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大強權都會在新冷戰中雙輸
近兩年來，中美帝國主義衝突全面爆發，令全球資本主義和國際關係進入新的階段。許多評論家談到「新冷戰」，而在某個情況下，社會主義者也會如此描述（這是全球性鬥爭，但不是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之間的鬥爭）。如今，儘管其他帝國主義勢力間的競爭（歐盟、俄羅斯、印度和日本等）也很重要，中美這兩個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日益激烈的競爭已經成為全球政經發展的主軸。
劍拔弩張
英國《衛報》在社論中警告說：「中美關係現狀令人想起1914年的夏季（一戰前夕）。」在其他任何歷史時期，在當今世界局勢中出現的國家之間和地區之間緊張局勢很可能預示著帝國主義戰爭的來臨。但由於帝國主義都認知核武器的毀滅性，戰爭將變得不可能發生。但是，正如我們已經在敘利亞和也門看到的那樣，由與敵對帝國主義勢力聯繫的國家和武裝團體作為代理人之間的衝突是可能的， 而且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這種衝突會變得更加廣泛。
中美關係已變成一場跨領域的鬥爭，涵蓋經濟、科技、全球外交與地緣政治、軍事競爭和「意識形態」（或者說是中國和西方用意識形態語言試圖掩蓋謀求利潤、市場和國際地位的鬥爭）。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突然意識到，一種「危險的專制制度」存在於中國，它實施殘酷鎮壓，例如對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的大規模監禁和對香港民主權利的侵犯。西方的資產階級政客有著一種令他們被「誤導」「欺騙」的迷思，以為隨著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中國將演變為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經濟體。而多數西方政客從未抱有如此幻想，而始終期望的是從中國規模龐大勞動力和不斷成長的市場中獲利。西方政府近期對中國態度的轉變與未實現的承諾無關，與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和國際競爭加劇之際中國日益成長的經濟和政治實力無關。
特朗普政府
於2018年中發起的貿易戰只是衝突的一方面，但這也立即引起全球資產階級的擔憂。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這是再一次全球經濟衰退的最可能誘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警告說，中美貿易戰到2020年可能使全球經濟損失7000億美元，「相當於蒸發了一個瑞士的經濟」。
後全球化時期
世界資本主義正離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近40年來佔主導地位的趨勢），並進入「地緣經濟」時代，在這一時代，主要帝國主義勢力間的利益衝突是主導因素。在「國家安全」影響經濟政策的同時，國界得以強化。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在這方面做得最絕，為世界其他地方作出了示範。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口號和作為其最重要戰場的中美衝突，反映出更廣泛的去全球化進程。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來，我們見到各資產階級政府從1980年代以來主導資本主義發展的許多過程1.1萬億美元，佔全球GDP的比例則降至自1999年
以來的最低水平（1.3％）。
特朗普的關稅戰
與小布殊在2003年講的「任務完成」一樣，特朗普在2018年聲稱「貿易戰是好事，很容易贏」的說法被現實打臉。儘管雙方在10月份達成基本只浮於表象的「臨時協議」，美國對中國展開的關稅戰始終沒有降溫的跡象。衝突已升級多次——2018年7月、9月以及2019年5月、7月均有新的關稅徵收或對既有關稅的調漲，並且特朗普威脅要在12月再進一步徵收關稅。如果進一步徵收，97%進入美國的中國商品都會被徵收平均27％的關稅。
