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於ISA中港台支部於2月7日會議上的討論。原文首先發表於3月11日。
Tom Crean 與Vincent Kolo
新冠疫情清晰地展現了全球資本主義的衰敗。歐美資本主義列「強」在控制疫情上完全失敗，本應可以讓很多人免於喪命。
但對於新殖民主義下的世界來說，疫情所引發的、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深重的經濟危機也極具毀滅性。資本家寧願將資產投入全球金融市場的巨大賭局中，也不願意去擴大生產規模；這場危機是生產力的危機。
2021和2022年的全球經濟前景與疫苗接種的進展息息相關。但現在，歐盟、英國、美國、俄羅斯和中國的疫苗民族主義日益增強。他們有的使用疫苗作為外交工具，有的用貿易保護主義的方法來囤積疫苗，更有甚者像歐盟那樣還威脅說要拒絕出口疫苗。中國向中東、東南亞、拉丁美洲，還有被排除在歐盟疫苗計劃之外的一些東歐國家提供了國藥和科興的疫苗；中國的宣傳一方面吹捧他們的「疫苗外交」，同時不斷抨擊西方疫苗「不安全」。
《商業內幕》2月6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了以下幾個問題：
「最嚴重的問題在於，今明兩年疫苗生產量不可能滿足全球所有人口接種所需。瑞銀（UBS）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按目前的速度來看，到今年年底，全球僅有10 ％的人能得以接種疫苗；到2022年底，這一比例也只會上升到21％。」
「富裕國家幾乎購買了全部的疫苗，所以有限的疫苗供應將幾乎全部用於富裕國家。但是，這種民族主義的做法只會延長疫情大流行的時間，並增加其他國家出現新的耐疫苗株的可能性——這種毒株將給公共衛生造成巨大的損失。」
《商業內幕》還提到，國際商會發現，疫苗分配不均會導致疫情的繼續擴散，並可能使全球經濟損失9萬億美元。他們得出結論，「全球疫苗戰中沒有贏家。」
就這樣，一家大型商業出版物指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疫苗生產的技術不斷獲得突破，但是在帝國主義世界秩序下，不同民族國家的資本主義精英越來越水火不容。哪怕是危機威脅到了他們的經濟利益，他們也無法透過有效合作來應對全球危機。取代合作的是對抗和保護主義，宛如1930年代一樣。
資本主義制度的衰敗甚至比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來得更為明顯。當時美國在奧巴馬領導下協調了各國共同應對危機，但是在過去的12年中，全球資本主義的協調機制承受了越來越大的壓力。隨著中國的崛起，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變得更加尖銳，新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已經破裂。
中國與美國在過去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但現在，他們正在推動「去全球化」的進程。這不是特朗普、拜登或習近平的「功勞」，而是帝國主義的邏輯。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釋的那樣，帝國主義厭惡一切分享權力的做法。在1990年代和21世紀頭10年，貿易是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力量；而現在，貿易變成了對增長的拖累。全球供應鏈正在分崩離析，美國和中國之間正在進行經濟脫鉤，其後果是深遠的。
除了疫苗民族主義外，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機也在威脅著經濟復甦。當前的美國股票市場顯然被高估，巨大的債務危機也不可小視。特斯拉公司絕妙地體現了美股市場上的泡沫：特斯拉的產值還不到全球汽車行業的百分之一，但其市值卻超過了全球九大汽車公司的總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全球約有一半的低收入經濟體處於債務違約的危險中——同時，除了主權國家以外，企業也面臨著巨大的債務風險。
抗爭回潮
2019年，以反對新自由主義和反動政策為綱，大規模鬥爭浪潮席捲了厄瓜多爾、伊朗、印度、香港等地。 2020年初的疫情一度遏制了這股鬥爭的浪潮，但隨著黑人的命也是命（BLM）在美國的崛起、泰國反對君主制的運動、尼日利亞青年的反對警察暴力的鬥爭、玻利維亞右翼政變的失敗、白羅斯反獨裁鬥爭、波蘭和阿根廷爭取墮胎權的鬥爭、印度農民反對有利於公司的「改革」的鬥爭以及緬甸現在對政變的抵抗等一系列鬥爭，則標誌著抗爭的正式回潮。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參加了許多這樣的鬥爭。在俄羅斯，我們的同志英勇地參與到了對普京的抗議中，並號召俄羅斯人民重現新的1917，打倒新沙皇。
