官發財的分子。

    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代表大會上（1936年4月），主要的發言人說：「貪圖利益、庸俗小氣和卑鄙自私，都不是蘇聯青年的品性。」這些話聽起來，與當時主要的口號「富裕美妙的生活」，與計件工資、獎金和勳章等等辦法，非常不和諧。社會主義並不是禁慾的；恰恰相反，它十分敵視基督教的禁慾主義。它還敵視一切宗教，因為它所信的是這個現實的世界，而且只信現實的世界。但是社會主義的世俗價值觀是分等級的。人的個性開始向往社會主義，並不是由於在意富裕的生活，反而是由於不在乎它了。然而，沒有一代人能夠超越他們自己。目前的整個斯塔罕諾夫運動就是建築在「卑鄙自私」的基礎上。衡量成功的標準——-賺了多少褲子和領帶——-所證明的恰好就是「庸俗小氣」。就算這個歷史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好吧。那還是要如實地看待它。市場關係的恢復，毫無疑問讓個人有了機會顯著地富裕來。蘇聯青年大批湧向工程類的職業，與其說是因為受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吸引，倒不如說是因為工程師掙的錢比醫生或教師多太多。這種傾向在精神壓迫和思想反動的環境中滋長起來，加以上層對升官發財的本能還有意地放縱，那時所謂「社會主義文化」的傳播，往往變成了極端反社會的利己主義的教育。

    然而，如果把青年說成是完全或主要受著個人利益支配，那就是公然誹謗了。不是的，整體來說，他們是高尚、勇於服務、並且有進取心的。升官發財主義只是從上面來污染著他們。在他們的心靈深處，藏有各種尚未定型的英雄主義傾向，只等機會發揮出來。主要正是這種情緒，滋養著最新的蘇聯愛國主義。毫無疑問，它是非常深刻、真誠而且有活力的。但是，就在這種愛國主義裡面，也有一道裂縫把青年和老人分開。

    青年健全的肺，無法忍受在那種與熱月反動分不開的虛偽空氣之中呼吸，而熱月反動還不得不披著革命的外衣。社會主義標語和實際生活之間太不和諧，損害了人們對官方教規的信仰。有相當大一部份青年以輕視政治、以粗野放蕩為榮。在許多情況下，或許是大多數的情況，這種漠不關心和玩世不恭的態度，正是不滿的最初表現，也是自己暗中想要獨立起來的最初表現。共青團和黨把幾十萬青年開除、逮捕和流放，其中有「白黨分子」和「機會主義分子」，也有「布爾什維克列寧派」，這證明左右兩方面自覺的政治反對派的源泉並沒有枯竭。恰恰相反，最近幾年這些源泉正在以新的力量冒起泡來。最後，那些比較沒有耐性、脾氣暴躁，失掉平衡，在利益和情感上受了傷的人，就把自己的思想轉向恐怖主義的復仇。大體上，蘇聯青年政治情緒的光譜就是這樣。

    蘇聯的個人恐怖的歷史，清楚地標出國家一般演變的各個階段。在蘇維埃政權的初期，在內戰還未結束的氣氛中，恐怖行為是白黨和社會革命黨幹的。到過去的統治階級對於復辟失去了希望的時候，恐怖主義也消滅了。富農的恐怖，其回聲到最近還可以聽到，一直帶著地方性，是反蘇維埃制度的游擊戰爭的補充。至於最近爆發的恐怖主義，既不是依靠舊統治階級，也不是依靠富農的。最近這一期的恐怖主義者，完全來自青年一代，來自共青團和共產黨，而且並不少見還是統治層的子弟。雖然這種個人恐怖行為完全不能解決它所要解決的問題，畢竟是有極為重大的象徵意義。它表明官僚與廣大人民，特別是與青年，有極為尖銳的矛盾。

    經濟冒險，跳降落傘、北極探險、故意顯示的漠不關心、「浪漫的流氓行為」、恐怖主義的情緒，以及個人恐怖行為——-所有這些合起來，正在準備著爆發一場青年一代反對老年人那種不可忍受的管教的鬥爭。一場戰爭毫無疑問可以作為一個出口，讓積壓的怨氣排泄出去，但是不會長久。在戰爭中，青年人很快就會得到必要的戰鬥精神以及他們現在不幸最缺乏的威信。同時，大多數「老人家」的聲望將受到不可補救的損傷。一場戰爭頂多只能給官僚統治一個延期解決的機會。隨後的政治衝突將會更加尖銳許多。

    如果把蘇聯根本的政治問題簡化為兩代人的問題，當然是片面的。老年人裡面，公開和暗中反對官僚層的人有的是，同樣，青年人之中，也有好幾十萬純粹的應聲蟲。但是，不管對統治層地位的攻擊是來自何方，來自左方還是右方，攻擊者的主要力量總是來自那被剝奪了政治權利而受到壓迫並且感覺不滿的青年人。官僚們非常了解這一點。一般說來，他們對於任何威脅到他們的統治地位的事情，都極度警覺。所以，為了預先鞏固他們的地位，官僚們自然建立起主要的戰壕和堅固的堡壘以抵禦青年的一代。

    我們已經提到，1936年4月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了共青團第十次代表大會。自然，在這會上沒有任何人費心解釋：為甚麼違反章程，大會隔了整整五年才召開。而且，很快就明白了：這個經過細心甄別和挑選的大會在這時候召開，目的完全是為了剝奪青年人的政治權利。按照新的章程，共產主義青年團現在甚至於在法律上也無權參加國家的社會生活。今後它唯一的活動範圍，就是教育和文化訓練。青年團的總書記根據上級命令在他的演說中宣佈：「我們必須….停止唧唧喳喳，談論工業和財政的計劃，談論降低生產成本、經濟核算、農作物播種，以及國家的其他重要問題，好像這些問題要由我們來決定似的。」全國人民也許要跟著說最後這句話：「好像這些問題要由我們決定似的！」那傲慢的訓斥，「停止唧唧喳喳！」，儘管是在這麼馴服的一個大會上，也沒有受到熱烈歡迎。如果你想起下述的情況，就會覺得這個訓斥更值得注意了：蘇聯法律規定18歲為政治成熟的年齡，凡達到這年齡的青年男女都有選舉權；而共青團的年齡限制，根據原先的團章，是23歲，實際上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團員是超過這個年齡的。這次大會同時採取了兩項改革。它正式承認超齡團員是合法的，這樣就增加了共青團員中的選民數目；但同時它又剝奪這整個組織的政治權利，不但不許它闖入一般的政治領域（關於這點從來都不成為問題！），而且連當前的經濟問題也不許它過問了。過去的年齡限制之所以取消，是因為從青年團員轉為黨員，過去幾乎是自動的過程，現在已經弄得非常困難了。這次取消政治權利的最後殘餘，連表面的殘餘也取消掉，是因為想把青年團最後完全變成已經徹底清洗過的黨的奴僕。這兩項措施雖然明顯地相互衝突，卻是產生自同一根源，就是官僚對青年一代的害怕。

    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者，根據他們自己的聲明，是來執行斯大林的明確指示的。他們這樣聲明，是為了預先防止有可能發生辯論。他們以驚人的坦白態度解釋這次改革的目的：「我們不需要任何第二黨」。這種說法泄露了這樣的事實：統治集團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如果不被堅決地扼制住，就有變成第二黨的危險。另一個演說者仿佛有意來說明這種可能傾向的性質，帶著警告的口吻說：「不是別人，正是托洛茨基本人，有個時期企圖蠱惑青年，拿反列寧主義和反布爾什維克的思想來鼓動青年建立第二黨，等等」。這位演說者所提到的歷史，有時代上的錯誤。實際上，托洛茨基「有個時期」只是提出警告說：如果政權更進一步官僚化，將不可避免與青年決裂，而有產生第二黨的危險。但是沒關係：事情的發展證實了這個警告，因此就把這警告變成了綱領。墮落的黨只對追求升官發財的人還有吸引力。誠實而有思想的青年男女不能不厭惡那種拜贊廷式的奴顏婢膝，那種掩蓋著特權和任性的虛偽言詞，那些平庸的官僚相互吹捧的大話：厭惡所有這些沒本領上天摘星星所以往自己的身上貼滿星花的首長們。現在已經不像十二三年前一樣，只是第二黨的「危險」的問題，而是第二黨（作為能夠繼續推進十月革命的事業的唯一力量）的歷史必要性的問題了。共青團章程的修改，儘管加上新的警察威脅，當然阻止不了青年在政治上成熟起來，也不能防止他們與官僚發生敵對性的衝突。

    如果發生巨大的政治動亂，青年會走上哪條道路？他們會把自己的隊伍集合在什麼旗幟之下？現在沒有人能夠對這個問題作確定的答覆，青年自己尤其不能。各種互相矛盾的傾向都交集在他們心中。歸根結底，主要的群眾怎樣集合，要由世界性重大的歷史事變來決定，由戰爭，由法西斯主義新的勝利，或者相反，由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來決定。無論如何，官僚將要發現，這些被剝奪權利的青年代表著爆炸威力巨大的歷史炸藥。

    1894年，俄羅斯的專制政權經過年青皇帝尼古拉第二的嘴巴，用一句有名的話答覆那羞怯地夢想參加政治生活的地方自治局：「毫無意義的幻想！」1936年，蘇聯官僚給青年一代還很模糊的要求的答覆，是更加粗暴的大喝：「停止唧唧喳喳！」這句話也會變成具有歷史意義。斯大林政權要為這句話付出的代價，可能不比尼古拉第 二為首的政權所付的低一點。

    三　民族與文化

    布爾什維主義對民族問題的政策，在保證了十月革命的勝利之後，又幫助蘇聯在內有離心力量、外有敵對環境的情況下堅持下去。國家的官僚化墮落，像一塊大石頭，壓在民族政策上面。正是因為民族問題，列寧想在1923年春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上發動對官僚、特別是對斯大林的第一場戰鬥。但是在大會舉行以前，列寧就永遠離開隊伍了。他那時所準備的文件，到現在還被檢查官禁止發表。

    革命所喚起的各民族的文化要求，需要盡可能廣泛的自治權。同時，工業的發展，只有全蘇聯各部份都服從一個集中的總計劃才能夠成功。但是，經濟與文化並不是互相隔絕的。文化自治和經濟集中這兩種傾向，自然有時會發生衝突。然而兩者之間的矛盾決不是不可調和的。雖然不可能有一勞永逸的現成公式來解決問題，但是還可以依靠有利害關係的群眾自己有彈性的意志來解決。只有群眾自己實際參加有關他們命運的管理工作，才能在每一新的階段上，在經濟集中的正當要求與民族文化的活的吸引力之間，劃出必要的分界線。困難在於：蘇聯各民族區域的人民的意志，現在完全被官僚層的意志代替了，而官僚層處理經濟和文化問題，都是從行政的方便和統治層的特殊利益的觀點出發的。

    不錯，在民族政策的領域，像經濟領域一樣，蘇聯官僚還繼續做著一部份進步的工作，雖然間接成本的耗費很不少。在蘇聯各落後民族中尤其是這樣，這些民族還必須經過一個比較長的時期，來輸入、模仿和吸收一些已經存在的東西。官僚正在架設一道橋樑，讓這些落後民族得到資本主義文化（一部份甚至是前資本主義文化）的基本好處。對許多領域和許多民族來說，蘇維埃政權現在所做的工作，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像是在完成彼得第一及其同僚對老莫斯科國所做的歷史性工作，不過規模更大而速度更快。

    在蘇聯的學校裡，上課所使用的語言不下八十種。其中大部份還須創造新的字母，或者用比較民主的拉丁字母來代替極端貴族氣的亞洲式字母。報紙也是用同樣多的文字出版，這些報紙第一次使農民和牧民知道人類文化的基本觀念。在沙皇帝國遙遠的邊疆，本地的工業正在興起。半宗法的古老文化正在被拖拉機破壞。隨著居民識字，科學的農業和醫藥也出現了。這種提升新的人類階層的工作，具有難以估計的無比重大的意義。馬克思說得好：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

    但是最強有力的火車頭也不能做出奇蹟。它不能改變空間的規律，而只能使運動加快。現在還必須教幾千萬的成年人認識字母、讀報、或者遵守簡單的衛生規則，這就表明，還要走多麼長的路，才能夠真正提出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問題。例如，報刊告訴我們，在西伯利亞的西部，奧羅特人從前不懂得什麼叫作洗澡，現在「許多村莊有了澡堂，他們有時走三十公里路去洗澡。」這個極端的例子，雖然代表的是最低的文化水平，卻可以真實地說明許多其他成就的高度，而且不限於落後地區。一個政府首長，為了說明文化發展的情況，指出這樣的事實：在集體農莊裡，人們開始要買「鐵床、掛鐘、針織內衣、衛生衣、自行車等等東西」了。這不過表示蘇聯農村中富裕的上層農民現在開始使用那些西方農民群眾早已普遍使用的工業品而已。在演說和報刊上，現在天天談到「文明的社會主義商業」的經驗教訓。其實，這不過是想把政府商店弄得乾淨好看一點，供應它們必要的設備和充足的各類貨物，不要讓蘋果爛掉，不要把棉線與襪子扔在一堆，同時教導售貨員對顧客要有禮貌並且殷勤一點——-換句話說，就是要學會資本主義商業的普通方法而已。我們還遠遠沒有解決這個極端重要的問題——-然而，這問題裡面一點社會主義的氣味也沒有。

    如果我們暫時把法律和制度放在一邊，去看看下層民眾的日常生活，再如果我們不故意自欺欺人，就不得不承認：蘇聯在生活習慣和文化方面，受到沙皇與資產階級的俄國的遺產影響，比社會主義萌芽的影響要強大得多。人民自己就是最強有力的證明。人民的生活水平剛剛提高一點點，他們就如饑如渴地去模仿西方現成的模式。蘇聯年青的職員，工人往往也一樣，在服裝和舉止方面都儘量模仿他們在工廠中所遇到的美國工程師和技術員。那些在工業部門和機關工作的女孩子，用她們的眼睛貪婪地盯著來旅行的外國女士，想學會她們的裝束和風度。學會了的幸運者就變成大家模仿的對象。工資較高的女孩子的頭髮已經不剪成劉海式，而是燙成鬈髮了。青年們很熱心參加「西式跳舞圈子」。在某種意義上，這都表示進步，但是所表現的主要並不是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而是小資產階級的文化勝過宗法社會的生活，城市勝過鄉村，中央勝過偏僻的地方，西方勝過東方。

    同時，蘇聯的特權層也在模仿資本主義的上層社會。這方面的帶頭者，是常要去歐洲和美國的外交官、托拉斯經理、工程師。關於這個問題，蘇聯的諷刺作品沒有涉及，因為上頭「一萬人」的事情是絕對禁止觸及的。然而我們卻不能不悲哀地指出：蘇聯最高傲的使節面對著資本主義文化，既未能表現出獨特的風格，也沒有顯出任何獨立的特點。他們缺乏足夠的內心穩定性來蔑視外表的光彩並且保持必要的距離。他們主要的野心，一般就是儘量與資產階級典型的勢利小人沒有分別。總之，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感情和行動，並不像是新世界的代表，倒像普通的暴發戶。

    然而，如果說蘇聯正在做著先進國家早已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做過了的文化工作，那只是說出了真相的一半。新的社會形式絕不是沒有關係的。這種形式不只讓落後國家有可能達到最先進的國家的水平，並且讓它能在比西方過去所需短許多的時間內完成這個任務。速度這樣加快的原因是很簡單的。資產階級的先驅必須發明他們的技術，並且學會在經濟和文化兩個領域如何運用。蘇聯則可以採用最新式的現成技術，並且由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化，能夠不是部份地、逐步地運用這些技術，而是立即大規模地運用。

    軍事當局不止一次讚揚軍隊傳遞文化的作用，特別是對於農民。儘管資產階級的軍國主義所灌輸的那種特別的「文化」沒有讓我們受騙，我們還是不能否認：有許多進步的習慣是經過軍隊傳到民間去的。在革命運動尤其是農民運動中，過去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通常總是站在暴動者的前列，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蘇維埃制度有機會不只經過軍隊，而且經過整個國家機關以及同國家機關交織在一起的黨、青年團和工會的機關，去影響人民的日常生活。蘇聯在技術、衛生、藝術和體育方面採用現成的方法所用的時間，比原先各國發展它們所需要的時間短得多，是由於財產的國有形式、政治的專政和行政管理的計劃方法對這提供了保證。

    如果十月革命除了加速這個向前的發展之外沒有其他結果的話，它在歷史上仍然是正當的，因為在最近四分之一世紀裡已經證明，衰落的資產階級制度不能推動世界上任何一個落後國家認真向前發展。然而，俄國無產階級是以更為遠大的任務的名義完成革命的。不管它目前怎樣受到政治壓迫，它的大部份人並沒有放棄共產主義的綱領，也沒有放棄同這綱領結合在一起的巨大希望。官僚層不得不遷就無產階級，一部份就在其政策的方向上，而主要是在政策的解釋上。所以，在經濟或文化領域每前進一步，不管它的實際歷史內容或者對群眾生活的真正意義是什麼，總要宣佈為前所未見或前所未聞的「社會主義文化」成就。毫無疑問，使千百萬一直到昨天還不知道什麼叫做清潔的人都有肥皂和牙刷，實在是很偉大的文化工作。但是肥皂和牙刷，甚至「我們的婦女」所需要的香水，都不能構成一種社會主義的文化，尤其現在的情形是，這些可憐的文明象徵只有大約百分之十五的人口能得到。

    蘇聯報刊一再談論的「人的改造」，的確是在全力進行。但這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社會主義的改造呢？俄羅斯人民過去既沒有像德國人那樣經歷過一次宗教大革命，又不像法國人那樣經歷過一次資產階級大革命。如果我們不把不列顛島上居民在十七世紀的改革和革命計算在內，那麼，資產階級個性正是從這兩座熔爐中產生出來的，而這是一般人性發展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俄國1905和1917年的兩次革命，當然是表示個性在群眾中最初的覺醒，表示個性從原始環境中結晶出來。這就是說，這兩次革命以縮短的形式和加快的速度完成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改革和革命所做的教育工作。但是，遠在這項工作大致完成以前，發生在資本主義黃昏期的俄國革命，就由於階級鬥爭的發展，被迫跳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蘇聯文化領域中的矛盾，不過是反映和折射這一跳躍所產生的社會和經濟的矛盾罷了。在這種環境之下，個性的覺醒必然多少帶一點小資產階級的性質，不僅在經濟上如此，而且在家庭生活和抒情詩中也一樣。官僚本身已經成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最極端的、有時是最無節制的傳遞者。官僚允許而且獎勵經濟個人主義（計件工資、自留地、獎金、勳章），但同時在精神文化領域中無情地壓制個人主義進步的方面（批評觀點，個人意見的發展、個人尊嚴的培養）。

    某一民族集團的發展水平愈高，或者它的文化創造愈高，或者它愈精細地去處理社會與個性的問題，則官僚統治的壓力就愈沉重，愈不能忍受。如果只由一根指揮棍（或者不如說只由一根警棍）來指揮蘇聯各族人民的知識活動，那就實際上談不到甚麼民族文化的特性了。烏克蘭、白俄羅斯、格魯吉亞或者突厥的報紙和書籍，不過是把官僚的命令翻譯成各族文字而已。在民間創作模範的名義之下，莫斯科報紙每天用俄文譯文發表各民族的得獎詩人歌頌領袖的詩篇，其實都是糟透了的詩句，彼此之間的差別只在於奴性和無才的程度而已。

    大俄羅斯文化（它受到禁閉制度的迫害，並不比其他民族文化少），主要是靠革命前已經形成的老一代人來維持著。青年人好像是被鐵板壓住了似的。所以，這並不是一個民族壓迫其他民族的問題，而是集中的警察機關壓迫一切民族的文化發展，首先就是壓迫大俄羅斯文化發展的問題。可是我們不能忽略一個事實，就是蘇聯90%的印刷物是用俄文印行的。這個百分比當然是明顯地太不符合大俄羅斯人口的相對數目，不過仍然可能這樣反倒比較符合大俄羅斯文化的一般影響力，因為大俄羅斯文化既有獨立的力量，又是國內落後民族與西方之間的中介。但儘管如此，大俄羅斯人在出版機關裡（自然不只在那裡）佔太高的比例，是不是表示大俄羅斯人損害了蘇聯其他民族而實際享有專橫的特權呢？這是很可能的。對於這個非常重大的問題，不能輕易給予完全確定的答覆。因為，在實際生活中，與其說這問題的答案決定於文化上的合作、競爭和相互滋養，倒不如說是決定於官僚的最後裁決。既然政府當局的駐地是克里姆林宮，而外圍各地區不得不與中央保持步調一致，官僚主義就不可避免帶上專橫的俄羅斯化的色彩，而留給其他民族的唯一無可懷疑的文化權利，就只有用它們各自的語文來歌頌主宰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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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的文化理論隨著經濟的左右搖擺和行政的便利而改變。但是不論怎麼改變，有一個特點始終保存著，就是絕對不容懷疑。隨同「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從前不受歡迎的「無產階級文化」的理論也得到官方正式承認了。反對這理論的人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具有嚴格的過渡性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同，它不想長久統治到一系列歷史時代；現在這一代新統治階級的任務，主要限於吸收資產階級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無產階級越長久地仍然是無產階級（就是說，保留它過去受壓迫的痕跡），它就越不能超越過去的歷史遺產；而新創造能否開始，也要由無產階級本身溶化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程度來決定。換句話說，這一切意味著，資產階級文化要由社會主義文化而不是由無產階級文化來代替。

    在反對那種用實驗室方法製造出「無產階級藝術」的理論的時候，本書著者曾經寫道：「文化要靠工業的油水來滋養，要有物質上相當的富裕才能夠使文化生長、精緻和豐腴起來。」即使基本的經濟問題得到了最妥善的解決，「也還遠遠不意味著社會主義的新歷史原則完全勝利了。只有科學思想在全國基礎上的向前推進，以及一種新藝術發展了起來，才意味著歷史的種子不僅長出了根莖，而且已經開花。這樣看來，藝術的發展是測試每個時代的活力和意義的最高標準。」這種觀點本來很流行，忽然在一個官方聲明中被宣佈為「投降主義的」，說它出於對無產階級的創造力的「不信任」。於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時期開始了。布哈林早就是「無產階級文化」的傳教士，而斯大林則從來沒有想過這些問題。不管怎樣，他們兩人都認為：朝向社會主義的運動要以「烏龜的步調」進行，無產階級會有好幾十年的時間來創造它自己的文化。至於這種文化的性質如何，這兩位理論家的意見是既含糊又沒有啟發性。

    第一個五年計劃那疾風驟雨的幾年，推翻了龜步的前景。在1931年，可怕的饑荒的前夜，國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了。這樣，在官方所庇護的作家、藝術家和畫家還沒有創造出「無產階級文化」的時候，連這種文化富有意義的雛型也還沒有創造出來的時候，政府就宣佈：無產階級已經溶解於沒有階級的社會裡了。藝術家們只好接受事實，無產階級並不具備創造無產階級文化最必要的那個條件：時間。昨天的觀點立刻拋到腦後去了。「社會主義文化」馬上提到日程上。我們已經對它的內容有些了解。

    精神的創造性需要自由。共產主義的真正目的，是使自然服從技術，技術服從計劃，並且使原料盡量產生人類所需要的一切。不僅僅如此，共產主義的最高目的，更是使人類的一切創造力最後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壓力、限制和屈辱的依附地位。人與人的關係、科學和藝術，都完全不受任何外來「計劃」的影響，連強迫的影子都沒有。精神的創造性究竟有幾分是個人或集體的，完全由創造者自己決定。

