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崩盤加劇，政府緩慢且有限的乾預引發憂慮
社論
中國的經濟危機在八月進入了更危險的階段。儘管政府對負面消息實行更加嚴格的管制，但整體形勢每況愈下，而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碧桂園瀕臨破產，危機跡象也擴散到金融行業。
經過三年嚴苛的封城政策，主流廣泛預測經濟會出現復甦（當然，我們沒有認同這一預測）。但與前外交部長秦剛一樣，新冠疫情後的反彈消失了。這關乎到的不僅是經濟無法復甦。在數十年不可持續地以債務驅動高速經濟增長之後，中國威權資本主義面臨著系統性危機。據美國信用評級機構惠譽（Fitch）稱，房地產行業是「全球經濟中最重要的單一部門」。房地產行業與中國地方政府關聯緊密（中國地方政府的近半收入來自於地產商賣地），而這一直是中共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核心。
正如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師陸挺最近所述：「我們認為市場仍然低估了中國房地產行業大幅崩潰的後果，中國房地產行業佔全球新房銷售和房屋建設的一半以上。」中國100家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的新房銷售額在7月同比下降了33%，而在6月銷售額下降了28%。由此合理推測，以興建數量和銷售額論，住房市場比2021年要縮小了1/3。這也受到中國人口危機的加劇影響，許多三四線城市的居民紛紛流出。有清華大學的研究人員指出，2010年至2020年間有266個城市的人口出現下降。
作為資本主義世界危機的一環，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疫情爆發前就已經失靈，再加上中共的嚴酷清零政策，危機進一步加劇。後來，在後疫情時代經濟復甦失敗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資產階級評論人士得出的結論與中國勞工論壇幾年前已經得出的結論相若。我們意識到，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而如今中國已經轉入長期的經濟「日本病」階段——意味著經濟停滯、債務危機和人口下降。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優勢在於其高瞻遠矚的一面，使我們不會因事態而驚愕。
如今，對於習近平政權為了回應現況採取的政策之不足，資本家們對於政權失去信任、感到絕望。以前，許多海外資本家對中共獨裁度表示贊賞，認為其能夠「做事情」。他們高估了中共獨裁政權擺脫資本主義危機的能力。但與以往的經濟下行不同，目前仍沒有出現重大的刺激方案，即像15年前溫家寶推出的那種巨額財政刺激計劃。部分人以為，15年前的刺激方案「拯救了全球經濟」。
隱瞞真相
相反，中共政權正更需要去操弄或封殺對其統治不利的經濟數據。從八月開始，政府宣佈暫停公佈青年失業率的數據。今年四月起，消費者信心指數停止公佈。地方政府土地銷售數據也不再公開。財經作家的微博帳號因傳播「負面和有害信息」而被禁言。而且記者被下達命令，不得使用「通縮」這個詞語。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在7月17日表示：「總的來看，當前中國經濟沒有通縮，下階段也不會出現通縮。」
不讓討論這些話題，說明實際情況比官方報告更糟。七月，青年失業率創下了21.3％新高。儘管這數字令人震驚，但仍然是嚴重低估實情。北大副教授張丹丹一份廣傳但很快被移除的報告估計，青年失業率實際高達46.5％。
在2020年之前，零售銷售增長率每年都在9-10％，但目前僅為疲弱的2.5％。需求不足與通縮這個禁忌話題息息相關——消費者物價指數在七月同比下降了0.3％，生產者物價指數下降了4.4％、連跌10個月。2022年的土地銷售數據顯示下降了50％。但據報導，地方政府從土地銷售中獲得的收入僅下降了23％。顯然，這些數據並不相互吻合。
青年失業數字的停止公佈，最凸顯如今的審查有多嚴重。在可能有一半的25歲以下人口失業的情況下，青年起義或將在未來發生，就像去年年底曇花一現的抗議浪潮那樣。當然，這對習近平的強硬統治有嚴重的影響。在三年的殘酷疫情封控期間，人民被迫犧牲、飽受痛苦；接踵而至的，是40年來所未見的經濟重壓及前景迷惘；群眾憤怒及挫折感很可能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爆發。
如今，社會上所有階級的處境都比疫情前更艱難，工廠工人和政府雇員的工資大減，工廠倒閉潮來臨，小企業紛紛破產，數千萬房主支付變成「負資產」的房屋抵押貸款。習政權將這些經濟苦難歸咎於美帝的反華政策和西方的經濟脫鉤，企圖強化民族主義支持。然而，即使這種宣傳對部分群體或許管用，但隨著經濟危機深化，其作用也有限。
為何沒有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
