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0日
More

    世界展望文件:「失序時代」的機遇與危險

    以下,我們刊登在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國際委員會於2021年2月23-26日會議討論、修訂、通過的《世界展望》文件。

    ISA國際委員會

    導言

    自《「失序時代」的機遇與危險》文件最初起草已經過了 4 個月的時間。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這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因此,文件中沒有涵蓋一系列的重要發展。不過,我們相信文件中所提及的主要趨勢基本上被確認以及強化。

    正如文件所指出的,「這樣的結果表示大規模的兩極化將會持續,而資本家們的制度將會進一步弱化」。2021 年剛開始,成千上萬的特朗普和極右翼的支持者便衝擊華盛頓特區的國會大廈,令全世界的人們都感到困惑。這些事件了極大破壞美國資本主義的神聖形象,美國大部分統治階級忍受了特朗普 4 年,但由於特朗普製造不穩定而無法再忍受他。衝擊國會大廈此舉導致一定程度上對於國家制裁極右翼、重新控制事態發展的某種支持,令特朗普在參議院遭遇第二次彈劾。

    這些事件在加劇共和黨內部矛盾的同時,也顯示出特朗普核心投票基礎的相對韌性,許多共和黨議員並不希望疏遠特朗普。從這個意義上說,拜登的到來既不會從根本上扭轉美國資產階級民主的衰敗,也不會扭轉在資產階級民主衰敗中發展的、更加自信的右翼民粹主義和極右運動帶來的危險(這兩種情況均以 1 月 6 日衝擊國會山莊一事展現出來)。

    毫無疑問,拜登新政府打算展現全新的變革形象,與特朗普任職的 4 年「劃清界線」。特別是在國內議題,拜登所繼承的經濟和公衛危機的嚴重程度,迫使他要做的不只是改頭換面。新一輪 1.9 兆美元的美國救助計劃(包括直接派錢、公共醫療投資和對地方政府的援助)證實了美國統治階級已遠離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最重要的是,拜登政府還討論到在基礎設施和創造就業上的 2 兆美元支出,以及每個孩子每月 300 美元的補助,以消除影響 21%兒童的兒童貧困。世界經濟論壇的《2019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美國在基礎設施質量方面排名第13。中國在與習近平的第一通電話後,拜登向參議員們警告說,如果如果美國不「加快」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支出,中國將超過美國:「中國投資了數十億美元解決交通、環境及其他的一系列問題。我們需要加快速度。」

    這些措施可以而且肯定會為拜登新政府提供一些喘息的空間,但不會解決危機核心的潛在結構性矛盾。但是,它們的確表明,從去年開始一直看到的大規模刺激和增加的國家干預措施本身是動態的,並且不會很快或容易地被總結出來,儘管縱觀全球,這些措施的持久性和可承受性在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差異很大。總的來說,資產階級的主導力量瞭解到,去年全球經濟蕭條的肆虐意味著經濟的重要部分仍需干預予以支撐,而現在停止干預就會讓經濟完蛋,而不僅僅是激化本已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動蕩。因此,我們認同《華爾街日報》最近社論中的立場:「新冠肺炎危機帶來的結果可能是更多的政府干預。」

    考慮到去年世界經濟出現有史以來最大和最廣泛的衰退,影響了 93%的國家,很可能許多國家在 2021 年將經歷某種形式的經濟復甦,但這顯然並不意味著恢復到先前的產量的增長水平或達到穩定的增長。新一波疫情和封城(歐元區似乎越來越有可能出現這種情形)或新一波金融危機(我們的文件已經解釋過,它並沒有消失)觸發的多種因素,可能會讓新一輪全球衰退或局部性衰退重演。全球經濟前景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新冠疫苗在世界範圍內的有效性影響。

    資產階級內部的樂觀情緒在最初去年秋天恢復,但之後他們開始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因為疫苗推出的複雜性、矛盾性和混亂性已顯露出來。市場的混亂、窮國和富國之間的鴻溝不斷擴大、制藥公司追逐利潤、各國統治階級爭取聲望和利益,都阻礙了迅速、全球範圍和有效的應對。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到 2 月 10 日,約有 130 個國家(約 25 億人口)尚未注射第一針疫苗。但即使在歐盟國家,到目前為止,只有 4%的人口至少接受過一劑。彭博社的一項計算表明,以目前的疫苗接種速度,全世界需要 7 年才能達到群體免疫。

    在新殖民地世界的許多國家,疫苗生產和分配緩慢,讓新冠肺炎的新型、毒性更強、對疫苗具有抵抗力的變體的傳播更具有空間。即使在最發達的國家,這仍然可能危及已經作出的努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可能會加劇地緣政治分化和去全球化的趨勢。

    疫苗在全球範圍推出進程的混亂和效率低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與第一波疫情中個人防護裝備、呼吸機和檢測設備等短缺的情況一樣,資本主義的疫苗接種危機使人們更加關注資本主義對生產和分配最必要的商品所施加的束縛。特別重要的是「疫苗民族主義」現象,已經導致英國與歐盟之間的激烈衝突。歐盟威脅要在達成英國退歐協議後幾天就破壞它。在迫於無奈重新開啓利潤追逐機制、並在經濟上領先於競爭對手的動機下,各國統治階級急於首先為「他們自己的國民」接種疫苗,這是與新冠肺炎作鬥爭的最大威脅之一,因為抗擊疫情需要國際範圍的控制疫情和大規模疫苗接種計劃。

    即使要控制新冠肺炎疫情,這種疫症在任何情況下都在檢驗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持續的環境災難的規模,及不斷加劇的影響。與世界各地的科學和醫學專家交流過的環境研究員維達爾(John Vidal)最近警告說,由於動物自然棲息地的不斷破壞,最嚴重的病毒威脅尚未到來,並敦促人類為比新冠肺炎更糟糕、死亡人數會達到「黑死病規模」、可能「幾週之內席捲全球」的大流行做準備。科學界內部合理地討論了這種情況,而這一事實使人們可以深刻瞭解這種制度固有的野蠻程度。

    中美衝突必將加劇

    拜登聲稱其外交政策將與特朗普南轅北轍。正如我們在文件中已經指出的那樣,早期跡象表明,拜登政權與沙地政權的關係將惡化,而他將不得不為自己結束也門戰爭的競選承諾「做點什麼」(奧巴馬政府在發動也門戰爭中起著重要作用)。然而,事實證明,恢復伊朗核協議的條件是一個政治雷區,伊朗總統魯哈尼在今年夏天結束了他的任期,而他要求恢復談判前先減輕對伊朗制裁。

    最近幾周,人們對於民主黨政府會宣佈中美關係發生質的重置的幻想亦消失了。國務卿布林肯在確認聽證會上說:「特朗普總統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態度是正確的。」儘管民主黨政府不會採取直線的政策,但帝國主義之間的巨大對抗仍將繼續存在並可能擴大。拜登曾承諾,在中國於南海劍拔弩張的情況下,與中國的「極端競爭」以及在新科技上的僵持態勢只會愈演愈烈,並席捲許多其他國家。

    最近,已經有幾筆貿易協議得以簽署,但其細節仍需談判——與 2020 年簽署的中歐協議的情況一樣,但該協議即使敲定也是會在 2022 年之前最終敲定,並且仍需得到歐洲議會批准。而且,這些貿易協議不能掩蓋正在發生的相關國家之間日益分化的冷戰情勢。澳洲和中國之間的爭端就說明瞭這一點,在亞太經合組織 RCEP 協議簽署後,爭端幾乎達到了新的高度。同時,當拜登政府尋求加強與中國的地區競爭對手之間的聯盟時,拜登外交的「人權」敘述將顯得很膚淺。其中最重要的是印度的莫迪(Narendra Modi)政權——其暴力試圖鎮壓英勇、長達數月之久、廣受歡迎、動搖了他的統治支持基礎的農民叛亂,令其日益反民主的特徵愈發突出。

    由於需要在國內外戰線上發揮實力,中共政權加大了對香港的鎮壓力度。1 月,中共進行了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以來,最大規模的針對反對派人士的清洗,工人工會也遭遇打壓。正如我們在文件中所評論的那樣,「在這段時期內,ISA 需要就民主渴望和訴求進行具批判性的重新關注」。這一點在 2 月 1 日緬甸發生的軍事政變中得到了一種新的、鮮活的表達方式,但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尋求增強的國家暴力和專制統治必然會面對人民的激烈反抗」。正如《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所恰當地描述,將軍們「在激烈的社會和經濟動蕩時期激起新的革命動力」,成千上萬的青年和工人走上街頭數日,在一場大規模的公民抗命運動中反擊政變。最重要的是,在越來越多的罷工浪潮中,工人階級已經開始作為獨立的力量而崛起,罷工浪潮涵蓋醫生、教師、鐵路工人、公務員、空中交通管制員,銀行工人,銅礦工……一些警員受到了這一不斷發展的運動的影響,在街頭公開表達了他們對群眾的聲援。在海地,由於嚴重腐敗的總統摩依士(Jovenel Moïse)靠行政命令執政超過一年,最近還利用所謂的政變陰謀掩蓋了反對派並鞏固了他專制的統治,成千上萬的人於 2 月初在街上遊行,高呼「打倒獨裁政權!」。

    毫無疑問,工人階級和年輕人加快了世界鬥爭的步伐,新的反抗幾乎每天都成為頭條新聞。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世界經濟論壇報告確定「青年幻滅」是 2021 年的主要全球風險因素之一。在自 1 月中旬以來震撼突尼斯的為期數周抗議、最近在希臘和土耳其爆發的學生抗議行動、俄羅斯的納瓦爾尼(Alexei Nalavny)被捕引發了廣泛的抗議浪潮中,年輕人都走在鬥爭的前列,幾乎無法再忍耐獨裁、腐敗和貧窮。但最近幾個月的事態,證實了同樣堅定的激進化影響了有組織的各部分工人階級本身,工人階級的這些行動通常由公衛和教育工作者帶頭——從英國到芝加哥、從巴斯克到玻利維亞,無不如此。

    當然,在許多國家,由極右翼的新冠疫情懷疑論者動員的大量示威表明,反動派也有發展動員能力的危險。但是,這些抗議活動的社會基礎主要由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而非工人階級)主導,這在他們的綱領中也得到了表達:反對國家管制、要求「個人自由」,讓人們繼續做生意的權利,反對接種疫苗和跨國制藥業,對科學持懷疑態度,助長反動陰謀論,有時甚至公開反猶。我們不能通過道德勸說、揭露他們是右翼分子,併力挺政府措施,來與經常領導這些抗議活動的右翼分子抗爭,而應將動員反擊右翼與從社會主義角度批判資本主義新冠肺炎抗擊政策相結合。話雖這麼說,這些抗議活動涉及的某些層面反映了非常混亂的反體制情緒,並且可能通過加深工人運動對這種示威的影響而贏得勝利。

    統治階級內的政治動蕩和衝突也在不斷加深。 1 月中旬,歐洲的荷蘭、愛沙尼亞和意大利的三個國家政府在一周內下台,原因是統治階級發現難以駕馭這場前所未有的危機的急速發展。對建制政客、聯盟和政黨的日益不信任,將為構成反建制和反體制的勢力提供新的機會。這可以表現為右翼的增長。例如,最近在葡萄牙的總統大選顯示,在左翼(尤其是支持社會黨政府及其對疫情的災難性處理的左翼集團)得票急劇下跌的背景下,極右翼政黨「夠了!」(Chega)得以增長。但是,左翼也有增長,例如 2 月 7 日在厄瓜多爾舉行的第一輪選舉所顯示的那樣,群眾行動讓即將離任的右翼政府繼任者慘敗。前改良主義者科雷亞(Correa)總統的助手阿勞茲(Andrés Arauz)贏得了最多選票,原住民政黨 Pachakuti 政黨候選人佩雷斯(Yaku Perez)的支持激增出乎人們意料,並在遭遇選舉舞弊指控的情況下,在第二輪中以微弱優勢落敗。這些結果是 2019 年 10 月群眾起義的政治延續和表達。

    在加泰羅尼亞,經過三年多的僵局,地區選舉加劇了兩極分化,極右翼政黨「聲音」(Vox)首次進入加泰羅尼亞議會,但左翼政黨人民團結候選人(CUP)的得票也相比上次大選增長了50%。重要的是,支持加泰羅尼亞獨立的政黨獲得了過半票數;這與蘇格蘭民族黨(SNP)在 5 月份大選中可能取得的壓倒性勝利一起,突顯了文件中關於民族問題及其持久性的觀點,這些問題是即將到來的危機的關鍵因素。

    2020 年以阿根廷墮胎權運動取得歷史性勝利而告終,而波蘭儘管去年秋天有著一場動搖統治精英的示威,政府在今年 1 月執行了憲法法院禁止該國墮胎的決定。所有這些事態發展彰顯了我們的文件所強調的事實:在整個世界中,進步和反動發展的延續,反動勢力的進攻和自下而上的起義被新冠疫情危機極大地加劇、並加速發展,從而引發了群眾意識急劇的轉變,而這種情勢也讓我們的革命國際組織看到新的危險,以及壯大我們力量的機會。

    1.新冠肺炎疫症大流行已經永久改變了世界,使資本主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重重危機,並給生活的各個方面帶來嚴重衝擊,影響全球。它極大地加劇了兩個最大的帝國主義勢力──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全球戰略衝突,這進一步阻礙了尋求「全球」對策的努力。

    造成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但新冠肺炎既不是反常現象,也不是「資本主義機器中的沙粒」。它是其矛盾的副產品──特別是資本主義造成的環境破壞。從根本上講,這種病毒在人群中的存在是對當前生產方式的一種控訴,是在警示資本主義正在使生態系統完全失衡,並造成規模越來越大的生物和環境的危害,使大量物種瀕臨滅絕、並威脅人類文明的存在根基。

    3.病毒遠不單是當前經濟蕭條的催化劑。疫情帶來的影響不是一條「單行道」,而是一種辯證的相互作用,當中的成因成為結果,而結果又成為了原因,由資本主義危機力量觸發的疫情,也反過來加劇了這些力量。

    4.新冠病毒成為了加速器,加劇了原本存有因素的壓力。這激發並加劇了步步進逼的衰退。這亦進一步增加了收入、性別及種族之間的不均。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現已分崩離析。由於疫苗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的限制亦被尖銳地揭示了出來。人類共存在同一星球、擁有共同未來的意識不斷增加,助長了對於計劃與合作思想的支持。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這次疫情已讓資本主義可以「自我調節」的觀念完全破產。 「市場的無形之手」對其所釋放的危機力量已經束手無策,被迫要進行政府干預,來拼命試圖重新控制局勢。但是,由於生產資料私有制、追求最大利潤和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仍然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基礎,這一嘗試注定失敗,最終只會使情況惡化。中國政府最初對疫情的災難性失敗,也突顯了國家資本主義「解決方案」的局限性。

    5.世界已經進入了全面不穩定的新階段質變,全球和階級關係被重塑,加速了所有先前存在的矛盾,同時又引發了新的矛盾。在各個國家或地區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暫時的穩定階段,但革命和反革命的動蕩這一過去 10 年的重要特徵,將被大大放大。

    6.這場危機正在給群眾造成巨大的災難,並為將來更大的災難鋪平道路。但這也令全球數以千萬計的工人和年輕人的意識發生巨大變化,為各大洲爆發源源不斷的政治和社會動蕩鋪平了道路。先前由政治覺悟最高的少數人提出的問題,將越來越成為由眾人關注的緊迫問題。這場危機已經動搖了許多既有的信仰,把新自由主義的思想體系整個拋棄,並就人類社會如何組織這一課題,引發了數十年來未見的大規模辯論。

    7.今天人類面臨的客觀條件前所未有地急需民主計劃和國際社會主義。但是,正如列寧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不會有最終危機──除非工人階級給予它致命的打擊,否則它將繼續使數十億人遭受痛苦,進一步破壞環境,引發新的戰爭。

    資本主義比 19 世紀及 20 世紀初的偉大馬克思主義領袖想像的存在得遠遠更久。這個制度顯示出極強的韌力,但也充滿著壓迫與浪費。不過,其長期的存在也積累了巨大的矛盾,遠遠比過去的領袖所設想的更為嚴重。現在這些矛盾互相影響碰撞,激發起資本主義的多重危機,不解決的話,這會變成人類的危機。

    對於未來,很難會看到任何穩定的階段。但是資本主義不會自動消失,而是會利用不同方式來逃避這些鎖鏈。統治階級會瘋狂左搖右擺,實行相互矛盾的政策,試圖在過去找到解決方案,或是提出嶄新的思想。他們會嘗試改革、花費大額公帑、嚴厲緊縮、反動政策等等。

    工人階級及青年人將會很大程度低轉向國際與合作的出路,並走向社會主義,來終結無盡不穩與苦難的籠牢。我們會面對間歇性的失落,但也會有巨大的運動和爆炸。過去 20 年只是個預演,工人階級現正走出史太林主義崩潰的陰影,並展望未來。21 世界的殘酷現實,必須要廢除資本主義才能從黑暗的未來拯救人來,邁向一個安穩、美好並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新世界。

