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烏坎學習！”成為工人罷工和新的民眾抗爭的口號
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與張蜀傑，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作為群眾反抗的象徵，位於華南廣東省的小漁村烏坎已經贏得了世界性聲譽。與近幾年其他數千村莊的反抗一樣，烏坎村的1萬3千名村民起來反抗腐敗的基層官員。這些官員竊取了他們的土地，並獲得了數百萬元的利潤。但是不一樣的是，烏坎事件顯示了群眾進行組織和動員的新水準，建立了獨立民眾委員會和抗爭架構。由此，烏坎成為了中國未來鬥爭的里程碑。
村民捲入長達四月的勇敢而令人印象深刻的鬥爭。他們趕走基層“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建立他們自己選舉產生的委員會來管理社區。面對鎮壓、逮捕、被數千名武警包圍和抗議領袖死在看守所，最終12月21日達成的一個戲劇性的協議似乎滿足了村民的大多數訴求。當時，中國勞工論壇曾經警告不能信任和中共廣東省委工作組達成的協議；需要維持群眾壓力，建立民主的草根組織，並和其他群眾運動相聯繫。我們的警告不幸被驗證了。
即使這樣，烏坎抗爭也造成了巨大衝擊，不僅超出其村子本身，甚傳播到廣東省之外。一些評論者稱，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中共對（中國）一個行政區完全失去了控制。在短短幾周內，烏坎的抗爭就粉碎了長久以來的“金科玉律”，——中國人需要一党專制政府，而沒有能力民主地管理他們自己。
在本文寫作之時，烏坎正在進行了分三個階段的選舉，以選舉產生新的村委會。不僅境外媒體正關注這個過程，而且更重要的是成千上萬的中國線民也正密切關注這一過程。党國體制中“經濟自由”派的旗手，廣東省委書記雄心勃勃的汪洋，在十二月介入事件促使達成協議，使得村民抗議的領導者們同意中止進一步的行動。這一協議引發了大量關於政治變革和處理群眾不滿情緒的新的“烏坎模式” 的文章和報導。本文將指出，這樣的希望是不現實的。
烏坎事件無疑標誌著中國農村群眾鬥爭的一個重要新時期的到來，同時也影響到了占全國人口多數的城市人口（目前占全國人口51%）；特別是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是改變社會最重要的力量。對於社會主義者、工國委（CWI）和中國勞工論壇的支持者來說，烏坎的經驗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教訓，值得所有正在與一黨專政、與其官僚腐敗和資本主義政策進行鬥爭的人們去討論、理解和分享。列寧曾說：“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
烏坎和近期其他抗爭，包括一些意義重大的工人罷工，顯示了中國群眾抗議變成更有組織、更大膽，鬥爭的方法和策略更加老道。簡而言之，當一黨專政當局提升其鎮壓手法時，群眾正在適應不斷變化的形勢，學習和對這些運動進行反思。正如在烏坎的活動者，特別是青年在鬥爭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明顯借鑒了國際上“佔領”運動並受到激勵。我們也看到在成都罷工的鋼鐵工人和福建與浙江的農村抗議運動的群眾提出了“向烏坎學習”的口號。
大量土地被徵用
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馬騰（Martin Patience)稱，“烏坎事件突出地顯示了中國的社會緊張狀況，”。他是幾位在抗爭期間深入烏坎的記者之一。難以置信的是，就絕對數量而言，中國去年經歷的群體性抗議比整個阿拉伯世界發生的還要多。中國行政學院報導，2010年“群體性事件”的數量是2006年的兩倍，達到180,000起。甚至這一驚人的記錄顯然在去年已被刷新。調查資料中包括工人罷工、反污染抗爭、少數民族的抗議、對抗員警暴行的騷亂和不計其數的農村抗爭。其中農村抗爭中有65%是由於土地徵用造成的，正如在烏坎發生的情況，通常腐敗官員借此和房地產開發商勾結。
