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世界的七周》英文再版，包含ISA中港台支部的新增內容
以下是該書的英文新版（176頁，2023年7月出版，8.50歐元）序言，有興趣購買者請聯絡[email protected]
本書在中港兩地先後兩度被禁，可謂非同尋常。2009年，在八九六四大屠殺20周年之際，本書的中文版首次面世，當時迅速被中國大陸列為禁書，並被當局位列當年五大禁書之一。時至2023年，《震撼世界的七週》再次被禁，而這次是在香港，本書是中共治下的港府清洗香港公共圖書館中具有所謂「煽動性」和「違法」藏書的鎮壓行動的其中一本書。
國安法
自2021年以來，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從香港公共圖書館下架了250書目，作為執行北京極具壓性的《國家安全法》的其中一步，而本書正是其中被下架的書目之一。這部無所不包的法律於2020年頒布，對「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境外勢力」等行為處以包括終身監禁在內的嚴厲懲罰。2019年，香港爆發了激烈的群眾民主鬥爭，但隨著運動能量耗盡、走入分裂，中共政權發動了反革命。習近平政權對香港特區實行實質上的直接控制，香港過去有限的民主權利，以及數十個民主組織、政黨和工會都被粉碎。
2023年，在迎來解放軍六四屠殺34周年之際，香港《明報》報導指，2020年公共圖書館中40%的政治主題書籍、雜誌和影片已被下架。今年，包括本書在內，共有96本圖書被下架。中共傀儡香港特首李家超被要求解釋圖書審查標準時，回應指這些刊物「不符合香港利益」。
李家超虛偽地表示，圖書館書架上移除的書籍仍可在私人書店出售。但特首清楚知道，當書商看到他打壓公共圖書館後就會自我審查，而不會冒著觸犯《國安法》的風險繼續出售相關書籍。如果書商膽敢頂風作案，政府就會採取行動堵塞漏洞，將禁令擴大到書店，情況就如同在中國大陸一樣。對於書刊（包括我們的書）的禁制，只是中共習近平政權在香港的反革命程度的其中一個反映。
六四燭光晚會被禁
香港一年一度的六四燭光晚會也被禁止。在2019年，六四晚會吸引了破紀錄的18萬人參與，在過去其他不同的年分也吸引了超過10萬人。2019年的30周年紀念成為了香港最後一次華麗的謝幕。次年，香港警方以新冠肺炎疫情為由，禁止舉行晚會。
一如所料，這一禁令一直維持下去，只不過他們拋棄了疫情的借口。警方在2023年公開表示，任何試圖在六四當天參與集會或抗議活動的人都將會被捕。6月4日當晚，港府出動了6000名警察在維多利亞公園及其周邊地行執法。過去三十年來，維園一直是燭光悼念晚會的場地。作為額外保險，建制派團體在6月4日租用了維園舉行「嘉年華」活動，以阻止示威者在此集會。當晚，二十多人因手持鮮花和電子蠟燭等被捕，一名男子因身穿黑色T恤被捕。
三十年來一直是燭光悼念晚會的主辦團體「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於2021年解散。該組織的幾名成員因各種與北京《國安法》有關的指控而入獄。這些案件大多尚未開庭審理──這是香港政府仿效中共在中國的做法，蓄意採取的一種策略，即在正式審判前將被告拘留數年，拒絕讓他們保釋，圖瓦解他們的鬥志，迫使他們爲了減刑的希望而認罪。
盡管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提出上訴並獲撤兩項較輕的指控，但她仍然被關押在獄中，她的罪名是《國安法》中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可被判處十年監禁。政府指控支聯會的理由是指它們從外國獲得了資金。在《國安法》出台前，這並不構成違法，但《國安法》卻追溯性地對與「外國勢力」聯繫的行動定性為非法。現在，鄒幸彤和其他支聯會常委，以及三十年來每年紀念北京大屠殺的集會都被通通打成「外國陰謀」。這固然是荒謬的，但卻表明了香港的反革命是如何帶有冷戰民族主義的色彩。
事實上，支聯會在香港民主運動中極為「溫和」，換言之是保守的聲音。年復一年，六四集會在支聯會的控制下越來越變得去政治化。