    到頭來,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具有威脅性和爆炸性的時代的有意識介入,建立強大的革命政黨和國際,並協助工人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仍然是針對這種病態制度的唯一解藥。

    自然界的代謝裂隙正惡化為萬丈深淵

    8.在健康和經濟危機的背後,氣候危機繼續加深。現狀來看,自 1979 年以來北極海冰萎縮了44%,自 1880 年以來海平面上升了 25 釐米,過去 10 年中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上升了 6%(至 413 ppm),自工業化時代以來,平均氣溫上升了 1.2 攝氏度。到 2021 年 1 月,全球只剩不到 7 年的時間終止化石燃料排放,才有機會實現將暖化控制在《巴黎協定》設定的 1.5 度目標範圍內這一目標。儘管如此,全球 87%的能源生產仍以化石燃料為基礎。

    9.2020 年間,由於封城和經濟放緩,碳排放量下降了約7%。然而,最初對「大自然恢復」的幻想已破滅──2020 年創下了數個不祥的紀錄。2020 年,大西洋出現了 29 次熱帶風暴,數量達 1851 年有記錄以來最多;全世界 82%的海洋經歷了至少一次海洋熱浪。根據世界氣象組織(WMO)的數據,截至 12 月初,2020 年恐將成為有記錄以來第二最熱的年份,僅次於 2016 年。該報告還指出,2011-2020 年將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十年,其中 2015-2020 年為最熱的 6 個年份。

    10.現在,「極端天氣歸因」這一新的研究領域顯示了極端天氣與氣候變化之間的明確聯繫。例如,史無前例的2020 年西伯利亞熱浪,造成永久凍土的融化,導致諾里爾斯克(Norilsk)災難性的柴油洩漏。這次熱浪由氣候變化導致的可能性比起以往至少高出 600 倍。

    11.部分臨界點可能已經越過了:今年的研究表明,即使實現了《巴黎協定》的目標,格陵蘭島和南極的冰蓋仍將持續融化。去年發生的大面積森林大火造成碳排放增加 2.6%,與 2010 年以來的碳排年平均增加 1.4%形成顯著對比,這正是一個正反饋循環開始的警訊。根據 WMO 的數據,到 2024 年平均溫度相比工業化前恐將升高超過 1.5 度。

    12.氣候危機與其他生態方面的定時炸彈密切相關,例如正在發生的大規模物種滅絕(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自1970 年以來 68%的脊椎動物消失了,在最近 30 年中恐怕有 24%的昆蟲消失了)。農業和工業對自然的損害,對於造成新冠肺炎大流行至關重要,而這種損害現已達到極端水平──陸地和海洋「沒有受到人類活動強烈影響」的地區非常少且越來越少。現在,9成的人類生活在空氣污染嚴重的地區,據估計空氣污染每年造成 700 萬人死亡。

    13.正如馬克思所形容的,在人類與環境之間的代謝裂隙(metabolic rift)正惡化為萬丈深淵,而這凸顯了其背後的嚴重階級分化。世界上最貧窮的一半人口的碳排放量不到最富有的 1%人口的一半。要遏止並因應氣候變化和環境退化就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這樣的洞見,將在未來幾年得到廣大青年、工人階級族群和工人的支持。

    新一輪封城──對世界經濟的沈重打擊

    14.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2020 年 10 月 14 日版),新冠危機將對全球生活水平造成持久損害。IMF 預計全球經濟將衰退 4.4%,這好於 6 月份估計的5.2%,但仍然是自 1930 年代初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衰退。甚至這些估計還是很可能過於樂觀。IMF 的報告發表時第二波疫情還未全面到來。該報告發表後,部分封城和限制措施加劇,而疫情來臨已有 6 個月,政府卻仍無力保障安全的工作和生活條件。  

    15.許多國家已經實行了宵禁。許多酒吧和餐館關門,當中高達 1/3 將永遠不會恢復營業。隨著旅行禁令的實施,許多旅行社走向破產。一個人可以會見的人數以及行動自由都受到限制。各國想方設法力輓狂瀾,試圖將其醫療系統從崩潰中拯救過來。在捷克和其他中東歐國家情況尤甚。這些國家受第一波疫情影響較輕,但現正處於第二波的風暴中。多年來,大量的中東歐醫護工作者都已經移民離開,主要是移居西歐,為的是工資和生活條件有所改善。匈牙利的醫生時薪僅 3 歐元,所以就算當局想以加薪 120%把他們派去國內其他地方工作,但都完全不能吸引到他們。

    16.但即使在較富裕的國家,公共醫療系統也受到威脅。維持公共醫療系統是一項重點事項,但同時避免關閉學校和工作場所也很重要,引用新任比利時總理的話說:「經濟再也不能承受再一次全面封城」。在法國,有25%的群聚感染來自職場,而學校是第二大主要感染源。統治階級準備為他們的利益犧牲我們的生命,但是在許多國家,這種方法無法奏效,並最終導致新的封城(即使比第一波的限制措施寬松一些)。這讓資產階級大幅下調了經濟增長的預期,生活的各個方面也普遍受此影響。   

    疫苗爭奪戰 

    17.另一方面,在撰寫本文件時,第一代新冠疫苗似乎越來越有望在 2020-2021 年冬季成功開發。儘管這可以給世界經濟帶來些許喘息,並且資產階級可能將其視為中短期內走出斷續封城的解決辦法,但我們必須強調,新冠疫苗既不能讓世界經濟擺脫新一輪大蕭條,也不會在可預見的未來令疫情消失。此外,對傳統政客的信任危機加劇了人們「懷疑疫苗」的傾向:在美洲到歐洲的幾個國家進行的民調顯示,這些國家中大約有一半的人口不會在第一輪接種疫苗。但是,這不太可能影響資產階級的整體做法,資產階級的當務之急是減少死亡人數,以便完全恢復經濟。

    18.即使在西方國家,大規模量產和分配疫苗也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並充滿問題和矛盾。同樣地,中國、俄羅斯和西方資本主義以自己的人民以及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作為競爭戰場的「疫苗外交」,有著非常明顯的冷戰色彩,讓人聯想到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太空競賽。今年早些時候,資本主義制度下私有財產和民族國家的束縛造成個人防護裝備、篩檢和呼吸機爭奪戰,已經表現出各資本主義政府的無能和混亂,並且將在尋求有效的全球疫苗接種計劃中再次如此表現。

    19.疫苗接種也將成為全球各階級、國家和地區之間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現象的焦點,而不平等日益嚴重正是世界局勢的主要特徵。生產、儲存、運輸和冷藏等因素已成為在新殖民地區提供和分配第一代新冠疫苗的阻礙。各國家和企業為了利益相互競爭,會干擾一切現有疫苗的快速有效分配,資本主義「計劃」的極有限性將在未來幾個月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ISA 必須制定宣傳方案和過渡綱領,其重點是需要大規模、普遍和免費的全球安全新冠疫苗接種計劃,首先要滿足全球一線工人和弱勢群體的利益。 

    上流和主流社會之間的鴻溝加劇 

    20.IMF 承認,2020 年底,將有近 9000 萬人陷入極端貧困,而世界銀行則估計 1.5 億人。這將使每日生活費不到 1.90 美元的人口佔全球比例從 8.4%增長到 9.1%。過去的 20 年間所有所謂的減貧成就(主要集中在中國)都將被抵銷掉。據樂施會稱,在疫情結束之前,可能有超過 5 億人陷入貧困。死於飢餓的人數可能多於死於疾病的本身。正如我們在歷史上多次所見,這或將導致圍繞糧食問題的「麵包抗爭」。

    21.國際勞工組織(ILO)指出,2020 年第二季度全球流失了相當於逾 5 億全職工作的崗位。最弱勢、最低工資的工人、移工和非正規勞動者尤受其害。54%失去崗位的人是女性,而女性佔全球勞動力不過 39%。官方的失業統計數字低估了災難的真正規模。在經合組織(OECD)和新興經濟體中,約有 3000 萬放棄求職的工人沒有出現在官方統計數字中。中國官方統計數據也不包括大量失業的農民工。據可靠的獨立報導稱,儘管有所謂的經濟反彈,但中國仍有5000 萬農民工失業。

    22.很大一部分失業集中在中小企業。ILO 估計,全球約有 4.36 億中小企業受到威脅。這場危機的其中一個結果是資本集中程度的飛躍提升。據估計,全球前 20%的「行業領頭者」企業的市場估值增加了 3350 億美元,而最末 20%的「低成效」公司則損失了 3030 億美元的市場估值。同時,根據瑞銀(UBS)的數據,自 2020 年 1 月份以來,全球億萬富翁(身家超過 10 億美元)的財富增加了 27.5%,達到了驚人的 10.2 兆美元。

    23.很大程度地,低收入工人──當中許多為青年人、女性和被激進化的群體──在 2020 年受到了最嚴重的收入打擊。高收入群組的收入反而增加了,他們往往也能安全舒適地在家工作,節省了通勤的費用等。最富有人士的財富在新冠疫情期間減少消費,累積了更多存款。在復甦期間,新冠疫情以來的貧富差距將會延續。在討論各國內部情況,以及對比富國與窮國之間時,越來越多人提到「K 形復甦」──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甚至 IMF 也建議採用更累進的稅制。OECD 起草了一項「藍圖」,旨在發起一場公司稅的「革命」,目標徵收 1000 億美元,這將使公司稅在各大公司同意的情況下增加 4%。IMF 首席經濟學家戈皮納特(Gita Gopinath)警告說,危機後的復甦時期將是「漫長坎坷且不確定的」。發達經濟體到 2021 年的經濟規模,預計將比 2020 年初的估計值少 4.7%;新興經濟體的經濟規模可能會縮減 8.1%─ ─這還是假設疫情在 2021 年受到控制的情況。IMF 補充道:「這些不均衡的復甦令全球收入水平趨同的前景更難實現」。 

    24.以上這些情況還是在有中央銀行 8.7 兆美元的注資,並使資產負債表增加了 GDP 的 10%下發生的。歷史上,中央銀行之所以成立,是因為人們擔心通貨膨脹無法控制,以應對過度的流動性。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2008 年,聯儲局的資產規模介於 GDP 的 4%與 6%之間,但為了應對2008-2009 年的大蕭條,其規模激增至GDP 的 22%。但這並沒有提升通貨膨脹率,因為正如我們之前所指,量化寬松注入金融部門的巨額資金絕大多數流入了投機活動,轉化為資產(而非價格)的通貨膨脹。另一個因素是生產過剩和產能過剩導致世界經濟整體存在通縮走向。

    貨幣供應在各地不平均地增加,導致部分地區出現通脹,其他地區則經歷了通縮。工人們面對失業與減薪的同時,美國的億萬富翁在疫情期間增加了 1 兆美元的財富。生產方面可獲利的投資不足,導致金融刺激政策新增資金的很大部分流向了投機,進一步加大資本泡沫。這使得現時股市造好,股價在危機期間攀升到歷史高位。正當數以百萬計的民眾負擔不起房租,樓價卻持續上升(美國 12 月樓市年度升幅為 13%),因為房地產的投機者借助超低息購買新房子。半導體、銅礦(增加 25%)以及其他商品價格也在上升。

    當開始解封並經濟開始復甦時,這個平衡有可能會被打破。雖然不是即時的威脅,通脹的幽靈可能會未來數年重現。事實上,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歡迎有限度、受控的通脹,因為這能降低債務的價值。英美央行(歐洲央行也很可能會跟隨)正調節通脹目標,變得更有彈性,並指出2%以上的通長率為「健康」,因為這符合預期經濟增長的潛力。但是,由於工人工資往往跟不上通脹,他們的積蓄會受到打擊,因此高通脹有可能引爆社會炸彈。通脹是很難控制的,如果超出理想水平,息率需要增加,並會影響堆積如山私人與公共債務的融資能力,有可能引發租金的雪球效應。

    戰後的凱恩斯主義最後導致了滯脹,當鉅額的公共支出導致價格的上升,卻不能刺激低迷的經濟。凱恩斯主義幻想在沒有全民就業下就不會出現通脹被證實為錯誤,同樣失業率與通脹不會同時上升的經典理論也被否定。導致「戰後凱恩斯主義終結」的力量,主要是越來越嚴重的產能過剩導致缺乏利潤空間,最終使資本背離生產性的投資以及債務累累,這些問題都沒在新自由主義下得到解決。固然凱恩斯主義的政策能夠拖延時間,但不能為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根本性矛盾找到解決方案。

    26.金融崩潰的威脅根本沒有消失。多年來,經濟學家一直在警告許多國家的債務不可持續。在疫情之前,幾乎有 20%的美國公司成為殭屍企業,靠無法償還的貸款維生。一旦倒閉,恐將引起骨牌連鎖效應。但是利率已經處於歷史最低位,並且如上所述,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彈藥已經耗盡。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Finance)表示,2020 年第一季度全球債務對 GDP 的比率躍升了 10%,創下有史以來最大的季度增幅,是上季度的331%。公共債務以及家庭和公司債務正以驚人的速度激增。

    27.公共債務的增長也引起了關於債務門檻的爭論,這意味著當一國要支付的利息超過了其償債能力,結果就是所謂的債滾債。據估計,各國債務與 GDP 的比率平均為 130%,但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實際利率和增長數據。多年來,日本的公共債務一直超過 200%,而且不可持續。而數十年來,希臘的主要預算盈餘一直在增加。

    28.因此出現了一種幻想說,「只要」利率保持在低於名義經濟增長水平,那無需維持盈餘預算也可以靠經濟增長逐漸擺脫債務。但是要所有主要經濟體都在長時期內都忍住不讓利率超過名義經濟增長水平是根本不可能的。不管是為了吸引額外的資本流入,或是為了應對通貨膨脹(雖然這並非緊迫的威脅)。只要有一個主要經濟體禁不起誘惑,那麼其他主要經濟體也會效仿。

    29.一些人則提出各種現代貨幣理論,基本上就是認為政府可以無中生有創造無限的貨幣,而中央銀行則以無限期或非常長的期限(100 年)以零利率擴大其資產規模,以此為後盾。這是一個現代超級增強版的「印鈔機理論」。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基於私有財產和國際範圍內的勞動價值交換,這是一個危險的烏托邦。只有當商品和服務生產指數增長時,這種貨幣的倍增,才不會釋放出高通貨膨脹。不能充分反映實際價值的貨幣將在國際貿易和交換中被列入黑名單,迫使這些國家完全依賴其外匯儲備。

    從財政的正統理論到財政的抗爭主義

    1930 年代的大蕭條表明,「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不奏效。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想法是,每個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有利於實現總體利益。基本上,凱恩斯(Keynes)贊成採取反週期的方法:政府應該在經濟衰退是增加開支,並在經濟復甦開始時撤出。小羅斯福採用了這種方法,目的是拯救資本主義。失敗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做得不夠,而是因為沒有辦法解決大蕭條的根本原因。是革命、戰爭及其帶來的破壞和影響,以及由此產生的力量對比,使「新政」這一進程遠遠超出了凱恩斯的設想。美帝國主義在二戰後的主導地位,確立了《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以及美元作為國際交易貨幣,加上史太林主義作為社會主義扭曲的存在以及階級鬥爭,導致了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和部分新殖民主義世界中的國家建立起福利國家制度,以避免再次的革命。戰後經濟景氣的結束(1973-1975 年)、滯漲和利潤率下降,對於戰後凱恩斯主義的影響,好比 1930 年代大蕭條對「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影響。

    31.新自由主義最初出現時並非一套完整的體系。智利民眾現在放棄了皮諾切特的憲法,而他的 1973 年政變,促成的力量對比讓芝加哥學派能夠在現實生活實驗其災難性貨幣主義政策。在其他地方,統治階級經過了 5-10 年的階級鬥爭,獲得了信心和力量,將芝加哥學派的內容成為自身統治政策的核心。這在一些關鍵的國家(主要是英美)最終導致工人階級的戰略性敗北。很快地,加上新的電腦與通訊科技所帶來的可能性,為城市的更深發展與去地域化打開大門。當時這些階級鬥爭都不能預先知道結果,但很明顯,戰後凱恩斯主義已遇上瓶頸,對統治階級和工人階級皆非出路。

    32.貨幣主義是後來發展成為新自由主義的重要政策。這個理論本質上視貨幣供應政策而非財政政策為主要調控經濟的工具,主張由獨立於民選政府的中央銀行保證的貨幣供應,並認為對經濟的政治干預是出於拉近收入和財富差距的壓力,卻以犧牲經濟效率為代價。貨幣供應的控制,也就是貨幣主義的精粹,目的是要穩定貨幣價值並且防止貨幣資金貶值,這也伴隨著國家投資和企業稅的減少。為了嘗試克服資本過度累積的問題,資產階級進一步探索更有利潤可能的投資,以及其他增加利潤率的方法。這些包括打擊工資、工作待遇,以及打開外國市場的大門來出口自身的剩餘資本和商品、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隨著去管制化、金融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進行,新自由主義逐漸形成。史太林主義崩潰後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更強化了這一點。儘管有可能挑出某些特徵,但新自由主義不應被理解為一套固定的規則,而應被視為一個歷史階段中演變的政策。