官方數據稱43%的中國村莊在最近十年存在土地徵用的問題。每年400萬農民失去他們的土地。整整一代的基層“共產主義”官員成為了百萬富豪，他們利用技術上仍是“集體所有的”土地進行利潤豐厚的交易。打破公社所有制神話的土地分戶承包曾是刺激中國經濟的關鍵因素。
中國社科院的於建嶸估計自1990年以來，地方政府已經徵用了670萬公頃的土地——幾乎和愛爾蘭的面積一樣大——同時克扣了3400億美元（約合21420億元人民幣）的農民補償款。一項人民大學和密西根州立大學進行的聯合調查發現地方政府支付給農民的征地補償平均為17，850美元每英畝(約合112355元人民幣)，而官僚賣地的平均價格為740，000美元每英畝（約合4，8100，000元人民幣）。通常這些徵用的土地都會賣給商業房地產開發商。這顯示地方當局竟然賺取了41倍的差價。
在烏坎的例子中，統治村子長達41年的中共基層官員薛昌和村主任陳舜意——他們把持烏坎權力的時間甚至“超過穆巴拉克（控制埃及）的時間”一個烏坎活動者說——把660公頃的土地賣給公司修建公路和房地產。從中，他們貪污了大約7億元 。這一小撮官僚聲稱在最近成功的村級選舉（由中共專制當局把持的）中以多數票再次當選，然而村民說他們從不知道有這一選舉。在9月衝擊了村委會辦公室之後，抗議的村民查閱過去二十年的帳目，希望能揭開騙走他們的基本權利的利益集團和其網路的黑幕。
腐敗村委會在1990年代初建立了烏坎港實業開發公司，中共支部書記薛昌為總經理。“村裡大多數土地都通過這家公司變賣，”一個抗爭領袖洪銳潮稱。薛昌的公司和香港私人房地產資本家陳文清關係密切，陳文清的陸豐市豐田畜產公司是烏坎村委會出賣土地的主要買主，為其在烏坎贏得了“地王”的稱號。最近，土地似乎被賣給了楊惠妍在香港上市的碧桂園，楊惠妍擁有約160億美元的財產，曾經是亞洲最富有的女人。
“他們（村委會）賣地時把土地當成他們自家的一樣，”洪銳潮告訴《南華早報》（2012年1月4日）。“我們對土地什麼時候賣掉的，土地賣給了誰，得來的錢去哪裡了，錢怎麼花的一無所知。”
去年碧桂園的公告欄上宣佈了一項豪華住宅專案，其將建在烏坎僅剩的土地上面。這成了壓垮村民耐心的最後一根稻草。
抗爭過程
向許多中國發生的其他抗爭一樣，烏坎事件孕育了相當長的時間。《南華早報》以“20年憤怒的爆發”作為其頭條。年輕的一代在2009年發出行動的倡議，在互聯網上建立聊天群，開始挖掘土地交易及其他內幕。他們曾訴諸法律法院，從縣中級法院上訴到省高級法院。在走了兩年法律途徑，進行過十一次法庭審理之後，他們發現這條路走到頭了。
這就是2011年9月初第一次群眾抗議的背景，那次抗議被防暴員警攻擊，一些示威者包括兒童被毆打。目擊者形容員警“像瘋狗一樣，見人就打。”警車被點燃，一些員警被報復性毆打，之後村民沖入派出所和村委辦公樓，把官員趕走了。
隨後村民自我組織了幾個機構：婦女代表聯合會、熱血青年團和由13名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的烏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在抗爭過程中權力真空的這段時間裡，這些民主委員會接管了村子的日常管理。12月，在運動的高潮，熱血青年團組織了事實上的民兵在村子周圍巡邏和阻止員警進入。砍倒的大樹和鐵鍊被用來在每個進村的道路上設立路障。藥房、急救中心和一個“對外辦公室“——媒體中心，來自香港和西方的記者在那段時間集中在那裡。這些記者是在村民嚮導的帶領下通過很少人知道的小路繞過員警的封鎖偷偷進入烏坎村的。
