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運動的機會再次浮現
中國勞工論壇 報導
今年是中國八九革命30週年。30年的這場歷史性群眾運動曾幾乎推翻中共政權。當時僅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參加抗議的就有100萬人。不幸的是，這場運動沒有清晰的方向，再加上當時學生領袖的錯誤政策，最終遭到中共的血腥屠殺。八九革命失敗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一個有趣的巧合是，如果特朗普對其餘的3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關稅，今年中國的GDP增速可能會低於6%，而上一次中國GDP增速低於6%就是在1989-1990年。當然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對應關係。但是經濟放緩已經讓中共政權非常擔憂就業問題。在不久前的一場全國會議上，李克強要求各地政府把穩定就業作為首要任務。如果出現嚴重的就業問題，可能會激發大規模的工人和青年運動，威脅中共獨裁統治。中共政權對此感到緊張，所以現在習近平強調要防範「顏色革命」和保衛政權安全。
儘管現在中共政權的鎮壓達到30年來最猛烈的程度，但另一方面，今天中國的貧富差距以及群眾對政權的不信任與怒火也比1989年更加強烈。現在處在內外政治經濟困境下的中國，存在著爆發群眾運動的巨大潛力。去年的多場跨省罷工、佳士工人鬥爭、以及不久前的反996工作制網絡抗議已經表明了這一點。
我們需要回顧八九革命的歷史，汲取其中的經驗和教訓；也需要審視它在中國資本主義復辟過程中的角色，從而對於中國如何從一個官僚化的工人國家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過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學生運動
1989年，北京的大學生原本計畫在五四紀念日舉行抗議，要求民主權利和反對中共官僚在市場化過程中的泛濫貪腐。他們計畫將抗議持續到5月中旬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但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突然逝世令學生運動提前爆發。大部分學生領袖認為，如果中共「開明派」掌權，將會在中國實現民主。胡耀邦和趙紫陽是所謂「開明派」的兩個主要人物。胡耀邦在處理八六年學運時採取寬鬆政策，因此被「強硬派」趕下台。
但無論是所謂的「開明派」還是「強硬派」，他們的首要目標都是維護中共統治。學生領袖對中共自我改良的幻想令他們不願擴大運動的規模，甚至對自行參加運動的工人報有抵觸情緒。部分學生領袖認為如果保持純粹的學生運動，會更容易令中共與他們談判。在八九革命後期，學生領袖拒絕讓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將總部設在天安門廣場。當外省的工農開始湧入天安門參加示威時，甚至有學生組成圍牆阻止人群進入。
工人階級
儘管如此，工人階級仍然自行加入運動。4月17日十多名工人發起「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備小組。除了對學生的同情之外，工人也反對貪腐和要求民主權利，而且要求組織獨立民主工會的權利。和現在一樣，官方工會只是中共的統治工具。到5月時，全國各省的官方工會總部外都有工人示威。
工人階級代表著不同的社會基礎，與學生運動之間有顯著的不同。工人階級不但具有經濟力量和凝聚力去挑戰統治權力，而且通過他們每天在工作場所的集體生活模式，獲得了組織新社會的目光。學生與中產階級很多時候率先投入鬥爭之中，能夠發揮進步作用，但單靠他們不能提供改變社會的綱領和領導力量。如果當時中國工人階級擁有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群眾政黨、強大的工人組織和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八九革命本有可能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國家。如果當時中國工人能夠成功，那麼將會點燃一場世界革命，扭轉蘇聯和東歐以及全世界的新自由主義浪潮。
然而不幸的是，當時工人階級並未認知到自己的政治角色和任務。工自聯沒有爭奪運動的領導權，當然也沒有要求將工人利益的訴求明確納入運動綱領之內了。
