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亡羊補牢還不足夠，是時候來一場教育革命了
Sonja Grusch 社會主義左翼黨（ISA奧地利）
關於「讓學校繼續開放」還是「關閉學校」的問題是一場激烈的、兩極化的辯論。各國政府幾個月來幾乎什麼都沒做，或者說根本沒有作任何準備去應對第二波、後來的第三波疫情。現在，在一些國家，已經開始了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封城，然而一直沒有處理學校情況的可行「解決方案」。當局所提出的半桶水建議，既不能有效地應對疫情，也不能滿足孩子、家長和教師的要求。社會問題的責任又一次被推到了個人身上。
經濟優先
在封城的情況下，學校和托兒所應該關閉，但是父母們卻沒有獲得特別育兒休假的權利。即使在奧地利或德國等福利國家或擁有強大工會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都這樣，更遑論在世界其他地方了。
實際上，政府只能依靠企業發善心。員工想申請休假可能會是白等，畢竟，現在已經有一大群 可謂「害群之馬」的企業，沒有做好安全防範措施。在資本家看來，公司的利益永遠比員工的利益更重要，越是容易更換員工，越是經濟形勢困難，就越是如此明顯。
所以，在很多國家，員工都很絕望，因為他們需要上班，不知道該怎麼照顧孩子。特別是對於單親父母來說，更是如此，他們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很多人本身就在醫護、零售或教育等一線部門工作。正如一位來自比利時的父親所言。 「你可以在5月1日到9月20日之間休育兒假，並得到一筆小錢，每月122歐元的半天假，這點錢根本幫不到什麼忙，這甚至也不是一項權利，你還需要先徵求雇主的正式同意」。
同時，學校工作者（教師、行政人員、社會工作者、清潔人員等）也關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他們往往還需要照顧自己的孩子，以便能夠工作。年長的教師不能見自己的孫子，卻要對著一群孩子工作。政府這些完全失職行徑，意味著政府讓受僱者們彼此互相傷害。家長們說，他們承受著來自學校的壓力不能送孩子去上學，而他們也因為要上班而不能在這件事上讓步。幼兒園的工作人員和老師說，他們面臨著來自家長要求他們保持學校正常工作的壓力。
分而治之
但這些勞動者的利益彼此並不衝突，問題在於不同部分工人階級被迫在同一體制下工作和生活。在這個體制下，資本主義經濟的利益總是處於首位。這個制度希望有 「自己」的勞動力可以支配，而不必承擔繁重的照顧義務。各個地區和國家政府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的不同做法，無非是資本主義不同派別的壓力和利益的反映。歸根結底，這是一個典型的 「分而治之」的策略，其目的只有一個：有充足的勞動力讓企業可以繼續營運。不管他們怎麼說，他們並不關心孩子和他們的教育，但他們需要學校主要是為了照顧孩子。如果統治者以「孩子的最大利益」作為論據，那麼這根本就是謊言。他們從來沒有關心過孩子的最大利益。
雖然不同國家的疫情所處階段和政府的政策不同，但是我們的態度是普適的：問題不在於學校是否應該開放。問題是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使學校在未來能夠安全開放。其中的關鍵是，要確保所有學校都是安全的、所有人都可以免費入讀，學校裡有足夠的、高薪的教職員工，學習、玩耍和休憩可以在全日制班級裡進行。學校應以學生、教師和社會的需要（而不是以商業利益和緊縮開支）為重。
為什麼關閉學校成為了必要的事情？
在爭辯中，人們引用了關於兒童、青少年和感染、傳染和疾病風險的各種研究。這一現象本身就表明，科學不是客觀的，而是各方為了促進特定的利益而利用或展開研究的。但事實是，當許多人長時間聚集在封閉的房間裡時，就會發生感染。這包括許多工作場所、公共交通工具，當然也包括學校和幼兒園。
