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偉大的革命者托洛茨基被史太林特務懦夫地暗殺80週年紀念。托洛茨基當時在墨西哥流亡，但史太林獨裁仍然懼怕他的思想，還有以1917年十月革命的真正思想來建立個群眾性革命馬克思主義國際的潛力。
托洛茨基與同列寧共同領導了當年的革命。為了紀念托洛茨基對於世界工人階級運動的巨大政治和理論遺產，以及他在1930年代反抗史太林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可怕反動的勇毅，我們在此首次地以中文出版一系列相關文章。
1930年代，托洛茨基和他的家人發現他們無法獲得安全的庇護。先是被驅逐出法國，然後被拒絕進入英國，他們只能搬到挪威。本文描述了史太林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和所謂「民主派」人士是如何共同讓托洛茨基在這個星球上沒有簽證而顛沛流離生活的日子永遠無法結束。
1929年，托洛茨基被史太林驅逐出蘇聯。他、妻子娜塔莉亞•謝多娃（Natalia Sedova）和兒子列夫•謝多夫（Lev Sedov）被從一個流放地趕到另一個流放地，先後長達十多年。1935年，托洛茨基和娜塔莉亞來到了挪威，在那裡生活了18個月。他們在赫訥福斯（Hönefoss）郊外的新家，作為社會民主派編輯康拉德·克努德森（Konrad Knudsen）的客人。新家的田園風光與周圍正醞釀的政治風暴可謂形成鮮明對比。
在史太林的壓力下，在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大審判的開始階段這一關鍵時刻，挪威工黨政府要將托洛茨基軟禁起來，不讓他與外界有任何聯繫。「當我今天回顧這段被關押的日子時」，托洛茨基後來承認，「我必須說，在我的整個生命過往中——我經歷過許多事情——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像挪威的所謂『社會主義』政府那樣，對我進行過如此過分的嫉恨迫害。 在四個月的時間裡，這些滿嘴民主的虛偽的部長們企圖將我束縛住，以阻止我抗議史上最大的罪行。」
挪威工黨上台
1935年6月，在約翰•尼高斯沃爾（Johan Nygaardsvold）首相的工黨政府上台後，托洛茨基從法國來到挪威。法國激進黨政府曾威脅要把他驅逐到法國殖民地去。托洛茨基回憶說：「我似乎要在馬達加斯加和奧斯陸之間做出選擇」。在挪威，迎接他的是工黨的一些領導人，他們急於見到這位紅軍的傳奇創始人。他後來回憶說：「從我與工黨領導人的第一次接觸開始，我就聞到了一股濃重的發霉味，那是易卜生劇作中極力譴責的保守主義的味道。」
新任司法部長特呂格韋•賴伊（Trygve Lie）敦促托洛茨基接受該黨日報《工人日報》的採訪。托洛茨基是在部長保證這不會違反他的庇護條件後才同意的。庇護條件規定托洛茨基不得參與挪威內部事務。《工人日報》表達了大多數挪威工人對托洛茨基發自內心的熱情，它寫道：「這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和所有思想正確、沒有偏見的人都會對政府的決定感到高興。庇護權不能成為一紙空文，而應成為現實。挪威人民對托洛茨基在他們國家的存在感到榮幸。」
儘管當時托洛茨基主義在北歐的力量薄弱，但托洛茨基很快就適應了忙碌的生活，他在克努德森的家裡接待來訪者進行討論，並與世界各地的志同道合者通信。他在這裡寫下了《被背叛的革命》，分析了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墮落。他在這本書中第一次闡述了蘇聯需要一場補充性的政治革命，以掃除由於革命的孤立而產生的官僚和官員的特權階層。
