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塔菲(Peter Taaffe) 社會主義黨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英格蘭和威爾士支部1919年1月15日，德國工人階級最優秀的大腦和最偉大的英雄–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為嗜血慘敗的德國軍方所殺害。懦夫般的社會民主黨領導人諾斯克（Noske）和謝德曼（Scheidemann）卻在背後支持了軍方這一無恥的罪行。在今天這一重要紀念日裡我們很有必要重新審視羅莎盧森堡留給我們震撼人心的革命遺產。

那些殺害他們的人，其中士兵奧托-蘭格(Otto Runge)具體執行了謀殺，不僅對於德國革命的失敗是具有決定性，而且也與14年後希特勒和納粹黨的勝利有著密切聯繫。協助殺害羅莎盧森堡的兇手逃跑的海軍軍官威廉卡納裡斯(Wilhelm Canaris)20年後掌控了納粹控制下的德國軍事情報部門Abwehr。許多其他納粹政權的重要人物當時也同樣”嗜血成性”，並在未來將這種行為加諸於自己的國家和整個歐洲。當時曾經欺騙新成立的的工人和士兵委員會代表的馮法鮑爾(Von Faupel)在20年後成為希特勒駐佛朗哥統治的西班牙的大使。為保皇派將軍所熟知的代表人物少校庫爾特馮施萊歇爾(Kurt Von Schleicher)在1932年擔任德國總理，並成為希特勒以及納粹的領路人。假如德國革命取得勝利，那麼歷史也許就不會記錄下由這些聲名狼藉的法西斯主義分子所犯下恐怖罪行。羅莎盧森堡假如沒有被殘酷地殺害，作為德國工人運動的領導人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隨後直至1923年的各種事件和革命勝利中就可以發揮即使不是決定性的、也將是至關重要的作用。

卡爾-李卜克內西，一位英勇的群眾領袖，與羅莎盧森堡站在一起反對德國的戰爭機器和淌滿普通士兵鮮血的塹壕戰；不僅對於德國人、對於法國人和其他國家的國民，他都是一位不知疲倦地反對一戰的工人階級國際反對派。他著名的口號–“主要敵人在自己國內”–燃起了群眾的反戰的情緒，尤其是當戰爭中屍體堆積如山之時。

在此紀念日更應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羅莎-盧森堡，因為她對於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理論的理解以及為此在實際工人階級運動中的應用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許多人攻擊羅莎盧森堡的”錯誤路線”，特別是所謂她缺少對”革命政黨”和組織的必要性的認識。歷史上進行這些攻擊的人包括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者。而其他一些人聲稱羅莎盧森堡是他們”自己人”，則是因為她強調”工人階級的自發作用”似乎符合”反對建黨的情緒”；尤其是年輕一代之中，這是對於斯大林主義官僚遺產及與其相呼應的前社會民主黨感到厭惡而帶來的產物。但是全面分析羅莎盧森堡的思想，並充分考慮她思想成熟和發展的歷史環境，則證明了這兩種說法都是錯誤的。

她犯過錯誤，”假如你能給我舉出一個從未犯過任何錯誤的人；那麼我會證明你是個笨蛋。”然而即使在近100年後的今天，我們閱讀她的主要著作，仍然可發現它們是如此鮮活，與現實具有相關性–尤其將之與”現代”勞工運動中陳舊的上層思想比較之時。它們可以啟發我們，特別是對於正走向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新一代。

舉例來說，她的小冊子《社會改良還是革命？》並非是簡單地闡述馬克思主義思想，同時包含對於改良主義的反對和漸進式的改良變化對於社會主義轉變的影響。它是用來反對主要的”修正主義”理論家愛德華-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正如今天眾多的勞工運動和工會領導人一樣，雖然最初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還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共同創始人恩格斯的朋友，但在19世紀90年代後期和20世紀初期經濟繁榮的壓力下，伯恩斯坦企圖”修改”一些所謂已經不再起作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他著名的格言”運動就是一切，沒有最終目標”代表了那個階段德國社會民主黨試圖和正在擴張的資本主義進行調解的思潮。

