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反對私有化，捍衛全民所有的企業，只有依靠企業內的工人階級和最廣大的勞動人民的共同的有組織的抗爭
梁聞道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2月28日，北京，“獨立學者”杜建國（註一）在世界銀行（註二：WORLD BANK – 簡稱“世行”）行長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的記者招待會上舉行抗議，並在現場散發《世界銀行，帶上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WB, Go Home with Your Poison！）公開信，並高喊“華爾街都是騙子，美國是要用私有化毒藥毀掉中國經濟，國企不能私有化”等口號，隨後被世界銀行的安保人員驅離會場。這場單人抗議事件引發中外媒體廣泛報導和網絡上的熱議。
杜建國所說的“世界銀行的毒藥”，也就是世行行長佐利克在記者會上高調發布的關於中國2030年經濟前景的報告。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這份報告不能稱為“世界銀行的報告”，而是由世界銀行、中國財政部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組織發布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註三：英文名: 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 以下簡稱為世行2030報告）。
世行2030報告、“新36條”與私有化進程
根據相關報導，世行2030報告是由國務院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的數十位中外專家花費1年多時間精心編寫而成的，是為了解決“中國未來二十年發展面臨的挑戰和戰略選擇，重點就中國經濟如何實現持續穩定的增長、如何提高經濟增長的包容性和環境可持續性、如何與世界實現共贏，以及處在中等收入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如何應對面臨的共同挑戰、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議題而精心準備的。
2010年9月，世行行長佐利克向中國政府提出聯合開展研究報告的建議，得到中方領導人支持，這也是世界銀行與中國政府首次以聯合課題組的形式合作進行研究。僅佐利克本人為此報告就三次來華，在報告編撰過程中，更是組織了包括中方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玉台、財政部副部長李勇和世界銀行四位副行長在內的高規格內部指導委員會。報告其實早於2011年9月就編制完成，但因為需要中國政府的各相關部委審核才能發表。報告得到了包括教育部和衛生部等部委的讚揚，但是卻遭到國有企業實際控制方的國資委的批評，因此進行了大量修改。而拖延至今年才得以發布。
就在杜建國抗議的世行記者招待會的前一天（2月27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中南海會見佐利克一行，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皆在旁就坐。同一天，圍繞該份報告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在北京共同舉辦了“實現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發展：中國的戰略選擇與國際經驗”高層研討會。按照財政部官方網站（註四）的說法，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出席了研討會開幕式並講話，開幕式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劉鶴主持。中央有關部門、部分地方政府、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有關國際組織的代表以及國內外著名學者約150人參加了研討會。
3月5日，政協委員前國資委主任李容融在就此報告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世行2030報告選擇在今年“兩會”之前推出，出台時間較有針對性。但對於報告中的觀點，他並不贊同。
同時，政協發言人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在回答記者關於報告的提問時聲稱：對這份400多頁報告，我用Word的檢索功能做了檢索，我沒有查到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建議。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份世行2030報告對於中國經濟和政策制定將具有重要影響，但迄今為止未有完整的中文版本發布，而且未在財政部的官方網站上發布。目前只能從世行網站上下載到英文的全文報告（英文報告全文達446頁）和中文PPT版本的概要介紹（僅4頁）與演示稿。
