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工人階級如何阻擋右翼政變，甚至幾乎奪取政權，卻再次遭到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背叛
Marcus Hesse 社會主義替代SAV（ISA德國支部）
經常聽到一種說法，說德國不可能有總罷工，遑論革命。然而，一百年前德國工人階級卻非常接近奪權的狀態。在薩克森、圖林根，特別是魯爾，工人階級成立紅軍。總罷工擊潰了企圖推翻共和國的右翼軍事政變，使政變發動不到五天後就陷入尷尬窘境。
歷史上有那麼一短時間，勞動人民能實現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願景。工人們掌握了權力，而社會民主黨（SPD）政府和工會官僚卻對此退卻。而後社民黨政府動用正規軍來對付工人起義，而這支軍隊卻也是幾天後變成了反過來要推翻社民黨政府的軍隊。社民黨背叛工人階級不是第一次，僅在一年前，李克卜內西（Karl Liebknecht）、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許多革命者，已被社民黨政府和自由軍團謀殺。
十一月革命：第一回合。
1918年11月，基爾水兵叛變並發動全國起義，瓦解君主制和帝國，而各大城市日以繼夜成立了工人和士兵委員會。接連好幾個星期，權力一直掌握在這些委員會手裡。當戰爭結束時，就連中產階級也為社會主義做好了準備。然而與俄國革命不同的是，德國當時缺乏革命黨。從前線返回的大多數士兵還信任被陳腐的領導層控制的社民黨，因為社民黨正是革命群眾自己付出巨大犧牲才建立起來的。更為左傾的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以及更加左翼的斯巴達克斯同盟（1919年成為德國共產黨KPD），則只能組織到政治意識先進的少數工人階級。
社民黨領導人利用自己的權威，將革命導向到捍衛資產階級秩序和議會制度的死路。他們設法說服工人和士兵委員會變相放棄自己的權力。同時，他們與舊軍隊將軍達成交易，以利暴力鎮壓工人革命活動。
革命的工人仍勇敢抵抗！共和國總統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及其國防部長諾斯克（Gustav Noske）同屬社民黨領導層，他們隨後對工人動用軍隊。這支軍隊有極右翼主義戰鬥部隊「自由軍團」（Freikorps）參與其中。他們號稱要恢復「秩序」，對付「斯巴達克份子的威脅」。而社民黨機關報《前進報》（Vorwärts）中甚至刊登自由軍團的招募廣告。
總統艾伯特當時評論說：「我像討厭罪惡一樣厭惡革命！」他的國防部長諾斯克（Noske）說：「必須有人扮演尋血獵犬的角色，而我責無旁貸！」隨後他便用沾滿鮮血的手履行他所說的話。1919年1月，歷史所稱的柏林斯巴達克斯起義被鎮壓了、革命的人民海軍師（Volksmarinedivision）被解除了武裝、作為獨立社會民主黨黨員的左翼警察局長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被罷免。盧森堡、李卜克內西和約基希斯（Leo Jogiches）被謀殺。
革命鬥爭於血泊中的慘敗帶來了後續影響：1919年二月的國會大選將社民黨和資產階級變成了議會多數；獨立社民黨依然軟弱；德共在違背盧森堡的建議下杯葛了選舉。但在三月份，工人們已採取政治罷工，對抗軍隊和自由軍團的殘酷鎮壓，這些武力是由諾斯克部署到每個發生無產階級起義的城市，並實行軍事戒嚴統治。執行鎮壓的自由軍團和軍人中，有些人之前已曾在非洲進行過殖民戰爭的洗禮，例如馬爾克（Georg Maercker）將軍。過去他對「土著」施加的恐怖行徑，被他的部隊帶進德國工人社區。
當時在不來梅成立了一個後來遭到軍事鎮壓的蘇維埃共和政權；在漢堡地區也有起義反對糧食控制；而自由軍團在慕尼黑尤其殘酷，1919年4月該地建立起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且延續了好幾星期，隨後遭到自由軍團中惡名昭著的埃爾哈特海軍陸戰旅（Marinebrigade Ehrhardt）的鎮壓，在社民黨領袖的許可下，這支部隊在1920年繼續發揮反革命的作用。