正如列寧和托洛茨基所做的一樣，羅莎-盧森堡不單駁斥了伯恩斯坦的思想，而且其精闢的分析不僅有助於我們對當時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解，並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我們對於今天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解；並幫助我們認識改良與革命之間的關係（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出發，這兩者之間不應該是互相對立的）和許多其他問題。她寫道：”最好能證明伯恩斯坦理論錯誤的恰恰是在那些著名的”調節手段”–即信貸、完善的交通、托拉斯–得到最大發展的國家中，最近的危機(1907-1908年)是最具有暴力性的。”而在當今世界性經濟危機的陰影之下，這難道不正是如今深受債務影響的美國和英國經濟的寫照嗎？

社會民主黨支持戰爭

此外，羅莎-盧森堡是極少數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認識到德國社會民主黨意識形態蛻化的人之一。它最終導致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的議員做出災難性的行為–只有卡爾李卜克內西一人例外–投票支持德國帝國主義的戰爭預算撥款。社會民主黨和工會領導人已經習慣於在資本主義框架內進行妥協和談判。這意味著社會主義的前景，特別是社會主義革命，在他們的意識中被推遲到不可知的未來時間。

這一思潮也為社會民主黨在德國社會中權重的日益增加而逐漸加強。到1914年事實上社會民主黨已經成為”國中之國”，成員人數超過100萬，擁有90家日報、267名全職記者、3000名從事體力勞動和文員的工人、經理、商業主任和代表。此外，它在國會中擁有110多名議員以及220名州議會議員，和近3000名當選的市議員。除1907年，社會民主黨看起來在選舉中一直取得巨大成就。在工會裡至少有1.5萬名全職官員聽命於社民黨。用路德-費捨(Ruth Fischer)，未來的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說到”這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作為個體的工人生活在黨內，黨已經滲透到工人日常習慣之中。他的思想、他的反應、他的態度由他個人特性與集體綜合而成。”這既是優點也是缺點。優點是因此社民黨和工會在工人階級內日益增長的力量得以體現。但是這也導致對群眾中巨大活力的窒息,而社民黨領導人對這力量也有所低估，他們事實上開始日益敵視將在未來某一天不可避免會爆發的革命。

相較於1905-1907年的第一次俄國革命所帶來的巨大社會爆炸效應，羅莎-盧森堡逐漸認識到社民黨的保守，並與之笨拙的政治機器發生衝突。盧森堡是一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她參與了三個國家的革命運動。最初作為波蘭人，她是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SDKP)的創始人之一，在俄國運動中又成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RSDLP)的參與者，作為一名歸化的德國人也成為德國社民黨的重要成員。對比來自俄國的第一手目擊資料中下層的力量和能量，她已經認識到德國政黨和工會中日趨增強的官僚機器，在未來革命爆發之時，將可能成為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一個巨大障礙。

在這個層面上她甚至比列寧更有遠見。列寧熱情地投入到俄國運動中，他認為德國社民黨是所有第二國際成員的”模範”，將其領導人如考茨基看作導師。托洛茨基指出：”列寧認為考茨基是其導師並盡可能地到處強調這一點。列寧在那個期間以及隨後的若干年內的著作中，人們不能找到任何針對倍倍爾–考茨基進行原則性批判的蹤跡。”事實上列寧認為羅莎-盧森堡日益針對考茨基和德國社民黨領導層進行的批判有些誇大其詞。在1905年列寧在名著《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寫道：”我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曾經把『倍倍爾和考茨基的革命主義’叫作機會主義？……究竟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我同倍倍爾和考茨基兩人間有過哪怕微小的意見分歧？……國際革命社會民主黨在一切重大的綱領問題和策略問題上完全一致，這是絕對無可爭辯的事實。”