其後，選舉產生的烏坎理事會和陸豐市（縣級市，屬於縣級行政單位）和汕尾市中共政府進行了數輪無果而終的談判。烏坎村是由汕尾市和陸豐市管轄的。當代表理事會認識到談判沒有帶來什麼結果時，他們在11月21日發起了5000人參與的群眾示威，對於這樣一個小村子來說這是個驚人的人數）。當局對此保持克制，整個抗議活動和平地結束了。
胡蘿蔔還是大棒？
從12月9日開始，形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當地政府領導傾向于嘗試使用暴力鎮壓來遏制運動。當談判還在繼續的時候，員警逮捕了13名理事會代表中的5名，包括副理事長薛錦波。員警指控五人涉嫌“毀壞財物罪”和“妨害公務罪”。汕尾政府發表的聲明發出了進一步鎮壓的警告，聲明（典型地）指責“境外勢力煽動別有用心的人“並把村民臨時理事會定性為“非法組織”。同時大量的防暴員警被部署到烏坎村周邊進行完全的封鎖。村子之後被封鎖了10天。
如另一名進入烏坎的西方記者來自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的摩爾（Malcolm Moore）報導的，
“在1000名武警試圖佔領村子失敗後，從星期天（12月11日）起員警就封鎖了烏坎。不允許將食品和水運進村子，也不允許村民外出。”
摩爾補充道，“昨天，幾乎所有的富裕家庭也都撤出了村子，而其他繼續拒絕評論抗爭的人把自己關在高牆鐵門之後。”（《每日電訊》，2011年12月14日）
12月11日傳來薛錦波在看守所“自然原因”死亡的新聞。馬克思曾經說過“革命有時需要反革命的刺激才能向前推進。”而薛錦波的死起到了這樣的效果。在此後的日子，村民舉行了最大規模和最堅定的遊行示威。根據對以前員警慣用手法判斷，薛錦波顯然是受到了旨在摧垮他的精神讓其“坦白”的身體和心理上的折磨。屍體的狀況顯示出有可能遭到酷刑的跡象：手腕腫大，拇指被折斷，額頭和下顎出血，鼻孔有血，整個頸部黑色，其前胸後背有淤青。
儘管中共省委的代表在12月達成協議時承諾歸還屍體，但之後兩個月員警一直拒絕將薛錦波的屍體交給他的家人。因為後者不願簽署一份接受警方所說的薛錦波死於“突發心臟病“的聲明。2月16日，警方雖然最終交出遺體用於葬禮，但卻規定了苛刻的要求。參與葬禮的人數被限制（以防止其變成新的反政府示威），家人和其他參加葬禮的人不允許拍照（以阻止被折磨的死者遺體的畫面被傳播到網上）。薛錦波的女兒薛健婉在她的微博上詳細描述了她父親的遺體被當局扣留，以便向他的家人施壓令其放棄抗議。“我不確信屍檢是陷阱還是真相。”上個月她在微博上寫道。在2月10日烏坎第二輪選舉中，薛健婉以最高票當選為一名村代表。
一位參加被推遲了很久的薛錦波葬禮的朋友描述員警是如何對這個家庭進行恐嚇的：“他像冰塊一樣被凍了兩個月。即使經過化妝後，他的面部仍然發黑。每個人看到這種情況都很悲痛，特別是他的女兒和妻子……她們哭到嘔吐，吃不下飯，甚至無法站立。（《南華早報》，2012年2月17日）
混淆的意識、幻想
在烏坎鬥爭的高峰期，當地人顯示了他們比被趕走的領高工資的中共代理人能更夠有效地管理社區。“我們發現我們更擅長管理，”薛健堤（薛健婉的19歲的弟弟）說，“前政府官員被發現沒有在他們的辦公室留下任何帳目，所以他們一定是騙了我們。現在我們晚上有巡邏確保村子的安全。我們都緊密地站在一起。”（《每日電訊》，2012年12月13日）
在這個進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群眾進行民主化地自我組織的可能性。正如列寧所說，不需要寄生性的官僚，但基於選舉產生的可以隨時召回和沒有經濟特權的代表。
然而。儘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組織，烏坎運動在政治模糊不清。由於運動是以農民為基礎，農民既包括受超額剝削的階層，也包括那些剝削者，所以他們有提出許多不同和自相矛盾的主張。儘管指責中共的基層代表，但仍然存在相當對中共省級政府和中央的的幻想。因為一些要的抗爭領導者同樣是共產黨員，所以認為中央和省級領導人值得信賴的觀點被進一步加強。這些幻想會被很快擊碎。正如薛健婉在一月時，在她的微薄上寫道：“我有一個可怕的想法。如果所有的官員都是腐敗的呢？那我們該怎麼做？”
