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會簡史：奧運會並不是如其自我宣稱的「國際主義」和「公平競技」那樣理想，實際上比賽只是關於兩個相互矛盾的因素──狂熱的愛國民族主義和資本主義全球化。
Vincent Kolo，中國勞工論壇
巴西里奧奧運會將會在這個星期揭開序幕。今屆奧運比起過去也一樣不會是個成功的體育競技活動，因為是次比賽已經觸發了反財團、貪腐、投機、巨額債務的爭端和抗議，反對一個只會讓絕少數媒體、贊助商和體育明星受惠，並犧牲廣大基層群眾的精英制度。這篇文原本在2008年8月1日首次刊登在中國勞工論壇，正值北京奧運舉辦前夕。當年的奧運會也同樣發生上述的爭議，甚至更多。那次的比賽被中共專制當局利用來展示力量，並煽動排外民族主義情緒針對如藏族等的少數民族。
2001年7月中國剛剛被授予2008年奧運會時， BBC打出「北京之贏是個大買賣」的標題。奧運會不僅是世界最負盛名的體育盛事，它也是資本主義歷史上最成功的營銷帝國之一。奧林匹克標誌——五環代表五個大洲——是世界上最廣泛認同的及嚴加保護的企業標誌。一個規模小的秘密的而且未經選舉產生的集團控制著奧運會， 110名成員組成的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IOC ）掌控著龐大的財政資源，各國政府和世界各地的商界領袖給予它巨大的榮譽。前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堅決要求人稱他為「閣下」 。他的妄自尊大令他贏得了「指環王」的綽號。
預期北京奧運會僅從電視廣播方面就賺得25億美元。直至並包括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期間，這將上升到30億美元。上一次1948年的奧運會在倫敦舉行，據報道，英國廣播公司僅同意支付3000美元以直播其奧運賽事。但鑒於BBC的拮據的財政狀況！英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一直沒有兌現支票。
這一切發生在奧運會和其他重大體育賽事成為大買賣之前。在自1980年開始到2001年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的薩馬蘭奇領導下，奧運會開始完成商業化進程。薩馬蘭奇的超商業體制下的第一次奧林匹克運動會是1984年的美國洛杉磯奧運會，從這時開始，電視轉播權的價格的飆升可以用官方奧運的座右銘「更快、更強、更高」來形容。北京從電視轉播權得到的收入幾乎是美國洛杉磯二億八千七百萬美元的10倍。
很正常，在數十億美元面前，國際奧委會腐敗的名聲日彰。1999年，鹽湖城冬季奧運會到來之季，一個重大的醜聞震動了奧林匹克運動。根據紐約時報，幾項調查，其中包括由美國司法部開展的一項調查導致10名受賄的國際奧委會委員被驅逐。他們已經接受了賄賂，包括房地產分配，有薪假期，整形外科和為他們的子女支付大學學費。醜聞導致鹽湖城市長丟職，但國際奧委會的老闆薩馬蘭奇勉強幸免於難。
這項醜聞促動了人們對奧運會未來以及其完全缺乏透明度和民主問責制的理事機構及其不可告人的與大企業的聯繫的更深的思索。爭論集中在國際奧委會是否可以「改革本身」——回應著的討論是關於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CCP）的未來。薩馬蘭奇離開後很久，腐敗和賄選的醜聞繼續籠罩著奧林匹克運動。在2006年，日本長野市被揭露向國際奧委會委員提供數百萬美元的「不合理的和超水平的招待費」 。長野市在申辦過程中使用超過440萬美元來招待國際奧委會委員，相當於每人46500美元。
中國的政府，國際奧委會，及其大商業夥伴有很多共通之處。他們都是不民主的並基本上是腐敗的機構。國際奧委會，綽號「俱樂部」，不是一個民選機構——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機構所用的那套相同的制度下，由現有的國際奧委會委員選出新成員。因此認為獨裁體制的奧運會可以催生中國的民主化是可笑的。國際奧委會不容任何異議。到1936年納粹政權舉辦柏林奧運會時，美國國際奧委會代表Ernest Lee Jahncke公開呼籲抵制。這導致他在1935年被驅逐出國際奧委會，這是直到半世紀後鹽湖城腐敗醜聞之前歷史上唯一被開除的一例。
「入世」——重新加入世界
