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進行這種國際主義的團結,工人階級的鬥爭才能贏得勝利。我本人也是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幫助下才得以逃離中國,這就是國際團結的一個實例
鄭嵐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
中國大陸工國委( CWI)流亡者張蜀傑迄今已經離開中國近五個月,目前仍在瑞典為其居留權而奮鬥,同時也在積極從事關於中國工人運動的寫作、宣傳與交流。不少左翼青年和支持者很關心張蜀傑的近況和他的一些想法,所以《社會主義者》雜誌近日對其進行了專訪,以便讀者了解張蜀傑近況和他的想法。 (以下內容有刪節)
中共當局為什麼打擊社會主義者?
中共當局曾是一黨專制的畸形官僚工人國家,經過30多年資本主義復闢,今已成為一黨專制的國家資本主義政權。雖然,仍篡用“社會主義”之名,但所作所為皆是野蠻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專制,國有企業私有化數千萬工人被下崗,血汗工廠氾濫成災數億農民工成奴隸,強徵強賣農民土地價值數万億,廣大基層工農在中共統治下備受剝削與壓迫。尤其是近年來,階級矛盾尖銳,社會衝突激烈,飽受壓榨的基層民眾被迫挺身反抗,而青年與工人中左翼思潮與社會主義思想正重新復興。因此,中共當局如臨大敵,嚴加打擊。這也是為什麼,去年我和眾多其他異議人士會遭到國家安全機構的抓捕。
你認為在中國可能發生像中東那樣的反對獨裁統治的群眾運動嗎?
這當然是可能的。近年,全球性經濟危機日益嚴重,中國的經濟環境看起來還將不斷惡化,近年來群體性事件和罷工不斷增多,僅罷工去年就超過10萬起。越來越多的群眾,特別是青年發現今天面臨的就業、住房等經濟問題、環境問題和民主權利的要求無法在現有的製度下的得以滿足,而需要尋求新的出路。國際上各種群眾運動此起彼伏,國內也完全可能爆發反對一黨專制統治的群眾運動。至於什麼時候爆發,這取決於經濟環境和危機的發展,國內群眾覺悟、抗爭運動的發展。
在鎮壓之下,社會主義者在今天中國能做些什麼?
社會主義者應該積極宣傳真正的社會主義的主張,通過各種方式接觸、啟發和教育工人和群眾,盡可能聲援和支持各地的工人罷工和民眾抗爭,從政治上和思想上鍛煉自己。譬如,去年埃及革命運動爆發的時候,如果有一個有組織的左翼力量,即使不是上千,至少上百名受到良好訓練的成員能夠參與埃及的抗爭,那麼形勢的發展就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所以,我們需要為未來中國發生的反對專制統治的群眾運動做好準備。
在中國特別是年輕人中存在大量的左翼小組。你為什麼支持一個國際組織——工國委(CWI)呢?
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國內建立起來,所以社會主義鬥爭必須是是國際性。全世界的受剝削的工人屬於同一個階級,受到的是國際壟斷資本的壓迫。而其他國家的工人抗爭成功既可激勵本國的工人抗爭,也可互相借鑒成功的抗爭經驗與模式。只有進行這種國際主義的團結,工人階級的鬥爭才能贏得勝利。
《社會主義者》雜誌對你工作的重要性?
《社會主義者》雜誌是一本在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三地發售的雜誌,也是我們傳播社會主義理念的重要工具。香港和台灣的同志們製作繁體版本直接用於抗議遊行和街頭活動。而由於安全原因,大陸的簡體版雜誌在內地以電子版的方式秘密傳播,有上千的讀者閱讀我們的雜誌以了解中國和世界各地的抗爭情況。我們也可以通過雜誌和其他激進左翼青年進行交流。
工國委(CWI)是怎樣在國際範圍內幫助中國的工人鬥爭?
工國委(CWI)自2004年設置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以來,一直關注和聲援中國的工人抗爭。中國大陸的支持者經常積極收集、採訪和介入國內的具體抗爭,在網站和雜誌上撰寫披露、宣傳和聲援工人抗爭的文章。
而且,工國委(CWI)香港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單獨或者與其他組織團體一起組織街頭宣傳,遊行示威等活動聲援大陸工人抗爭,譬如聲援過2009年保定依棉工人抗爭,2010年本田汽車工人罷工和抗議富士康血汗工廠等。我本人也是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幫助下才得以逃離中國,這就是國際團結的一個實例。
對未來你有什麼計劃?