列寧認識到在工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中存在機會主義傾向，但是他沒有將俄國的孟什維克與考茨基主義進行比較，而是與伯恩斯坦的右翼修正主義進行比較。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德國社會民主黨於1914年8月4日贊成戰爭撥款的臭名昭著的投票。除了最初的李卜克內西和此後的奧托-儒勒(Otto Ruhle)兩人投了反對票外，110名德國社民黨代表中的其餘代表都投了贊成票。事實上當列寧在社民黨報紙 《前進》(Vorwarts)上看到其支持戰爭，他首先認為這是由德國軍事人員偽造的。羅莎盧森堡並不是毫無準備，因為她已經投入到長期的鬥爭中，她不僅僅與右翼社民黨領導人進行鬥爭，而且也與”左翼”和”中派” 如考茨基的理論進行鬥爭。

托洛茨基也在其第一次提出不斷革命論的著作《總結與瞻望》(1906年)中預見這一狀況可能發生：”在歐洲各國社會主義政黨當中，首先是在其中最大的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隨著廣大群眾轉向社會主義並變得愈來愈有組織和有紀律，黨內保守主義也愈來愈發展了。結果是，作為體現無產階級政治經驗的組織的社會民主黨，可能在某個時刻成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反動派之間公開衝突的直接障礙。”在後來他的自傳《我的生平》中托洛茨基寫道：”我不曾期望第二國際的正式領袖在戰爭期間能有任何重大的創舉，但我也萬萬沒有料到社會民主黨居然能對本國軍國主義者奴顏婢膝。

自發的群眾行動

社會民主黨的所具有的巨大力量，一方面使得它在德國和歐洲面臨迫在眉睫的急劇變化時保持頭重腳輕的官僚機構的慣性，另一方面則導致羅莎-盧森堡寫作了其最著名的作品《群眾罷工、黨和工會》（1906年）。在該書中羅莎盧森堡總結了關於第一次俄國革命政治和組織上的觀點結論。它深刻而有趣地分析了在革命進程中群眾作為推動力的作用和其”自發性的”特徵。它強調工人階級的獨立運動和工人階級反對”官僚作風”的意願，就廣泛的歷史意義上而言，她無疑是正確的。

事實上許多革命都是在面臨反對者的口頭攻擊甚至在工人自己組織的領導人破壞組織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同樣可在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中看見。當馬德里工人最初進行武裝示威，他們的社會主義領導人拒絕支持他們的時候，巴塞羅那工人–擺脫領導人的限制–自發起來在48小時內粉碎了佛朗哥部隊。它引發了席捲從加泰羅尼亞經阿拉貢直到馬德里的社會革命，最初階段五分之四的西班牙為工人階級所控制。另一方面1973年在智利當皮諾切特宣佈政變時，由於工人階級服從自己領導人的話而繼續待在工廠裡，那些最進步的工人被系統性地圍捕和屠殺。

我們同樣也看到由於沒有向領導人申請”准假”，當1968年時一個自發的革命在法國爆發的時候，一千萬工人佔領了工廠達一個月之久。法國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聯盟的領導人沒有企圖尋求通過一個工人委員會和工農政府的革命性綱領贏得勝利，而是使出他們所有的努力以破壞這個宏偉的運動。同樣地1974年在葡萄牙，一場革命不僅結束了卡埃塔諾（Caetano）的獨裁統治而且在其第一階段絕對多數人在選舉中都站在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旗幟下。這導致在1975年國家沒收了大部分工業。英國《泰晤士報》曾宣稱”資本主義在葡萄牙死了”。不幸的是事實證明並非如此，因為來自下層工人階級的主動和他們所產生的機會被浪費掉了。因為沒有連貫性和影響力的群眾政黨和領導層將它們結合起來建立一個民主的工人國家。這些例子表明在殘酷的反對資本主義鬥爭中工人階級自發運動本身不足以保證勝利。