    過渡性政權是一種不同的東西。專政所反映的是過去的野蠻，而不是將來的文化。它必須對一切活動的形式（精神的創造也在內）規定嚴厲的限制。革命的綱領從開始就認為這些限制是暫時的壞現象，並且認為隨著新政權鞏固的程度，應該一個一個地取消對自由的一切限制。無論如何，在內戰最激烈的年代，革命領袖們很明白，政府可以根據政治的考慮對創作自由加以限制，但是決不能在科學、文學和藝術的領域內以指揮者的角色自居。列寧在藝術方面的個人嗜好是頗為「保守」的，但他對藝術問題極為謹慎，很樂意承認自己不夠資格。教育和藝術人民委員盧那查爾斯基對各種各樣的「現代主義」都給予贊助，常使列寧感到困惑難解。但他只限於在私人談話中說幾句譏誚的話，完全沒有想到把他的文藝嗜好定為法律。在1924年，新時期剛開始的時候，本書著者這樣說明國家對各種藝術集團和派別的關係：「一方面給它們訂出贊成革命或者反對革命的絕對標準，另一方面在藝術自決的領域以內讓它們有完全的自由。」

    當專政具有情緒激昂的群眾基礎和世界革命的前景時，它並不害怕實驗、研究和學派鬥爭，因為它明白，只有這樣才能造就一個新的文化時代。群眾的每一根纖維還在顫動，千年來第一次心中想什麼就說什麼。一切最好的青年藝術家都被觸動到心靈的深處。在那充滿希望和大膽的早年中，不僅創造了最完整的社會主義立法模範，而且產生了最好的革命文學作品。還有一點值得說的，就是，那些優秀的蘇聯影片也是在這個時期製作出來的，儘管技術設備很貧乏，卻以它們處理現實題材的新穎又有力的手法引起全世界的重視。

    在同黨內反對派鬥爭的過程中，文學派別一個又一個被絞殺了。這不單是文學的問題。毀滅的過程遍及所有意識形態的領域，而且進行得更為堅決，因為那過程是比半無意識更甚的。現在的統治層自以為負有使命不僅要在政治上控制精神的創作，而且要規定它發展的道路。絕對命令的方法，同樣地使用到集中營、科學的農業以及音樂方面。黨的中央機關報常常對建築、文學、戲劇和舞蹈發表不署名的指示性社論，口氣像軍令，對哲學、自然科學和歷史，那就更不用說了。

    官僚對於一切不直接為他們服務的東西，以及他們所不懂的東西，都抱著一種迷信的恐懼態度。當他們要求自然科學與生產有某種聯繫的時候，這大部份是正確的；但是，當他們命令科學研究者只以直接實用的重要工作為目標的時候，就堵塞了最寶貴的發明泉源，也妨礙了實用的發現，因為這多半是在未能預見的道路上出現的。接受了痛苦經驗的教訓後，自然科學家、數學家、語言學家，以及軍事理論家，都避免作一切廣泛的論斷，因為害怕某一「紅色教授」（通常是個無知的勢利小人）會從列寧甚至從斯大林的言論中硬扯出一段話來聲色俱厲地責難他們。在這種情況下維護自己的思想或者科學尊嚴，多半要招來壓制。

    但是，情況更糟到不得了的，是社會科學領域。經濟學家、歷史家，甚至統計家，更不用說新聞記者了，最擔心的就是同那隨時轉變的官方路線發生衝突，即使並非正面的衝突。關於蘇聯經濟，或者國內外政策，誰若沒有從「領袖」的言論中引述許多陳詞濫調來在背後和兩翼佈防，並且預先承擔要證明一切事情都正是按照應該的那樣、甚至更好的那樣進行著，就什麼也不能寫出來。這樣百分之百迎合上意的做法，雖然可以使人避免平常的不愉快，卻帶來最重的那種懲罰，就是言之無物。

    儘管表面上馬克思主義是蘇聯國家奉行的學說，可是最近十二年內，在經濟學、社會學、歷史或哲學方面並沒有出現過一本研究馬克思的著作是值得注意和譯成外國文的。研究馬克思的著作並沒有超越學究式的編纂工作的限度，只是把原先已經認可了的老見解說了又說，再按照當時行政的需要把一些老的引證重新編排而已。有千百萬本書籍和小冊子由國家渠道發行出去，對任何人都沒有一點用處，是全靠膠水、奉承話和其他討厭的東西黏合起來的。有可能說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和獨立意見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關在牢獄裡，就是被迫沉默，儘管社會形式演變的每一步都提出了巨大的科學問題！被玷污和踩在腳下的，正是一切理論工作絕對不可缺少的那一樣東西：謹嚴。甚至列寧全集的註解，每一次新版都根據統治人物的個人利益來根本改寫：「領袖們」的名聲加以誇大，反對者的名聲則貶低；生平事跡掩蓋起來。關於黨史和革命史的教科書，情況也是一樣。事實被曲解，文獻被隱藏或偽造，名譽製造出來或加以毀壞。只要把同一本書在最近十二年內先後不同的版本加以比較，就可以正確無誤地看出統治層的思想和良心墮落的過程。

    「極權」統治對文藝的破壞性影響也達到同等的程度。各種傾向和學派之間的互相鬥爭已成過去，代之而起的是解釋領導人的意志。所有的文藝團體都被迫加入一個總組織，那等於是文藝的集中營。像綏拉菲摩維奇或格拉特科夫那樣平庸但是「思想正確」的小說作者，被當作經典作家。那些有天才而不能做到充分糟蹋自己的作家，則被一群以厚顏無恥和大量引證為武器的專門教訓別人的人糾纏著。最優秀的藝術家不是自殺，就是向遙遠的過去找題材，或者從此沉默。誠實而有才華的著作只是偶然出現，仿佛是從隱蔽處迸出來的，帶有藝術違禁品的性質。

    蘇聯的藝術生活史是一種殉道者列傳。自從《真理報》的社論下令反對「形式主義」以後，在作家、藝術家、導演，甚至歌劇演唱者中出現一種屈辱性的自我檢討流行病。人人都承認過去的錯誤，但是，恐防有更多的意外，他們都避免明確說明這種「形式主義」的性質。最後，當局接到新的命令，才不得不終止這場過大的自我檢討浪潮。斯大林說了幾句話讚揚詩人馬雅科夫斯基，結果文學的評價在幾個星期內就改變了，教科書重新編過，街道改名，雕像也搬出來了。新歌劇給予高官貴人某種印象，立刻就變成對作曲家的音樂指令。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書記在一次作家代表會議上說：「斯大林同志的建議，對於人人都是法律」，全體聽眾都鼓掌，雖然毫無疑問，有人羞愧臉紅。仿佛要徹底嘲弄文學，連俄文句子都寫不通順的斯大林，竟被宣佈為文章大師。這種拜占庭主義和警察統治裡面，含有深刻的悲劇性的東西，雖然它也有些並非故意的喜劇表現。

    官方的公式是這樣的：文化應該有社會主義的內容和民族的形式。然而，關於社會主義文化的內容，只能作某些樂觀的猜測。誰也不能在尚未具備充分的經濟基礎時發展那種文化。藝術預見未來的能力遠遠不及科學。無論如何，像「描寫未來的建設」，「指出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改造人類」這一類的指示，對於創作想像力的幫助，並不比五金店的價目表或鐵路時間表大些。

    一種藝術的民族形式，等於它讓一般人容易了解的性質。《真理報》向藝術家發命令說：「凡是人民不要的東西，就不可能有美的意義。」這種拒絕對群眾進行藝術教育的民粹派老公式，現在有了更加反動的性質，因為決定人民要什麼藝術和不要什麼藝術的權力仍在官僚手裡。官僚根據自己的選擇來出版書籍，他們還用強迫手段賣書，不讓讀者有所選擇。歸根結底，在官僚眼中，整個事情就是使藝術與官僚的利益合為一體，並且使官僚的利益取得對民眾具有吸引力的形式。

    枉費心機！任何文學都不能完成這種任務。領袖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無論第一個五年計劃還是第二個五年計劃，都沒有給我們一個新的文學浪潮可以超過十月革命所產生的第一個浪潮。」這話說得非常溫和。實際上，儘管有個別的例外，熱月時期在藝術創造史中，將記載為一個庸才和歌功頌德、阿諛諂媚之徒的時期。

    第八章　外交政策與軍隊

    一　從「世界革命」到維持現狀

    外交政策無論何時何地都是國內政策之延續，因為二者皆由同一統治階級所執行，並追求同一歷史目的。蘇聯統治階層之墮落，必然會伴随着相應的在外交目標和方法上的變更。1924年秋首次宣佈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就已經意味著蘇維埃外交政策要脫離世界革命綱領的限制。可是，官僚們並不想就此與共產國際脫離關係。因为如果那樣做，就會把後者變成一個世界性的反對組織，使蘇聯國內的力量對比產生不利於他們的影響。相反地，克里姆林宮的政策愈少保持以前的國際主義，則統治集團愈有必要緊緊地把共產國際的舵握在手中。此時共產國際在原有的名義下替新的目的服務了，而既有新目标，自然就需要新人手。從1923年秋季開始，共產國際的歷史就是它在莫斯科總部及各個支部的工作人員完全變動的歷史，其所使用的方法是「宮廷政變」、自上而下的洗清，以及開除等等。現在，共產國際已經是替蘇維埃外交政策服務的完全馴服的工具，任何时候都可以任其使喚。

    官僚不僅與過去決裂，而且也喪失了从過去歷史中汲取教訓的能力。而這些主要的教訓之一就是：如果沒有國際的、特別是歐洲的無產階級的直接幫助，如果沒有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則蘇維埃政權那時甚至不能維持十二個月之久。奧德軍隊之所以沒有將對蘇俄的軍事進攻進行到底，正是因為他們已經感覺到背後有革命呼吸的暖氣。在大半年之内，德國和奧匈帝國發生的幾次暴動就使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和約變成了廢紙。1919年4月，法國水兵在黑海的暴動，迫使第三共和國的政府宣布放棄在南俄的軍事行動。英國政府在1919年9月從北俄撤退遠征隊，正是因為直接感受到来自其本国工人的壓力。自1920年紅軍從華沙撤退以後，正是因為歐洲有一股强大的革命抗議浪潮，才阻止了協約國的軍隊幫助波蘭摧毀蘇維埃國家。1923年寇松[29]爵士向莫斯科發出最後通牒，但在緊急關頭，英國工人組織的反抗束縛了他的魔手。這些人所共知的事件並不是個別的或特殊的，它們表明蘇維埃在其存在的第一個、也是最困難時期的全部本質。雖然革命最後並沒有在俄國疆界以外任何一處勝利，但勝利的希望卻不是不存在的。

    在那些年月中，蘇維埃政府與資產階級的國家締結了許多條約：1918年3月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1920年與愛沙尼亞訂約；1920年10月與波蘭訂立里加和約﹔1922年4月與德国訂定拉派羅條約﹔此外還有許多次要的外交協定。但是在那時候，整個蘇維埃政府或其中任何的一員都沒有想到把這些資產階級的外交對手視为「和平的朋友」，更沒有想到要求德國、波蘭或愛沙尼亞的共產黨投票支持簽訂這些條約的資產階級政府。並且，恰恰通過這個問題群眾可以得到關鍵性的教育。蘇維埃不得已而簽定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正等於疲乏的罷工工人不能不接受資本家所加給他們的最殘酷的條件。但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虛偽的「棄權」形式之下使投票結果有利於這個和約，被布爾什維克斥為幫助搶劫和強盜的行為。雖然四年以後的拉派羅條約是在雙方「平等權利」的正式的基礎上與民主德國簽訂的，然而如果德國共產黨把這當作口實，而表示信任資產階級政府的外交政策，那它馬上就會被共產國際開除。蘇維埃國際政策的基本路線是以這一事實為根據的：蘇維埃政府與帝國主義所訂立的各種商業的、外交的或軍事的協定，當時是無法避免的，但絕不能因此限制或削弱各資本主義國內無產階級的鬥爭，因為最後分析起來，工人阶级國家的安全只能由世界革命的成長來保障。當齊切 林準備參加日內瓦會議時，提議為了迎合美國的「輿論」起見，蘇維埃憲法之中可以作某些「民主的」修改，列寧在1922年1月23日的官方信件中就緊急地提議，立刻把齊切 林打發到某一療養院休養去。如果誰在那些日子敢於提議，為了博取「民主的」帝國主義的好意而參加空洞虛偽的凱洛格公約或削弱共產國際的政策，那麼毫無疑問，列寧會提議把這個人送到某一瘋人院去，而且在政治局中，也一定不會有人反對他的提議。

    那時候的領袖們，對於一切和平主義者的幻想，如國際聯盟、集體安全、仲裁法庭、裁減軍備等，特別抱着不可妥協的態度，認為這些幻想不過是欺騙勞動群眾的方法，從而可以在一個新戰爭爆發的時候把群眾殺個措手不及。在列寧起草的1919年大會通過的黨綱之中關於這個問題的那部份，我們可以讀到以下明明白白的幾句話：「無產階級勢力之發展，特別是它在個別國家中的勝利，加強了剝削者的反抗並迫使他們採取了資本家國際團結的一些新形式（如國際聯盟之類），這種形式機關在世界範圍上有系統地剝削一切人民，但其努力首要是朝著立刻壓平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這一目标的。這一切將必然引起各國的國內戰爭與革命的戰爭（勝利的無產階級國家的自衛戰爭，和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之聯合。在這種狀況之中，和平主義的口號，如在資本主義下的國際裁軍，以及仲裁法庭等等，不只是反動的空想，而且是對於勞動者的欺騙，其用意是想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並轉移其對解除剝削者之武裝的注意力。」布爾什維克黨綱上的這幾句話，不啻是對今天的蘇維埃的外交政策和共產國際——它的和平主義「友人」已經遍天下——的政策的有預見性的批評，而且是那麼一針見血的批評。

    在干涉和封鎖時期之後，資本主義世界對於蘇聯之經濟的和軍事的壓力，比所料想的減弱不少。歐洲在思考的戰爭，還是過去的戰爭，而非將來的戰爭。然後又發生了空前的世界經濟危機，使全世界的統治階級手忙腳亂。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蘇聯才能經過第一次五年計劃的試驗而維持下去，在這時期中，國內充滿了內戰、饑荒和瘟疫。第二次五年計劃的前幾年使國內狀況相當改善了，但卻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復興之開始同時，此時重新產生希望、貪慾、追求、和備戰。聯合進攻蘇聯的危險，在我們看來已徑很明顯了，因為蘇聯仍然還是孤立的，因為這個佔「地球六分之一面積」的地區很大程度上還是原始落後的地區，因為雖然生產工具是收歸國有了但是勞動生產力还是遠遠低於資本主義國家，最後——而且从目前来看也是最重要的——還因為世界無產階級其主要部隊已經瓦解了，又缺乏自信心，同時失去了可靠的領導。如此，十月革命原本在它的領袖看來是世界革命的序幕，但在事變進程之中它得到暫時的獨立的意義，現在在新歷史階段之中它又表現出世界發展的深深的依賴。於此又一次證明，「誰戰勝誰」的歷史問題是不能在民族疆界以內決定的，國內的成功與失敗只是對於這個問題在世界舞台上的解決造就或好或壞的條件而已。

    蘇維埃官僚制度——我們必須在此事上還它一個公道——已經得到了不少的經驗，知道怎樣對民眾進行操縱、麻痹、離間、和削弱，並且知道怎樣欺騙民眾以達到無限制地對其統治的目的。但是，正因為這個原因，它丧失了對群眾的革命教育的能力。在國內既絞殺了下層人民的獨立性和首創精神，它自然不能在全世界舞台上喚起批判的思想和革命的勇氣。再者，它作为一個统治著和擁有特權的階層，非常重視那些在社會形態上是與它親近的西方激進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議員和工會官僚的幫助和友誼；但却看不起那與它在社會地位大相懸殊的下層工人群眾的幫助和友誼。在這裡，我們無閒來敘述第三國際墮落的歷史，關於這個問題，作者已經有好些專著，並且已經用文明世界中幾乎所有語言文字出版了。事實是這樣的：狹隘的、保守的、無知的和不負責任的蘇維埃官僚，作為共產國際的領袖，對於世界工人運動除了造成不幸和災難以外，没有別的作用。好像歷史自有它的公道一樣，蘇聯現在的國際地位受害於世界無產階級之失敗，较之受益於孤獨建設社会主義之成功遠為之大。只消回憶两件事情就夠了：1925-27年中國革命的失敗，使日本帝國主義在東方得以自由行動﹔德國無產階級的挫敗，又造成了希特勒的勝利和德國軍國主義的猖獗。這兩件事情都是共產國際政策的結果。

    熱月的官僚雖然背叛了世界革命，仍自以為忠實於世界革命，他們的主要努力轉向了使資產階級「中立化」上。為了達到這點，他們必須裝作是一道保障秩序的屏藩，它既是溫和的、受人尊重的、同時又是貨真價實的。但是，要成功偽裝某樣東西，不僅是短暫的成功更要長期的成功，那你必須要變成那樣東西才行。統治階層之有機演變，已經照顧到這一点了。所以，官僚在他們自己的错誤的結果之下一步一步地退卻，感覺到要保障蘇聯的安全，必須使蘇聯包含在歐亞現狀的系統之中。一切都說過了和作過了，還有比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訂立一個永久的互不侵犯的公約更好的嗎﹖現在蘇聯的外交政策有一個明白的公式：「我們不要外國的寸土，亦不給寸土於人。」這公式不僅為蘇聯的外交界所廣播（用他們慣常的職業語言），而且也為共产國際所宣揚（它是本應說革命語言的）。好像問題只是關於一小塊土地的爭吵，而不是兩個不可調和的社會制度之间的世界性鬥爭﹗

    中國革命崩潰之後，蘇聯把將中東路奉送給日本視為更為合理的做法，這件事雖然被宣佈為為和平服務的自信力之表現而加以慶祝，其實是弱小的表現。把這樣一條在戰略上極端重要的鐵路交給敵人，蘇維埃政府就是在促使日本更進一步的侵略華北並推動它現在向蒙古進攻。這一種被迫的犧牲，頂多只是暫時喘息的機會，決不意味着危險的「中立化」，事實上它對東京的統治軍閥是一個非常有力的刺激。

    日本在將來進攻蘇聯的時候，蒙古是它在戰略上所必須佔領的地方，這個問題現在已經很迫切。蘇維埃政府也覺得不能不在這時候公開宣佈：如果日本侵入蒙古，它將不惜一戰。可見在這裡，問題並不是直接保衛「我們的土地」，因為蒙古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如果有人嚴重威脅蘇聯的疆界時，消極的防衛是不夠的。真正保衛蘇聯的方法是削弱帝國主義的地位，和鞏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殖民地人民的地位。一種不利的勢力關係，也許可以強迫我們放棄許多「寸土」，如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里卡和約、以及最近中東鐵路之出讓。同時，為了在世界鬥爭的勢力關係之中取得優勢起見，工人階級國家的經常義務，就是盡力幫助別的國家的解放運動。但正是這一基本的任務與維持現狀的保守政策絕不相容。

    二　國際聯盟與共產國際

    法國是維持現狀政策的主要鼓吹者，蘇聯之與它恢復關係及隨後與它軍事同盟（這個政策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勝利之結果），是有利於法國遠甚於有利於蘇聯的。按照條約，蘇聯方面對法國的軍事幫助是無條件的﹔反之，法國方面對蘇聯的軍事幫助，卻要看法國與英意二國的預先協商而定。這樣的協商將給予反蘇聯陰謀以無限的活動地盤。萊茵的事變證明：當初莫斯科對局勢若有更切實的估量，而且有更大的毅力，則並不難從法國取得更好的保證——倘若在這不斷發生外交危機、朝秦暮楚、變化莫測的時代，外交條約可以看做是「保證」的話。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看到，蘇維埃官僚在壓迫本國進步的工人時，比他們同資產階級外交家討價還價時更堅決得多。

    有一種說法，認為來自蘇聯的幫助是不甚重要的，因為蘇聯與德國沒有共同的疆界，這話簡直不值得我們重視。德國若是要進攻蘇聯，則進攻的一方顯然不難找得共同的疆界。如果德國進攻奧國、捷克與法國，波蘭是一天也不能中立的。如果它遵守與法國同盟的義務，那它必然會讓紅軍通過國境﹔如果它拋棄盟約，它就馬上變成德國的同夥。在後一情況，蘇聯就不難找得「共同的疆界」了。再者，在將來的戰爭中，海上與空中的「疆界」，其作用絕不比陸地的疆界小。

    蘇俄之加入國際聯盟，官僚用戈倍爾之流所慣用的方法來欺騙人民，說這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壓力」的結果。其實，資產階級國家之所以接受蘇聯的加入，正因為革命的危險是極端減少了。這不是蘇聯的勝利，而是特爾米多官僚向這個毫無原則的日內瓦機關的投降﹔ 按照上面所引的布爾什維克的黨綱上的話，這個機關「將指揮它的力量來鎮壓革命運動」。自從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大憲章」頒佈以來，是甚麼東西發生了劇烈的改變呢？國際聯盟的性質？資本主義社會中和平主義的作用？又或是蘇聯的政策變化﹖提出這個問題也就是回答了這個問題。

    經驗很快就證明，蘇聯之加入國聯不仅沒有得到更多的實際利益（這些利益本可以通過與個別資產階級國家訂約而得到），反而給自己增加許多限制和義務。蘇聯為了維持它剛得到的保守的聲望，是带着最迂腐的忠誠来執行這些限制和履行這些義務的。在國聯以內，蘇維埃的外交不只要盡量迎合法國，同時還要迎合法國的同盟國，所以在意大利與阿比西尼亞的衝突之中，蘇聯採取極端模稜两可的態度。而李維諾夫在日內瓦不過是賴伐爾的影子而已﹔當他向英法外交家的「為和平」而努力——正因這些努力，阿比西尼亞才吉祥地滅亡——表示感謝之時，高加索的煤油正源源不絕的供給意大利艦隊。即令你認為莫斯科政府不敢公開破壞商業條約，但是蘇聯的工會是用不著顧慮對外貿易人民委員會的事務的。如果由蘇聯工會登高一呼，決定停止對意大利的貿易，則必然喚起全世界的抵制運動，其真實和有力程度將遠非國聯那種欺騙的「制裁」所可比擬的——那種制裁是外交家和公法學家預先與莫索里尼商量好然後才宣佈的。在1926年，蘇維埃工會曾經公開募集幾百萬盧布接濟英國煤礦工人的罷工，而這次竟完全相反，它連手指頭都不敢舉一舉，那是因為這種行動被蘇聯的統治官僚所禁止，而禁止得原因主要是想討法國喜歡。可是，在將來的世界大戰之中，任何的軍事聯盟國也不能補償蘇聯在殖民地人民和一般勞動群眾之間所損失的信用。

    難道克里姆林宮裡的人不瞭解這一點嗎﹖蘇維埃的機關報這樣答覆道：「德國法西斯的基本目的，就是想使蘇聯孤立。……好吧，但是有什麼用呢﹖蘇聯現在比從前有更多的朋友了。」（《消息報》，1935年9月17日）意大利的無產階級給法西斯的鎖鏈拴住了﹔中國的革命被粉碎了，日本在中國橫行無忌﹔德國無產階級潰不成軍，使希特勒在全民投票中全然未遇到一點抵抗﹔奧國無產階級的手脚都被束縛了﹔巴爾幹諸國的革命政黨被踐踏在地上了﹔在法蘭西，在西班牙，工人階級正跟著激進派資產階級後面跑。可是雖然如此，蘇聯自從加入國際聯盟以來，現在「比從前有更多的朋友」！這個牛皮，驟然看來時非常荒謬，但如果你不就工人階級的國家來看，而就它的统治阶层來看，那是有很真實的意義的。難道不是因為世界無產階級慘酷失敗，才使蘇聯的官僚在內能僭奪政權，在外則能得到資本主義国家中多少有利的「輿論」嗎﹖共產國際愈不能威脅資本主義國家的地位，則在法國、捷可斯洛伐克、以及別的國家的資產階級的眼中，克里姆林宮政府的政治信用就愈高。這樣，蘇聯官僚在國內和國外的力量，恰是與蘇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根據地的力量成反比例的。但是，這只不過是事情的一面。還有另一面。

