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保護他們的階級利益
托尼·索努瓦 (Tony Saunois) 工人國際委員會
這本有力、迷人、深刻的書於2014年5月13日首次出版。對於揭露英美等國的大規模監視和鎮壓，格倫·格林沃爾德（Glenn Greenwald）和他的知名告密者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作出了巨大貢獻。我遺憾的是沒能在出版後第一時間讀到這部作品。
此書分為兩部分，共有五章。前三章《取得聯繫》、《在香港的十天》和《收集一切》主要講述他與斯諾登披露內幕的過程。後兩章《監控之害》和《新聞界》駁斥了「好人無需擔心監視」的謊言，並且全面揭露企業媒體如何袒護「監控國家」（surveillance state）及其有錢有勢的支持者。
根據斯諾登披露的內幕，美國國安局（NSA）以及與之合作的別國安全部門從全世界搜集的信息多得令人瞠目結舌。NSA每天搜集數十億份電郵和通話。全球入侵行動（Global Access Operations，NSA的一個分支部門）曾在一個月內搜集了三十億份通話和電郵的資料。在三十天內，德國每月有5億個通信遭到截聽，巴西23億，印度135億。
事實上，安全部門無法完全利用如此龐大的信息。英國政府通訊總部（GCHQ）抱怨說他們沒有足夠的空間來儲存截聽到的信息。連美國國安局也抱怨道：「搜集的規模遠超過日常分析所用」。
戲劇性與刺激性
生活比小說更精彩：發生在愛德華·斯諾登和格倫·格林沃爾德之間的真實事件以及公開這些內幕的過程極富戲劇性和刺激性，絲毫不亞於頂尖的國際王牌間諜小說。
格林沃爾德始終保持著誠實的品格，承認在第一次收到斯諾登的電郵時有所懷疑和猶豫。他差點就因為沒有回應或者耽擱了時間而錯失整個披露機會，那時他還不知道對方是誰。紀錄片導演勞拉‧波伊特拉斯（Laura Poitras）與格林沃爾德的巴西籍伴侶大衛‧米蘭達（David Miranda）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協助格林沃爾德跟進這個史詩般的故事。
然而，格林沃爾德為獲得與《衛報》的合作機會而從巴西前往紐約，然後再飛往香港，證明了他決心揭露真相的堅定意志。儘管那時他還沒有見到斯諾登。
在2012年12月1日，斯諾登首次聯繫格倫沃爾德，化名「辛辛納圖斯」（Cincinnatus，公元5世紀的一個羅馬農夫，後來成為保衛羅馬抵抗入侵的獨裁者，等危機一結束就辭職返回了農莊）。斯諾登清楚地告訴格林沃爾德，自己不想從中獲得什麼好處或名聲，而且「希望這個故事不要涉及到他」。他的打算是公佈手上的資料，承認自己從前的身份，然後只做一個背景人物。他想「激起一場關於隱私、網絡自由和國家監視的國際討論」。
斯諾登一再強調，他擔心的不是自己會承擔什麼後果，而是人們看到這些文件之後只會聳聳肩說「不在乎」。
斯諾登的政治演變
除了關於國家監控的細節，書中另一個讓人大開眼界的地方是關於斯諾登的動機以及他的政治演變。它清楚地說明了，在現代資本主義裡連中產階級的觀念也被體制塑造起來，在斯諾登的例子中就是被國家機器──中情局和國安局。
斯諾登總結道：「我們經受著政府的壓迫。它只勉強容許有限的監督，拒絕為罪行負責。被邊緣化的年輕人只因犯了一點小錯，就要在世上最大的監獄中承擔極為嚴重的後果，我們這個社會對此視而不見。但是當那些最有錢有勢的電訊供應商故意犯下無數重罪，但國會就制定了一項法律，破例為他們的精英朋友提供回溯豁免權，而這些罪行理應換來史上最長的判刑。」
在訪談裡，斯諾登非常聰明、誠實，是一個被強烈的正義感驅動著的人。儘管他遇到很大危險，仍以英雄式的行動來實現心中的公平正義。
根據自己的經歷和觀察，斯諾登得出了重要的結論。就像許多美國人一樣，911事件讓斯諾登變得更加「愛國」。2004年加入美軍的斯諾登把伊拉克戰爭看做推翻獨裁者的「崇高」行動。然而，在訓練期間，他聽到的是殺死阿拉伯人而不是推翻獨裁者。這讓他幡然醒悟，後來他因在訓練中摔斷雙腿而退伍。
但是，他那時仍然信奉「美國政府的仁慈善良」。2005年他開始作為一名技術專家為中情局服務，並於次年成為正式僱員。由此他接觸到越來越多的秘密文件，並看到無人機監視著可能就要殺死的人。他看到NSA跟蹤正在打字的網絡用戶。看到這些令他感到厭惡。「我開始明白政府在世界上的所作所為與我一直所受教的大相逕庭……結果就是你會重估自己看待問題的方式」。
一開始他十分期望奧巴馬當選後能令事情改變，尤其關於國家監控這問題。然而這些希望破滅了，他得出一個更加激進的結論。「很明顯，奧巴馬不僅維持現狀，而且在很多方面還變本加厲。我意識到不能等著一個領導人來解決這些問題。領導應該做出表率，成為別人的榜樣，而不是等著別人採取行動。」
格林沃爾德引述了斯諾登的一段有力發言：「衡量一個人不是聽他說信仰什麼，而是看他如何捍衛這些信仰……我不想繼續因為害怕而不敢用行動來捍衛自己的信念。」