我目前還在積極爭取瑞典的居留權,並將在這裡繼續進行反對資本主義和中共專制統治的鬥爭。我會繼續為中國勞工論壇和《社會主義者》雜誌撰寫文章、翻譯國外社會主義運動與工人運動的資料、關注和聯絡國內工人運動與抗爭;同時與工國委(CWI)歐洲支部同志一起合作,學習歐洲當地工人運動與社會抗爭的經驗。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將回到中國參與反對資本主義和結束一黨專制的鬥爭。而這也是我離開中國的目的。
張蜀傑1月26日演講稿我是張蜀傑,來自中國重慶。一年前,我還是一個普通的中國青年,一個辦公室職員。我從來沒有想過我今天會有機會在瑞典國會發言。在此我感謝左翼黨給予我這個機會。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在政治上我支持工人國際委員會(CWI), 它是一個在世界上約50個國家進行組織活動的社會主義組織。過去的兩年多里,我一直為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和《社會主義者》雜誌撰寫關於工人鬥爭和爭取民主權利的文章,網站和雜誌都遭到中國政府的禁止。2011年初,從埃及和突尼斯席捲而來的全球抗議浪潮,令專制的中國當局感到恐懼。大概十一個月前,我被當局逮捕並被指控和“違禁組織”工國委有聯繫。我被國家安全局的警察秘密帶到一個旅館,警察對我全身搜查,並拿走了我的皮帶、手機、鑰匙和口袋裡的其他東西。
他們開始審訊我。警察告訴我,除非我向他們提供我接觸到的和聯繫的人的資訊,“坦白”我和工國委之間的關係,並同意與國安“合作”;否則我可能被無限期拘禁,即“被失踪”。我的眼鏡被警察拿走,並被強迫站立數小時。他們拒絕給我任何食物,直到我表現願意“配合”。他們也不允許我睡覺,甚至閉一下眼睛都不行,也不允許我聯繫律師或家人,經過一整夜的審訊之後,第二天中午,他們強迫我寫下一份聲明允許他們搜查並沒收我的東西,以便他們進行“必要的檢查”。 此後,他們開車把我秘密帶到我的辦公室和住所後進行了搜查和拍照,並拿走了我的電腦。然後他們強迫我寫下一份保證書,承諾我不會把這次拘傳的事件告訴任何其他人。他們警告我可能會因為“接觸被取締的組織”和“涉及國家安全的犯罪”面臨數年監禁。 他們詢問的重點是和工國委相關的香港團體“社會主義行動”以及工國委在中國大陸的支持者。但重慶國安局警察也同時訊問我工國委和其他香港激進團體之間的聯繫。特別是與社會民主連線和其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的關係。我此前去香港時見過梁國雄。社民連是一個和工國委無關的激進民主團體。 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我假裝同意了警察的要求。然而第二天我就秘密聯繫了工國委的朋友,告訴他們發生了甚麼事。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警察一直查看我和同誌之間的電郵往來,並指示我如何回复。警察也在旅館、咖啡店和其他地方對我進行了傳喚。 他們要求我到香港參加會議,以便蒐集參會人員的個人信息並秘密拍照。他們還支付了所有相關的旅行費用,包括機票、手機國際漫遊費用等等。在10月3日上午,國安警察開車把我送到機場,以確保我登上去往香港的飛機。與其成為專制當局的間諜,我選擇離開中國——打破警察束縛我的鎖鏈。 這是我唯一能捍衛我言論權利的方法,只有這樣才不會像很多人那樣由於當局的鎮壓而保持沉默。我希望繼續鬥爭,揭露國家安全部門和專制當局的所作所為,這個政權和社會主義或者工人和窮人利益之間毫無關係。為了做到這一點,我除了離開中國別無選擇;在工國委的喬•希金斯(Joe Higgins)和社民連的“長毛”等許多同志的幫助下,我得以離開中國。我支持捍衛全面的民主權利:包括集會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及自由選舉的權利,以及工人階級在全國建立獨立工會的權利。 我不是一個罪犯。但在中國,是警察和一黨專政當局決定你是否是罪犯!中國被認為是由所謂的“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那麼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又怎麼會是違法的呢? 事實上,在犯罪的是警察和專制當局!破壞環境、掠奪土地、貪污腐敗等這些行為卻反而得到警察的保護!我們該怎麼辦?今天中共當局能進行如此殘酷的鎮壓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數政府更多考慮的是商業利益,而不是鎮壓、酷刑和專制統治。 當中國領導人來到歐洲,他們被帶到股票交易所會見大公司高層,簽訂價值數百萬歐元的合約。而把“言論自由”掛在嘴邊的美國及西方互聯網公司卻向中國警方出售先進軟件,使警方能夠追踪和逮捕像我這樣批評政府政策的人。所以說,專制當局得到了外國大公司的支持,而這些公司也使中國成為世界的血汗工廠。 跨國公司會否認這一點,並聲稱他們正不斷提升他們中國工廠的“道德水準”。但我所看到的以及我報導的是完全不同的真相。 本月初在湖北省,惡劣的工作條件使得工人以集體自殺相威脅。這發生在富士康——一家為蘋果生產iphone的台資公司。公司老闆上週竟然向媒體抱怨, 富士康擁有超過1百萬員工,如何管理這“100萬動物”讓他很是頭疼。年,中國爆發了10萬次工人罷工。其中很多工人在外資公司工作。罷工工人經常被當局毆打和逮捕。 如果中國和全世界的普通民眾都能看透這一警察國家和資本家的共謀之後會發生什麼呢?這就是我們中國勞工論壇的目的:向中國和國際工人和青年說明誰支持他們,誰反對他們;如何進行反擊,如何取得勝利。 政治改變——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來自統治者,或者一些所謂“開明”領導人的施捨。這是在中國和其他任何地方的普遍真理——就像目前正在埃及發生的情況一樣。 民主的進步來源於基層——必須通過群眾鬥爭才能贏得。這是我為什麼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一個國際社會主義者——這也是為什麼我被中國這個警察國家所迫害。 今天我發言後,中共政權可能會認為受到侮辱和感到憤怒。中國國內工國委支持者和其他左翼人士正處於危險之中。我們會尋求全世界工人階級運動,激進青年和那些真正捍衛民主權利的人們的支持和團結。這是任何專制政權也無法阻擋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