十多萬人在燭光下聚集，這樣的場面雖然在情感上極具力量，但領導團體顯然想淡化1989年群眾運動與香港本身熾熱的民主鬥爭之間的聯繫。顯然易見卻令人極其痛苦的事實是，兩者對抗的正是同一個政權──中共專制。
NGO的局限性
支聯會幾乎有著所有所謂NGO（非政府組織）和非牟利組織的典型特徵，它們在群眾鬥爭中總是扮演著複雜的角色。NGO可以進行一些有價值的研究，但它們完全缺乏民主的成員架構。它們以自上而下的官僚方式運作，總是試圖限制鬥爭，而使之去政治化，部分原因是為了增強自身的影響力和控制力。
支聯會在香港的大多數「屬會」都是紙面或不復存在的組織，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這些組織之所以得以被保留在「屬會」名冊上，不過是為了讓最主要的「溫和」泛民勢力維持最大控制。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在香港的支持者公開反對「溫和」泛民通過控制支聯會以壟斷每年的六四悼念活動。我們主張將悼念活動轉變成「動員群眾鬥爭的平台」。
在2015年6月中國勞工論壇的一篇文章中，社會主義行動（ISA香港）的左仁指出：「近年，支聯會領導下六四悼念晚會受到連番批評，被指為行禮如儀而沒有戰鬥性，也不能連繫至今天的民主鬥爭。溫和泛民只把六四作為自己的政治本錢，但沒有將其發展為一場有力的抗爭運動，往往流於哭訴和渲泄情緒，沒有推翻中共專政的綱領和願景。由於沒有具規模的戰鬥性替代方案，群眾對推翻中共感到無力，開始寄望於中港區隔、獨善其身的幻想。」〔六四26週年：支聯會燭光晚會淪為儀式？2015年6月3日，中國勞工論壇〕
本土派的杯葛
誠然，香港的本土主義團體（反大陸人的沙文主義者）開始鼓足抵制主要的六四集會，並另起爐灶組織規模較小的活動，希望通過這些活動將焦點轉移到香港本身之上，因為他們認為中國發生的事情與香港人「無關」。正如左仁的文章所警告說：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溫和泛民的妥協路線應該由更激進的革命力量所取代，但本土派認為「建設民主中國不是港人責任」的立場卻是比泛民更為退步的。這不是道德義務，而是政治現實的需要。在一黨專政底下，中共絕不會讓香港多一點自治權，無論是香港獨立還是民主中國，始終要連繫至推翻整個中共政權，因此香港尋求變革的群眾必須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爭取民權和抵抗鎮壓的鬥爭要擴散到越廣泛的地區就越有可能勝利，相反孤立在一個城市或國家就更易被當權者鎮壓。〔同上〕
從上文中，我們可以找到對2019年香港運動衰敗的準確預測。盡管香港運動的規模和勇氣無與倫比，但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群眾運動無法克服只局限於香港的視野，以及缺乏將反對警察暴力、撤銷控罪和爭取民主權利的直接訴求，與推翻中國專制資本主義制度的訴求聯繫起來的方案，然而這才是社會和政治危機的深層原因。
今天，中共在香港的鎮壓代表將群眾對六四屠殺的紀念活動從中國每一寸土地上扼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象徵著八九六四的血腥鎮壓在拖延30年後終於完成。香港的鎮壓還製造了一大批新的受害者。自2020年頒布《國安法》以來，已有60多個組織解散，其中包括工會、教會、媒體團體和政黨。最大的獨立工會聯合會──香港職工盟於2021年10月投票決定解散。香港職工盟有75個屬會，和16.5萬名成員。
在香港為數不多仍然活躍的民主團體中，社民連面臨著不斷升級的鎮壓。今年，社民連銀行賬戶被凍結──這是中共從美帝國主義工具箱中竊取的金融制裁手段。該黨最著名的公眾人物「長毛」梁國雄，是香港前（半民選）立法會中唯一的左翼代表，自2021年以來一直被關押獄中，至今依然等待《國安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審判。