1918年11月德國革命的”自發”性質很明顯。這種群眾自發的革命爆發超越了社會民主黨領導層所希望或期望的事情。如同主要的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即使在1917年從德國社民黨分裂出來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的產生也並不源自其領導人,如考茨基和魯道夫-希法亭的任何有意識的決策。它的發展是因為工人階級對德國社民黨領導扼殺黨內異議並支持戰爭的憤怒和反抗。”反對派”既沒準備也不期望進行這個分裂。然而他們卻與12萬名黨員和一些報紙分離出來。

總罷工

與羅莎盧森堡強調的”自發性”聯繫的是總罷工問題。在基於俄國革命的群眾罷工這個問題上她採取了相當被動和宿命論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這影響了在她死後的德國共產黨（KPD）領導人。但羅莎-盧森堡正確地強調了，革命不能在客觀情況未成熟之時人為製造出來。

同時被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主觀因素”的群眾政黨和富有遠見的領導等等的作用對革命形勢轉變為一場成功的革命非常重要。一個能成功的推翻現存社會制度的機會只可能持續很短的時間。如果這次機遇喪失了，它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會出現，工人階級可能遭受失敗。因此在一個關鍵時刻和一個明確的時間框架內，一個正確的領導層完全可以幫助工人階級奪取政權。這就是在1917年俄國革命中布爾什維克所起到的作用。

1923年的德國革命是個反面例子。類似於布爾什維克曾經成功的的機會已經形成，但由於德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猶豫不決和包括斯大林在內等人對此政策的支持使機會白白喪失。這來源於之前的歷史經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數十年內，『不完全的總罷工行動’是工人階級鬥爭的特徵。在此期間，有不少例證表明政府在面對總罷工發生之初就驚慌失措，從而在群眾還沒有發起公開的階級衝突之時就作出了讓步。1893年比利時總罷工就是如此，當時由比利時工黨號召的總罷工動員了30萬工人參加，其中還包括天主教左翼團體在內。1905年10月的俄國發生了比這規模更大的總罷工，羅莎-盧森堡曾經評論過這場運動。在罷工的壓力下，沙皇政府1905年就被迫修正憲法作出”讓步”。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狀況–革命和反革命的形勢–與之截然不同，伴隨總罷工提出的是更為尖銳的政權問題。總罷工對馬克思主義者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但我們不應迷信總罷工。在某些情況下，它是一個不恰當的武器；在1917年8月科爾尼洛夫叛亂時，無論是布爾什維克還是蘇維埃（工人委員會）都沒有認為應該宣佈總罷工。相反鐵路工人繼續工作以便能夠運送反對科爾尼洛夫的力量，並讓科爾尼洛夫部隊所坐火車出軌。除了上戰場打擊科爾尼洛夫的人外，工人們也繼續在工廠裡工作。同樣1917年十月革命時也沒有提出舉行總罷工；布爾什維克得到了群眾的支持，在這種條件下呼籲舉行總罷工只會削弱自己而不是資本主義敵人。在鐵路、工廠和辦公室裡，工人協助起義以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並建立了一個民主的工人國家。

在今天的時代，總罷工通常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寓意著建立工人政府的選擇。在1926年英國總罷工中，政權問題被提出，而且”雙重政權”存在了九天。 1968年在法國，歷史上最大的總罷工也提出了政權問題但由於前述的原因，工人階級沒有抓住這個機會。

1918年至1924年的德國革命也見證了數次總罷工並部分試圖朝這個方向（奪取政權的方向）發展。在1920年3月發生卡普政變，在當時代表容克的普魯士地主和高高在上的帝國公務員在將軍們的支持下掌握政權，但它卻遭遇了歷史上最完全的總罷工之一。如同1968年法國，政府”甚至無法印刷一份公告”，因為工人階級癱瘓了政府和國家。而這一政變持續了100小時！然而即使工人階級展示了如此驚人的力量，但它並沒有導致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恰恰就是因為缺乏一個群眾性政黨和它的領導層以動員群眾並建立一個民主的工人國家。事實上，羅莎‧盧森堡的追隨者在新成立的共產黨中犯了極左錯誤，他們在最初階段並不支持群眾運動打擊卡普政府。