    在驚人的做法和轟動的事件中往往流露出一種深刻洞察力的勞合·喬治[30]，在1934年11月警告下議院，責其不應譴責法西斯德國。按照他的意見，德國一定是歐洲反共產主義最可靠的堡壘。「我們將來還要歡迎它作我們的朋友哩」。非常有意義的話﹗世界資產階級對於克里姆林官之半恭維半譏誚的表揚，一點也不是和平的保障，甚至連戰爭的危險也一點沒有減輕。蘇維埃官僚之演化，所以引起世界資產階級之興趣，最後分析起來，是因為資產階級希望蘇聯的財產形式有改變之可能。拿破崙一世在完全拋棄了雅各賓主義的傳統之後，戴起了皇冠並恢復了對天主教的崇拜，可是他仍然是整個半封建的歐洲之仇恨的目標，因為他始終保護著由革命所創造的新財產體系。除非對外貿易的壟斷取消了，資本的權利恢復了，蘇聯在整個世界資產階級眼中，仍然是一個不可調和的敵人（不管蘇聯的统治阶层怎樣為資產階級服務），而德國的民族社会主義則是一個朋友，即使今天不是，明天也是。甚至當巴爾都[31]和賴伏爾與莫斯科交涉之時，法國大資產階級不管從希特勒方面來的危險，也不管法國共產黨之急劇地轉向愛國主義，還是頑強地拒絕與蘇聯妥協。當賴伏爾與蘇聯訂條約的時候，左派責備他表面上雖然聯合莫斯科來恐嚇柏林，實際上是企圖與柏林和羅馬恢復關係來反對莫斯科。這一論斷也許稍嫌不成熟，但是絕不與事變之自然發展相衝突。

    不管人們怎樣估量法蘇公約的利害，沒有一個負責任的革命政治家會否認蘇聯有權利與這個或那個帝國主義締結暫時的協定，以作蘇聯安全之輔助。唯一的事情就是必須清楚地公開地告訴群眾，這種局部的和帶策略性的協定在歷史勢力總系統之中佔甚麼地位。為著要特別利用法德的衝突，一點也用不著把資產階級的同盟國，或把那个暫時躲在國際聯盟幕下的帝國主義联盟理想化。可是不僅蘇聯的外交界，連現時的共產國際在內，都有系統地把一些暫時的同盟者描繪成「和平的朋友」，他們用「集體安全」和「裁軍」等等口號來欺騙工人，這樣一來，他們在實際上就變成帝國主義者在工人阶级中間的政治代辦了。

    在1936年3月1日，斯大林接見斯克利布－霍華德新聞社社長羅依．霍華德，那次臭名昭著的談話錄是一個寶貴的文件，它表明官僚對於世界政治的大問題是何等的盲目，也說明了蘇聯領袖與世界工人運動之間的關係是如何的虛偽。對於「戰爭是不可免的嗎？」這個問題，斯大林答道：「我認為和平的朋友的地位是變得更強了﹔和平的朋友能夠公開地工作，他們依賴公共輿論的力量，他們手上有像國联那樣的工具。」在這些話中，連一絲一毫的现实主义都沒有。資產階級的國家並不在它們自己之間分成和平的「朋友」與和平的「敵人」——因為這樣的「和平」並不存在。每個帝國主義的國家都只对保持它自己的和平感興趣，這個興趣越大，則這個和平就越讓它的敵人不可忍受。斯大林、鮑爾溫[32]、萊翁·勃魯姆[33]等人所共有的一個公式，就是「如果一切國家聯合在國聯之中並努力保衛它，那和平就真有保障了。」這無異是說，如果破壞和平的原因不存在時，那和平就有保障了。這思想你可以认为是正確的，但是却沒有用處。那些並非國聯會員國的大國，如美國，很顯然願意在抽象的「和平」之外保持行動的自由。到底為了什麼原因它們需要这一自由，到時候它們自会告訴我們。那些退出國聯的國家（如德國和日本）或者暫時向國聯「請假」的國家（如意大利），它們之所以這樣做也是有它們很實際的理由的。它們之與國聯決裂，只是改變了既存矛盾之外交形式，並沒有改變這些矛盾的性質，也沒有改變國聯的性質。那些向國聯誓忠的值得表揚的國家，則最有決心地利用國聯以維持它們自己的和平。但是雖然如此，它們之間也不一致。英國十分願意延長和平的期間，以犧牲法國在歐洲或非洲的利益为代价。而法國呢，它又準備犧牲英國海道的安全，以支持意大利。但是，為著保衛它們自己的利益，它們兩方面都準備訴諸戰爭——用不著說，自然是訴諸最正義的戰爭。最後，那些小國因為找不到更好的護身符，所以現在躲在國聯陰影底下，將來會表現出來，它們並不是站在和平這一方面，而是站在戰爭中最強的联盟的那边去。

    努力維持現狀的國聯，並不是一個「和平」的組織，而是作为少數的帝國主義去壓迫作为大多數的人類的暴力組織。這種「秩序」，只有持续不斷的或大或小的戰爭才能維持­——今天在殖民地，明天則在大國之間。帝國主義之忠實於現狀，是附帶有條件的、暫時的、和有限度的。意大利昨天忠於於保障歐洲的現狀，而不保障非洲的現狀。它明天在歐洲的政策又是怎樣呢﹖沒有人能夠知道。但是，非洲疆界的改變已經在歐洲發生影響了。希特勒之敢於將他的軍隊開到萊茵區域，只是因為莫索里尼侵佔了阿比西尼亞。要把意大利算作和平的「朋友」當然很難，可是法蘭西之尊重它與意大利的友誼，還過於尊重它與蘇聯的友誼。而在英國這一方面，則設法與德國交好。集團變化了﹔但慾望還是一樣。那些擁護現狀的國家，其基本任務就是使國聯最便於各種勢力的縱橫聯合，和使其成為準備將來大戰之最有力的遮掩物。至於誰發動戰爭和怎樣發動戰爭，那些具體情況是次要的。將來總有人要發動，因為所謂現狀正是一個火藥庫。

    當帝國主義的衝突還存在時，「裁軍」的綱領是一種最有害的欺騙。即使它通过广泛的同意而實現了——這是多麼荒誕的假設呢！——那也決不能阻止新的戰爭。帝國主義並不是因為有了武器才戰爭的﹔相反的，正是因为它們需要戰爭，所以才鑄造武器。當代技術讓新的而且非常迅速的整頓軍備成為可能。軍備不管如何協定、限制和裁減，軍械庫、軍火工廠、實驗室，以及整個資本主義的工業，都還保存它們的力量。例如德國，雖然被它的征服者用最嚴厲的監察解除了武裝（順便說一句，這種辦法才是「裁軍」的唯一實際的形式！），但是因為它巨大的工業，現在又成了歐洲軍國主義的要塞。現在又輪到它想把幾個鄰國的武裝解除了。那種所謂「逐步的裁軍」的思想，只不過是想在和平的時候減少過大的軍事經費而已，那是關於資金的問題，與熱愛和平無關。但是，這種企圖，也仍然是沒有實現。因為地理地位、經濟力量、以及殖民地佔領之不同，裁軍標準必然要變更勢力的相互關係，對某些國家有利而對另外一些不利。在日內瓦的屢次裁軍企圖之所以無結果，就是這個原因。關於裁軍差不多已有二十年的磋商和討論，其結果只引起整軍的新浪潮，且是前所未有的新浪潮。把無產階級的革命政策建築在一個裁軍的綱領上，並不是把它建築在沙堆上，而是建築在軍國主義的煙幕之上。

    為帝國主義無限制的屠殺而勒死階級鬥爭，只有經過工人組織領袖的幫助才有可能成功。在1914年這個任務是在這些口號之下完成的：「最後的戰爭」，「反對普魯士軍國主義的戰爭」，「為民主而戰爭」。這些口號的信用，已經被最近二十年的歷史所完全破壞了。現在代替它們而起的是「集體安全」、和「广泛裁軍」。在擁護國際聯盟的藉口之下，工人組織的領袖又準備再版一次「神聖同盟」，這個東西之於戰爭，其必要性並不次於坦克、飛機和「禁用的」毒氣。

    第三國際是在對社會愛國主義的憤怒和反對之中誕生的。但是，十月革命所裝在它上面的革命的火藥早已用完了。共產國際現在也和第二國際一樣，站在國際聯盟的旗幟之下，唯一的不同就是共产國際的厚顏無恥比較新鮮而已。當英國社會主義者史泰福德．克里布斯[34]叫國聯做「國際強盜聯盟」時（一個比「不正義」更為不禮貌的詞語），倫敦泰晤士報譏誚地反問道：「那末，如何解釋蘇聯之加入國聯呢？」這是不容易回答的。因此，莫斯科官僚大力支持當初卻曾受十月革命嚴重打擊過社會愛國主義。

    這個問題，羅依．霍華德也想得到一點解釋。他問斯大林說：關於世界革命的計劃和意向，現在怎樣呢﹖斯大林道：「我們從來沒有這種計劃或意向。……這是一场誤會。」霍華德：「一種悲劇式的誤會嗎？」斯大林：「不是，一種喜劇式的，或者一種悲喜劇式的誤會，隨你的便。」這些都是他們的談話的原文記錄。斯大林繼續說：「蘇維埃人民的思想，對於周圍的國家有甚麼危險呢，倘若這些國家真正穩固地坐在馬鞍之上？」好的——霍華德可以反問——但是這些國家如果不是穩固的呢？斯大林提出一條更能令人放心的論據：「輸出革命，這個觀念是荒唐無稽的。一國若需要革命，就會自己去製造革命﹔若不需要，就不會有革命發生。譬如說，當初，我們國家需要革命，我們就製造一個革命。……」以上的對話也是原文記錄。從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過渡到一國革命的理論，這本是很自然的。那麼為甚麼有共產國際存在呢？——霍華德可以這樣問。但他顯然知道正當的好奇心是有限度的。斯大林這種保證式的解釋，不但資本家讀到，工人也讀到，而這樣解釋卻是漏洞百出的。在「我們的國家」要去製造一個革命以前，我們先從他國輸入馬克思主義思想，先學習外國的革命經驗。幾十年中，我們的亡命客在國外指導俄國的鬥爭。我們從歐美的工人組織得到精神的和物質的幫助。勝利之後，我們於1919年組織了共產國際。我們不止一次宣告過：革命已經勝利的國家的無產階級，有援助被壓迫階級之任務，且不僅是思想上的帮助，有可能的時候還應該以武力相援。我們也不僅限於宣告，我們還付諸行動。那時，我們曾經用武力援助過芬蘭、拉脱维亚、愛沙尼亞和格魯吉亞的工人階級。我們曾經企圖以紅軍進攻華沙來援助那暴動起來的波蘭無產階級。我們派遣過組織人才和軍事人才去幫助中國革命。1926年，我們捐了幾百萬盧布援助英國罷工工人。這一切，現在看來似乎是一種誤會，一種悲劇式的誤會嗎﹖不是，這是喜劇式的。難怪斯大林宣佈說：在蘇聯的生活是「快活的」事情。甚至共產國際也由一个嚴肅的角色，变成了一个喜劇式的角色了。

    斯大林本可以給他的訪問者以更令人心服的印象，倘若他不如此譭謗過去，而是坦坦白白地拿熱月的政策來對比十月革命的政策。他可以這樣說：「在列寧眼中，國際聯盟是準備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工具。我們則認為它是一種和平工具。列寧說過革命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則認為把革命輸出國外去這個觀念是荒唐無稽的。列寧宣佈無產階級與帝國主义的資產階級之聯合為背叛階級利益；我們則出全力驅迫世界無產階級走上這條路。列寧攻擊在資本主义下的裁軍口號是欺騙工人的口號；我們則把我們的整個政策建立在這個口號之上。」於是斯大林也可以做出這樣的結論：「你們的悲喜劇式的誤會，乃在於你們誤以為我們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繼承者，而其實我們是它的掘墓人。」

    三　紅軍及其種種理論

    舊時俄羅斯兵士是在農村宗法關係之下孕育出來的，他們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有一種盲目的羊群本能。蘇伏洛夫，凯瑟琳二世和保羅時代的大將軍，乃是指揮封建奴隸軍隊的無上妙手。法蘭西大革命使得舊歐洲和俄帝國的戰爭藝術完全技窮了。自然，那時以後，俄帝國仍舊征服了若干巨大的領土，但從未有一次戰勝過文明國家的軍隊。幾次對外的失敗和內部的騷動是必要的，為的是在爐火中改變國民性。紅軍只能在一種新的社會心理基礎之上成立起來。那種羊群本能和聽天由命的心態，在較年輕的一代中已經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勇敢的精神和技術的崇拜。與個性的覺醒同時，文化水準也迅速提高起來。不識字的新兵逐漸減少了。凡是不能讀書或寫字的人，紅軍是不讓他退伍的。種種體育都很發達，無論在軍隊中或軍隊的周圍。在工人、軍官和學生裡面，射击好手都很受人尊敬。冬季的幾個月裡，溜冰遊戲讓軍隊顯示了前所未聞的迅速行動。在跳降落傘、滑走及航空方面，都有驚人的成就。人人都知道北極和平流层的飛行活動。僅僅這幾點重要成績就可以告訴我們大量其他成就。

    無需將內戰幾年中紅軍組織和作戰的水準加以理想化。但是對青年指揮官而言，這幾年不啻是一場大洗禮。帝制時代舊軍隊中的士兵、下級軍官、和下士表現出組織者和軍事領袖的才能，他們的意志就在這場大鬥爭之中鍛練起來。這些自己苦幹出來的人戰敗了不止一次，但最終他们勝利了。其中最好的份子，於是勤奮地研究學問。現在軍隊中的高級領袖都是經過內戰學校畢業的，他們的絕大多數後來也畢業於陸軍學校或特別研究班。比較年輕的軍官，有一半以上受過高等軍事教育﹔其餘的也在軍官學校畢業。軍事理論給了他們必需的思想上訓練，但並未損毀內戰中戲劇性的行動在他們身上喚起的勇敢。這一代人現在大約四五十歲，正當身體和精神的力量都處於平衡的狀態，這個時候勇敢的首創精神既建立在充足的經驗之上，又沒有被其消磨。

    黨、青年團、工會——且不論這些組織如何履行其社會主義任務——國有工業管理部、消費合作社、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且不論這些機關如何履行其經濟任務——都在訓練出無數的青年管理者，他們習慣於指揮人群和支配大量的貨物，習慣於將自己同國家联系起來。他們是軍官之天然後備隊。學生服軍役以前受到高度的訓練，他們又構成另一種獨立的後備隊。學生分成了特別的隊伍加以訓練，在動員時很容易轉成為臨時軍官學校。要估量這方面的大概人數，只消指出以下的數字就夠了：從高等教育機關畢業的學生，現在每年有八萬人﹔專科和大學學生數目超過五十萬﹔所有教育機關的學生，現在將近二千八百萬人。

    在經濟方面，尤其工業方面，社會革命向企业提供了舊俄羅斯所夢想不到的國防。計劃的方法，本質上乃是工業之不斷的動員，操於政府之手﹔甚至在建立和設備新工廠方面，也可以專從國防利益出發。紅軍的人力和機械力之配合，可以比得上西方最好的軍隊之水準。在炮兵配備方面，第一個五年計劃之時已經獲得决定性的成績了。正在花巨款來製造軍用汽車、坦克和飛機。現在國內約有五十萬輛拖拉機，單單1936年就生產了十六萬輛，共有八百五十萬匹馬力。坦克車的增加也差不多是這個速度。紅軍的動員計劃規定作戰前線每公里配有三十至四十五輛坦克車。由於上次大戰之結果，海軍船只從1917年的五十四萬八千噸減少至1928年的八萬二千噸。這一方面，我們差不多是要從頭開始的。1936年1月，杜哈契夫斯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宣告說：「我們正在建立一個強大的海軍。我們的力量首先集中在發展潛水艇方面 。」日本海軍總部，關於蘇聯這方面的成就，一定很清楚知道。現在波羅的海方面也同樣受人注目。可是在以後幾年，海軍仍只能擔負起保衛沿海國境的輔助的任務。

    但空軍發展得非常之快。兩年之前，據報紙報導，法國航空工程師代表團「看見了這方面的成功，甚為驚訝和歡喜。」他們也知道了：紅軍正在製造重轟炸機，數目日多一日，而其活動半徑達到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公里。遠東若是發生戰爭，則日本的政治和軍事中心將被從蘇聯海岸起飛的飛機所轟炸。根據報上發表的材料，紅軍的五年計劃規定：1935年成立六十二空軍大隊，能同時使用五千架飛機作戰。這個計劃無疑已經完成了，也許還是超額完成。

    航空事業是與工業中的某個部門有密切關係的，俄國帝制時代沒有這門工業，但近年來已突飛猛進了。這就是化學工業。蘇維埃政府，同世界上其他政府一樣，都是一秒鐘也不相信那些常常重覆的禁用毒氣的話。意大利派往阿比西尼亞去的文明開化者所做的事業，又再一次明白表示：加在國際盜劫行為之上的這類人道主義的限制，究竟有甚麼用處。我們可以斷定說：為防備軍用化學或軍用細菌學方面有甚麼意外的事變起見，紅軍在這類最神秘的和最不祥的事業中也是同西方軍隊一樣設備齊全。

    至於軍用工業製品的品質，則我們可以提出一點合理的疑問。我們已經說過：在蘇聯，生產器具比一般用品製造得更好。顧主若是炙手可熱的官僚團體，工業製品的品質就比平均水平高得多，而這平均水平本來則是很低的。最有勢力的主顧卻是軍部。武器不僅比消費用品，而且比生產工具製造得更好，這是不足為怪的。然而軍事工業仍舊是整個工業中的一部分，仍舊反映出整個工業的缺陷，雖然比較其餘的好些。伏若希洛夫和杜哈契夫斯基一有機會使要公開提醒工業家說：「我們並非完全滿意於你們供給紅軍的製造品的品質」。在私下會議時，我們敢說，軍事領袖一定表示更不滿意。一般說來，普通軍用品一定比軍火更差一些。鞋子一定比機關槍粗劣。飛機發動器，雖然無疑有進步，仍舊比西方最好的樣式落後很遠。就整個軍事配備說來，仍是那句舊話﹔盡快趕上未來敵人的水平線。

    農業則壞得多。在莫斯科，人們時常說：工業的收入既然超過了農業的收入，那麼根據這個事實蘇聯已經從農工業國變為工農業國了。其實，收入項之间的最新的比較，與其說是決定於工業的增長（這增長本固然是顯著的），毋寧說是決定於農業水平的非常低下。好幾年來蘇維埃對於日本的外交如此罕見地軟弱，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糧食供給的嚴重困難。可是，最近三年來，這已經有不少的改善，而且能夠在遠東建立了軍用糧食供給的根據地。

    軍隊最痛心的缺陷，就是缺少馬匹——這話似乎難以令人相信。在全面集體化的高潮之中，全國馬匹約有百分之五十五都被農民宰殺了。當代軍隊雖然自動化了，但仍如拿破崙時代一樣，平均每三個兵士需要有一匹馬。但去年，事情有了大大的轉機，國內馬匹的數量又增加起來了。無論如何，即使下個月爆發戰爭，有一億七千萬人口的國家總能動員必需的糧食和馬匹到前方去的——自然是犧牲了其餘人民的利益。但所有國家的人民群眾，一般說來，在戰爭之中能夠得到的，除了饑餓、毒氣和瘟疫之外便一無所有。

    * 　*　 *　 *

    法蘭西大革命的軍隊是將新組織的隊伍和舊時王軍混合而成的。十月革命完全瓦解了帝俄的軍隊，不讓其留下一點痕跡。紅軍完全是另起爐灶成立起來的。紅軍是蘇維埃政权的變生兄弟，二者命運可謂休戚相關。它之所以無比地優越過帝俄軍隊，完全是社會大革命所賜。但它也免不了受蘇聯政权墮落過程的影響。政权之墮落反而在軍隊中得到最完備的反映。在估計未來大戰中紅軍可能的作用以前，須得先略述一下它的主要思想和結構之演化歷史。

    1918年1月12日人民委員會頒佈的建立正規軍隊的法令，是这样規定正規軍隊的任務地：「政權轉移到勞苦的和被剝削的階級之中，就有創立新軍隊的必要，這軍隊將是蘇維埃政權的堡壘……並將作為將來歐洲社會革命的輔助力量。」1918年傳下來的「社會主義誓辭」，每逢「五一節」，青年的紅軍兵士就要重述一遍，其中說他們「在俄羅斯和全世界勞動階級眼前」宣誓，他們在那「為社會主義之進程及兄弟民族之利益而鬥爭，并願貢獻自己的一切力量，甚至犧牲生命。」斯大林現在將革命的國際性質說做「喜劇式的誤會」和「荒唐無稽」，其餘的不說，他起碼太不尊重蘇維埃政權的根本法令，這些法令是直至今日還未曾被廢除的。

    軍隊自然是與黨和國家由相同的觀念所孕育。當時軍隊的成文法律、報紙宣傳和口頭鼓動，都是受了世界革命精神所鼓舞，以之為實踐的任務。在軍部機關內，革命的國際主義綱領，甚至時常帶著一點誇大的性質。已故的斯·古謝夫，曾任軍隊政治部主任，其後是斯大林的親密助手，他在1921年的軍事公報中寫道：「我們正在組成無產階級的階級軍隊……不僅要抵禦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而且要从事反對帝國主義的列強的革命戰爭（攻的和守的）。」不僅如此，古塞夫还責備當時軍部的首領，說他沒有好好的讓紅軍準備它的國際使命。本書著者在報紙上回答古塞夫，要他注意這個事實，即在革命過程之中．外國軍事勢力只有一種輔助的作用而沒有根本的作用。外國軍事勢力，惟有在順利的環境之下才能促進革命之完成和勝利。「軍事干涉同醫生的鑷子一樣，及時應用可以減輕分娩的痛苦，但若用之過早則只有弄成流產而已。」（1921年12月5日）在這裡不能夠比較詳細的敘述這個並非不重要的問題的歷史。但我們仍要述說一件事，即現在的元帥杜哈契夫斯基1921年曾致信共產國際，提議設立一個以他為主席的「國際參謀部」。這封有趣的信發表在他的名字意義深長的論文集《階級戰爭》。對這位能幹的但有幾分操之過急的軍官，應該在看到字面解釋就明白：「一個國際的參謀部只能建立在若干個無產階級國家的參謀部的基礎之上：只要沒有這個可能，則國際參謀部必然會變成一幅滑稽畫。」在那幾年，要不是斯大林自己——對於原則問題，尤其對於新的原則問題，他一般是避免明確表态的——那末，至少是他以後的親密助手也都站在黨和軍隊領導機關的「左面」。那時，他們的觀念中，有不少的天真的誇大，或者你喜欢称为「喜劇式的誤會」。一個大革命，沒有這些東西，是可能的麼﹖我們當時曾極力反對國際主義中的這種左派「滑稽畫」，以後好久我們才又轉移我們的武器去反對那包含在「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中的另外一種同樣極端的滑稽畫。