2001年7月國際奧委會決定把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給北京的背後是冷靜的商業算計和地緣政治的考慮。贊助奧運會的企業——包括可口可樂，阿迪達斯，麥當勞——熱中於一個13億人的潛在的大市場帶給產品銷售的機會。北京背後得到了一個強大的跨國企業遊說團和美國的公司的支持，據報，美國公司貢獻了三分之二的資金用於中國申辦奧運會，共計4000萬美元。八年前，中國政權未能成功申辦2000年奧運會。因為相對記憶猶新的1989年的北京大屠殺對中國申辦奧運的影響還很大，結果是悉尼得到了2000年奧運會的舉辦權。
然而， 2001年，薩馬蘭奇被指控幕後操縱以確保北京獲得奧運會 。無可否認，這是加拿大的國際奧委會委員拋出的說法而且他當時支持的是其他主要候選城市，即多倫多。薩馬蘭奇說：奧運會將為中國打開「新的時代」 雖然他作為一個輔助（無表決權的）的國際奧委會成員，但也是美國的資本家和中國領導人之間一個關鍵的聯繫，他聲稱奧林匹克的決定在推進中國和世界的關係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他說：「我認為它在中國和整個世界將有重大影響。」國際奧委會作出這樣的決定時正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的最後的談判進行中，條件是苛刻的，其付出的代價——開放市場上的讓步——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成員承擔的要高。在中國境內，這些談判和由中方作出的讓步的詳情仍是「國家秘密」——記者深挖這方面信息的工作有被監禁的風險。衛報的中國資深記者約翰賈廷思評論道：「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取消中國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力量之間的最後屏障」。這兩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決定包含著一個類似的戰略目的——使得中國作為一個「利益相關者」更加牢固地融入全球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去。
對中國的領導人來說，這兩項決定被視為其繼續推進愈加新自由主義化的「改革開放」政策的重要的支柱。這項政策包括私有化和縮編前國有企業以及把公共服務如教育和醫療服務「市場化」，到這個時候，這些政策引起了越來越大的工人階級的反抗。北京將舉辦奧運會的消息給這個政權提供了一個受歡迎的吸引公眾注意力的事物，有利於美化那令人厭惡的進一步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政策。隨著國際奧委會的決定公開出來，有大約20萬人——大多是中產階級——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辦了盛大的慶祝活動。混合著期待的民族主義自豪感的浪潮就這樣在中國「重新投入世界」——入世——和要恢復其作為一個經濟超級大國應有的地位的主題下被政府掀起來了。北京奧運官員王偉稱之為「中國國際地位上升的另一個里程碑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事件」 。
與中共政權所做的所有之事一樣，其主要焦點是國內形勢。正如經濟學家解釋說的，「比起企圖影響遙遠的國家來說，它更加關注其自身的內部問題」 。為了讓一個獨裁的執政黨掙扎著繼續控制一個複雜的並且日益怨聲載道的社會，還有就是為了把自己的力量聚集起來，奧運會是一個有力的武器，相當於「民族主義興奮劑」。
奧運會——跨國公司的戰場
名義上的「共產黨」政權得到了世界上層的商界領袖的極力追捧，這在這次奧運會中集中地體現出來了，可見這是一個悖論。一組精選的12大跨國公司，其中包括阿迪達斯，可口可樂，三星和通用電氣公司，付給國際奧委會平均7200萬美元而成為了所謂的北京奧運會「一流的」贊助者。
對於這類公司，奧運贊助和廣告可以發揮決定性作用。正如人民日報評論的，「奧運會不僅僅是一個體育競技場，而已也是一個跨國公司的戰場」 。美國的柯達公司利用其贊助的1998年長野冬季奧運會打開了以前由富士壟斷的日本膠卷市場。維薩信用卡（Visa）利用其自1986年以來的每一屆奧運會國際贊助者的地位使其取代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成為美國的主要的信用卡公司。根據奧運規則，每個行業部門只有一家公司可以成為「頂級」贊助商。這解釋了為何百事可樂公司一直被摒棄在外——自1928年以來，可口可樂公司一直與每一屆奧運會聯繫在一起。這個獨佔的安排延伸到所有奧運設施里的廣告和銷售上，可口可樂享有這樣的壟斷。維薩信用卡（Visa）在卡爾加里運動會期間的廣告活動的內容如下： 「在1988年冬季奧運會，他們將以速度，耐力和技巧為榮，但不是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 。