4月20日工自聯在天安門廣場西北角貼出告書，支持大學生的正義鬥爭，呼籲警察「站到人民一邊來」，並提出「國家官員及子女收入支出要公開」的要求。這些訴求是絕對正確的，然而若要警察和軍隊站到人民一邊，工人階級必須組織自衛委員會，將底層警員和士兵吸收到群眾組織的一方。只有強大而堅決的獨立組織才能讓國家機器脫離統治精英的控制。當工自聯在實際鬥爭中提出如此訴求時，其政治內容已經遠遠超出中共所能容忍的範圍之外，故此決不能單靠它自己的宗旨之一「監督中國共產黨」就實現這一目標。工人階級在鬥爭中的實際需要已經超越了工自聯的綱領了。
到了5月，由於沒有方向，運動的士氣已經減弱。學生開始以絕食行動來挽救運動。5月20日以後，北京學生愈來愈對運動疲倦，加上因為策略和政治的分歧，高自聯不斷改換領導人。剛好運動開始感染到外省群眾，外地學生接管了運動的主導權，還有外省工人和市民，挽救了陷入低潮的運動。天安門又再開始人頭湧湧了。
工人在行動上是堅決無比的。學生絕食期間，首都鋼鐵廠工人曾揚言：若有一個學生死去，他們將關掉一台煉鋼熔爐。李鵬在5月14日到擁有二十多萬工人的首鋼工廠，安撫工人。在5月17日， 工人打著獨立的單位旗幟，加入聲援學生的遊行隊伍。在這一階段，工人已開始提出總罷工，但遭到許多學生領袖反對。無疑這是致命的錯誤。
到了5月19日，工自聯才正式宣佈成立，除了呼籲工人罷工，也將指揮部搬進天安門廣場。正是這舉動驚動了中共政權，因為當工人階級正式介入運動時，將完全改變運動的性質，令運動可以威脅政權的存亡。因此中共下定決心全面鎮壓。在20日宣佈戒嚴令，禁止一切遊行、集會和罷工。各地大學生此時才開始動員到工廠區鼓動工人罷工。如果學生從運動一開始就進行這項行動，並支持總罷工的主張，將會對中共統治構成嚴重威脅，令中共知道鎮壓要付出統治代價，並且令運動有時間再次升級。
6月4日悲劇上演了，由工自聯組成的「工人糾察隊」、「工人敢死隊」負責堵住軍車進城，成為最為敢於犧牲的無名主角。而中共屠城最激烈的地區就是廣場北面，即工自聯的總部所在點。
就像今天一樣，帝國主義當時對八九革命和中國群眾的民主權利報有虛偽的態度。根據已經解密的資料，英國撒切爾政府刻意避免公開支持學生運動，以免破壞和鄧小平政權的經貿關係。而美國老布什政府在六四之後不久就派出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和鄧小平商討恢復經貿關係。帝國主義不希望中共政權倒台，他們想要利用中共的獨裁統治來維護穩定的中國市場，打壓工人權益和鬥爭，為西方跨國公司提供廉價勞動力。直到今天，儘管中美帝國主義進入對抗時代，美歐政府利用人權議題（例如新疆）向中共施壓，希望藉此迫使中共在經貿方面做出更大讓步，但美國資產階級對於中國和朝鮮仍然是報有這樣的態度。在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前，美歐從未像現在這樣關注過中共在新疆的嚴酷統治。
資本主義復辟
八九革命並不是一場從天而降的運動，當然更不是中共所聲稱的外國資本主義的陰謀。1980年代，中國經濟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快速增長之後出現危機，然後在1989年左右達到最惡劣的局面。通貨膨脹迅速惡化，到1989年時達到約30%。同時工人實際收入和生活水平下滑。官方工會在1987年的一份內部報告中說，當年城市居民的平均實際工資下降了21%。原有的公共服務體系被逐漸瓦解，令工人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貧窮、貧富差距以及官員貪腐導致工人和年輕人的抗議增加。在1986年底，中國就已經爆發過一場要求民主權利的全國性學潮，有數萬名學生參加。1987年1月1日，北京5000多名學生到天安門廣場和公安部遊行，要求釋放之前被捕的抗議者。隨後政府釋放了被捕的學生，這場運動結束了，但它成為兩年之後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的先聲。
為了應對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中共政府決定採取緊縮政策，收緊貨幣供應和貸款，結果導致經濟迅速下滑，以及大批鄉鎮企業破產。再加上從1980年代中農業產出就已經停滯，導致農村率先出現嚴重的失業問題。1989年春節後，中國出現了第一次民工潮。全國各地總共上百萬農民湧入城市尋找工作，甚至令全國交通樞紐癱瘓。在隨後的幾十年裡，進入城市的大批農民作為廉價勞動力，被資本家用來壓低工人收入和削弱工人鬥爭。但現在農民工已成為中國工人鬥爭的重要力量。
工人抵抗
中共的資本主義市場化政策從一開始就遭遇了工人的抵制。所謂的「改革開放」最初正是從城市開始的，但部分是因為工人的反對，被迫暫時轉向農村。最初，政府允許部分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自行處罰和解雇工人，甚至允許他們關閉一些效益不好的工廠。這是開始嘗試打破過去國家保障工人終身就業的制度，這也是發展私有經濟的必要條件，儘管當時政府還沒有打算走得那麼遠。這些勞動力市場化的初步政策遭到工人反對，令中共擔心導致社會不穩定，再加上通貨膨脹問題， 1981年中共決定暫停城市改革，將重點轉向農村，同時又於1982年從憲法中刪除了工人罷工權。