告密者
為了「捍衛自己信念」，斯諾登做了告密者，不惜犧牲一段長期的私人關係（斯諾登對女友隱瞞了自己的行動，避免她受到牽連）。他放棄了年薪20萬美元的工作和在夏威夷的穩定生活，而且還面臨著入獄的危險，甚至更糟。
斯諾登完全明白此事的個人後果。「我不害怕會發生什麼。我已經接受了自己的生活可能因此而結束。我會平靜地面對這一切。我知道這樣做是對的」。
隨後，格林沃爾德讓人們瞭解到奧巴馬當局的所做所為。這打碎了許多人的幻想，並讓美國社會的很大一部分倒向左翼和社會主義思想。從2014年卡莎瑪·薩旺特（Kshama Sawant）當選西雅圖市議員就反映出這一點。格倫‧格林沃爾德最近呼籲重選卡莎瑪‧薩旺特再入議會。
如格林沃爾德所說，奧巴馬當局根據1917年《反間諜法》（制定該法就是為了對付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反對者）起訴的政府告密者比此前任何一屆政府都多！另外他還簽發總統令，準備開展進攻性的網絡空間戰。
1978年訂立的《外國情報監聽法》（FISA）是另一項為歷任美國政府所利用的鎮壓性法案。以它為依據建立的秘密法庭在暗中支配著政府的行動和干預。正是這個奧威爾式的政權最終允許威瑞森公司（Verizon Business）把數千萬美國公民的國內外通話記錄交給美國國安局。
格林沃爾德敘述了他在與斯諾登一起工作時怎樣對抗政府的騷擾和壓迫。筆記本電腦莫名其妙地從位於里約的家中消失；聯邦快遞從國外寄來的加密工具因為「未知原因」被邊境扣留，這些都是現實諜戰劇的情節。
國家監視系統的龐大國際網絡，還有與別國安全部門（例如位於英格蘭格洛斯特郡的政府通訊總部監聽站）的跨國合作，都浮出水面。尤其是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美國組成的「五眼情報聯盟」（Five Eyes）遭到曝光。
「反恐」法案
用「反恐」法案來對付合法抗議者的行徑也被清楚地揭露。格林沃爾德的伴侶大衛‧米蘭達在倫敦希斯羅機場被捕，就說明了此法案是如使用的。逮捕米蘭達所依據的法律規定「凡以影響政府並宣揚某種政治或意識形態目標為目的的行為均屬恐怖主義」。它可以涵蓋任何在政治或意識形態上反對政府的人。
這本書還駁斥了許多支持國家監視的理由。格林沃爾德引用谷歌前CEO埃裡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的話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格林沃爾德幽默地指出，那些支持此類觀點的人恰恰採用最極端的方法來保護他們自己的隱私。他以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為例說明這一點。扎克伯格曾炫耀說Facebook結束了隱私時代，但他也花費3,000萬美元在帕洛阿爾托（Palo Alto）買了不只一套而是四套房子，來保護他的「隱私」。這本書舉出許多理由和例子來說明人們對被監視的擔憂如何被用來嚇阻他們表達異見或參加抗議。
這都是世界經濟危機和動盪引發日益高漲的反抗和抗議之後，如格林沃爾德所說，「精英用來鞏固權力」的手段一部分。
格林沃爾德抨擊了親建制媒體和馴服的記者。他譴責那些總是跟在「官方聲明」後面的「中間道路派」，其中包括《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它們閉口不提美軍在伊拉克濫施酷刑，而只是將之成為「審訊」手段。雖然英國《衛報》刊載了格林沃爾德披露的內幕資料，但他甚至對其也有所保留。儘管他感謝《衛報》最終決定公開這些內幕，但他們耽擱和遲疑，令格林沃爾德一度準備如果該報沒能在限期限前公佈這些信息的話，他就要自己來做。
格林沃爾德也清楚地說明，媒體會故意抹黑告密者和記者（比如他自己）。它們故意散播猜疑的種子，醜化涉事者，並貶損他們所披露的資料。斯諾登和格林沃爾德都經歷了這遭遇。格林沃爾德被加上「不合群者」的污名，說他「不能保持長期的友誼」。他被說成一個「博客寫手」或者「激進分子」，從而讓他們所揭露的真相失去原有的意義。一些人甚至要求等他一回美國就把他關進監獄，最後的確如此。斯諾登則被蔑稱為「不穩定的人」。
新聞界
此書揭露了監視國家、大眾傳媒和統治精英的本質，其重要性不應被低估。斯諾登所作所為的重要性，以及他承受的風險，都極具揭示意義。也許書中的結論沒有提到應如何組織一場群眾運動來對抗加重的監視和壓迫及其所保護的精英。但是，這本書以及斯諾登的揭秘為那些正在努力組織這場運動的人提供了極大幫助。不要錯失閱讀這本書的機會，它會幫助你瞭解1%的保護者正在如何保護他們的利益。它也證明了愛德華‧斯諾登等人有怎樣的勇氣去揭露他們所發現的錯誤。
《無處可藏：愛德華斯諾登、美國國安局和全球監控》，格倫·格林沃爾德著，大都會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