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第二宣言》,1962

Tony Saunois,CWI

「開槍吧，懦夫，你只是槍殺一個人而已」。根據記載，這是格瓦拉1967年10月9日在玻利維亞被美國中央情報局（CAI）的顧問Felix Rodriiguez和玻利維亞軍隊處決前最後的藐視性的聲明。那時切只有39歲。

如果中央情報局的顧問和玻利維亞軍隊認為藉由殺害切他們就可以埋葬他的訴求和他的精神，那麼他們不會錯的更離譜。在他死後四十年，切的旗幟、標語、肖像和口號出現在數以萬計的群眾遊行示威中，數百萬人參與的革命正在席捲整個拉丁美洲。新的鬥爭貫穿整個大陸吞沒了一個又一個國家，切-格瓦拉的象徵可以在聖保羅、卡拉加斯、拉巴斯、墨西哥城,聖地牙哥和其他許多城市的中心街道所看見。當初切被處決之時他正被孤立於玻利維亞的大眾之外，但今天恰恰是玻利維亞成為了群眾鬥爭的中心國家之一。數以百萬的群眾走上拉巴斯街頭以抗議極右翼和來自於反革命的威脅，而在大規模的遊行示威中使用的旗幟和標語牌上就是切-格瓦拉的形象。

不僅僅是在拉丁美洲，在他死後四十年，在歐洲、亞洲和非洲新一代的年輕人穿著繪有切-格瓦拉形象的圓領汗衫，戴著繪有他形象的棒球帽，拿著繪有他形象的袋子走上街頭。當對多數人而言這不過是流行時尚而已的時候，對另外一些人而言這是一種政治宣言。他們將切-格瓦拉的「遺產」視為進行鬥爭，反抗，國際主義和追求一個更為美好的社會主義世界的象徵。今天在大多數的國家中，體制內的政客和機構越來越被視為腐敗的、不具代表性、不可信賴的和只追求個人名利的野心家。切-格瓦拉完全有理由被這些年輕人視為清廉的、不可被收買的而且具有真正原則的革命鬥士。

對他的處決實際上創造了一個傳說。在玻利維亞他的墓穴附近的一面牆上寫的標語 — 在他的遺體被運回古巴之前–:「切—永遠活著正如他們從來不曾希望的那樣。」

在切被處決的40週年紀念之時，不僅應該向他反抗壓迫的鬥爭致敬而且需要從他的經歷包括積極的因素和錯誤中獲取重要的經驗。在目前席捲拉丁美洲的新的鬥爭浪潮中，這些經驗將是無價的財富。當資本主義制度正在逐漸加速進入一個充滿危機和混亂的新時代，它們中也包含著對於即將來臨的工人階級的國際性戰鬥的重要經驗。

切加入鬥爭

切-格瓦拉決然地背棄了他中產階級的背景而加入到被壓迫者和貧窮者的行列中為
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而戰鬥，他成為了一個忠誠的革命者、一個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者。毫無疑問作為一個阿根廷的醫科學生，切能夠確保擁有一個更為舒適的生活。然而,作為激進的左翼中產階級中最優秀分子，他準備好拒絕這些舒適的生活而將他的生命貢獻給對抗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

切之所以被引入政治鬥爭, 主要是由於他在1952年和1953/4年兩次「奧德賽」式的著名旅行中親眼目睹了當地的貧窮和社會條件以及進行鬥爭的結果。這些現象喚醒了他，使他決定與不公平和資本主義制度鬥爭。這些旅行幫助改變了他的生活。在他第一次旅行結束的時候，切認識到:「寫下了這些筆記的人當再一次進入阿根廷國土時已經不再一樣了。他被錘煉並且進一步提升了,『我』不再是『我’:至少我不再是曾經的我。在我們的『美洲』的流浪生活對我的改變比我原來認為的多得多。」

他的這些經歷在電影《切的摩托旅行日記》中有所描述。在他旅行期間他遇見了秘魯的社會主義者,見到了智利的共產主義銅礦工人,見證了具有重要的意義的玻利維亞革命，和許多其他事件,切深深地被他在危地馬拉的經歷所影響。他目擊了阿本斯領導的激進的、左傾的和平民主義的政府下進行的鬥爭。該政府最後被一個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政變所推翻。這些事件在John Pilger 最近所拍攝的傑出電影《關於民主的戰爭》圖解式地呈現出來。在危地馬拉的停留期間，切也第一次遇見了曾經進攻蒙卡迪軍營以對抗巴斯蒂塔獨裁統治的古巴流亡者。但是稍後在墨西哥城他第一次遇見了費迪爾-卡斯特羅。