隨著特朗普的關稅和中國的反制措施或多或少地永久化，貿易戰中最有可能出現的是長期僵局。而隨著選舉到來，特朗普可能會降低某些關稅。摩根大通（J.P. Morgan）估計，特朗普目前的關稅水平將使美國每個家庭每年平均損失1000美元。中美兩國政府都希望令關稅戰降溫，但他們為「輸掉」這場貿易戰所需付出的巨大政治代價也使他們陷入困境。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預測（2019年10月），中國經濟受挫或將更加嚴重，短期內損失2％GDP，長期內損失1%GDP。從短期和長期來看，美國的GDP都將損失0.6％。諷刺的是，中國在2019年前9個月的貿易順差增長了36％，達到2980億美元。據彭博社報導，雖然中國的出口也受到影響，但是進口下降幅度最大，這使中國首次於21世紀「淨拖累全球需求」。
但是對於中共政權而言，眼前的經濟不景狀況比不上其他更令其擔憂的事情，這些擔憂削弱了其對與特朗普迅速達成任何協議的興趣與念頭，並導致其採取了拖延戰術，而談判只是為了表演。習近平將中國目前情形比作「新長征」，強調中國人民需要「犧牲」和進行「長期而複雜的」鬥爭。
去工業化
倘若習近平政權在與美國的對抗中暴露出弱點，那將會對他造成非常高的政治風險。此外，習政權現在正面臨這樣一個現實——即使與特朗普達成一項成功的協議或達成妥協，中國經濟所受的傷害已無法逆轉。政治學家裴敏欣評論道，在中國統治者眼裡，「與美國達成的貿易協議的價值已大大降低，因為特朗普的關稅已經對中國的製造業造成了長期的巨大傷害」。
關稅加快了製造業將生產線移出中國的趨勢，這些生產大多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少部分轉移到墨西哥。根據美國商會統計，有41％的美國公司已經或正考慮將生產線從中國搬走。回流在日本和台灣企業以及資本設備和電子領域（這兩個領域對中國實現工業現代化至關重要）最為普遍。
特朗普的關稅沒有促成美國製造業復興，而且就業職位沒有像他所言回流美國。製造業崗位佔比持續下降。據勞工局稱，特朗普於2017年上任以來，美國增加了近600萬工作崗位。因此，佔總就業人數10%的製造業工作機會應增加60萬，但實際增加不過約40萬。
根據美國商會委託發表的一份報告，如果特朗普的關稅維持在目前水平，則會造成到2029年的十年間美國GDP流失1萬億美元的累積影響。特朗普不太可能考慮到這麼長遠的事情。他關心的是2020年大選，而大選可能加大達成保住面子的「協議」和放寬某些關稅以促進經濟成長的壓力。但是，達成協議的可能性儘管仍存，卻因中美雙方立場趨於強硬而變小。一方面，中共政權不願重演之前的表面上的讓步，遠不能滿足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此前堅持的「結構性改革」要求。另一面則是美國政界反華情緒的增強，使特朗普反而成為對華「溫和」派。
美國統治階級內部，無論資產階級政黨還是國家機器，都圍繞更激進的反華立場發生了急劇的政治轉變。正如《經濟學人》指出的那樣，「這早於特朗普之前發生，並將在他之後持續」。這一轉變的速度使中共政權感到驚訝。北京最初指望它對華爾街的重大影響以度過難關，並向特朗普施加壓力，以削弱其貿易政策。但是，儘管對於應否實施關稅有不同意見，不過現在大多數美國企業都支持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路線。
「百年衝突」
《孫子兵法》中提到：「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戰爭曠日持久而有利於國家的事，從來就沒有過。）」中美兩國都將因長期的衝突而蒙受損失。《金融時報》副主編沃爾夫（Martin Wolf）預測這將是一場「百年衝突」（《金融時報》，2019年6月4日），結論與我們的相似。很明顯，這種衝突主要不在貿易。他寫道：「目的是要確保美國霸權。」沃爾夫警告說：「而手段則是通過控制中國，或與中國分離。」他對國際資產階級更具遠見的一派表示悲觀，並表示：「任何相信基於規則的多邊秩序，任何認為我們的全球化經濟乃至和諧的國際關係能夠在這場衝突中留存的想法，都是自欺欺人。」