如果將今天的情況與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各個國家的青年和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得到了廣泛發展。所有反對腐敗、專制和緊縮的群眾運動都是由年輕人推動的，同時年輕婦女往往也起著極為關鍵的作用。在疫情期間，醫護人員和教師冒著危險繼續工作。值得關注的是，緬甸發生的針對政變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是由醫院工作人員發起的，而緬甸是在疫情最嚴重的亞洲國家之一。
但是，許多國家的政治也在迅速兩極化。如果左翼軟弱而缺乏領導能力，那麼工人運動可能會成為給右翼民粹派和極右翼開路的機會。
面對群眾的憤怒和深重的危機，西方的資產階級政府不得不遠離標準的新自由主義路徑。他們準備花費大筆資金來保障需求側的堅挺，並更加積極地干預經濟。儘管這些政策可能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但它們並不能解決造成的根本問題，今天的大蕭條與1930年代那次有很多相似之處，而1930年代的資本主義透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帶來的大規模破壞才得以擺脫危機。今天，資本主義不再有這樣的機會了。
去秋，美國西海岸發生了災難性的野火。這提醒人們，即使疫情結束，人類生存面臨的威脅也仍舊嚴峻。資本主義創造了氣候危機，卻沒有創造出危機的對策。
美帝國主義的危機
美國的局勢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全球資本主義面臨的多方面危機。醫保的大規模削減與無能的特朗普政權共同發力，導致近50萬人死於新冠疫情。
疫情使美國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所積累的問題噴湧而出：不平等現象嚴重加劇，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體系遭到嚴重破壞。美國仍然是地球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大國，但成千上萬美國人吃不飽。數百萬美國人可能被趕出住處。經濟政策研究所最近的一項研究估計，目前有2600萬美國人失業、未充分就業或放棄找工作。在1200萬美國人為租金和水電費平均負債5800美元的同時，以亞馬遜的貝索斯和Facebook的朱克伯格為代表的651名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在去年增加了逾1萬億美元。
我們在2016年指出，桑德斯和特朗普在以不同方式對抗新自由主義。2020年初，桑德斯第二次總統競選包括一個大膽的親工人階級計劃，包括呼籲全民醫療保險、實施綠色新政、取消學生債務和15美元最低時薪，吸引數百萬人的支持。但是民主黨建制團結在拜登身邊，桑德斯隨後屈服於民主黨。這是左翼的一次嚴重挫敗。
2020年發生了大規模的BLM運動。運動起於警方殺害了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最後發展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抗議運動。不同種族的年輕人參與其中，共同反抗結構性的種族主義，抗議資本主義下美國年輕人的慘淡未來。該運動一度使包括特朗普在內的反動派處於守勢，但由於缺乏明確的戰略、計劃和民主組織，它也遇到了自身的障礙。儘管存在種種弱點，但運動還是朝著群眾性、多種族、以工人階級為中心、旨在結束種族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革命方向發展。
在11月拜登勝選之後，我們看到了兩極分化的另一面，即反革命威脅的增長。反動勢力的崛起最終令極右翼於1月6日衝擊國會。如果不與戰鬥的反資本主義領導層一起建設工人階級的群眾運動，這種事情可能會不止一次地繼續發生，並使我們為此付出代價。
特朗普和共和黨中一些人希望利用極右翼衝鋒隊來推翻選舉結果，換句話說，就是進行政變——雖說組織和執行都很不力。國民警衛隊對此無能為力，而且他們低估了衝進國會山的人與特朗普派的共謀程度。
在政變平息之後，反映統治階級利益的美國政府得出了結論：1月6日的政變是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攻擊；他們認為資產階級民主仍然符合自身利益，還不應該拋棄。他們認為政變在中國等競爭對手面前進一步損害了美帝國主義的全球利益，加劇了人們對美國社會混亂、瀕臨崩潰的認識，強化了習近平政權關於「美國不可逆轉地衰落」的印象。
隨後，美國開始了「反極端主義」攻勢。他們圍獵極右翼，指控其犯有各種罪行，特朗普等人的社交媒體帳號被刪除。由此可見，至少現在，大企業已經拋棄了共和黨的特朗普派。
但是，這場反極端主義運動也針對包括社會主義者在內的左翼。在西雅圖，企業資助的右翼企圖罷免美國唯一當選的馬克思主義議員薩萬特（Kshama Sawant）。從中期來看，反極端主義不會反對作為資本主義衰落副產品的民粹主義與極右翼。擊敗這些力量的唯一方法是組織一場群眾運動，為人們所需要的變革而戰。舉例來說，桑德斯提出的很多訴求都非常為群眾所接受，連數百萬的特朗普支持者都表示熱烈歡迎。