自由軍團的屠殺是如此嚴酷，他們甚至錯手開槍射殺天主教團契的參與者，只因為他們是工人，且看起來像斯巴達克主義者。而像是尤金（Eugen Leviné）這樣的德國蘇維埃勇敢的領導者也遭到處決。在那之後，慕尼黑成為法西斯團體的溫床。納粹黨（NSDAP）於1919年在那裡成立不是沒有理由的。
幾乎無人想要的共和國
1919年間，工人和士兵的委員會逐漸被資產階級國家取代。儘管在產業層面，他們的影響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然而政府和工會官僚逐漸讓工兵委員會喪失實權，將之轉變為今天依然存在並致力於勞資調和的工作委員會。當時工會領導層還與德國最大資本家雨果．施廷尼斯（Hugo Stinnes）簽署了一項秘密協議。
社民黨的背叛已經無法向工人階級掩飾，此時獨立社民黨和德共都獲得成長，並且一度變得同樣強大，噬血的諾斯克已淪為遭人厭棄的人物。然而，仍然年輕的德共此時已喪失了盧森堡、李克卜內西等傑出領袖人物，而且時而得進行地下工作，並糾纏於內部派系之爭（例如是否應以革命黨之姿參加議會選舉、應否在大型工會中進行工作）。拒絕上述做法的黨內極左派，一開始很有力量，並分裂為德國共產主義工人黨（Kommun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但工人仍繼續拒絕資本主義。即使在1919年3月的罷工和對蘇維埃共和國的鎮壓之後，工人鬥爭仍在繼續。1920年1月，在柏林國會大廈前發生大規模示威遊行，反對新的《工人委員會法案》，該法案旨在限制工人委員會的權利。政府對示威群眾派出軍事化和準軍事化的保安警察，並向人群開槍，其中逾四十人遭殺害，逾百人受傷。主導這場屠殺的是吕特维茨（Herr von Lüttwitz）將軍，而他僅在兩個月後就參與反共和國的政變。這場示威之後，當局實施了德國議會方圓一英里內禁止抗議的禁令，而且這條禁令直到今天依然生效。
議會制共和國所擁有的制度儘管只是形式民主，但向工人做出社會讓步、賦予女性投票權已經太超過了激進右翼的接受範圍。正是艾伯特／諾斯克政府放任自由軍團做好了全副武裝，準備好對付革命工人。當時還有准軍事化的保安警察和武裝民兵，當中許多人成為了後來的納粹衝鋒隊（SA）、納粹親衛隊（SS）、以及納粹的領導層。他們代表了反猶思想。納粹的卐字符號早於1919年就已經出現在埃爾哈特海軍陸戰旅的頭盔上。
資產階級共和國得到了社民黨、天主教中央黨和自由主義者的支持。他們也是與盟國談判賠償並簽署《凡爾賽條約》的代表，該條約將戰爭歸咎於德國，要求人民賠償數十億美元，幾乎每個德國人都對其恨之入骨。
這讓激進右翼有借題發揮的空間來加大鼓動。威瑪共和已經超過了右翼和舊權貴的接受程度了，但同時能給工人階級的卻少得可憐。資本家和舊國家機器依舊存在。誰想改變這一點，誰都會感受到國家及其右翼同盟的聯合壓制。
右翼發動政變，艾伯特被迫下台
1920年3月，右翼看到了擊垮共和國和強大工人運動的時機。當艾伯特和諾斯克決定在英法資產階級施壓下縮減國防軍編制時，右翼有了行動的藉口。解散自由軍團的事項將被強制執行。這促使呂特維茨將軍和右翼政客卡普發（Kapp）動了針對艾伯特政府的軍事政變。參與政變的包括埃爾哈特海軍陸戰旅，以及殺害盧森堡的兇手沃德瑪（Waldemar Pabst）等右翼激進分子和軍人。
這場政邊獲得著名的德國右翼激進分子，以及法西斯團體「國家統一」的支持（當時法西斯這個字眼還沒在國際上惡名昭彰）。大企業家施廷尼斯和其他資本家大方捐錢贊助這些團體。後見之明的我們知道，當時社民黨政府早被警告過可能爆發政變。但是他們什麼也沒做。昭然若揭的是，政變分子甚至還想把社民黨的諾斯克部長爭取過來，然而斯諾克沒準備要走得那麼遠。
3月12日至13日晚間，埃爾哈特海軍陸戰旅向柏林進軍。政變份子宣布罷免艾伯特社民黨政府，禁止一切罷工和示威並宣布戒嚴。艾伯特和諾斯克怯弱地逃到了德勒斯登（Dresden），試圖獲得國防軍將軍梅爾克（Maichcker）的支持，這號人物在1919年謀殺工人而惡名昭彰。儘管他沒有加入政變，但他並不準備反對政變或捍衛議會民主。因此，社民黨領袖不得不再次收拾行裝，逃到安靜的斯圖加特（Stuttgart）。當他們看到軍方已經沒有任何一派準備提供保護的時候，他們要再次思考。
在許多地方，左翼和工會主義者由下而上湧出來組織革命執行委員會來反對右翼政變。他們建立了網絡，在許多地方停止工作並武裝自己。艾伯特和諾斯克此時束手無策，才決定呼籲工人階級幫助他們擺脫「自己造就的處境」，但理應是右翼社民黨人與德國工會聯合總會（Der Allgemeine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ADGB）工會領導人萊根（Legien）去負責這些事項。工人組織開始各種商議，因而社民黨、獨立社民黨和工會開始呼籲在1920年3月14日對右翼政變進行總罷工。