危地馬拉的教訓

危地馬拉革命失敗的衝擊對切產生深遠的效果,他看見阿本斯政府失敗的結果。深受歡迎的阿本斯政權實行了重要的改革,而這些改革激怒了美帝國主義和危地馬拉賣國「買辦」統治階層。進行有限的土地改革和將深受厭惡的美國『聯合水果公司』國有化使華盛頓的統治精英感到驚駭。正如今天的布什當局，他們絕不容忍任何政府踏觸這一底線，尤其是在被美帝國主義視為「它自己後院」的地方。

阿本斯由於試圖在不摧毀資本主義制度的情況下而引入一些相對有限的改革而深受其害。他技巧性地保留了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主義從而給予了他們時間以陰謀組織反革命活動。

中央情報局支持的（危地馬拉）政變成為此後四十年間貫穿拉丁美洲各地的一系列類似干涉的第一步。阿本斯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並且拒絕武裝群眾，而對於所謂武裝力量對於「民主的憲法的忠誠」寄予希望。但一天午夜的某一分鐘，當他終於命令軍隊的高級將領們向人民分發武器的時候，他們拒絕了這麼做。這一錯誤在二十年之後再次被重複,在智利當社會黨總統阿連德對於皮諾切特和軍方對於「民主制度」的忠誠寄予厚望，而且同意達成一個憲法式的「契約」不觸及軍方等級制度和高級將領們。

這一思想源自於左派改良主義者的想法和採取分步驟的「階段革命理論」，通過逐漸增加的政策最終替代資本主義。這樣的思想重複地給予資本主義和它的反動活動以時間,並（讓資產階級）準備好它的軍隊在恰當時機進行打擊從而擊敗工人階級。阿連德拒絕武裝和動員工人階級並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結果在1973年的那次軍事政變中，數以千計的智利工人和年輕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然而那時在危地馬拉發生的事件引導切去尋找另一條可能的道路以對抗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但是他並沒有被引向共產黨。迄今為止他的經驗引導他成為對於共產黨的懷疑論者，尤其是針對他們支持的「大眾化」或者「人民陣線」的政策。這一政策導致他們與民族資產階級中的所謂「自由派」結成同盟。這一錯誤的政策被他們視為推翻帝國主義而必須採取的一個『暫時的』戰術同盟。他們沒有社會主義的鬥爭目標而首先強調要加強「議會民主」，發展民族工業和經濟，在工人階級真正可能掌握權力前先經過一系列的資本主義發展。

這政策導致共產黨們為了不「嚇著」和疏遠「進步」的資產階級而阻止工人階級的鬥爭和要求。結果，在許多國家工人運動被這政策有效地麻痺並被解除了武裝從而導致工人階級經常遭遇反動派血腥鎮壓帶來的失敗。在1939年的西班牙，這一政策的應用導致隨著內戰的勝利佛朗哥領導下的法西斯政權的建立,。它也被證明導致了 1973年在智利的災難性的後果。

不幸地是今天類似的思想仍然被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的運動的領導層所響應。

參加「7月26日運動」和戰爭

基於他在危地馬拉的經驗和關於古巴的討論，切和他的思想開始了進一步發展,並拒絕接受這種『階段革命』的方法，雖然他沒有發展出一個可以替代的選擇。當他開始排斥共產黨,因為發現他們太過「保守」和「正統」的時候，切被捲入逐步發展起來的反對古巴的巴斯蒂塔政權的鬥爭，並在墨西哥加入了「7月26日運動」。

對於切而言，這似乎給他提供了一個更具有鬥爭性的競技場。「7月26日運動」,(根據1953年時由費迪爾-卡斯特羅領導的針對蒙卡迪軍營的宿命的進攻而命名的，此後費迪爾-卡斯特羅被放逐到了墨西哥),在那個階段是個包含政治立場相當廣泛的組織。它包含了自由民主派，他們的目標是推翻巴蒂斯塔獨裁統治建立一個「民主」的古巴。

