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衛權利，決不妥協！
社會主義鬥爭（ISA以色列/巴勒斯坦）書記處
（本文首次發表於2023年3月31日）
有組織的工人迫使內塔尼亞胡押後立法，但內塔尼亞胡和極右翼在與甘茨「對話」的掩飾下重整旗鼓，所以群眾有充分根據懷疑和警惕這一讓步。
反對成立國民警衛隊，反對「司法政變」，打倒內塔尼亞胡-本格維爾政權！
作為反對「司法政變」的持續群眾鬥爭的一部分，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治總罷工讓政府支持率急劇下降。內塔尼亞胡別無選擇，只能策略性撤退，努力保存自己聯盟的實力以待捲土重來。在歷史性的一天中，本古里安機場和港口被關閉。運動達到高峰時，內塔尼亞胡意識到群眾運動有能力推翻處於嚴重的合法性危機的政府，於是向司法部長萊文施壓，並與「國安」部長本格維爾達成協議——雖然他們在藉辭職威脅內塔尼亞胡。
內塔尼亞胡試圖誇大殖民區右翼的親政府示威規模，並堅稱他「得到了人民的大力支持」。在過去三個月的政治危機中，他不斷重複一個謊言，就是國會中的微弱多數派代表了「人民意志」－－實際上在最近的大選中得票不到50%。事實上，這是在為腐敗的利庫德集團與極端正統右翼/極右翼聯盟的危險反民主議程提供民主的偽裝。這個不受歡迎的政府正在直面群眾鬥爭。它試圖攫取、集中更多的權力，深化生活成本危機、不平等、貧困，繼續踐踏對民主權利，並進一步升級旨在捍衛佔領和定居點獨裁統治的血腥民族衝突。在法國，群眾正在與損害退休者利益的政府和以民主為幌子的暴政進行罷工鬥爭，民主的「偽裝」同樣沒有騙過那些示威、封鎖道路和罷工的人。
最近幾週，利庫德集團在民意調查中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在這種背景下，《以色列日報》（一份親政府的右翼日報）也承認：「內塔尼亞胡一度不確定自己能否在利庫德集團中獲得多數、進而在以色列議會達成61人的多數，改變法官任命委員會構成，通過他認為應該通過的基本法案；而法律未能通過將導致聯盟的崩潰。萊文也明白這一點，因此同意留任以維護聯盟的完整。」 在群眾抵抗下，超過8項突襲立法和修訂已經從議程中刪除。政府試圖在本屆議會「解決」接管法官任命委員會的問題，但它低估了反對的強度。直到週日晚上，內塔尼亞胡才在對抗利庫德內部反對分子的權力秀中解雇了國防部長，並繼續尋求接管法官的任命。但一天后，隨著有組織的勞工力量參加運動，內塔尼亞胡不得不暫停立法，以防止部長們逃離政府。作為交易的一部分，本格維爾得到承諾，政府將立即推進由他來建立「國民警衛隊」民兵的議程；但內塔尼亞胡在講話中沒有提到這些。
在同一個策略性撤退的演辭中，內塔尼亞胡接受了甘茨的「對話」邀請，但明確表示不會放棄「司法政變」，他說立法只會擱置到議會夏季會期（5-7月）。與此同時，為了在全體會議上表決，變更法官任命委員會的提案已經有了「技術準備」。雖然這理論上可以只在未來幾天內就完成，但政府不可能這樣做，否則一場足以推翻政府的群眾鬥爭會再次爆發。內塔尼亞胡和極右翼正在為夏季的政府重組爭取時間，但內塔尼亞胡政府和極右翼的部分退讓並沒有帶來勝利的幻想。群眾有充分理由懷疑和警惕政府接下來的動作。
總罷工