現在已經證明，兒童的感染風險與成人幾乎沒有差別（儘管在疫情下的死亡率確實不同）。但學校裡的人不只是兒童，大部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包括許多教師、清潔和行政和書記職系的人員，以及在飯堂和大型廚房工作的人員（其中許多人的年齡超過50歲，即屬於高危人群）。還有校巴工人，每天兩次把他們從一地送到另一地。他們各自都有家室。因此，即使孩子們自己沒有感染重症，學校和上學的路上也是不安全的地方。
準備不足所造成的混亂
在學校議題上，政客們毫不意外失去了很多信任。在暑假期間，幾乎沒有任何準備工作，但當學校即將重新開學時，校方卻宣布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儘管所有參與學校工作的人的經歷都表明情況恰恰相反。完全沒有為第二波疫情做準備的例子不勝枚舉。
在大多數情況下，工作人員沒有口罩或口罩數量不足。在奧地利首度維也納，儘管有這樣的宣傳，但政府一度給部分教師只發了2個FFP2口罩，並告訴他們要重複使用好幾個星期。
各種網上學習平台不斷出現故障，因為儘管從事這些平台工作的人員提出了明確的要求，但在夏季的幾個月裡卻沒有僱用足夠的工作人員來應對使用量的暴增。很明顯，學校在春季停課的國家，家境貧窮的學生可能沒有必要的技術設備。有時學校機構會購買手提電腦，或捐贈並分發。但它們往往有缺陷或不能上網。
雖然在春季，包括政府在內的所有人都對這種情況感到陌生，因此人們普遍接受當中可能會發生錯誤和物資短缺，但自那時起幾個月已經過去了。當時就應該開始採取必要的措施，但當局什麼也沒做。真正的專家是那些身處在前線的人——教師、學生、清潔工和書記，他們都有非常具體的建議，包括：
- 將空置辦公室和酒店客房改裝為上課用的教室，以便為小班和遙距教學提供足夠的空間 ——這也需要搭配轉變到專題研習的學習模式，以避免頻繁轉換課室和教師的問題；
- 聘用所有可上班的教師和相關的專家，保證補上因小班教學而出現的教師缺口；
- 在遙距教學或在教材開發上，保障學校的每個人和弱勢群體的使用權利；
- 及時提供一切必要的教學用具：複印件、書籍，還包括手提電腦和計算機。大型科技公司目前正在賺取龐大的利潤，他們有足夠的資金保證為所有學生提供必要的支持，必要時可以徵收這些資源；
- 為所有家庭提供免費且高品質的互聯網——同樣，如果運營公司無法提供，為了社會利益，我們必須將它們置於民主公有制之下、為社會利益服務、實現免費高品質互聯網。
廢除虛偽的學校自治，這個政策主要旨在以全國範圍的學校自行面對資源不足問題，應以全國性的開學計畫所取代，並在暑假期間作好準備，以滿足學校各個方面的需要。發展線上課堂、專題研習和其他安全教學模式，以及準備和分配好手提電腦。 這個計劃也包括拆分班級、找到額外的房間並為安全教學做好準備。該計劃也關係到交通，現在無數的年輕人竟然還要擠巴士，火車和電車。 學校課程的開始可以交錯安排。 這些運行公共交通工具、提供校車的（私有或公有）公司需要提供一個在哪裡、什麼時間需要哪些資源的計劃。不願參加這一計劃或嘗試從此牟利的私營交通公司應為社會利益收歸公有。
- 需要以網絡零售商和製藥企業等的額外利潤，資助公共部門進行大規模檢測。例如，可以每週或更頻繁地對所有學生和教師進行檢測，以防止群聚感染和找出超級傳播者。
- 需要用有積極性和適當報酬的教師和師範生取代偽專家委員會，以發展集中的教學形式，使遙距學習、戶外教學和小班教學的有意義的學習成為可能。
這意味著比正常教學中更少地著重於考試，更多地真正學習社會問題、團結、保健等。無數教師願意並能夠在這裡貢獻自己的知識——但他們被無盡的官僚主義壓垮，喪失了積極性，被迫從事往往毫無意義甚至危險的工作。
突破思維定勢
商人和政客貓哭老鼠地指 「學校對孩子成長很重要」，固然只是宣傳而已。不過，家長、老師和社工，當然還有孩子們自己，都有真切的擔憂。不僅要操心孩子們的照顧問題，讓父母可以外出工作，還要擔心兒童的心理和社交影響。
完全可以理解大家對回復「正常」生活的渴望。但也要看到，新冠疫情暴露了教育中的許多深層問題，而這些問題早已為人所知。與其要求 「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盡量維持不充分的、甚至常常是糟糕的常態」，不如跳出資本主義的框框，要求 「是時候進行真正的變革了，包括教育。」
「學校是個美麗地方」的迷思