假如全文檢索該報告就會發現，並不同於趙啟正所說的“沒有查到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建議”，該報告中共出現9次“私有化”（privatization）這一單詞。其中除討論拉脫維亞和阿根廷私有化案例的2處，及1處引用美洲開發銀行的報告（2003.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ivatization: Evidence from Brazil.”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164. Washington, DC）外，其餘6處（報告中的第132、146（3處）、168和204頁）皆是竭力讚揚中國1990年代到21世紀初所推行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使行業充滿競爭力度，避免進一步產業集中化。而如以“私有”（private）為關鍵詞搜索，整篇報告共出現230處，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與中國正在進行和已經發生的私有化密切相關。報告更是明確無誤地強調國有金融機構（SFIs）私有化是實現商業化運作的最好的方式，但同時又退而求其次地解釋“如果政府不願意放棄對國有銀行的所有權，則可以通過金融機構完全上市（金融化）來確保國有持股。”
報告中的第110頁更明確“建議”，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工業產出中的比重應從2010年的27%下降到2030年的10%。
而報告中提出的六大戰略方向“調整政府和民營部門的職能以強固市場經濟基礎、鼓勵各領域各部門的“開放型”創新、走向綠色、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機會和基本社會保障、建立與政府職能轉變相適應的強有力的財政體系、與世界各國建立互利共贏關係”，更是具體強調了民營部門（私有經濟）應該加強發展，為其提供“公平的”空間，包括進入社會保障體系和金融體係等。
所以，報告是以比較隱晦比較“理性”的方式仍然在呼籲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的私有化和市場化。
與該份報告相呼應的是，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人大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將支持非公經濟發展列入今年改革的重點任務，要求“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 全面落實國務院2010年5月發布的“新36條”（《國務院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若干意見》），明確民營資本可以進入能源、軍工、電信、航空等傳統壟斷行業，並製定相關細則。
雖然媒體一直宣傳中國經濟近年來出現“國進民退”和國有企業壟斷暴利的消息，但根據前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提供的數據，從1998-2010年間，中國國有企業的戶數佔比從39 %下降到4.5%；主營業務收入佔比從52%下降到27%；利潤總額從36%降至27.8%；從業人數從60.5%下降到19.2%，貢獻的稅收從65.5%下降到37.2% 。也就是說經過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10多年的發展，所謂的“國有經濟”成分已經從1990年代的半壁江山全面降到了次要地位。這甚至與中共當局現行憲法直接衝突。 （憲法第六條“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
由於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正在從深度和廣度上進一步發展，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神話”已經全面破產。三年多來，在資本主義發源地與大本營的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億萬底層勞動人民怒不可遏全力反擊當局削減支出和“嫁債於民”的企圖，風起雲湧的佔領運動和總罷工1960、 1970年代以來僅見。為擺脫危機，諸多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政府也不得不在本國，甚至跨國聯合，採取凱恩斯主義/半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來穩定經濟，如歐美政府救援本國金融機構和穩定歐元區中的虛弱債務國希臘等。