革命政黨的作用

領導層問題和建立政黨的必要性貫穿於羅莎-盧森堡生活和工作的始終。有些對她的片面指責，就是批評她和托洛茨基”低估革命政黨的必要性”。事實上，羅莎盧森堡在社民黨的整個政治生活中就一直是為了挽救這個組織內部的革命核心內核並使之遠離改良主義和集權主義。此外她自己與雷歐約基希斯（Leo Jogiches）一起在波蘭建立了一個非常”嚴格的獨立的政治組織”，一個獨立的政黨。但是由於她對於社會民主黨內所存在的僵化與”集權”的厭惡，使得她有些時候反而”避之過甚”。她就曾經指責列寧試圖在俄國建立一個民主政黨的企圖而認為它過於”集權化”。

關於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分裂，羅莎-盧森堡曾經以她的方式作為一個”調和者”，就如同托洛茨基一樣（他參加了”八月集團”）。她嘗試團結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但布爾什維克1912年獲得五分之四有組織的工人支持而決定與孟什維克正式分裂；列寧比其他人都更早明白孟什維克沒有準備將鬥爭超出俄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框架。列寧的觀點為俄國革命所證實，孟什維克最終走到了陣營的另一邊。在1917年的俄國革命之後，羅莎盧森堡如同托洛茨基一樣逐漸接近布爾什維克主義並成為其國際力量的一部分。

然而羅莎-盧森堡應負的主要責任是她沒有充分組織一個具有清晰政治意識的力量反對社會民主黨右翼和考茨基的”中派主義”。當時和之後都曾有人批評羅莎盧森堡和”斯巴達克思派”的支持者應該立即與社民黨領導人決裂，尤其是當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背叛的時候。事實上，一旦列寧確信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背叛–包括”叛徒考茨基”–就已經呼籲立即決裂，並伴之建立新的第三國際。無論對於德國社民黨的右翼還是”左”翼，政治上的決裂毫無疑問是必要的。羅莎盧森堡這樣做了，將德國社會民主黨視作一具”腐爛的屍體”。

至於組織上的結論與其說是原則問題不如說是戰術問題。而且面對歷史問題的”事後諸葛亮”並不見得高明。羅莎-盧森堡面臨著與俄國布爾什維克完全不同的客觀環境。由於布爾什維克大部分歷史處於地下，而且是一個相對較小的由骨幹組成的組織，其必須要求高度”集中”，但同時也沒有放棄強有力的民主程序。而且俄國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有一個非常紛雜的歷史，有過反對民意黨和恐怖主義思想的鬥爭，有過1905年和1917年革命，有過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分裂，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等等。羅莎盧森堡面臨一個完全不同的情況，在一個 “合法的”群眾性政黨內作為少數派而相對孤立地存在著。

雖然她已經是一名歸化的德國公民，但盧森堡仍然被認為是一個”局外人” ，尤其是當她與社民黨領導發生衝突時。儘管這樣，當任何人閱讀羅莎-盧森堡數年來的演講和對黨領導層的批判時，仍然能感受到她的勇氣和光芒四射的毅力。她批評”白癡般執著於國會選舉”，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選舉至上主義”。她甚至與日益”只能用右耳聽話”的中派領導人倍倍爾割裂。有次她和克拉拉蔡特金一起，她對倍倍爾說：”是的，你可以撰寫我們的墓誌銘：『這裡躺著德國社會民主黨最後兩個男人’。她用一句精妙絕倫的格言懲罰了社會民主黨中支持如今”聯盟主義”的中產階級領導人，”為進步乃至自由而行動，而不是與『進步黨人’和『自由黨人’一起行動。”