    33.在 2007-09 年的危機中,許多貨幣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信條均被證明不足以阻止經濟崩潰。政府不但沒有對經濟袖手旁觀,反而更加大力干預。貨幣供應沒有被限制配合經濟的預期增長,而是透過央行降低銀行息率和國債回購計劃,讓貨幣供應爆炸性地增加。公共債務不跌反升,打破了歷史紀錄。這些與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相違背的政策,在當前的危機下一再被使用,現在更是質上的更大規模。今天,儘管存在新自由主義的生存危機,撙節、勞動市場彈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各個方面還遠遠沒有消失。就算是在 1930 年代凱恩斯主義時期,階級鬥爭威脅著統治階級的利益和權力下,對於工人階級的打擊也沒有完全消失。羅斯福將增加的社會支出、基礎設施工程和創造就業機會結合起來以拯救資本主義制度。但是這些臨時措施都無法解決經濟的根本問題,並與殘酷鎮壓工人鬥爭相結合,進一步導致了資本集中,這次是有意地揀選贏家而非過去那種自由市場政策下「自然」發生的集中。從新自由主義轉向另一種政策並不意味著不會設法將負擔轉嫁給工人,而是比起實施一套國際性的制度,寧願實行國家範圍內的緊縮政策。

    34.例如,印度在實施自己的 200 億美元財政刺激計劃的同時,開始在疫情中推進私有化。提議進一步提高退休年齡。但是,自大蕭條以來的經驗表明,貨幣政策沒有彈藥可以應對當今如此嚴重的蕭條。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在大約 10 年前是緊縮和正統財政理論的領銜倡導者,現在卻建議各國大量舉債:「首先,政府需要擔心這場戰爭,然後才弄明白如何為戰爭提供資金。」IMF 估計,到 2020 年,各國將增加支出並削減規模驚人的11.7 兆美元(等於全球 GDP 的 12%)稅收!遠遠超過二十國集團(G20)最終同意的經濟刺激方案(等於全球 GDP 的 2%)。這使《金融時報》的經濟編輯吉爾斯(Chris Gilles)得出結論,正統的財政理論已被財政行動主義所取代。與上一次危機相比,一大例外是中國,中國在2009 年採取巨額刺激計劃「輓救了全球資本主義」,但這次行動上卻遠遠落後於其他主要經濟體。這主要是由於債務激增(巨額刺激措施的遺產)減少了中國政權的政策選擇。

    經濟政策的結構性轉變

    35.我們認為,這是資本家經濟政策發生結構性轉變的一個體現。當然,在很多方面,我們所面臨的情況都是獨一無二的。在一個健康的民主組織中,就像其他重大事件發生時一樣,這些情況會丟出問題供我們澄清、思考和討論。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基石是瞭解人類歷史發展規律,以便更好理解發展過程。與我們所經歷的現況最接近的時期是 1930 年代的大蕭條。當下的政策轉向並非納粹式的國家指令資本主義,也不是史太林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這也不是二戰後的「福利國家」政策,那是建基於戰後重建、基建更新、將產能轉向普遍量產、戰後美帝國主義的怪異主導地位,使其能夠確立GATT、美元主導及馬歇爾計劃,還有蘇東集團的替代制度的存在以及工人在戰後的激進化與(部分地呈現的)有組織的工人運動。這與 1930 年代實施的凱恩斯主義式的國家干預方法相似。當然,所有的比較都是有缺陷的,更深入的研究也會發現當中有諸多差異。

    36.這項政策只是暫時性的嗎?新自由主義會在短暫的中斷之後像大蕭條後那樣很快恢復嗎?當然,不能排除這種國家干預只是暫時的經濟措施。但這還不是現階段統治階級的主流思想。這項政策會直接應用嗎?不,我們會看到波折,看到它在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以不同的方式實施。但是鑒於所有這些差異,世界經濟的主要趨勢將朝著加強國家干預(政治上和財政上)的方向發展,而對減少赤字的經典「新自由主義」教條將不那麼重視。資本主義現在是陷入多病纏身的狀態。資本主義經濟的危機易發性,是導致其政治合法性、穩定、自然環境和醫療衛生處現危機的根本原因,並導致了資本主義史上最嚴重的全球危機之一。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和政客們紛紛不知所措,急切希望找到出路。美國今年的聯邦赤字達到 3.13 兆美元,佔 GDP 的15.2%,是 2019 年的 3 倍多,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水平。公共債務超過了經濟規模,是自 1946 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儘管如此,聯儲局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表示:「現在不是優先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他認為「做太多事的風險小於做得不夠多的風險」。 《新聞週刊》向 12 位經濟專家詢問了他們對下一任美國總統的建議。反覆聽到的這個詞是「花錢」,或者像一位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花錢,要花很多」。資產階級的工具箱被證實不足以解決 2008-09 年的危機,而現在的鉅額借貸與印鈔也只會為未來帶來更多問題。

    37.歐元區 19 個國家的預算赤字總額將達到 1 兆歐元,相當於佔歐盟 GDP 的 8.9%,比 2019 年高出 10 倍。但是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說:「顯然只要有必要就應維持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支援,並且必須避免『懸崖效應』。」 裕信銀行(UniCredit)的瓦利(Marco Valli)說:「繼續採取一切必要財政手段支持經濟,並減少……長期損失。」由於歐盟內在的結構性錯誤――資本主義無力克服民族國家的局限性的結果,這些訊息往往被置若罔聞。價值 7500 億歐元的歷史性「恢復和彈性計劃」,在一定程度上使恢復工作相互促進,與歐盟預算一樣,仍在「討論中」。德國已經宣佈計劃在 2021 年將預算赤字減少 GDP 的 4.25%,法國也計劃減少預算赤字。儘管德國政府內部就如何規避甚至取消德國憲法的債務制衡進行了討論,但這仍然給歐盟蒙上陰影。這可能是由於歐元區的公共債務激增了15%,到 2020 年底達到預計的 GDP 總量的 100%。

    38.歐洲央行 9 月份對第四季度恢復 3%的預測,立即加劇了有關是否結束因應疫情緊急採購計劃的爭論。該計劃實際上規避了禁止歐洲央行直接為政府融資的規則。歐洲央行甚至購買了希臘政府債券。但是,由於第二波疫情,因此更可能出現兩次衰退(第四季度的增長已修正為-2.3%)。預計歐洲央行在 12 月將進一步將其緊急債券購買計劃增加 5000 億歐元。這並不意味著能夠克服歐洲長期存在的民族矛盾。

    39.蕭條助長了離心趨勢――在現有國家內部,甚至在整個歐盟內部更是如此。這可能導致新的危機,類似我們在 2010 年代所遇到的那樣。英國與歐盟所達成的貿易協議,代表了英國正式脫歐,並沒有根本性地解決過去 4. 5 年來導致談判膠著的任何關鍵問題。未來很可能會再次爆發經常性的外交和經濟紛爭。英國是當中的輸家,但歐盟也被削弱了,他們要擔心其他成員國中再次冒起的反歐盟情緒(過去一度減少),特別是由於歐盟對於疫苗分配問題的差勁表現,包括與英國相比。就亞斯利康(AstraZeneca)出口的紛爭問題,顯示了協議文件的脆弱─ ─雙方都隨時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拋棄部分內容。在協議簽署 5 個星期之內,歐盟無知地威脅要動用第 16 條,能夠凌駕北愛爾蘭議定書的所謂保障機制,並再次使南北愛爾蘭之間的邊境問題浮上水面。這是宗派主義緊張局勢升溫,本來該議定書被相當大群體的新教徒人口視之為邁向「經濟上的統一愛爾蘭」的重要一步。我們已經看到對於碼頭人員的要脅勒索,而當地的親英派也發起運動要求啓動第 16 條。加上其他廣泛的發展進程,北愛「和平進程」能否以現存模式繼續下去成為了問題。譬如,議定書必須要在北愛議會中每 4 年投票通過一次,因此這個問題在未來將持續爭吵下去。就貿易、國家援助和捕魚問題方面也可能會隨時爆發小型衝突。

    過渡到「失序時代」的時期

    40.在這一階段,IMF 或任何其他主要的國際機構都沒有提出迅速放棄財政支持的主張。這既不現實也不理想。就像 1930 年代大蕭條或 1973-1975「石油危機」一樣,這種蕭條表明過去幾十年的主流政策已達到極限。它的延續只會導致更大的災難。與往常一樣,國家被要求輓救資本主義制度,然後用改革(或用 IMF 的話說「協助調整」)來輓救它。但是這些拯救措施的規模將是巨大的。疫情和由此引發的蕭條將使經濟體的全球化程度降低、數碼化程度提高、不平等加劇。辦公室工作人員將繼續至少部分在家工作。在可能遭遇衰退的部門工作的許多人最終將永久失業。這樣的過渡時期在本質上是不穩定的,過去的要素與新的要素並存。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關鍵是看進程發展以及前進的方向。 

    41.一個根本性地不同的新時期成形之前,需要反覆測試,要從力量對比、戰爭或代理戰爭以及最終的階級戰爭中進行檢驗,其結果尚不確定。德意志銀行在 9 月發佈的一份報告中反映了這一點,該報告宣告了全球化 40 年的終結以及新的「失序時代」的開始。該決議下一節專門討論帝國主義緊張局勢,涉及新的但又不同的「冷戰」、去全球化、國際制度的瓦解、貿易戰和經濟保護主義。足以說,疫情和經濟蕭條都極大地推進了這一切。

    42.中國擺脫了封城,重啓了經濟,而其主要競爭對手仍飽受疫情肆虐。由於擔心其全球市場份額,美國統治階級感到恐慌。同時,鑒於與西方國家之間激烈的經濟和地緣政治競爭,中共政權也毫無疑問在數據上作假,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嚴重地誇大其經濟數據。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質疑中國季度 GDP 數據的可信性,例如,第一季度的實情可能是衰退不只 6.8%,而第三季度的增長 4.9%則可能是誇大。習近平的立場受到中共內部權力鬥爭死灰復燃的壓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這也加強了操縱經濟數據的動機。

    43.中國仍有限度的復甦,是由國家支持的基礎設施支出以及對個人防護裝備和居家工作設備的強勁出口需求所激發。房地產投資增長了 5.6%。復甦中缺少的一個關鍵要素是消費需求。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0 年的前 9 個月,人均消費支出下降了 6.6%。雖然自 9 月以來,消費部分恢復,但這主要是基於中國富裕的消費者在奢侈品和度假方面的支出,而較貧窮的人仍然受到疫情造成的失業和收入下跌的損失。一項估計顯示,最貧窮的 60%的家庭在上半年損失了約 2000 億美元的收入。至關重要的是,今年前 9 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僅微不足道的 0.8%,這一數字幾乎可以肯定有作假、真是增長率應為負數。總部位於紐約的《中國褐皮書》首席經濟學家史劍道(Derek Scissors)表示,由於第三季度消費和投資實際上都處於負值,「GDP 變化將接近下降5%,而不會增長 5%」。這對中國而言至關重要,因為多年來經濟一直在與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經歷了快速增長但又未能趕上高收入經濟體從而陷入困境──作鬥爭。 

    44.雖然中國經濟可以避免大多數較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那樣 GDP 嚴重下跌,但中共仍然面臨自毛澤東執政的最後一年以來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最差的增長表現。對全球市場和增長源的激烈競爭將進一步加劇中美緊張關係。值得注意的是,中國 2021-2025 年的「五年規劃」甚至沒有首次規定年度 GDP 增長目標。這表明統治集團更為不確定、謹慎。可能在 3 月份舉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對該計劃加蓋橡皮戳之時,便可能 GDP 目標,但一切都還不確定。在其他方面,新五年計劃顯然是「冷戰經濟」的另一種體現,旨在集中精力建立國內消費並加速建立更強大的科技基礎來抵抗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壓力(習近平「雙循環」的主要特徵)。一位參與該五年計劃編制的中國官員評論說,該計劃的內容「的三成是美國所致」。它首次包括有關中國軍隊現代化的部分。

    政策改變將無法解決根本原因

    45.政策的改變將無法解決眾多潛伏的弱點與資本主義的矛盾。生產力的發展早已超越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和財產關係模式,而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和財產關係模式已從促進發展變成扼制發展。很久以前,生產發展已經達到需要民主計劃、國際合作與交流、以及公共控制和實現資源公有制的階段,但這與資本主義制度對利潤的渴望背道而馳。雖然 IMF 和許多經濟學家提出的對基礎設施和研究的公共投資將受到工人階級的歡迎,但這不足以減緩經濟崩潰。它既不會解決與積累過多有關的盈利危機,也不會導致私人投資的繁榮。    

    46.經濟脫鈎和去全球化將進一步加速。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世界投資報告》(2020 年5 月),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在 2020 年減少了 42%,從 2019 年的 1.5 兆美元下降到約 8690 億。這使FDI 回到 1990 年代的水平。這個跌幅在發達國家比起發展中國家更為嚴重。相比 2008/9 年的大衰退更少了30%。雖然這個嚴重跌幅是由於疫情,但 UNCTAD 認為全球 FDI 的弱勢將會在 2021 年持續,最快要到 2022 年才會恢復。在 2002 年至 2011 年之間,世界貿易總量以年均 5.7%的速度增長對世界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4.1%)產生淨貢獻。及後,世界貿易已成為世界產出的負累。2020 年 10 月,IMF 預計全年世界貿易將萎縮10.4%,而 2021 年世界銀行則預計萎縮 9.5%。視乎疫情的發展,大部分預測認為當各個經濟體重新開放後,2021 年的全球貿易將有 5-8%的增長,但當中仍然存有許多下行風險,而且恢復量也不足以彌補過去的損失。

    47.只要資本主義存續,無論採取什麼政策,富人總能受益,並以窮人為代價。正如我們尼日利亞的一位同志最近指出的那樣,當原油價格上漲時,燃料和電力價格隨之上漲。但是,考慮到尼日利亞的煉油廠在十多年前就停止了運作,並改以進口成品油,當原油價格下跌時,出售原油所得的收入減少也導致燃料和電力價格上漲。同時,尼日利亞最大的石油公司 Seplat Petroleum 在 2020 年上半年向股東派發了其利潤的 132%。

    48.在全球範圍內,公司用股息和回購向股東分配收益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在 2010 年至 2019 年之間,在標準普爾500 指數中上市的公司平均將 90%的利潤支付給了股東。樂施會發現,標準普爾全球 100 指數中 25 家獲利最高的全球公司計劃在 2020 年向股東支付其淨利潤的 124%,而在疫情之前的 2019 年,這一數字為103%。 

    49.托洛茨基在他的過渡綱領中指出,「新政」只有在資產階級成功積累了不可估量財富的國家才有可能實行。在許多較貧窮的國家中,這種情況是不會如此貫徹始終地落實的。儘管如此,某些國家會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行更多的改變或限制,特別是當資產階級感受到或懼於來自群眾運動的壓力。例如,莫迪 10 月份的新刺激計劃旨在刺激消費者需求和基礎設施項目的額外公共支出,而巴西政府每月的緊急救助計劃自 4 月以來已向 6700 萬貧困人口發放了現金。儘管總統博索納羅對疫情處理極為不當,但這是他在 2020 年下半年支持度上升的重要因素。現在,他的支持度再次下跌,這是由於衛生危機的惡化和經濟援助的結束。當局正面臨壓力,需要維持對於最基層某程度的經濟援助,縱使憲法對於公共開支的限制。 

    50.IMF 稱,大約有一半的低收入經濟體有債務違約的風險。當中大多數國家的狀況比 2008-2009 年大蕭條之前要糟糕得多。他們的債務大多以美元計價(美元升值而成為了一種保險),進一步增加了還款負擔。 20 國集團(G20)批准暫停債務,該債務於年底到期。IMF 和世界銀行的領袖發表了雄辯的演講,並向 80 個國家提供了緊急融資,但這些都與撙節有關,正如歐洲債務與發展網絡所描述的那樣,撙節「更狠、更快、更廣泛」。在這些國家中的 59 個國家中,按照 IMF 規定,未來三年的撙節政策規模將是 2020 年新冠肺炎一攬子計劃支出的4.8 倍。間接稅對窮人的影響更大,至少 40%國家要增加間接稅。削減公共服務佔威脅削減總數的 3/4。儘管如此,到 2023 年,56 個國家的債務水平仍將上升。當我們在大部分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見到某程度的保護主義時,我們將面臨更大的壓力,即隨著對生態系統的更多利用和破壞,以及更多難民的產生,進一步向帝國主義敞開大門。隨著中國成為主要債權國,債務重組談判與帝國主義競爭交織在一起,變得更加複雜,贊比亞就是一例。這些國家只有免除債務才能避免再度失去十年。這對於群眾所造成無盡惡夢般的政治影響,包括現階段世界各地爆發反抗、更大規模的鬥爭,以及左翼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反新自由主義」、左翼民粹政治人物和勢力的崛起,還有各種反動威脅,譬如軍事政變、右翼民粹、宗教與種族衝突。

