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是不容許在香港工作的，這導致很多經濟困難
紅流星 社會主義行動
「疫症影響了我和我的孩子，特別是我的健康。」Mira說。
「我的小孩需要在家用Zoom上課，但這對他們來說十分困難，因為課堂用廣東話教學，而我幫不了他們。我最大的孩子將要進入中學，但我找不到Band 1以外的雙語學校，而要考入這些學校需要很好的中文成績。
「難民是不容許在香港工作的，這導致很多經濟困難。他們在疫情下削減了我們的援助金（難民的唯一收入）、食物津貼。雖然他們沒有說明原由，但我質疑他們是認為孩子在家上課後，生活和食物費用開支會減少。
「香港政府為每名香港學生提供$3,500的資助，但我們卻被排除在外。我有3個就讀小學的孩子，分別讀小二、小四和小六。他們都在香港出生，但政府沒有給我資助申請表。上個月是我在香港的的第14個年頭，他們說要逐個庇護個案處理，但我的案子至今還有任何進展。
足襟見肘
「每個月，他們只給予每個成人$1,500的租金援助，而小孩則只有半額。他們不會為我們提供居所，所以我只能為自己找地方。我們一家只能蝸居在一個很小房間，根本不夠空間。特別在疫情下，大家都只能迫在室內，對我們健康不好。
「難民聯會（由難民組成的援助組織）獲得的捐款比以往少，而疫情下我們孩子也不能再到聯會辦公室或補習班。我感到十分苦惱。另一個NGO叫做國際社會服務社（ISS），但他們非常苛刻。他們只會給予一次機會協助交租，但只要你遲交一次，他們以後就不會再幫你了。
「對於我來說，假如有機會的話，我會選擇工作去養家活兒。我不想要政府的援助。據我所知，香港是唯一一個難民沒有工作權的地方。
「我特別擔心我的小孩。他們的成績不錯，我的大孩子甚至因為他英文天賦被選拔到新加坡交流。但他沒有護照，怎麼去新加坡？他對此十分不開心，但我跟他解釋這是由於我們的難民身分，他才無奈接受。
我想問，為甚麼父母不可以工作來養活自己的子女？有時候，我會因此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