目前，拜登政府採取了更加激進的方式來刺激支出。拜登提出了1.9萬億美元的刺激方案，其中包括實施每人1400美元的現金派發、繼續每月400美元的額外失業補貼，以及投入大量資源以擴大疫苗接種規模。這得到了美聯儲和美國商會的支持。但民主黨人並沒有兌現實施最低15美元聯邦最低工資的承諾（這一標準是當前數字的兩倍）。因此，雖然民主黨可能會去試圖大灑金錢解決危機，但如果沒有巨大的壓力，他們就不會採取真正改善勞動者生活的措施。
民主黨和美聯儲看到了經濟危機的嚴重性，意識到了危機可能進一步惡化。他們正在嘗試吸取2008-2009年的刺激措施不足抑制復甦的教訓，並希望在下一波大規模動盪席捲美國之前重新控制局勢。但今年與金融危機時的情況截然不同，使用貨幣政策並讓市場解決問題的新自由主義操作根本行不通。
中國帝國主義的地位得到加強
同時，中國的情況似乎大不相同。即使統計數據有所誇大，中國也是2020年實現經濟增長的唯一主要經濟體。儘管一開始中共試圖掩蓋了疫情在武漢的爆發、將吹哨人噤聲，並由此直接引發了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但中國的專制和強硬舉措相對成功地控制住國內的新冠疫情。
全球的手提電腦和個人防護設備需求增加使具有龐大製造業的中國得益。中國出口了2240億個口罩，足夠世界上每個人分到40個。中國醫療設備出口比上年增長了31％。國家還對經濟進行了廣泛的干預，大量投資於基礎設施建設與疫苗生產。儘管國際上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政府干預經濟，但奉行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國顯然比其他國家更長於此道。
去年11月，中國與15個國家中建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12月宣布了中國與歐盟的投資協議。但是，我們不應誇大這些協議的實際效力——作為RCEP簽署國的日本政府也在向日本公司提供經濟獎勵，以將產業搬離中國、返回日本。
另一簽署國澳洲則一直在與中國進行非常激烈的貿易戰，去年使還使中國遭受了30億美元的出口損失。澳洲帝國主義的情況尤其尷尬，一方面它們在地緣戰略上與美國保持緊密聯繫，但另一方面，澳洲在經濟上也非常依賴中國。
中國經濟在過去的2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增長。如果以購買力平價而非國際匯率來計算，中國現在的經濟規模已經比美國高出1/6（儘管以美元計價時，中國仍然比美國低出1/3，至於中國人均GDP仍遠低於美國）。但去年的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雖然中國2020年的經濟增長率遠高於歐盟或美國，但仍是1976年以來最低增幅。
中國旨在透過增加消費來打破經濟對出口和土地財政的依賴，但2020年，中國消費支出下降了3.9％，社會融資總量（對於整個經濟中新增信貸的最廣泛衡量指標）增長了13.3％。中國的消費支出僅佔GDP的39％，遠低於其他大型發展中經濟體，例如巴西（61％）、印度（58％）和南非（59％）。
中國的巨富們經歷了有史以來最豐厚的財富積累，不平等急劇擴大。中國800多個億萬富翁總計增加了1.5萬億美元的財富，甚至超過了他們的美國富豪同行們的財富。同時，大批工人階級和農村人口都在勉強度日。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在2020年上半年有所下降，然後在下半年出現了溫和回升。自2009年以來，中國31個省中沒有一個提高最低工資。官方統計數據顯示，2月份的失業率達到了20年來的最高點，全年為4.7％。考慮到失業率只計算城市人口，這顯然仍舊嚴重低估了實際情況。2.7億的農民工這一支龐大勞動力佔中國藍領勞動力的大部分，但由於他們是農村戶口，因此失業情況未統計到他們。
在與美國的全球衝突中，中國也受到挫敗。 5G是新技術的重要戰場，而一些重要國家部分或完全禁止使用華為的電信基礎設施，這就意味著將中國排除在這些國家的5G市場之外。特朗普政府將100多家中國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單，拜登也不太可能撤銷這些禁令。
在國內，中共當局的大規模宣傳攻勢，加上與西方大國相比在應對疫情方面相對成功，無疑很大程度抑制了中國國內因經濟危機而引起的群眾怒火。經濟危機衝擊到的廣大工人階級和農村貧困人口，則無法從當局所謂的「V形復甦」享受好處。
但中國社會的基本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日益殘酷的獨裁統治面臨來自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各方嚴峻挑戰。即使在遭到大規模審查的條件下，全球年輕人的激進化也影響著中國。認同左翼思想的年輕人星火燎原，其中最大的一派自詡為「毛派」，而其他人則認同托洛茨基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其他反資本主義傾向。不過在許多情況下，「毛派」青年只是用這個稱呼來隱蔽對於國家資本主義和中共統治的反對，而不是真的支持回歸斯大林主義。與西方一些毛派不同，中國「毛派」將中共政權視為反革命的資本主義政權。他們中的許多人擁護國際主義，支持女權主義和LGBTQ權利。