在過去的一百年裡，學校無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是無數小說中重現的恐怖的地方。與其他孩子和年輕人相處，「走出」家庭和住家，是成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積極方面，教育本身也是如此。但這些數字也表明，目前所描繪的完全是積極的圖景，並不符合現實。
現在都還沒有提到，對於學校、同學、欺凌、考試的恐懼並不少見的現實。 在奧地利和德國，有50％的學生患有考試焦慮，包括睡眠障礙和食慾不振（其他國家情況應當類似）。 12％的人需要服用提神飲料，例如咖啡和功能飲料，6％的人服用鎮靜劑，1/3的學生普遍認為學校的日常生活充滿壓力，約23％的人飲食失調。在許多國家，學校根本沒有任何社會工作者或精神科醫生來應對這些問題，即使有的話，也不足以應付實際需求。 在過去幾十年的緊縮中，心理輔導是首批被削減的學校服務之一。 在奧地利，2019年學校心理服務的總人數僅為158個全職職位（與此同時，奧地利卻有183名受薪國會議員）——服務超過110萬在校學生。 甚至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據估計所有學生中至少有10％存在精神健康問題！ 教師也是如此，他們經常是倦怠和與壓力有關的其他疾病的受害者。 在比利時，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所有病假中就有40％與壓力相關疾病有關。
在許多情況下，學校還是躲避在家中遭受暴力和虐待的兒童的避難所。 在這裡，可以了解問題，並且可以組織最佳協助。 封城不僅導致家庭問題變得很嚴重，還讓提供救助變得不可行。 這加劇了暴力和虐待等問題，但是由於缺乏社會工作者和相應的保護設施，這些問題以前只是沒有得到充分解決，而現在我們在辯論中必須誠實面對這些問題。
當在校學生在目前的情況下宣稱願意上學的原因，是 「終於有機會提問，和老師一起解決問題了」，這說明在正常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結構性的缺陷是多麼的嚴重。
要立足當前，爭取切實改善。
- 永久地縮小班級和小組的規模；
- 由學生和教師組成的代表來決定削減不必要的課程；
- 廢除為考試而學習導致試後迅速把知識忘掉，和以競爭而非合作方式學習的教育系統；
- 不僅提高教學人員人數，而且增加文書和書記人員、社會工作者和心理學專家；
- 重建和更新校舍。
學校遠遠沒有「玩得開心」——即使沒有新冠疫情也是如此
另一個擔心的是，孩子們由於封城會有「失去的時間」——但這實際上是什麼意思？ 在這背後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只有最努力或最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有機會的社會的想法。那些在教育方面處於劣勢的人在生活中也處於劣勢——經濟危機使這一點變得更為重要。 但除了每個人目前都有同樣的問題的事實，讓我們反過來問：一個看起來完全不同的學年有什麼糟糕的？ 如果孩子獲得必要的支持，兒童肯定可以「趕上」，但問題在於實際學習的內容和方式並不見得有多好。
學生們也在封城期間學到了有用的技能——他們學會了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時間。的確，「技術」方面的課程可能還沒有完成。但那又怎樣？ 學生們在期間學到了很多關於媒體如何運作的知識（如何判斷假新聞和消息來源），關於自然科學的知識（病毒是如何傳播的、它們能在哪裡生活並且能活多久、病毒傳播機制是怎樣的⋯⋯），關於世界的知識（中國到底在哪裡、巴西總統是誰、為什麼俄羅斯可以在新兵身上測試疫苗），關於國際生產鏈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怎樣失靈（為何口罩、消毒劑、個人防護設備嚴重短缺），關於什麼工作才是重要的（醫療、零售業）等等。他們學習到種族主義和階級差異（為什麼有移民背景的年輕人比有錢有勢的人更容易受到警察的嚴格疫情措施監管），也明白不是每個人都一樣、也不是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機會的現實（因為住所的大小不同、網絡質素不同、有些人有手提電腦而有些人沒有）。 這些很少是「經濟」所要求的可驗證的知識，但還是很重要的知識和經驗！
