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計畫必須是建立一個多種族的工人階級運動，以終結整個資本主義
Keely Mullen
（美國 社會主義替代）
5月25日晚上8點25分，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呼吸停止了，過了一會兒他的脈搏也停頓了。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德雷克沙文（Derek Chauvin）卻要等到兩分鐘後，才把膝蓋從弗洛伊德的脖子上移開。不到一個小時後醫生即宣告弗洛伊德死亡。
弗洛伊德逝世的那天，我們已經被封城超過兩個半月的日子了。數百萬美國人因為新冠肺炎失去親人，很多人只能在隔離中孤單地承擔傷痛。數千萬人失去工作，還有更多人被迫減少工時與工資。下個月的租金繳交期限很快就要到期了，許多家庭又要再次想破頭，看看有沒有辦法應付房租和民生物資，甚至要在這兩者中只能選一個。
這一切已經對黑人工人階級造成巨大傷害。美國黑人群體感染新冠肺炎的機率是白人群體的三倍。黑人失業率是所有族群中最高的。正是這種背景，使得弗洛伊德之死點燃了50年來美國最廣泛的抗議運動。
從弗洛伊德被謀殺那天晚上開始，群眾抗議活動和占領從明尼阿波利斯席捲到全美國。這標誌著黑人生命權運動 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進入更加成熟的嶄新階段。
美國各州都出現遊行示威，遊行場次比起2017年1月全美超過650場的女權遊行還要多，而且不只侷限於大城市或北部，美國南部也舉行了上百場抗議活動。在六月六日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中，數十萬人上街走上華盛頓特區街頭，也有數十萬人走上全國各地的城市街頭。
這些抗議充滿義憤之情，主要由黑人青年領導，但是參與的人群顯然來自不同種族。一個簡單的凝聚性訴求使成千上萬青年在一個又一個城市走上街頭高呼：不容警察殺害無辜黑人，必須全面廢除種族主義警察暴力！
特朗普的「法治與秩序」
比起2014至2015年的 Black Lives Matter運動，這次運動是一次出全面的反抗，並且佔領了許多城市。
在明尼阿波利斯，抗議者將弗洛伊德去世的地點變成運動總部，並建立起一個長期基地。
同樣，在布魯克林的巴克萊運動中心（Barclay’s Cente），周圍街區幾乎成了示威者的家。日間，兒童和攜家帶眷的市民上街遊行，而晚上則有青少年們接力，幾乎像在輪班。
這些抗議活動之所以在某些城市變成更廣泛的反抗，一部分是因為警察對一開始的示威活動進行殘酷鎮壓。警察反複把催淚瓦斯，橡膠子彈和警棍，朝著和平抗議者毒臉上招呼，甚至好幾次開車衝進人群。
隸屬社會主義替代的西雅圖市議員薩旺特（Kshama Sawant） 向市議會提出修法，要求禁止警察使用化學武器（催淚瓦斯、胡椒噴霧）、橡膠子彈/爆炸球/布袋彈、水砲和音波武器。這個要求已經得到廣泛響應，顯示民選的社會主義者如何能夠發揮重要作用。
雖然警察對付示威者的方式已經相當野蠻，但與特朗普希望對抗議者施加的暴力相比，仍然是小巫見大巫。他敦促各州州長要「打擊」示威者，他還說：「他們開始搶，我們就開槍」。他派美軍進駐華盛頓特區，還威脅要向其他城市部署軍隊以鎮壓運動。他叫警察和國民警衛隊對白宮外的和平抗議人群發射催淚彈，只因為他要去教堂拍張手持聖經的作秀照片。
特朗普威權主義式的口頭威脅，得不到美國公眾甚至是自己政府內部的支持。很多高級軍官反對動用軍隊。目前，62％美國人認為抗議是合理的。更令建制派震驚的是，54％美國人認為，燒毀明尼阿波利斯第3派出所的行為是合理的。
特朗普作風和警暴鎮壓只會火上澆油。特朗普試圖用殘酷鎮壓把自己塑造為「治安總統」，讓人覺得他是前總統尼克遜再世，因為尼克森在1968年靠著「法治與秩序」（Law and Order）的口號贏得選舉。但是兩者背景完全不同，1968年選舉時，尼克森第一次參選，而他的對手莊遜及其民主黨所代表的卻是越南戰爭的失敗與國內群眾抗爭。政治上，特朗普這麼做反而幫到拜登，現在拜登在全國民調中已穩定領先。
