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欲來。
Sonja Grusch，社會主義左翼黨（ISA奧地利）
本文乃基於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國際執委會成員Sonja Grusch於2020年7月ISA舉辦之「線上馬克思主義大學」中發表的一篇主講。
我們展開這個討論，以及我們所身處的時代與背景，正是當前資本主義的深層結構性危機──全球經濟衰退。但新冠肺炎疫情並不是導致這個危機的背後成因，而只是觸發、加速了這一進程。
幾點原則與澄清
我想先澄清幾點有關帝國主義的基本原則，並比較20世紀的冷戰與當前帝國主義間的衝突。
如同列寧在其《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第七章的定義，帝國主義有5個核心特徵：
(1)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這樣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
(2)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起來，在這個「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
(3)和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4)瓜分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已經形成；
(5)最大資本主義大國已把世界上的領土瓜分完畢。
重溫這段文字非常重要，因為我們與改良主義者或其他左翼不同，我們也會審視帝國主義的經濟部份，而非將帝國主義簡化為其軍事部份。對帝國主義進行面面俱到的分析，來理解地緣政治進程，以及制定有關戰爭和衝突的正確綱領，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將20世紀美蘇冷戰與當今的衝突互相比較，能發現一些相似之處和重要差異。任何類比都不會完全吻合，但能藉此看到相似之處。
當中最大相似之處，也許就是當前大部份帝國主義間的戰爭不是透過軍事進行，而是經濟和貿易（例如中美貿易戰或歐盟內的衝突）；當發生公開衝突而爆發「熱」戰時，主要也是以代理人戰爭的形式展開，例如也門、敘利亞和其它地區的情況。
至於兩者之間的關鍵區別在於，今天發生的新冷戰是在兩個帝國主義大國，即中國和美國之間，而過去的蘇聯則不是帝國主義，甚至也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在今年1月召開的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世界黨大會的世界展望文件中，我們寫道：「歷史上美帝國主義和史太林主義之間的冷戰，拿來和當今情況互相對照，應該有助於我們更好地闡明兩者的根本差異：當前的局勢並非如同舊冷戰那樣發生在兩種相互牴觸的社會制度之間。這點對於局勢的動態和發展，以及相應的觀點和綱領，都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值得一提的另一個區別是，在當前的衝突中，各集團不像20世紀冷戰那樣壁壘分明。當時主要的衝突是發生兩個集團之間，這兩個集團大多都能控制住「各自」的盟友。而今天，除了中美兩大國之外，還有著其他帝國主義國家都在區域和國際層面，捲進了大大小小的利益衝突。儘管當前帝國主義間的衝突更加「混亂」，但也朝向壁壘分明的集團而發展。
早在1991年，老布殊就宣布了「新世界秩序」。史太林主義國家紛紛垮台後，美國一度被視為能為所欲為並稱霸世界的強國。
中美關係
中美是今天的兩個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強權，當前衝突主要發生在兩者之間，不僅表現為貿易戰、也表現在兩國所簽訂新的貿易協議。總體上我們可以說，上個時期發生的各種貿易衝突，正在日益升級。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不僅宣布中共是國家安全的頭號威脅，還發起更多的美國軍事行動，反制中國在南海的活動。
這場衝突的本質，就是兩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強權正在競逐世界第一霸權的地位，特別是在世界經濟萎縮的背景下更是如此。中國近年的經濟表現數據，可能進一步引起了特朗普和美國資本家的擔憂。
美國的疫情相信還未達到最高峰，但中國的經濟似乎開始恢復增長（儘管當中有很多誇大成分）。當美國還在擔心是否實施進一步的封城時，中國今年6月與去年同月相比出口又增加了！
然而，這場衝突不僅關係到對於世界市場和資源的重新分配，而且還與更廣泛的地緣政治戰略部署有關。或如列寧所述：「帝國主義的重要特徵，是各個列強互相衝突爭奪霸權、爭奪領土，其目的與其說是直接為了自己，不如說是為了削弱對方、破壞對方的霸權。」