是羅莎-盧森堡或她的支持者們在馬克思主義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即通過堅實的組織或政黨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方面，沒有進行充分發展。這並不是說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獨立建立”政黨”。但強有力的組織核心對於為將來的準備是極其必要的。而盧森堡沒有實現這一目標，這對隨後爆發德國革命產生了嚴重的後果。羅莎盧森堡和雷歐約基希斯正確地反對”不成熟的分裂”。羅莎盧森堡寫道：”作為一個小的派別或者一小批志同道合者而離開總是可能的；任何人不想留在那裡，自然也可以建立一個新的小派別或者新的一批志同道合者。但是以為依靠出走就能使得整個工人階級可以擺脫強大而危險的資產階級的禁錮而獲得解放是不切實際的白日夢。

群眾組織中的工作

在群眾性政黨內進行長期活動的路線是完全正確的。這也是當初戰鬥派（Militant）如今社會主義黨（SP）的策略；1980年代它在英國工黨內得到了成功的發展。戰鬥派（Militant）可能自從國際左派反對派發展以來至少在西歐地區建立了最為強大的托洛茨基主義陣地。

這一路線–在某一個歷史階段具有正當性–但在另一個階段，隨著情況發生變化，尤其是當革命浪潮突然爆發之時，將可能會是歷史性的錯誤。但羅莎-盧森堡和約基希斯爭取盡可能在社會民主黨內部進行組織活動不能說是錯誤的，從這一點出發，才有後來獨立社會民主黨（USDP）的建立。事實上，列寧在俄國革命勝利之後急切地要求（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人）建立群眾性共產主義政黨而從社會民主組織中徹底分離的想法有時顯得操之過急而不夠成熟。1920年最初他提議法國的共產黨人應該從法國社會黨中迅速分裂出來，但同年由於阿爾佛雷德羅薩姆（Alfred Rosmer）在莫斯科建議馬克思主義者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贏得大多數以加入第三國際的主張之後，列寧也就改變了他的主張。

即使是列寧雖然在1914年8月社民黨的崩潰與叛賣之後提議從第二國際分裂出來組建第三國際，但他也表示如果事情沒有如他所設想的那樣發展，他也準備修改他的立場。舉例來說，在關於第三國際的問題上他寫道：”在不久的未來將會顯示建立一個新的馬克思主義的國際的條件是否已經成熟……如果這些條件沒有到來，這將表明為了消除不良的影響仍然需要或長或短的繼續的演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黨將是舊國際內的極端反對派–直到能在不同國家內代表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工人協會的基礎已經形成。”當1917年2月俄國革命洪水的閘門被打開之時，當群眾真正登上了政治舞台之時，布爾什維克–儘管他們之前的歷史經歷–在蘇維埃也只有大約1%支持率，即使到1917年4月也只有4%的支持率。

羅莎-盧森堡和約基希斯的真正的弱點不是在於他們拒絕分裂。而是在整個之前的歷史階段內雖然盧森堡在德國社民黨中工作超過10年，但他們卻沒有在黨內組織一個有清晰傾向的思想派別為今後的革命爆發作好準備。同樣的指控–具有更充分的理由–也可以用於今天那些在更為廣泛基礎建立的政治組織和新的政黨內活動的左派乃至馬克思主義派別。他們往往不能在政治上辨別改良主義者或中派領導人。在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RC)內的曼德爾派（現在他們在PRC外建立了Sinistra Critica組織）是貝爾蒂諾蒂（Bertinotti）”多數派”的支持者，直到他們被逐出重建共產黨。社會主義工人黨（SWP）的德國組織（原”Linksruck”，現在的”Marx21″）在德國左翼黨（Die Linke）內採取類似的政策而無法得到充分地成長。

政治上羅莎-盧森堡沒有採取這樣的行動，但她也並沒有如列寧一樣在組織上有所作為，沒有準備經過鍛煉的幹部和建立今後可能的群眾性組織的框架，而為德國之後發生的各種事件做好準備。關於這方面可見列寧對於羅莎盧森堡於1915年發表的手冊《尤烏斯提綱草案》。列寧一方面承認這是一本”極好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但同時他認為在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問題上，不應將帝國主義戰爭本質與民族解放戰爭的合理性混淆在一起。雖然列寧讚揚了盧森堡的小冊子，但他評論道”在我們的腦海中這部作品來自於一個孤立的人[當時他並不知道羅莎是這本書的作者]，他沒有在一個非法組織內擁有真正的同志可以設計真正的革命口號，並利用他們的結論和精神來系統性地教育群眾。”