    與後來人們所描寫的相反：在那內戰時代最危險的時期，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精神生活是如溫泉水一樣洶湧而出。在黨和國家機關（連軍隊在內）的每個角落裡，人們熱烈地辯論著關於一切事情，尤其關於軍事的問題。領袖們的政策受到人們自由的、而且是無情的批評。對於在軍事方面的過份的書報檢查，當時軍部的首領在那軍事公報上寫道：「我很願意承認，出版檢查確實犯了許多的錯誤﹔我也認為十分必要給那批受人尊重的人物以更平凡的位置。出版檢查是應當注意保守軍事秘密的，……其他的事情則沒有權利干涉。」（1919年2月23日）

    國際參謀部問題不過是思想鬥爭中一段小插曲而已，這鬥爭的結果甚至在軍隊中，至少在軍隊上層中，形成了屬於反對派性質的一種東西，虽然並未超出行動紀律範圍以外。有一派「無產階級軍事理論」——屬於這一派的人有伏龍芝，杜哈契夫斯基，古塞夫，伏洛希洛夫等——是從一種先验信念出發，認為：紅軍不僅在政治目的上，而且在其結構、策略和戰術上，也是與資產階級國家的軍隊沒有共同之點的。新的統治階級必需有一種無論在哪方面都與人不同的軍事系統。在內戰之時，這主要表現為對原則上容許聘用「將軍」——即帝俄軍隊的舊軍官——的抗議，以及當高級指揮部處置地方隊伍的自作主張和違犯紀律時，他們所表現出來的不滿。這新學派中的信徒，甚至以戰略原則的名義，把「運動戰」和「進攻戰」推到極致，反對軍隊集中的組織，理由是不如此就會阻遏了未來國際戰場上革命的創造力。本質上說，這乃是企圖將內戰第一時期的游擊戰術擴大為經常的和普遍的系統。好多革命的軍官都更贊成這種新學說，因為他們不願去研究舊的學說。這新學說的主要中心乃是察里津（現在改名斯大林格勒）。布登尼、伏洛希洛夫、以及其後的斯大林，都是在那裡開始其軍事工作的。

    到了戰爭結束之後，才出現更有系統的嘗試，將這些新發明建構為完備的理論。倡導者是內戰時最傑出的指揮官之一，現已身故的伏龍芝，他在帝制時代曾因政治罪被處苦役刑。伏洛希洛夫支持他，在某種程度上说，杜哈契夫斯基也支持他。本質上說，所謂「無產階級軍事理論」，是與所謂「無產階級文化論」完全類似的，二者有相同的形而上學的圖式主義。這一派的人遺下的著作，其中這樣或那樣的實際描寫，都是將無產階級看作是國際的和進攻的階級，以此標準特性而演繹出來——即不是從真實的時空條件出發，而是從不動的心理抽象出發。馬克思主義雖然處處受人尊崇，實際上則被純粹的唯心論所代替了。這類糊塗思想雖然是出於誠意的，但不難從中看出一種迅速發展的官僚自滿心理之萌芽，它想要相信，而且想別人也相信：無論在那一方面，歷史的奇蹟不需要有特別的準備，甚至不需要具備某些物質的前提下就可以完成。

    當時軍部的首領在報紙上回答伏龍芝說：「我也不懷疑，一個具有發達的社會主义經濟的國家，要是不得不同一個資產階級國家作戰，則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一定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絕不能根據這點而企圖於今日的情況下無中生有出「無產階級戰略」來。……一面發展社會主义經濟，一面提高群眾文化水平，……我們無疑將賦予戰爭藝術以新的方法。」但為著這個，就必須努力向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去學習，而不應「憑空從無產階級的革命性推論出甚麼新戰略來。」（1922年4月1日）阿基米德說過：若有人給他一個支點，他便能夠撬動全地球。這話說得很好。但即使有人給他這個支點，他仍需要一根槓桿來撬動。勝利的革命給了我們一個新的支點，但要撬動地球還須要製造一根槓桿。

    如同它的姊姊「無產階級文化論」一樣，「無產階級軍事理論」被黨排斥了。然而從結果來看，二者的命運，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何等的不同。從「一國社會主義」之宣佈至一切階級之消亡這七年時期（1924-1931年）中，「無產階級文化」的旗幟給斯大林和布哈林高舉起來了，儘管肯定沒有甚麼顯著效果。至於「無產階級軍事理論」則恰相反，以前鼓吹此理論的人雖然已經佔據了國家的高位，但此理論從未曾復活過。這二個如此密切聯繫的理論，其命運外表上竟如此不同，這在蘇維埃社會之演變上是有深刻意義的。「無產階級文化」是關係著無足重經的事情；而且官僚愈將無產階級排斥於政權之外，就愈寬宏大度地給予無產階級以此精神上的補償。反之，軍事理論則是生死存亡的問題，不僅有關於國防，而且有關於統治階層本身的利益。這裡不容許玩思想觀念上的把戲。從前反對聘用「將軍」的人，現在自己變成「將軍」了。提議設立國際參謀部的先知們，現在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國」參謀部裡了。「階級戰爭」為「集體安全」的理論所代替了。世界革命的前途讓位於對現狀的神聖化。為著獲取可能的同盟者之信任，且不要過分刺激敵人，現在需要如何盡可能地、不惜任何代價地，減少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的差別。在這個理論改變和門面刷新之背後，隱藏著含有歷史意義的社會過程。1935這一年，軍隊方面發生了雙重的、來自政權本身的革命： 在民兵制度方面的革命和在指揮部方面的革命。

    四　民兵的廢除与軍階的恢復

    蘇維埃的武裝勢力將有二十年的歷史了，它今天的狀況，與布爾什維克黨寫在其旗幟上的主張相比較，究竟符合至什麼程度呢？

    依照黨綱說，無產階級專政的軍隊，應當具有「一種明確的階級性——即是說，完全由無產階級和農民中與之親近的半無產階級份子所組成，僅僅到了階級消亡的時候，這樣的階級軍隊才轉變為全民的社會主義民兵。」黨雖然把軍隊的全民性質推延到未來時代去，但絕不因此排斥民兵制度。恰好相反，按照第八次大會的決議案（1919年3月）「我們正在把民兵建立在階級基礎之上並轉變之為蘇維埃的民兵。」軍事工作的目的，規定為漸次創設一種軍隊，「盡可能地使用超出兵營的方式，即以接近於勞動階級的勞動條件」來培養。將來，軍隊的各部隊在地域上是與工廠、礦山、鄉村、農區及其他有機的集團相合一的，「有地方的指揮部、地方的軍械庫和一切軍用品的儲藏所。」青年之地方性教育、工業和體育的團體，將代替軍營所造成的團體精神，而且養成自覺的紀律而無需高踞在軍隊之上的職業軍官。

    但是，民兵制度無論多麼適應於社會主義社會的本性，卻需要一個高的經濟基礎。正規軍所需的特殊環境已經形成了。所以地方軍隊必須更直接地反映國家的真實條件。文化水平愈低，城鄉差異愈甚，則民兵愈多缺點和愈參差不齊。鐵路、高速公路、水道、以及汽車和車路之缺少，使地方軍隊在戰事初起最危急的幾星期或幾個月內行動十分遲緩。為了在動員期間保衛國境，作戰略上的移動和集中，除了地方軍隊以外必須有正規軍。當初紅軍之創設，正是這二種系統之間的必要調和，但較偏重於正規軍方面。

    1924年，當時軍部的首領寫道：「我們必須經常地留心兩種情況：如果說轉變為民兵制度的可能性已為蘇維埃政权之建立所确定好了，但轉變的仍然決定於國家一般的文化條件：技術、交通手段、識字程度等。民兵的政治前提已經很鞏固地建立了，但經濟和文化前提則仍然極端落後。」若是具備必需的經濟條件，則地區制度比較正規軍只會是更好，而不是更壞。為著國防，蘇聯必須付出極昂貴的代價，因為它太貧窮，不能採用較廉價的民兵制度。這里是沒有甚麼可驚異的。正因為貧窮，蘇維埃社會才不得不在脖子上圈著這非常破費的官僚制度。

    這一個問題，即經濟基礎和社會上層建築不协调的問題，在社會生活任何方面都顯露出來，在工廠、在集體農場、在家庭、在學校、在文學、在軍隊。一切關係的基礎都是低下的生產力水平（站在資本主義觀點看也是低下的）和原則上社會主義的財產形式之間的對比。新的社會關係提高了文化，但是這個不足的文化又把社會形式拉低下來。蘇聯的實際情況就是這二種傾向之間的平衡。在軍隊中，由於結構的極端確定性，這平衡的程度是可以用相當正確的數字來計量的。正規軍和民兵的相互關係，可以作為衡量向社會主義邁進程度的良好指標。

    自然和歷史給了蘇維埃國家以一萬公里長的邊界，人口稀少，道路惡劣。1924年10月15日，當時快要下台的軍事領袖，又再一次警告人不要忘記了「在以後若干年中，民兵之設立必然只有一種準備的性質。每走一步都必須小心地證實之前所有步驟的正確性。」但是，1925年，新的時代開始了。從前高唱「無產階級軍事理論」的人得到了軍權，地力軍隊本質上是與這學派所主張的「進攻主義」和「運動戰主義」相衝突的。但他們現在已經開始忘記世界革命了。這些新領袖希望把資產階級「中立化」，以此來避免戰爭。以後幾年之中，竟有百分之七十四得軍隊在以民兵為基礎進行改組！

    德國還在解除武裝而且對蘇聯表示「友誼的」態度時，莫斯科總參謀部對於西方邊界的計算，是以近鄰羅馬尼亞、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芬蘭等的軍事實力為根據的，也考慮到最強大的敵人（比如法國）可能提供的物資幫助。在這時期中（至1933年為止），法國還未被當成是來得及時的「和平之友」。近鄰諸國一共可以出動一百二十師步兵作戰，大約三百五十萬人。紅軍的動員計劃，準備以一支同樣人數的第一等軍隊來保衛西方邊界。遠東如果發生戰爭，則不管情況有多嚴重，應付的人只有幾十萬，而不是幾百萬。每一百個戰鬥員，一年之內大約須補充七十五個死傷的損失。兩年戰爭，排除傷兵康復再服役不算，全國要損失一千至一千二百萬人。1935年以前，紅軍共有五十六萬二千士兵–加上格別烏軍隊在內有六十二萬士兵—外加四萬二千軍官。此外，我們已經說過，1935年之初，百分之七十四的軍隊是地方軍隊，只有百分之二十六是正規軍。還有比這更好的證據，證明社會主義民兵已經獲得勝利（即使不是百分之一百，也是百分之七十四）而且是「最後而不可更改的勝利」嗎？

    然而，上面那些計劃（本身是含有條件性的），自從希特勒上台之後就根本沒有作用了。德國狂熱的武裝起來，而且主要為著對付蘇聯。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的幻想一下打破了。迅速臨近的戰爭危險，迫得蘇維埃政府，除了把武裝人數增加到一百三十萬以外，還徹底改變紅軍的結構。現在紅軍裡有百分之七十七的正規軍，地方軍則只 有百分之二十三地方軍如此削減，差不多可說是廢除了民兵制度——除非是你忘記了：軍隊不是和平時所需要的，而恰是戰爭危險時所需要的。這樣，歷史的經驗，從這個最不許開玩笑的方面，無情地揭露出这样的道理：「最後而不可更改的」的收穫，就僅僅是這樣的受社會生產基礎所能保證的收穫。

    雖然如此，從百分之七十四減而為百分之二十三，總嫌過分了些。我們可以假設，沒有法國參謀部之「友好的」壓力，蘇聯是不會這樣做的。但更有可能的，這些改變很大程度上出於官僚的政治考慮，而他們此時恰好找到了有利於他們的借口。地方軍，就其本性說，是直接依賴於當地人民的。從社會主義觀點看，這正是這個制度的重要優點﹔但從克里姆林宮的觀點看來，則是危險所在。正因為不願意軍隊和民眾接近，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機關才排斥民兵制度，雖然它從技術上說是很容易實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代，紅軍表現出来的深刻不滿，無疑也是廢除地方軍的一種重要的動機。

    我們的意見一定會為反改革前後紅軍的詳細統計所證實的。可惜我們沒有這類統計，即使我們真的擁有，我們也不認為能夠公開發表出來。但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實，意味着不二的解釋：蘇維埃政府將民兵在軍隊中的比重削減到了百分之五十一的时候，与此同时又恢復了哥薩克騎兵隊——這是帝俄軍隊中的唯一民兵組織﹗騎兵一般是軍隊中享有特權的和最保守的部份。哥薩克更是騎兵中最保守的部份。在大戰和革命時，哥薩克不啻是一種警察式的武力，起初替俄國沙皇服務，後來替克倫斯基服務。在蘇維埃政權下，哥薩克一直是反動的。在他們當中進行集體化曾用過特別強暴手段才有成效，而集體化自然並未能改變他們的傳統和氣質。還有一層，哥薩克與眾不同，已經恢復了私有馬匹之權利。當然不會沒有其他特權的。難道能不去懷疑這些草原騎士又是站在特權者方面反對被壓迫者嗎﹖在不斷的壓迫青年工人中反對的傾向這個背景之下，哥薩克騎兵隊之恢復，無疑是特爾米多的最明白的表态之一！

    *　 *　 *　 *

    賦予紅軍軍官以其一切資產階級榮銜，這個法令則是給予十月革命原則以更致命的打擊。紅軍的指揮部，其缺點及其不可估量的功績，都是從革命和內戰中產生出來的。青年人既然不許從事獨立的政治活動，其中不少有能力的份子自然到了紅軍中去。另一方面，國家機關之日甚一日的墮落也不能不反映於紅軍的指揮部中。在一個公開會議上，伏洛希洛夫教訓軍官對於部下要以身作則時，不得不自白說：「不幸，在這一點上，我不能特別誇口」﹔下層兵士前進了，但「指揮官時常落在後頭」。「指揮官常常不能以適合的態度回答」新問題，等等。

    這是軍隊裡最負責任的領袖（至少形式上如此）的一個悲苦的自白，一個足以惹起警告但不足以惹起驚訝的自白。伏洛希洛夫說的話，拿來對所有的官僚說，也是贴切的。自然，伏洛希夫沒有想到要將統治者上層也當作是那些「落在後頭」的人的一部分。難怪他們無論何時何處都向人大聲叫喊，氣憤地大跺其腳，而且命令說「你們要好好做事」！事實上，落後、因循以及好多其他的弊病，其主要的根源正是包括伏洛希洛夫自己在內的那個不受監督的「領袖」集團啊！

    軍隊乃是社會的縮影，社會的一切病症在它身上都會出現，而且通常還發作得更厲害些。戰爭本是嚴肅的事情，不容許幻想和抄襲。軍隊需要批評精神的新鮮空氣。指揮部需要民主的監督。紅軍的組織者當初是明白這點的，而且認為必須準備採取兵士選舉指揮領導這類的辦法來處理這件事情。黨關於軍事問題的基本議決案說：「各獨立小分隊內部團結之加強，兵士對自己及其指揮官的批評態度之发展……將造成順利的條件，使得指揮人員由下層选舉之原則能漸漸推廣應用。」這個議決案通過之後15年——這個期間是足夠做到內部團結和自我批評的——統治階層反而轉到恰恰相反的方向去了。

    1935年9月，文明國家人民，無論蘇聯的友人或仇敵，都一致驚訝地发现，高踞在紅軍之上的軍官現在恢復等級制了，從最低的少尉到最高的元帥。依照事實上的軍部領袖杜哈契夫斯基之解釋：「政府之採用軍隊官銜，為的替指揮幹部與技術幹部之發展造成一個更穩固的基礎。」這個解釋是有意說得模棱两可的。指揮幹部的權力首先依靠於兵士的信任來加強的。正為這個緣故，紅軍當初才廢除了軍官階級。這種等級制度之復活，絕非軍事利益所要求的。重要的是指揮的地位，而不是指揮的官銜。工程師和醫生並沒有官銜，但社會仍能安置他們於有用的地位。指揮的地位，是受研究、才能、性格、經驗等所保證的，這些需要不斷的考核、尤其是個別的考核。少校頭銜對當好一個營長並無幫助。紅軍五個上級軍官晉為元帥，也不能賦予他們以新的才幹或附加的權利。得到了鞏固基礎的並非軍隊本身，而是那些軍官本身，而這是以與军队疏遠为代价的。這次改革實現純粹的政治目的：即給予軍官們以新的社會重要性。莫洛托夫便是如此解釋這個法令的意義，他說：「為的提高我們軍隊的指揮幹部之重要性」。事情還不限於採用官銜，同時還加緊替那些軍官興建住房。1936年規定要建築四萬七千個房間，而那些軍官的薪俸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七。「提高指導幹部之重要性」，意思是說：以減弱軍隊道義上的聯結为代價，使軍官們更密切地同統治階層團結起來。

    很值得指出的是，那些改革家並未曾認為必須發明新的頭銜來稱呼這復活的階級制。恰好相反，他們顯然要與西方並駕齊驅。同時他們又顯露了他們的要害，即不敢恢復將軍的頭銜，因為「將軍」二字，在俄國人中已成為笑柄了。當宣佈五個軍事要人晉為元帥之時——此五人之選擇更多是根據他們對斯大林的忠誠，而非才能或功績——蘇維埃報紙並不忘記提醒讀者以帝俄軍隊的情形，它的「階級尊敬和服從」。為甚麼要這樣奴隸性的模仿呢？在創設新的特權時，官僚每一步都要使用從前拿來破壞舊特權時所用的論據。傲慢與怯懦輪流出現，外加日甚一日的偽善。

    正式恢復「階級尊敬和服從」，初看雖然令人驚訝，但我們應該老實承認：政府並沒有多少自由選擇的空間。指揮之升遷，若是根據本人的能力和功績，則須在軍隊本身擁有自由的創意性和批判精神的條件之下才能實行，而且須有全國的輿論來監督軍隊。嚴厲的紀律只能與寬大的民主制相輔而行，而且是直接依靠於民主制之上的。然而軍隊不可能比當時的政权更加民主。官僚主義，其積習及其醜態，並不是起源於軍事上的特別需要，而是起源於統治階層之政治需要。在軍隊中，這種需要只會表現得更完全。軍官階級被革命廢除了十八年之後又恢復過來，是以下三個指控的鐵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存在著一條鴻溝，蘇維埃軍隊已經失去了那使它得「紅」軍之名的主要特性，而官僚們是如何無恥地將這些墮落的結果確立成為法律。

    資產階級的報紙很讚美這個反改革。法國官方報紙《時報》，於1935年9月25日寫道：「這種外表上的改變乃是一程標幟，表明現今在全國發生的深刻變化。這政權現在確然沒有危險了，而且正一步一步地穩定下來。在蘇維埃家庭和蘇維埃社會之中，革命的習尚正在讓位給所謂資本主义國家中流行的情感和習俗。蘇維埃已經資產階級化了。」這個判斷無需我們添加一個字。

    五　倘若戰爭發生時蘇聯將如何？

    戰爭的危險反映出蘇聯對外部世界的依賴。因此，戰爭的危險也是批評那種孤立的社會主義社會烏托邦思想的論據。但是現在，這不祥的「論據」終於提出來了。

    要預先列舉未來各國之間大混戰的一切因素是不可能之事。這種事先的計算若是可能的話，則利益之衝突都可以用賬房先生的和平協議結了。在血淋淋的戰爭方程式中，有太多的未知數。無論如何，蘇聯方面是有很多有利因素的，有些從過去承繼下來，有些是新政權所創成。內戰幾年中，外國干涉的經驗又再一次證明了：俄國的最大優勢依然是它的廣大領土。外國帝國主義只消數日就推翻了匈牙利蘇維埃——裡面自然也有貝拉·孔[35] （Bela Kun）政府令人惋惜的帮忙。蘇維埃俄羅斯一開始就被切斷了同周圍各國的交通，卻能反抗外國干涉至三年以上。有個時候，革命的領土差不多縮小至舊時莫斯科公國的版圖。但是，即使那樣，它仍能夠支持，而且終於獲得勝利。

    俄國的第二個大優勢則是它的人口眾多，每年差不多增加三百萬人口，現在全蘇聯人口顯然超過了一億七千萬人。每年的徵集就有一百三十萬人。最嚴格的檢查，無論身體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也不過排除四十萬人而已。可服兵役的人，理論上估量為一千八百萬至二千萬，實際上則可視為無限制的。

    但是，領土和人口不過是戰爭的「原料」而已。所謂戰事的「潛力」首先須依賴於國家的經濟強度。在這方面，蘇聯比舊俄羅斯又不知便利了多少。我們之前說過，計劃經濟，從軍事觀點看來，給予了蘇聯以最大的優势。僻遠區域，尤其西伯利亞之工業化，给予草原區和森林區全新的價值。然而蘇聯依舊是一個落後國家。勞動生產力之低下、生產物品質之拙劣、交通工具之薄弱——蘇聯在土地和人口方面的優點只能部份地抵消這些弱點而已。在和平時代，兩個敵對社會制度間經濟力量之決賽，可以設法延緩下去——不是無限期延緩，而是延緩一個長時期——譬如用政治手段，尤其用壟斷對外貿易的方法。在戰爭時代，則直接在戰場上決定了。這便是危險所在。

    軍事的失敗，雖然時常引起巨大的政治變動，但其本身不不一定造成社會經濟基礎上的變動。一種社會制度若能保證較高度的財富和文化的發展，則決不会為槍砲所推翻。反之，勝利者倘若在進化上及不上被征服者的話，則會採取被征服者的制度和習尚。財產形式要能為軍事力量所推翻，那除非是這財產形式已經與本國經濟基礎處於劇烈衝突的地位。德國同蘇聯作戰，若是戰敗，則不僅希特勒垮台，資本主義制度也要垮台。另一方面也不難想到：蘇聯若戰敗，則不僅危及蘇維埃统治階層，也將危及蘇聯的社會基礎。現時德國社會結構之不穩定，乃因為它的生產力早已超過了資本主義的財產形式。反之，蘇聯社會制度之不穩定，則是由於它的生產力遠遠趕不上社會主義的財產形式。戰爭失敗之所以會危及蘇聯的社會基礎，同這個基礎在和平時期需要一個官僚制度和一個對外貿易壟斷一樣，是由於這個基礎本身的薄弱所造成。

    然而我們能希望未來大戰時蘇聯不致於失敗嗎？對於這個坦率的問題，我們也要坦率地回答：如果戰爭始終限於戰爭，則蘇聯之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在技術、經濟和軍事方面，帝國主義是無比強大的多。若不是受了西方革命的麻痺，帝國主義一定會剷除那產自十月革命的制度。

    人們可以回答說：「帝國主義」乃是一個抽象名詞，其中是充滿著矛盾的。這話不錯﹔而且若沒有這類矛盾，蘇聯早已從國際舞台上消失了。蘇聯所訂的外交和軍事的協定，一部分就是立足在這類矛盾上面。然而倘若沒有看見這類矛盾的限度，那將陷於足以致命的錯誤。恰如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黨派——從最反動的到社會民主黨——之間的鬥爭，到了無產階級革命直接威脅之前就要停止一樣，帝國主義者之間的衝突也是會妥協的，為的是阻止蘇聯的軍事勝利。

    外交協定，借用某首相曾經說過的話，不過是「幾張廢紙」而已。並沒有規定過外交協定至少在戰爭爆發之前有效。蘇聯與別國所訂條約，當歐洲某地的社會革命產生直接威脅之時，沒有一條能仍然生效的。假設西班牙——且不說法蘭西——的政治危機進入了革命的階段，那麼勞合·喬治所設想的希特勒是救世者的希望一定會支配所有 資產階級政府。另一方面，倘若西、法、比等國的動搖局勢終於造成反動勝利的話，則那些條約也要消失得無蹤 無影。最後，即使那「幾張廢紙」在戰爭初期仍努力保持其效力的話，那也毫無疑問，在戰爭的緊要關頭，勢力的結合將受其它有力得多的因素所決定，而非受那些以食言為職業的外交家所訂的盟誓所決定。