這一仗已轉移到中國之境，它完全令運動會本身黯然失色。
香港的廣告業主管說：「全球奧運贊助商有龐大的預算用在中國的市場營銷上。」他還說： 「當火炬接力在中國進行時，火炬經過的每個城市都充滿著贊助標誌」。這是中國計劃者為什麼安排了奧運會歷史上距離最長——達13.7萬公里或地球周長的三倍半——的火炬接力活動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政權稱之為「和諧之旅」，可它變成了一個戒備森嚴的鬧劇，導致一些奧委會官員得出結論認為火炬接力也許已過其最遲銷售日期。從歷史上看，在其成為廣告金礦之前，火炬接力於1936年作為納粹勝利的一個象徵發端。無論如何說，這個儀式和國際主義沒有任何關係，相反這是一個展現出奧林匹克運動和法西斯及獨裁政權之間濃厚的歷史性的聯繫的線索。
「在希臘的古代奧運遺址點燃火炬，然後傳遞火炬通過不同的國家有其黑暗的淵源，這是在柏林舉行1936年奧運會時候獲得其現代形式的。納粹領導精心計劃之使其能展現出如下形象：第三帝國是一個現代的，國際影響力日益增長的經濟富有活力的國家」 。 [英國廣播公司， 2008年4月5日]
在中國，政府試圖通過掀起「奧運熱」來橫超對其統治構成嚴重威脅的日益上升的不滿。此外，該政權希望奧運會將有助於引發消費熱潮以便能給由於全球經濟增長減速而導致的外部需求和出口的下降提供「緩衝」。中國遭受著過低的消費水平的損害——甚至印度人的消耗佔其國內生產總值（ GDP ）更高 。這是因為中國的工資水平已遠跟不上其整體經濟的增長。就其佔經濟的比重而言，工資從1998年的53 ％下降到2007年的41 ％，這個下降是世界上一個最大的跌幅（這發生在為北京奧運會準備期間）。除了由跨國奧運贊助商大規模的銷售活動外，超過5000種帶有北京奧運會標誌的產品已被投入市場，這包括服裝，吉祥物玩偶，鑰匙鏈，甚至紀念筷子。許多這種官方奧運產品是在工廠使用童工或違反其他法律的情況下生產出來的。
反工會巨頭的聯合
每一個「頂級」（奧運合作夥伴）公司在中國擁有巨大的利益，並期望他們在北京奧運上的投資能通過獲得更多的市場份額而得到回報。可口可樂佔領著中國的軟飲料市場，並且是早在1979年當鄧小平重新對外國企業開放下在中國設立的第一家美國公司。可口可樂公司在作為其最有利可圖的第四大市場的中國有30000名員工。另一個「頂級」公司通用電氣公司為北京奧運會提供電力和照明系統。它還擁有在美國擁有獨家奧運廣播電視權NBC Universal公司的股份，為此它付出了近9億美元。在2001-06間，通用電氣公司在中國的銷售額增長了四倍。
另一個長期的「頂級」贊助商阿迪達斯2007年在中國的銷售增長了45 ％ ，與此相比，它在歐洲的增長只有 5 ％。阿迪達斯的目的是到2010年在中國的銷售的營業額達10億歐元。德國的體育用品公司也從中國得到其產品的大部分的合同，但在這裡我們所討論的是中國人口的完全不同的部分。在非人的條件下製造阿迪達斯運動鞋的低工資的民工和那阿迪達斯視其為目標市場的好象居住在另一個星球上的很小的一個具有品牌意識的中產購物者階層。
阿迪達斯採購的全球產品的一半以上來自禁止工會的國家，主要是來自中國。星期日時報（英國）的一篇文章中突出描述了該公司的中國分包商之可怕的勞動條件，該報告涉及到阿迪達斯在中國南部福州的三個「確立已久的合作夥伴工廠」 。工人對強迫加班和工資低於法定最低工資標準有抱怨。在2007年，他們每月僅賺取570元（83美元）——只能勉強買雙阿迪達斯運動鞋。這份報告還表明中國國家控制的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被廣泛指責什麼都不做」 。當工人在2006年舉行罷工，他們都被立即開除。
在這方面阿迪達斯不是特例。仔細看看其他「頂級」奧運贊助商就象在回顧反工會流氓陳列會。電子巨頭三星是一個臭名昭著的反工會的雇主。該公司在韓國因為一系列非法活動，涉及勒索和行賄以使工會活動家放棄活動。這個國家的最強大的「財閥」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南韓的前軍政權的重要支柱。hyankoreh的社論中說到三星： 「在一個民主共和國里存在著的一個擁有先進技術的世界領袖，它採用著從獨裁歲月里發展出來的原始的反工會的策略」 。
