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正處於中美新冷戰升級的風眼位置。新冷戰並非全球關係中的一個暫時階段——拜登的反中政策是為了要「贏得21世紀」。
Vincent Kolo
4 月，《經濟學人》雜誌稱台灣為「地球最危險的地方」。這個封面頭條引發熱烈討論。台灣怎麼可能被拿來與北韓、阿富汗或加沙相提並論？但近年來，特別是拜登政府上台後的幾個月裡，將印太問題和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放在首要位置，而台海緊張局勢已經升溫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21世紀中美帝國主義之間劃時代的衝突中，台灣問題在經濟、政治和地緣戰略上都是個關鍵。對這個名不符實、絲毫沒有共產主義的中共黨國來說，台灣是可以用來煽動民族主義，在沒有將其拿下之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將無法實現。但中共對台政策不能僅憑這種象徵意義來解釋。
中國的紅線
中共政權不能容許台灣在新冷戰衝突中正式「分裂」到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因此，台灣正式宣布獨立、美國等大國推動台獨、美軍駐在台灣，都是其「紅線」。一旦越過這些紅線，將是中共政權的歷史性挫敗、甚至可能導致其下台。這就是北京不僅要採用戰狼措辭，而且還增加了在台灣周邊空域、海域的軍演次數的原因。（2020年解放軍空軍進入台灣領空達到史上最高的380次，今年則更多）與台灣衝突密切相關的南海爭議海域，中美兩方行動正在同時升級。北京的行動是警告台北和華盛頓不要挑戰其「紅線」，並通過民族主義來協助習近平在中共黨內權鬥，以鞏固他對中共黨國的終身統治。
對美方而言，情況正好相反：如果中國與台灣「統一」，並由解放軍牢牢控制住，這將是美帝國主義的歷史性失敗。在軍事上，控制台灣將使中國能夠主宰東亞和西太平洋。美國將被決定性地削弱，其與日本、韓國、印度和澳洲等區域大國的戰略聯盟也會開始瓦解。美國作為自1945年以來亞洲主要超級大國的信譽將遭受不可逆的打擊。
與蘇彞士運河危機的比較
一些評論員將中美新冷戰與1956年的蘇彞士運河危機（第二次中東戰爭）相提並論，當時埃及的激進泛阿拉伯主義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國有化蘇彞士運河，令企圖控制蘇彞士運河的英國、法國和以色列遭遇挫敗。蘇彞士運河危機標誌著英國和歐洲帝國主義不再是世界列強。美國置身於蘇彞士運河危機之外，任其盟友蒙羞。如果美國未能或拒絕阻止解放軍奪取台灣，這將標誌著美國的「蘇彞士時刻」的歷史性轉折。但在今天的狀況下，這樣的結果對西方資本主義而言會更壞。正如《經濟學人》引述特朗普亞洲事務資深主任博明（Matt Pottinger）所言，當英國在蘇彞士運河遭遇挫敗時，美國已經取代英國成為西方世界的領袖。今天，「沒有另外一個美國在背後等待」
顯然，當今冷戰中的任和列强都不會從人民的福祉、安全或民主權利的角度來看待「台灣問題」。2300萬台灣人不幸成為了爭奪印太地區最高權力和控制權的競爭中一粒重要的棋子。在台灣，人們現在才逐漸明白到各勢力的地緣政治聯盟的完整意義。台灣民族主義的資產階級領導（執政的泛綠陣營）利用社會對中共政權的痛恨來推動親美議程並贏得選票，令群眾意識變得更複雜。
在台灣民族主義的基層支持者中（特別是壓倒性支持獨立並將其視為民主權利保障的年輕世代）仍有一種認知，認為問題可以在台灣內部解決，也可以通過外交和與美國結盟來解決。但是美國支持了全球75%的獨裁政權，而在其地緣政治利益改變時，曾背叛過對庫爾德人、阿富汗女性、西藏康巴游擊隊等無數的支持承諾。對於美帝國主義來說，正如過往支持蔣介石政權所展現的那樣，只要台灣「站在我方」，就算台灣是獨裁統治也沒有道德上的疑慮。
原則上，由台灣人民來決定台灣的未來當然是非常合理，但這無法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基礎上實現。不幸的是，台灣的命運現在是由北京和華盛頓決定，並由他們凌駕於台灣人民之上進行的「贏得21世紀」的競爭來決定。只有國際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終結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台灣和其他國家的人民才能決定自己的未來。
「戰略模糊」
中美資本主義都想控制台灣這粒棋子。更準確地說，他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阻撓對方奪取控制權。正因如此，地緣戰略的僵持不下至今仍是雙方都可接受的。這就是美國仍然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作為外交政策的原因。根據這個政策，美國並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這是前美國總統尼克遜和中國領導人毛澤東50年前達成的外交協議，堅持「一個中國」是美帝國主義在當時的冷戰中將中國拉到美國一方以對抗蘇聯而願意付出的代價。因著全球關係變化，台灣於1971年被毫不客氣地踢出聯合國。
美國對台的「戰略模糊」政策也由此產生。美國承諾「保護」台灣（向台灣出售軍備），但卻沒有表明在中國武力犯台時會出兵保護台島。但今天的情況已大不相同。特別是自拜登上台以來，雙方都大幅加劇了台灣的緊張局勢。與特朗普反覆無常的政策相比，拜登正在推行一種更連貫、有計劃且（至少到目前為止）有精細的外交戰略來「擠壓」中國，比如組建國際聯盟與「美國已重回談判桌」的言論。習近平政權則強化其民族主義的戰狼外交政策和國內鎮壓作為回應。