    自然，倘若資產階級同盟國獲得切實的物质保證，確信莫斯科政府不僅在戰爭陣線上站在它們一邊，而且在階級陣線上也站在它們一邊，那情形一定會完全不同的。利用蘇聯處在受夾攻地位的困難，那些資本主義的「和平朋友」自然要想方法在對外貿易壟斷上和蘇維埃財產法上鑽開一個缺口。亡命在法國和捷克的白黨所以漸漸開展「保衛主義」運動，就是完全依靠在這個希望之上。倘若你假定世界鬥爭只限於軍事的層面，那麼那些「同盟國」有相當的機會達到它們的目的。沒有革命的干涉，蘇聯的社會基礎一定要垮台，不僅戰敗時如此，戰勝時也是如此。

    兩年多以前，一個名叫《第四國際與戰爭》的綱領宣佈用如下的話概括蘇聯的前途：「國家十分迫切需要日常用品，在此影響之下，農民經濟中個人主义傾向将強盛起來，集體農場內的離心力也將每月增長。……在戰爭的熱浪之下，我們可以設想到……對同盟國資本的吸收，對外貿易壟斷的違反，國家對於托拉斯監督的減弱，托拉斯之間的衝突的加劇，托拉斯和工人之間的衝突，等等。……換一句話說， 如果在長期戰爭時，無產階級仍舊是無所動作，那麼蘇聯內部的社會矛盾，不僅可能而且必然發展成為資產階級邦那巴主義的反革命。」最近兩年的事變更增加這個預測之力量了。

    但以上的論斷並不必然導致所謂「悲觀主義的」結論。如果我們不願對資產階級世界之物質上優勝，對帝國主義「同盟國」之必然叛變，以及對蘇維埃制度的內部矛盾視若無睹，那末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致於過分高估敵對國或同盟國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在一個消耗到底的戰爭能夠徹底衡量經濟力量之對比以前，制度本身之相對穩定性早已受到考驗。認真推測未來大屠殺的嚴肅理論家，都一致將革命的或然性或甚至必然性列入於戰爭的各種結果之估量之中。在某些圈子裡有人時常提起一種小規模「職業軍」的想法，儘管這種想法同大衛和歌利亞[36]中的個人英雄思想同樣虛幻，但在其虛幻之中卻透露出對於武裝民眾之驚恐。希特勒從來不放棄機會來表明他的「愛好和平」，他常提醒：西方若是發生戰爭，必然要惹起新的布爾什維克風暴。今天以前阻止戰爭爆發的力量，並不是國際聯盟，並不是集體安全公約，並不是和平主義運動，唯一的是統治階級對於革命的自衛性的懼怕。

    社會制度，同其它所有現象一樣，必須用比較的方法去估量。雖然有這許多矛盾，蘇維埃制度在穩定性方面，仍然比其可能的敵人的制度有巨大優越處。纳粹黨所以能夠統治德國人民，乃由於人民忍受不住德國社會矛盾之緊張。這些矛盾並未除去，也未減弱，不過給法西斯禁壓住了。戰爭的發生又會使這些矛盾顯露出來的。希特勒比威廉二世更不可能令戰爭走向勝利。惟有及時的革命，才能使德國免於戰爭，因此免於又一次的戰敗。

    世界輿論將不久之前日本軍人殘殺政府大臣的事件，說成是一種過度狂熱的愛國主義的笨拙表現 。其實，這個殘殺，雖然意識形態不同，仍與俄國虛無主義者用炸彈攻擊帝俄官僚制度，源於同一的歷史典型。日本人民在亞洲式的農地制度和超現代的資本主義配合壓迫之下窒息受苦。朝鮮、滿洲和中國，一俟軍事壓迫稍微鬆懈，就要崛起反對日本的暴政。戰爭將使這大和帝國遭受最大的社會災難。

    波蘭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畢蘇斯基的政權是一切政權中最無所作為的，它甚至不能減弱一下土地對農民的奴役。 西部烏克蘭（加里西亞）在很嚴重的民族壓迫之下存活。工人不斷的罷工和反叛，動搖了全國。波蘭資產階級企圖與法國聯合又與德國親近以求自保，但它的詭計除了加速戰爭之爆發，並在戰爭中必然滅亡之外，是沒什麼結果的。

    戰爭的危險和蘇聯的失敗是實在的，但革命也是實在的。革命若是不能先爆發來阻止戰爭，那麼戰爭就將幫助革命的爆發。第二次分娩一般 總比第一次容易些。新的大戰發生後，不需两年半便會出現第一個暴動。而且，革命一經開始，這回就不會半路而廢。長遠來說，蘇聯的命運不是由總參謀部裡的地圖來決定，而是由階級鬥爭的地圖來決定。惟有歐洲無產階級堅決地反對其資產階級以及與資產階級同一陣營的「和平朋友」，才能保衛蘇聯，免遭毀滅，免遭「同盟國」的暗算。若是無產階級在好些國家得到勝利，即使蘇聯戰敗了，那也不過是短時期的事。反之，若是帝國主義仍舊操縱了蘇聯以外的世界，則蘇聯無論如何戰勝，都不能拯救十月革命的遺產。

    蘇維埃官僚的支持者，說我們「輕估」了蘇聯與紅軍等等的內在實力，就像我們以前「否認」一國社會主義之可能性一樣。這類的論點如此不通，使得連交換意見也不可能。沒有紅軍，蘇聯早就像中國一樣被擊碎了、分裂了。惟有紅軍對於未來資本主義敵人之頑強和英勇的抵抗，才能替帝國主義營壘中階級鬥爭之發展造就順利的條件。這樣說來，紅軍是一個有巨大意義的因素。但是絕不是說它是唯一的歷史因素。它能給革命以一種強大的推動就已經很不錯了。革命能完成主要的任務，單靠紅軍是完成不了的。

    沒有人要求蘇維埃政府到另一個國家進行冒險、作出不合理的舉動、或者嘗試以暴力催迫世界改變。恰好相反，過去官僚們做這類嘗試時（如保加利亞、愛沙尼亞、和廣州等）只能給反動势力所利用，當時左派反對派都曾作出及時的批評。這裡所說的，是關於蘇維埃國家的一般方向的問題。蘇維埃外交政策和世界無產階級殖民地民族利益之間的衝突，其最不祥的表現，就是共產國際屈服於保守的官僚主義及其無為遲鈍的新宗教之下。

    歐洲工人和殖民地民族，站在「維持現狀」的旗幟之下是无法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戰爭的，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必然要爆發出來並且破壞現狀，恰像胎兒已經長大必然要打破懷孕的現狀一樣。勞動者並無絲毫利益來保衛現存疆界，尤其是在歐洲的疆界——在受本國資產階級統治時如此，在暴動起來反對本國資產階級時更是如此。歐洲的衰落正是為了這個緣故：即在經濟上分裂為差不多四十個准民族國家，各有各的關稅、護照、貨幣制度和保衛民族特殊性的龐大軍隊等，由此成為巨大的障礙物，攔阻了人類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道路。

    歐洲無產階級的任務，並不是永久保持疆界，而是用革命方法廢除疆界，並不是維持現狀，而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歐洲合眾國」！

    第九章　蘇聯國內社會關係

    在工業方面，生產工具差不多全部是國有的。在農業方面，生產工具絕對屬於國有的，只是佔全部耕地不超過10%強的國家農莊。至於集體農莊，合作社或集體擁有的營業，則是或多或少的合國有與私有於一道的。土地雖然在法律上屬於國家，但現在已經交付給集體農場「永久」使用，這與集體私有並沒有甚麼不同。拖拉機和複雜的機器屬於國家；但小的設備則屬於集體農場。此外每個集體農民，都經營著個人的農作，最後還有10%以上的農民，仍然是個體的農民。

    按照1934年的人口調查，全部人口中的28.1%，是國家企業和國家機關的工人和雇員。產業工人和建築工人，不包含他們的家人，在1935年，達到七百五十萬人。集體農場和合作社營業者，在人口調查的當時，佔全部人口45.9%。大學生、紅軍兵士、領受退休金者以及其他直接依靠於國家的份子，佔人口3.4%。總共算起來，全人口的74%屬於「社會主義部份」，而全國基本資本中的95.8%，攤在這74%的人口上。個體的農民和手藝工人在1934年，還佔全人口22.5%，可是在全國資本中，他們只佔有4%強！

    自從1934年以後，便沒有進行過人口調查，下一次的調查，要在1937年。可是在最近兩年當中，私人企業部份當然要更加縮小而有利於「社會主義部份」的。按照官方經濟學家的估計，現在個體的農民和手藝工人，約佔全人口10%，這就是說約為一千七百萬人。他們在經濟上的重要性，更遠低於他們的數量。中央委員會的秘書安德來也夫，於1936年4月宣佈：「我們國家社會主義生產的比重，在1936年應該達到98.5%。這即是說，屬於非社會主義的部份，僅僅是1.5%這麼小。」這個樂觀的數字，乍看起來好像是一個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社會主義已經「最後與不可逆轉的」勝利了。但是一個人若不能在數字的後面看出社會的真實，那真是太可憐了！

    數字的本身，就帶著一些誇張，例如集體農場旁邊那些私人小塊土地，都算做「社會主義」部份。可是這還不是問題的中心。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在統計數字上之巨大與無可爭辯的優越，雖然對於將來是很重要的，可是它並沒有消除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即在「社會主義」部份中資產階級傾向的力量的問題，不僅在農業當中而且在工業當中。現在已經達到的物質水平，固然足以喚起所有人的需要的增加，但是還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因此經濟進展的動力，還包含著喚起小資產階級的貪慾：不僅在農民與「智力」勞動的代表者當中，而且在無產階級的上層當中。若把個體的小農和集體農民，把私人手藝和國家工業作一個簡單的對比，那一點也看不出這種貪慾之可怕，可是這種貪慾卻浸透了國家的全部經濟，一般的說來，它在下面這種事實中表現出來：即每個人都希望他給予社會的要儘可能的少，而取於社會的要儘可能的多。

    現在蘇聯在解決侵吞公款與浪費公款的問題上所花去的精力和智力，較之花在真正具有意義的社會主義建設上並不較少。這也是社會勞動生產率極度低下之一部份原因。一方面，國家自身不斷地與這些離心的分子運動鬥爭；另一方面，統治集團的自身卻成為合法的與非法個人積累的蓄水池。在新的法律形態掩蓋之下，小資產階級的傾向，自然不容易以統計的數字來決定。但是他們在經濟生活中佔實際的優勢，首先就由「社會主義的」官僚制度本身所證明：官僚制度是明顯的內心矛盾，是社會變態之醜惡的繼續生長，而官僚制度又反過來成了社會上毒瘤的生長之根源。

    新憲法——我們以後會說到，它完全是建立在把官僚與國家混同起來，把國家與人民混同起來的基礎之上的──裡面說：「國家的財產－即是全體人民的所有物」。這種混同，乃是官方學說的根本的詭辯。一點不錯，一般馬克思主義者，自馬克思自己開始，談到工人國家的時候，常把國有財產、國民財產、社會主義財產這幾個名詞視為同義語的。在一個廣大的歷史範圍上說，這種說法，並沒有甚麼特別的毛病。不過當適用到一個新的社會之初期發展和尚未得到保證的發展階段之時，尤其是適用到一個孤立的而經濟上落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之後的國家之時，那麼這種用語，就要變成巨大錯誤和公然欺騙的源泉了。

    私有財產要變成社會的財產，必不可免的要經過國有的階段，如同幼蟲要變成蝴蝶，必須經過蛹的階段一樣。但是蛹並不是蝴蝶。無數的蛹，在沒有變成蝴蝶以前就死了。國有財產要變成「全體人民」的財產，只有在社會特權和社會分化消滅之時，因之也是國家已無必要之時。換言之，國有財產之轉變為社會主義的財產，是與它漸漸失去國有財產的程度為比例的。反之也是一樣：蘇維埃國家若是愈高踞在人民之上，若是它愈猛烈的把它自己當作財產的保護人而把人民當作財產的浪費者，那就愈明顯的証明這種國有財產不是社會主義的性質的。

    說到城市與鄉村仍然有差異，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仍然有分別之時，官方的報紙承認說：「我們離完全廢除階級的境地還遠得很」。這種純學院式的承認，有一種好處，它能使官僚們在好聽的「智力」勞動的名義之下，遮掩他們的收入。蘇聯的「友人們」──他們是愛柏拉圖勝於愛真理的──也只限於作一種學院式的承認：即蘇聯現在還保有過去不平等的殘餘。其實，這些常被歸罪的「殘餘」，是完全不能解釋蘇聯現實的。假使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異，在某些方面已經減輕了的話，那麼在別的方面則是大大的加深了，這是由於城市和城市文化（城市的少數人的安樂）都有非常迅速的發展之故。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之間的社會距離──雖然有從下層來的人來填補科學的幹部──近年以來，並沒有減低反而增大了。千年以來的等級障礙，在各方面還限制著每個人的生活──有文雅的城市人和粗野的農民，有科學家的奇才日常的勞工──這種從過去保留下來的差異，不僅沒有稍微減輕一點，反而相當多量的重新產生出來，並且還帶著日甚一日的難以消除的性質。

    那有名的口號「幹部決定一切」，說明蘇聯社會的性質，較之斯大林所想說明的坦白得多了。幹部的意思，在本質上就是統治與命令的機關。崇拜「幹部」，首先就是表示崇拜官僚、官吏和一種技術貴族。在充份使用幹部和發展幹部的事情上，如同在其他事情上一樣，蘇聯還不得不去解決那些先進的資產階級在他們的本國早已解決了的問題。但因蘇聯的幹部是在社會主義旗幟之下起來的，他們便要求一種對神一般的尊敬和不斷增高的薪俸。「社會主義的」幹部的發展，便是這樣與資產階級不平等的復生相伴著。

    若從生產工具的所有權觀點上看來，則元帥與女僕之間，托拉斯經理與苦力之間，人民委員的兒子與無家可歸的兒童之間，好像沒有甚麼差別。可是前者佔有堂皇的住室，在鄉間還享有幾處避暑的別墅，有最好的汽車供他們使用，並且他們早已忘記了怎樣擦亮他們自己的皮鞋。後者則擠住在常常沒有分隔的木棚裡，過著半饑餓的生活。他們不擦自己的鞋，只因為是赤腳走路。這種差別，在官僚看來，是不值得注意的。可是在苦力看來，卻是非常重要的，而這也不是沒有理由的。

    膚淺的「理論家們」，自然能夠解嘲說：財富的分配，同財富的生產比起來，乃是次要的因素。可是交互作用的辯證法，在這裡具有全部的效力。國有的生產工具之命運，最後要看上述那些個人生活上的差別究竟向那一方面發展而定。假如一隻船宣佈為集體財產，但是乘客還繼續分成頭等二等三等的話，那麼很明顯的，在三等乘客看來，生活條件的差異，較之所有權上法律的變更，要無限重要得多了。反之，喝著咖啡和含著雪茄的頭等乘客則要認為集體財產乃是一切，一間很舒適的艙房則無足輕重。從這上面生長出來的衝突，就很能夠打破這種不穩固的集體。

    蘇聯的報紙，對於莫斯科動物園裡一個小孩子答覆記者的話，感到十分滿意：記者的問題是「這隻象是誰的呢？」答覆是「國家的」；於是報紙就做出推論：「那就是表示有極小的一部份也是我的」。可是假使把象實際的分配起來，則貴重的象牙，會落入少數特權者之手，少數的人會吃到象的大腿，多數則只能吃到蹄子和臟腑。至於甚麼也分不到的兒童，便絕不會把國有財產和他們自己的財產混為一談了。說到流浪兒，那只有把國家的東西偷到他們自己手中之時，才認為是「他們自己的」。動物園裡這個小「社會主義者」，也許是一位高級官吏的兒子，這種官吏已經慣於從「國家即朕」的公式中做出許多推論來。

    假如我把社會主義的關係，翻譯成市場的語言來解說的話，我們可以把公民看作擁有國家財富的公司的股東。假使說財產屬於全體人民，那就是表示「股票」的分配是平等的，因之「股東」分取紅利的權限也是一樣的。可是公民們之參加國家企業，不僅是以「股東」的資格，而且也是以生產者的資格。在低級共產主義時期，即我們同意把它叫做社會主義的階段，勞動的支付還是要遵照資產階級的規準，這就是說還要根據技巧與強度等。這樣，在理論上，每個公民的收入，要包含兩個部份A+B，即紅利十工資。若技術愈高而工業組織愈完全，則A所佔的份額便較B所佔的就愈大，而生活水平之受個人勞動差異的影響者也就愈小。現在蘇聯國內工資的差異，不僅不較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小些，反而更大些，從這事實就必定可以推論：蘇聯公民所持有的股票，並不是平等分配的，而在各人收入上，紅利一如工資，也是不平等的。不熟練的工人，只能得到B；這種最小的工資，他在同樣的條件之下，在資本主義的企業裡也可以得到的。而史塔罕諾夫份子或官僚則得到2A+B。或者3A+B等，這裡的B又可以變為2B，3B等。換言之，收入的差異，不僅決定於個人生產量之不同，而且還決定於暗中侵吞他人勞動生產品之多少。特權的少數股東，是以無權的大多數為犧牲而生活的。

    假使你們以為蘇聯的不熟練工人所得，較之在一個同樣技術水平與文化水平下之資本主義的企業中為多的話──這就是說他仍然是一個小股東──那麼你就必須認為他的工資等於A+B。而那些較高範疇的工資，就要以下面這樣的公式來表明：3A+2B，lOA+l5B，諸如此類。這就是表示不熟練的工人只有一股，史塔罕諾夫份子有三股，專家則有十股。而且他們的真正工資，乃是1：2：15。在這種情形之下，那些對神聖的社會主義財產唱的讚美歌，只有使經理和史塔罕諾夫份子相信，至於下層工人和集體農民，是不大相信的。可是下層工人是社會上絕對大多數。社會主義所關心的，乃是他們，而不是新的貴族。

    《真理報》說：「我們國家的工人，不是工錢奴隸，不是所謂勞動力商品之出賣者，他是一個自由的工人。」在現在這個階段，這種甜言蜜語的公式是一種不能容許的誇誇其談。工廠轉到國家手中，僅僅在法律上改變了工人的地位，實際上工人還不得不在貧乏中生活，做一定鐘頭工作以求得一定的工資。從前工人對於黨和工會所抱的希望，在革命以後，便轉到他自己所創造的國家身上。但是這種工具的有用的功能，卻被技術與文化的水平所限制了。為了提高這種水平，新的國家已恢復了舊的壓迫的方法，壓在工人的筋肉與神經之上。一隊奴隸的鞭策者已經成長起來。工業的管理已經變成極度官僚的性質。工人們對於工廠的管理，已經失去了一切的影響力。由於計件工資的施行，物質生活條件的艱苦，不能自由遷移，以及警察的壓迫深入於每個工廠生活當中，實在很難教工人覺得他是一個「自由的工人」。他只能在官僚當中看到他的經理，而國家則是他的僱主。自由勞動與官僚主義的國家是不能並存的。

    上面所說的話，稍微改變一下，也可適用於鄉村。按照官方的理論，集體農場的財產，乃是社會主義財產一種特殊的形式，《真理報》寫道：集體農場「在本質上已經與國有企業屬同一種類，因之是社會主義的」，但是即刻又加上一句說：農業中社會主義發展的保證，要以「布爾什維克黨管理集體農莊」為條件。這就是告訴我們，從經濟問題轉到政治問題。這在本質上表示社會主義的關係，還沒有在實際的人與人的關係當中實現出來，而只是存在於那些當權者仁慈的心中而已。工人們最好嚴格注意那個心。其實集體農莊還居於個人經濟與國家經濟的半路上；莊員經營的自留地或個人經濟之迅速發達，大大的幫助了小資產階級傾向。

    雖然個人耕種的土地，總共只有四百萬公頃，比起集體農莊所耕種的土地一億零八百萬公頃來，只佔全耕地4%，但是由於努力耕種，特別是把它當作菜園耕種，它竟供給了農民家庭以最重要的消費品。多數的牛、羊、豬，是集體農民的財產，而不是集體農莊的財產。農民們常常把他們的輔助性的農田，轉變為主要的農田，讓那種無利可獲的集體農場居於次位。另一方面，那些能對工作日支付較高工資的集體農莊，便升到一種較高的社會水平，並且形成一種富裕的農民。集體農莊中離心力的傾向，不僅沒有衰落，反而日益加強。無論如何，集體農莊所成就的，只是改變鄉村中經濟關係的法律形式，特別是分配收入的方法，但是對於舊的小屋、菜園、家農的雜役，總之整個煩重的農民勞動，幾乎沒有什麼改變。他們對於國家，在很大的程度以內，還保留著過去的對於國家的態度。因為國家現在雖然不為地主或資產階級而服務，但是它為了城市的利益從鄉村中取去的東西太多了，而且它還保有過多的貪婪的官僚。

    預定在1937年元月6日舉行的人口調查，官方已畫出表格，把全部人口分成下列這些範疇：工人、店員、集體農民、個體農民、個體手藝人、自由職業者、教士、其他非勞動的份子。按照官方的註解，這個表格之所以沒有列入其他的社會份子，只是因為現在蘇聯已經沒有階級。實際上這個表格，直接的用意是要遮蓋特權的上層和被剝奪的下層的。蘇聯社會之真正區分，是應該並且很容易藉助於一個誠實的人口調查而表現出來的，這種區分應該是這樣：官僚們的上層、專家等，他們過著資產階級式的生活；中間與較低階層的官僚，他們過著小資產階級式的生活；工人貴族與集體農莊貴族，生活水平同上；接著是中間層的工人大眾，集體農民的中間層；個體農民與手藝工人；再下去是下層工人與下層農民以至流氓無產者；最後是流浪兒、娼妓等。

    新憲法宣稱：「廢除人對人的剝削」，在蘇聯已經達到了。這顯然沒有說真話。新的社會分化，已經為人剝削人中之最野蠻的形態，創造了復活的條件，即把人買做奴隸為個人服役。在人口調查新表格當中，個人的僕役，根本就沒有提到。很顯然的，他們都被放在總的「工人」當中去了。可是這裡是有許多問題的：社會主義的公民有沒有僕人呢，僕人有多少呢（如女僕、廚子、乳母、保姆、汽車夫等）？他是否有一架汽車供自己私人之用呢？他一個人佔有多少房間呢？等等。在人口調查的表格當中，竟沒有一個字提到各種收入的水平！倘使「剝削他人勞動者無政治權利」這條法則此時恢復效力的話，便要出人意外的發現：統治集團的精華要被排出蘇維埃憲法權利以外。幸而他們已經為主人與僕人，建立了「完全平等」的權利了！兩個相反的傾向，現在正從蘇聯制度的深處發展起來。與腐朽的資本主義相反，蘇聯正在發展生產力，從這方面看來，它是在準備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它為了上層的利益，正在把資產階級的分配規準加緊實行到極度，它又在準備資本主義的復辟。這種財產形式與分配規準之間的矛盾，是不能無限期的發展下去的。或者是資產階級的規準用這種或那種形式伸展到生產資料上面來，或者是分配規準改變，去適應社會主義的財產制度。

    官僚們非常害怕這兩種選擇的暴露。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在報紙上、在演說上、在統計上、在文學家的小說中、在詩人的詩句上，最後在新憲法的條文上──他們都小心地把城市中與鄉村中真實的社會關係隱藏起來，而以社會主義字典中的抽象名詞來搪塞。這就是官方的意識形態之所以那樣的無生氣、庸碌與虛偽的原因。

