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教育資源不足，填鴨教育這種低成本的模式成為普通家庭學生的唯一選擇
周毅 中國勞工論壇
2019年高考於6月7-9日進行，報名人數達1031萬。高考被視為大多數學子與家庭改變命運的最可行途徑。為激勵高三學生拼命，高考前夕的中學校園也不乏「提高一分，幹掉千人」、「吃苦受累，視死如歸」等極端標語。
高考這一基本只考察學校課業知識、以分數為唯一評價標準的篩選機制，被很多人視為最公平、最利於普通人家向上流動的通道。但正如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狀元」熊軒昂所說：「高考是階層性的考試，農村地區越來越很難考出來，我是中產家庭孩子，生在北京，在北京這種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資源，決定了我在學習時能走很多捷徑」。熊軒昂的父母都是外交官。
家庭背景影響教育資源
家庭背景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學生能夠得到的教育資源，包括家庭內的日常教育和補習班，進而影響他們的成績和升學機會。根據「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就讀北大、清華和人大的學生中，有30%自我評價來自中上或上層經濟地位的家庭，而在北京的其他大學該比例不到18%。在建基於不平等的資本主義之下，不可能有真正公平的教育和考試制度。教育緊縮（特別是農村過去的撤點併校）、戶籍制度和各地區經濟不平衡令問題更加複雜、嚴重。
富豪家庭的子女乾脆可以避過高考。中國目前有逾800所國際學校，入讀這些學校的學生可以躲避高考、進入國際頂尖名校，而高中畢業後直接出國讀大學的學生亦有數十萬，但是入讀國際學校與出國讀大學的費用僅少數富裕家庭可承受。不久前，西安步長製藥集團董事長趙濤被揭發花了650萬美元進美國斯坦福大學讀書，更是引發熱議。
由於公共教育資源不足，填鴨教育這種低成本的教育模式成為絕大多數普通家庭學生的唯一選擇（其實甚至不能說是選擇）。他們必須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死記硬背語文、數學、外語等「主要科目」的知識，犧牲了批判性思維與創新能力。在高考「指揮棒」下，人文教育非常薄弱，體育、音樂、美術等課程也常被「主要科目」佔用。為了學校的升學率，大部分中學生還須在校晚自習，在週末與寒暑假還被迫到校補課。如此處境下的學生，難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發展興趣愛好或關心時政，而完全淪為考試機器。越來越多年輕人批評中國畸形的教育制度甚至不能滿足就業需要！中共政權哀嘆中國「人才匱乏」，這其實是它自己的資本主義緊縮政策造成的結果。
高考帶來的巨大壓力，也催生了「祈福」產品市場，這些商品本質上只是普通的筆、蠟燭等物件，僅因為和高考扯上關係而價格漲上數倍，而算命等迷信服務也在高考期間受到部分考生家長追捧。更有部分家長給孩子服用「聰明藥」，期望提升學習能力。然而這類「聰明藥」屬於中樞神經興奮劑，並不會真的提高服用者記憶力或智力；服用者需要每日不斷增加劑量以保持原有效果，迅速停藥後會出現顯著副作用。訴諸迷信或「聰明藥」是學生與家長面對「一考定終身」極度焦慮的表現。
前景黯淡
儘管工人和農民家庭的花費如此巨大的努力考上大學，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前景卻越來越黯淡，特別是那些不是畢業於「精英大學」的學生。麥可思研究院發佈的《2019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就業藍皮書）》顯示，2018屆大學畢業生平均月收入為4624元，面對持續上漲的衣食住行成本顯得捉襟見肘。該報告還指出，部分專業畢業生連續三年存在失業率高、薪資和就業滿意度低落的問題。
此外，隨著職場對學歷的要求持續提高，越來越多的中國大學畢業生選擇深造，希望獲得更高的起薪，但是讀碩士、博士需要投入時間和金錢以及推遲就業、較晚開始得到收入所帶來的壓力。
從「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一開始，基層家庭的學生就處於不利地位，而現在高考已成為篩選出「中間階層打工者」的機器。沒有上過大學或者只是受過職業教育的年輕人更是淪為「廉價勞動力」。社會主義者主張，所有公共教育機構全面公有化，由教職工、學生與家長民主制訂課程與政策，讓每一名學生不論出身如何都有享受免費、優質、全面教育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需要民主的公有制和計畫經濟，讓工人管理經濟和社會，從而使每個人得到平等、優質的生活條件，才能消除教育以及整個社會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