混亂的意識解釋了看似矛盾的現象——橫幅上面寫著“反對獨裁”，但同時高喊“共產黨萬歲”的口號。運動沒有一個統一的立場，運動中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激進。一個重要的抗爭領導者，林祖鑾，自從12月談判結束後，被推上烏坎黨支部書記的位置（曾擔任中共東海鎮支部書記）。他和其他中共黨員成為烏坎村運動和政府之間的中間人，他們也強調要採用更為小心和溫和的方法和限制更為激進的階層。這同時是人們熟悉的中共手法：在反抗運動中物色一個階層，用來控制這個運動。很明顯這一過程已經在烏坎發生並威脅將摧毀他們的抗爭，除非有群眾組織和新的抗議來克服它。
在運動的高峰期，境外記者報導在臨時的媒體中心有一個英文公告呼籲他們不要把這次事件描述為一場起義：“我們不是在進行反叛。我們支持共產黨。我們愛我們的國家。”
這種尖銳的矛盾顯示了在中國存在著使人回避“政治”和政府政策方面的要求的巨大壓力，以避免或者減緩鎮壓。類似的現象也可以在許多工人罷工中發現。這是由多種原因導致的。一些階層仍然相信中央政府是更好的，更清廉而且大量忽視了地方官員的腐敗。其他人私下反對一黨專政但又不敢公開說。我們可以確信在烏坎，這些原因都在發揮作用。而且如果把這看作是烏坎事件“和平解決”的關鍵因素是巨大的錯誤。
與之相類似，群眾抗爭中組織的模式反映了矛盾的傾向。選舉臨時村領導層的主要方式是宗族組織，其是封建主義的殘餘。一些發起這場抗爭的烏坎青年活動者，對宗族起到核心作用感到不安。有報導稱在烏坎有40個宗族組織，它們看起來——在群眾抗爭中——以不同尋常的民主方式運作。但是宗族組織的固有特性就是排外（基於血緣）和等級化的。它們不能為團結廣大貧農和其他受壓迫階層建立組織和為真正民主地運動提供階級基礎。
在烏坎的例子中，一些早先離開村子的商人被宗族首領要求回到村子以便在鬥爭中起到領導的作用。其中一些返鄉者對“在明確的指引下的“私有化土地作為解決方案表示支援。這場運動就不是一場統一的運動，而包含了不同的階級利益，對如何解決土地問題有不同的觀點。
在中國農村的許多地方，宗族組織為了爭奪村子及其土地資源的控制權有時會引發暴力衝突。儘管像烏坎這樣的群眾抗爭，圍繞著“民主訴求”，傾向於把群眾團結在一起，也無法長期維持。除非提出改變經濟和政治基礎的綱領，並且有工人階級作為有組織的力量決定性地介入這一問題。諸如宗族組織這樣的集團利益在未來會成為聯合鬥爭的巨大障礙。並為政府提供了運用經典的“分而治之”手法的機會，使其能夠用一個宗族去對抗另一個宗族。有充足的理由讓人相信，如果政府無法滿足運動的訴求變得日益明顯的話，其會在烏坎在用這一手法。
十二月協議的結果意味著什麼？
12月21日，村民計畫發起一場遊行到10公里之外的鎮政府辦公大樓的示威。這使當局陷入兩難選擇，退縮或者暴力鎮壓示威都有風險。廣東省政府同時受到了另外的壓力，在烏坎北方僅僅數小時車程之外的海門爆發了一場甚至更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活動。
超過三萬人，占領海門的主要十字路口長達4天——明顯地模仿了烏坎抗爭以及美國的“佔領”運動。他們抗議的物件是建設新的燃煤電站的計畫，而當地環境已經遭到現有的一座電站的嚴重污染。海門“第二戰場”的開闢，以及發生在廣東製造業中心（深圳、東莞、廣州）的多場罷工迫使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省裡的最高官員）被迫讓步。他派出他的副手（省委副書記）朱明國與烏坎選舉產生的代表進行斡旋。而在海門，抗爭更大但較為缺乏組織，（當局）採用了“更傳統的”應對方式：催淚彈和警棍；雖然也承諾暫停新的發電廠的修建，但是根據以前的經驗，這一承諾實在值得懷疑的。