列寧和羅莎-盧森堡之間也有所不同。列寧系統性地訓練和組織俄國最先進的工人們以堅決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和它在工人運動中的影響。這不可避免地要明確組建一個團體，”政治派別”–它基於堅定的政治原則而組織起來。列寧之所以組織這一團體是為未來的戰鬥包括革命而進行的準備。

羅莎-盧森堡在第二國際所有的代表大會中都是重要的人物，並且代表流亡中的波蘭社會民主黨進行投票。她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國際局的成員。然而正如皮埃爾布洛（Pierre Broue）所指出的：”她除了擁有一小批圍繞在她身邊的朋友和支持者外，從來沒有能夠在德國社民黨內部建立起一個穩定平台，無論是一份報紙、一本雜誌還是一群穩定的聽眾。”

然而日益增長的反戰情緒擴大了羅莎-盧森堡和斯巴達克思派的支持者與聯繫人。托洛茨基總結了當時她所處的兩難困境：”最值得注意的是羅莎對於勞工運動所賦予的歷史性和哲學化的期望–即為挑選（工人）先鋒隊而進行準備；與在實際中期待在未來發生大規模的群眾性行動之間所存在的現實落差；而列寧則從未以未來即將發生（群眾性）行動的奇跡而安慰自己，而是矢志不渝地挑選先進工人並持續不斷地以他們為堅強核心並使用明確犀利的政治綱領來組建合法的或不合法的，群眾性的或地下的各類組織。”但是1918年十一月革命後羅莎盧森堡也開始了她挑選骨幹的”熱情工作”。

工人民主的綱領

此外，羅莎-盧森堡提出了非常明確的意識形態任務：”現在的選擇並非是在民主與獨裁之間作出選擇。這一問題已經被置於歷史進程之中：是資產階級民主還是社會主義民主–就是社會主義階段下處於無產階級專政中的民主制度。無產階級並不意味著炸彈、屠殺、暴亂和其他任何資產階級代理人所說的混亂無政府狀態”。這也就是對於那些任意扭曲馬克思所提及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的人的回答；對於今天的世界而言，正如盧森堡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意味著工人民主。但是由於斯大林主義賦予了它歪曲的含義，所以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了能真正接近最優秀的工人，而不再使用這一詞彙以免給所追求的未來世界提供錯誤的描述。這是如此不幸，包括”無產階級專政”在內，眾多的詞彙如今被與斯大林主義相聯繫起來。基於同樣的想法，我們如今提出的口號是建立一個以工人民主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系。

德國革命不僅推翻了帝制而且以俄國革命的方式通過工人與水手委員提出了建立工人政府的萌芽。雙重政權的時期開始了，資本家們被迫向群眾做出巨大讓步，如同意一天8小時工作制。但是社民黨領導人如古斯塔夫-諾斯克（Gustav Noske）和菲利普謝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卻與資本家們以及反動的自由軍團（法西斯主義組織的前身）進行密謀以實施反攻倒算。當時領導德國軍隊的威爾海姆格隆納（Wilhelm Groener）將軍後來承認：”軍官團只能與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政府進行合作……埃伯特（Ebert）[社民黨領袖]做出了他的決定……所以我們形成了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聯盟……當時不存在任何其他政黨在群眾中有足夠的影響力，通過軍隊的幫助得以重建政權。”此後給予工人的讓步逐步被破壞，反對”布爾什維克恐怖”、混亂、猶太人以及”血腥羅莎”的宣傳喧囂一時。如反布爾什維克聯盟的一些組織形成了自己的情報機構並設置了如其創始人所說的”積極反共反諜組織” 。