盡管如此，國際上仍有一些無可救藥的糊塗「左翼」讚賞中共在香港的鎮壓，認為這是進步的──據他們所說這是在打擊西方帝國主義的「陰謀」。這些偽社會主義者的詭辯，一部分人的立場實際上出現了180度翻轉，他們在1989年曾同情天安門運動，現在他們卻覺得「今是而昨非」，將天安門運動視為親西方的「顏色革命」。在中共及其支持者眼中，他們也以同樣的詞語來形容2019年香港的群眾運動。這種謬誤在《震撼世界的七週》一書中得到了回應，而香港2019年運動的真實性質，以及其中的種種複雜情況，在我們的《香港2019：風暴爆發》（Hong Kong 2019: The Storm Breaks）一書中有所闡述，還有許多文章可以在中國勞工論壇網站上找到。
習近平政權的偏執
在中國國內，盡管鎮壓和控制的範圍在不斷加強和擴大，但對1989年的疑神疑鬼並未減少，其表現在外可怕的壓制措施明顯顯示出外強中乾。相反，其近乎荒謬地吹毛求疵的互聯網審查措施顯示，習近平政權其實充滿了不安全感。在每年六四臨近之時，數目字8、9、6和4以及其組合，在社交媒體上多年來一直被封鎖；同樣，不僅衍生詞如「五月三十五日」、1989年的圖片，連蠟燭、人群，甚至是「排成一列的物體」也同樣被禁。後者之所以被禁，是由於這可能是對1989年解放軍坦克和著名的「坦克人」事件的暗示。
近年來，中共的審查指令更進一步，包括「含義不明的數字」。在2023年，甚至政府網站也被勒令在6月3日到5日三天內不得發布新內客。這是為了防止任何人利用評論區發布煽動性內容，如蠟燭表情符號、坦克、「老照片」、「不明標語」和「含義不明的數字」。此外，政府還指示帳號管理者要進行監督，確保「官方帳號內容的轉發、評論或點讚數絕不能是敏感數字」。一個對普通政府帖子的64次轉發或點讚都感到恐懼的政權，能有多強大和穩定？
同樣在2023年，六四審查制度首次使得網絡地圖隱去了位於北京市中心的四通橋。2022年10月，48歲的彭立發在這裡進行了英勇的個人抗議，就在習近平鞏固其終身統治的中共二十大召開前幾天，他在橋上打出了反習標語。彭立發被稱為「四通橋勇士」和「新坦克人」──呼應知名卻身分不明的六四事件抗議者──因此，四通橋本身已成為了一個禁忌話題。
由於中國存在巨大的政治真空，而缺乏任何表達反對的政治渠道，四通橋抗議行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勞工論壇在2022年10月17日提到：「從眾多人支持這一抗議，可見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已經民怨沸騰，可以擦槍走火。」僅僅五週之後，中國爆發了自1989年以來最嚴重的群眾抗議，這番話得到了極大的印證。
2022「白紙」運動
2022年11月至12月的所謂「白紙」運動動搖了習近平政權的根基。盡管就中國的幅員而言，抗議的規模不大，更遠未達到1989年運動的規模。根據對社交媒體圖片和帖子的追蹤調查，40個城市和多達100所大學發生了抗議活動。因此，2022年抗議活動打破了自1989年血腥鎮壓以來中國抗議活動多為地方性、缺乏協調的模式。這些抗議標誌著自本書所述事件以來的首次全國性運動。
此外，鑒於中共獨裁政權為建造世界上技術最先進的「數字專制」警察國家，而投入了巨額金錢，被認為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在2022年還是發生了。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目前擁有世界上一半的公共監控攝像頭，同時還廣泛部署了人工智能警察監控技術。
在為期三年的強硬「清零」政策下，超過5億人在不同時期被置於某種形式的封控之中，國家的電子監控能力和對民眾的控制能力也因此得到大幅提升。但哪怕這樣，當全中國仍然爆發了由青年和婦女領導的抗議浪潮時，此抗議浪潮對中共政權統治集團中所造成了多大的創傷，是不言而喻的。清零政策的崩潰，與其說是通過行政命令，不如說是在中共國家內部爆發了全面的混亂和恐慌，這對迅速結束抗議起了關鍵作用。
盡管在接下來的幾星期內，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種以恐怖的速度迅速擴散，就像無孔不入的「生化警察」一樣，使人們瘋狂奔波於尋找藥品和保護老弱親屬時，無法參與進一步的抗議。據可靠估計，從12月初清零政策崩潰到2023年1月底春節期間，中國有100萬到150萬人死亡，駐美的中國問題專家裴敏欣認為，「這次COVID激增將成為和平時期中國自1959〜61年大躍進之後、大飢荒以來的最致命事件。」
基礎性文件