12月21日的談判結果在一些圈子裡被稱讚為開創性的，特別是中共內部的殘存的一小撮改良主義自由派，他們把這事件視為可以實現改良和共識的新“烏坎模式”。但是對朱明國的工作組有哪些讓步和哪些又未讓步進行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不是這麼回事。事實上，如果烏坎的領導層能夠堅持更久一點，而不是立即同意取消12月21日的示威，那末他們可能已經得到了更加明確的讓步。所有人都會歡迎薛昌和陳順義被雙雙解除烏坎中共支部委員會和村委會的最高職務。但這同樣是司空見慣的平息群眾抗議的手法。只有3%被解除職務的腐敗中共官員被顯示曾經面對犯罪指控。其中很多人稍後會在這個龐大的政府機器中其他地方被重新任用。
廣東省領導層犧牲薛昌和陳順義應當被看作一種迂回戰術。在群眾抗爭使他們的職位不穩定之前，這兩人得到了來自中共上級任何可以想像的嘉獎。在2008年，省最高官員汪洋到烏坎視察並稱其為“模範村”。薛昌被第四次“選為”廣東省人大代表。薛昌曾被授予“國家級勞動模範”的稱號。1993年以來，雖然村裡的土地被薛昌和陳順義盜取，他們領導的烏坎黨組織多次被評為“先進基層黨組織”。
烏坎村民提出了四項訴求。其中那些被接受了呢？第一，要求歸還薛錦波的遺體，並允許進行獨立的屍檢。這曾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正如當時薛錦波的兒子說：“現在我們只有一個唯一的要求，就是他們歸還我父親的遺體。他屬於我們而不是政府。”正如之前提到的，當局殘酷地拖延了兩個月之後才最終將遺體交給薛錦波的家人，但遺體仍然被嚴格控制以防止獨立的調查。
在抗爭領袖林祖鑾領導下的中共烏坎新的“改良主義“管理機構，看起來同樣對薛錦波的家人施加了壓力，讓其接受這些不公平的條件。2月17日，超過一千的烏坎居民不顧官方的協議，聚集在一起對薛錦波進行悼念。這反映了在烏坎那些鼓吹和當局達成協議和那些正確地認識到需要繼續進行鬥爭的人之間的緊張和萌發的衝突。
第二，要求取消對其他四名被捕的抗議領袖(和薛錦波一起在12月9日被捕）指控的要求沒有落實。四人（莊烈宏 張建城 洪銳潮 曾昭亮）的釋放拖延了數天。員警一直拒絕釋放他們，直到他們簽字承認有罪。他們不是作為一個無罪的自由人釋放的，而是以“取保候審”的方式得到釋放，並且必須接受不發表公開聲明的條件。這一司空見慣的警方手法在他們頭上懸掛了達摩克裡斯劍，以防他們在未來給當局“製造麻煩”。
第三，抗議者要求（當局）承認他們選舉產生的代表理事會。朱明國當時作出了模糊的陳諾，但是後來理事會被要求自我解散以便進行新的村委選舉（目前正在進行）。當前分三個階段的選舉過程（首先是選舉出一個較大的選舉監事會，然後選出新的村委會）被廣泛描述為公平的，村民抗爭組織在組織選舉過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選舉被當局嚴格監視，防暴員警被派到村裡並對新聞媒體進行控制。這些限制令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感到不滿。
過去20年村級選舉在中國的成千上萬的村中舉行，而“開放”程度不相同（從相對公平到完全預先確定）。但這些村委會至多只能起到監察當地政權的基礎——中共官員的作用，因此也部分阻礙了能夠衍生出新的政黨的抗爭組織的形成。
最後，關於村民要求中止並調查所有土地買賣——抗爭的核心問題——現在前景仍然並不明朗。誰主導這些調查，這個過程會有多民主和透明？這會在草根組織的監督和控制之下進行嗎？這是非常可能不會發生的，除非出現更多的壓力。這會達成什麼效果，接受舊的買賣合同，但更公平地分配賠償；還是要求把土地歸還給村民（這是不是太晚）？
僅僅列出這些問題，我們就可以看出烏坎運動還沒有贏得一個明確的和勝利的結局。事實上，官方地承諾將流於紙面。這是一場還沒有結束的抗爭，為了奪取最終的勝利需要對策略、綱領和組織方式進行進一步的討論。這場鬥爭所缺乏的非常關鍵的因素是一個新的、活動的、民主的抗爭政黨。這一政黨必須基於工人階級和青年，以一個明確反對資本主義和反對專制統治的社會主義綱領贏得貧農的支持。這樣的黨目前只能在地下發展，但它會在即將到來的更多甚至更大的鬥爭中發揮作用。