資本家們感到驚慌：中共過去一次又一次地用來應對經濟困境的、傳奇的金融「工具箱」，現在是怎麼回事？中共如今沒有應對危機的方案，表明當前的危機與以往不同。整個經濟的債務水平達到了危險的程度（截至2022年底，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了創紀錄的295%），這限制了當局的斡旋空間——老方法不再可行，或者不再具有所期望的效果。
《南華早報》2023年8月29日報導，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表示：「中國放棄激進的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就是因為領導層認識到幾年前中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已達到臨界點所帶來的威脅。鑒於中國政治制度的性質，此類風險對社會和政治穩定構成的威脅是難以容忍的。」
中共的默認回應一貫如此，而非採取「直升機撒錢」的方式──即印鈔票並向公眾派錢來刺激消費。在疫情期間，許多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更傾向於採用後者的方法。現在，這個想法在國內也有些人提出。中國人民大學附屬智庫機構中國宏觀經濟論壇最近呼籲政府每年花費1.5萬億元人民幣，以數字人民幣的形式給予每名公民約1000元的補貼。
對於中共領導人來說，這種方法有可能使得國家陷入「福利主義」的陷阱，他們認為「福利主義」會造成國家「養懶漢」。習近平對「福利主義」的反感在2021年10月發表於中共刊物《求是》上的一篇演講中得以展現。中共獨裁政權擔心一次性發錢給普通家庭不會有效增加消費，同時卻會擴大預算赤字，並觸發對更多社會支出、改善養老金、醫療和失業保險的需求。在一個極端貧富不均、各地區貧富分化嚴重的社會（全國最富1%的人擁有的財富佔比超過底層50%的人的財富），決定家庭應該拿到多少補貼將是一個極具問題的事情，有引發社會動盪的風險。
相比之下，傳統的做法──再一次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只會讓地方官員和資本家得益。至少過去是這樣，直到過度興建住房和基礎設施，以及地方政府陷入債務危機，這個選項才變得不可行。負債最嚴重的省份之一貴州就是一個例子，這一案例顯示了中共政策的荒謬之處。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截至2022年底，貴州已經建造了總長8331公里的高速公路，超過了日本的7800公里。而日本有8200萬輛車，而貴州只有不到600萬輛；日本的GDP比貴州多超過15倍。
考慮到金融體系日益不穩定、空前的產能過剩以及上述提到的其他因素，「大爆炸式」刺激方案是沒什麼可能得以實施的。如果中共政權最終不顧一切提出這樣一攬子刺激方案，這將意味著中共高層將要爆發劇烈的權力鬥爭、出現歷史性危機，同時也是一場或將適得其反、產生更惡劣後果的豪賭。
在缺乏重大財政刺激的情況下，政府只能不斷提出一個又一個「增強信心的方案」，主要集中在平息金融市場這件事上。自7月中旬以來，這些方案幾乎每周都在推出，但其中的措施要麼有限、要麼次要。這已經成為一種經濟上的拖延策略，使「市場」越來越不滿。儘管中共耗費甚巨、浪費很多資源，嘗試提振滬深300指數，滬深300指數在8月份仍舊下跌了6%。
中國的經濟面臨著全方位壓力，英語圈一些評論人士用四個「D」來總結這些壓力源：需求（demand）、債務（debt）、人口結構（demographics）和脫鉤（decoupling）。正如馬克思主義者所解釋的那樣，脫鉤過程（或者部分人所稱的「去風險化」）是真實存在的。中美帝國主義權力爭鬥，以及它們各自的冷戰陣營，現在正在持續影響著貿易關係、供應鏈（體現為生產線「回流」和「友岸外包」）以及投資。這當然不意味著兩個陣營之間完全終止互相的貿易，脫鉤也不會是一個線性的過程。然而，朝著減少互相聯繫的重大轉變正在進行中。雙方都在設置壁壘，加強監管體制，並越來越多地將貿易和投資轉移到自己的陣營或「友邦」。
今年中國與「一帶一路」的亞非拉國家之間的貿易額首次超過了與美國、歐盟和日本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美國商務部報告指出，2023年前六個月中，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下降了25%。美國現在最大貿易夥伴是墨西哥，中國則降至第三大。
對中國來說，這種從富裕市場轉向較不發達的出口市場的轉變，無疑將加劇其自身的經濟困境。這伴隨著美國協調的科技戰，旨在削減中國對美國控制的關鍵技術的接觸，以拉大中美科技（特別是軍事技術）之間的差距。對中國工人來說，這已經帶來可觀的影響。在「中國加一」或「中國加二」的策略之下，中國的工廠正在關閉並轉移到印度、越南和印尼。受到地緣政治和純粹的資本主義貪慾的驅使（許多中國資本家也趁著脫鉤的大勢將生產線從中國轉移），這一過程或將加速。
馬克思主義的展望