民主黨中央口頭上發表了支持運動的聲明，但同時各地的民主黨籍市長和州長下令宵禁、批准削減社會服務，給警察巨額預算，甚至完全否認自家警察的暴力行為。
民主黨的真面目
更離譜的是，很多民主黨籍市長和州長都認同特朗普和總檢察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的說詞，說對抗警察和搶劫是受到「境外煽動」。特朗普猛烈抨擊ANTIFA等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威脅要宣布他們是「恐怖組織」。很多民主黨官員，尤其是明尼阿波利斯的民主黨官員，散佈了白人至上主義者要來打亂示威遊行的恐懼和謠言。
這則報導反映了統治集團的內部分裂，其中一部分官員開始更認真推動警務改革。紐約曼哈頓區和布魯克林區的區檢察官表示，他們不會起訴數百名因「非法集會」或「擾亂秩序」被捕的抗議者。
在西雅圖，人民強烈希望民主黨籍市長珍妮·杜爾坎（Jenny Durkan）下台，因為她沒法制止警察恐嚇示威者的行為。薩旺特加入呼籲，正式要求杜爾坎辭職。明尼阿波利斯一些市議員大膽承諾廢除警察。無疑來自運動的壓力，會迫使統治者進行一些警務改革。然而，在這八大首富擁有相當於世界最底層一半人財富，美國將始終依靠某種鎮壓力量維持秩序。
社會主義者認為，沒有警察的社會，只能建立在工作、住房、醫療、教育得到保障，以及民主管理社會資源的基礎上。
不幸的是，在這次抗爭中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基本缺席了。這進一步證實了他完全投降於民主黨中央所帶來的可怕後果。如果他沒有退出選舉，還可以利用競選活動來幫忙推動重要的變革。
毫無疑問，當前的群眾運動削弱了民主黨的權威，因為人們看到了民主黨的主要官員是怎麼散播恐懼，好辯護警察暴力的升級。但是同時有另一群人正在努力騎劫這個運動。
民主黨的整體情況唯一的例外是拜登的呼聲加強。但這主要是由於人們普遍反對對特朗普危險的威權主義。儘管拜登最近稍微探出頭來攻擊了特朗普幾下，但不要忘記僅兩週前，他才說過如果黑人支持特朗普就「不算黑人」，而爆發政治醜聞。這場運動已經成功開除、逮捕和起訴了所有參與謀殺弗洛伊德的四名警察。這並不是什麼理所當然的事情，而是全國各地特別是明尼阿波利斯的抗議者的頑強拼博贏來的。
我們迫切需要使運動再接再厲保住勢頭。以下是我們社會主義替代提議運動所採取的下一步：
訴求：我們需要全國和地方性的具體訴求。削減警察預算和重組全國警察部門的呼聲越來越高，洛杉磯等城市甚至採取了減少警察預算的措施。全國很多城市分配了過高的預算給警察部門。薩旺特要求將西雅圖警方的預算削減一半。社會主義替代支持將警察預算的大部分重新分配給住房、教育和醫療部門。
我們還要求在全國範圍內審查警員。具有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或暴力前科的任何人員都應立即被解僱。這應該由一個民主負責的社區監督委員會來審查。
我們的訴求必須反映工人正面臨的嚴重危機。儘管當前訴求的出發點無疑是針對種族歧視警察的暴力，但我們不應止步於此。租金上漲、工資持續下跌以及不完善的醫療體系，都特別影響黑人族群。我們現在正處於疫病大流行之中，並且全球經濟也開始走進大蕭條。
工運應該參與進來：反對種族主義需要整個工人階級的參與。畢竟工人運動的座右銘是：「對一個人的傷害，就是對我們全體的傷害」。工會需要緊急組織會員參加抗議。比如說，公會可以舉行「9分鐘團結罷工」，象徵警察壓在弗洛伊德脖子上的9分鐘；還可以組織保護抗議者不受警察暴力的行動：把工會會所改造成倉庫，提供抗議者物資和個人防護裝備，並組織小隊每天參加遊行和抗議活動。在明尼阿波利斯，社會主義替代呼籲組織為期一天的全市總罷工，以聲援運動並要求國民警衛隊結束佔領該市。
民主架構：每個城市的運動都需要民主機制，這樣我們才可以討論下一步。首先，應該舉行每天的露天會議，討論每日計劃以克服各種困難。如果運動以這種速度繼續下去，這些會議將需要轉變為正式的組織機構，由各組織派代表參與。我們還需要安全的網上論壇來快速交流。