烏坎預示著政策的變化嗎？
汪洋從烏坎談判結局中吸取每一滴政治資本，在今年中共領導層交接之前宣傳他是一個擅長“社會管理”的領導者。這種宣傳非常值得懷疑，即使從專制政權的角度來看也是如此，廣東正在經歷不計其數的“群體性事件”，和與之相伴的鎮壓和逮捕。即使汪洋，1月也在省政協上發言，警告稱該省可能成為社會衝突的導火索。
汪洋正在角逐政治局常委的九個席位中的一個席位。中國的党國機器的最高層。其中7個席位在今年經過十年一次的領導層更迭將換主。汪洋作為經濟“自由派”（提倡更多的自由市場政策）正在黨和政權內與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進行競爭。而薄熙來支持更為“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但施以了更嚴厲的專制控制。
其他人也提出了他們對這些事件的理解。一些人把“烏坎模式”奉為政治改革(在中國意味著局限地，逐漸地和高層控制的“民主化”）的樣本。中共在全國範圍內放鬆了其早先對媒體的管制並容忍一些線上討論（在12月這個村莊曾經從互聯網上消失），希望把烏坎描述成獨立事件同時“沒有什麼特別的”。這些矛盾的現象並非是不典型的。許多海外媒體稱烏坎標誌著中國民主進程的開始。（2012年1月30日）《金融時報》的頭條“烏坎為中國提供了民主模式”（Wukan offers democratic model for China）就是其中一例。
不幸的是，雖然我們不想降低這個作為重要的抗爭的案例的事件的影響力，但是我們必須說明這些對烏坎事件的理解是誇大的和有些天真的。另一個《金融時報》的頭條（2012年2月8日）更正確地稱，“烏坎引領的方向，北京不會跟隨。”（Where Wukan has led, Beijing will not follow）,正如駐北京的記者羅素-雷-摩西（Russell Leigh Moses）寫道：
“這容易讓人樂於認為在烏坎地方官員和村民的對峙的和平結束預示著共產黨處理動亂的方式的重要改變——通過新的對話的方式，而不是舊的一味地恐嚇。想法誘人但卻是錯誤的。”
中共專制當局建立起了一個平衡鎮壓和妥協的強大系統（“胡蘿蔔加大棒”），以孤立和約束對其統治的挑戰。因此一旦緊張的形式變得“穩定”，承諾被打破，讓步被推遲或者被取消都是司空見慣的。最近這也發生在大連，多大4000人在8月進行遊行，要求關閉有毒的化工廠。市政府同意關閉這家工廠以對應抗議。但是，之後人們發現化工廠僅僅在數周後就重新開放並秘密運行至今。大連是一座大城市，不想烏坎是一個村子。這顯示了烏坎的腐敗中共官員不是孤立的“爛蘋果”。之前成千上萬次的衝突的慘痛經驗告訴我們烏坎的抗爭不會取得勝利，除非它繼續抗爭，受壓迫的大多數建立他們自己的民主組織並且不信任党國的任何級別。群眾只有信賴他們集體行動發揮的力量。
事實上，政權被迫作出讓步是一個時代的標誌。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發生在烏坎的事件預示著一個更廣、更深、更多的農村抗爭，隨著產業工人階級日益增多的鬥爭將會出現。隨著中共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深化以及可能出現的經濟硬著陸，像引發烏坎衝突的征地和幕後交易將很可能增多，這將和中央政府的承諾相背。賣地所得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半，而政府的債務水準將是迫使他們出賣更多土地。根據國土資源部的統計，去年有70,000宗非法使用土地的案件，涉及751,000畝（50,000公頃）土地，比2010年增加5.8％。很顯然，中央政府打擊征地的承諾沒有起到效果。