《震撼世界的七週》的再版之所以重要，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這是ISA的中港台組織的基礎性政治文件之一。過去15年來，ISA所發展的工作一直建基於此。對八九運動的正確定性以及對革命與反革命進程的理解，對於明確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任務，以及中國和其他地區未來的工人運動至關重要。這種政治上的澄清不是一個自動或必然的過程。
2009年，在ISA（當時名為「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中國建立組織之前，在對本書進行研究和討論的過程中，我們加深了對所發生事件的理解，以及這對我們的政治觀點意味著什麼。我們認識到，1989年血腥屠殺後的中共政權是一個資本主義復辟的政權，同時也是一個有意識地選擇保留，並隨後加強其專制統治模式的政權，是一個先天性地反對任何形式的向資產階級民主過渡的政權和國家──這是1989年事件的一個關鍵結論。
這成為了工國委內部「中國辯論」中另一個重要但卻鮮為人知的篇章，這場辯論持續了近二十年（從1998年的世界大會到2019年工國委舊領導層分裂離開）。盡管這是一場極其重要且具有極高政治價值的辯論，但我們在這沒有足夠的篇幅來總結這場辯論的所有方面。最重要的是，對中國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性質的認識，有助於為ISA清晰地分析美帝與中帝相互對峙的新冷戰奠定基礎，而這正是當今世界經濟和政治的核心特徵。
討論和辯論是馬克思主義組織內部不可避免的重要過程，其目的是清晰明確我們需要做些什麼。資歷較長的ISA成員會記得，工國委的國際書記處（IS）曾與中港台支部的同志就中國國家和經濟的階級性質進行過辯論。乍看之下，雙方的分歧似乎很小。國際書記處認為，中國正在「走向」資本主義復辟，其「方向是明確的」，但堅持認為中國並未「完全」是資本主義。他們說，現在是一個未完成的過程產生了一個「混合」的社會制度，與「完全」復辟資本主義的情況相比，這給予了中國政府更多的可能性和行動空間。他們至今仍在維護這一套表述和分析。我們認為，他們已經落後於事態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比他們所意識到的要早得多。
關於經濟刺激政策的辯論
後來，到了2009年，當中國政府為了紓緩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而實行了巨額經濟刺激政策時，國際書記處聲稱他們的觀點得到了平反：沒有一個（「完全的」）資本主義政府能夠實施這樣的計劃。而我們則傾向於對中國的經濟刺激政策進行更謹慎、不那麼衝動的評估。我們，乃至於一些資本主義經濟學家也預測，這將導致中國歷史性的債務危機，而這正是今天所發生的。我們表示，2009年的刺激方案，不能證實他們所聲稱的論點，即中國國定是一個「獨特的」混合體制，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斯大林主義。
本書在2009年出版時，我們還想指出，工國委在1989事件期間作出的最初分析（我們認為其中許多內容在今天仍然非常有價值）在一個基本點上是錯誤的：當時相當刻板地認為，鎮壓行動是由一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機構所執行，結果將會重新建立起斯大林主義政權。基於這種觀點，他們得出結論，中國工人階級未來所面臨的任務是進行一場新的政治革命（以清除計劃經濟上的官僚主義「腫瘤」，以建立工人民主政權）。
我們主張這在中國已不可能發生。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恢復，以及與新資產階級有機聯繫──甚至「融合」──所出現新的資產階級國家形態，意味著反對斯大林主義的政治革命的條件在1989後已經不復存在。現在，只有反對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將社會引導向社會主義。