同樣，可口可樂公司一直被指責破壞在哥倫比亞，巴基斯坦，土耳其，危地馬拉和尼加拉瓜的工會活動。2001年，哥倫比亞工會起訴了該公司，因為該可口可樂公司「雇傭或以其他方式指示准軍事安全部隊對工會領導人使用極端的暴力和謀殺，酷刑，非法拘禁或以其他方式使工會領導人保持沈默」 。可口可樂公司對奧運官員的影響力在它的總部所在地亞特蘭大獲得1996年奧運會主辦權中表露無遺。這只不過是在另一美國城市洛杉磯舉行奧運會的十二年後。又一頂級奧運贊助商麥當勞，它是典型的破壞工會的公司。2002年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ICFTU)組織的一個關於麥當勞用工做法方面的國際研討會上，得出的結論是： 「麥當勞在確定工資，健康和安全的標準上往往使用最低的標準或最低的法定要求，傾向於使用反工會的措施，包括隔離，騷擾和辭退那些作為工會的成員或支持者的僱員。
在中國，麥當勞也在一項重大醜聞中處在風頭浪尖上，揭露它付給青年工人的工資低於最低工資40 ％。幾個省級政府被大量的不利的宣傳所迫而對該快餐巨頭進行調查。不過，雖然他們證實在幾個方面麥當勞已侵犯了中國的勞動法，但是他們拒絕尋找它犯了違反最低工資規定的罪。這件事（中國勞工論壇報道，麥當勞醜聞表明需要真正的工會， 2007年5月22日）導致傀儡中華全國總工會和麥當勞談判達成第一次史無前例的對工會的承認的交易，當然中華全國總工會指派了管理代表來領導該工會的分支機構。這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通常做法。這是所謂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會」 ！這些奧運贊助商的反工會，反工人階級的傾向是和支持反工人階級的動機和支持反動的政權的國際奧委會悠久傳統相符合的。
「是體育，不是政治」
國際奧委會、贊助商和中國政權聲稱奧運會只是體育運動，而不是政治，這完全是錯誤的。中國政權讓火炬接力的路線通過躁動不安的地區西藏和新疆的決定就不能說是「非政治性」的 。6月當火炬通過西藏首府拉薩時，大多數西藏人由於實施的宵禁而看不到它，西藏的共產黨領導人張慶黎（音譯）發表了講話，講話中他呼籲粉碎奧運會以及中共的反對者。尷尬不堪的國際奧委會不得不向中國政府給予了難得的指責，重聲必須「把體育和政治分開」 。
事實上，大部分奧林匹克競賽都縈繞著政治性爭議： 1936年的柏林，1972年的慕尼黑，1968年的墨西哥城，1980年的莫斯科，1984年的洛杉磯;名單很長。奧運會在墨西哥城開幕的十天之前，軍隊開槍打死了數百名示威的學生，這被稱為「特拉特洛爾科大屠殺」。墨西哥也是一黨專政，美帝國主義和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勢力與之有著重要的經濟和戰略聯繫。無疑，國際奧委會與墨西哥的總統古斯塔沃（Gustavo Díaz Ordaz）密切合作以保證大屠殺不會危及運動會。然而，當非洲裔美國黑人運動員托密史密斯（Tommie Smith）和約翰卡洛斯（John Carlos）在墨西哥城的金牌領獎台做出聞名的象徵著「黑人權利」的舉手禮後，他們在國際奧委會主席艾佛利·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命令下被驅逐出運動會。
國際奧委會及其支持者希望兩者兼得。當他們和獨裁者打交道時，他們以下面的理由，既奧運會可以有利於推動民主和人權來使之正當化。換句話說，他們言及了一個明確的政治理念。但是，這被證明不過是一場笑劇，看它今天在中國的答復便知，它答復說奧林匹克只是一項體育活動，而不是一個政治組織。
作為目前國際奧委會主席的羅格（Jacques Rogge）荒謬的說1988年奧運會幫助韓國由當時的另一獨裁向「充滿活力的民主」轉變。據羅格的說法， 「運動會通過媒體人的存在再次發揮了關鍵作用」 。 [金融時報， 2008年4月26日]
在現實生活中，韓國的軍事政權迫於在1987年6月（漢城奧運會整整一年前）大規模罷工和示威浪潮的爆發的壓力，這種爆發持續了三年。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重要的經驗教訓，顯示了在與獨裁鬥爭中能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大規模的工人鬥爭。
當談到為民主權利而鬥爭時，奧運會是問題的一部分，而非解決問題的方法。在最近的一份報告中，國際特赦組織警告說， 「申辦奧運已成為打擊言論和集會自由的一個含蓄的藉口」 。 [北京奧運會帶來了什麼人權遺產？國際特赦組織， 2008年4月1日]
隨著在藏族地區估計有150人死於安全部隊， 2008年已是中國自1989年以來最嚴重的國家鎮壓之一年。使國際奧委會和其辯護士的觀點不攻自破，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大部分新一輪的對活動家和新聞工作者的鎮壓實際上就是由於奧運會」 。