    中美衝突

    51.崛起的中國帝國主義與衰落的美國帝國主義霸權之間的中美衝突,不僅是特朗普(Donald Trump)崛起之類的事態發展的結果,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還將持續。

    52.但是特朗普時代無疑是一個轉折點。加劇的緊張情緒反映在煽動性的言辭中。他的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談到美國為保衛自己免受中國共產黨的「暴政」。他在 7 月進一步宣稱:「若現在不採取行動,中共將腐蝕、顛覆自由社會努力建立起來的法治秩序……舊有與中國的盲目接觸政策根本不起作用。我們不能繼續下去。我們決不能回到這種作法。」美國的言論與中國「戰狼」外交官的言論相吻合。習近平最近利用中國參與朝鮮戰爭 70 週年來煽動反美民族主義:「中國人民深知,對待侵略者,就得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同他們對話。」

    53.現在,人人都在討論著新冷戰。當中很重要一點,要指出當前新冷戰的主因跟史太林主義崩潰前的舊冷戰完全不同。過去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與非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衝突。新冷戰反映的是美國統治階級的更廣泛變化。值得注意的是,民主黨人並不反對特朗普政府的總體政策。

    54.現在這是一場全面衝突,全球疫情和經濟蕭條加劇了這一衝突。貿易戰很重要,但目前還不是關鍵問題。在中國經商的成本和風險的增加以及特朗普政權的壓力正在讓美國和中國經濟的「脫鈎」加速。這個過程實際上始於 12 到 15 年前,由於生產成本上升,製造商開始將中國遷往其他東南亞國家。鑒於兩國之間經濟關係的複雜性,更全面的脫鈎將需要很多年,但這是發展趨勢。 

    55.美國商會報告說,在過去兩年中,約 40%的美國公司已將製造工廠遷出中國或正在考慮這樣做。商會還報告說,今年只有 28%的會員公司將增加在中國的投資,低於 2016 年的 81%。

    56.但是,不僅美國,而且日本和台灣等其他美國盟國也在敦促本國公司從中國撤離。日本已經向 87 家公司支付了轉移生產的費用(《華盛頓郵報》,7 月 21 日)。

    57.越來越多的大型美國公司被迫緊追美國帝國主義的廣泛利益:顧問公司絲綢之路合作夥伴(Silk Road Associates)行政總裁貝哲民(Ben Simpfendorfer)表示:「如果您要供應給Google 或 Facebook,需要證明產品不是中國製造的。」此外,隨著西方政府採取行動阻止中國的投資、企業收購,並阻止養老基金和其他金融機構投資中國股票,出現了一系列新的金融法規。到 2021 年底,將要求超過 200 家在華爾街上市的中國公司遵守美國會計准則,這可能會引發一波中國退市潮。這場初期的「金融戰」是中共政權努力建立數碼貨幣的主要動力,該數碼貨幣是規避以美元為基礎、為美國提供了獨特的權力地位的全球支付系統的手段。 

    58.中美衝突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以華為作為中心的 5G 技術主導權爭奪戰。令人驚訝的是,特朗普政府雖然手法拙劣,但還是成功地讓華為 5G 技術退出英國、澳洲和印度。法國也施加了變相禁令的限制。最近,瑞典也加入成為禁止或嚴重限制華為的歐洲國家之一。不過,與中國關係非常密切的的德國,暫時頂住了這個壓力。根據歐亞集團的說法,將華為列入黑名單標誌著「對中國最重要的科技公司的致命打擊」,也是中國政權在當前衝突中遭受的最大挫折。拜登政府可能會審查華為禁令的某些方面,但由於其戰略性,該政策不太可能被撤銷,而先進的技術成為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主要戰場。   

    59.然而,各國之所以能夠與美國達成一致立場,並不主要是由於特朗普的壓力或說服力,而是反映出其他主要大國出於其自身原因,得出結論認為中國的進一步崛起也對其利益構成威脅。他們目睹了中國「一帶一路」的擴張、其軍事力量的建立以及不斷提高的警惕性所施加的無情外交壓力。中國人同時還需要出口其過剩的工業能力,但顯然在利用「一帶一路」來發展一批在這場全球霸權衝突中依賴/與其聯盟的國家。

    60.中國、美國和其他大國正在競爭開發和保護新技術。這場競爭不僅在 5G 領域,而且還在半導體、人工智能、「大數據」和量子計算等領域。這意味著增加國家干預。我們可以看在新冠疫苗開發的競爭中,美國、中國和俄羅斯公然利用制藥業來促進自己的國家利益。這種衝突升級的一種較隱晦的後果,就是各國爭奪全球技術標準的競爭日趨激烈。在某些情況下,這可能會導致並行技術無法相容和銜接。這些不相容的科技及其伴隨的生產程序,將只能在全球經濟的某些特定區域內使用。

    61.所有這些都表明全球綜合供應鏈出現部分崩潰──這個趨勢將導致其被不同的大範圍地域供應鏈取代:東亞為最大的供應鏈、北美為次、德國和東歐為中心的第三。台灣製造業巨頭鴻海集團董事長劉揚偉最近宣佈:「過去全球化集中在少數國家的世界工廠現象不會存在,未來朝向區域化生產和區域製造體系發展。」

    62.這一進程的特點是,在經過長達 8 年的談判後於 11 月啓動了由 15 個成員組成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中國是其中的推手。從地域上講,RCEP 可謂「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協議」,無疑是在中美貿易戰和當前危機期間中國政治日益孤立的背景下,中共政權的外交勝利。但從經濟角度來講,RCEP 相當「淺層」和「有限」。它是一個遠不及歐盟或《美墨加協議》(USMCA,前身為《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那樣成熟的貿易集團,因為這是在當前條件下可以實現的最大限度。印度是亞洲第三大經濟體,於 2019 年退出 RCEP 程序。RCEP 的推出可能會促使拜登領導下的美國再次推動加入《跨太平洋全面夥伴進展協定》(CPTPP,前身為 TPP),特朗普於 2017 年帶領美國退出該協議。CPTPP 是一個更深層的資本主義經濟集團,專門設計用來排擠中國。

    現時世界經濟的地域化,其邏輯是試圖增加各自地域集團內的剝削程度,資本家希望以此來彌補世界經濟分裂後所帶來的影響。這代表大國會更嘗試對小國進行剝削,當然還有整個工人階級,就如我們在歐盟內部的南北分野那樣,以及歐洲國家(尤以地中海國家最為嚴重)過去 10 年的緊縮政策攻擊。不過,這有著其政治極限,一方面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還有來自工人階級的反抗。我們看到在歐盟內部,德國及其盟友政府對希臘、意大利、英法等國政府之間的衝突,另外還要面對工人階級的運動,特別是法國「黃背心運動」期間及之後。我們也看到NAFTA(現為 USMCA)內部,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的裂痕,墨西哥的奧夫拉多爾(AMLO)當選為墨西哥總統後,該國的血汗工廠爆發爭取提高工資的鬥爭。這些血汗工廠的普遍程度,正是 NAFTA 下剝削增加的直接後果。歐盟和 NAFTA 的情況,將同樣(甚至更加嚴重)地出現在 RCEP。我們不難看到各地政府和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是如何發展出來的,並且主要 RCEP 國家(如印尼)內部的鬥爭將如何對落實 RCEP 的協議條文造成政治阻礙。

    去全球化加速

    63.這是對基於資本、貿易和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模式的重大轉變。再次強調,我們並不是在說全球化將被完全扭轉。自從貿易帝國興起以來,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就一直是資本主義的特徵。但這不是一個持續不斷向前發展的過程。到 19 世紀末,全球化達到了一個很高的程度,然而在一戰後則進入了一段長時期的去全球化,到了 1930 年代更出現非常高程度的保護主義。

    64.保護主義和「全球秩序」的崩潰在 1930 年代達到頂峰。對於民族國家認識的強化反映在戰間期。但由於一系列特殊因素,資本主義制度在的最終衰落在二戰後得到暫時扭轉。自 2008 年以來,資本主義再次進入嚴重危機階段。全球化進程這次很可能不會像 1930 年代那樣深入,但是已經在逐步重塑世界關係。

    65.美中兩國曾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而現在它們已成為去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這體現在貿易保護主義的發展,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增加以及打破全球一體化供應鏈的趨勢。

    世界資本主義正陷入在矛盾之中。資本主義生產與貿易是世界性地進行,但其政治制度卻仍局限在民族國家的邊界內。過去幾十年,這個矛盾之所以能夠部分地化解,是因為世界商品、服務、資本(包括金融資產)市場的總體增長。全球化不斷加深,這是因為基本上所有國家的資產階級都從中受惠。然而現在局勢正向另一方向發展:世界的大餅不再變大,而是在縮小。追求利潤越來越是個零和遊戲。

    在資本日益擴張下,必須要找到可圖利的地方,也就是向海外投資和售賣商品。資本主義無法扭轉時間回到四五十年前,世界貿易(特別是資本輸出)相比今天仍為很低水平那樣。

    日益緊張的軍事局勢

    66.中美衝突在軍事方面也有所升級,南海和東海以及台灣都是主要的爆發點。南海擁有大量漁業以及油氣儲量,但更大的問題是這裡是個戰略要點。誰控制南海,誰就控制著西太平洋,而中國則在積極挑戰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統治。

    67.中國試圖在各種小環礁上建立軍事基礎設施,製造既成事實來合理化其「九段線」的宣稱領海。中國還建立了世界上最龐大的海軍,但該國在軍事上總體上仍比美國弱得多。中國的理論似乎是美國必須覆蓋更大的領土,以此可以將部隊集中在西太平洋。儘管中國在南海擴張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它卻以與在南海宣稱擁有相同海域的其他國家日益對抗為代價,並將這些國家推向了美國一方。例如,菲律賓在總統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領導下更靠攏中國,並威脅要取消與美國的一系列軍事協議後,但現在又改變了立場,允許美國回歸。

    68.另一個引爆點是台灣,中共和中國民族主義永遠不會接受台灣成為「獨立」國家、與西方或「反華」集團合作。美國目前正以今年幾十年來最高級別的官方訪問來更積極地推動與台灣的關係。甚至有人猜測特朗普可能在他感染新冠肺炎之前就已經計劃過一次訪問。而中國空軍採取了越來越挑釁性的姿態,戰機定期侵入台灣的領空。

    69.就如在喜馬拉雅山的中印邊界上所發生的那樣,無論是南海還是台灣,都可以看到冷戰正逐漸轉向熱戰。正如我們一再強調的,由於核武器的關係,中美或中印之間就這些問題進行全面戰爭的可能性非常低,但即使是「小規模」戰爭也將是非常危險的,並具有巨大影響。並可能在國際上引起大規模的反戰運動。

    衝突加劇了矛盾

    70.中國在 5G 等方面遭遇了一些挫敗,並且在全球舞台上比一年前更加孤立。因其在疫情之初未能遏止爆發,隨後還掩蓋疫情,中共政權的聲望受到嚴重打擊。但是在殘酷的封城之後,中國確實大致成功地控制了疫情,與歐美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經濟可能是唯一正成長的全球主要經濟體,儘管增長疲軟,中共在今年取得了經濟增長。現在中共正在東南亞和新殖民世界其他地區積極運用「疫苗外交」。

    71.我們的材料指出,中國帝國主義崛起與美國帝國主義衰落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雙方也會因此遭到削弱。衝突的某些方面的原動力是來自希望擺脫國內問題,就像特朗普一再提到「中國病毒」一樣。中共政權的言論還旨在分散人們的注意力,並將工人鬥爭等社會抗議活動的爆發歸咎於「境外勢力」。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煽動民族主義都會給進一步挑釁帶來危險的壓力。

    72.中共獨裁深怕抗議和革命進程,中共領導層內部就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發生了尖銳分歧。一個反對習近平的派系試圖將中美衝突降溫。中共獨裁的殘酷(比如對香港、新疆和內蒙古的少數民族)以及中美衝突,都是大漢沙文主義、民族主義的來源和結果。

    73.在美國,政治兩極化非常巨大,工人運動與對結構性種族主義的抗議浪潮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復興。特朗普利用民族主義來動員自己的支持基礎,但隨著美國內部的社會和經濟危機惡化,而統治階級試圖分化社會鬥爭,這在未來幾年可能會變得更加明顯。在中國,由於史無前例的極權主義控制,這些過程相對不易看出,但以年輕人為首的群眾正在急劇激進化,其中一種表現是對「毛澤東主義」的支持有了大幅度增長,但這種「毛主義」與過去相比卻有著重大差異。中國許多年輕的「毛派」(在中國算一種概略稱呼)與其他國家的毛派非常不同,中國「毛派」並不支持中共獨裁統治和中國資本主義。

    其他的帝國主義緊張局勢

    74.世界關係的一個與日俱增的特徵是,主要帝國主義大國與區域帝國主義大國之間的帝國主義衝突日益加劇。中美衝突只是主要一例。在許多情況下,這些衝突是它們的代理人發動的。

    75.在地中海東部,一個長期的紛爭走向了新的緊張方向。北約的兩個成員國,希臘和土耳其兩國海軍就天然氣勘探權問題發生了對峙。以色列、埃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法國支持希臘和塞浦路斯的反土耳其立場。儘管這次沒有擦槍走火,但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76.10 月,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之間在亞美尼亞飛地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Nagorno-Karabakh)爆發了武裝衝突,亞美尼亞遭受重大損失。阿塞拜疆政府得到了土耳其和以色列的支持,而俄羅斯則在亞美尼亞設有軍事基地。這是自從前蘇聯解體以來兩國間最大的衝突,雖然很難得出確切數字,但估計已有超過一千人喪生。雙方在俄羅斯的調停下達成停火,俄國並派遣「維和」部隊以監督新的控制線。

    77.儘管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爭議不是新問題,但已成為具有更廣泛地區野心的土耳其與俄羅斯之間的代理人衝突,土耳其近年積極意圖將自己發展成為區內的帝國主義勢力。對於土耳其和俄羅斯而言,內部經濟問題和政治緊張局勢加劇是加劇軍事衝突的原因。埃爾多安政權的外交政策某程度是建基於平衡不同的帝國主義利益,特別是美俄兩國。他不但與希臘發生衝突,而且在敘利亞和利比亞問題上與俄羅斯對立,而且也與法國和歐盟在利比亞內戰中分別支持不同的勢力。土國與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之間的競爭也算是最激烈的衝突之一。阿聯酋利用其石油財富來支持埃及塞西(Al-Sisi)獨裁統治,反對土國支持的穆斯林兄弟會,以及利比亞的哈夫塔(Haftar)部隊。

    78.更不用說也門正在進行的戰爭,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伊朗與中東其他國家,包括沙地阿拉伯、阿聯酋和以色列之間的廣泛衝突。在非洲,特別是在非洲之角(吉布提、埃塞俄比亞、索馬里、厄立特里亞),這種衝突也很嚴重。美帝國主義和中國也牽涉其中。埃塞俄比亞政府軍與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TPLF)之間在提格雷(Tigray)的戰爭可能進一步破壞該地區的穩定,造成飢荒和數百萬人逃離。這揭穿了資本主義的宣傳,稱埃塞俄比亞由於其經濟高速增長是其他貧窮國家的榜樣。這種模式是建立在獨裁和帝國主義剝削之上的,對群眾沒有好處。

    離心傾向的擴大──民族問題

    79.雖然新冷戰是削弱和破壞全球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平衡的主要動力,但整個地球上正在出現著更大的「離心」傾向(趨於分離),從中體現出尖銳的民族問題──資本主義的另一個棘手問題。合法性的嚴重危機困擾著現有資產階級秩序的所有支柱,甚至威脅到一些最古老、最成熟的民族國家的領土完整。

    80.大蕭條中,我們已經見到民族問題的爆發,這些問題在前一個時期至少一直處於蟄伏狀態,而以前存在的問題則嚴重加劇,蘇格蘭和加泰羅尼亞位居前列。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危機緩和了一段時間,但它們仍然是定時炸彈,危險絲毫沒有消除。現況表明,在 2020 年代,民族問題方面出現了新的、可能更具爆炸性的動蕩。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爆發戰爭、內蒙古的抗議與中共的鎮壓、埃爾多安政權對土耳其庫爾德人的鎮壓和對庫爾德斯坦南部庫爾德工人黨的新一輪軍事進攻、以及波利薩里奧陣線(Polisario Front)與摩洛哥在西撒哈拉停火 30 年後重新開戰,都證明瞭這一點。