在周日晚上的自發示威和封路之後，數以萬計的人在特拉維夫、海法、貝爾謝巴、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參加示威，新的一周以史無先例、使經濟陷入癱瘓的大罷工開始。數十萬工人的罷工癱瘓了公共部門，Bezeq電信公司、國家水務公司、以色列貼現銀行、以色列工人銀行等全部停業。以色列醫學協會(IMA)也加入了總工會。在特拉維夫的Ichilov醫院、海法的Bnei Zion、耶路撒冷的Shaare Zedek和Hadassah，以及Clalit和Meuhedet，醫療人員轉入安息日（假期）模式。在碼頭，工人們只允許可生物降解的農產品和藥品卸貨。鐵路、Egged、Dan和Metropolin等公共汽車公司停止了一部分運營，但繼續運營公共交通服務以支援耶路撒冷的大規模示威。空乘、地勤停擺了以色列航空、以斯雷航空和阿基亞以色列航空，以色列機場管理局的員工關閉了本古里安機場，導致數十個航班取消和延誤。全國學校學生會決定7-12年級停課，大學管理層也在前一天晚上宣布停課。此外，在以色列總工會聲明的壓力下，以色列地方當局聯合會也宣布關閉市政當局和地方議會。
沒有這場總罷工，沒有總罷工的核心——工人階級強大力量的展示，上述一切都不會發生。在漫長的幾周里，總罷工的構想是反對「司法政變」運動的核心。社會服務部門的工人成立了行動小組來參與抗議、推動罷工。工人們也呼籲在特定的行動日進行個人參與的、象徵性全國抗議罷工；而以巴爾大衛為首的總工會領導層堅持限制勞工組織、維護產業和平的破壞性政策，連續12週拒絕代表工人階級表達對鬥爭的支持，甚至拒絕採取象徵性措施。
巴爾大衛通過叫停反對生活成本高漲的運動，避免引發對公共部門工資的真正鬥爭，因此緩解了政府的難題。他沒有領導民主討論，也沒有為任何形式的產業行動做準備，更不用說總罷工這一重要的後期行動了。幾週後，他被迫屈服於總罷工的號召，而他仍認為總罷工沒有必要，聲稱政府沒有威脅工人階級（！）、罷工沒有合法性、總罷工不是總工會的工作等等。
而由醫療隊、社會工作者和公共心理學家組成的獨立組織站出來抗議，甚至在總工會前發起集會（3月16日），要求舉行總罷工。同時，在巴爾大衛的家門前的糾察隊裡，工會積極分子（其中一些是現任或前任工人代表）呼籲舉行總罷工。巴爾大衛的壓力越來越大，於是他直到最後一刻才在總工會召集工會領導人會議，討論和決定反對「司法政變」的罷工行動——而這從一開始就應該發生。
總工會的領導層抓住一切可能的藉口為自己辯護，它的發言人不負責任地無視總罷工的號召，同時放棄了鬥爭。他們說並非所有工人都支持這場鬥爭——彷彿領導層在斗爭中只是個風向標，而不是回應對抗議運動的破壞，領導工人階級鬥爭。法律也成為其中一個藉口——「政治罷工」在以色列是非法的，也就是說它不受「保護」，高等法院的裁決要求採取行動前要有14天「冷靜期」，並指其沒有「勞資糾紛」存在等。領導層似乎認為工人階級沒有受到攻擊，反民主地禁止就「司法政變」進行鬥爭。
總工會的官僚傲慢地宣布鬥爭是不可能的——但事實證明鬥爭是可行的。財政部長斯莫特里奇多次試圖向勞工法庭起訴，聲稱這是一場「野貓罷工」——但州檢察官辦公室也罷工了，沒有人能參加起訴。這個時刻銘刻下了大量有組織的勞工在與掠奪性政府的政治鬥爭中的力量，即使只是瞥過一眼，大家也不會忘記。它暗示了在面對政府威脅時，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可能性。
資本家對罷工的虛偽支持
在經濟意義上，罷工當然損害了資本家的利益，因而引起了廠商聯合會的反對。然而，大多數資產階級統治階級將這次罷工視為「較小的惡」，將罷工和資本外逃的威脅視為對付不聽從他們要求停止立法的政府的最終武器。在過去的三個月裡，富人，尤其是來自銀行、商業和科技界的富人，與國安領域的精英、國家機器的成員以及議會中的反對派建制黨一起進行了干預。他們認為現任政府瘋狂地製造麻煩，威脅到體制、利潤的穩定、以色列資本主義的國際關係以及佔領區政權。在左翼發起第一次示威後，他們騎劫反對政府的運動議程，使之成為了跨階級運動。但以色列資本主義和占領者的武士不是「民主武士」。對於希望遏制對民主自由的攻擊和極右翼的橫行，對當前局勢、生活成本、社會危機、血腥的民族衝突極度失望的群眾來說，那些自封為「抗議領袖」的人——摩西·亞阿隆、「以色列商業部門主席團」主席杜比·阿米泰，以及銀行的首席執行官們——根本道不同不相為謀。