《經濟學人》的特別調查「一種新型冷戰」指出：「最初與蘇聯的冷戰以美國勝利告終。在中美新冷戰中，雙方都將是輸家。」在持久戰中，不可避免地經歷起伏，兩個主要的帝國主義強權相互削弱——這種觀點具有深遠的革命意義。
中國的一帶一路旨在形成由中國主導並涵蓋亞洲、非洲和歐亞大陸的經濟區域，已不可避免地成為中美帝國主義主要戰場。一帶一路始於2013年，涵蓋70多個國家、逾60％的世界人口，被比擬為中國的「21世紀馬歇爾計劃」。在一帶一路支持下，中國的貸款用於修建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管道和礦山，使相關國家因債務依存而與中國經濟緊密聯繫。一帶一路對中共獨裁政權的重要程度之大，見於當局在2017年前所未有地將其寫進憲法，表明其不可逆轉。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就是「中國特色帝國主義」輸出資本（主要是國家資本）的手段。通過一帶一路，中國經濟正在從太平洋群島到巴爾幹半島建立一個巨大的的經濟和政治影勢力範圍，這不免衝擊美國和其他大國的利益。
歐盟對一帶一路進入東歐和南歐感到震驚，其中義大利於2019年3月成為歐盟首個加入一帶一路的G7成員國和歐盟創始國。對此，歐盟稱中國為「系統性對手」。
2000年至2017年，中國對開發中國家的貸款猛增10倍，已逾5萬億美元。這使其成為世界頭號官方債權國，遠超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但是，中國信貸的這種迅速擴張給國家及其銀行體繫造成的代價也越來越大。2008年以來為維持國內經濟成長而進行的史無前例的信貸擴張令現在中國銀行系統承受著巨大壓力。中國地方銀行業（按資產計佔整個銀行業的1/6）的紓困浪潮以及（內蒙古）包商銀行自1998年以來的首次國有化都證實了這一點。人們擔心區域性銀行業危機可能蔓延至大銀行，或將造成系統性危機。
世界銀行2 0 1 9 年開始的一項研究指出，一帶一路投資中近一半用於能源部門，1/4用於交通運輸。因此，中國的一帶一路投資主要集中於為中國工業提供動力的原材料開採和運輸，以加強殖民經濟關係，而非促進全面經濟發展。
至關重要的是，一帶一路也是中國長期工業產能過剩問題的出路。這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下多年來債務驅動的擴張的結果，受限於國內市場因群眾消費能力，造成了生產力與國內市場之間的嚴重失衡。隨著中國住房市場成長放緩，許多地區的基礎設施達到飽和，以建造、電力和鐵路建設為主的中國大企業需要開拓新的市場。
中國鋼鐵產能過剩通常估計介於3.25至3.5億噸，相當於印度、日本和美國（僅次於中國的三大鋼鐵生產國）的年鋼鐵總產量。而當前水泥行業的全球產能過剩有45%來自中國。根據中國官方數據，該產能足以「滿足未來至少20年的全球需
求」。
習近平及其執政集團吹噓一帶一路，一方為了進行黨內權力鬥爭，也是為了在經濟放緩的背景下增強中國資本家已經動搖的商業信心。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分析，一帶一路被分配了1萬億元的這個金額是「都市神話」。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貸款和投資的實際水平可能接近這一數字的1/4或至多1/3。
在2 0 1 9年，中共宣傳機器對一帶一路的狂熱度明顯降低。隨著問題債務增加和爭端的發生——哪個政府控制某個項目（巴基斯坦）、環境破壞（緬甸）、腐敗（孟加拉國）、債務問題（馬來西亞）激增——中共政權降低了期望。美國從2018年開始的一項研究發現，一帶一路沿線68個國家中有23個面臨債務問題。2019年，北京宣布對貸款和項目進行更嚴格的監管。中國一個智庫的發言人宣稱：「一帶一路不是做慈善」。
從先前宣稱一帶一路時躊躇滿志，而後來態度轉變，顯然受到中美衝突的影響。去年，美帝國主義開闢了一條新的戰線，對一帶一路採取了政治反攻，旨在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煽動反華情緒，並加大對北京的壓力。現在，一帶一路被譴責為「債務陷阱外交」和「掠奪性經濟學」。這種來自美帝國主義代理人的說法是偽善中最劣質的一種。橫跨所有大洲甚至包括北極地區，這場鬥爭都將加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