    81.在西班牙,「自治區」的領土模式是西班牙資本主義從佛朗哥主義拙劣「過渡」的一一個體現,目前正處於生存危機中,並且在整個疫情中一直是一個不穩定因素。在加泰羅尼亞,2017 年爆發了有著革命元素的抗議運動,數百萬人無視殘酷的國家鎮壓,主張其自決權。而 3 年後的現在,憲法危機則全面爆發。數十名曾經的部長和運動領袖因組織全民公決的「罪行」而逃亡海外或坐牢。 

    82.日益嚴重的經濟蕭條將給西班牙帶來比歐洲大多數國家更為沈重的打擊,這不僅將為加泰羅尼亞新一輪的危機和群眾鬥爭奠定基礎,而且還可能開拓民族國家的新戰線。伊比利亞半島其他地方也在發生危機。巴斯克自治區處於第一波疫情的震央,汽車行業自發發生的罷工迫使米其林、西雅汽車(SEAT)和其他地方不願接受的老闆關閉工廠。最近幾個月,衛生和教育部門工人也進行了罷工。

    83.在英國,約翰遜近幾個月常被稱為「英格蘭首相」,這並非毫無根據。經濟危機、新冠肺炎和脫歐等的一系列因素加速了「聯合王國」分裂的趨勢。在蘇格蘭,民調始終顯示支持獨立比反對獨立者多 8%,逾 75%的年輕人支持蘇格蘭獨立。在北愛爾蘭,人口變化帶來的這些因素,加上要求就愛爾蘭邊境問題進行公投的壓力,當地出現爆發嚴重宗派衝突的危險。在不同民族冀望的互相衝突下,「和平進程」是否能完全實行成為了問題。

    84.ISA 堅持與民族問題有關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和介入的驕傲傳統──運用靈活的方法,立足於工人階級領導下爭取所有人的民族權利的原則,同時爭取最大程度的工人團結和社會主義國際主義,是進入新時期的重要資產。理解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中固有的革命潛力,作為偉大的階級鬥爭的動力和催化劑,是至關重要的。同樣,有原則的國際主義抵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施加的壓力。

    85.另一方面,尚未解決的國家問題也可能助長殘酷的衝突,目前高加索地區、中東部分地區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就是這種情況。許多地方存在著「巴爾乾化」的危險和國家暴力分裂的趨勢,例如在也門、利比亞或最近的埃塞俄比亞。經濟危機不斷加深的壓力、外國勢力的干預以及工人運動的軟弱或退步都是加劇這種衝突和傾向的因素。社會主義者應提出應對方案,敏銳爭取建立階級團結、反對一切民族壓迫和暴力,並統整階級訴求。

    鬥爭與意識:激烈的 2010 年代

    86.2019 年被許多新聞媒體譽為「全球抗爭之年」,是全球鬥爭的高峰。儘管疫情最初中斷了這一趨勢,但在2020 年中爆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起義標誌著群眾運動的恢復,但再次受到疫情和新的經濟蕭條的影響。白羅斯群眾反對盧卡申科政權的示威、泰國和尼日利亞青年的空前抗爭、伊朗的夏季大罷工浪潮、黎巴嫩和智利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復甦、南非和印度尼西亞的大罷工──隨著革命過程的發展,所有這些已經證實了這一時期的廣泛的不滿與爆炸潛力。

    87.兩名意大利學者最近的一項研究指出,大流行和危機對社會和經濟關係的影響正在引起「公眾不滿的潛在情緒,以至於可以預期疫情後時期的社會衝突將大大加劇」。全球風險咨詢公司維里斯科楓園(Verisk Maplecroft)的一項分析類似地預測,疫情的經濟衝擊加上現有的不滿情緒構成了一場「完美風暴」,這使得「大規模抗議將不可避免地頻繁爆發」。這些研究僅證實了 ISA 對這一新危機的分析,疫情放大了疫情前時期已經積累的階級緊張局勢,並且是更具爆炸性和快速步伐的社會和政治發展的孵化器。在未來的幾個月和幾年中,群眾的情緒將發生急劇變化。

    88.資產階級分析師指出,麵包暴動是 2010-2011 年中東和北非革命的催化劑之一──考慮到世界糧食價格已連續數月上漲,成千上萬人喪失生計,這一警醒很是明智。很難準確地確定哪個因素或場合會導致爆炸,何時爆炸;但這就是全球範圍內瀰漫的憤怒和沮喪的程度,從腐敗醜聞到國家暴力,任何顯然偶然的問題都可能在幾乎任何地方引發爆發。

    89.正如馬克思曾解釋過的那樣,人們不是在自己選擇的情況下創造自己的歷史,而是在過去傳承的情況下創造自己的歷史。這包括在全球普遍缺位的、在大部分工人階級中有信譽且以他們為基礎的左翼政黨。到目前為止,當前的歷史事件仍在加速,並以主觀因素的弱點結合了從前一個歷史時代繼承下來的相當明顯的「致命弱點」。

    背後的關鍵趨勢,在於資本主義嚴重危機的發展,以及來自工人階級和反抗運動由下而上的爆發。反對運動的組織和意識正在增長,但由於缺乏強大的主觀因素做為其發展平台或「溫室」,使其未能發揮出最大的潛力。意識亦正在發展,而有時候會出現戲劇性的改變。但現時總的來說,大部分國家的工人階級仍未形成為擁有自身的階級意識,並未完全或有意識地主導階級鬥爭,反對資本主義壓迫與剝削。

    自大衰退與多國實行的緊縮政策以來,爆發了許多重要的鬥爭和事件。這些能讓人一窺未來會發生的事情。不過,雖然事態正向前發展,總體來說仍不足以在大部分國家出現質上的突破,也就是說工人階級能否組織起自身的力量來建立並維持強大而不斷發展的群眾性左翼運動。缺乏強大政治運動的突破,限制住了部分群體的意識,這亦導致部分國家在疫情陰謀論之前已經出現混亂。最終,社會的某些事件,特別是鬥爭,會整體地將意識推往前,但在部分國家的工人階級中這可能會有矛盾、兩極化、複雜的情況,部分人會向前走,但也會有人受到右翼民粹主義等所影響。

    不過,制度的內在不穩定,使得各個因素都在不斷變化,因此很重要地我們不能有僵化、過於簡化的立場。表面上,社會有時看似陷入僵局,不同力量互相抵消。雖然不同的矛盾因素一直存在,但同志過去會更慣於特定階段下客觀條件導致有利或不利的情況交替出現。今天,我們需要理解到正面和反動發展可以同時發生。我們需要強大、清晰而有紀律的政治,不能被負面因素所困惑,一方面處理它們,但同時要把握好出現的機會。我們要展示出反動的鞭子一直都推動著最好、最先進的意識向前,而我們在未來數月、數年能夠在這些重要部分中贏得關鍵成果。

    強大主觀因素的缺乏,也是其中一個原因為什麼我們認為爆炸能由下而上爆發。戰鬥性公會和工人階級政黨的缺乏,可意味著影響民眾的議題不受左右而進一步惡化民生。正如被壓著的彈簧必然大力反彈,被壓迫者與被剝削者的憤怒也會如此。我們需要更多的討論關於這些爆炸的性質如何。在有些情況下,我們看到如火車軌跡般的爆炸,堅韌地向前發展。在其他情況,爆炸會毫無先兆地發生,但也可能一閃即逝。這些都有著特定的潛能,並能對社會意識和條件待在質上的改變,包括建立出新的工人階級組織或為其打下根基。在準備工會及新左翼組織發展的同時,我們也要全面地看到女性、性別、氣候變化、無組織工人、社區及青年人的鬥爭,明白到他們對於政治組織和工人階級整體的影響。

    90.然而,工人階級在進入 2020 年代之際,已經經歷了超過十年、幾代人中最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對於經濟、政治和社會造成沈重打擊。這十年中,出現了很多重要的群眾抗爭甚至革命起義,所有這些都在千百萬人的意識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並使資本主義(特別是其新自由主義的形式)及其政黨和機關的權威嚴重受損。據《2020 年全球和平指數》計算,在過去十年中,世界各地的騷亂增加了 282%,總罷工增加了 821%!

    91.對那些所謂的「Y 世代」(24 歲至 39 歲)或者「Z 世代」(16 至 23 歲)來說,情況則更是如此,資本主義「常態」被等同於永久的經濟不穩定和環境災難。許多 「Y 世代」在上一次經濟衰退期間和之後進入職場,現在又受到另一次更殘酷的經濟衰退的打擊。即使在新冠病毒災難之前,年輕一代一方面對史太林主義的崩潰越來越沒有記憶,而另一方面越來越多地厭惡資本主義。儘管仍對於「社會主義」的定義以及要如何實現存在著意識混亂,越來越多的年輕一代對於社會主義理念持開放態度。

    92.經過了今年的危機,年輕世代對資本主義制度更為質疑。 「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委託研究公司YouGov 進行的調查發現,美國 Z 世代中對社會主義的支持從去年的 40%增至 49%。 根據同一份報告,60%的Y 世代和 57%的 Z 世代支持「完全改變我們的經濟制度,脫離資本主義」:僅在短短一年就分別增加了 8%和14%。 疫症流行導致年輕世代中出現了比過去幾十年還要高漲的政治激進化程度,甚至老一輩的也受到影響,開始認為這個社會出現了根本性的問題,而世界各地的發展是互相關連的。根據研究公司 EKOS 的投票,所有年齡組的73%的加拿大人表示,當新冠肺炎危機結束後,他們期望「我們的社會要進行廣泛改變」。 青年人作為今年許多群眾運動的鞭策者,他們的情緒和意識可被視為一個重要的潛在因素,並能定調和啓發工人階級其他部分的思想、議題、訴求與鬥爭,並影響工人階級整體的發展。

    93.就算說當前的危機在其早期階段乍看起來幾乎「中止了政治」、將群眾鬥爭隱藏了起來,也帶來了恐懼、混亂和對於各國政府的某種「有利因素」,這一初期階段也不會持久。許多國家的工人發起野貓式罷工,是 「民族團結」言論不可持續和空洞的早期徵兆。

    94.在表面之下,這場危機大大增加了民怨爆發所需的因素,使之有可能爆發公開的階級衝突和群眾運動,民群眾意識將普遍高於前十年的運動。在疫情之前其他激進化和鬥爭的主要議題(性別與種族壓迫、環境破壞等),也遠遠未有消失,而是被大幅增強了,讓這個爆炸性的組合更會隨時走向爆炸性起義。

    95.當然,如果認為事情將會直線發展,或在世界每個地方的各個層面都以均一的方式發展,那就大錯特錯了。群眾鬥爭的動力不是無窮無盡的,如果沒有能夠推動群眾鬥爭的政黨、領導和方案,疲勞、挫折和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96.主觀因素本身並不是群眾運動乃至革命爆發的先決條件。即使在沒有領導的情況下,自發的鬥爭也可以奪取暫時的勝利,或者迫使統治階級後退、作出部分讓步──最近幾個月我們多次看到這一點。但是,這種自發性最終會達到極限,如果這些運動不能使自己達到更高的、更有組織性的水平,包括接受一個超越資本主義邏輯的計劃,統治階級就會收回這種讓步。

    97.儘管前黎巴嫩總理薩阿德·哈里里的前政府已被去年 10 月的抗爭推翻,但他仍被委以領導新內閣的任務,這一事實不僅反映了該國資產階級精英所面臨的政治僵局,而且也反映了該運動的缺點,即未能提出自身基於階級的替代方案。在最近的一些運動中,「意外人物」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如馬里群眾抗議活動中的伊瑪目馬哈茂德·迪科、白羅斯抗議活動中的流亡反對派領導人斯維特拉娜·季哈諾夫斯卡婭,或被吉爾吉斯斯坦抗議活動推上總統寶座的前囚徒薩迪爾·賈帕羅夫,都說明瞭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處於真空狀態。

    98.此外,幾乎在所有地方,工會領導層都或多或少地煞停了工人的鬥爭,並抑制了對資本主義在工作、工資和條件方面的新攻勢進行認真的集體抵抗的潛力。這未能阻止部分國家爆發重要的工業鬥爭,包括美國、法國和印度。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今後殘酷的經濟震蕩和大規模失業的幽靈,有時會對階級鬥爭的動態造成驚人的影響。大規模的經濟困境在沒有明顯的集體回應的情況下,可能導致絕望行為、個人恐怖、無組織的暴動或社區、教派或部落暴力的爆發,在新殖民世界更是如此。

    99.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和全球經濟危機也大大加速了全世界(特別是年輕人)精神健康惡化的趨勢。人與人之間的孤立、學校的關閉、獲得醫療保健服務的機會減少、失業、經濟上的焦慮和氣候災難的擔憂加劇,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產生了特別惡劣的影響。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對 7 個國家的 3500 名受訪者進行的調查中,超過一半(51%)的受訪者表示,疫情對他們的心理健康產生了負面影響。專家們都警告說,其中一些影響將是長期的。另一個特徵是社會的健康問題。在美國及加拿大部分地區,人均壽命(特別是男性)正在下降。當中的重要因素,是鴉片類藥物導致的死亡的大幅上升。2020 年,在加拿大卑詩省導致的死亡人數比新冠肺炎好要高。各國政府繼續以犯罪的制度治療精神疾病,一方面拒絕為病人提供充足而安全的藥物,另一方面警察時常襲擊甚至殺害精神病患者。

    100.在香港,去年的群眾鬥爭遭遇嚴重失敗,在中國政府及其傀儡港府加緊鎮壓的背景下,恐懼和士氣低落悄然而至。軍事衝突的爆發和民族主義矛盾的加劇,也會影響群眾的情緒,割裂階級鬥爭的浪潮。在一些運動中缺乏濃厚的工人階級印記的情況下,「冷戰 」的態勢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可導致民眾對於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的其中一個勢力產生幻想,認為其可以抗衡最直接的敵人——這反映在一些政治混亂中,譬如所謂「奶茶聯盟」——香港、台灣和泰國的青年抗爭者將目光投向 「民主」的美國,反對專制的中國和泰國統治者。

    101.然而,平衡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並不是單純的「零和遊戲」;儘管有各種複雜的因素,我們還是應該找出在世界範圍內發展過程的主導特徵是什麼。從一般意義上說,儘管提到的矛盾和地球上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但毫無疑問,疫情大流行和新的世界危機有助於推動階級意識向前發展,而不是相反。雖然從比去年更低的起點重新開始,但在許多情況下,鬥爭還是沿著同樣的道路進行。

    102.當前時期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於,社會波動的節奏,即階級鬥爭的上升和下降、革命和反革命發展的交錯時期,已經大大加快。鬥爭的地理重心的轉移也是如此,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個大陸到另一個大陸,速度加快。在世界範圍內,階級不平等的程度和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不穩定已經達到了歷史的高度,以至於統治階級在控制群眾的基本運動方面的任務越來越像一個消防員在努力撲滅不斷增加的火災。

    103.雖然在許多運動中,對於工人階級在實現真正變革之角色的認識仍處於相對較低的水平,但明顯地工人階級行動和方法已經形成了其中的一些運動──印尼、南非和白羅斯等國「大規模罷工」的回歸就是證明。就連《少年時尚》雜誌最近也承認,階級意識在各大洲都處於上升的曲線上,並且受到疫情和鎖國的影響而得到提升。雖然我們意識到它們不可避免的起伏和目前的政治局限性,但我們可以自信地斷言,群眾反抗、革命和階級之間的衝突加劇,以及在支持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力量的增長方面更大的飛躍,將是未來十年的主要特徵之一。

    104.群眾鬥爭的過程、勝利和失敗也是一種累積的經驗,從中可以吸取經驗和得出結論。比如最近伊朗的罷工浪潮,不同行業之間的協調程度就很獨特,各行業工人同時停下工作、相互聲援,其中包括來自 54 間石油、天然氣和石化設施的工人。這顯然是基於從前幾輪反政權鬥爭中總結出的戰術經驗。一個國家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國際上的情況。

    105.幾十年來,全球化的影響和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溝通的大規模發展,為新的主要國際主義奠定了重要的基礎,特別是在年輕一代中。 雖然它沒有組織這種本能的國際主義的觀點,並且可以找到其他國家的靈感和經驗教訓的傾向,但它是最近運動的決定性,並促進運動的快速傳播。 這種大流行病學和經濟危機具有足夠的普遍性,比 2008 年的經濟衰退更徹底全球化,這更具解釋,這是一個更具解釋的,今天任何問題都無法在純粹的國家框架內解決它。 當統治階級正在加緊強化民族主義時,國際合作和跨境工人的統一和鬥爭將繼續在越來越多的工人和年輕人──反映在去年全球氣候罷課運動,還有今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和全球反種族主義運動。ISA 及其支部所發起的行動,基於日益增長的國際主情緒,就像我們對東地中海衝突或蘇丹和以色列之間的 「正常化」協議的回應那樣,可以作為這些層次的引雷針。