然而，巴爾大衛宣布罷工時，杜比·阿米泰等資本家也在場。面對政府束手無策的資本家暫時為罷工放開了所有反民主的法律，尤其是放開了對「政治」罷工的限制。此外，他們被迫承認工人階級在社會中的決定性力量。 《每日商報》說，「直到最近，總工會還在與生活成本作鬥爭。總工會還指責了[週一早上]坐在他們身邊、並為之鼓掌的公司負責人。」他們意識到他們沒有更好的選擇：「維瑟爾[以色列零售集團Fox的董事長]等人都知道，如果沒有總工會，他們宣布罷工是沒用的。」
由此可知，那些被當權媒體稱為「經濟領袖」的人需要實際推動經濟運轉的人組織起來，反之則不然。總工會不應該與他們攜手合作，而是應該揭露大亨和公司的投機。這些大亨和公司支付低廉工資並以犧牲工人階級為代價提高物價。總工會是以色列最大的工人組織，因此它的分量極其重要。然而，總工會的官僚在歷史上一直是國家的武器，也是以色列經濟中最大的雇主，組織結構極其集中化，扼殺了促進工人利益和鬥爭所必需的每一分工會民主，直到今天，它仍然認為自己基本上要對「國家利益」負責，自己的職責只是規範勞資關係——而不是工人鬥爭。因此，巴爾大衛雖然在宣布罷工的演講中針對普通工人的處境說了幾句話，並公開反對撒切爾主義的科赫萊特論壇（右翼智囊團），但他沒有公開反對大亨和有利於他們的政策，澄清這不是「精英」的鬥爭，而是將罷工置於讓以色列大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虛假團結下。
根據以色列廣播公司（Kan）的報道，新聞發佈會上的信息甚至與內塔尼亞胡的辦公室進行了協調，宣佈罷工的時間也是如此。似乎協調的目的是為了將罷工的時間和與政府的衝突程度降到最低，而最初的假設是，短暫罷工的威脅或過程本身就能從內塔尼亞胡那裡獲得停止立法的聲明。「我意識到這將是一個小時或一個半小時。我們等待著總理的新聞發佈會，但發佈會沒有進行。」機場管理局僱員委員會主席、利庫德中心（Likud Center）的成員伊丹（Pinhas Idan）說，他在新聞發佈會上宣佈所有航班將被停止。
工會民主
結束大罷工的決定最終在晚上作出，是在內塔尼亞胡發表講話並承諾暫停立法的幾分鐘後。在接受以色列第13頻道電視台採訪時，巴爾大衛對煞停罷工的解釋是，內塔尼亞胡 「停止了立法，他在談論對話。這是我們昨天沒有的兩件事。這讓我們感到滿意，這意味著我們將停止罷工，因為這就是罷工的目的」。巴爾大衛補充說：「如果總理在下屆會期上，試圖積極地立法，他將發現抗議和我們擋在他面前。未經同意的立法將讓立即引發罷工。」再次大罷工的威脅確實非常有必要，最近的罷工應被視為警告性罷工。然而，為了提高整個鬥爭和其他罷工行動成功的機會，需要進行廣泛的準備，並繼續強化群眾鬥爭的勢頭。政府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內塔尼亞胡暫停立法，部分原因在於試圖打擊運動的動能和麻痹運動。沒有雇主願意在罷工期間進行談判，內塔尼亞胡也是如此，他寧願在當地運動改變模式、開始部分瓦解的時候才展開「對話」。
巴爾大衛因反對罷工和敵視工會民主而臭名昭著，聲稱自己做出了關於罷工與何時結束罷工的決定，並且一再試圖營造出假象，彷彿工人的組織力量都是屬於他的。這種類似於企業首席執行官的專制、個人主義和極端集權的行為，把工會的其他架構架空了，也是用來踩在工人頭上進行不民主的交易。如果向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和舉行大罷工的決定是基於在民主進程，並從討論和通過立場的抗議的第一階段開始，就採取初步的工業行動——這是由一個據說是擔心不支持鬥爭的工人的領導層所要求的——那麼它就會更加必要和有效了。同樣，結束罷工的決定必須在討論評估局勢和廣泛民主投票的基礎上作出，作為承諾繼續鬥爭的立場的一部分。在任何情況下，罷工之後的討論和鬥爭的繼續，都可以在工作場所和工人委員會層面開始，甚至不需要等待巴爾大衛。鬥爭必須繼續並重建起來，包括在必要時鼓动進行另一次總罷工。