中國地緣政治的一條重要支柱，是2013年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所提出的「一帶一路」。此後，這項計劃增強了中國在世界廣大範圍的影響力。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共有138個，除了意大利和希臘，還有拉美20個國家中的14個，以及非洲55個國家中的40個。一帶一路也涉及軍事活動，中國已經是全球向非洲販售武器的第二大國，並經由聯合國的軍事任務來增加影響力。
中國的發展使其它帝國主義列強——尤其是美國——憂心忡忡。
拉幫結派
現在看起來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正嘗試一邊採取單邊主義並把更多精力集中在國家內政和國內經濟，同時企圖拉攏其他帝國主義強權來對付中國。
但對於澳洲和印度來說，這兩個國家與美國和中國都有緊密的經濟聯繫，同時卻在政治和軍事方面越來越傾向美國，像這類國家很難簡單採用「敵我分明」的邏輯。
不同集團間有著壁壘分明的趨勢，這反映在今年喜馬拉雅地區的中印邊界衝突。這場衝突持續了一段時間，雙方都在自己的「實際控制線」上建設基礎設施，而這些建設主要用於軍事目的。這場衝突的脈絡是，印度和中國都竭力在這塊地區擴大影響力。
不丹、克什米爾或西藏等民族的自決權，不能寄望於中國或印度政權的支持，在各強權勢力間的地緣政治遊戲中，這些民族權利只被當作各方的棋子。
近年中國竭力進軍印度市場，印度則試圖加以阻撓。為了保護國內市場，印度越來越靠攏美國。為了與中國競爭，印度的統治階級竭力吸引美國製造業公司的投資，嘗試從中美經濟脫鉤下的供應鍊重組和金融投資中受益。
印度總理莫迪支持特朗普呼籲「調查」中國政府處理新冠疫情的疏失，而印度也是特朗普印太戰略中用來制衡中國的重要法碼。印度與巴基斯坦的關係讓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因為巴基斯坦與美國和印度都有衝突，而且和中國結成經濟聯盟。
不穩定的聯盟
我們還需要考慮到俄國，不只是因為它和印度一樣與中國接壤，而且俄國也是擁核大國，並是個擁有自身利益的重要世界大國。美俄的傾軋衝突，不僅發生在中東的敘利亞和伊朗，也出現在美國「門口」拉丁美洲的委內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
同樣，特朗普和普京的意識形態沒有根本區別，他們同樣都是反動的民族主義者。但這種相似性不僅存在於美俄之間，許多帝國主義大國都有反動的民族主義者執政。這反映了隨著世界經濟局勢的變化，各國民族資本正使「自己」的國家日趨保護主義。
總的來說，我們能看到各個強權集團發展的趨勢，例如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府在特朗普支持下進行的侵略性政策。
但是與此同時，像是德國、俄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當然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這反映在歐盟內部的嚴重衝突，例如圍繞各種援助方案的展開的無休止談判已進行了幾個月。
德國作為歐洲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希望維護並深化在歐盟的統治地位，以維護自身利益，但是所有歐洲國家，無論它們在歐盟的利益和影響力有多少，在聯盟關係、經濟貿易、在對其它國家或地區的影響力方面，彼此也存在利益衝突。
德國與中國、美國和俄國有著深厚的經濟關係，也追求在巴爾幹和東歐的利益，因此同時在對中美俄關係和在東歐及巴爾幹利益兩者之間設法取得平衡。
我們可以說，儘管強權集團日益壁壘分明的趨勢，但另一方面，這些集團卻又因為內部利益的衝突而被削弱。隨著經濟危機的惡化，這些內部衝突很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不同程度的保護主義將成為下一個時期的主要特徵。
或正如我們在2020年世界黨大會文件中所說：「儘管歷史上的冷戰更多地遏制了資本主義世界（即所謂『第一世界』）之間的帝國主義競爭，但這次的冷戰並非如此。尤其是在這個時代，任何帝國主義聯盟都因各國離心的壓力不斷加劇，而徹底動搖和自我破裂。因此，在兩個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這場『新冷戰』，俄國、歐盟、印度和日本等其他帝國主義的競爭有時也將『更加獨立』地確保自身利益。」
這些衝突不僅反映了經濟壓力，還反映了政治壓力。歐洲各國的統治精英一直在尋找方法向科技公司徵稅，一來主要是因為公眾壓力，其次是因為迫切需要更多的稅收來應付因應危機的措施。但美國已停止針對這個問題的協商。
資本主義的要求和侷限所帶來的影響，體現在上述的國家利益衝突中，並阻礙了迎擊經濟災難和新冠肺炎疫情危機的重要措施。在醫療、藥物和針對新冠病毒的疫苗研發量產方面，資本主義的無能殘酷地顯示出來。邊境被封鎖、口罩和呼吸器停止供應，各國和歐盟得試著各自與私人藥廠企業進行談判來獲得特殊待遇。
挑戰迫近