幾十年的官僚體制、貧窮以及大躍進造成的饑荒和死亡令農民對公有制失去熱情。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在農村的私有化政策，即分田到戶，進行地更加順利和迅速，儘管並非沒有遇到阻礙。而農村的經濟改革又反過來被用來為城市改革提供「合理性」。
到了1983年，政府開始允許國有企業招聘合同工。合同工不是終身僱用，而且勞動安全和福利也低於過去的國企工人。但當時中共還不敢徹底瓦解過去的就業體系。有海外學者評論說：「政府未能在1986年於國企和集體企業內施行《勞動合同法》，官方將此歸咎給官僚主義和企業管理人員不知道為什麼和怎樣施行這部法律，但其實工人也大力反對勞動合同制。1988年，企業管理人員獲得更大的權力，政府允許他們解雇工人，但他們仍未能克服車間裡反對勞動合同制的阻力。在1986年僅6%的國企工人是合同制，1994年則增加到四分之一。」
從工人對於市場化政策的抵制可以看出，中共稱八九革命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反革命完全是在扭曲事實。雖然部分學生領袖主張全面市場化，但總體來說學生內部在經濟政策上並沒有一個清晰的統一立場。當時許多學生在抗議中高唱國際歌。那些主張激烈市場化的學生也令工人感到反感。
加速市場化
但64屠殺以及隨後的全國鎮壓改變了力量對比。在64之後，全國約兩萬人被捕，其中大部分是工人。1.5萬人被判「反革命罪」入獄。鎮壓瓦解了中國工人階級當中最活躍的抗爭力量。如果不是這樣，隨後而來的國企破產和私有化政策將遭遇工人更大的反抗。實際上，也正是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開始的新一輪市場化浪潮開始，中共才決定將國企私有化。從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有5000多萬國企工人失業。自南巡之後，中國市場化改革更加迅速。除了消滅大批國有企業之外，中共還在西方大銀行的幫助下建立了現代資本主義金融體系。這個體系很大程度上就是由美國銀行家設計的。同樣是在1990年代末，中共開始制定《物權法》，但由於擔心政權內外對於資本主義復辟的批評，直到2007年才正式通過。《物權法》的通過被視為中國最終正式恢復了私有產權。
蘇東劇變
八九革命也不是中國內部的一個孤立事件，而是發生在當時蘇聯和東歐史太林主義政權的普遍危機之下。就在天安門屠殺幾個小時之後，波蘭開始了42年來的第一次大選，團結工會大獲全勝。現在很難說如果八九革命完幾個月爆發，在東歐史太林主義政權垮台的背景下，八九革命是否更容易成功；或者正是六四屠殺加速了蘇東史太林主義政權垮台。
史太林主義政權倒台的根源，在於所謂的「共產主義」官僚無法發展國有經濟。如托洛茨基所說，計畫經濟需要工人民主，就像人體需要氧氣。由於缺乏工人民主，工人國家的經濟在官僚的不當管理之下越來越來落後於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在1980年代，新技術給經濟生活帶來革命性改變，也令兩者的差距變得更大。托洛茨基等馬克思主義者呼籲工人發動政治革命，推翻寄生性的官僚和獨裁政權，從而通過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社會充分發揮公有制和計畫經濟的力量。如果沒有工人的政治革命，「共產主義」官僚的統治會帶來極大破壞，令社會倒退回資本主義。
八九革命的失敗和中共政權的血腥鎮壓，以及隨後的新自由主義反動政策，沉重打擊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士氣。從客觀上說，農村的數億後備勞動力被動地成為中共和資本家打壓工人生活水平和反抗力量的工具。但是在幾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工人正在恢復信心。經濟瀕臨危機，而且開始出現重大的工人鬥爭，意味著中國存在革命性巨變的巨大潛力。中港工人和青年鬥爭須要吸取八九革命的經驗和教訓，須要建設一個群眾性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開始時會是地下力量），以真正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替代方案取代中共獨裁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