    認為這個制度已經壞掉並且毫無未來的感覺達到了一戰後以來的新高,而群眾鬥爭在全球也不斷增加,包括2019 和2020 年的爆炸性運動。與此同時,替代現行制度的新社會的樣貌,以及如何實現它,仍然是十分不清晰。另外有關聯的,是前工人階級政黨的資產階級化,還有工會過去幾十年來的角色,導致群眾對於組織的準備仍然非常低。

    只有通過不斷的階級鬥爭、勝利與廣泛階層的經歷,才能克服這個障礙。

    學校和醫院:社會的火藥桶

    106.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衛生和教育工作者在維持現有和培訓未來勞動力方面的戰略重要性得到了極其突出的體現。

    107.在許多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由於去工業化,醫院是凝聚了最大勞動力的工作場所之一。正如《國際醫療服務協定》在危機的早期階段所指出的那樣,衛生保健、社會護理和其他護理工作者在工作中面臨著更大的風險,同時又得益於特別程度的公眾同情,他們的憤怒和信心都得到了增強,並在世界各地開展了激進的罷工行動,其中也許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許多非洲國家。法國在新冠疫情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間的在衛生工作者的遊行提出口號「掌聲結束後,現在要為動員讓路」,這反映了人們基本上都不耐煩與破壞醫療部門的資本主義政客算賬。雖然在新一波疫情中,這種趨勢可能會被加大的工作壓力暫時淹沒,但一旦疫情趨緩,這種趨勢會再回歸。

    疫情也在資本主義制度越來越矛盾的階段下爆發:由於社會發展的模式,越來越多人依賴醫療或社會部門。社會的老齡化、工作與生活條件的惡化,對工人階級和青年人的身心健康帶來負面影響。貧窮、無家可歸的情況正不斷增加。因此醫療部門在社會中的位置與重要性越來越大。同時在經濟危機下,資本家們積極打擊工人階級歷史上所贏得的成果,並希望為私人資本打開醫療和社會部門的大門。這些都讓醫療和社會部門成為了今天階級鬥爭必爭之地。全世界我們在這個部門都可以看到最具戰鬥性的階級鬥爭。新冠疫情只會加速這個過程。因此,我們國際和所有支部需要制定戰略,面向醫療和社會部門的工人。

    108.這場疫症還把教師及其工會推到了關於如何安全地重新開放學校的辯論的前沿。學校和大學的關閉影響了全世界 10 多億學生,由於這些關閉對其他工人階級產生的雪球效應,資產階級的一根喉中刺。同時,它們也深深地影響了工人階級的家庭,對孩子的成長產生了不利影響,增加了個別家庭的負擔,特別是加重了婦女肩上的壓力。從積極的一面來看,這種情況大大加強了教師和教育工作者的自信心,使教育部門成為未來鬥爭中另一個可能的戰場,我們已經看到法國 2020 年 11 月的教師 「衛生罷工」。

    109.在英國,最大的教師工會 NEU 自疫情開始以來,會員數急遽新增了 5 萬多人,新增數為多年來的最高紀錄。在美國,2009 年經濟大衰退期間,公眾對工會的支持率只有 48%,但現在已經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根據2020 年 7 月至 8 月蓋洛普的最新民調,其支持率為 65%。

    如果工會運動所面臨的形勢在不同國家有很大的差異,如果他們的領導層準備好戰鬥——或者被迫這樣做,這些數字確實能說明工會在這個動蕩時期鞏固其隊伍的潛力。然而,經濟蕭條的程度、許多國家的大規模裁員以及階級分化的加劇也意味著,惰性、調和和背叛(這是工會領導以改良主義為基礎的方法之副產品)也會更快地轉化為工會會員人數的嚴重下降,並使整個工會陷入危機。這反過來又會導致分裂或建立新的、可能更激進的工會組織。 這使得革命社會主義者在幫助建立和領導一個有戰鬥力的工會運動方面的工作在這個關頭變得更加關鍵。但是,這也需要社會主義者有巨大的靈活性,不能讓傳統的工會掌握在官僚機構手中,同時要參與發展新的工會結構的任何重大突破,同時,還要為各工會的工人階級聯合行動提出具體建議。

    110.去年處於鬥爭前線的部門也是女性化嚴重。受經濟危機影響最大的部門也是如此,如零售業、酒店業和家政工作。愛爾蘭零售企業 Debenham 的工人長達數月的鬥爭就是一個例子,工人階級婦女被推到了全世界抵抗資本主義衝擊的最前線。拾起近年來在全球範圍內觀察到的一條線索,從尼日利亞到白羅斯,婦女在今年的群眾運動中也發揮了前線作用。在泰國,她們在青年的群眾鬥爭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譴責男女工資差距、強姦文化、限制性墮胎法和女性身體的商品化。

    111.在這場危機中,婦女面臨新的經濟壓力,她們的生育權利受到攻擊,基於性別的暴力全面急劇上升,在這種情況下,就與基於性別的壓迫直接有關的問題進行鬥爭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席捲印度各地,抗議北方邦一名達利特(印度種性中的賤民)女孩被殘酷奸殺的運動再次突出表明瞭這一點;在土耳其,夏天有數千名婦女在幾個城市走上街頭,反對殺害婦女和家庭暴力,這是自該疫情開始以來最重要的示威活動。

    112.但毫無疑問,這些問題導致重大社會動蕩的可能性在波蘭有著最生動的體現。右翼的法律與公正黨政府對墮胎權的正面攻擊,在處於疫情和封鎖狀態下激起了該國自 1980 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與四年前的運動期間相比,反抗情緒明顯更堅決、更廣泛、更具政治性。一種 「萌芽 」狀態的總罷工出現了,如果工會領導層能夠勝任這項工作,它可能會變成一個正式的罷工。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罷工使政府完全措手不及,動搖了政府的根基,迫使政府部分的退讓。

    113.在國際上進行了多年歷史性的婦女鬥爭之際,正值婦女權利出現了大規模的倒退,這一事實清楚地暴露了改良主義思想在實現性別平等方面的失敗,將促使越來越多的工人階級婦女得出革命的結論。

    美國的戲劇性發展

    114.今年由桑德斯澎湃的競選運動掀起序幕,而且比 2016 年更為左傾。桑德斯的競選運動對新自由主義的民主黨建制派展現出重大威脅,他們採取了激烈的行動防堵桑德斯,並提名沒有號召力的拜登。桑德斯面對如此猛烈的攻勢停止了抵抗,使左翼進步工人及青年在整年的極度危機中失去了有效的領導。不過,桑德斯運動中關鍵元素的支持度依然沒有減退。

    115.當我們看到此後事態的發展,這是很重要的事情。特朗普惡劣地應對疫情令這個全球資本主義發展最成熟的國家,有數十萬人不幸過世。者並對國家長遠的糧食供應有災難性的影響。近幾個月,估計有三分之一有小孩的家庭面臨糧食供應不穩定,這些情況的發生顯露了現實世界的醜陋面──世界的嚴重不平等,不穩定性以及美國公共醫療面臨的災難性狀況。

    116.「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重生是因為上述狀況的直接影響促使的。這是一個多元種族的青年抗爭,由非裔青年帶領,反對種族主義及因資本主義而持續嚴峻的未來。這個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抗爭運動,使反動勢力暫時倒退及對群眾意識有顯著的正面影響。但是,運動亦缺乏一個清晰的領導、方針、民主結構及策略去贏得明確的成果。這樣使本可以在運動中擔當更重要的角色的桑德斯的屈服更為惡劣。大城市中的民主黨人能夠消耗最個運動的能量和利用在這個運動之中部分極左派的錯誤,而這也使特朗普能夠乘虛而入。

    總統大選的結果

    117.特朗普的敗選受全球數以億計的人歡迎及獲得解脫,客觀地亦是對右翼民粹主義及極右勢力在國際上的一個顯著的挫敗,民眾克服了令他們遠離投票站的威嚇的嘗試:公然地在多個州份遏止選民投票,特別是針對非裔和拉丁裔選民,以及特朗普殘酷地威脅會竊取選舉。統治階層清楚地表明他們不想讓資產階級民主被進一步受削弱,並利用社交媒體嚴格地保護選舉的「公正」和點票程序。

    118.但是,儘管特朗普對於疫情有著災難性回應,他的得票率亦對工人運動拉起重大警號,假如我們未能在下一個時期建立一個民主黨以外真正的左翼替代選擇。

    119.正如我們的美國支部在其材料中的解釋,特朗普贏得那些認為經濟是首要議題的民眾廣泛支持,在這個前提下,他亦贏得全美 40%的工會成員的支持。我們一方面強烈反對那些將問題簡化為「白人種族主義」的分析,然而右翼民粹主義者的確正在於白人工人階級及中產當中鞏固種族主義的支持基礎。

    120.但同一時間,白人工人階層總體上支持拜登的比例比 2016 年的希拉里略高,這表示桑德斯本來能夠達成的成果,假如他成為總統候選人,而不是那個無法回應工人階級中的任何部分,以及公開反對國有化的醫療保險系統(全民醫療保健)與綠色新政的拜登。

    121.這樣的結果表示大規模的兩極化將會持續,而資本家們的制度將會進一步弱化。共和黨建制受到特朗普的牢牢控制,並且在短期內沒有重新奪回控制權的直接方法。但是共和黨存在深層次的矛盾,是能夠在下一個時期的某個時間點促使分裂並成立出一個更清晰地表明極右立場的政黨,特朗普現時正在利用選舉後的時期進一步圍繞選舉被盜竊的論述以鞏固他的支持基礎。

    122.這個發展將會是危險的,但它對左翼的發展來說亦充當「反革命的鞭子」。民主黨內各派系之間的分歧已經完全顯露出來,「溫和派」攻擊眾議員科爾特斯(AOC)與左翼,指控他們導致了該黨在國會選舉中的失利。同一時間,科爾特斯及「小隊」(Squad,科爾特斯及另外5 位左翼民主黨眾議員組成的小組)在眾議院的影響力增強並能夠維持權力平衡。

    123.數以百萬計的人,特別是年青人,面對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危機、繼續擴大的氣候災難、以及對種族主義和其他形式的壓迫的鬥爭,變得激進化起來。自 1970 年代以來,左翼的政治替代選擇在美國並沒有比現在更大的客觀發展空間。重建戰鬥性工人運動的潛力清楚地於 2018 年的教師抗爭以及之後的反抗浪潮中展現。

    124.欠缺的因素,是左翼的領導者和主要人物,如科爾特斯,仍然在沈迷於留在民主黨內,他們只會抱怨著自己不受民主黨領導層所重視。但在下一個時段隨著危機進入新的時期,他們將會面臨更巨大壓力要求他們與拜登對立。

    拜登政府於國內的展望

    125.拜登說他會「增加開支」以解決危機,這聽起來是進取的。但這實際上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邦儲備系統敦促美國政府實行的。當然在緊急情況下增加開支以及作出為工人階級帶來重大助益的長遠政策性質不同。這樣的長遠政策基本上沒有出現,儘管他可以推翻特朗普破壞環境法規和限制移民的行政命令,使他的「蜜月期」能夠稍稍延長。同一時間,民主黨領導的地方政府準備對社福計劃展開大規模的削減。

    126.但之後兩年不會是 2008-10 的翻版,當時奧巴馬在百萬人失去家園的時候選擇救濟銀行,工人運動和左翼拒絕反抗。群眾對奧巴馬曾經有過巨大的幻想,但對於拜登則沒有。群眾將抵抗以免重蹈十年前的覆轍。我們不能確切地確定工人階級和青年與拜登政府之間的衝突會在何時或以何種方式發生,但是可以絕對確定會有很多潛在爆發點,例如對大規模迫遷的威脅、反抗削減州及城市預算的鬥爭、右翼最高法院反對墮胎權的威脅。這次嘗試使用跟奧巴馬相同的新自由主義劇本,將產生非常不同的結果。

    127.但是如果工人階級和左翼未能引起形勢以及提供清晰的替代方案,則變相會在之後幾年為極右翼勢力提供很大的增長空間。正如我們說過,特朗普主義之後可能會出現更加危險的現象。

    拜登政府與外交政策

    128.我們需要提出的主要問題是拜登的施政於何等程度上將會代表國際關係的「重啓」。拜登將迅速採取措施,至少在言辭上,將新政府與特朗普區分開來。他將會重新加入美國剛剛正式退出的《巴黎氣候協定》以及世界衛生組織。更廣泛地說,他將重新參與特朗普放棄的全球資本主義機構以及北約等美國的傳統聯盟。

    129.但是,《巴黎協定》極為有限,美國重新加入協定本身並不意味著對氣候災害的長期關注會發生任何重大變化。同樣,結束「美國優先」的言論並參與世貿也可能減緩貿易保護主義的增長。 但這遠遠未及可愛逆轉近年來的趨勢。 拜登在推動「美國製造」的政策下,承諾將增加本土製造業崗位。

    130.這在中美衝突中尤其明顯。 例如,拜登可能尋求與中國達成協定,以重新削減關稅,但是美國始於 1972 年時任總統尼克遜的訪問,並促使中國於 2000 年加入世貿組織的對華「接觸」政策,現在肯定已經結束。 正如我們強調的那樣,這不僅是特朗普經濟民族主義政策的結果,而且反映了美國統治階級的更廣泛轉變。甚至在特朗普之前,奧巴馬倡議,而特朗普後來退出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貿易聯盟,其目標正是「包圍」中國並遏制其進一步發展。 我們可以期待拜登在美國帝國主義遏制運動中強調「人權」的程度要比特朗普更大。 我們不應期望中美的科技衝突或脫鈎的總體趨勢發生任何重大變化。

    131.拜登及其團隊絕對致力於嘗試恢復伊朗核協議,但實際上這將非常困難。 伊朗表明將要求就特朗普時期對其的制裁作出賠償,這基本上拜登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同意的。來年(2021 年)的伊朗選舉即將到來,總統職位可能重新落入政權的強硬派手中,並會對重新達成協議增加難度。種種跡象表明,拜登將對沙地政權採取更不友好的態度。沙地王儲薩勒曼過去借助特朗普的影響作為其大規模集權於自身的掩飾,隨著後者離開白宮,者可能會重燃沙地統治精英的內部不和。拜登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關係將變得更冷淡,因為拜登政府採取較低侵略性和挑釁性的路線,變相減少偏袒以色列政權,並會重新開放在特朗普領導下被終止的與巴勒斯坦領導層的溝通渠道。但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達成帝國主義所支持的和平協議似乎並不是拜登的優先事項。

    132.主要歐盟國家領導人對於拜登的勝利非常歡迎,除了匈牙利、波蘭、捷克及斯洛伐克政府。拜登對俄羅斯絕對會採取更為敵對的態度。他亦反對英國脫歐但承認這已是一個既成事實。

    政治兩極化加劇

    133.持續的緊縮政策、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以及貧困者競爭社會服務的現象,已經使削弱了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接受度,而這就是當前危機的關鍵特徵。左翼和右翼的政客,以及包括許多工會領導層在內的機構,都越來越被許多人視為固守菁英制度現狀的勢力。另外,主要工會領導層的地位在過去的時期也減少了,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程度。聲稱讓世界更安全和擴大「民主」的戰爭,反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險、暴政和恐怖主義。關於「深層政府」(指非經民選,由軍隊、警察或政治團體等,為了保護特定利益,在幕後實際控制國家的集團)的揭發和傳言,以及外國特勤局的對他國內政的干涉,甚至進一步破壞了資本主義已經削弱的信譽。資源和財富的爭奪進一步加劇了貿易集團間、國與國間,乃至國內地域間的緊張關係,引發了民族問題,並裂開了地方政府、區域政府和全國政府之間的嫌隙和衝突。不斷加劇的環境災難使人們迫切需要應對氣候變化,同時也使那些依賴污染產業為生的人們感到恐懼。充滿種種矛盾的熔爐滋生了的欺騙、不安全、不信任以及焦慮,無能解決公衛危機和經濟蕭條的失敗制度又大大惡化了這個情況。

    134.2020 年 10 月,一項在法國進行的民調顯示,有 79%的人表示他們會考慮投票反對當前制度。這是國際趨勢的一部分,並反映在過去一年的社會運動中。準備大膽利用這種情緒的政黨或人物可能會取得進展。不幸的是,在國際上,現階段似乎沒有左翼人物或新的左翼組織在這個時局中準備好迎接挑戰;反而以所謂「有建設性」和「受社會尊敬」為目標。在英國工黨和美國民主黨內的左翼人物的冒起,反映了社會中政在增長的左傾趨勢,但他們或多或少地在一定程度上屈從於建制。以美國國會的「小隊」為例,在下個時期他們可能會因為來自下層的壓力而被推向左翼。在其他情況,「新左翼」的最大失敗在於未能統合出有組織的政治力量,足以鞏固選舉成績、投入鬥爭並讓鬥爭反映在其組織內部當中、以及在職場和工人階級社區中建立強大的根基。不同方式地,梅朗雄的「不屈法國」與墨西哥 AMLO 的政治組織都反映了這種走向新左翼政黨的半桶水方式,其領導往往半途而廢。