1936年8月，國內外的事件發生了只有革命者才能完全掌握的那種戲劇性轉變。 從一開始，挪威自由派和反動派，包括吉斯林（Quisling）少校的法西斯黨派「國民聯盟」（Nasjonal Samling），就反對托洛茨基待在挪威。 8月初，一車暴徒強行闖入克努德森的家，冒充警察，要求搜查托洛茨基的住處。托洛茨基和他家的主人外出釣魚，但克努德森的女兒看穿了納粹的偽裝、阻止了納粹分子，堵住了托洛茨基的房間入口，而她的哥哥則去找警察。在他們離開的時候，吉斯林的人從門口附近的一張桌子上拿走了幾份文件。然後他們發表了一份新聞聲明，聲稱持有不利於托洛茨基的文件，「他違背他給挪威當局在逗留挪威期間保持政治上不活躍的承諾。」
被盜的文件幾乎沒有什麼值得人們震驚的：不過是一篇已經在美國週刊《國家》（The Nation）上發表的關於法國的文章，以及一封給法國托派的信。 然而，這些 「證據」後來成為挪威當局翻臉、最終將托洛茨基驅逐出境的藉口。這與我們今天看到的事件很類似。庇護權首先受到極右翼的攻擊，然後主流政黨越來越多地採用他們的立場——以對抗極右翼的名義來使用！
國民聯盟的3名成員因闖入並盜竊托洛茨基的文件而被逮捕和起訴。他們此前在希特勒的秘密警察——蓋世太保的命令下，24小時監視托洛茨基長達一個月。瑞典報紙《每日新聞報》（Dagens Nyheter）在1936年8月11日寫道：「蓋世太保是挪威納粹政變的幕後黑手。」報導說，被盜文件的副本被送到了德國。 蓋世太保急於知道托洛茨基在德國流亡者中的聯絡人，而挪威納粹則將反對托洛茨基的運動視為在即將到來的議會選舉中進行全國宣傳的一種手段。
莫斯科審判
8月14日，闖入事件發生十天后，「老布爾什維克」格里高利•季諾維也夫（Gregory Zinoviev）、列昂•加米涅夫（Leon Kamenev）以及14名同案被告，在莫斯科以「恐怖主義」的罪名面臨死刑審判。 這就是被稱為 「莫斯科審判」的一系列可怕陷害的開始。 其中，被告們被控陰謀殺害史太林，並與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結盟。 據史太林的檢察官、前孟什維克的安德烈•維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說，這個陰謀的領導人是托洛茨基和他的兒子列夫•謝多夫。謝多夫是第四國際運動國際書記處的成員，當時住在法國，18個月後，32歲的他被史太林的格別烏（克格勃的前身）特工殺害。
一夜之間，世界各地的報刊上充斥著維辛斯基的指控。《每日新聞報》（Dagens Nyheter）刊登了 「托洛茨基即使在蘇維埃俄國也是危險人物——計劃謀殺共產黨人」的標題，報導說他 「親自從國外向蘇維埃俄國派了一群恐怖分子。」
托洛茨基回擊說：「我可以立即宣布，塔斯社（蘇聯官方通訊社）關於我的恐怖活動的聲明是史上最大的誣捏之一。我在此聲明，這些指控全然不實。對於每一個熟悉近代政治史的人來說，毫無疑問，塔斯社所散發的報告完全無法反映我的思想和我的全部活動，而我的思想和活動目前完全是用於寫作的。我強調說，自從我到挪威以來，我與蘇聯沒有任何聯繫。我在這裡沒有收到那裡的哪怕一封信，也沒有直接或通過其他人給任何人寫信。 我的妻子和我無法與我們的兒子進行半句交談。我兒子是一名科學家，與我們沒有任何政治聯繫。」
最後面的講法是托洛茨基和娜塔莉婭為了盡力保護他們的小兒子謝爾蓋，因為謝爾蓋還住在俄國。但其實謝爾蓋根本沒有參與政治。儘管如此，他還是在1937年被逮捕，並被指控為 「大規模毒害蘇維埃工人」而被槍決。
