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一場血腥的軍事政變扭轉了中國革命的形勢
Vincent Kolo 中國勞工論壇
90年前，中國工人階級和年輕的共產黨在大本營上海遭遇了一次可怕的失敗，事件成為中國革命的轉折點。這一重要的週年紀念日在中國將為多數人所忽視。1949年，毛澤東/斯大林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憑借農民軍隊而非有組織的城市工人階級力量上台，它從來沒能正確解釋1927年發生的事，而今天的共產黨統治者更做不到。
1920年代中期，一場革命浪潮為中共帶來爆炸性的增長，當時它極大程度上還是一個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工人階級本有可能——如果存在正確的綱領和領導——像1917年俄國社會主義革命那樣取得政權。工人在上海和廣州掌握了實際權力，但那些在鞏固其對蘇聯統治權的斯大林官僚精英，向工人強加毀滅性的政策，最後使其被徹底擊潰。為了維持在俄國的統治，斯大林主義官僚利用俄國革命的巨大威信，散播與這場革命格格不入的政策和方法。
中國革命如果取得勝利，本可以改變世界。它會重新振作經受過一段挫折的國際工人階級，為發生了十年的俄國革命注入新的生命，讓工人有信心抗衡斯大林主義的反革命。
共產黨人被屠殺
4月12日黎明前，隨著蔣介石——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國民黨的領導人——軍事總部的一聲號響，上海的血腥鎮壓開始了。武裝黑幫身穿工人服裝、臂纏「工」字袖標，湧出上海租界，開始抓捕工會成員和共產黨員。軍隊隨後前來解除赤衛隊——一個超過5000人的工人民兵組織——的武裝。外國軍隊（尤其是法軍）以40架戰艦佔據了長江，在鎮壓中扮演重要角色。
工人在大街上被槍斃或斬首；其規模之大令指揮者白崇禧被《時代》雜誌稱為「砍共產黨腦袋的人」（The Hewer of Communist Heads）。報道稱，有被捕的共產黨員被扔進機車火爐內活活燒死。
工人茫然無措，他們的領導人曾保證說，經蘇聯武裝和訓練的國民黨士兵同他們的聯盟牢不可破。在《中國革命的悲劇》一書中，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哈羅德‧伊羅生（Harold Isaacs）對這段時期做了精彩的記述。他說四一二「沒讓任何人感到意外，除了工人」。
蔣介石政變後，逮捕、處決中共黨員及其同情者的行動蔓延到他控制下的所有地區，隨後一年裡約有30萬人遇害。工會被取締，罷工被禁止。蔣介石依靠中國資本主義建立了一黨專政，而且極大依賴於帝國主義勢力，起初是德國，後來是美國。他的政權對左翼恨之入骨——1940年代他的軍隊敗給毛澤東的紅軍、繼而撤往台灣之後仍是如此。
1927年失敗後中共遭遇毀滅，其成員從58,000人減少到約10,000人，把大部分倖存的領導人趕出城市，投入後來毛澤東所主張的「農民路線」。這一路線認為，中國人數最多的階級，農民，是革命鬥爭的重心，而城市工人階級則降為配角。這種傾斜、錯誤的方法與黨的斯大林主義化蛻變——自上而下的官僚領導和越來越民族主義的立場——緊密相關。
不斷革命論
中國經歷了1911年革命後淪為「失敗的國家」。舊王朝體制垮台了，但隨後幾年的歷史暴露出資產階級無力領導反對封建主義、軍閥割據和外國統治的革命鬥爭。
就像在俄國那樣，中國資產階級登上舞台的時間太遲了，也因此嚴重依賴外國帝國主義勢力和中國農村的地主階級。
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下，俄國革命作為工人革命而勝利，並將農民群眾聚在自己身後，從而消滅了資本主義和地主制度。他們知道，俄國資產階級緊緊地和帝國主義利益綁在一起，無法領導反抗當時半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民族革命，所以這場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領導，反對資產階級。