    135.大多數工會領導人也害怕,如果將目前的群眾憤怒和沮喪轉化為具體的要求和行動,將會釋放出什麼力量。目前階段工會中的左翼相較於幾十年前還是很微弱的,甚至在一些國家中,工會左翼才剛起步重建,且這些工會左翼多數情況下未採取超越和繞過工會官僚機器的立場。

    右翼民粹主義和極右

    136.但上述情況卻讓右翼民粹主義者甚至極右翼有機會把自己形塑為反建制的主要力量,甚至是唯一力量。即使特朗普已經當了總統四年,並做出了無數種族歧視和厭女的侮辱行徑,加上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危機處理得一塌糊塗,但特朗普還是成功形塑自己的「反建制」形象,把自己打扮為白人工人階級的捍衛者,同時還吸引了相當一部分拉丁裔和甚至是黑人。當大眾擔心因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封鎖而失業,特朗普和極右翼便利用對於貧窮的恐懼,將自己假扮為「自由」的捍衛者。經過多年的幻想破滅、背叛與徹頭徹尾的謊言,人們產生了對建制派的不信任感,正是這點助長了陰謀論。這些右翼煽動著一股以恢復法律和秩序為名的愛國主義,號稱要保護「我們的生活方式」,並借此指控「左翼」加深「無政府狀態」、指控「工會和民主黨黑幫」以及「深層政府」在背後煽動,使美國陷入衰敗。

    137.歐洲右翼民粹主義者和極右翼也唱著類似的曲調,煽動種族主義、宣揚法律與秩序,同時還捍衛「我們的基督教價值」,利用的是小商戶害怕生意倒閉的情緒,和抓住受反民主政策打擊的普通民眾的挫敗感,而與此同時,大企業盈利如常,並利用著對於主流政客、主流媒體和官僚機構的憤怒和不信任。

    138.右翼的力量仍有嚴重的局限性,部分極右翼分子過了火,激發了社會上反極右翼的反應。希臘反法西斯左翼將「金色黎明」擊退,迫使建制派不得不放棄他們。雖然這是一場重要的勝利,但我們不能排除新法西斯主義在未來階段以新名字再現。規模小但正在成長的新法西斯主義流氓團對於極右翼政黨來說是有用的工具,但它們的存在也會導致其內部衝突和分裂,並導致極右翼在選舉上的暫時失利。右翼保守主義者和隱蔽的法西斯主義者在右翼民粹這個屋檐下結成的聯盟持續地處在不穩定的狀態。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成長和成功如今一再被兩個右翼間的內鬥所削弱。法西斯主義者比約恩·霍克(Björn Höcke)領導的激進反建制派組織希望與其他右翼運動建立更緊密的聯繫,包含種族主義運動「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以及否定新冠肺炎的「水平思考(Querdenken)」,並有著民族主義的社會綱領。而約爾格·梅滕(Jörg Meuthen)領導的愛國主義保守派,則希望讓另類選擇黨準備參加政府的保護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計劃。民族主義的保守派從另類選擇黨的反建制形象中拿到好處,而隱蔽的法西斯主義者則利用民族主義保守派來成為讓自己看起來舉止合宜的裝飾物。兩者需要彼此生存,但它們也不能共存。他們的爭端可能會在以後加劇,並導致另一場分裂。

    139.作為反對派去宣傳反動思想,並由一些更傳統的政黨拿去用,這是一回事,但想從中制定出一致的政府政策,就需要對經濟決策進行徹底的干預,這將使他們直接與他們所服務的統治階級發生衝突。當意識形態與動機被撇到一邊時,這類人追求的不過是功名利祿,前奧地利副總理施特拉赫(Heinz-Christian Strache)就親自示範了這一點。儘管右翼民粹主義和極右派加入了政府也不一定就自動迎來選舉失利,但值得注意的是,奧地利「自由黨」(FPO)̈ 和義大利的「北方聯盟」(Lega)正處於選情劣勢。現在,更極右翼的「意大利兄弟」(Fratelli d’Italia)奪去了「北方聯盟」的部分社會基礎。

    140.然而,有一個十分重要、需要由我們善加利用的障礙,那就是:他們歷史上傳統的社會基礎──也就是中產階級──已經在日漸緊縮;而這對日漸龐大的工人階級有益。即使是在工人階級一盤散沙、政治意識不清晰,階級之間的潛在關係依然會對專斷的右翼民粹政客與極右翼政策產生可觀的阻礙。即使是在威權右翼民粹政客需要依賴國內萌芽中的資產階級,尤其是在中、東歐大部分地區,他們能夠實施這些政策的能力仍然十分有限。我們在波蘭針對新墮胎法的大型運動中就可以觀察到這個現象。卡臣斯基(Kaczyński)呼籲民眾加入法西斯武裝團體去保護教會、以最高八年有期徒刑來恐嚇組織者、威脅對示威者進行罰款──這些手段已被許多工人階級女性與男性參與的示威浪潮所衝刷到一邊。

    141.印度強人莫迪(Modi),即使領導著一個印度教沙文主義的右翼民族主義政府,依然在2020 年一月面臨一個多達兩億五千萬人的總罷工,以及反對其《2019 年公民身分法》的重要群眾性抗爭。其他右翼民粹強人,像是奧地利的奧爾班(Orban)、巴西的博索納羅(Bolsonaro),都可能面臨類似的抵抗。美國特朗普在選舉中遭遇的挫敗,也會讓這些右翼強人更受阻擋。

    142.可以理解的是,有些人直覺地把特朗普、莫迪、盧卡申科等人與法西斯聯想在一起。新史太林主義者、無政府主義潮流、傳統建制的政治人物,和工會官僚都在推廣這個錯誤立場,來證明要跨階級聯合來對抗「主要敵人」,卻忘了右翼民粹者的生長土壤,恰恰就是階級之間的矛盾。由於缺乏一個真正的左翼替代選項,也缺乏一個戰鬥性的工人運動,沒有這些力量提出明確的階級號召,右翼民粹主義者便有了機會以「對抗都市自由派菁英」為號召,騙取社會各層工人階級的支持。除非右翼民粹主義者受到挑戰,否則就有讓他們開啓通向極右翼的大門的危險,並扎根於中產階級與更被異化的部分工人階級。但在大部分國家,當前極右派,包含法西斯主義,真正有組織的力量客觀來講都還非常微弱。

    143.真正的法西斯主義,是一場為了摧毀並原子化所有工人階級組織的群眾運動。而且得是徹底擊潰工人階級。雖然有時候統治階級會利用具有法西斯性質或准軍事的組織,在工人階級與受壓迫階層當中製造恐懼與分化(例如印度的「國民志願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asevak Sangh, RSS),然而,法西斯勢力奪取政權並摧毀工人運動的危險,依然還不是即時會發生的事。階級間的力量對比,導致對統治階級來說,法西斯主義這個選項顯得不務實,除此之外,今天的統治階級也沒有覺得需要像 1930 年的德國、義大利、西班牙那樣,因為由衷顫抖並懼怕一觸即發的社會主義革命,而走向法西斯主義的老路。這麼說絕非低估危險。如果工人階級的組織力量繼續微弱且政治意識迷惘,就不能排除巨大挫敗的發生,導致更殘酷的壓迫,甚至危險地助長極右翼。關鍵就在於工人階級的抵抗,它的組織能力,它的計劃、戰略、戰術和由經驗催生出的領導層。

    新左翼組織

    144.當我們第一次在 1990 年代呼籲需要「新工人階級政黨」時,這在左派當中備受爭議。我們分析史太林主義的崩潰導致了群眾性政黨組織的「資產階級化」,這個尖銳觀點現已證明是正確的。我們的觀點和綱領的基礎,提出要建立新的工人政黨也在過去二十年來的發展證實了,這期間出現了各種建立比社民派更左的新團體的嘗試,當中在部分國家快速成為影響局勢的重要力量。在 2007 至 2008 年開始的經濟大衰退期間的部分國家中,這個發展更為加速。不過事實也證明,我們過去對新群眾政黨出現的期望落空了。

    145.這些形成的組織有些消失得很快、有些被新的代替、有些則繼續存在並可能在未來扮演重要角色。經濟大衰退前最重要的新政黨──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artito della Rifondazione Comunista, 1991 年成立),有上萬個活躍工人參與,卻在普羅迪(Prodi)第二任政府(2006 年至2008 年)的緊縮政策中被摧毀了。改良主義把議會中的角色視為優先,撇開了組織動員工人抗爭力量作為變革的動力的信念。不幸地是,與資產階級政黨「聯合」的這個錯誤策略,這已表露了當前改良主義是個破產的路線,卻是許多新組織領導層在往後繼續重蹈覆徹的方法,並導致災難性的結果。

    146.隨著意大利重建共產黨的消亡,背叛與士氣低落造成的影響至今仍然揮之不去。然而,在那個全球化達到巔峰的時期,雖然各地都有反全球化和反戰的運動,但當時的全球階級鬥爭,比起 2008 年經濟衰退至今及目前升溫危機中的全球鬥爭,兩者有著不同的發展程度。

    147.這些新的左翼組織,形成於工作和生活條件持續遭打擊的時期。相較於前社會民主黨和前共產黨,他們在長期的資本主義的穩定中,於群眾中有鞏固基礎,並與工人階級有著密切聯繫,這個時期的特點反映在工人階級的所得上,尤其是在二戰後的西方,而相較之下,新的左翼組織立刻就被新自由主義時代提出的要求所檢驗。因此,它們的存在,有其固有的、更加不穩定的性質。雖然在一些國家中,這些左翼組織在選舉中取得了相當的代表席次,但他們主要只是作為「壓力政黨」,這個情況一直持續到 2008 至 2009 年的經濟大蕭條以及隨之而來對工人的惡毒攻擊。此後,在經歷了初始時期的癱瘓狀態後,部分迅速成為權力的爭奪者。

    148.在希臘,「三架馬車(troika)」(國際貨幣組織、歐盟、歐洲央行)的干預,引發了群眾的反抗和動蕩。從 2010 年春季三架馬車與希臘政府的第一份備忘錄的開始,到激進左翼聯盟(Syriza)決定性的選舉勝利,這段期間起碼發生了 40 次的總罷工。事實上,激進左翼聯盟被危機和政治真空推倒了執政核心。這對我們來說,在接下來的期間對於左翼群眾政治力量的新進展,我們的觀點必須保持靈活度。

    149.齊普拉斯(Tsipras,激進左翼聯盟領袖)在掌權之後,低估了他將面臨的反抗。選舉後,每天有數億歐元流出希臘。歐洲央行凍結了銀行的流動性,並迫使它們關閉。齊普拉斯可以選擇吞下「三架馬車」的條款,或者採取攻勢:實施資本管制、拒絕償還債務、將銀行國有化、發行國幣、大量開設公共部門工作機會、將經濟制高點的產業國有化、大舉重新規劃經濟、施行國家壟斷的外貿,由工人管控各大產業,並呼籲歐洲其他地區工人支持。齊普拉斯沒有這麼做,反而在 2015 年 7 月 5 日舉行公投,儘管 61.5%的多數民意拒絕了新備忘錄,授權他繼續發動攻勢並拒絕償還債務,但一周後他屈服了。這導致了嚴重的士氣低落,激進左翼聯盟和泛左翼沒有能夠動員工人階級群眾採取必要的回應,這反而讓右翼的新民主黨(ND)得以奪回政權。

    150.西班牙憤怒者運動(2011 年)達到巔峰時期,有超過 800 萬示威者,主要是青年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青年們選擇遠離官方政黨以及工會,其中包括民調顯著增長且公開支持運動卻未能充分連結運動的、由西班牙共產黨領導的聯合左翼(Izquierda Unida)。接著,一群以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為首的知識分子、左派人士和媒體人物,在 2014 年籌組政黨「我們可以」(Podemos)。它對腐敗政客和那些寡頭菁英構成的「菁英」發動攻勢,並結合激進的左翼改良主義綱領,而深得人心。在 2015 年的議會選舉中,得票率超過 20%,從社民派原本的支持者中拿到了 500 萬票。

    151.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發生了很多場總罷工以及型態多元的鬥爭浪潮,反對私有制、爭取女權,同時也針對環境和低薪,尤其還有民族問題。這些鬥爭的特點通常是工人和青年們反抗工運官方領導,並強加了由下而上積極鬥爭的路線。 「我們能可以」黨領導層(現與前聯合左翼結盟)沒有依靠這股動力來發動堅決的鬥爭爭取權力,而是聚焦在制度性的手段,並淡化其政治綱領,並表現為忠於穩定資本主義「憲政」的政黨。

    152.新冠肺炎改變了一切設定。經歷了 4 年的 4 次選舉後,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聯合左翼」與「我們可以」結成了「左翼」政府,現在面臨著來自底層的巨大壓力,要求扭轉過去幾年強制實施的削支政策。政府在 6 月施行了它誤稱為全民基本收入的東西,實際上只是和其他歐洲國家相似的貧民救濟金。儘管如此,這個政策仍將使 85 萬個家庭受益,每年花費超過 30 億歐元。接著,罷工和示威以及爭取醫療保健的其他行動使得政府讓步,並承諾在 2021 年增加 151%的醫療預算,並將所謂的社會投資再增加 10%。這並非如伊格萊西亞斯所吹捧的那樣,是「新時代的開始,徹底擺脫了新自由主義,並且將恢復勞工和社會權利以及公共服務」。舉例來說,衛生醫療預算增加,也會包括對財團的疫苗採購。但是,經過數年來無止盡的削減之後,這些政策將會被人們歡迎並視為轉變跡象,刺激了工人的進一步要求,包括對國有化的訴求。

    153.從歐洲經濟的規模看,2020 年的西班牙比 2010 年的希臘佔了更大的重要性,其公債佔GDP 的比例更低,而且西班牙進入貨幣市場還不是問題。但這也反映了疫情全球大流行和蕭條所啓動的進程,也就是扭轉新自由主義,至少就目前來說,西班牙和整個歐洲尚有餘地能夠擺脫蕭條,但它的政策也顯示出政治上的局限。刺激計劃中所需的資金,僅有 20 億歐元是來自對月收入超過 300 歐元的高收入者加徵的 2%稅收、對資本利得增加 3%的稅收、以及小額減少對外國股息的免稅政策。大部分則將由歐盟復甦資金中的 270 億歐元「預付款」所支出。經濟預測在 2020 年會萎縮 11.2%,而失業率在第三季度則會達到 16.3%,政府最終會夾在工人走得更遠的訴求以及資產階級建制的阻撓這兩者之間,而歐盟和歐洲央行則會協助後者,他們將會利用歐盟復甦資金的發放作為槓桿,將成本轉嫁給工人階級。

    154.希臘和西班牙的例子都為今天提供了許多教訓。從積極的來看,它們說明瞭重大事件與社會運動,即使在精疲力竭或遭受挫折後,小型左翼組織或新創建的組織也可能在幾年內將轉變為主要力量。前提是它們能夠像「激進左翼聯盟」在希臘所做的那樣,呼籲建立一個左翼政府;或像「我們可以」在西班牙批評「菁英」時所做的那樣,能夠表達出一些群眾的主要情緒。重建共產黨在意大利的背叛,以及後來激進左翼聯盟在希臘的背叛,無疑使未來的發展複雜化。但並非所有的失敗都是相同的,它們也不是發生在同一脈絡或背景。

    155.桑德斯的投降,雖然是一個重大的挫折,但絲毫沒有阻止 BLM 運動的發展,也沒有減少建立一個新的左翼政黨的吸引力,這樣的情緒將在拜登的總統任期的初期之後不斷增長。在群眾政治化的危機時期,鬥爭挫敗在不同社會成分中也可能產生不同影響。在發會重要作用的社會成分,可以從失敗中得出更先進的結論,並進一步理解改良主義的破產。在英國,似乎因為科爾賓主義的徹底失敗,促使不少許多活躍分子開始尋找更左的替代方案,其中有許多人已經向我們靠攏,而且還有很多人加入了我們。

    156.儘管有許多複雜的因素,但很明顯的是,即使疫情大流行正達到高峰,但是讓 2019 下半年爆發社會抗爭的局勢變遷,因疫情而暫停後隨即繼續發展。玻利維亞和智利只是這些運動如何轉化為壓倒性多數選票的主要表現,無論是在選舉還是公民投票。對於任何運動而言,要能夠果決堅定,重要的是讓群眾感覺到自己代表多數意見。這樣的運動在巴西或阿根廷的可以將PSOL(社會主義和自由黨)和 FIT(工人左翼陣線)轉變為主要力量,然後刺激整個拉丁美洲形成類似的力量。甚至在青年起義之後的尼日利亞,青年和工人運動仍有局部力量的南非,新左翼組織的問題也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被提出。但在南非,經濟自由鬥士(EFF)的存在將是一個複雜化的因素。