    一　國家資本主義嗎？

    我們對於不熟習的現象，常常在熟習的名詞之中找到解救。有人試圖把蘇聯制度之謎隱藏起來，而把它叫做「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詞有一層好處，即沒有人能確切知道它是甚麼意思。「國家資本主義」的名詞，原是指那些資產階級的國家，直接管理交通工具或其他工業企業的。其所以需要這種方法，乃是生產力超過資本主義的表徵之一，它使資本主義在實際上走到一部份的自我否定。但是這衰老的制度，連同它自我否定的因素，還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而繼續存在的。

    從理論上說來，固然可以想像整個資產階級能建立一個股份公司，這公司藉國家的力量，來管理整個國民經濟。這種制度的經濟的規律，並不顯得怎麼神秘。我們都知道，一個資本家所獲得的利潤，並不是在他自己企業中作工的工人直接產生出來的那部份的剩餘價值，而是全國所創造的總剩餘價值之一部份，即按照他投資總數的比例所得的一部份。若是在一個完整的「國家資本主義」之下，這種平均利潤的規律，便不必走迂迴的道路－－即各種資本之間的競爭──而實現，而是直接由國家的簿記算出來。可是這樣一種制度，從前還沒有存在過，並且因為各財主相互間具有很深的矛盾，它也永遠不會存在的，尤其因為如此，國家便帶有資本主義財產之普遍貯藏所的性質，而變成社會革命之太惹眼的目標。

    在戰爭當中，特別是在法西斯經濟的試驗當中，「國家資本主義」的名詞，最通常的被人瞭解做一種國家干涉，和國家管制的制度。法國人對於這種制度，使用一個更適當的名詞──即國家主義。在國家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之間，無疑的是有許多連接之點的，不過若拿二者當作制度來說，那與其說二者是相同的，毋寧說是相反的。國家資本主義是要以國家財產代替私人財產，正因為如此它始終是局部性的。而國家主義則不管它在甚麼地方──在義大利有墨索里尼，在德國有希特勒，在美國有羅斯福，在法國有萊翁勃倫[37]——都只是表示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上一種國家的干涉，其目的正是保護私有財產。不管政府的綱領是甚麼樣，國家主義必不可免的要使腐朽制度的一切災害，從強者的肩上轉到弱者的肩上。它之所以要「拯救」小有產者免於全部滅亡，只是因為小有產者的存在，在一定限度內對於保存大的財產是必須的。國家主義的一些計劃的方法，並不是出於發展生產力的要求，而是立意要犧牲生產力來保存私有財產的（生產力已經起來反抗私有財產）。國家主義，意思就是要在技術的發展上安上制動機，支持了無生氣的企業，使寄生的社會階層永存不替。總之，國家主義是完全反動的性質。

    墨索里尼於1934年5月26日說：「義大利的經濟，工業的與農業的，有四分之三握在國家的手中」。這話不能照字面了解。法西斯國家，並不是企業的所有者，不過是財主之間的一種仲裁人而已。這兩件事是不同的。關於這個問題，義大利《人民報》說：「法團主義的國家（corporative state），只指導和統一經濟，並不營辦經濟，國家若實行生產上的壟斷，就變成集產主義了。」（1936年6月11日）法西斯官僚，對於農民和一般私有主，完全採取一種威嚇人的主子態度，而在資本巨頭之前，便採取首席全權代表的態度。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費羅西（Feroci）說得很對：「法團主義的國家，只是壟斷資本的推銷員而已。……墨索里尼把一切企業的全部危險都放在國家的肩上，而讓工業家坐收剝削的利潤。」希特勒在這上面，是跟著墨索里尼走的。計劃原則的限度，以及它的實際內容，是由法西斯國家的階級性質決定的。它不是為了社會的利益，增加人類的能力去克服自然，而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來剝削全社會。墨索里尼吹牛說：「假使我想在義大利建立國家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的話──這在實際上並沒有實現──那我今天已經有了一切必需的與足夠的客觀條件了。」可是還缺少一個條件：即沒收資本家階級的財產。要實現這個條件，法西斯就要走到敵對的陣營去。借用墨索里尼那種急忙保證的話：這事情「在實際上並沒有實現」，並且當然永不會實現的。要沒收資本家階級的財產，必定要有別的力量、別的幹部和別的領袖。

    歷史上第一次把生產資料集中於國家之手，是由無產階級用社會革命的方法來達到的，而不是由資產階級用國家托拉斯化的方法來完成的。我們這一點簡短的分析，已經足以表明那些把資產階級的國家主義和蘇維埃制度混同起來的企圖是如何的荒謬了。前者是反動的，後者是進步的。

    二　官僚層是不是統治階級？

    各種階級，要由它們在社會經濟制度中所佔的地位來區分，並且首先要由它們對生產資料的關係來決定。在文明社會，財產關係由法律所確認。土地的國有，工業生產工具及運輸與交換工具之國有，加上對外貿易的壟斷，構成蘇聯社會結構的基礎。根據這些無產階級革命所建立的關係，說蘇聯的性質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這在我們看來，是基本上確定的。

    蘇聯官僚，在它的仲裁與調整的作用上，在它關心於保存社會階層上，以及在它為個人的目的而利用國家機關上，它與任何其他官僚都是同樣的，特別是和法西斯官僚一樣。它又有很大的不同的性質。在任何其他制度之下，官僚還沒有像在蘇聯那樣達到脫離當權的階級而獨立的程度。在資產階級社會裡，官僚是代表有財產又有教化的階級之利益，這個階級手中握有無數的日常監督的工具，可以隨時監督官僚所處理的一切。可是蘇維埃官僚，已經高踞在一個階級之上，這個階級剛剛才從貧乏和黑暗之中走出來，而且沒有統治或指揮的傳統。當法西斯當權的時候，他們是與大資產階級在共同利益上、友誼上、婚姻上緊相聯繫起來的，可是蘇維埃官僚固然採取資產階級的習慣，但它的身旁並沒有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在這意義上說，我們又不能否認：它並不僅僅是一個官僚。在蘇聯社會中，它是實實在在的唯一的享有特權的與發號施令的階層。

    還有另一種不同，其重要也不減於前一種。蘇維埃官僚已經剝奪了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利，其目的是要用它自己的方法去保障社會的勝利品。但是它既在一個主要生產資料為國家所有的國家裡把政治權力都奪在它自己手中，這事實就創造了官僚與全國財富之間一種新的、前所未聞的關係。生產資料屬於國家。但國家可以說是「屬於」官僚。假使這些尚屬全新的關係固定下來，假使這已變成規範並且合法化了，那麼不管有沒有工人的抗拒，長久下去，它總是要把無產階級革命所獲得的一切社會勝利品完全消滅的。可是現在來說這種事，至少也嫌太早。無產階級還沒有說出他的最後一句話。官僚也還沒有為他們的統治造成特殊財產形態的社會支柱。他們被迫保障國有財產，看作他們的權力與收入之來源。他們的活動，在這方面說來，仍然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武器。

    有人企圖把蘇聯官僚叫作一種「國家資產階級」，這顯然是經不起一駁的。官僚們既沒有股票，也沒有債券。官僚的任用、補充和更新，都是用行政的等級的形式來進行的，並不依賴於任何特殊的財產關係。個別的官僚並不能把他剝削國家機關的權利傳給他的兒孫。官僚們享受他們的特權，是在濫用權力之下進行的。他們隱瞞他們的收入；假裝絕未曾作為一種社會集團而存在過。他們把國民收入中的一大部份竊為私有，只帶有社會寄生蟲的性質。所有這一切，使得蘇聯支配階層的地位成為非常矛盾的、曖昧的和尷尬的，雖然他們具有完全的權力，並且還有諂諛的煙幕來遮掩他們。

    資產階級社會，在其歷史進程中，曾經撤換了許多種政治制度和官僚集團，卻不用改變其社會基礎。由於它的生產方法之優越，它始終能存在，而沒有被封建與行會關係之復辟所推翻。國家政權能夠或者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相合作，或者制止這個發展。可是一般說來，建立在私有財產與自由競爭基礎上的生產力，一直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與此相反，從社會主義革命產生出來的財產關係，與新的國家緊相聯繫而不可分離，並以新國家為貯藏所。社會主義傾向要勝過小資產階級的傾向，並不能由經濟的自動發展來保證（我們離這種境地還遠得很），而是要由專政所採取的政治手段來保證。因此整個經濟的性質，要依靠國家權力的性質來決定。

    如果蘇聯政制的一例台，那就必不可免的要引起計劃經濟的倒台，因之也就引起國有財產之廢除。而托拉斯之間及其屬下工廠之強制的聯繫，也就要消失。那些成就較大的企業，就要走上獨立的道路。它們會一變而為股份公司，或者採取某種過渡的財產形式──其中之一，例如，教工人也能參加分取公司的利潤。集體農莊也要同時解體，而且更容易得多。現在的官僚專政之倒台，如果不是由新的社會主義政權來代替的話，那一定是回轉到資本主義的關係，同時又是工業與文化之悲慘的衰落。

    但是如果說，為保存並發展計劃經濟，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仍然是絕對的需要，那麼下述問題是頂頂重要了，即是：現在的蘇聯政府是依靠在誰的身上呢？它的政策之社會主義性質有多大保証呢？1922年3月第十一次黨大會上，列寧（實際上就是對黨告別）向領導層說了這些話：「歷史知道一切種類的變節。什麼信念、忠貞以及其他最好的精神品質──這些在政治上是不十分可靠的。」存在決定意識。在最近15年當中，政府改變它的社會成份，甚至較之改變它的意識還更厲害些。因為在蘇維埃社會一切階層之中惟有官僚層最完滿的解決了自己的社會問題，並且完全滿意於現存的狀況，所以它對它的政策的社會主義方向已經不能作出甚麼主觀的保證了。它之繼續保持國有財產，只因為它害怕無產階級。這種有救濟效能的害怕，是非法政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所培養和支持的，這派是最自覺的社會主義傾向的代表，反抗那熱月反動的官僚業已完全浸透的資產階級的反動。官僚已經以一種自覺的政治力量的資格背叛了革命。但是一個勝利的革命，幸而不僅是一個綱領和一面旗幟，也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社會關係的體系。僅僅背叛革命是不夠的。還得推翻革命才行。十月革命已經被統治層所背叛了，但是還沒有被他們推翻。十月革命有一種偉大的抵抗力，符合於已造就的財產關係、無產階級活的力量、最優秀的份子的自覺、世界資本主義之走到死路、以及世界革命之不可避免。

    三　蘇聯的性質尚未為歷史所決定

    為了更明白的瞭解現在蘇聯的性質，且讓我們對它的前途作兩種不同的假定。我們首先假定蘇聯的官僚制度，被一個革命政黨所推翻，這政黨具有老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一切特性，而且增加了近期的世界經驗。這樣一個政黨，首先就要恢復工會中和蘇維埃中的民主制。它能夠而且一定要恢復蘇維埃各黨各派的自由。它要與群眾一起並且領導群眾，對國家機關舉行一次無情的清洗。它要廢除各種等級和勳章，廢除一切種類的特權，並且要限制勞動支付上的不平等，使它只限於經濟上和國家機關上絕對必要的程度。它要讓青年們有充分機會獨立思想，有充分機會學習、批評和成長。它要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上舉行重大的改革，要使這種分配符合於工農大眾的利益和願望。但是關於財產關係，新的政權便用不著採用革命的方法了。它要保持並且發展計劃經濟的實驗。在這種政治革命以後即在打倒官僚統治，無產階級自然要在經濟上實行許多重要的改良，但這並不是另一次社會革命。

    現在來說第二個假定：假使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打倒了蘇聯的統治層，那它就會在現在的官僚、行政長官、技術專家、經理、黨部書記以及一般特權的上層當中，找到大批現成僕人。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也還需要把國家機關清除一下。但是資產階級的復辟，較之革命政黨所要清除的人，大概要少得多。這時新政權的主要任務，便是在生產資料上恢復私有財產。首先它要創造許多條件，使強有力的私人農場主從微弱的集體農場中發展出來，並且使強健的集體農場轉變為資產階級型的生產合作社──即轉變為農業的股份公司。在工業方面，取消國有會從輕工業以及生產食物的企業開始。計劃的原則在過渡的時期，要變為國家政權與個別「公司」之間的許多妥協辦法，而這些公司就是這些工業的潛在的所有主由國有工業的首長、流亡外國的以前的業主以及外國的資本家組成。可是新的政制在財產形式和工業經營方法上所做的，將不是改良，而是社會革命。

    現在讓我們來做第三種假定：即既不是一個革命的政黨也不是一個反革命的政黨，將來取得政權。官僚們仍繼續統治著國家。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關係也不會凝固不動的。我們絕不能希望官僚會為社會主義的平等而和平的和自願的犧牲自己。既然現時官僚可以不顧那些太顯明的不便之處而採行等級和勛章制度，那麼在將來的階段上，他們就必然會在財產關係上找支柱以支持自身的。有人也許會說，大官僚一點也不注意目前的財產形式是甚麼，只要它能保證他得到必需的收入就行了。這種論斷，不僅忽視了官僚自身的權利現在尚不穩定，而且忽視了他們的兒孫的問題。新起的家庭崇拜，不是從雲端降下來的。特權若不能傳給自己的兒孫，那只有一半價值。而遺產權又是與財產權不可分離的。所以僅僅做一個托拉斯的經理還是不夠的，必須做一個股票持有者才行。如果官僚在這緊要的方面得到了勝利，那就是表示他們變成一個新的佔有階級了。反之，如果無產階級戰勝了官僚，那就保證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復興。因此，這個第三種假定，又使他們回轉到前二種假定來。為了簡單明瞭起見，我們起初只提出這二種假定。

    若將蘇維埃制度確定為過渡的或中間的制度，那就是表示拋棄那些既成的社會範疇，如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在內）和社會主義。這樣的說法，除了本身極不充分以外，還會發生錯誤的觀念，以為現在蘇聯的制度只有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種可能性。其實它向後倒退到資本主義也是完全可能的。要下一個更完備的定義，那必然是一個複雜和麻煩的定義。

    蘇聯乃是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間一個矛盾的社會。在這社會裡，第一，生產力還太低，不能給國有財產以社會主義的性質；第二，由貧乏造成的原始積累傾向，經過計劃經濟的無數孔隙而洩漏出來；第三，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分配規準，是新的社會分化的基礎；第四，經濟的發展，一面緩慢的改善了勞動者的地位，一而卻推進了特權階層之迅速的形成；第五，一個官僚集團，利用社會的衝突，已經把它自己轉變為一種不受監督的等級而與社會主義不相容；第六，被統治黨所背叛的社會革命，仍然存在於財產關係上和勞動群眾的意識上；第七，日益增長的社會矛盾，其繼續的發展，可以向前走到社會主義，也可以後退到資本主義；第八，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反革命必須打破工人的抵抗才行；第九，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工人必須打倒官僚統治才行。最後分析起來，問題要決定於國內和國際舞台上活的社會勢力的鬥爭。

    教條主義者無疑的會不滿意這種有條件的定義。他們寧願要無條件的公式：是──是，否－－否。假使社會現象永是一種已完成的性質，那社會學的問題，的確要簡單多了。可是為了邏輯的完整去丟開事實中的某些因素，再沒有比這更危險的事了，這些因素今天是違反你的圖式，明天就可以完全推翻你的圖式。在我們的分析中，我們首先就避免了歪曲那些動的社會構成，如果這些構成是沒有前例和同類的。科學的任務如同政治的任務一樣，不是對於一種未完成的進程，下一個完成的定義，而是隨著它的每個階段，把它進步的傾向和反動的傾向分別出來，暴露它們的相互關係，預見它的各種可能的發展形態，並且在這種預見當中，找一個行動的基礎。

    第十章　新憲法反映出來的蘇聯

    1. 一. 「各盡所能」地工作與個人所有權

    1936年6月11日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蘇聯新憲法草案，據所有報章反覆稱述的斯大林聲明，這憲法將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可是，這憲法草成方式已足夠使人懷疑這話了。以前，無論在報紙上或在會議上，都未曾有一句話提起這個大改革。還有一層，早在1936年3月1日，斯大林就對美國新聞記者羅依·霍華德宣佈說：「無疑的，我們將於本年底施行我們的新憲法。」如此看來，當群眾還不知道一點影子時，斯大林已經完全確切曉得將於何時施行這個新憲法了。不能不由此推論出來：這個「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其製作和採用實在是不十分民主的。自然，在六月間，憲法草案已經交付蘇聯人民「討論」了。但是在這佔全球六分之一的地域內，要找到一個共產黨員敢於批評中央委員會創制的東西，或者一個黨外公民敢於拒絕當權政黨的建議，都是徒勞無益的事情。討論憲法變成了遞交決議案以感謝斯大林賜予那「幸福的生活」。這些恭賀文章的內容和筆調，早在舊憲法之下就已操練到駕輕就熟。

    第一章標題為「社會組織」的，以如下的幾句話結束說：「在蘇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這個自相矛盾的（且莫說它是胡說八道的）公式，不管相信不相信，居然從演說和報章論文傳到仔細討論過的國家根本大法正文裡去了。這點，不單證明那些立法者理論水平之完全低落，而且証明：新憲法，作為統治層的一面鏡子，充滿了謊言。猜測這新「原則」之來源並非難事。為形容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使用那有名公式：「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個公式前後兩部份是不可分開的。「各盡所能」在共產主義的而非資本主義的意義之下，是說：勞動如今不是義務，而成為個人的需要了；社會從此用不著任何強制手段了。惟有病人和精神失常的人才拒絕做工。「各盡所能」地工作（意思是說每個人按照自己肉體上和精神上的能力去工作，無需勉強自己），多得發達的技術，共產社會的人們就足以使社會儲備異常豐盛，因此社會能夠寬宏大度地供養個人使之「各取所需」，而無需乎那使人愧恥的監督。由此可見，共產主義這個有兩方面但不可分離的公式，是以豐饒、平等、全面發展個性，以及高度文化紀律為前提的。

    從蘇聯國家的一切關係來看，是更多接近於落後的資本主義，離共產主義還遠得很呢！使人「各取所需」是想也不能想的。正為這個緣故，也不能使其公民「各盡所能」地工作。蘇聯國家不得不保持計件工資制，這制度的原則可以用這幾句話來表示出來：「從每個人取得愈多愈好，償還他則愈少愈好。」當然，若按照「能力」一詞的絕對意義，蘇聯並沒有人工作超出「能力」以上，即超出自己肉體及精神潛力以上。但資本主義底下也是如此。無論最殘暴的或最巧妙的剝削方法，都超不出自然所劃定的限度。一隻騾子在鞭子底下工作，也是「各盡所能」的，但不能由此推論說鞭子是騾子的社會原則。工資勞動制，即使在蘇聯制度底下也是帶有使人屈辱的奴隸制度的標誌。「按勞分配」的工資制，實際上是犧牲體力勞動，特別是犧牲不熟練勞動，來厚酬「智力」勞動。這制度乃是不公平之源泉，是一方面對於多數人施行壓迫和強制，另一方面給予少數人以特權和「幸福生活」。

    這憲法的制作者不但不肯坦白承認資產階級的勞動和分配的規範仍流行於蘇聯，反而將整個共產主義原則劈成兩半，把後半推延到無限的未來，而宣布前半已經實現了，再把資本主義計件工資的規範機械地連結上去，把這整個東西稱之為「社會主義原則」，然後在這偽造之上建立起他們的憲法結構！

    在經濟方面有最大實際意義的，無疑是其中第十條。與其他大多數條文相反，這條十分明白規定保證公民在家庭經濟、消費、舒適設備以及日常生活方面的用品的個人所有權，防止官僚本身來侵犯。除開「家庭經濟」之外，這一類所有權，在清除了那與之有關的貪求和妒忌心理以後，在共產主義底下不僅還保存，而且將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當然，高等文化的人，是否願意拖帶一大堆奢侈品，這是很可疑的，但他絕不願放棄所獲得的各種舒適。共產主義的第一個任務即是保證一切人的舒適生活。然而，在蘇聯，個人所有權問題仍然帶著小資產階級色彩而非共產主義色彩。農民以及城市貧民之個人所有物，成為官僚方面驚人的專橫行為的對像，下層官僚每每以此手段來保證自己相對的舒適生活。國家漸次繁榮，現在可以停止這種侵犯個人所有權之行為了，甚至推動政府去保護個人積蓄以鼓勵勞動生產力之增加。同時──這並非不重要的──以法律保護農民、工人和小職員之小屋、母牛和傢俱，也使官僚們的城市住屋、鄉村別墅、汽車、以及其他一切「屬於個人消費和舒適之物品」成為合法的，這些物品是官僚們依照「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而佔有的。官僚們的汽車之受新憲法保護，一定比農民的運貨馬車更加切實些。

    二.　蘇維埃與民主制

    在政治方面，新憲法與舊憲法之差異，就在新憲法從那依照階級和產業團體之蘇維埃選舉制，退回到那建立在原子化的全體人民所謂「普遍、平等和直接」選舉法之上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簡單說一句，這一點乃是從法律上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38]既然沒有資本家就沒有無產階級──新憲法的創作者這樣說──因之國家本身便從無產階級的變成全體人民的。這個理論，無論表面上如何好聽，不是遲了19年便是早了好多年頭了。剝奪了資本家財產之後，無產階級確實開始取消其成為一個階級的身份。但從原則上取消到事實上溶解於社會之中，乃是一條很長的道路，而新國家愈是不得不執行資本主義的未完的工作，這道路就愈長遠。蘇聯無產階級仍舊以階級身份存在著，明顯地與農民，與技術知識分子，與官僚有別，而且是唯一的階級，其利益使之樂見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這個新憲法在無產階級尚未在經濟上溶解於社會以前好久，便要在政治上消解這個階級於「國民」之中了。

    這些改革家經過了幾次躊躇之後，固然仍如以前一樣，將國家叫做「蘇維埃的」。但這不過是一種粗陋的政治詭計罷了，恰與拿破崙帝國仍稱為共和國出於同樣的理由。蘇維埃在其本質上乃是階級統治的機關，不能是別的東西。至於民主選舉出來的地方自治機關，則是市政府，市議會，地方自治會──你無論叫它甚麼都可以，但不是蘇維埃。建立在民主公式基礎之上的全國立法議會乃是來得太遲的議會（或不如說是議會的歪像），但絕不是蘇維埃的最高機關。這些改革家企圖拿蘇維埃制度的歷史權威來替自己掩飾，不過表明他們拿來給予國家生活的那種基本上是新的行政機關，不敢以自己本名現身而已。

    工農政治權利之平等，本身並不會破壞國家的社會性質，倘若無產階級對於農村之影響，得到了經濟文化一般狀況充分保證的話。社會主義一定要朝這方向發展的。但如果無產階級，雖在全人口中仍佔少數，卻真的已無需要政治支配地位來保證社會生活之朝向社會主義了，這就是表示國家強制之需要本身已減縮到等於零，而讓位於文化紀律了。在此情形之下，選舉不平等制之廢除須先有國家強制作用的明顯減弱。然而關於此點，並沒有一字提起，無論是在新憲法上或──這是更重要的──實際生活上。

    這新憲法固然「保證」公民在言論、出版、集會及遊行上之所謂「自由」，但這類保證，其形式不是沉重的口罩便是手足的鐐銬。出版自由便是野蠻的預先檢查制度之繼續，其鎖鏈操縱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手裡，這些書記並沒有人選舉他們。拜占庭式的諂諛自由，如此自然得到完全「保證」了。同時，列寧無數的論文、演說和書信，連他的「遺囑」在內，在新憲法之下仍然被埋沒著，純粹因為這些觸惱了新的領袖們。這是列寧的情形，其他作者就無須乎說了。以後，對於科學、文學和藝術之粗魯無知的指揮，仍舊繼續著。「集會自由」便是同以前一樣，民眾中某部份人必須依照官廳命令參加會議，為了通過那準備好的決議案。在新憲法之下，同在舊憲法之下一樣，好幾百個外國共產黨人相信蘇維埃保護政治犯的法律而來此求庇的，仍然被禁閉在監獄和集中營裡，只因為反對「領袖不會犯錯」的教條。關於「自由」方面，甚麼事情都同舊時一樣。連蘇聯報紙也並不散播任何幻想。恰好相反，憲法新改革之主要目的被宣佈為「更加鞏固專政」。誰的專政？對於誰的專政？