社交媒體是青年人唯一可以進行抗議的渠道。根據官方數據，2020年的中國社會仍舊有1/4已婚婦女曾遭受家庭暴力，時常發生丈夫殘忍殺害妻子的事件；而中國也爆發了大規模的#MeToo運動和女權主義運動。 12月，譚維維的一首關於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的歌曲在社交媒體上引發熱議，這首歌登上熱搜、閱讀量達3億次。
達禾斯世界經濟論壇在1月的瑞士召開，習近平在這個巨富雲集的年度聚會中發表演講，試圖藉此發動奪取全球領導地位。習近平宣布中國準備「同各國一道，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而我們可以自信地說，這些目標無法透過獨裁領導來實現。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在國內與在達禾斯時的表現截然不同。去年11月，在中國最富有的城市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週年之際，他在廣東的解放軍基地講話，敦促他們「全力備戰」。如此種種窮兵黷武式的言論已在中國媒體中廣泛播出；習近平在發表抗美援朝70週年講話時也說，中國不怕事（戰爭），「對待侵略者，就得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同他們對話」。但習近平政權在現階段並未為戰爭做任何準備，他只是在煽動民族主義，以此抑制社會和政治方面的不滿。這也是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一個重要因素。今天的中共內鬥比1989年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激烈。習近平正在放大外部威脅，並利用民族主義來削弱黨內對立派系的挑戰，這些對立派系力求阻擋他在2022年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獲得連任。
實際上，習近平為海外金融市場和外國政府量身定做了友好的言辭，而在其它諸多方面，包括聲索新殖民主義國家對中國帝國主義的債務，他都採取了越來越強硬的手段。然而，在西方囤積疫苗時，中國向發展中國家推廣了中國疫苗。這使得中國政府受益匪淺。
拜登：換湯不換藥
拜登政府更是不再期待中國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中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而美國也不會回到「建設性參與」的道路上。在奧巴馬政府任職期間，拜登曾經支持這種方法，但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
正如ISA所說，美國政策的轉變不僅是特朗普的「功勞」；挑戰中國的崛起是美國的統治階級的共識。新任國務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在參議院聽證會上說，特朗普政府理應挺身而出；他還說，他同意蓬佩奧的說法，中共在新疆的政策就是對維吾爾族人民是「種族滅絕」——但這也正是帝國主義列強一直以來為戰爭和政權更迭所準備的藉口。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支持維吾爾人和其他被壓迫者為反對國家鎮壓和強迫勞動而進行的鬥爭。但是我們需要警告，反抗高壓統治的鬥爭必須要與推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結合才有可能成功，而但如果運動被其他資產階級政府或統治階級劫持的話，鬥爭的力量非但不會加強，反而會受到致命打擊。為了地緣政治利益，美帝國主義常常選擇支持獨裁政權。在2015年，親美國政府的智囊團「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將49個國家列為獨裁國家，但美國向其中36個（佔73%）提供了軍事支持。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以及全球勞工運動組織的積極參與，是擊敗極權政府的最有力武器。
在拜登的領導下，美國的言與行都出現轉向。與特朗普「美國優先」的立場不同，拜登計劃舉辦主要「民主」國家的峰會——但這實際上就是一次反華峰會。不過美國人未必能如願以償。正如《紐約時報》3月2日所指出的那樣：「就算不是完全敗壞，看起來已經失效的美國民主制度受到其外國對手的口誅筆伐，指美國沒有資格勸告其他國家。」