在那個階段，他們並不支持打倒封建地主主義和資本主義。運動中也包含了一支比較激進的社會主義分子，切在其中逐漸成為一個顯著的代表。

在1956年12月2日，一支小規模的組織不完善的由82人構成的游擊隊，其中包括切-格瓦拉和費迪爾-卡斯特羅，登陸古巴開始了一場長達兩年的游擊戰爭。這一鬥爭在遭到厭惡的巴蒂斯塔獨裁統治的衰敗中和古巴革命的開展中發展到頂點。只有少數當初登陸的古巴斗士們生存下來。一些在渡海期間淹死了，而且其他人或者成為巴斯蒂塔的軍隊的受害人或者死於疾病。

在戰爭期間，切成為一個英雄的角色,尤其是他需要與終身疾病的慢性哮喘進行鬥爭。因為他的健康狀況游擊戰所必需忍耐的每一個障礙、艱難和痛苦對於切而言是更大的負擔。是切堅定的革命決心使得他拒絕讓他的健康狀況阻止他在所從事的鬥爭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隨著戰爭的發展，游擊隊逐漸嬴得了來自農民的的同情。在持續2年的戰爭之後，伴隨著種種起伏游擊隊對抗巴蒂斯塔的戰爭贏得了勝利。在城市中對巴蒂斯塔政權的忿怒和憎恨達到了沸騰點。巴蒂斯塔政權最終崩潰了，反叛力量在1959年元旦進入了城市,同時為爆發的巨大的總罷工所響應。作為社會革命所彙集的巨大動力，美帝國主義的遊樂場所以及它奢侈的賭場和妓院,主要客戶是美國商人和他們的幫兇，被關閉。

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

運動的發展意味著城市中的工人階級扮演了游擊戰爭的一個輔助角色。一些左翼人士認為雖然工人階級稍晚進入了鬥爭的舞台，但是它決定性地構建了政權的特徵使
古巴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權。然而，整個過程更為複雜，因為在整個革命的領導層中缺少有覺悟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確實影響最終建立的政權的類型,我們在後面的內容裡將進行解釋。

在革命的早期階段中，當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進入哈瓦那的時候，這仍然並不完全清晰事件會如何發展。在那個階段切是一個忠誠的社會主義者，不過卡斯特羅沒有提出社會主義的主張而將他自己限定為一個更為「自由的」和「人性化」的資本主義的「清掃者」。這與查維斯在1998年第一次掌握政權時候主張的一些思想所類似。那時他談論更多的是「有人情的資本主義」，「第三條道路」和「玻利瓦爾式的革命」。只有在最近的階段查維斯開始提出社會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革命。

委內瑞拉的未遂的政變,僱主的破壞,和工人階級及貧苦大眾面對這些反革命威脅而發起的群眾運動重新獲取政權使的局勢進一步左傾化。這為查維斯的聲明所反映出來，現在他宣佈他的政府是社會主義的而且「委內瑞拉的革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然而,儘管存在這一積極發展,但在他掌握權力幾乎十年之後，資本主義制度仍然留存在委內瑞拉而沒有被推翻。

古巴的革命

在古巴，革命在與美國隨後一系列的針鋒相對的打擊中向前發展，直到三年後最終推翻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主義。在當時這一發展的可能是因為各種因素的組合，包括來自於工人和農民底層的巨大壓力，艾森豪威爾總統及其繼承者統治下的美帝國主義的對古巴現政權的抵制—寧可採取直到今天仍然持續的制裁而不是試圖收買和影響古巴政權，針對卡斯特羅的數次暗殺，以及當時在蘇聯和東歐所存在的中央計劃經濟實體，雖然他們是處於一些墮落的官僚主義專制統治之下，但確實提供了一條不同於資本主義的道路。

一個國有化的中央計劃經濟體系最終被引入古巴。這是一個巨大的積極的步驟並在整個拉丁美洲和國際範圍內產生電流般的效果。

切-格瓦拉在這一過程中擔任了一個決定性角色,而且從一開始階段就推進革命向更為「社會主義的」道路發展。從一開始切就強調革命需要進行國際範圍的傳播。他在起草1962年所發表的『哈瓦那的第二宣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使在今天讀來仍然感到震撼人心。在其他方面，它也回答了美國為什麼對發生在一個相對較小的島上的革命採取如此凶殘的反應:「（美國及其統治階級）害怕工人、農民、學生、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中先進分子會由革命取得政權…害怕美洲大陸的被壓迫者會像古巴一樣從掠奪者處奪取武器而建立他們自己的自由人民的美洲」。