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審判也是荒誕的。兩位老革命家身心俱損，承認了不可能的罪行，簽署了自己的死刑令。托洛茨基評論說：「即使是誹謗也應該言之成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34年12月列寧格勒黨領導謝爾蓋•基洛夫（Sergei Kirov）被暗殺後已經入獄，而實際上史太林的格別烏要為暗殺罪行負責。莫斯科審判中充斥著這樣明顯的不協調之處。報紙寫道：「蘇聯新聞界至今沒有宣傳，他們（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自1935年1月起被關押在監獄裡，如何還能領導反對派團體、如何還能與外國勢力的特工和間諜保持聯繫。」（8月20日）
最終全部16名被告被處決。維辛斯基的閉幕言論令他們倖免的一切微弱希望破滅：「我要求對發瘋的狗、每隻狗都要開槍！」
1930年代的血腥大清洗無異於史太林發動的一場單方面內戰，以壓制一切反對官僚統治的勢力。 在1936-37年間，至少有800萬人被捕並處決了100萬人。 反共書刊，例如《共產主義黑皮書》，認為史太林的政權是從列寧的政權自然演變而來的，但卻無法解釋為什麼會在這種情況下，史太林不得不清算掉一整代與列寧有親密關係的老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的傳統被抹煞。這場審判完全依靠莫須有的罪名，用以合理化史太林的大清洗。
未出席的托洛茨基是審判的主要對象，這絕非偶然。他是十月革命領導人之一，繼續為布爾什維主義的思想而戰，並為反對史太林主義的鬥爭制定了綱領。格別烏使用酷刑和對被告家屬的威脅來獲取供詞，這將波及托洛茨基，並合理化鎮壓。有些人認罪，是為了他們能在最後一刻倖免的絲微希望。 那些不可屈服的人是在偽「秘密審判」後被槍決的，就像當時以傳奇將領圖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為首的8名紅軍高級軍官在1937年6月被安上「希特勒特工」罪名而被處決那樣。當中3個人和托洛茨基一樣也是猶太人。這是一次大清洗的經典畫面，這次大清洗使得直到1941年德國入侵時，紅軍軍官幾乎被摧毀。托洛茨基警告說：「犧牲蘇聯國防是為了保住官僚集團的自我利益。」
挪威政府屈服於史太林的壓力
莫斯科大審判使整個世界感到驚訝，包括共產國際在全世界的支部。就在新聞從莫斯科傳出前幾個小時，挪威共產黨於8月14日組織一次公開會議，抗議法西斯對托洛茨基的襲擊。在幾天之內，這種「錯誤」得到「更正」，因為法國史太林主義者的報紙《人道報》（L’Humanité）寫道，挪威法西斯主義者對托洛茨基進行了「友好訪問」！
托洛茨基後來表示，「我感覺自己好像在瘋人院裡」。他決定即使是指控再可笑也要回應，以便毫無疑問地還自己清白，並揭露史太林政權的動機和本質。「根據指控，我的恐怖活動主要是在丹麥、法國和挪威進行的。在這些國家中，我被指控犯下的罪行是要受到懲處的。因此，我要求他們對我提起法律訴訟。我要親自揭露世界歷史上最嚴重的罪行之一。」（瑞典《每日新聞報》，1936年8月26日）
8月27日，挪威法務部發表聲明，聲稱托洛茨基違反了他的庇護條件。就這樣，他完全被圍困住了——法西斯主義者、史太林主義者以及受史太林壓力的工黨政府都希望令他噤聲。托洛茨基被迫簽署一項承諾，即避免「直接或間接、口頭和書面地干涉其他國家當前的政治問題」。他拒絕簽署，並在賴伊的命令被軟禁，被禁止發表公開聲明。政府害怕大選落敗，正屈服於來自莫斯科、納粹以及不想與莫斯科抗衡的航運和捕魚業所有者的共同壓力。一如往常，當他們的階級利益受到威脅時，資本家可以廢掉崇高的言論自由權或反對暴政的鬥爭。
當托洛茨基在8月28日被要求在對國民聯盟的成員進行入室盜竊審判時提供證據時，他發現自己在船塢中。他在警察的監督下被帶到法院，對他在挪威的政治活動以及他是否曾批評外國政府進行了兩個小時的審訊。法官隨後宣布托洛茨基自己承認已經違反了他獲得庇護的條件。他從法庭趕往與賴伊的會面。賴伊堅持托洛茨基簽署一項新的、相對前一天的稍作修改的承諾，其中包括以下內容：「我進一步同意，我發送的或我、我的妻子和我的秘書接收的所有郵件、電報、電話將受到審查⋯⋯」！