    我們已經聽說過，政治平等之基礎，已由階級矛盾之廢除而準備好了。再不是階級專政，而是「人民」專政了。但是倘若專政之主體已經是消除了階級矛盾的人民了，那只能表示專政已溶解於社會主義社會之中，而首先就表示取消官僚統治了。馬克思學說便是如此教導的。也許它錯了罷？但是這憲法的著作者提到列寧起草的黨綱，雖然是很小心提到的。這黨綱實際的說法是這樣：「……剝奪政治權利，以及其他對於自由的限制，只是當作暫時辦法時，才是必需的。……隨著人剝削人的客觀可能性漸漸消失了，這種臨時辦法的必需性也消失了。」可見放棄「剝奪政治權利」，是與廢除「其他對於自由的限制」不可分離的。社會主義社會之到來，不僅由此事實來表明，即農民與工人躋於同等地位及資產階級出身的少數公民恢復政治權利──而且首先由此事實來表明，即全人口百分之百已享受真正自由了。階級消滅之後，不僅官僚統治，不僅專政，而且國家本身也消滅了。讓某個不謹慎的人，拿這類的話暗示一下罷，格別烏就要在新憲法之內找到適當的理由，將他送到無數的集中營之一去了。階級消滅了。蘇維埃只留一個空名。但官僚統冶還在那兒。工農權利之平等，事實上不過是在官僚面前大家都同樣沒有權利罷了。

    秘密投票之採用，也有不小的意義。假如你相信，新的政治平等是為了符合那業已成就的社會平等，那麼就有一個窘惱的問題：為甚麼必需秘密投票呢？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懼怕誰呢？要防備誰呢？蘇聯舊憲法認為公開投票，同限制選舉權一樣，乃是革命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敵人之一種武器。我們不能假定現在秘密投票是為了便利少數反革命份子而採用的。顯然，這是保護民權的問題。但社會主義人民，不久以前才推翻了皇帝、貴族和資產階級，現在還害怕誰呢？那些趨炎附勢者對這個問題根本想也不想一下。但這個問題的內容比巴比塞、路易斯．費歇爾、杜蘭第、韋伯之流以及諸如此類的人的全部著作所包含的還多。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面，秘密投票意思在於保護被剝削者，以免受剝削者的恐嚇。如果資產階級終於採取這樣的改革，那麼顯然是在群眾壓迫之下，並僅僅因為資產階級要保護它的國家能至少局部地免被它自己所腐化，因為它覺得這樣對自己有利。但在社會主義社會，似乎不可能有剝削者的恐嚇。究竟必須防止誰侵犯蘇維埃公民呢？答案是明顯的：防止的對象是官僚。斯大林坦白承認這個。為甚麼必需秘密投票？，他回答道：「因為我們打算給蘇維埃人民以完全的選舉自由，他們愛選舉誰，就選舉誰。」如此，全人類從一個權威方面知道了，今天「蘇維埃人民」還不能夠愛選舉誰就選舉誰。若是由此便推論說，新憲法真的要在將來給他們以此種機會，那未免太魯莽了。不過，我們暫且審查問題的其他方面。這個「我們」指的是誰啊，這個對於人民自由投票操有予奪之權的「我們」？這就是斯大林代言代行的那個官僚層。他這暴露真相的話應用於當權政黨，同應用於國家一般恰當，因為斯大林自己佔據黨總書記位置，就靠這樣一種制度，就是不容許黨員愛選舉誰就選舉誰的。「我們打算給蘇維埃民眾以選舉自由」，這句話比新舊憲法加起來，都重要得多了，因為這句不謹慎的話裡面，存在著真正的蘇聯憲法，不是寫在紙上的，乃是寫在各種活生生的力量的鬥爭上面的。

    三.　民主制與黨

    允許給蘇聯民眾以「愛選舉誰就選舉誰」的自由，這寧可說是詩的詞藻而不是政治公式。蘇維埃人民只有權利，從中央或地方領袖們借黨的招牌所提供給他們的候選人中挑選出他們的「代表者」。固然，在蘇維埃制度初期，布爾什維克黨也實行一種壟斷。但若將這二個現象混為一談，則是拿外表當作實體了。禁止反對黨派存在，這是一種臨時辦法，是內戰、封鎖、干涉、饑荒等條件所造成的。當權政黨，那時是真正代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組織，過著一種充實豐富的黨內生活。黨內派別組織之鬥爭，在某種程度代替了黨派鬥爭。現在，社會主義已經得到「最終的和不可逆轉的」勝利了，組織派別反而須受集中營或槍斃之處罰。其他黨派之禁止，本是一種臨時病態，如今竟成為原則了。甚至共產主義青年團也被取消了討論政治問題之權利，而且就是在新憲法草案公佈的時候！還有一層，公民凡年滿18歲者，即享有選舉權，但1936年以前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年齡限制（23歲）現在也完全廢除了。如此，不啻宣佈：政治是被那不受任何監督的官僚層所壟斷的。

    美國新聞記者問起在新憲法底下黨的作用時，斯大林回答道：「一旦沒有階級，一旦階級之間的藩籬正在撤除『沒有階級，階級（沒有的東西！）之間的藩籬正在撤除－－托洛茨基註』，於是只剩下社會主義社會中一些小階層之間決不是基本的差異。於是就沒有滋養的土壤以培植互相鬥爭的政黨。既然沒有幾個階級存在，就不能有幾個政黨存在，因為一個政黨是一個階級的部份。」這裡，每一點都是錯誤，有些並且是雙料的錯誤！從這話看來，好像階級是勻一性的，好像階級間的界限是劃分很清楚而且永不變動的，好像一個階級的意識是嚴格符合它在社會上的地位。馬克思主義關於政黨階級性的學說，如此便被轉變為諷刺畫了。他們為了行政秩序的利益，而把政治意識之動力摒除於歷史過程之外。事實上，階級不是勻一性的。它為了內部矛盾常致四分五裂，只有經過內部派別，集團和政黨互相鬥爭，才能夠達到共同問題之解決。加以若干限制之後，我們可以同意說「一個政黨為一個階級的部份」。但既然一個階級有好多個「部份」──有些向前看，有些向後看──那麼同一個階級就可以產生幾個政黨了。根據同一理由，一個政黨也可以立足在不同階級的各部份之上。一個階級只同一個政黨相對應，這在整個政治史上是找不到先例的──除非你將警察眼中的外表現象當作真實。

    無產階級在其社會結構上看來，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比較勻一的階級。然而，像工人貴族和工人官僚這類「小階層」的存在，已經足夠產生機會主義政黨，並漸漸轉變為資產階級統治之一種工具了。工人貴族和無產階級群眾間之差異，無論在斯大林主義社會學的觀點看來是或決不是「基本的」，當初，因此差異已經造成了我們同社會民主黨決裂並創立第三國際的必要了。即使蘇聯社會「沒有階級」罷，然而這個社會至少比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不勻一得多，複雜得多，因此能夠供給適宜的滋養土壤以培植幾個政黨。斯大林這次不謹慎的漫遊到理論園地，證明出來的東西比他想要的多了許多。從他的話，不僅可以推論到蘇聯之內不能有不同的政黨，而且可以推論到一個政黨也不能有。因為既然沒有階級，一般說來，政治便無用武之地了。然而，根據這個法則，斯大林卻得到一條有利於由他充當總書記的那個政黨的「社會學的」結論。

    布哈林企圖從另一方面去解決這個問題。他說，蘇聯到何處去的問題──是後退到資本主義呢？還是前進到社會主義呢？──已經不值得討論了。所以，「不能容許那些已被消滅的敵對階級的份子去組成政黨。」且不說，在社會主義勝利的國家內，擁護資本主義的人，只是一些滑稽可笑的唐．吉訶德先生，絕無能力組織成政黨的，目前政治意見之分歧絕不僅是朝向資本主義還是朝向社會主義一個問題所能包括。還有其他的問題：如何走向社會主義去，用甚麼樣的步伐等等。路徑之選擇並不比目的之選擇次要。由誰來選擇路徑呢？若是培植不同政黨的滋養土壤真的消失了，那麼就沒有理由禁止不同政黨存在。恰好相反，依照黨綱，現在正是取消「一切對於自由的限制」的時候。

    斯大林企圖消除美國新聞記者應有的懷疑，提出一點新的考慮：「候選人名單不僅由共產黨提出，而且由各種非黨的社會團體提出。我們有好幾百這類團體……。每一小階層（蘇聯社會的）都可以有其特殊利益，並從現存無數的社會團體反映出來（表現出來？）」這個詭辯，並不比其他詭辯高明些。蘇聯「社會」團體——工會、合作社、文化團體等一一絲毫也不代表各種不同的「小階層」利益，因為它們都有同一樣的等級結構。即使是表面上代表群眾的團體，譬如工會和合作社，其中主動的角色也是完全由上層特權份子之代表人擔任。最後的決定者還是「黨」——換一句話說，還是官僚層。憲法僅僅指點選民從邦休斯那裡去到彼拉多那裡罷了。[39]

    這個把戲完全精確地寫在憲法的條文上面。第126條，在政制方面說來，乃是憲法的軸心。這條「保證」男女公民有組成工會、合作社、青年、體育、國防、文化、技術和科學等團體內之「權利」。至於政黨──即權力之集中——那絕不是權利問題，而是少數人的特權。「……工人階級及其他勞動群眾中最積極的和最有自覺的（即上峰認為如此的——托洛茨基註）公民結合為共產黨，……這是一切社會團體及國家組織之指導的核心。」這句寫到憲法上、坦白得使人驚訝的話，揭破了這類「社會團體」的政治作用之全部虛構性——這些「團體」不過是官僚企業之分店罷了。

    但如果沒有政黨間的鬥爭，也許這裡一政黨內部的派別能夠參加這個民主選舉罷。對於法國新聞記者詢問當權政黨的派別情形，莫洛托夫回答道：「黨內……從前有人企圖創立特殊的派別，……但這方面的狀況根本改變，已有好幾年了，共產黨現在是團結一致的。」這點最好是拿不斷的清黨和集中營來證明。經過莫洛托夫解釋之後，民主制的機構就完全明瞭了。「十月革命還留下什麼呢，」維多綏奇[40]問道：「倘若一個工人敢於提出一個要求或表示一點批評意見都要坐牢的話？呵，這樣之後，你就能夠設立秘密投票箱了，要設多少就多少！」真的，連希特勒也未曾侵犯秘密投票箱的。

    這些改革家硬把關於階級關係和政黨關係的學理論據牽扯進來。這不是社會學問題，乃是物質利害問題。在蘇聯享有壟斷權的當權政黨，是官僚層的政治機器，官僚層實際上有些東西可以失去，而不可能得到更多。它要保持這「滋養的土壤」只供一己之用。

    在革命火山噴出的熔岩尚未冷卻的國家內，佔有特權的人將要為特權所燒灼，好像偷來的金錶燒灼業餘的賊子一樣。蘇聯統治層學會了害怕群眾，怕得完全像資產階級一樣。斯大林借助共產國際，為上層份子那漸漸增加的特權作一種「理論上的」辯護，又借助於集中營來保護蘇聯貴族免受民眾的不滿威脅。為使這架機器能夠維持運行起見，斯大林不得不有時站在「民眾」方面來反對官僚——自然是得到官僚默許的。他認為採取秘密投票箱是很有用的，至少可以肅清國家機關中那蠶食此機關的腐化。

    早在1928年，賴可夫斯基論及當時揭露出來的幾件官僚集體犯罪案件時候說道：「在這醜事氾濫之中，最具特色的和最危險的事情乃是群眾之消極，共產黨群眾更甚於黨外群眾。……由於害怕當權的人，或者簡單地由於對政治冷淡，他們看見這類案件，毫不抗議，或只限於埋怨數聲而已。」自從那時以後又過去八年了，情形變得比那時更糟得多了。政治機構的腐敗，一步步顯露出來，開始危及國家的存在本身──國家現在再不是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的一種工具了，而是統治層權力、收入和特權之一種源泉。斯大林不得不透露一點關於憲法改革的這個動機。「我們有不少機關，」他告訴羅依．霍華德說：「工作得很不好……。在蘇聯，秘密投票制將是一根在群眾手裡的鞭子，用以打擊不良工作的政權機關。」不平常的自白！官僚已經靠自己的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了，現在反而覺得需要一根鞭子！這便是憲法改革的動機之一。還有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動機。

    廢除了蘇維埃以後，新憲法就將工人溶解於一般人民群眾當中。在政治上說，固然，蘇維埃早已失去其意義了。但是隨著新社會矛盾之增長和新一代之覺醒，蘇維埃還有可能復活起來。尤其可怕的自然是新一輩的要求甚高的共產主義青年越來越多地參與城市蘇維埃。在城市裡，奢侈和貧乏之對比太過明顯了。蘇聯貴族第一件關心的事，乃是踢走工人和紅軍的蘇維埃。至於分散的農村人民之不滿，是容易對付得多的。那些集體農民，甚至可以相當成功地利用來反對城市工人。官僚的反動同農村聯合來與城市相鬥爭，這本不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凡是在新憲法中有原則性意義的而且確實超出資產階級國家最民主的憲法以上的，只是對十月革命之基本文件的打了折扣的原意改寫。凡是有關於經濟勝利品之估量的，都拿虛假的前途和誇張來歪曲實在情況；凡是有關於自由和民主的，又都全部滲透了篡奪和犬儒主義的精神。

    新憲法是從社會主義原則向資本主義原則的倒退一大步，是按照統治集團的身材來裁製的。它所走的歷史道路，恰如為加入國際聯盟而放棄了世界革命，恰如恢復資產階級家庭、以常備軍代替民兵、恢復等級制和勛章制，以及不平等之增長一樣。新憲法以法律手段鞏固了「超階級」的官僚層的專制主義，因此為新的有產階級的產生創造了政治前提。

    第十一章　蘇聯往何處去？

    一　拿破崙主義是危機時代的政制

    我們以前以讀者之名提出的問題：「當權派犯了無數的錯誤，又怎能集中無限制的權力於其手裡呢？」──或者，換一句話說：「熱月反動派在精神上貧乏，但他們的物質力量卻那麼大，這中間的矛盾要怎樣解釋呢？」──這問題現在可以給一個更具體的和更確定的回答了。蘇聯社會不是和諧的。在此階級或此階層看來是罪過，在彼階級或彼階層看來則是德行。從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觀點看來，官僚層的政策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和反覆無常的。但是從鞏固新統治層的權力觀點看來，則此同一政策卻是一貫不變的。

    國家扶助富農（1923——28年），這個政策對於社會主義的未來含有致命的危險。可是當時，官僚層依賴小資產階級幫助，成功將無產階級前鋒隊手腳拴縛起來，並鎮壓住布爾什維克反對派。這事，在社會主義觀點看來是「錯誤」，在官僚看來則是純粹的收穫。到了富農開始直接危害官僚本身時，官僚便轉移其武器反對富農了。手忙腳亂地對富農的進攻，使得中農也受池魚之殃，這事對於經濟之損害不減於外國武力侵略。然而官僚保持了他們的地位。官僚剛剛成功地殲滅了舊日同盟者以後，就以其一切力量開始發展新貴族。如此，不是危害社會主義了麼？當然，——但同時加強了統治層的勢力。蘇聯官僚在這點上是同所有統治階級一個樣的，即是他們的領袖在一般政治上無論犯了何種重大的錯誤，只要是絕對忠實保衛他們的特權，他們總可以閉目不視的。新興的時勢主宰者的心境愈加恐懼，就愈加高度評價用來保衛他們那麼正當地得來的權利的殘酷手段。這些暴發戶便是依照這個觀點來選擇他們的領袖的。斯大林成功的秘密，便在這裡。

    然而，官僚層的權力及其獨立性之增長，並不是沒有限制的。有些歷史的因素強過於那些元帥，甚至強過於總書記。沒有精密的核算，經濟的合理化是談不到的。核算，與官僚們的任性行為是不能相容的。恢復穩固的盧布，即一種不依賴於「領袖們」的盧布，是由下述事實迫使官僚層不得不考慮的，即是：他們專橫的統治是一天比一天厲害地與國家生產力的發展相衝突了——恰像當初君主專制政體與資產階級市場的發展不能調和一樣。各階層為爭取國民收入分配之鬥爭，有了貨幣核算之後，一定帶有更公開的性質。工資標準問題，在食物券制度之下差不多是無足輕重的，現在對於工人們則是有決定性意義了。工會問題也是這樣。由上頭委派工會職員的制度，注定要遭遇一天比一天強大的反抗。不僅如此，在計件工資制下，工廠管理是否完善，也是與工人有直接利害關係的。斯塔罕諾夫份子日益大聲投訴生產組織上之錯誤。官僚們任用私人充當經理、工程師等的習慣，愈來愈令人難於忍受了。合作社和國營商店，比前更加要依賴於購買者。集體農莊及其個別農家，現在懂得將他們對國家的交易化為數字。他們漸漸不能容忍上頭委派領袖給他們的辦法。這些領袖唯一的長處是與當地官僚有密切關係。最後，盧布又能投射光明於最神秘的境界，即是官僚的合法和非法的收入。如此，在一個政治上受箝制的國家裡面，貨幣流通便成為一種重要的槓桿來發動反對的勢力，而且預告「開明」專制之結局開始了。

    工業之增長和農業之歸入國家計劃，使得領導的職務十分繁難起來，而且提出了質量問題；正在這時，官僚主義反而摧殘了創造力和責任感，而無此二者即沒有而且不能有甚麼質量進步可言。官僚主義的毒瘡在大工業方面也許不十分明顯，但嚴重摧殘著輕工業、食糧工業、集體農場、地方小工業，還有合作社，即最與人民息息相關的那些經濟部門。

    蘇聯官僚能起進步作用，只在這個時期內：即當人們將資本主義技術最重要之原素輸入於蘇聯之時。借用、模仿、移植和嫁接種等，是在革命所奠下的基礎上完成的。在此時期是談不到在技術、科學和藝術方面有什麼新發明的。由官僚下個命令，可以依照西方模型建立大規模的工廠——雖然要比人家多付三倍的費用。但是你走得愈遠，則經濟愈加碰到品質的問題，而此問題是同影子一般，不是官僚們所能操縱的。蘇聯的生產品，好像烙上了粗製濫造的標記。在國有化的經濟之下，要提高品質，就要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制度，要有批評和創意之自由──而這些條件卻與充滿畏懼、扯謊和諂諛的極權政制不能相容的。

    品質問題背後，還有一個更複雜更巨大的問題；這問題可以包括在技術和文化上的獨立創造這個概念之內。古代哲學家說，鬥爭是萬物之父。若是思想不能自由衝突，便創造不出新價值來。固然，革命專政的本質正是嚴厲限制自由。但正因為這個道理，所以革命時代從來未曾直接助長文化的創造，只是做些為它清除場地的工作而已。無產階級專政愈加不再成為專政，則其開放給人類天才活動的範圍也愈廣大。社會主義文化之繁榮一定是與國家之消亡成正比例的。在那簡單的和不可動搖的歷史法則中，已經包含有蘇聯現行政制之死刑判決書了。蘇維埃民主制並非抽象的政策要求，更不是抽象的道德。這已成為蘇聯的生死死攸關的需要。

    新國家若是除了社會利益之外沒有其他的利益，則強制作用之消亡將漸漸帶著毫無痛苦的性質。但是國家並不是純粹的精神。特殊的職務創立了特殊的機關。官僚就其整體說來，對其職務所帶來的利益的關心，比對職務本身要大得多。統治層努力加強強制的機關，並使之永存勿替。為保持他們的權力和收入之故，他們什麼東西、什麼人物都不顧惜。發展的過程愈加違反他們，他們對於人民中的前進份子亦愈加無情地打擊。官僚層好像天主教會一樣，在衰落的時期中，提出了不會犯錯的教條，而且把這教條抬高到羅馬教皇從未夢想到的高度。

    對斯大林越來越厲害的神化，儘管帶有滑稽意味，卻是這個政制所必需的一種原素。官僚們需要一個不可侵犯的最高裁決者，即使不是個皇帝，也是一個第一執政；他們於是將那最適合於他們要求的人抬在他們的肩膀上面。領袖的「堅強性格」，如此迷醉了西方半桶水文士的，其實是一個社會階層之集體壓力的總和，此階層為保衛自己地位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其中每個人在自己的職位上都想著：「國家即朕」。每個人都容易在斯大林身上發現自己的影子。但斯大林也在他們每個人身上發現自己精神的一小部分。斯大林正是官僚層的化身。這便是他的政治人格的本質。

    凱撒主義，或它的資產階級形式：拿破崙主義，總是當歷史發展到這樣的一個時刻才出現於舞台，那時兩個陣營激烈的鬥爭把國家權力抬高到超出全民以上，表面上並且保證國家完全對階級獨立起來──其實只給予國家以保護特權者利益之必需的自由而已。斯大林政制，凌駕於政治上原子化的社會之上，以警察和軍官集團作靠山，不容許任何監督──這顯然是拿破崙主義的一個變種，是歷史上前所未見的一種新型的拿破崙主義。

    凱撒主義發生於因內部鬥爭而動搖了的奴隸社會基礎之上。拿破崙主義則是資產階級政制在其危急時代的一種政治工具。斯大林主義也是這類東西，不過是發生於工人國家基礎之上的而已，這個國家被有組織有武裝的蘇維埃貴族和無武裝的勞動群眾間之衝突撕裂了。

    歷史證明：拿破崙主義跟普選制，甚至跟秘密投票制，一起過得很好。拿破崙主義的民主儀式，便是所謂「全民投票」。擁護領袖呢，還是反對領袖呢？——這個問題時時提出於公民之前。而選民感覺到手槍槍口正對著他們兩肩中間。拿破崙第三，在現時看來，不過一個冒充內行的鄉下人罷了，自從他的時代以來，這種技倆已經有了非常的發展。蘇聯新憲法在全民投票的基礎上建立了拿破崙主義，它確是這制度的榮冠。

    最後分析起來，蘇聯拿破崙主義是由於世界革命之延遲而產生的。但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這同一原因又產生了法西斯主義。於是我們達到了一個結論，它初看起來出人意外，而其實是必不可免的，即是：蘇維埃民主制為全能的官僚所壓倒，以及資產階級民主制為法西斯主義所撲滅，二者實出於同一個原因，即世界無產階級在解決歷史給它提出的問題時，太過於遲緩了。斯大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雖然在社會基礎上有很大的差異，卻是兩種互相對稱的現象。二者有好多特點是異常相似的。歐洲革命運動若得到勝利，則不僅將搖撼法西斯主義，而且將搖撼蘇聯拿破崙主義。斯大林派官僚背棄了世界革命，這在他們自己的觀點看來是正確的。他們不過依從自衛的本能去做罷了。

    二　官僚層對「階級敵人」的鬥爭

    從蘇聯政制開始之日起，黨就是官僚主義的抗衡物。官僚雖然管理著國家，黨還能監督官僚。黨小心注意不使不平等的事實超出必需的界限之外，以此總是與官僚在明爭暗鬥之中。斯大林派之歷史作用便在於消滅這種抗衡，使得全黨屈服於黨官之下，又使黨官併入國家官僚裡面。現時的極權政制便是這樣造成的。斯大林就因為替官僚層建立了這樣一個並非不重要的功績，他的勝利才有保證。