中國不是單槍匹馬地利用奧運會嚴厲打擊潛在的反對者。國際刑警組織已同意與中國當局合作，開放其數據庫以「幫助中國確保製造麻煩者不能進入中國」 。表面上這些措施針對的是來自新疆，西藏的「恐怖分子」（儘管沒有證據證明這種恐怖威脅的存在）。正如卓越的持不同政見者胡佳評論說的： 「最大的威脅不一定是恐怖分子或罪犯，最大的威脅是那些揭露中國的社會問題以及抗議政府的人士」。
獨裁傳統
回溯國際奧委會的起源，它有一個種族主義，反共產主義和支持獨裁政權的傳統。1896年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創始人是法國貴族皮埃爾·德·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他想的不是一個群眾性的全民的體育運動而是一個幾乎完全是為「遊手好閒的富人」和軍官階層而創設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在如皮埃爾·德·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貴族的眼裡，下層階級的人無法掌握「公平競賽」的概念。與此同時，婦女也被視為完全不適合於體育世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觀點一直沒有太大變化。在1948年的倫敦奧運會上，女運動員和男運動員之比是1比10。實際上比起4年前美國洛杉磯奧運會，在1936年的柏林運動會上有更多的非洲裔美國黑人運動員參加比賽，因為美國制度化的種族主義，使得體育成為白人的專利，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有所改變。
皮埃爾·德·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男爵是一個「偉大的法國愛國者」，不過他是德國納粹政權的堅定的擁護者。1937年他逝世時，他把他一生的文學收藏遺贈給了希特勒的政府。在一個奇怪的注腳中可以知道，皮埃爾·德·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逝世六個月後，他的屍體在瑞士洛桑被挖出，他的心也被挖出，並運到希臘的奧林匹亞。在有他的老朋友，一個納粹官員並主辦了1936年的奧運會的Carl Diem參加的葬禮中重新安葬在希臘。
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前二年，國際奧委會授予1936年的奧運會的主辦權給柏林。不過，他們沒有顯示出任何遺憾，隨後國際奧委會領導人——激烈的——為納粹舉辦奧運會的權利辯護。由於新聞中出現了納粹恐怖對待工會、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和猶太人的報道，呼籲抵制柏林運動會增長著，尤其是在美國、英國、法國、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和荷蘭。1934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42 ％的美國人支持對該奧運會的抵制。面對危機，美國奧林匹克委員會派出其主席艾佛利·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到德國以評估按照「奧林匹克原則」該運動會能否舉行。在現實中，艾佛利·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的任務是有意識地操縱破壞抵制運動，其間艾佛利·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就指責「猶太人和共產黨人」 。在他1934年9月訪問德國期間，他在三名納粹黨高級領導人在場情況下會見了猶太運動員，其中之一穿著整套SS制服並佩帶著手槍。猶太運動員擔心他們的生命安全而在這次採訪中不敢說出任何批評納粹政權的言論。艾佛利·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回到美國並強烈支持柏林奧運會。