他們希望得到他的簽名，因為根據挪威憲法，政府無權監禁未犯任何罪行的托洛茨基。後來成為聯合國秘書長的賴伊不得不執行獲取皇家法令，以合理化追溯托洛茨基和納塔莉婭過往行為的逮捕行動——當時這兩人都沒有被要求簽署任何東西！ 托洛茨基回憶說：「有才的司法部長只需以我自己的自由意志邀我索要鐵鍊和手銬，就可以填補當地法律中的空白。我堅定拒絕。」 他告訴賴伊，如果他相信自己能在連史太林都失敗的地方取得成功，那無異於患上自大妄想症。
現在他被置於更加嚴格的監控之下。他的兩位秘書歐文·沃爾夫（Erwin Wolf，後來被格別烏綁架並謀殺）和讓·凡·海耶諾特（Jean Van Heijenoort）被驅逐出境。幾天後，托洛茨基和納塔莉婭被轉移到許呂姆（Hurum）一個新的拘留所。沒有人獲准訪問他們，並且負責審查托洛茨基郵件的警察由國民聯盟成員指揮。其中一名納粹分子在吉斯林戰時政府的領導下成為警察局長。
托洛茨基總結了他的處境：「法西斯主義者企圖突襲我的家。史太林指控我與法西斯主義者結盟。為防止我反駁他的謊言，他利用民主派盟友讓我遭到監禁。其結果是他們把我的妻子和我關住了——由三個法西斯主義工作人員監督。即使進行最瘋狂的幻想，也沒有一個國際象棋棋手能夠如此理想的部署棋盤。」
托洛茨基和納塔莉婭的拘留引起了強烈抗議，甚至在國家官僚機構中也是如此。這就是賴伊依靠法西斯主義者從事骯髒工作的原因。當賴伊出人意料地對托洛茨基進行拜訪時，他收到了以下警告：「您正在為法西斯主義鋪平道路。如果西班牙和法國的工人沒能救您，那麼您和您的同事將在幾年內像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前輩那樣被迫流亡海外。」希特勒在1940年4月入侵挪威時，相信部長回憶起了這番話。
對庇護權的嘲弄
儘管工黨部長們始終否認這一點，但他們對托洛茨基的迫害是對史太林的屈服。托洛茨基被切斷了與外界的一切接觸，無法回應對他不利的誹謗，無法與他的支持者講話。挪威政府監禁他，為史太林提供了有力宣傳武器——如果托洛茨基不是從挪威散步恐怖主義，挪威當局為什麼要逮捕他？ 維辛斯基在《布爾什維克》雜誌上寫道，托洛茨基的緘默證明了他有罪。當托洛茨基試圖利用法院進行聆訊時，他決定起訴兩名報紙編輯（一名法西斯主義者和一名史太林主義者）誹謗他，因此，賴伊以一項新法令介入並終止訴訟。
政府的主要人物越來越清楚地表明他們希望擺脫托洛茨基。尼高斯沃爾在內閣會議上說，如果托洛茨基不接受政府的新條款，「我們將把他送到西伯利亞」。8月30日，蘇聯外長馬克西姆·利特維諾夫（Maxim Litvinov）要求將托洛茨基驅逐出挪威。工黨部長們確實可能將托洛茨基移交給史太林（就像希臘和其他歐盟列強在1999年將庫爾德工人黨領導人阿卜杜拉·奧賈蘭Öcalan移交給土耳其當局一樣）。
圍繞托洛茨基的案子及其迅速消失的庇護權的意義，相關的辯論開始了。1936年8月27日，瑞典《每日新聞報》的社論說：「挪威政府真的確定托洛茨基過去一年的活動是否在庇護權的限制條件之內？……首先是規管的問題。」
在托洛茨基被捕的那天發表的這篇文章呼應了史太林和吉斯林的指控。當時，資產階級新聞界和政界人士宣布自己在史太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的衝突中是「不偏不倚的」，但他們實際上是在支持史太林。
由於墨西哥於1936年12月決定批准托洛茨基的庇護，在經歷了4個月的失聲和不確定性之後，他的挪威牢房的大門被打開了。聽到托洛茨基的離開，蘇聯大使向賴伊送上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