本·格維爾的民兵和極右翼的威脅
內塔尼亞胡答應本·格維爾在即將召開的內閣會議上決定建立國民警衛隊，據說其資金將通過全面削減社會服務來提供！本·格維爾不僅設法從內塔尼亞胡那裡為他指揮的民兵組織開了綠燈，而且他還明確表示，就他而言，他同意「取消對推遲立法的否決權，以換取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總理的承諾，如果在休會期間沒有達成協議，該立法將在下個會期上提交以色列議會批准」。換句話說，如果政府不能從以色列議會的反對派領導人那裡獲得支持、以任何形式繼續進行反民主的立法，它將不擇手段為最早的版本立法。
內塔尼亞胡並不能完全控制其執政聯盟。以色列議會憲法、法律和司法委員會的極右翼主席羅斯曼（Simcha Rothman）似乎決心使用任何詭計來推進「司法政變」的法律。同時，本·格維爾要求立即組建國民警衛隊，這是在他向警察領導層施壓以加強對示威和路障的鎮壓的幾個星期後提出的。新的武裝機構將不從屬於警察指揮官，肯定會被本·格維爾用來更殘酷地鎮壓示威活動，同時也是「猶太權力」（Jewish Power）黨領導人的主要目標——鎮壓以色列巴勒斯坦裔公民的抗議活動。
在週一和週二之間的夜晚，我們在特拉維夫卡普蘭街（Kaplan）民眾自發設置的路障前看到了警察的暴行和極右翼的攻擊。同時，在耶路撒冷，在定居者右翼集會結束時，來自13頻道和瓦拉（Walla）的阿拉伯語電視台工作人員和記者遭到襲擊。此外，一名被捲入現場的巴勒斯坦出租車司機成功躲過了「家族」（La Familia）支持者（極右翼球迷運動）的襲擊，這次襲擊可能以私刑收場。當天晚上，數十名定居者再次襲擊了巴勒斯坦的胡瓦拉（Huwara）村，並試圖放火燒毀房子和裡面的人。
內塔尼亞胡處於弱勢位置地呼籲極右翼抬起頭來，走上街頭。對反政府抗議活動的支持比公眾對極右翼的支持多得不可估量，但如果反對政府計劃的街頭示威活動明顯減少，極右翼將試圖征服公共領域。鑒於政府對種族衝突的升級，對西岸和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群眾進行嚴厲的軍事鎮壓，以及拆毀房屋、警察騷擾和一系列民族主義宗教挑釁，在齋月期間和臨近逾越節時得到政府中極右翼的支持，這種危險將尤其嚴重。當權派成功地在群眾運動中灌輸了一種與政府之間的「愛國競賽」，其中包括有組織地揮舞以色列國旗，以及煽動「分而治之」和種族壓迫的態度和信息。然而，示威活動中也明顯存在對極右翼的普遍厭惡。工會和左翼運動可以也應該介入這場運動，以推進一場跨社群的鬥爭，反對內塔尼亞胡資本主義政府和極右翼的整個議程。
打倒內塔尼亞胡—本·格維爾政府
政府極其軟弱，內塔尼亞胡的權威處於低谷。然而，他們並沒有被打敗，正在努力重新組織起來。他們將利用當地運動中的一切退縮。現在，為繼續打擊政府的反撲做準備也應該得出結論，而甘茨正向內塔尼亞胡伸出援手，政府代表與未來黨（Yesh Atid）和國家陣營（State Camp）等黨派代表在總統官邸展開正式談判。最近幾周，當地的運動表達了廣泛的情緒，反對在司法計劃的組成部分上做出妥協，同時希望擴大權利，特別是婦女和LGBT+的權利，並反對民族主義—教權主義。金融資本、精英團體和建制派政黨在某種程度上對與內塔尼亞胡政府的「對話」持開放態度，力爭達成「妥協」，包括更新「憲法」里的遊戲規則，以便為制度鋪設一條穩定的道路。無論這樣的舉動是否包括作為一種讓步，對基本法中沒有包括的法律權利進行一些擴展，它都不會標誌著在解決社會中的緊迫問題方面邁出真正的一步，這些問題是近年來搖搖欲墜的政治危機的基礎，在本屆政府的領導下，政治危機已經進入了一個嚴重階段。