在北愛爾蘭，考試合格或不合格，甚至能否完成一門課程的問題是一個重大問題。去年8月，青年們成功地反對政府試圖用一種不明確的演算法來修正或「調整」無法舉行的考試結果，這種演算法往往使得在校學生的成績更差。抗議行動後來迫使政府讓不。社會主義黨（ISA北愛爾蘭）要求廢除調降學生成績的演算法，並在這場危機期間暫停所有其他考試，保證所有想學習的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惡劣體制，在這種特殊情況下，人們不得不擔心自己的孩子失去幾週的「正常」學習時間？ 現實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父母不得不支援學校的教育。在奧地利，40％的學生每週、25%每天需要父母支援學習。 70％的父母認為這是一個負擔。 此外，大約25％的學生需要補習，而18％的人實際需要支付補習費用——所有家庭每年總計為此花費約1億歐元。根據香港大學比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貝磊教授（Mark Bray）的研究，2012年法國的私人補習市場規模為22億歐元，德國為15億歐元，希臘為近10億歐元。 甚至在貧窮得多的羅馬尼亞也有3億！ 在日本，課外補習班（學習塾）在2011年的收入將近8.6億歐元。這些都是新冠疫情之前的數據！
- 新冠疫情應該作為機會，讓我們終於廢除這個已經被證明對學習沒幫助的評分機制；
- 今年所有中小學生都應自動通過升學考試，不會因各種困難情況而被減分；
- 建立截然不同的學校和教育制度，以學生和社會（而非企業）的需要和能力為依歸。
這樣的教育制度早就應該實施，但卻與資本主義制度不相容，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們只被當作工人和消費者來看待。我們不能接受疫情造成的任何進一步生活水平惡化，要展開反攻。
這個強調「個體」而無視「整體」問題的制度，在疫情中暴露無遺，早該走入歷史。 當「教育」部長們在新聞發布會上解釋「一切都行之有效」並且他們「有計劃」時，那些實際工作和學習的人只會想知道這些部長有多麼離地。在許多學校中，窗戶無法打開，沒有洗手設施，而且缺少清潔工人。除了許多學生仍然沒有遙距學習的工具，並且在家中沒有學習空間外，只在網上而不是面對面地上一堂接著一堂課，也忽略了教師需要同時監督學生的遙距學習和在校學習這個問題。所有這一切現實中都是不可能的——在教學上也沒有意義。學生可以在幾天內一起完成的專題研習更具意義——這個概念已經提出很久了，但是由於教學模式僵化而失敗。按科目劃分的教學模式，因為這讓實施單一的考試評分制度操作起來容易得多：學科—可拿來考試的課題—考試—成績。 這一流程沒有什麼實質幫助的事實倒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透過這種方式，可以強制學生適應紀律和資本主義制度。疫情鮮明展現了整個教育制度多麼脫離現實。
很多人受到「危機時期」的巨大道德壓力而被迫額外工作。令人驚訝的是，這種壓力尤其施加於那些被認為應額外工作而不求加班費或應承擔特殊風險的員工，特別在醫療和教育部門。這種說法等於說，適當的報酬和安全工作環境是不合理的要求，因為這與兒童的權利和需要相抵觸。 在比利時和其他國家地區，政府甚至建議由於疫情而減少教師的假期時間。可以預料，政府將為「後」疫情時代準備下一輪對教師權利和工作條件的攻擊，屆時將實行新的削支措施，以支付保護業務所需的數十億美元。奧地利小學教師在一封公開信中寫道：「即使我們想保護自己和家人，我們也被期望要去承受不斷增加的風險。」
毫不誇張地說，企業（包括公共企業）都盡力壓低工資、惡化工作條件。如果員工在隔離情況下設法兼顧托兒服務和家庭辦公，為什麼他們將來不應該與患病的孩子一起「休假」呢？ 在教育部門，教師目前無數小時的無償加班。他們正在編寫新的教材和衛生計劃，並試圖為學生準備手提電腦。他們必須像學生一樣為自己的互聯網、印刷、手機和辦公設備付費。可以肯定的是，在疫情發生之後，將努力保持並進一步推動這種無償的額外工作。