托洛茨基在他傑出的不斷革命論中對這一過程做了最清晰的論述。他解釋說，工人一旦奪得政權，不會停留於純粹的資產階級任務（重分土地和建立民主共和國），而會繼續向前，實行財產國有制和工人民主控制經濟的社會主義措施，並將革命擴展到其他國家。
俄國孟什維克（右翼社會主義民主派）激烈反對布爾什維克，堅持認為革命需要跟著資產階級的領導，工人政黨要克制地擔任配角，直到資本主義得到鞏固——他們估計這一過程會花費數十年。
在斯大林主義統治下，孟什維克的「階段革命論」變成了各國共產黨的官方標誌，在西班牙、越南、印尼、智利以及其他許多國家造成了災難性的結果。在中國革命中，這些錯誤觀念第一次成為共產黨的官方政策，為了維持同資產階級國民黨的「聯盟」而煞停了工人階級的鬥爭。
中國資本主義的疲弱
作為「現代中國之父」和國民黨領導人的孫中山，直到1925年去世，是中國資產階級政治軟弱性的化身。孫中山過於信任帝國主義勢力和幕後手段。他敵視階級鬥爭，視之為分裂。孫中山的觀點類似於今天中港台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和「民主派」。
1917年俄國革命把馬克思主義帶到中國。在此之前，許多知識分子將中國的落後歸咎於缺少一個「強力政府」，而不是將之看成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產物。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把目光投向列寧、托洛茨基和世界上第一個工人政府所代表的思想。這些知識分子發揮了革命「酵母」的作用，在年輕的工人階級中催生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短短幾年內就成長為一支群眾力量。
在1920年代初的幾次重大鬥爭中，例如1922年震撼全中國的史詩般的香港海員大罷工，中國工人階級開始展現自己的戰鬥力。這些運動開始吸引國民黨領導人的注意。孫中山過去致力於爭取帝國主義的支持但一無所獲，現在轉向蘇聯尋求軍事援助，也是為了借此影響工人運動。借助雙方達成的協議，國民黨獲得了大量軍事裝備和訓練，並被斯大林政府認可為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
斯大林把聯合國民黨看作中國政策的核心——為了在中國扶植一個友好政權，從而保證東部邊境的安全。蘇聯的斯大林主義反革命，瓦解了工人階級對政府和經濟的民主控制，意味著1917年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逐漸向服務於新官僚精英的國家特權的政策讓路。
中共被要求將自己的隊伍融入國民黨，共產國際領導人難以置信地把這叫做「黨內合作」。孫中山不同意中共作為一個黨加入國民黨，只接受個人身分加入，共產國際/斯大林同意了。於是，中國共產黨便在政治上服從於國民黨的綱領及其官僚領導。許多中共黨員感到不安，但是共產國際的巨大威望使他們不得不接受這項政策。
托洛茨基反對加入國民黨的政策，警告說這會剝奪共產黨員的政治獨立性。他不反對根據具體行動，例如為了對抗佔據著中國核心城市的帝國主義者，進行有限的合作，而斯大林的路線相當於同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組建一個共同政黨，在這個政黨裡共產主義者自己的聲音將被淹沒。正如托洛茨基的警告，這項政策被證實是毀滅性的，導致中共在革命的前途、綱領和策略等問題上完全迷失方向。
革命浪潮
1925年5月，英軍在上海射殺11名示威工人，引發了一場波及中國所有主要城市的大罷工和革命浪潮。亦有數百萬的農民加入農會，許多村莊的農會開始變成蘇維埃的萌芽，並帶有武裝民兵。同年中共黨員從1000人驟增到20000人，第二年又增加了一倍多。新的工會組織吸引了數百萬成員。