    左派反對派在其最初的十年鬥爭當中，並不採取那從黨手上奪取政權的綱領，而只採取那從思想上奪取黨的綱領。當時的口號是：「改良，而非革命」。然而，官僚層即在那個時候也是準備不惜以革命手段來保護自己而反對民主改革的。1927年鬥爭發展到異常激烈的階段時，斯大林在某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對反對派說：「這些幹部，惟有用國內戰爭才能撤換！」斯大林口中的恫嚇，因為幾次歐洲無產階級之失敗，如今已成歷史事實了。改良的道路已經轉變為革命的道路了。

    黨和蘇維埃組織內之不斷的清除，其目的就在防止群眾的不滿取得清楚的政治表示。但高壓手段並不能撲滅思想，只能驅迫思想在地下活動而已。好多共產黨人以及黨外公民，保有二個思想系統：一個公開的與官方一樣的，另一個則是秘密的。偵探和告密，完全腐蝕了社會關係。官僚總是將他們自己的敵人說成社會主義的敵人。司法上捏造已成為家常便飯，用這種捏造手段，官僚隨便加罪於他們的敵人。他們用槍斃威嚇弱者認罪，然後以此口供為基礎來控告那些比較剛強的人。

    1936年6月5日，《真理報》評論「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時，教訓人道：「倘若認為反對社會主義的階級之勢力（雖然階級已經消滅了）已經甘心失敗了，那將是不可饒恕的愚蠢和罪惡。……鬥爭還要進行下去的。」這些「敵對階級之勢力」究竟是些甚麼人呢？《真理報》回答道：「反革命黨派之殘餘，各種各式白衛軍，尤其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派。」在提到了那必然要提到的「特務工作、陰謀和恐怖主義活動」（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派做的！）以後，斯大林的機關報又這樣預告：「我們將來也要以強硬手腕鎮壓並撲滅人民公敵，那些托洛茨基派的陰險惡毒的份子，無論他們化裝得如何巧妙。」蘇維埃報紙上天天重覆說著的這些恐嚇的話，不過是格別烏工作的伴奏罷了。有一個名叫彼特洛夫的人，1918年加入黨，參加國內戰爭，後來是蘇維埃農業專家而且是右派反對派份子。他在1936年從充軍的地方逃出來，在逃亡的自由派報紙上做文章，對所謂托洛茨基派這樣描寫：「左派麼？在心理上說，那是最極端的革命份子，真誠而熱心。不肯討價還價，不肯妥協。最可佩服的人們。但是思想癡呆……希望一種世界大火災以及諸如此類的胡言亂語。」他們的「思想」問題，我們暫且放在一邊不說。右派敵人，這樣給左派以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評價，是無需乎再加解釋的。如今，格別烏的將官和校官們正在控告這些「最徹底的真誠而熱心的革命份子」……為帝國主義利益而從事反革命活動！

    官僚們對於布爾什維克反對派之仇恨的狂潮，若是同廢除對資產階級出身人士之限制合起來看時，還有一種特別深刻的政治意義。關於這些人的雇用、工作和教育的那些和解命令，從這個考慮出發，即：過去統治階級之反抗已隨新制度之明顯穩固而漸漸消逝了。莫洛托夫在1936年1月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解釋道：「現在無需這些限制了」。然而同時卻發現最惡毒的「階級仇敵」原來是那些畢生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人，從列寧的最親密的合作者，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開始。「托洛茨基派」與資產階級不同之處，據《真理報》說是：「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愈加顯出」，「托洛茨基派」就愈加不要命地來搗亂了。這種哲學的胡言亂語性質是由於需要拿舊公式來掩飾新關係而產生出來的，當然不能遮掩社會衝突的真實的變化。一方面，一個「上流人」等級之形成，讓比較有野心的資產階級的後代大有機會求名求利；拿同等權利給予他們，並沒有什麼危險。他方面，這現象又在群眾中尤其青年工人中激起非常危險的不滿。因此才有這個撲滅「陰險惡毒份子」的運動。專政之劍，以前是用來擊倒那些想恢復資產階級特權的人們，如今則刺向那些反抗官僚特權的人們了。受打擊的，不是無產階級的敵人，而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隨著職能上這根本改變，政治警察從前是由特別忠誠而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擔任的，如今則由官僚中最無恥的部份組成了。

    熱月反動派在迫害革命份子時，特別仇視那些叫他們記得過去及使他們對將來恐懼的人。在全國監獄，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最遙遠的角落，以及迅速增加起來的集中營，都有布爾什維克黨的精華，有最剛強的和最忠實的人。即使在西伯利亞的單獨禁閉監中，反對派份子仍然是受搜查、禁止通信和飢餓等迫害的。在充軍中，妻子也是被迫同丈夫分離，只為了打破他們的反抗並要他們悔過。但就是悔過的人也是不得平安的。一有嫌疑，或者有人暗中控告他的話，他就被加倍處罰。幫助充軍的人，即使是親屬的幫助，也算做一種罪惡。互相幫助是當作陰謀來懲辦的。

    在這種條件之下，惟一自衛的手段就是絕食。格別烏用強迫餵飯或任隨死亡來回答絕食的人。在這幾年中，好幾百個反對派，俄國人和外國人都有，被槍斃了，或絕食死了，或以他法自殺了。在最近十二年之內，當局好多次向世界宣佈，已經根絕反對派了。可是1935年最後一月及1936年上半年「清黨」時，就有幾十萬黨員被開除出去，其中幾萬人是「托洛茨基派」。最積極的份子，立刻就被逮捕送入監獄和集中營去了。至於其餘的人，則斯大林透過《真理報》勸告地方機關不要給他們工作。在國家就是唯一僱主的國家裡面，這個辦法就是等於要他們慢慢餓死。舊原則說：不做工的人沒有飯吃，如今代以新原則：不服從的人沒有飯吃了。自從1923年拿破崙主義時代開始以來，究竟有多少布爾什維克黨人被開除、逮捕、充軍和消滅了，這等待我們將來檢查斯大林的政治警察的檔案庫時，才能知道。他們還有多少還在秘密活動，這也須待官僚覆滅開始時方能知道。

    二三萬反對派份子，在二百萬人的大黨裡面，有多大作用呢？在這問題上，拿數字來對比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十個革命黨人在一團軍隊中，若是政治空氣達到熾熱時，就足夠使全團軍隊站到民眾方面來。參謀部如此要命地害怕小小的秘密組織或甚至單獨的人，這不是沒有理由的。現已浸透了斯大林派官僚層的這種反動的總參謀部的恐懼心理，可以解釋他們的迫害和惡毒誣衊為什麼那麼瘋狂。

    維多．綏奇在蘇聯經歷了反動壓迫的所有階段；他從那些固忠於革命並敵視革命的掘墓人而正受著折磨的人們那裡把令人震驚的消息帶到西歐。他寫道：「我一點也未誇大。我每句話都經過慎重考慮才寫出來的。我們說的每件事情，我都能舉出悲慘的證據和真實的姓名。在這無數殉道者和抗議者當中（他們大部份都是默默無言的），有少數英勇份子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更與我接近，他們的魄力、眼光、刻苦、以及對於偉大時代的布爾什維克之忠誠，都是極為寶貴的。成千成萬黨齡最老的共產黨人，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同志，蘇維埃還存在時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者，他們拿社會主義原則來反對制的內部腐化，並盡他們所能（他們所能做的就是忍受種種可能的犧牲）保護工人階級的權利。……我帶著那些被囚禁在那裡的人的消息給你們。他們無論如何會堅持到底的。即使他們活不到那個看得見新的革命曙光的時候，……西方革命家可以信賴他們。火焰仍舊要燃燒著，即使只是在監獄裡面。同樣，他們也信賴你們。你們必須——我們必須——保護他們，為了保護世界上的工人民主制度，為了復活無產階級專政的解放形象，而且有一天要恢復蘇聯在精神上的偉大以及工人們對於它的信任。」

    三　新革命的不可避免

    在討論國家之消亡時，列寧曾說過：有了遵守社會生活規則的習慣，就能夠完全不需要強制：「倘若再沒有甚麼事情足以惹起憤怒、抗議和反叛，因而造成壓迫之需要。」問題的要點在於這「倘若」。蘇聯現行制度每走一步都要惹起抗議，抗議愈受壓迫，抗議愈強烈。官僚不僅是一種壓制的機關，而且是引起抗議的經常的泉源。一群貧婪的、撒謊的和犬儒主義的統治者之存在，不可避免造成隱藏的憤慨。工人物質情況之改善，並不足使他們與官僚相和解，反而，由於增加他們的自尊心並解放他們的思想、使他們能思考一般政治問題之故，鋪好了與官僚公開衝突之道路。

    那些不可撤換的「領袖們」時常教訓人必須「學習」，必須「學會技術」，必須「在文化上進行自我修養」以及取得其他非常好的東西。但統治層本身卻是無知識的、少受教育的；他們什麼都不肯認真學習，在社會交往上又不誠實而且粗暴。因此，他們那種主宰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僭妄態度──不僅要指揮合作社，還要指揮樂譜之製作──就這更不可容忍。蘇聯人民若不能從這種可恥地屈服於一群篡奪者的地位上解放出來，便無法達到較高的文化水平。

    官僚將吞食了工人國家呢，還是工人階級將把官僚肅清呢？──這就是目前待決的問題。蘇聯之命運依賴於此問題之解決。蘇聯工人之絕大多數，現在已經仇視官僚了。農民群眾以他們健全的庶民仇恨傾注於官僚們身上。倘若說工人與農民相反，差不多未曾走到公開鬥爭的道路上來，因此使得那些已起來抗議的農村陷於混亂和無力，那麼這不僅是由於壓迫的緣故。工人們害怕，推翻了官僚之後，將替資本主義復辟開闢道路。國家和階級間的相互關係，本來比庸俗的「民主派」所設想的複雜得多。沒有計劃經濟，蘇聯就將落後幾十年。在這意義上，官僚仍在履行一種必需的職責。但官僚履行這個職責，卻是以那樣一種方式，以致為整個體系的大爆炸做了預備工夫，那會將革命的果實完全失掉的。工人們是現實主義者。他們對於統治層——至少對於其中與他們比較接近的下層份子──的見解不含自欺成份。他們認為官僚暫時仍是自己的一部份勝利品的看管者。他們若看見有其他可能性時，必然要把這些無恥的、輕忽的和不可靠的看守人攆走。這個，必須等西方或東方有另一個革命曙光興起時才行。

    看得見的政治鬥爭之停止，被克里姆林宮的友人和代理人視為蘇聯政制之「穩定」。事實上不過表示官僚統治的一種暫時穩定罷了。民眾的不滿愈來愈深了，同時比較年輕的一輩在這個「開明專制」之下感覺特別痛苦──這種統治，其「專制」成份比「開明」成分多那麼多。官僚對於活思想越來越厲害的警戒，以及難以容忍的對那天命所歸的「領袖」才能之禮讚，都表明國家和社會一天比一天更加分離，都表明內部矛盾一天比一天厲害，表明有一股壓在國家之牆的壓力正在尋覓一條出路，而且必然不可避免地要找到一條出路。

    在如實地估計現實局勢時，那些對於政權代表人之屢見不鮮的恐怖主義行為是具有很大意義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暗殺基洛夫案，他是列寧格勒有手腕且無顧忌的負責人，他是那一類人的典型的代表。就其本身而言，恐怖主義行為是一切行為之中最不能夠推翻拿破崙主義的寡頭政治的。官僚個人雖然害怕手槍，但其全體則能夠利用一件恐怖主義案件來辯護他們自己的殘暴行為，而且乘機將他們自己的政敵羅織在暗殺案裡面（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的案件）。個人恐怖乃是個人暴躁和絕望的一種武器，這類個人大多屬於官僚層自己比較年輕的一輩。但是，同俄國帝制時代一樣，政治的暗殺乃是未來風暴之百占百驗的預兆，而且預告公開的政治危機即將開始了。

    官僚層之採取新憲法，不啻表明他們感到了這個危險，而且事先預防。然而歷史上不止發生一次：即官僚的專制到了靠「自由主義的」改良來挽救自己時，只會削弱自己的力量。新憲法暴露了拿破崙主義，同時又給反對拿破崙主義之鬥爭製造出一種半合法的掩蓋物。各派官僚在選舉時之競爭，可以成為較廣泛的政治鬥爭的發端。打擊那「工作不良的政權機關」的鞭子，可以轉變為打擊拿破崙主義的鞭子。一切徵兆都預示：未來的發展必然不可避免的要走到民眾之中文化上先進的勢力和官僚寡頭政治之間的衝突。這個危機是沒有和平出路的。沒有一個魔鬼肯自願的斬斷他的爪子。蘇聯官僚不經過鬥爭是不肯放棄他們的地位的。事態的發展顯然會引上革命的道路。

    由於民眾方面強烈的壓力，以及在此情況下政府機關內部不可避免的瓦解，那時當權者的抵抗力會比現在所表現的軟弱得多。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只能做些假設。無論如何，官僚政治只能用革命勢力來推翻。而且，如向來一樣，愈加果敢愈加堅決去攻擊它，則被犧牲的人也就愈少。第四國際[41]蘇聯支部之任務，便是準備這個，並且在順利的歷史情況之下站在群眾的前頭。今天這個支部還是弱小的而且被趕往地下去。但是一個政黨的不合法存在，並非不存在。這不過是一種困難的存在形式罷了。壓迫手段對於繼續即將從舞台上消逝的階級，能夠發揮完全的效力，1917年到1923年的革命專政完全證明了這個。但對於革命先鋒隊行使暴力，則並不能挽救一個生存得過久的階層。倘若蘇聯是註定要繼續發展的話，官僚層已經生存得過久了。

    官僚正在準備著的那場反對自己的革命，將不是社會革命，同1917年十月革命不一樣。這次革命所面對的問題並不是改變社會的經濟基礎，不是用這種財產形式來代替那種財產形式。歷史上不僅有社會革命，譬如資產階級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革命，而且也有政治革命，它並不摧毀社會的經濟基礎，不過掃除舊的上層統治者而已（法國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俄國1917年的二月革命等）。拿破崙主義集團之推翻，自然將發生深刻的社會效果，但就本身而言，還是限制在政治革命的界限之內的。

    由工人革命產生出來的國家生存下來，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這個國家必須經過一些甚麼階段，任何書上也沒有寫下來。不錯，蘇聯的理論家和創造者曾經希望那完全透明的和富於靈活性的蘇維埃制度，可以容許國家適應著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各階段，而和平地改變、解體並消亡。然而這裡，又證明實際生活比理論所預期的複雜得多。一個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被註定來完成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從一切証據看來，無產階級必須以第二次補充的革命，即反對官僚專制的革命來償付其完成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的特權。新革命的綱領，大部份須看爆發時的情勢如何，國家達到的水平如何以及國際狀況如何而定。至於綱領的基本原素則已經明白了，而且已由本書指明出來了，這就是根據蘇聯制度矛盾之分析所做出的客觀的推測。

    問題並不在於拿這個統治黨派來代替那個統治黨派，而是在於改變那管理經濟和指導文化之方法。官僚專制政治必須讓位於蘇維埃民主政治。批評權利之恢復和選舉的真正自由，乃是蘇聯進一步發展之必需的條件。這表示恢復黨派自由，從恢復布爾什維克黨開始，工會也復活起來。輸入民主制於工業之中，意味根本修改計劃，使適合於工人利益。自由討論經濟問題將減少因官僚錯誤和左右搖擺而造成的一般管理費的開支。停止各種浪費金錢的玩藝兒，如蘇維埃宮殿、新戲院、炫耀的地下鐵道等，而用此種經費建築工人住宅。「資產階級分配規準」將被限制於十分必需的範圍之內，而且隨著社會財富增加，將漸漸讓位於社會主義的平等。等級制將立刻廢除。那些輝煌的勛章將送進熔爐裡去。青年人將有機會能自由的呼吸、批評、犯錯誤，並成長起來。科學和藝術將解脫鎖鍊。最後，外交政策亦將回轉到革命的國際主義之傳統去。

    十月革命之命運，現今比任何時候更密切地與歐洲及全世界命運連繫著。蘇聯的問題，現在正取決於西班牙半島，取決於法國，取決於比利時。到了本書出版時，情勢將比今日尚在馬德里城下進行國內戰爭時候無比地明白得多。若蘇聯官僚及其「人民陣線」的背叛政策成功地保證了西班牙和法國反動勢力的勝利（共產國際正在盡其所能向這方面做去的），那麼蘇聯將發現自己置身在崩潰邊緣之上。那時，提上議事日程的，多半是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而不是工人反對官僚之暴動。可是，倘若改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領袖們」無論如何聯合怠工，西歐無產階級仍然尋到了通往政權去的道路，那麼蘇聯歷史上就要開闢一個新的篇章。歐洲革命之第一個勝利將像閃電一般，刺激蘇聯群眾，使他們站起來，提高他們的獨立精神，喚醒1905年和1917年的傳統，削弱拿破崙主義的根基，其對於第四國際的意義將不減於十月革命對於第三國際的意義。惟有走上這條道路，第一個工人國家才能得救，走向社會主義的未來。

    （全書完）

    [1] Romain Rolland (1866-1944)，法國小說家，著有《約翰·克利斯朵夫》。191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後來成為「蘇聯友人」。1935年訪問蘇聯及拜會高爾基。

    [2] Sindney Webb (1859-1947)及 Beatrice Webb (1858-1943)，二人於1892年結婚。兩人俱為英國經濟學、工人運動史家，費邊派社會主義者。

    [3]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二章，第一節

    [4]同上，第二章，第二節

    [5]同上，第六章，第二節

    [6]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三章，第三節

    [7] 《反杜林論》第三篇，第二章

    [8] 《哥達綱領批判》，第一節

    [9]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五章，第四節

    [10] 《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卷，第一章

    [11]英譯者按：本書在拉狄克被捕以前寫的，他以前曾是左派反對派，1929年投降斯大林，後被斯大林判處十年徒刑，罪名據說是「陰謀暗殺領袖」，1939年被處決。

    [12]又名第三國際，繼承由馬克思及恩格斯先後創立的第一及第二國際的綱領，即推行工人階級國際革命。共產國際在1919年由列寧、托洛茨基等創立，1923年以後變成斯大林的外交工具，1943年被他解散。

    [13]史塔罕諾夫是卅年代一個礦工，以超額16倍完成勞動定額而聞名。1935年官方正式展開史塔罕諾夫運動，即勞動競賽。競賽引起工資差距拉大和工人不滿。

    [14] 熱月(Thermidor)是法國革命（共和）曆法的第十一月，約相當於現行公曆的七月廿日至八月十八日。在共和二年（即1794年）的熱月九日，公安委員會主席羅伯斯比爾被送上斷頭台，從此革命由步步高潮變為步步退潮。這次政變後得勢的人被稱為熱月派。從此熱月一詞就有革命停止前進趨於反動之意。

    [15] A.F. Kerensky (1881-1970)，原為律師，1917年3月參加社會革命黨，在臨時政府中歷任司法部長、總理及最高總司令。十月革命推翻臨時政府之後流亡海外。

    [16] I.Tseretelli (1881-1959)，孟什維克領袖之一，第二屆國家杜馬代表，1917年任臨時政府部長，1921年移居國外。

    [17](Rakovsky1873-1941)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活躍於巴爾幹的工人革命運動，俄國革命後歷任要職。他是托洛茨基的好友，亦是左派反對派成員，1927年被流放，1934年投降史大林，1941年被殺。

    [18] (Babeuf 1760-1797)，法國革命家。熱月政變後，巴貝夫組成秘密團體平等會，企圖建立勞動人民政府，策劃武裝起義，未實現而被捕處死。

    [19] N.Krupskaya（1869-1939）列寧妻子，1890年起參加革命運動，十月革命後從事教育工作。斯大林當權後被實際軟禁。1926年一度參加反對派。

    [20]即列寧。列寧本名是弗拉基爾米．伊里奇．烏里揚洛夫 (Vladimiv Ilich Ulyanov)

    [21] 1921年，正值俄國內戰期間，蘇維埃俄國的克朗斯塔德(Krentadt)海軍基地的水兵叛變，經過十日的劇烈戰鬥被蘇維埃政府鎮壓。

    [22]頭四人後來都在1936-39年的大清洗中被槍斃，托姆斯基則在被捕前吞槍自殺。季諾維也夫(1883-1936)，從1905年起即為列寧左右手。十月革命後歷任政府要職及擔任共產國際首腦。1923年起同加米涅夫(1883-1936)一起與斯大林結盟反對托洛茨基，1925年底又反過來與托結盟反對斯大林。布哈林(1888-1938)自1909起即參加布爾什維克，從事革命活動。為黨內著名的理論家。

    [23]ＧＰＵ──當時蘇聯的政治警察。

    [24]索斯洛維斯基(Sosnovsky,1886-1937)，有爾什維克記者，1928年作為反對派流放巴爾瑙爾，死於大清洗時期。

    [25]這段對話很難無誤地譯為中文。在俄文中，第二人稱的單數，只能由尊長對後輩如孩子或僕人使用。

    [26]雅戈達是當時格別烏的負責人。

    [27] 《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三卷，249頁

    [28]指《蘇維埃共產主義》，1935年出版

    [29] 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son, 1859-1925), 英國保守黨人﹐1919至1924年任外交大臣。

    [30] 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 1863-1945), 英國保守黨人﹐1916至1922年任英國首相。

    [31] 巴爾都(Jean Louis Firmin Barthou, 1862-1934), 英國政治家﹐律師﹐1913年任總理﹐1934年任外交部長﹐同年十月被法西斯份子暗殺。

    [32] 鮑爾溫(Stanley Baldwin, 1967-1947), 英國保守黨人﹐三度擔任首相(1923-1924,1924-1929,1935-1937) 。

    [33]萊翁·勃魯姆(Léon Blum, 1872-1950), 法國社會黨領袖﹐三度出任法國總理(1936-1937, 1938﹐1946-1947)。

    [34] 史泰福德．克里布斯(Stafford Cripps, 1889-1952), 英國工黨人﹐二戰期間曾任駐蘇聯大使﹐戰後任財政大臣多年﹐1951年任費邊社主席。

    [35] 貝拉·孔(Bela Kun,1886-1939), 匈牙利共產黨領袖﹐1919年三月在匈牙利建立蘇維埃共和國﹐任總理。同年八月一日共和國給推翻。

    [36] 大衛(David) 是以色列王﹐少年時代曾以一塊石頭打敗了巨人歌利亞(Goliath) 。

    [37] Leon Blum(1872-1950)，法國社會黨三十年代的領袖，1936年成為第一屆人民陣線政府的總理。

    [38]譯注：在蘇維埃民主時代，工人代表在蘇維埃議席所佔的比例稍高於農民，而不是奉行絕對的一人一票選舉制。

    [39]邦休斯·彼拉多（Pontius Pilate）是羅馬派在猶地亞的總督。據新約故事，是他判處耶穌釘十字架的。邦休斯是名，彼拉多是姓。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新憲法並沒有改變選民的地位。

    [40] Victor Serge (1890-1947)，比利時俄國僑民之子，早年為無政府主義者，1919年抵達俄國，活躍於共產國際。1923年起參加左派反對派，1933年被捕流放，經國際聲援運動後，於1936年被逐出蘇聯，1940年流亡到墨西哥。

    [41]第四國際──由流放國外的托洛茨基所領導，成立於1938年。直至1933年前，一直自稱為第三國際內的左派反對派。由於第三國際的極左政策不僅客觀上幫助了希特拉上台，而且自始至終拒不認錯，所以此時托洛茨基認為第三國際已經墮落到無可改良，才致力於成立第四國際，以便繼承世界工人革命運動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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