在這種局面下，無論世行還是中國國內奉行“繼續改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精英與官僚們無法無恥地宣稱繼續推行“賣光一切、全面市場”的政策，但仍然竭力推行“私有化盛宴”以分食中國億萬工農胼手胝足辛苦積累的勞動成果。而且，對於新“崛起”的國家資本主義當局而言，這一私有化進程不僅僅是資本家和官僚獲取經濟上的實利，更是通過發展私有製經濟基礎佔據統治地位，可以在政治上能確保資本主義制度復辟的穩固和資產階級作為整體階級力量的發展。
社會主義者與反對私有化的路徑
繼2月28日杜建國抗議世行之後；3月7日，山西太原11名毛派支持者計劃在當地鐵路樞紐進行反對鐵路私有化的宣傳，並準備“堅決反對鐵路私有化”和“強烈抗議瓜分人民財產”的兩條橫幅和若干宣傳資料。但當天抗議活動尚未開始，11人就已被警方悉數拘捕，經審訊和搜查後，參與者被迫向警方寫下書面保證後，才在半夜得以釋放。而網絡上關於“反對私有化”和“深化市場改革”更是成為了億萬民眾熱議的話題。
社會主義者堅定反對私有化，全力捍衛全民所有財產，聲援與支持勞動人民與左翼力量反對私有化的努力，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專制當局對民眾的反抗示威採取暴力鎮壓，捍衛民眾的基本權利。但很遺憾，我們需要強調，無論是杜建國的單人抗議還是11名毛派的集體抗議，都未能足夠強調勞動人民的群眾性抗爭，特別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鬥爭，對於反對私有化和捍衛勞動人民利益重要性。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現實中上不僅是少數經濟精英和資本家，而且相當數量的基層普通民眾中對於現有的國有企業有諸多不滿，其中不僅包括一般意義上的小資中產，也包括廣大工人和農民。他們對於目前國企的壟斷暴利、內部世襲化和等級化，以及壟斷企業與普通民眾間收入分配差異表現極端不滿。
而且，與相當部分的其他左翼理解不同，社會主義者深刻地認識到，在已經實現資本主義復闢的今日中國，仍然殘存的所謂“國有企業”絕不同於昔日的“國營企業”（畸形工人國家的全民所有製企業），更不可能將之錯誤地視為什麼殘留的“社會主義成分”。其在經濟基礎、內部利益分配和運作方式上，都是典型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企業。部分官僚與資本家為推行私有化而蓄意扭曲，熱衷於將之與舊的國營企業乃至社會主義企業混為一談。而同時，也正因為這些壟斷國企的國家資本主義屬性，所以在相當程度上導致民眾對現存國有企業的嚴重不滿。
首先，當前的中國一黨專制當局已經是地地道道的國家資本主義當局，而不再是什麼昔日的畸形官僚工人國家。那麼，在經濟屬性上，作為資本主義國家實體擁有的企業，就不可能是什麼“具有社會主義成分的企業”，或者“全民所有的國營企業”，而只能國家資本主義的壟斷性國企。現實中，這些企業運作與導向也是強調利潤化和市場化，與其他普通私人企業無多大區別。
其次，這些企業並沒有盡到“分利於民”的責任，其通過壟斷地位和龐大全民資源所獲取的利潤，最終只是為少數中外資本家、官僚與上層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相當數量的企業整體或部分已經在國內外的股票市場上市，外部的資本早已參與到了所得的分配。根據相關統計顯示，從2005年度到2008年度，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四大公司海外分紅總額超過了10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7000億元；而中國A股的全部上市公司，在18年裡給全體股民的分紅總額，才2000億元人民幣。 2007年中國全國最低生活保障基金支出僅275億元人民幣，僅相當於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紅的六分之一。而這四大公司的盈利完全是來自對企業內部員工剝削和對國內消費者壟斷高額收費服務所帶來的超額利潤，諸如業務外包化，業績利潤考核、石油資源漲價、銀行金融和通訊行業的高額收費。