現在必須繼續鬥爭，反對內塔尼亞胡政府和極右翼的合法性，並要求他們下台。然而，「改革派」聯盟並不是替代方案。他們的上一屆維護資本主義現狀的政府點燃了危機，幫助內塔尼亞胡和極右翼勉強組成了目前的政府。同時，內塔尼亞胡受到國際壓力，但並沒有放棄對意大利極右翼政府中的盟友的訪問。在這個時期，極右分子的崛起是全球制度中多重危機時代的症狀之一。從法國到伊朗，從南非到突尼斯，從巴勒斯坦青年對殖民和貧困的獨裁統治的抗議，到反對 「司法政變」的運動——爭取權利的鬥爭是針對處於危機中的資本主義制度而組織的，這個制度正急於加劇壓迫、不平等、環境破壞和戰爭。內塔尼亞胡的軟弱政府、內塔尼亞胡本人也在這個政府當中被極右翼所俘虜，是深刻的系統性危機的表現。資本主義和佔領的不穩定基礎，轉化為政治不穩定的加劇。面對內塔尼亞胡集團和拉皮德·甘茨（Lapid-Gantz）集團的議程，有必要以一個新的廣泛政黨的形式推動政治替代方案，該方案依賴於跨社群的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變革綱領。
最近的總罷工，在群眾鬥爭的背景下，是多年來有組織的勞工最有力的力量展示——當然，是與工會領導人在2017年（抗議Teva的裁員），以及2011年和2012年（反對合同制雇傭）組織的完全象徵性的罷工相比。這一次，階級鬥爭的精靈逃出了瓶子，哪怕只是一瞬間，儘管一些資本家將其視為滿足他們對政府需求的敲門磚，但它為有組織的勞工和整個工人階級在社會中潛在的決定性力量提供了一個微小而切實的暗示。不到兩年前，巴勒斯坦2021年5月的「尊嚴罷工」（Dignity Strike）向我們展示了另一個前進方向的參考，那次罷工當中做的一件事便是關閉了建築工地。這種潛在的力量不僅能夠煞停經濟、在面對雇主和政府時取得成就，而且還能給社會帶來深刻的變革。我們還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以階級為基礎的政治替代方案，提供一個取代建制政黨的資本主義危機政府的方案。
接下來怎麼辦？
參與運動的一系列抗議組織宣佈必須繼續鬥爭，並為反對建立由本·格維爾控制的民兵組織的示威活動做準備，這些都很重要。然而，雖然有廣泛的抗議者決心繼續鬥爭，直到立法被取消，甚至反對整個政府，但在目前階段，與那些以鬥爭代言人自居的資產階級當權派分子相比，它還沒有足夠的組織性，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這場鬥爭最終是為了保護現有的當權派。他們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決方案。加強組織水平是有可能的——通過發展抗議網絡，如社會工作者的網絡，「白大褂」（由醫生發起的運動），以及為那些有興趣參與地方、工作場所和教育機構的人組建額外的行動委員會。也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在各組織選出的代表的基礎上，促進民主的、跨社群的鬥爭協調。加強組織趨勢也有助於為示威做準備，包括必要時組織自衛，最重要的是，就抗議活動的紅線和目標展開廣泛的政治辯論，並針對科赫萊特（Kohelet）政策論壇（政府智庫）和彌賽亞民族主義者的破壞性議程提出必要的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