所有這些緊張局勢和衝突，都是在世界進入百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之前發生的。目前，尚未清楚新冠肺炎危機將如何發展，第一波將如何影響南美和非洲，以及第二波甚至第三波是否會隨之而來。所有這些的經濟和社會影響將是不可想像的。
而第二波失業浪潮也即將在八月及九月襲來。目前，OECD國家中已經有25％的受雇者是通過國家補貼獲得工資，在一些國家比例甚至更高，例如法國就有55％，意大利則是45％。陷入貧困的群眾急劇增長。聯合國估計，這場危機可能會使非洲失去多達50％的工作崗位，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警告，面臨嚴重糧食短缺的人數將增加兩倍，到2020年底將達到2.65億（矛盾的地方是全球糧食產量依然充足！）
國際性的解決方案
氣候危機、新冠疫情危機、世界經濟危機和貧困危機，所有我們正面臨的全球性問題都急需尋得國際性的解決方案，而這個解決方案的物質條件其實早就成熟。就以糧食短缺和飢餓的問題來說，全球有10億人在食品產業中工作或受僱，如果他們能組織起來接管這個產業，世界上就能夠不會有人再要挨餓。
或者就像列寧所說：「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非常接近最全面的生產社會化，它不顧資本家的意志與意識，可以說是把他們拖進一種從完全的自由競爭走向完全社會化過渡的新社會秩序。」
然而儘管已有物質條件和技術水平，能讓我們展開改善人類生活的國際計劃，但統治階級卻背道而馳，將我們拉回到狹隘的民族國家邊界，並竭力歌頌民族主義。
面對疫情衝擊的各國，正在比賽誰能更早解除封鎖重啟本國經濟，這反映各國經濟體之間的激烈戰鬥。各國早已準備用工人階級性命作賭注來冒險重啟經濟，統治階級的殘酷冷險將銘刻於人們的意識中。
深陷危機的國際機構
帝國主義內部的緊張局勢也反映在其國際機構的危機當中：特朗普讓美國退出了世界衛生組織（WHO）；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至少在疫情結束前將不再有正式領導。今年，關於美國將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辯論仍在進行中，而歐盟現正處於嚴重的危機中。
列寧曾解釋過金融寡頭如何按其特殊利益而發展，而今天我們也能看到這樣的狀況：阿根廷正面對著深刻的債務危機，這使得以殘暴的結構調整計劃而惡名昭彰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不得不施壓讓私人禿鷹基金做出讓步，以免阿根廷崩潰，造成經濟和政治方面的毀滅性後果。
世界銀行在發展經濟學銀行年會上的主題為「全球動盪」，這反映出統治階級的恐懼日益加劇，也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嚴重危機。
資本主義制度的國際組織危機，和帝國主義內部日益加劇的緊張情緒，都與民族主義政治的興起有關。因此，我們的任務是去強調，這些與日俱增的民族主義政治與一般工人階級群眾的訴求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我們知道，普京、特朗普或博索納羅等民族主義者之所以能成功選上總統，並不只是反映著工人階級內部中民族主義的增長。
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ECFR）的一項民調顯示出兩件重要的事情：首先，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贊成歐洲各國之間進行更密切合作的民意佔大多數，例如，在葡萄牙和西班牙，這一比例分別為91％和80％。第二，歐盟沒能在疫情中發揮強而有力的領導作用，受到民眾嚴厲批判。這些結果是工人階級中潛藏著的國際主義的意識，尤其是在年輕一代中的表現特別強烈。
在近期的大型社會運動中，例如在氣候問題、女權主義和「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中，以及在許多對其他國家抗爭群眾表示聲援的社會運動中也可以看到這種國際主義的意識。像是伊拉克的示威者聲援伊朗人民的抗爭、法國黃背心運動的抗爭群眾對智利人民的鬥爭表示支持等等。
這種國際主義與執政精英階層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形成鮮明對比，並為未來的鬥爭和反戰運動帶來了很大希望。但情勢可能改變，反動思想的反撲、社會運動失敗會有損這種國際主義趨勢。
因此，我們必須盡全力來讓國際主義的情緒成長起來，並使人們加入我們的行列，因為像我們這樣的國際主義組織和國際性的鬥爭是與民族主義作鬥爭的最佳利器。
軍備競賽
國際機構的危機並不是帝國主義內部緊張局勢加劇的唯一結果，人們還可以看到帝國主義大國之間正逐步升級著的軍備競賽。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統計，全球軍事開支的年度增長創近十年來新高，2019年全球各國軍費開支總和達到19,170億美元。
當中最大的支出國是美國：他們的軍事支出在2019年增長5.3％，共達7,320億美元，佔全球軍事支出的38％。