德國共產黨最初拒絕參加，因為不想支持艾伯特和諾斯克，但僅在一天後便轉而加入。第一天，許多德共成員已參加罷工。從工人、一般僱員到公務員，這場總罷工幾乎是擴及各產業。僅在魯爾區（Ruhr），就有逾十萬名礦工進行罷工，全國各地共有數百萬。政變失敗了，罷工讓所有火車無法運行、電源也停止供應，沒有任何東西能繼續運作。僅五天後政變惡夢就結束了。卡普逃到國外，呂特維茨將軍辭職。艾伯特一幫人又回到政府。工人及其厭惡的斯諾克不得不辭職。
支持總罷工的工會於3月18日就九點聯合綱領達成共識，這份綱領提出了深遠訴求，包括社會化各個企業、徵收大片農田並建立純粹的社會主義政府。否則，他們就要繼續罷工。但經過了與執政黨的談判後，3月20日卻換得妥協，被接受的綱領中九點基本訴求遭到淡化。但是，在獨立社民黨的施壓又導致進一步的談判和退讓。到了最後，大部分的承諾很快被收回，政變分子只遭到非常溫和的處分。自由軍團逐漸併入正規國防軍和國家機器，沒加入的也不會一直失業──他們轉而加入到新的民族主義政黨及其武裝力量。
德國中部和魯爾：從總罷工到武裝起義
在總罷工期間，工人階級的武裝組織已在產業中心建立起來。他們跨越黨派組織，由共產主義者、左翼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主義者組成。在魯爾地區，他們以俄國和1919年慕尼黑的革命為先例，自稱為「紅軍」。
在德國中部工業區，武裝工人宣布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並得到了戰鬥性工人委員會的支持。他們組成了「革命人民軍」。在福格特蘭，被德共開除的共產主義者馬克斯‧霍爾茲（Max Hölz）號稱為「紅色羅賓漢」，他與游擊隊強行沒收富人的商品，並將其分發給該地區的窮人。結果，德國國防軍和自由軍團再次進軍薩克森州和圖林根州。在魯爾區，組成了一支強大的紅色魯爾軍，由約80,000名戰士組成。權力再一次到達了共產主義工人觸手可及的範圍內。
面對工人革命，艾伯特的社民黨政府像1918年11月那樣反應，再次利用軍隊武裝右翼激進分子的武裝，而這些人卻也是剛發動政變反對社民黨和革命工人的群體。1920年4月，中將奧斯卡（Oskar von Watter）指揮自由軍團和國防軍，鎮壓了魯爾紅軍及其同情者的起義。許多地方也部署了民防部隊和全副武裝的保安警察。魯爾地區的礦工以罷工來回應當時好幾場屠殺。但到了4月6日，革命者遭到擊敗。再一次，作為最大工人政黨的社民黨，其導層控制了最大工會聯盟ADGB，這就像從工人階級背後捅一刀。
這只是一場戰鬥，但不會是最後一場戰鬥
鎮壓很殘酷。霍爾茲（Max Hoelz）和許多人入獄多年。魯爾或薩克森州的許多工人階級家庭，必須哀悼被部隊及其右翼盟友殺害的家庭成員。受害者數以千計。確切數字銷聲匿跡，因為許多工人被捕後遭殺害的真相被掩蓋了，或者被官方宣稱是在戰鬥中死去。1920年3月的鬥爭已被歷史證明是另一場德國共產主義者慘敗的血腥事件。
但此後，德共卻得到增長，這或許是因為社民黨領導層已暴露出背叛工人的政治本質。在德共的左邊，獨立社民黨也得到了發展。1920年，德共與獨立社民黨的多數派合併成一個群眾性政黨。1921年3月，德國中部礦區發生了另一起武裝起義。 即使行動沒有成功，但統一戰線的策略，即工人政黨之間的合作，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這場革命浪潮一直持續到1923年秋天。
總罷工顯示了工人階級團結戰鬥的力量。革命者只有在現實的鬥爭中通過實踐以身作則，展示他們有值得為之奮鬥的綱領，才能贏得群眾支持。
革命失敗的原因有很多：這是由於社民黨領導層的有害影響及其對工會的牢固控制，以及年輕的德共的政治弱點，有時落後於局勢，有時卻採取冒險行動。
1920年卡普政變教導我們，統治階級隨時準備犯下罪惡來維持權力。如果有必要，他們會差遣軍隊和右翼極端分子。儘管這些右翼反對資產階級民主，但只要他們能有效鎮壓左翼，統治階級不介意與他們合作，這就是1920年3月發生的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