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

然而，當切毫無疑問地為國際社會主義革命所鼓舞的時候，他最大的弱點和他偉大的悲劇是他並不瞭解如何實現它。他把游擊鬥爭視為嬴得社會主義革命的手段而並非將基礎建立在在城市的工人階級中。即使在城市的工人階級僅為全國人口少數的國家，但由於工人階級通過在工廠和車間的社會狀況中所獲得的共同的角色和覺悟也就意味著他們是推廣和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的關鍵力量。 這是1917年俄國革命的經驗。

在實踐中,這顯示了新殖民主義的國家內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相聯繫，從而無法發展經濟和產業，建立一個穩定的民主社會或者解決民族問題。在現代階段應該由民主資產階級革命完成的任務無法被資產階級所解決。今天這一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仍然尚未被解決，任務轉移到了工人階級的身上，並為貧苦農民和其他為資本主義制度所剝削的階層所支持，這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在國際範圍推廣革命相聯繫。

然而，在古巴由於巴蒂斯塔政權的腐敗和政治上的真空，為游擊鬥爭發展提供了方法。但事實上，即使在戰爭獲得有效地獲勝之後，當游擊隊進入聖克拉拉、哈瓦那和其他的城市之時，它仍然是與總罷工的爆發相伴隨的。這一類似的過程稍後也出現在尼加拉瓜,當桑地諾解放陣線（Sandinistas）在1979年取得政權的時候.當經濟完成了25%的國有化的時候,他們沒有能夠打敗封建地主和資本主義制度。結果在一段時間之後反革命最終能夠得勝。現在丹尼爾-奧特加,前桑地諾解放陣線（Sandinista）主席再度執政。但他已經完全為資本主義制度所收買，奧特加與他在美國和右翼天主教支持下的反對派攜手合作。
然而,基於在古巴的經驗,切錯誤地嘗試複製游擊鬥爭的模式,首先在非洲,然後在整個拉丁美洲和國際範圍內,但是它們的條件完全不同，而且工人階級具有更為強大的立場有更多的革命傳統和經歷。缺乏全面的對於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角色和作用具有政治覺悟的認識毫無疑問是切-格瓦拉最大的政治缺點。

對於今天的教訓

這些事件對於今天席捲拉丁美洲的新的鬥爭浪潮而言是豐富的經驗教訓。一系列激進的左翼政府掌握政權，尤其以委內瑞拉的查維斯和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為代表，意味著在這些國家和國際範圍內推動工人階級力量進步的一個重要步驟。這些政府執掌政權相對於1990年代國際範圍內工人階級的力量挫敗是一個重要而積極的步驟。他們執行了重要改革和採取一些措施以反對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利益。然而,如果資本主義制度沒有被推翻，他們就會面對失敗和反動的威脅。這種威脅已經可以在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所見到。到現在為止,來自底層群眾的自發運動阻止了反動力量的活動。然而，威脅仍然存在，而且如果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制度沒有被推翻，它將會準備再次襲擊。

當莫拉萊斯和查維斯提及社會主義是非常積極的。但是關鍵問題是如何達到它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一個政府在削弱統治階級利益上有阿連德或者尼加拉瓜的桑地諾解放陣線曾經走得那麼遠。莫拉萊斯在面對反動力量企圖反撲的時候與智利的阿連德犯了相同的錯誤，大談軍隊高層對於「民主」和「憲法制度」的尊重任由他們行事而不加處理。

計劃經濟的好處

作為個人，切-格瓦拉並不要求別人去做他自己沒有準備從事的事情，因此他重新回去組織游擊力量。為了在非洲推動革命，切領導了一次注定失敗的前往剛果的遠征。稍後，他回到了玻利維亞發動了鬥爭，該鬥爭最終是以他的生命為代價的。

然而，在古巴，在切犧牲在玻利維亞之前，革命導致了資本主義制度和封建地主制度被推翻從而表現了計劃經濟的強大優勢。

甚至今天，在面對前蘇聯的崩潰和喪失了經濟援助的情況下，在美國所執行的貿易禁運和抵制的情況下，仍然可以看見古巴革命的益處是使它成為世界範圍內健康醫療制度最完善的國家之一。僅在革命後數年文盲就被消滅了。免費醫療對於所有人都一樣的。教育和醫療仍然是革命的主要支柱。每五十七個古巴居民中有一位是教師，教師和學生的比例也處於全球最好的國家行列中。醫生的情況也是如此。在巴基斯坦最近發生災難性的地震後，73%的手術是由來自古巴的2,600位醫生和健康技術人員負責的。在古巴平均壽命是75歲，在資本主義復辟的俄國,平均壽命跌到了57歲。