但國際書記處也不同意這一點，他們認為，根據中國的「混合」性質，將來的革命也將具有「混合」的特徵：它需要將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任務結合起來。而我們則解釋說，國際書記處同志所描述的實質上就是一場社會革命，而不是發明了什麼新的東西。在任何情況下，反對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革命都必須結合對經濟和政治權力的征服。
不斷革命論
關於中國民主化的願景還存在其他的爭議。國際書記處再次基於他們的「混合」特徵理論，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將尋求建立一個更加「正常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權（大概是說一個「完全資本主義」的國家），因此會在某一個時刻與中共獨裁政權形成對立，將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團結在民主口號的背後。
這幾乎是在所有方面都徹底誤讀了中國的進程：資產階級與專制國家完全融為一體；試圖挑戰中共的自由派資產階級並不存在。因此，民主變革的壓力並不會來自於資本家。將民主訴求視為資產階級訴求，或主要來自該階級的訴求，是很滑稽的，哪怕西方帝國主義為了自身的利益和權力虛偽地試圖將民主問題據為己有。
我們還根據香港群眾鬥爭（資本家壓倒性地支持專制鎮壓）的豐富經驗解釋說，中國的民主鬥爭是托洛茨基不斷革命理論的現代表述和實證。中國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歷史上遲來的依附性階級，沒有能力完成其歷史任務，其中包括引入「民主」。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完成這一壯舉，但這也要求工人階級更進一步推翻資本主義，因爲專制政權是在資本主義之上建立其控制機器。
當《震撼世界的七週》在2009年出版時，工國委領導層的反應冷淡。我們沒有得到任何真正的反饋，甚至連直接的批評都沒有，而批評幾乎總是有幫助和有利於澄清問題的。他們沒有宣傳這本書，也沒有鼓勵其發行。我們沒有抱怨，而是在忙於建設、組織並售賣我們的書籍。我們收到唯一的評論是一條問題：「你們是在質疑斯蒂芬．喬利（Stephen Jolly）的說法嗎？」
喬利在1989年寫的小冊子被收錄進本書之中（第5章），這足以證明本書編輯們將其視為獨特且有著重要歷史意義的見證。一位托派活動家能對當時的情況有著如此清醒的理解，並冒著極大的個人風險目睹六四恐怖屠殺發生，在中英文書籍中都找不到這樣的記錄。陳墨在本書的章節中對六四事件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和取證，證實了喬利報告的真實性，並強調了其作為獨特目擊者見證的重要性。
但在本書中，我們也想指出喬利的分析所存在的不足。例如，他說他在北京從沒有遇到任何人「幻想鬥爭的前進道路是以任何方式、形態或形式走向資本主義」（第5章）。我們現在知道，這一評價過於樂觀，高估了群眾運動的覺悟。但這絲毫不會貶低他的記錄。我們也不認為這本書中的全部內容都是完美無瑕的。經過數年乃至數十年的思想和分析的發展過程中，總會有一些方面的理論和觀點比其他早期的更成熟和堅固； 而一些結論也需要根據後來的經驗進行調整或修訂。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不是未卜先知的占星術。
資本主義復辟
1989年，當喬利前往中國時，工國委在當地還沒有組織或成員。隨著中國組織的建立，我們對中國的運動有了比當時不諳中文的馬克思主義者更清晰的認識。此外，同樣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在1989年，工國委對斯大林主義國家進程的理解尚未達到清晰的程度。
工國委當時的觀點是，資本主義復辟在中國和其他斯大林政權中是不可能的。事後看來，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在此後的三年中，我們根據波蘭、東德、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及兩年後蘇聯政權的崩潰，糾正了我們的分析。工國委低估了斯大林主義對群眾意識的腐蝕作用，這為對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的巨大政治幻想打開了大門。我們還低估了這些社會的經濟崩潰程度，盡管低估的程度較輕。