再次，在企業的內部權益分配上，這些企業實際上並沒有起到“普惠工人”和“保障就業”的作用，反而進一步通過壟斷和剝削而壓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經過1990年代和21世紀前10年的的大規模私有化和工人“下崗”，5000-7000萬原屬國營企業的工人失去昔日就業的“鐵飯碗”。而現存的國有企業的基層勞動者與高管間收入差距極為懸殊，且缺乏基本的終身就業保障。根據相關統計報導顯示，央企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為5.4萬元，而與此同時上市的央企高管收入平均為61萬元，兩者相距近12倍。譬如，2007年國有保險公司平安保險三名高管及董事的年薪酬（工資+獎金）超過4000萬元，其中董事長馬明哲收入達6616萬元，在一片民意反對的情況下，2010年馬明哲年收入大幅下降後仍然達到987萬元。這絕非是個別現象，招商銀行的高管馬蔚華年收入也同樣達近千萬元。即使其他從事非金融行業的利潤率相對較低的實體央企高管收入也是高得驚人，如本網站曾經報導過的葛洲壩退休職工抗議事件中，葛洲壩集團董事長的年收入達100萬元左右，而與此同時葛洲壩集團普通員工和退休職工的年收入只有2-3萬元年左右。
此外，一方面這些由官僚專制控制的國企，內部充滿管理低下、追逐利潤、任人唯親，貪污腐化和官商勾結之風，並因此導致嚴重後果。例如近幾年鐵路行業跨越式發展導致的高鐵項目面臨的事故頻發與債台高築（註五），鐵路行業眾多貪腐官員受到調查，而耗費民脂民膏修建的鐵路未能根本解決底層百姓出行之苦，只是進一步滿足少數上層精英的需求。
而另一方面，在眾多的國有壟斷企業內部已經形成了類似封建等級制度的世襲化和門閥化的特徵。譬如，從央企的最高層到中層管理職位（編制內人員）大多為官僚權貴的禁臠或者是官商勾結利益交換的結果，尤其是央企的關鍵高層的位置如今往往直接由“太子黨”/“皇親國戚”壟斷，中國國際電力集團的董事長李小琳是前總理李鵬的女兒，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的CEO朱雲來是前總理朱鎔基之子，現任總理溫家寶之子溫雲松最近成為了中國衛通公司董事長，現任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之子李慧鏑是中國移動的副總裁。為了追求利潤和轉嫁責任，國企的生產經營模式也大規模血汗工廠化和外包化以降低勞動成本和躲避社會責任，眾多在基層從事辛苦而危險工作的工人往往都不是國企本身的正式僱員。譬如中國鐵路工程公司一家在近年的鐵路項目建設中，每年僱傭農民工達180萬人到200萬人。在壟斷嚴重的電力行業中，員工中流傳的順口溜也充分反映了這一點，”十個民工爬電桿，一個學生（新畢業非編制內的大學畢業生）當監工，兩個主任在喝茶，一個經理拿回扣“。
因此，今天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典型由官僚控制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左手壟斷專權，右手貪婪逐利。資本為追逐利潤迎合專制權力，壟斷為確保特權擁抱無制約的資本。
而且，值得注意到的是，在國有企業進一步私有化的問題上，中共當局並非如同歷史上的被殖民地般只能被動接受，其所處的博弈立場甚至強於今天處於危機之中受制國際金融機構的希臘等國。今天中共當局早已經成為“富國俱樂部”的世界銀行中股權第三位持有者（4.42%），並且中共當局代表林毅夫也已成為了世界銀行的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所以，反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絕不能僅作秀式地將矛頭對準世界銀行，而是同時需要反對官僚對與國有經濟的控制壟斷。即使在過去的三十年間，資本主義復闢與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並不僅是外國資本一力強行干預的結果，而是中共一黨專制官僚當局（其中部分已經轉化成為官僚/權貴資產階級）和中外資本家共謀的結果。
雖然，社會主義者明確認識到現存的國有企業有諸多弊病和其國家資本主義的屬性。但是，社會主義者仍然堅定捍衛國有企業，反對資本家與官僚進一步私有化的企圖。我們之所以要捍衛現有的國有企業，不是因為它是舊的所謂的“社會主義殘餘成分”，而是因為，它是未來通向社會主義的工具。
正如列寧所說的“這是國家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樣式組成的一種經濟。……這裡壓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飢挨餓的“粗苯的”勞動者頭上的仍然是那個資產階級的官僚機構。但是管理社會事務的機構在這裡已經準備好了。”（《國家與革命》1918），“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備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入口，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從這一級上升到叫做社會主義的那一級，沒有任何中間級。”（《論糧食稅》1921）
是的，我們明確地反對私有化，但不是為了維護“官有化”；我們堅定地捍衛國有企業，不是為了捍衛少數官僚與權貴的禁臠；我們反對官僚的壟斷暴利，不是為了將之奉獻於中外資本家手中，我們反對國有企業的世襲臃腫，不是為了支持將之全面血汗工廠化。國有企業不應成為官僚與資本合謀盤剝企業內外勞動人民的工具。