- 教師、托兒所護理員和支援人員的所有工作應獲得全額報酬。
- 在確保從第一天起就有足夠的檢測試劑和防護設備的情況下，才可以重開學校和幼兒園——並只有在由國有公司生產和組織、而非市場來進行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這一點。
貧困群眾的新麻煩
現在，當局正向那些被社會遺棄的窮人和弱勢流下鱷魚眼淚。 我們應該清楚，這些問題在新冠病毒之前就存在了，而統治階級從來對此不聞不問。 已經有不少學校將價格高昂的電腦、手提電腦以及特製校服、工具和配件視為必不可少的基本設備。每年對於無數家庭來說，上學都是沉重的經濟負擔。由於教育部門經費不足，這種負擔已經增加了數十年。今天，即使在那些由公帑支撐、名義上免費的學校中，父母也常常不得不支付複印和額外材料的某種「學雜費」。疫情使這種不平衡變得明顯，但它一直存在並且是階級社會的必然結果！教育是一項重要權利，停課會讓社會差距進一步擴大。但把結論反過來講也不對：即使良好的教育也無法消除資本主義階級社會的不公現象。捍衛基本的受教育權很重要，爭取建立一個所有人均享有平等教育的制度非常重要！
- 充分資助教育系統，拒絕私有化，人人享有免費的就學機會。
- 為所有需要教育的人提供免費的額外支援——僱用的員工需有體面的薪資和工作條件！
- 所有教育資源都必須對所有人免費提供、高品質並且充足——不受疫情影響！
工會去了哪裡？
教師工會的表現因國家而異。在某些地方，特別是在存在基層架構和戰鬥傳統的地方，工會要求提供安全的工作條件，甚至組織抗議活動。 例如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區和安達盧西亞），教育工會於去年9月組織了罷工。 革命社會主義（ISA西班牙）解釋說，在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統治下，公共資金跑道了私立學校的口袋中：「重返學校上課需要有計劃，不應臨時抱佛腳，並且誰比教育工作者對於最佳的健康和安全狀況更了解，特別是在這次新冠肺炎疫症期間？」在法國，工會主張關閉學校，但最終是青年人組織了抗議活動以推動這一訴求。在英國，2021年源自下而上的壓力，教育部門各個工會動員了起來反對不安全的返校措施。成千上萬的人參加了線上會議，為進一步的行動做準備。
在其他國家，工會完全屈服於戰時般的「民族團結」口號。在這些情況下，工會領導最終會遵循政府的路線，將其內部化並拒絕任何獨立的階級立場。儘管一些教師工會準備捍衛自己的權利，但組織工人階級其他部分的一些工會卻要求「保持學校開放」。到頭來，許多工會都遵循政府的惡名昭著的遊戲，讓各部分受僱者彼此互相傷害。但是工會的任務是代表全體工人，為所有人爭取安全和良好的工作，而不是自上而下地施壓！
數月來一直承受額外工作量、健康風險和社會壓力的老師和幼稚園工作者，越來越感到被官方工會組織所拋棄。為了不讓那些組織落入腐化的官僚機構手中，有必要在工作場所一級獨立地組織官方工會結構，以交換思想並為他們的利益而鬥爭。學生、教師和父母首先受到數十年來削減教育開支的打擊，現在在疫情影響下還被迫為拼經濟而「優化」工作模式、適應新局面。教育制度已經存在的每一個問題，現在都更清晰地展現。簡單地說「學校必須保持開放」完全沒有顧到真正的問題。
工會需要為安全的校園環境而戰。
- 必須拒絕和反對一切讓教師、職員、家長或孩子直接或間接付費的企圖。
- 工會必須組織和爭取所有工人的權利，讓他們留在家裡陪孩子，如果由於健康或者流行病的原因有必要的話，薪資可以全額補助。
- 必須在有足夠資源的基礎上開辦學校，計劃也應當由在學校工作和學習的人（而不是由大企業及資產階級政府養的「專家」）制定。
我們需要的是一場真正的教育革命，一場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有充分的資金，有足夠的資源，發展出讓學生和教師成為合作夥伴的方法。但這種教育革命必然是社會徹底變革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