後來成為國際奧委會主席（ 1952年至1972年）的艾佛利·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也是一個希特勒仰慕者並且是一個公開的反猶份子 ，他把Main Kampf作為他的「偶像」 。他的朋友，瑞典主要的資本家Sigfrid Edström從1946年至1952年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之職，他是另一個法西斯支持者 。1933年11月，由於抵制的問題很盛， edström曾寫信給艾佛利·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說： 「納粹反對猶太人的影響只能這樣理解，即如果你住在德國，在一些較重要的生意中，猶太人控制著大多數生意而且制止他人的進入…, 這些猶太人中許多出生身波蘭或俄羅斯並且具有完全不同於西方人觀念的思想。如果德國仍然想保持為一個「雅利安」的國家和話，改變這些條件是絕對必要的「 。 [1934年2月8日edström給艾佛利·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的信，瑞典國家檔案館]
柏林奧運會後，那時作為國際奧委會副主席的edström 參加了納粹黨在紐倫堡的集會並且稍後宣佈：「這是我所見過的一次最偉大的『秀』，他[希特勒]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來人們所知的最強有力的並得到強烈支持的個人。我肯定有六千萬人都願意為他死或為他做任何事。 」 表示柏林沒有失常，一年後，國際奧委會決定授予1940年奧運會給日本。由於戰爭，這屆奧運會沒有舉行。國際奧委會的決定又一次為軍國主義的極端反共的政權作倀，這從1931年軍事佔領中國的日本在中國犯下的暴行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認識。國際上，工廠主和資本家政客中有一個龐大的階層看好德國、日本和其它獨裁的法西斯政權並把它們視為「共產主義」蔓延的壁壘。只有當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的帝國主義的野心與他們自己發生衝突，資本家的「民主政治」才會訴諸「反納粹」的花言巧語直至戰爭。與今天的中國並行不悖，國際上很大一部分資本家把當前的「僅僅名義上的共產主義」政權看作自己的希望所在，即保持中國對全球資本主義的「開放」 並且讓它控制住其龐大的越來越難以控制的工人階級。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積極支持中國獨裁政府主辦奧運會的原因。
二戰後，edström和艾佛利·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利用他們的國際奧委會的職位設法爭取釋放被定罪的納粹戰犯。最著名的是，他們為釋放俄羅斯監獄里的Karl Ritter von Halt而從事活動，這個人直到戰爭結束前是德國的國際奧委會委員而且是希特勒政權中的一個領導人物。1951年Karl Ritter von Halt從監獄里釋放出來以此作為讓蘇聯首次承認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交易的一部分。艾佛利·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在整個國際奧委會主席的任期內繼續捍衛右翼的事業。他是參議員麥卡錫在20世紀50年代反共產主義政治迫害的一位熱衷的支持者並且批評艾森豪威爾總統在朝鮮的停戰決定，艾佛利·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稱之為「對在亞洲的所有的白人而言，這是一個可恥的行為」 。呼籲艾佛利·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辭去奧林匹克運動領導人的職位是湯姆·史密斯和約翰·卡洛斯在1968年的「沈默抗議」中提出的一項要求（他們還要求恢復穆罕默德阿里的世界重量級拳擊冠軍）。
1980年，胡安·安東尼奧·薩馬蘭奇，可以說是掌舵的最強有力的國際奧委會主席。他形容自己是「百分之百佛朗哥主義者 」 ——提及到了西班牙的前法西斯獨裁者。由國際奧委會所發行的薩馬蘭奇的官方的傳記對他長期的政治生涯一字不提——他其實是一個佛朗哥的獨裁統治下的西班牙議會的法西斯副主席和體育部長。正是在這一時期，薩馬蘭奇發展了與阿迪達斯帝國的繼承人霍斯特‧達斯勒（Horst Dassler）的緊密聯繫，霍斯特‧達斯勒（Horst Dassler）是那個時候奧林匹克運動的一個關鍵的幕後人物。在20世紀60年代，阿迪達斯鮮明的黑白足球是在薩馬蘭奇的幫助下談判達成的合同下由西班牙監獄中的囚犯生產的。這種法西斯政權下強迫使用監獄勞動是——在一個較小的規模上——今天全球化的血汗工廠的生產鏈的一個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