不過，拜登正採取一種比較謙卑的姿態（按美帝國主義的標準）。 2月4日，他在國務院發表講話：「美國人民將走出這一時刻（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的政變失敗），變得更加強壯、 更加堅定，並且將有更好的配備來把全世界團結在一起，為捍衛民主而戰鬥——因為我們自身已經為此而戰鬥過了。」
而對普京，拜登採取了更強硬的態度。他假惺惺地同情聖彼得堡、莫斯科等俄羅斯城市上街遊行的群眾，但這只是在趁機穩固美帝國主義的利益。類似地，儘管美國的主要地區盟友如日本和澳洲都敦促對緬甸軍政府採取軟的態度，以免緬甸「加入中國聯盟」，美國政府還是很不情願地宣稱自己站在人民一邊、反對緬甸的政變。
拜登能透過這種手段在新冷戰中重獲主動權嗎？我們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但我們必須清楚，即使美帝國主義走向倒台了，他們也不會就此罷手。
在打壓工會、鎮壓香港的任何民主權利以及將數十萬人送進新疆的教育中心時，中國「共產」黨反動獨裁政權的反工人階級性質體現得淋漓盡致。而社會主義者也需要揭露美帝國主義「民主」背後的陰暗面。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到1970年代對東南亞的地毯式轟炸，再到對拉丁美洲和中東的無休止的軍事干預，美帝國主義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方面一直是無情的，並還會持續這麼做。
美帝國主義推動的民主只是有錢人的民主。只要符合美國的資本主義統治利益、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經濟和戰略利益，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支持獨裁和屠殺，借鎮壓來扼殺革命。在1965年的印尼、在1976年的泰國和1980年的韓國也都是這樣。當美帝國主義認為有需要時，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在國內打壓工人權利和民主權利。
對於ISA來說，我們很重要地需要打破在中港台的一些運動人士對美帝國主義的幻想。而在泰國和緬甸，當地群眾正在尋求反獨裁鬥爭的盟友，對於美帝國主義的幻想則較為輕微。同時，我們還必須意識到，某些國家的左翼和工人運動對中國抱有幻想，將中共視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盟友。這些都是嚴重錯誤的立場。
衝突將如何發展
與此同時，習近平採取了冒進的姿態來試探拜登——中國空軍最近在台灣海域的一次軍事演習中模擬了攻擊美國海軍的西奧多·羅斯福號航母。這些舉措背後的因素與其說是中國的國家利益，倒不如說是習近平在中共領導層內進行的派系鬥爭。
雖然不排除中美兩國在未來「休戰」的可能性，但我們更傾向於認為這場新冷戰可能持續數十年而不是數年。兩國龐大的核武庫使中美對全面戰爭有所忌憚，但在某些情況下，冷戰的升溫也可能帶來熱戰。
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推動下，中美兩國內部的危機仍將繼續。美國統治階級試圖在全球範圍內重新確立自己的地位，並嘗試與崛起的中國分庭抗禮，儘管這一嘗試可能有所成效，但無疑也是有局限性的。雖然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但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就已經在走下坡路了。
美國無法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那樣，趁其他資本主義強國還在廢墟中掙扎取得世界的霸主地位，也無法像30年前阻止日本崛起的方式打敗中國。中國是美國更大的挑戰。日本的GDP在1995年相當於美國的71％，而在2020年則只相當於美國的25％。但是與長期停滯不前的日本相比，中國社會要貧窮得多，社會福利保障網絡也要差得多。如果中國在與美國的爭端中失敗，那麼中國出現的大規模社會動盪和革命將使美帝國主義面臨另一種類型的「中國問題」。
儘管新冷戰終究會有一方「獲勝」，但雙方都將在博弈中付出巨大的代價。新冷戰持續的時間越長，中美兩敗俱傷的可能性就越大。這將加劇兩國的資本主義危機，並同時增強革命和反革命雙方的實力。
至關重要的是，要在中港台與美國的工人階級之間建立國際主義的團結，並在這些地區建立強大的革命政黨。我們必須反對列強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對工人階級的毒害，統治階級用它來分裂工人階級。特朗普指新冠病毒是「中國病毒」，藉此來轉移人們對他處理疫情不力的指責；而這直接導致了亞裔美國人在年初遭受了種族主義攻擊浪潮。同樣，我們也需要反對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這些政策以不同的方式傷害和分化勞動者。
就像德國革命家卡爾·李卜克內西在一戰期間所說的那樣：「主要敵人（資產階級）就在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