    157.客觀條件的成熟、進行徹底變革的決心、國際主義的觀點,與組織和領導的匱乏,兩者之間的巨大鴻溝,難道只會導致失敗和不可避免的反動?或者,是否由於運動潛在的力量,讓運動像波浪一樣潮進潮退,從失敗中吸取教訓,鍛造更足以迎接挑戰的組織和領導?對這些問題我們並沒有預定的答案。雖然世界資本主義所面對一系列不可逆轉的危機,會趨於推動越來越大的群體,特別是青年人,走向需要完全擺脫現行制度的認知,但許多工人及青年仍需要實際地測試改良主義的極限,才會轉向革命主義。這不一定是個緩慢的過程。事實上,這些轉變往往迅速而具戲劇性。我們不能對這個經歷發展採取僵化的立場,也是說這不一定要透過新群眾政黨發生。我們不應認為如果新群眾政黨沒有在短期內建立的話,就會是工人階級與青年人意識發展不可逾越的障礙。

    158.革命政黨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將過去的經驗教訓總結並納入綱領和介入之中。縱使,過去幾十年的事件發展出了 CWI 對新左翼組織分析和展望的重要元素,但我們展望中的重要部分並沒有如我們設想那樣發生,因此批判性的回顧也是必要的。在某種程度上,有一種傾向認為,新形成的政黨會在更大程度上類似於過去的「群眾性工人政黨」。我們必須牢記一個事實,正如過去的政黨建基於獨特的歷史條件一樣,現在與未來所發生的事情也會受及後發展的條件所影響。在評審未來的政治展望前,需要考慮到許多的新因素,包括工人階級的獨立運動、如何連結女性及性別運動、氣候問題,還有特別是青年人的激進化。激進化的青年人能成為新政黨發展的重要元素,因此在 2020 年代發展壯大的新政黨將具有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

    159.我們已經描述了,新左翼組織工人階級基礎的薄弱,這些組織通常由小資產階級所主導,尤其是領導層中。他們的「民主再發明」往往掩蓋了其缺乏真正民主結構和自上而下方法的缺陷。我們知道,他們將主要精力集中在選舉和結盟上,而很少動員群眾,因此浪費了重要的潛力。我們已經看到了他們的改良主義方案的局限性,他們缺乏準備和決心,導致了在關鍵時刻投降。

    160.我們必須將這些經驗應用於當前的局勢。今天,在環境的壓力下,統治階級至少在現在做出了更多的讓步,並且這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一個國家的財富、和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毫無疑問,包括伊格萊西亞斯在內的所有政客都會抓緊局勢。許多人樂見於這樣的解決方案,認為那是一種真正的改變,並會進而爭取更多訴求。否認環境的改變只會讓我們毫無準備,並切斷我們同群眾中重要階層的聯繫。與此相反,我們應該鼓舞爭取更多訴求的奮鬥熱情,而不是幻想,並對改良主義方法的局限性,並警醒群眾許多訴求不能在資本主義框架下實現。

    161.呼籲建立新一代的廣泛的工人階級政黨,或者更廣泛、但缺乏清晰階級屬性的左翼政黨及其展望,仍會扮演關鍵作用,在行動中凝聚共同經驗。我們至今的經驗表明瞭,是客觀局勢提出建立此類這黨的需要及基礎,正如我們在美國所見那樣,有時候是很長的時期里,或是需要重大事件才會出現,局勢急迫需要戰鬥性且敢於採取創舉的工人階級領導力量。另一方面,過去經驗指出,面對政治真空下,局勢將會引來某種不可測的複雜的填補。

    162.需要有工人階級的苦戰,才能讓新的工人階級群眾性政黨起飛。 如果建立起來,工人們需要再次進行另一場戰鬥,以確保其健康的社會成分、民主結構、並且面向實際行動和運動。 然後,在反對機會主義和極左主義的綱領上將再次進行鬥爭。除非這個政黨爆發戰都,當中有關鍵部分走向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方向,就不能保證能夠避免重蹈覆轍。但是,對於許多工人和青年來說,新的政黨和組織將是新政治生活的開端,這可能使他們看不到嚴重的缺陷。

    163.我們還可以預期,相對細小但比過去幾十年要大得多的群體,將直接跳過群眾改良派政黨的幻想階段,並立即爭取建立一個革命政黨。 我們必須贏得並整合它們,以有原則但過渡性的方法對其進行訓練,以使其成為我們介入運動、在更廣泛的政黨中、面對打壓、部分失敗時的骨幹力量一部分,並幫助我們建立未來革命性群眾工人國際的核心。

    164.過去,我們經常談論「雙重任務」,即幫助重建戰鬥工人運動,同時也建設革命力量。 這仍然是一個關鍵概念,不過我們或許要重新演繹這個概念,因為這在過去曾出現一些混亂。 這並不意味著在建立廣泛工人運動和建立革命政黨之間有著對等式平衡。 儘管建立工人運動和新組織/政黨可以根據具體挑戰而獲得或失去相對緊迫性,但我們的主要戰略任務仍然是建立革命核心。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我們通過新左派的經驗證實了這一點。 但是,要達到廣大人民群眾,將繼續需要對統一戰線戰術的熟練和教育應用。

    165.當然,我們將作為推動工人階級政治獨立的任何決定性行動的一部分,同時始終堅持明確的革命綱領。但是,沒有一種戰術策略可以預早制定並適用於所有情況。

    國家鎮壓與民主權利的鬥爭

    166.雖然這個階段會出現更加爆發性的階級鬥爭,但是社會主義者同時也必須準備應對更嚴厲的國家反動。

    167.伴隨新冠肺炎疫情同時出現的是全球各地對民主權利的攻擊:香港的《國家安全法》是自這場新危機以來迄今為止實施的最徹底的壓制性立法。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的一項研究發現了「疫情期間民主受到打擊」的國家多達 80 個。統治階級利用疫情來加強國家鎮壓並給嚴刑峻法背書,這些往往在「平常」時期會很難做到。

    168.當疫情消退,毫無疑問各國政府會盡力保持這些針對民主權利的新限制:儘管在許多地方,鬥爭的爆發已經「解鎖」了局勢,迫使統治階級有所收斂。例如 10 月,泰國總理被迫解除一周前施加的緊急狀態。因為街頭抗議活動的升級事實上已經「取消」了緊急狀態。

    169.帝國主義西方國家很快就出來指責利用危機擴大鎮壓的「專制政權」。當然,這只是針對那些不符合他們地緣政治利益的國家。事實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自由民主國家」們也正逐步走向威權主義,背離資產階級民主的傳統規範。這不是什麼新趨勢,但由於疫情和大規模經濟下滑而得到加強。

    170.資本主義危機正在破壞和激怒中產階級,工人階級的憤怒也在持續發酵。經過多年的新自由主義襲擊,傳統的資產階級政黨失去了大部分的支持基礎。因此,資本主義越來越公開動用國家機器,以遏制其親手製造且日益嚴重的社會矛盾。正如托洛茨基曾經解釋過的那樣,在階級和國際矛盾的強大壓力下,民主的機器不是熔斷就是毀壞。

    171.在法國,總統馬克龍計劃推行一項「反分離主義」法案。這將開啓一系列鐵腕措施,尤其針對穆斯林社群、以及其內政部長所說的「部分極左派」。以色列政權常常自詡為「中東唯一的民主國家」,但在疫情下他們一直在執行一些最極端的反民主措施,包括給予秘密警察無限的監視權。

    172.由國家發動的,更加嚴苛的種族主義政策和行為是政治民族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混合的一部分。國家鎮壓加強的一個特殊方面是針對難民。歐盟於 9 月份啓動了一項提議的新「移民條約」,用喬治奧威爾式的語言談到「團結」──成員國之間團結起來,互相幫忙驅逐遣返和加快評估(即:拒絕)難民庇護申請流程。勒沃斯(Lesvos)燒毀的莫里亞(Moria)難民營被一個更像監獄的營地所取代,正說明這一點。這也說明瞭歐盟在地中海上實施的「推回」做法(把難民船逼回公海,這樣歐盟國家就沒有營救他們的法律義務)。

    173.儘管歐盟以這種方式強硬地把「2015 年難民危機」視為過去式,但實際的難民危機卻正在加劇。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到 2019 年底,至少有 7950 萬人成為難民,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數字。隨著政治和生態危機的加劇,難民人數只會增加。埃塞俄比亞(衣索比亞)的新內戰可能迫使多達 20 萬平民逃離。據生態與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logy and Peace)稱,近年來每年約有 2400 萬人因生態災難而流離失所。IEP 估計,到 2050 年,可能會有多達12 億人淪為「氣候難民」。

    174.換句話說,難民問題將變得更加緊迫。隨著大多數難民在天災人禍的本國地區流離失所,各國統治精英們將試圖煽動仇外情緒和暴力行為(例如,十月份在南非看到的情況),以轉移自己失敗的責任。儘管政府、民粹主義和極右翼試圖對受害者加以定罪、指責、排除和懲罰,並在這些努力中利用和煽動種族主義和反動觀點,但該議題也蘊含著工人階級團結和抗議的爆炸性潛力。2015 年,歐洲各地的最初反應是群眾性的聲援團結。現在,移民工人在富裕國家的醫療保健和老年護理服務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已經為他們的同事以及更廣泛的民眾知曉。法國巴黎反對驅逐難民並反對新「安全法」的大規模抗議就說明瞭這一點。

    175.在新殖民地區,這個情況更加危急。在危機之下,印度政府除了種性主義和社群主義的特徵之外,其赤裸裸的暴力也正迅速地突顯出來。十月,斯里蘭卡議會批准了憲法修正案,大幅增加了戈塔巴亞·拉賈帕克薩(Gotabaya Rajapaksa)總統的權力,使他可以不受限制地掌控關鍵機構並廢除了議會監督,此舉確認了該國淪為完全的波拿巴主義。NGO 組織「武裝衝突地點和事件數據項目小組」(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研調了新冠疫情下全球抗議活動的變化,他們發現非洲的國家鎮壓增加了30%,發生了近 1800 起國家部隊針對平民的事件。從這個意義上說,馬里最近的軍事政變表明瞭非洲大陸上的一種更廣泛的趨勢,即軍隊或軍中的某些勢力正在扮演更大的角色。

    176.這不僅是統治階級應對更嚴重的社會衝突提前磨刀霍霍。經濟崩潰也可能加劇國家機構的中下層人員的不滿。當可以分贓的大餅不斷縮小,地方統治精英各集團之間以及政府高層之間的內鬥也可能加劇。這樣一來,社會上群眾的不滿情緒就可以成為奪取權力的槓桿,驅逐不受歡迎的領導人,並把軍事政變包裝成是人民的意願。

    177.這樣的政變在初期可能得到一定的支持。像去年蘇丹的情況一樣,馬里的政變最初也受到部分民眾的歡迎,因為它推翻了了凱塔總統。幾個月前人民群眾一直在抗議凱塔政府。但是,由於政變策劃者也是被迫將自己的行動包裝為群眾鬥爭的延續,這表明力量對比還沒有決定性地倒向反革命軍閥一方,而且一旦軍政府無法解決聖戰分子的叛亂、國家機構的廣泛腐敗,以及廣泛的貧困和社會問題,那麼群眾運動很可能會重燃。

    178.在玻利維亞,右翼政變推翻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不到一年,在八月為期兩周的群眾動員下,接著「爭取社會主義運動」(MAS)在十月大選中取得大勝,群眾勢力成功奪回政權。那裡的政變也無法對工人階級,原住民和貧窮農民的運動施加長久的打擊。

    179.這當然不代表這樣的摧毀性打擊將來不會或不可能發生。然而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運動往往會比過去更快地從失敗中恢復。與以前的歷史時期相比,工人階級在社會上的比重更多,而小資產階級(反動派的傳統社會基礎)相應地衰退和無產階級化,意味著資產階級不再有足夠的社會基礎來維持一個徹底的軍事獨裁,更遑論是法西斯政權了。

    180.埃及的塞西政權的歷史表明,長期維持公開的獨裁政權對統治階級而言更加困難了。塞西在 2013 年的軍事政變開啓了一場猛烈的反革命,通過大規模殺戮和監禁、酷刑和流放,從物理上清除了 2011 年革命的「先鋒」。但僅僅六年後,智庫組織「阿拉伯改革倡議」近期評論道:「埃及又回到了原點,情況與 2011 年革命之前的情況大體相似:穩定的表象下存在著深層結構性問題,及暗潮洶湧的不滿。而能夠減輕這些問題的緩衝資源正在逐漸消失。」文章中還警告,「由於缺少任何減震機制」,將來很可能出現社會爆炸。

    181.在這段時期內,ISA 需要就民主渴望和訴求進行具批判性的重新關注,因為這些權利的侵蝕正成為群眾憤怒的焦點,尤其是年輕人之間,使他們走上激進、反建制的道路,並引發了大規模抗議。反對警察暴行的抗議活動已成為2020 年跨國界鬥爭的重要特徵,包括美國、哥倫比亞、突尼斯、尼日利亞和許多地方的鬥爭:這表明資產階級尋求增強的國家暴力和專制統治必然會面對人民的激烈反抗。

    182.特別是在具有獨裁、半獨裁、舊專制的殘餘、外國統治或資產階級民主形式不完整的國家中,民主訴求具有很高的革命潛力,並將成為動員反抗之進攻性綱領的重要組成部分。智利立憲會議的投票經驗再次突顯了這一點。這是 2019 年工人和青年人抗爭的直接結果,該場鬥爭的規模和激烈程度大於 2019 年爆發的其他許多運動。2019 年 10 月全民公決本身的投票結果本身就是對右翼總統皮涅拉(Piñera)和建制派的一次重大打擊,並增強了群眾的信心。隨之而來的「制憲流程」是統治階級嘗試的一種策略,企圖扭曲鬥爭的革命潛力,只集中於表面上的「重整」,但維持整個體制的基礎不變。但另一方面,這也將在社會上廣泛引起對整個體制改革必要性之辯論。馬克思主義者必須介入這個討論,並解釋了單純「政治革命」的局限性(只改變體制的上層結構),並說明為什麼需要進行社會革命以建設一個根本性地不同的社會主義社會。一般而言,馬克思主義者不可以將這些問題交給統治階級的「自由派」,而是應該作為最貫徹始終的「民主分子」去鬥爭,並同時將民主訴求聯繫到為社會主義變革進行的革命鬥爭。

    183.儘管捍衛民主權利的情緒普遍存在,但同時資產階級民主官方機構也正面臨日益加深的合法性危機。資產階級民主的官方機構被視為腐敗且偏向於富豪。劍橋大學民主未來中心的研究顯示,全球對「民主」的不滿情緒正在上升,這種情緒在 2008 年大蕭條之後急劇上升。統治階級顯然無力應對疫情的事實進一步加劇了這種不信任感。各種民粹主義和極右翼正在以此為養分,試圖拆除資產階級民主中的核心機構。這當中的典型例子是特朗普毫無根據地指控美國總統選舉中出現舞弊。在反對任何人攻擊民主權利的同時,社會主義者應該始終明確表示,我們不是要維護衰敗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而是主張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綱領,其中包括職場、學校、社區和乃至整個社會的民主權利;強調工人階級與青年在爭取與實現真正的變革中發揮的核心和積極作用。

    184.值得銘記的是,中國對民主的言論自由之鎮壓是使新冠肺炎爆發成全球大流行疫症的關鍵原因。同樣,資本主義制度缺少工人民主監管的情況將使越來越多的工人和青年質疑這個體制。我們各支部的綱領中應該大膽地提出這些問題。

    結論

    185.疫情和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面臨更深層次僵局的特徵:資本主義無法在和諧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生產力或世界經濟。儘管人們已經在關注這些危機,但還有懸吊在我們頭上的氣候災難將對我們的未來構成更為根本的威脅,除非我們了結這個日益寄生性的制度。

    186.統治階級已經被迫放棄新自由主義路線以防止更嚴重的經濟衰退。他們也不再能像在新自由主義時代那樣使用相同的意識形態來為自己辯護。為了使勞動人民繼續分裂,統治階級越發煽動起了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但是,我們在一個國家又一個國家看到,反革命的鞭子也會激起工人階級和被壓迫者在經濟和政治上組織起來。

    187.群眾運動已經證明有能力迫使統治階級退讓,在一些例子中我們所看到形勢逆轉,而就算是失敗也並不是決定性的。我們仍處於群眾鬥爭的上升階段中。當然,如果在下一個時期不能克服工人運動的主觀弱點和無組織性,我們將可能面對更嚴重的挫敗。

    188.我們作為一個革命性組織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對我們來說,當前形勢最有利的方面是青年人,特別是年輕女性的激進化,以及我們在 2019 年和 2020 年的動蕩中看到群眾出於本能的國際主義精神。我們堅信,未來的幾個月和幾年將有大量的機會來建設我們的力量。

    組織起來,共同行動,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最新消息

    同類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