中央政府為了降低社會爆炸的風險，緩解農村群眾負擔所採用的措施已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同樣多的新問題。之前觸發大規模抗議的農業稅，在2005年被大張旗鼓地取消了。但是這導致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地方政府對違法徵用土地的依賴，以及農民們比以前更缺乏影響地方政府支出的機會。
烏坎和左翼
在中國左翼內部對烏坎事件發生了大量的討論。（在中國不允許左翼建立組織，因此大多數激烈的討論是通過互聯網進行的）。大多數左翼團體當然支持烏坎抗爭，但並不清楚這場抗爭意味著什麼，也沒有對它所面臨的危險和陷阱驚醒警告。一些香港左翼團體對於這次事件發表了聲明。但不像工國委（CWI），他們沒能反對甚至提到土地私有化。而土地私有化是烏坎運動中廣泛存在的概念。儘管當前（每個村莊）“集體所有”土地的現狀被中共官員廣泛濫用，而不能緩解局勢，但是正式的土地私有化只能導致農村地區貧富分化的加劇和加深。正如前農村官員李昌平指出，私有化會導致許多中共官員一夜之間成為大地主：
今天中國集體化的農村社區嚴重負債，總計數萬億元。給個體小農或地方政府貸款的債權人主要是官員及其親戚或朋友。如果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了土地私有化，那麼許多土地將被用來償還他們的債務。之後有多少會留給農民家庭呢？“（《中國左翼評論》，2008年第1期）
作為反對私有化的社會主義者，我們維護土地的國有制，但同時說明其必須在一個被選舉的草根委員會的管理之下，這個委員會的綱領是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發展大規模集體化生產；國家為其提供低息貸款、農機和技術支援。而這無法在當前親商的一黨專制的制度下實現。
在互聯網上活躍發言的新毛派總體上支持烏坎抗爭，但是持有不同的立場。和“烏有之鄉”相關的毛派中改良主義的一翼，稱其為“左轉”的一個例子，因為烏坎村民在群眾會議和示威時唱紅歌。但這忽視了要求土地私有化這一“細節”，一個比選擇唱什麼歌更嚴肅的問題！。許多抗爭的領導成員是中共和共青團的成員，這些領導人強調信賴中央政府和廣東省領導。因此改良主義毛派評論家的立場是相當矛盾的，——把烏坎抗爭視為攻擊圍繞在汪洋周圍的中共親自由派的好機會，而與此同時基層中共成員對汪洋領導的政府卻充滿信任。
更激進的”毛左“同樣支持烏坎抗爭，但更具批評性，把這視為在自身利益驅使下的農民運動，因而不是很進步。但這仍然是一個片面看法，儘管烏坎領導層提出的一些經濟和政治要求（即土地私有化）的確最終服務於這個政權的親資本主義的利益，但無視這場抗爭在廣泛階層，包括工人中，產生的巨大的鼓舞和激進化的效果也是不正確的。
烏坎抗爭還沒有最終結束，它的命運不但和其他農村社區爆發的抗爭相聯繫，而且和全中國的工人運動聯繫在一起。因此，它類似於去年發生的埃及、西班牙的全球抗爭以及佔領運動。這些群眾鬥爭會在鬥爭中發現妥協和與一党專政政權達成所謂“協定”是一條走向失敗的道路。現在需要的是和今天的體制徹底決裂。推遲或淡化民主權利的訴求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同樣不能忽視一個事實——對中國經濟及其自然資源的控制不能落入不負責任的專制政黨及其資本家同謀手中。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呼籲打倒腐敗官員，支持全民所有和民主管理土地和自然資源，終結政府鎮壓。我們要求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結束一党專制，自由選舉革命憲政議會，建立工人貧農政府，大幅提升基本工資和實現最高8小時工作制，實現全民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所有大公司和銀行實現民主全民所有。我們相信這一綱領會在即將到來的鬥爭中對工人，貧農和青年越來越具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