美國擔心中國不斷增長的軍事實力最終會讓中國能夠武力奪取台灣。中國海軍的規模現在已經比美國大（中國有360艘艦船，美國僅有297艘）。中國擁有在離本土更近的地方作戰的優勢。美國軍事和外交政策界正在就是否應該放棄過去的「戰略模糊」，轉而主張美國明確保證會軍事介入台灣的爭論。反對意見警告說，這反而可能會觸法習近平入侵台灣。
拜登和其重新集結的盟友並沒有完全拋棄「戰略模糊」，而是改換措辭，在姿態上出現微妙變化，以此警告習近平。6月在英國舉行的G7峰會上，以及在此兩個月前日本首相菅義偉會見拜登時，官方公報都提到了「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西方領導人過去從未在他們的論壇上提及台灣。北京將其視之為挑釁，這也是他們的用意。最近，日本副首相警告說，中國入侵台灣的話將會「威脅日本的存亡」，這顯然意味著日本會參戰保衛台灣。近幾個月來，包括國防部長達頓（Peter Dutton）在內的澳洲政客也作出類似警告。
7月，拜登的印太政策協調員坎貝爾（Kurt Campbell）發表廣受報導的講話，並重申美國「我們不支持台獨」的立場。這當然不是什麼新鮮事，這是自尼克遜與毛澤東達成外交協議以來美國一貫的政策。但坎貝爾演講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警告中國對台動武都將是「災難性的」。坎貝爾表示，國際社會「明顯感覺到」中國利用香港事件在試水溫，以此評估國際未來可能對台灣的反應。
坎貝爾的講話暗中承認美國無力阻止中國對香港的政治打壓，但警告中共不要指望對台灣能夠採取類似的做法。一場激烈的競爭正在展開，雙方都採取更極端的行為來威懾對方。但由於雙方都不能丟面子，這只會助長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
習近平會發動進攻嗎？
那麼中共武力攻台的危險有多大呢？儘管言辭明顯強硬（中共官方提到「統一」時已經不再加上「和平」），但習近平除非對於打贏戰爭完全有信心，否則不會冒險發動戰爭。由於台灣的海岸線多岩石峭壁、天氣情況不可預測，從軍事和地理角度看，需要投入大量部隊才能入侵台灣。除了革命，對於任何政權（特別是獨裁政權）而言危險最大的，正是戰爭以及戰敗帶來的影響，就像1904-1905年的俄國、1982年的阿根廷和許多其他案例所顯現的那樣。在戰爭中被擊敗、被迫中止侵略、傷亡慘重——這些都可能引發政權危機，可能是習近平倒台，甚至是整個中共政權倒台。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中共將如何統治台灣？鑑於絕大多數台灣群眾反對統一與中共統治，中共若要統治台灣，將需要大規模的軍事佔領與警察國家。即使這成功了，這也會給北京帶來帝國過度擴張的危險。在台灣遭遇失敗以及群眾抵抗，會把情勢的不穩定和社會動盪帶回中國。多年來向台灣提出的「一國兩制」設想是有一定邏輯的，並將香港被視為可能的模範。北京設想能夠通過親中共的國民黨或類似的「買辦」政府來統治台灣，這與香港1997年主權移交後的早年沒什麼兩樣。但是，被習近平對香港的血腥鎮壓破壞後，這個選項如今已變得不大可能。台灣群眾對「一國兩制」反感，連國民黨都跳出來反對。
革命危機
就這樣，習近平對香港的強硬路綫讓中共政權在制定對台政策上陷入困境。中共當然不能放棄「統一」目標，但現在從現實看，這只能通過戰爭來實現。爲了動員應對新冷戰，美國軍方多次發出警告稱北京可能會在6年內發動對台入侵，或如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諾（John Aquilino）上將在今年早些時候表示：「比大部分人所想的還要更接近」。
在現階段，這些預測似乎有誇張成分。但是，如果當前的權力天平決定性地倒向其中一方，其他情況則可能發生。比如，當中國發生嚴重危機、革命危機時，習近平或他的繼任者為了將群眾視線從政治危機移開，可能會驚慌失措下發動軍事進攻。另一方面，如果美國未來發生嚴重的政治危機或經濟崩潰，可能會迫使美國從印太地區撤出軍事力量，繼而造成權力真空，以今天的力量格局來看，只有中國才有能力填補這個真空。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及其脆弱和不穩定的資產階級民主可能面臨193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命運——作為帝國主義協議的一部分，被「賣」給中國。
這些不同的展望台灣的命運不會主要由其內部發展決定。越來越渴望獨立的工人運動和青年需要明白，他們當務之急必須把他們鬥爭與中國、美國和全球工人與青年聯繫起來。部分左翼和許多秉持激進民族主義立場的人卻未能明白這種聯繫，並傾向於將世界關係、中國、中美新冷戰視為與台灣政治無關、純粹有趣的外部發展。但儘管大多數台灣人有明確的獨立願望，在資本主義框架下，台灣不太可能實現獨立。
坎貝爾剛提醒了大家，不是一個、而是兩個帝國主義超級大國在反對台獨。資本主義下的台灣，註定是帝國主義冷戰的囚徒：沒有國家地位、高度軍事化並處於隨時爆發「熱」戰的陰影之下。社會主義者為建立工人運動而奮鬥，為了以社會主義綱領來奪取權力，並廢除台灣資本主義，完全捍衛台灣人民自決權，並且作為亞洲和全球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更廣泛鬥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