安全：在每個示威活動中，我們都需要安排一個各種族組成的保護人民安全的團隊，防止某些反社會和犯罪分子趁亂打砸。這不是因為道德上要保護私有財產，而是為了防止有人蓄意破壞運動的廣泛支持。
「對一個人的傷害，就是對我們全體的傷害」
工人運動的重要部分已經在這場行動中作出重要示範。由社會主義者領導的明尼阿波利斯公共汽車司機工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示威活動的第一天晚上，工會就拒絕幫警察載抗議者到拘留所。很快，紐約、華盛頓特區以及其他城市的交通工作者也採取了類似立場。
在示威活動的第11天，全國各地的護士跪在醫院的草坪上，聲援Black Lives Matter。這些護士們在在疫情期間被迫穿著垃圾袋繼續工作，而醫院門外的警察則可以裝備充足地招搖過市。
隨著抗議活動維持一周，明尼阿波利斯的雜貨店工人開始組織罷工和停工以聲援運動。6月5日，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名雜貨店工人和社會主義替代成員組織了她的整個輪班集體停工。他們在店門口高舉牌子遊行了8分鐘45秒，然後回到工作。此外，明尼阿波利斯郵局工作的社會主義替代成員也率先與60名郵政工人舉行了團結集會。他們從累人的工作場所遊行到示威者佔領區，大聲宣告：「一棟房子隨時可以重建，但被警察謀殺的生命永遠回不來了。」
廣泛的勞工運動有組織的團結行動有著巨大潛力。但不意外的是，大多數主要工會的現有領導層完全失能。在美國勞聯-產聯（AFL-CIO）主持的新聞發布會上，一些主要工會的領袖只說了幾句「種族主義不好，特朗普不好，請大家去投票」的話。這是完全不夠的。這場運動的訴求不能等到11月選舉。如果勞工運動現有的領導層沒有能力充分動員工人反對種族主義，那麼我們需要使工會恢復為真正的抗爭團體。
一些城市的抗議活動暫時性地爆發為騷亂。有人燒毀警車，甚至明尼阿波利斯的整個警局。極少數抗議者採取了諸如搶掠之類的反社會行為。某些情況下，這種掠奪更明顯地是因為貧困，例如有報導說一些人為孩子拿食物和尿布。但其他情況下，則是有人在趁亂偷東西。
騷亂背後的憤怒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正面的。我們是應該憤怒。世界上有很多令人憤怒的事。但是，我們必須有策略的表達這種憤怒。在缺乏民主機制來辯論下一步的運動中，人們往往會嘗試各種作法，有些有效，有些則沒用。
要把這場起義變成一個持久且能夠贏得永久變革的群眾運動，我們就需要在地方和全國範圍建立民主機制，以協調運動的戰略。在制定策略時應考慮使更多的工人階級參與鬥爭。
目前全國各地，人們正因為猖獗的種族歧視湧上街頭。但從局外來看就很明顯，這種憤怒的根源更加深遠。它像雲一樣壟罩在示威活動上。很多要求弗洛伊德一個公道的示威者都清楚知道，我們的整個經濟和政治體制已經不行了。
儘管2014-2015年的Black Lives Matter示威運動表達主要在黑人青年之間的情緒，認為整個社會體制都是對他們根本不公平。但隨著數百萬人進一步陷入貧困，這種情況更加廣泛。
希望具體變革的迫切願望跟人們的經驗是分不開的。各種族的年輕人和工人因為一場本來可以避免的疫情失去了親朋好友，他們眼看自己債務增加，工資減少，甚至失去工作。他們不禁會想：有沒有別的出路？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們必須為此奮鬥。我們必須爭取徹底改組警察，爭取安全穩定的住房、醫療、就業政策，爭取資源充足的教育和社會服務，為此我們必須鬥爭。但是，我們也不將這些改革自身視為最終目標。我們的計畫必須是建立一個多種族的工人階級運動，以終結整個資本主義。
各種政治機關（包括警察）的存在是為了捍衛資本主義統治階級而不是工人的利益。如果我們要真正克服數百年來針對黑人的種族歧視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壓迫，我們就需要一種全新的社會。新社會不應該驅使人們進行殘酷的競爭和為自己累積財富，而是應該鼓勵人們團結合作和重新分配整個社會的財富，而這就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