僅次於美國的是，中國和印度的軍事開支在2019年分別是第二名與第三名。中國的軍事開支在2019年達到2610億美元，較2018年增長5.1％，而印度則增長6.8％，達到711億美元。而俄國的軍事開支是全球第四名，2019年軍事開支增長了4.5％。
北約成員國之間的軍事開支也急劇增加，特別是在中歐。例如，德國的軍事開支在2019年增長了10％，達到493億美元，其為2019年軍事開支最高的15國中開支增長率最高的一國，北約所有29個成員國的軍費總支出在2019年共達10350億美元，較2018年（9310億美元）增長11％。而這種發展不外乎是特朗普施壓其他北約國家增加軍事支出的結果。
軍備競賽的升級是象徵各陣營鞏固的部分表現之一，僅在最近，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Stoltenberg）很明確的表示：「北約不僅是軍事同盟，主要來說還是政治同盟。」而早在2019年時，北約就已將中國定義為威脅，因為西方大國擔心失去在技術上的優勢。因此，儘管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聲稱北約的目的是去「避免軍備競賽」，然而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
除了增加軍事開支外，許多國際性的軍事條約還開始被一一削弱。美國今年退出了於2002年所簽署的《開放天空條約》，該條約內容是規範簽約國之間可以在彼此領土進行非武裝方式的空中偵察，以提升軍事行動的透明度和降低衝突風險，該條約目前共有34個參加國。此外，美國與俄國的最後一項大型核武條約，即《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START）在2021年2月即將到期，而美國對續簽也毫無興趣。當然，俄國有想續簽條約的動機並不代表著普京「熱愛和平」，而是俄國的經濟困境和高昂軍事開支，導致軍費佔俄國GDP的3.9％。
軍備開支的增加和軍事條約的削弱無疑都增加了爆發熱戰的可能性。儘管第三次世界大戰並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脅，而在未來發生的可能性也不大，但區域性軍事衝突和代理人戰爭則肯定會發生。我們也還需要考慮到事態可能隨時失控的動態發展！
在許多地區當中，與其說會爆發單一大型戰爭，倒是更有可能會發生一系列持續不斷的小規模衝突，例如在中東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或是伊朗、敘利亞和土耳其之間的衝突。顯而易見的是，中美之間磨刀霍霍的槍炮之聲正在加劇——美國最近在中國南海的海軍演練就是這種狀況的體現。不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直接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仍然微乎其微。
我們支持哪個陣營？
反對戰爭、反對加劇的軍事化以及捍衛民主權利的抗議運動將會形成，而民主權利問題也通常在危機和戰爭局勢中凸顯，因為這些局勢令統治階級中最反動的派別冒起。許多戰爭和軍事衝突導致群眾迅速而深遠的政治化——越南戰爭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就是這種事態發展的很好例子。
有時候我們的工作方式會非常不同，像是在直接涉入戰爭局勢的國家（像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美國），或是國內有來自戰區的族群或難民群體的國家（像是德國的庫爾德族社區）。
當戰爭問題成為重要的議題時，我們必須反駁各種形式的官方宣傳。我們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同志最有可能要應付的是「保衛祖國」的說法。就多數支部而言，則更多可能面對像「捍衛民主」、「西方價值」，甚至是「捍衛女性權利」這類官方宣傳——這正是布殊轟炸阿富汗時的說詞。
顯然，我們並不支持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正如托洛茨基在1939年寫道：「兩個帝國主義陣營發動戰爭都不是為了保衛祖國或民主，而是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殖民奴隸的領地，因此，社會主義者無權在這些強盜陣營做選擇。」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在1915年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傳單中寫道：「主要敵人在國內！」他指的正是德國政府和軍事高層。
根據工人階級和青年的意識，我們可能不會使用一模一樣的公式，而是會分析並使用具體的例子，讓人能夠理解每個政府在帝國主義中的作用。