經濟困境驗證了中國勞工論壇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的警告。我們強調，包括習近平政權在內的資本家們極大地低估了房地產行業崩潰的影響，這是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轉折點。這個危機不可避免地會蔓延到中國經濟的其他部門，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最先蔓延到地方政府及其金融載體（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建基於土地價格投機。
我們過去警告，中國經濟大致重演了「日本病」的進程——日本在1990年開始的巨大資產泡沫（主要源於房地產部門）崩潰後，經濟出現的長期停滯階段。彭博八月份的一份報導評論說：「世界終於驚覺中國累積多年的挑戰」。
今天，許多媒體的評論焦點都集中在中國的「日本病」上。像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羅奇（Stephen Roach）、佩蒂斯（Michael Pettis）這些經濟學者，以及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團等大銀行的報告，大多都抱有這個立場。克魯格曼等人警告說，儘管日本在1990年代的GDP增長平均每年1.3％，而中國或許能實現較高的增長率（2至3％），中國的危機恐將比日本的更糟。當中的主要理由是中國的經濟水平相較日本要低得多——2022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為12800美元，而1991年日本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為29470美元。再者中國的福利水平遠遠不如日本，中國人口問題則更加嚴重、而且比日本更早開始出現人口問題。日本的人口直到2008年才開始減少。
印度今年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有證據表明，可能早在2018年，印度人口就已經超過中國。對於這件事，中共政權沿用其對數據造假的做法。在資本主義下這是一個問題，因為中國勞動力正在以每年數百萬人的規模遞減，而其養老金缺口是另一個觸發社會爆炸的潛在因素。按照目前的趨勢，預計於2033年，政府將無法滿足屆時達的4億退休人口的養老金。
中國當然也缺乏資產階級民主的減壓「安全閥」，來幫助資產階級控制、轉移大眾憤怒。另一個重要的區別是，1990年代的日本雖然與美帝國主義有貿易爭端，但並不像今天的中國那樣陷入於激烈的冷戰衝突中。冷戰的出現本身就是因為中國比當年的日本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對美帝霸權帶來更嚴重的威脅。在這場衝突中，除了暫時性的延緩策略來爭取喘息空間，習近平政權騎虎難下。對於兩個帝國主義陣營來說，唯一的結局要不是勝利就是歷史性的失敗臣服。因此，儘管中共政權目前的危機之深重（但情況發展仍然尚處於早期階段），他們不會且不能轉變基本路線方向、停止與美國的對抗。
在2023年2月的ISA世界大會上，當資本主義投機者正興高採烈地投入中國的債券和股票市場，相信「經濟奇蹟」將回歸時，我們指出：
「對全球資本主義來說，最大的金融泡沫——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的破裂是決定性的轉折點。我們對於日本式的發展（低增長的「殭屍」經濟）的觀點現在已經實現。這也是世界經濟的轉折點。從2013年到2021年，中國對世界GDP增長的貢獻超過30%。房地產行業佔中國總GDP的約30%，佔全球建設活動的三分之一以上。
「自2021年中期開始的崩潰，以及自那時以來所有指標的下滑——房屋銷售、房屋開工、房價（雖然速度較慢，但只會延長危機）、政府土地出售和投資——預示著中共國債務驅動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崩潰。但就像他們的西方對應物一樣，中國的統治者沒有一個替代模型。」【摘自《2023年世界展望文件（二）：多方面的全球危機如何影響不同地區》】
病症蔓延
地方政府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機器中的關鍵部分。他們貢獻了超過75％的基礎設施投資。沒有大規模刺激方案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除了最富裕的城市外，其他所有地方政府的資金已經用盡，無法支付工資、償還債務，更別說再擔負起另一個大型財政刺激計劃。
此外，問題也開始蔓延到金融行業，被中國媒體稱為「中國黑石」的中植集團就是一個例子。儘管近年來加強了對影子銀行的監管，以遏制並減少影子銀行，但影子銀行仍然在為被其他信貸渠道排斥的房地產公司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提供緊急資金。信託行業，即出售投資產品並以高利率向高風險借款人貸出資金的公司，是一個價值為21萬億元人民幣（3萬億美元）的經濟灰色地帶。雖然官方聲稱他們的資產只有7％與房地產行業相關，但真實數字被認為更接近30％。如果這些骨牌也即將倒下，這將加大房地產和地方政府部門的流動性危機，並給整個金融部門帶來危險。