為了反對俄國革命所使用過的”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諾斯克（Noske）的社會民主黨提出”一切權力歸人民”的口號進行動員。他們試圖以此為手段削弱德國的”蘇維埃”。”制憲會議”的概念被提出以取代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的通過全國蘇維埃以建立工農政府的思想。然而不幸的是，由於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失去支持而得到迅速發展的中左翼卻陷於一片混亂之中，而使得建立全德委員會運動的機會白白喪失。

群眾的憤怒與不滿通過1919年1月的起義得到充分反映。在所有的革命中都能發現類似的階段，當工人階級意識到他們本已贏得到手的權益被資本家們重新奪走而不得不走上街頭。1917年7月俄國工人的抗議是如此，1937年西班牙革命期間加泰羅尼亞的五一運動也是如此。對於當時德國革命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我們已經在2008年11月（第123期）的《今日社會主義》月刊和2008年11月4日（第555期）《社會主義者》週報中作出了相關分析。

德國在1918年十一月革命之後2個月內所處的形勢就如同俄國二月革命4個月後在當年7月所處的類似的狀況。這本身也說明了在這個階段的德國的政治事態發展的速度。假如考慮到在那個階段，柏林面臨著與全國其他地區徹底的隔絕，那麼這樣一次挫折或者失敗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於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遭到殺害使這一狀況變得更為嚴重。這就好比在1917年7月的俄國列寧和托洛茨基同時遭到暗殺。兩位通過思想和政治意志領導十月革命勝利的領袖被殺害了。列寧–就個人而言極為謙遜–也深知當時他自己重要的政治角色，因而採取了相應步驟躲藏在芬蘭,以避免落入反革命的手中。

儘管保羅-利未(Paul Levi)等人敦促他們盡快離開柏林，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仍然留在城裡，而之後帶來了可怕的結果。毫無疑問盧森堡所具有的豐富政治經驗對於今後避免錯誤，尤其是德國革命中發展的錯誤，是一個強有力的因素–尤其是針對極左翼而言。尤其是在震撼世界的1923年事件中，假如當時具有羅莎盧森堡所擁有的對於群眾運動的敏銳直覺和改變周邊環境的能力，或許就不會犯下海因裡希布蘭德勒（Heinrich Brandler）和德國共產黨所犯下的錯誤。他們放任而喪失了推進工人階級革命和世界歷史進程轉變最佳的一次機遇。

盧森堡與李卜克內西都應位列馬克思主義的先賢行列之中。由於羅莎-盧森堡在理論上的獨特的貢獻，她完全應該能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齊肩而立。那些將她描繪為布爾什維克和俄國革命的批評者的人完全是錯誤的。她為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工作而歡呼。她1918 年寫於獄中的書–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批評–是處於隔絕中的產物。當從監獄出來後，她被說服沒有出版，之後也沒有嘗試出版。然而即使在她最不正確的作品中，關於俄國革命和布爾什維克她仍然寫道：”在歷史性的一個小時內，一個政黨貢獻了它的勇氣、革命的遠見和一貫原則；列寧、托洛茨基和其他同志採取了正確的舉措…他們的十月起義不僅從實際上挽救了俄國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國際社會主義的榮譽。”只是那些對於有著英雄傳統的布爾什維克懷有惡意的敵人在她死後傳播了這份材料以試圖分化盧森堡與列寧、托洛茨基、布爾什維克和俄國革命的關係。

盧森堡在反對波蘭獨立的問題犯了錯誤。她在區分佈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問題上也犯有錯誤（即使到了1914年7月她仍支持主張統一二者的機會主義者），並如列寧指出的在經濟問題”資本積累論”上也犯有錯誤。但是列寧同樣說過”儘管她犯過錯誤，但對我們而言她始終是一隻鷹”。因此，今天最先進的工人和青年有必要好好研究她的作品為社會主義鬥爭作好準備。

*該文英文版原刊於《今日社會主義》（Socialism Today）2009年2月期，中文版刊於《社會主義者》中文雜誌2009年第二期夏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