例如在德國有個常用口號是「德國的武器、德國的資金，正在全世界進行殺戮」（Deutsche Waffen, deutsches Geld, morden mit in aller Welt）。德國軍售的問題，跟著歐洲三駕馬車（歐盟、歐洲央行、國際貨幣組織）在希臘和南歐施行的殘酷緊縮計劃，成為政治焦點。
工人階級
在即將到來的運動中，這個問題將會被提出來：如何停止或防止戰爭？誰又有力量實現這一任務？許多人將對聯合國抱持希望。但是，儘管隨著美國等其他國家退出一些聯合國機構，我們看到像聯合國這樣的國際機構正在衰落，但要小心這些機構也可能製造幻想。許多人覺得只要是特朗普討厭的東西，我們就要加以保護，尤其是當統治階級內部相對進步的派別，或者一些改良主義的組織試圖保衛這些組織的時候。
我們要提防這些思潮，並謹記聯合國正是朝鮮戰爭、巴爾幹戰爭和其他衝突中的帝國主義工具。
因此，我們需要指出的是，儘管這些國際機構內可能還是會有像聯合國的齊格勒（Jean Ziegler）這種會說出真相的人物，但這些組織最終仍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在剝削全球經濟和生態時也有它的份。
儘管我們需要指出建立國際合作和國際組織的需要，但我們需要從工人階級的角度出發，並明確我們需要建立由工人階級組成和掌握、並為工人階級服務的國際組織。
工人階級是當前制度下受害最嚴重的階級，但也是終結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停止這個制度繼續製造戰爭和衝突的階級，從而是能夠領導和打造一個真正和平世界的唯一力量。
有一項非常重要的訴求需要我們一再提及，就是取消債務，特別是對於新殖民地國家的債務。新冠疫情危機和世界經濟危機令這種債務進一步增加，這往往意味著這些國家受到帝國主義國家越來越多的控制。
由於帝國主義間的緊張局勢不斷加劇和世界市場的「蛋糕不斷縮小」，我們將看到帝國主義將更侵略性舉動來影響和打進新殖民國家的市場。
這種事態發展不僅增加了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戰爭風險，儘管多數時候會以代理人戰爭爆發開來，但這些新殖民主義國家內日益自信的國內統治階級，面對帝國主義干涉時也將做出反制。
因此，我們可能會在非洲、亞洲、中南美洲國家的鬥爭中看到反帝的因素。在這些國家和鬥爭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強調工人階級的作用。
蘇丹、伊拉克和伊朗等國家的最新事態發展表明，就算是社會倒退的時期，工人階級也能再次組織起來並起身戰鬥。
這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相符。在全球範圍內，尤其是在新殖民國家中，哪股力量能解決剝削和戰爭（或類似戰爭）的這個問題，托洛茨基為此提供了答案。
但是，儘管工人階級是一支如此強大的力量，工會卻在讓他們失望。儘管在戰爭或冷戰時期工會可能口頭上會為和平大聲疾呼，但在是在行動方面，社會主義者會與工會官僚發生衝突。工會官僚往往會提出「全國團結」或「挽救我們的工作」等主張，譬如在軍工業的問題上。
儘管奧地利在國際上擁有永久中立國的法律地位，並禁止該國向爆發戰爭國家出售武器，但在敘利亞戰爭中卻發現了奧地利公司的武器。這也表明僅僅訴求保持「中立」是沒有用的。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的奧地利支部「社會主義左翼黨」提出了兩個關鍵訴求：
1.清查所有與衝突各方交易的軍火和石油商，並公布他們帳簿，由工人階級與難民組織的選舉代表共同主導這項工作。
2.這些公司的資金不僅必須用於資助奧地利難民的新開始，而且還應用於重建敘利亞。
但是我們不能局限於這些內容。我們需要為軍工業的工人制定過渡綱領，就像我們需要為那些高碳排產業的工人制定過渡綱領，同時將其轉為迎擊氣候危機的手段。
立即著手建設
不斷發展的世界經濟危機、和帝國主義間日益加劇的緊張局勢，必將給社會主義者和廣大的工人階級帶來許多困難和複雜的局面。但是，我們絕不能忘記，統治階級對自己的未來也感到恐懼，而且他們現在的許多舉措，反映的不是他們的強大自信，而是驚慌失措。
無論是冷戰還是「熱戰」，自身都伴隨著革命因素。這不是自動自發的機械作用，而是因為戰爭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病入膏肓走向絕境邊緣。統治階級急於尋求出路而產生內部分裂。此外，即使工人階級或許一開始可能會支持戰爭，但通常很快就受夠了戰爭的苦難。
只要我們牢記這點，那麼持平來說，當前存在著革命前形勢的要素，統治階級中聰明而有遠見的成分也已意識到這點。統治階級試圖拖慢的社會走向災難的速度，其動機是出自這種對革命的恐懼。有個很好的例子是，2020年1月，一群億萬富翁和百萬富翁以「反對乾草叉的百萬富翁（Millionaires Against Pitchforks）」為名義，發出一封公開信，主張提高超級富豪的稅率，以避免社會混亂和起義。
我們需要意識到我們的責任，我們必須對工人階級的能力懷抱信心。我們需要建立自己的力量，讓我們有力量阻止冷戰，讓它不是演變成熱戰，而是變為一場結束腐朽資本主義制度的階級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