房地產市場的低迷已進入第三年，現在中國最大的民營房地產公司碧桂園面臨危機。這是中國最大的開發商，其進行中的建設項目幾乎是恆大的四倍。恆大是第一個骨牌，其於2021年8月的違約標誌著危機的開始。碧桂園在8月6日付不出2250萬美元的債券利息。就在我們發布本文時，碧桂園距離避免違約不剩幾天時間。該公司暫停了十一項國內債券的交易，並在其盈利預警中，預計上半年淨損失將達550億元人民幣。當恆大破產時，幾乎沒有人認為碧桂園會陷入類似的困境。
與此同時，恆大擁有3400億美元的債務（規模相當於波蘭的國債），並在8月17日向紐約法院申請破產保護，免受海外債權人的訴訟，同時嘗試重組債務。今年7月，恆大報告稱，2021年至2022年兩年的綜合淨損失達到5820億元人民幣。這比該公司自1996年成立以來的總利潤還多。另一家國有房地產開發商遠洋集團旗下超過20億元人民幣境內債券延期兌付，這又是另一個骨牌倒下。如果遠洋集團在9月1日之前未付款，該公司將違約。
這標誌著分隔國有部門與私有部門的防火牆被突破。到目前為止，國有房地產開發商被官媒形容是「安全」的，因此在過去的兩年裡，他們一直受到購房者的青睞。中國超過一半的房屋是預售形式的：買家預先借房貸支付房價，然後房子才動工。這場危機導致數百萬套房屋爛尾，並引發了購房者「罷交房貸」，這些購房者無法搬進他們已經支付費用的房屋中。
四分之三的私營房地產開發商（約50家公司）已經在2021年步恆大的後塵，對其境外債違約。當時，遠洋集團被媒體稱為一家擁有「健康財務」的公司。當國有房地產公司也被視作陷入債務危機時，這將進一步打擊市場、強化對購房的抵制情緒。一個惡性循環正在形成。正如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陸挺所言：「新房銷售下滑引發的連鎖反應，可能導致開發商違約增多、政府收入大幅萎縮、建築材料需求下降、房地產和政府部門員工薪資下降、消費疲軟、金融機構蹣跚而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資產階級機構擔心，如果現在不進行大膽的刺激乾預，目前下行的惡性循環將變得像日本一樣根深蒂固。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2021年的房地產泡沫爆破導致中國出現了8000至9000萬套空置單位。在資本主義下，要消耗掉如此巨大的過剩產能將需要幾十年的時間。為什麼中共政權不像一些人士所建議那樣，將這些空置的房屋國有化，轉變為可負擔的社會住房呢？原因在於，中共是個資本主義的獨裁政權，最終受制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他們極端敵視「福利主義」。而且，要大規模擴建社會住房（在當今的中國幾乎不存在），將加速私人住宅市場價格的崩潰，引發嚴重反彈。習近平政權最大的擔憂是社會的不穩定。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措施來推翻資本主義，並民主地計劃經濟，才能解決這個矛盾。社會主義轉型需要一個大規模的工人階級政黨來實現。
全球影響
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現在處於一個矛盾的情況，他們看到自己的主要帝國主義競爭對手慘遭挫敗，意味著他們在冷戰衝突中處於明顯上風，但他們同時希望其經濟影響控制於一定範圍內。美國總統拜登在說中國經濟是一個「定時炸彈」時，他並沒有說錯。他還補充道：「壞人有麻煩時就會做壞事」。這些話徬彿就是對著鏡子內的自己說一樣。
但即使撇開其對新冷戰的影響，中國經濟的「日本病」對世界資本主義也可能是帶來嚴重破壞。根據BCA Research的Dhaval Joshi表示，過去十年中，中國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了41％，是美國（22％）的兩倍、歐元區（9％）的四倍。中國經濟停滯的時代必然會大幅降低全球的經濟增長前景。克魯格曼淡化了這些擔憂，僅關注美國和西方對中國金融市場和貿易的影響，與2008年始於美國的金融危機相比，這方面的影響有限。但中國的危機可能通過更多方面，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影響。
中國這個曾經的資本主義「奇蹟經濟體」的發展───凸顯了我們正在生活的資本主義危機時代的前所未有的特點。隨著中國沈重的債務骨牌倒下，以及中共資本主義的負擔加劇，只有一股勢力可以挺身而出，提供一條真正出路。在接下來的時期，我們寄希望於工人階級和青年走上群眾鬥爭的道路。隨著新的戰鬥性工人運動的出現，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思想有望成為群眾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