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民主鬥爭聯繫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並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左仁 社會主義行動
七月一日林鄭月娥上任特首的一週年。林鄭上任後加強威權統治，特別在去年7月14日取消四名議員資格後，政治形勢進入了新的階段。習近平去年七一強調中共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中共強硬地打壓香港僅有的民主空間，削弱立法會權力、更明顯地利用法庭政治審判示威者、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通過國歌法和一地兩檢等法例。
上任以來她一直將打壓群眾抗爭的任務外判予法院及建制派政黨，避免像梁振英般發表強硬的反民主言論，以保持自己「政治中立」的港英殖民地公務員形象。最近梁天琦被重判無疑對很多支持民主運動的青年來說都是一個挫敗。政府可以在短期內製造寒蟬效應，但青年的憤怒情緒只會更深。現在對大部分青年來說，「法治已死」和「政治審判」已經變成共識，因此最近司法界在巨大壓力之下也需要開腔向公眾自辯，為自己的政治審判行為開脫。
中共不但要通過這些法例，更要在這過程中展示無上權力，企圖令群眾運動感到挫敗，因此往往以更強硬、更無視民意的手段來達到目的，可以說手段比目的本身更重要。去年一地兩檢由人大常委直接頒佈決定，完全無視香港的基本法，而中共爪牙更公開向香港法庭施壓，指香港法庭不應受理對一地兩檢的司法覆核。此外，中共想將立法會變為人大會議，避免它繼續成為政治辯論的場所。在今年初修改議事規則之後，現在建制派正準備將因為違反議事規則而被逐出議會的議員禁止開會一年。這將會封殺議會抗爭。
中共最理想的目標是把香港變成像新加坡那樣，群眾抗議和集會受到全面壓制，言論和出版自由蕩然無存，政治版圖上只會存在一些忠誠反對派作為花瓶。事實上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今天，全球各國政府也視這種威權統治模式為典範。一方面可以鎮壓群眾反抗和控制新聞資訊，同時又可以與全球金融體系保持密切連繫。因此最近特金會後，特朗普稱讚金正恩的「強硬統治」，及後一星期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表明了清晰的政治訊號。
「全面管制權」
習近平在中國內地全面集權，收緊對於地方政府的控制，對待香港也不例外。一年以來中共越來越公開地直接統治香港，人大常委及政協經常高調發表言論向香港的法庭和議會施壓。過去在梁振英時期，中共讓中聯辦佔主導角色，由中聯辦將政治任務和利益分配予在港的利益集團（包括政黨、財團、親中學校等機關）。現在中共更多的是通過人大和政協直接干預香港，推動它想要的政策，而不像梁振英那樣擅自搞風搞雨。但這種直接統治並不會順暢，因為意味著香港政府比以前更難在政策上作出那怕是些微的讓步以舒緩民怨，也很難讓主張「大和解」的泛民領導展示他們的成果以合理化他們的妥協。
林鄭似乎希望在上任一週年推出房屋空置稅，企圖擺出壓抑樓價的姿態以挽回民意。但就如梁振英當年的雙辣招一樣，這樣政策對壓抑樓市基本上毫無幫助。現時全港地產商若有9千個落成後沒有推出發售的單位。即使推出了空置稅，迫使地產商售出全部囤積的私人單位，根本對壓抑樓價毫無幫助。
建制派的恐嚇
由於近月建制派開始攻擊「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指控其為違法違憲，威脅可以剝奪任何支持這一口號的人的參選權。這意味著整個泛民主派都有可能被集體取消議員資格。然而今天六四集會的人數仍然高企。七一遊行民陣在群眾壓力下正確地採納了這一口號為主題，雖然它並未有明確指出群眾運動要如何達到這一目標──與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連結起來，並且以打倒中共政權及資本主義為綱領。香港警方開始對七一遊行安排，提出比之前更嚴格的限制，強制市民在維園草地出發，並威脅控告中途加入的遊行人士「非法集會」。
此外，中共喉舌《大公報》亦表示應該取締七一遊行，因為這是「抗中亂港」、「違法違憲」。當然大公報是建制派機器中最令人反感的一個，但在今天愈強硬愈當道的大局下，不排除香港的親北京政客在未來一段時間會附和這一調子。這是中共推動鎮壓的策略，先擺出最強硬的立場測試民意，在激起輿論反彈後稍為撤退，然後慢慢將這一強硬立場「正常化」。不過獨裁者明顯自視過高，由2003年反廿三條50萬人大遊行開始，七一遊行已經成為群眾鬥爭的一個重要記憶。如果對這個香港抗爭的重要陣地作出攻擊，只會激發更多港人的憤怒到臨界點，激起新一階段的群眾鬥爭。
重建戰鬥性的民主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主張需要重建民主運動，讓運動由基層群眾掌控。運動不應自我局限在爭取民主訴求之內，也應該通過建立反資本主義的新工人政黨作為民主運動的核心，處理香港資本主義造成的社會危機。長期以來，溫和泛民的領導者一直在阻礙鬥爭。在群眾壓力下泛民領導不情願地參與運動，並希望儘快結束運動。
現在面對著中共和傀儡港府的強力打壓、以及習近平日漸收緊對香港的管控，泛民高層甚至進一步向威權統治妥協並且拒絕群眾鬥爭。泛民領導在民主鬥爭中固守錯誤的觀點和方法，導致了他們成為鬥爭的煞車掣。他們一直認為，僅僅依靠「文明」的談判向習帝請願，就可以說服獨裁者實行民主。社會變革從來不是依靠與當權者妥協達成，而是依賴不斷的群眾鬥爭去奪取當權者的權力。無論是歷史上爭取女性選舉權還是推翻專制政權都是如此。工人組織、工會和其他群眾組織往往在當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今年六四集會人數等例子，已証明香港群眾是準備與政府鬥爭的。為了抵抗不斷升級的政治打壓，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繫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並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