資產階級和農村地主——許多國民黨軍官就是他們的兒子——越來越害怕工人階級（要求縮短工作時間、取消許多工廠的可怕制度）和農民（要求土地改革、廢除地主階級的苛捐雜稅）的日漸激進的訴求。這些矛盾導致廣州——也就是1925年7月國民黨建立「國民政府」的地方——發生了國民黨領導人和共產黨的第一次尖銳衝突。在國民政府成立之前，廣州工人階級就已經建立了事實上的蘇維埃（民選的革命工人議會），成為這個城市的「第二政府」。
1926年3月，蔣介石在廣州發動政變，聲稱共產黨企圖綁架他。他的陰謀得逞只是因為中共領導人因錯誤的觀點和方向而陷入混亂。工人赤衛隊被解除武裝，共產黨高層和國民黨的俄國顧問被捕，儘管有數千名士兵聽從共產黨指揮，更不用說數十萬有組織的工人，其中數千人還擁有武裝。
蔣介石在廣州建立了軍事獨裁，命令解散工人組織。難以置信的是，共產國際沒有絲毫抗議。斯大林重申，要不惜一切代價維持同國民黨的聯盟。中共沒有組織工人抵抗政變，而是被要求做出新的讓步，包括禁止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和軍隊中擔任高層職務，以及中共與莫斯科的所有通訊都要經過國民黨總部。
來自廣州的警號
可恥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所有關於廣州政變的消息都被壓了下來，因為這會讓斯大林主義領導人丟臉。西方媒體關於政變的報道被斥為旨在分裂國共兩黨的「帝國主義謊言」。
就在廣州政變幾天之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投票接受國民黨為同情黨，只有托洛茨基一票反對。「在準備扮演劊子手的同時」，托洛茨基說，蔣介石「希望披上國際共產主義的偽裝——他成功了。」
由於斯大林主義機關以「黨的紀律」為名實行審查，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並不知道托洛茨基的分析以及他反對斯大林災難性的中國政策的鬥爭。
儘管如此，中共內部還是開始形成反對斯大林路線的力量。1926年6月，黨的創始人和總書記陳獨秀的提議贏得多數領導人支持，他認為應該放棄自我囚禁的政策，轉向黨外合作。這項決定在送到莫斯科之後被拒絕了。
1927年二月，上海工人在軍閥孫傳芳的統治下起義，經過數星期的街戰後打倒了他的勢力，並號召總罷工，奪得了城市主要設施，例如鐵路和印刷廠，的控制權。蔣介石的北伐軍入城前，工人實際上已經取得勝利了。工人組織控制了城市，但當時工運未有足夠自我意識。
當時需要做的，是宣佈成立工農政府，主張在中國立即國有化主要企業、土地改革、中止帝國主義的特權、落實民主權利、組織蘇維埃。通過建設與工農聯盟的士兵蘇維埃，應該採取特別措施爭取國民黨底層士兵的支持。悲慘的是，由於中共受制於這一思想──在「革命資產階級」領導下包含「所有階級」的運動──因而沒有發出上述的號召。
革命與反革命是同一進程的兩面，而不是孤立的歷史事件或階段。這就是為什麼工人階級為了實現社會主義需要一個擁有清晰綱領和領導的政黨。中國革命的悲劇在於，工人被剝奪了這樣的領導。年輕的共產黨是一支英勇的力量，但它還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黨，它向此發展的潛力被斯大林政權強加的政策破壞了。
廣州事件是一年後上海血腥得多的決戰的總排演。不幸的是，只有資產階級反革命一方為此做好了準備。工農群眾乃至他們的先進階層沒有汲取廣州事件最重要的教訓——反革命的威脅和對抗它所需的綱領與方法。直到蔣介石發出致命一擊的時候，共產黨官方宣傳仍把他描繪成一位盟友和「革命領導人」。
更多關於1925-1927年中國革命的資料請見：
哈羅德‧伊羅生，《中國革命的悲劇》（1938）
列昂‧托洛茨基，《中國革命的問題》（1927-1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