要真正反對和阻止資本主義當局進一步的私有化企圖，決不可能依靠少數人的單打獨鬥就能實現，更不可能通過向專制當局勸進改良方式實現。要真正反對私有化，捍衛全民所有的企業，反對國有企業成為官僚權貴的禁臠，只有依靠企業內的工人階級和最廣大的勞動人民的團結起來有組織的抗爭才能實現。事實上，2009年，河北保定一棉工人反對私有化的鬥爭與吉林通鋼工人反對私有化的抗爭，就是近年來國有企業工人自我組織集體抗爭的典型案例。 （這兩個案例雖然不能說以競全功，但是至少很大程度上挫敗了資本家與官僚私有化國企，瓜分全民資產的企圖）
而要贏得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支持，只有使國有企業內的工人階級（包括在編制內的廣大中下層工人和外包的農民工）和社會上廣大勞動人民深切感受到國有企業給他們的益處。為此，需要確保企業內所有工人同工同酬，有足以維持家庭生活的收入，充分的就業保障和安全的工作條件，團結周邊相關的私營企業工人階級。由企業內部的工人階級組建獨立的工廠委員會和工會取代官僚來管理和運作企業，並由企業內部工人、消費者和所在社區群眾選舉產生的委員會決定的企業的生產計劃和價格設定等以滿足多數民眾的需求。
總之，今天的國有企業需要的是由下而上的徹底改造，使之成為真正由工人階級民主管理，全民普遍收益的全民所有的企業。這才是社會主義者與左翼所應追求的目標。並且，在這些全民所有企業的基礎上至進一步推動工人階級對於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全面民主管理，向社會主義的民主計劃經濟邁進。
註一：杜建國自稱獨立學者，日常以撰稿為生。他是泛左翼網站烏有之鄉（wyzxsx.com）的早期發起人之一，也曾經是國內少數公開身份的托洛茨基主義同情者，與國內新左派國家主義左派經濟學家韓德強關係密切。 2002年，杜建國曾在國內新左派雜誌《視界》上發表《托洛茨基的真實面貌》一文，在當時剛形成的左翼圈內聲名鵲起。此後，他撰寫不少關於托洛茨基生平、托洛茨基主義和關於時政的文章，為國內諸多新左派雜誌撰稿，並在香港的托派組織“先驅社”的網站上發表過不少政經評論文章。近年他的思想與文章日益遠離托洛茨基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而傾向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左派。
註二：世界銀行（World Bank）是由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國際開發協會（IDA）、國際金融公司（IFC）、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CSID）五機構聯合組成國際組織，是聯合國的下屬機構，目前擁有186個成員國。其宗旨號稱是為了資助國家克服窮困，聯合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低息貸款、無息信貸和贈款，在減輕貧困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使命中發揮獨特的作用。但其實質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對不發達國家採取“新殖民主義”經濟掠奪的重要工具。中國自從2010年起已成為世界銀行第三大股東，掌握4.24%的股權，僅次與美國和日本。世界銀行不同於其他政治性國際組織，其內部投票權有2部分組成，一是每個國家有相等的成員資格投票權，另一部分則是類似於資本主義企業董事會的按股權比例分配的投票權。
註三：《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鏈接：http://www.shihang. org/zh/news/2012/02/27/china-2030-executive-summary
註四：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行舉行研討會
http://www.gov.cn/gzdt/2012-02/27/content_2077835.htm
註五：極端壟斷和官僚專制控制的鐵路成為了近來自由派嚴詞聲討要求私有化的重點對象。從去年723溫州動車追尾事故後，為資產階級自由派掌握的媒體呼籲鐵道部和鐵路改革的聲音不斷，而國務院也著手研究具體的“鐵路改革”方案，但今年兩會期間尚未推出。 723溫州動車追尾事故導致40人死亡， 200餘人受傷。在此前後，新建的動車和高鐵事故不斷，引發民眾大量不滿。而且根據今年春運的情況來看，“大干快上”的高鐵建設並沒有幫助解決底層民眾出行難的問題，而更多的是服務於社會中上層群體。由於鐵路建設中腐敗橫行和專制濫權，導致目前鐵道部債務高達萬餘億元，超過固定資產負債率一半以上，未來數年內運營局面將極其困難。這也成為自由派推動鐵路私有化的一個重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