沒有計劃經濟和革命這些成果不可能實現的。 CWI支持所有的這些和其他通過古巴革命獲取的成果。但同時,革命最初採取的形式對此後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有直接影響。

哪種類型的政權？

由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領導的革命當時大受歡迎並獲得了壓倒性的支持。然而,由於缺少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有意識地領導革命的過程—這曾經發生在1917年的俄國—就意味著沒有建立起真正的工人和農民民主。最初曾經出現工人控制工廠的狀況，但並不存在一個真正的民主的工人控制和管理的機制。一個由上而下的官僚的統治政權形成了。

其中一些官僚主義的特徵和『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方式也出現在今天的委內瑞拉。 目前,由於缺少有覺悟的獨立的組織和工人階級的參與是阻礙委內瑞拉革命的一個主要障礙。如果沒有這些，任何推翻了資本主義的國家都會產生一個官僚主義的行政制度從而抑制經濟發展和與工人階級的利益發生衝突。

在古巴，切在革命中就與這些官僚主義的障礙發生衝撞。他本能地反對任何由政府官員或代表所享受的特權或福利。他非常嚴格地對待他政府中那些哪怕企圖為他們自己比一個普通工人或者農民多獲取一點最少特權的人員。

當切到蘇聯和東歐旅行的時候，他厭惡和抵制那些他所看見的墮落的生活方式和官僚們對於工人階級輕蔑的態度。他也對在古巴所日益增加的官僚主義特徵感到失望。

然而,儘管他反對在蘇聯和東歐存在的恐怖和凶殘的官僚主義獨裁專制，在一個場合他甚至描述這為「狗屎」，但是切沒有發展出一個清晰的明確的替代選擇或者明瞭該如何與之做鬥爭，無論是在蘇聯，東歐還是古巴。隨著切作為一個革命者的經驗的增長,他毫無疑問正在尋找一個替代的選擇。他甚至被蘇聯官僚當作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所抨擊。

切和托洛茨基

在玻利維亞的時候，切在他的背包中帶著一本托洛茨基的文集。根據一些報道，這本書就是《被背叛的革命》。事實上，切在更早地時候就開始接觸一些托洛茨基的作品。秘魯的前空軍官員，Ricardo Napuri曾經在1948年拒絕轟炸一次左派的起義，當他1959年在哈瓦那遇見切-格瓦拉的時候，給了他一本托洛茨基的書《不斷革命論》。古巴的革命者Celia Hart，她的父親是Amando Hart，曾經與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一起戰鬥，並曾擔任古巴政府的部長，說道，切-格瓦拉是第一個說服她研究托洛茨基的人。她的父親也曾經在1980年代給過她一些托洛茨基的書籍。

很明顯切-格瓦拉的政治特徵之一就是他願意討論並且探究不同的思想和觀點。不幸地是,儘管他閱讀了一些托洛茨基的書籍,但在他過早的死亡的時候,在他只有39歲之時,切還沒有能夠得出所有必需的結論從而發展出一個一貫而全面的替代性選擇。如果處於孤立之中，沒有通過利用一個廣泛的國際革命的經歷而進行聯絡、討論和思想的交流，要實現上述的轉變就要求在政治理解上獨自具有一個巨大的跳躍，這將是極端困難的。假如切能夠活著並且經歷了更多的國際事件和工人階級鬥爭，我們相信他能夠及時地得出為實現這一任務必須實現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正確結論。

這些切在政治理解上的不足給他和他遺留給新一代的年輕工人和年輕人的遺產帶來了悲劇性的後果，而這些年輕人現在正在加入反對壓迫、戰爭和資本主義的鬥爭中。然而,切積極的特點和永恆的遺產作為永不妥協、自我犧牲、清廉高尚的鬥爭的象徵成為鼓舞新一代年輕人的精神源泉。如果切的錯誤所帶來的經驗能被充分學習，那麼切所堅定選擇的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也將一定能夠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