我們在分析和理解過程中所出現的這些錯誤，通過討論和實際經驗得以修正，但這也是需要通過組織分裂才能帶來。1991年，一批堅持「不可能」復辟資本主義的少數人離開了工國委。他們後來成立了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MT)，諷刺的是，他們覺得「理論」是他們的強項。
展望未來
本書的2011年序言（《1989群眾民主運動的教訓》），也是我們與工國委前領導的「中國辯論」的一部分，這連我們大部分同志也不知道。那是一個重要的年份，當時，中國也深受「阿拉伯之春」起義和隨後的政治鎮壓所影響。
國際書記處拒絕在當時的國際網站socialistworld.net刊登這篇文章，他們指該文「不持平」，這是我們經常聽到的反對意見。這篇文章的英文被發表在中國勞工論壇網站上，中文版則發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2011年的繁體中文版上。他們反對的關鍵在於下面一段中的一句：
這本小冊子的一個中心目標就是揭穿資本主義支持中國和香港民主的迷思。正如文森特-科洛所解釋：「今天，中國有著更多的資本主義，但與1989年相比則民主少了很多。」與得出這一論點的2009年相比，今天這一點變得更為清楚。現在中國正在進入了一個新的國家鎮壓的「黑暗時代」。〔1989群眾民主運動的教訓，2011年5月30日，中國勞工論壇〕
國際書記處的同志們堅持認為，說中國正在進入新的國家鎮壓「黑暗時代」是不準確的，也是誇大其詞。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即2011年，國際書記處開始提出中共正在走向某種程度的政治鬆動的觀點：民主改革，甚至是「虛弱的民主」，換言之，與中國勞工論壇所描述的觀點南轅北轍。他們認為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發展進程，不理解為何中國同志「斬釘截鐵」地否定這一前景。我們認為，過去十年的歷史、習近平極端高壓統治的軌跡完全證實了我們的觀點。
民主改革？
除了2007年發表在工國委英格蘭與威爾士支部刊物《今日社會主義》上的一篇簡短系列文章外，有關中國的眾多政治爭論大多沒有留下書面記錄。討論大多是非正式和私下進行的，但有時也會在國際暑期黨校和世界大會等論壇上進行。即使如此，如果對這一領域不夠熟悉，許多同志可能並不了解這些辯論。
因此，對於大多數ISA／工國委成員而言，這些討論大多不在他們的關注範圍之內。但是，這些討論對於民主鬥爭的主要進程和階級力量的布局，鎮壓前景以及──就香港而言──殘酷的反革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展望是行動的指南。在中國以及現在的香港，這對一個革命社會主義組織而言更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如果我們的同志被誤導，準備迎來專制退潮的時期，認爲會「不可避免」出現民主開放，這可能會使我們組織在政治上迷失並因而受損。
如果國際書記處的說法──民主化是必然階段──具有任何真確性，那麼為什麼中共獨裁政權在香港的作所作為卻恰恰相反？如果有一個地方是中共「民主化」的起點，邏輯地這個地方就會是香港。從2012年起，我們的材料就清楚地說明了中共正在攻擊香港的民主運動。
正如我們對上述問題的說明那樣，本書中的觀點和分析是馬克思主義運動中不同立場之間的辯論、批評，以及在某些情況下（我們認為太少）的論戰過程的總和。本書是政治鬥爭的產物，而政治鬥爭對於為在中國建立革命社會主義組織奠定基礎是絕對必要的。
我們必須研究和學習八九運動的血腥歷史，以及現在對香港發動的反革命報復。但是，我們在這樣做的時候，也要牢記1915年被行刑隊處決的瑞典裔美國勞工活動家和作曲家喬．希爾（Joe Hill）的話：「不要哀悼，組織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