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工人階級與被壓迫者開始針對他們身處的條件發起反抗時──就像他們在上個時期所大範圍展開──伴隨而來的是探尋找尋思想。對不公的憤怒促使人們試圖理解數以百萬計人們每日所承受的殘酷與暴力；鬥爭的經驗讓人們思考哪些方法或許是最有效的。
社會主義替代（ISA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
過去十年，全球大部分地方對壓迫議題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1990年代與21世紀初盛行的謊言——諸如後女權主義（認為完全的平等或解放已經實現或「觸手可及」）、彩虹資本主義，以及自由派所謂「後種族」或「色盲社會」的謊言（譯注：「後種族」（post-racial）認為我們已經克服了種族歧視，種族不再是社會不平等的決定因素。「色盲社會」（color-blind society）主張是我們不應該看見種族，不應該以種族來區分人，也不應以種族來制定政策。）——在2008年全球大衰退引發的群眾動盪面前，無法繼續存活下去。
特別是在青年當中，迫切想要挑戰不公的強烈願望，觸發了新一波大規模運動。反對性別歧視、要求終止性別暴力、爭取生育權、抵制限制性的性別規範的鬥爭，在無數國家蓬勃發展。在美國，從2014年開始，反對殘酷的種族主義國家暴力的一場運動，締造了一個新的口號「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在全國乃至全球大部分地區引發巨大共鳴。隨後，2020年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引發的起義，則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街頭示威。
與此同時，即使在那些尚未發生大規模抗議的國家，對壓迫的認識提高、以及有意識地挑戰壓迫的願望，仍然是過去時期激進化的標誌。
身為社會主義者，我們的目標是參與工人階級與被壓迫者的每一次鬥爭，並建立一個反映多種族、多性別工人階級的革命社會主義組織。在這樣的運動中，我們尋求與我們隊伍內外的參與者進行討論，並學習他們的經驗。我們提出了一項綱領，提供有效的前進方向，指出這些運動贏得勝利所必需的條件，以及終結壓迫所需的條件。我們這樣做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對於理解不同形式壓迫的根源、以及克服這些壓迫的必要條件，馬克思主義思想對此具有獨特的價值。
在爭取被壓迫群體的解放及民主權利的鬥爭歷史中，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運動也在很多時候發揮領導作用。如果沒有布爾什維克為受壓迫民族爭取自決權，1917年俄國工人就不可能奪取政權。革命後的最初幾年，俄羅斯女性和LGBTQ+群體都取得了顯著進展，但後來這些成果被殘酷的斯大林主義政權所壓制、鎮壓。被收回的改良包括離婚與墮胎的合法化。事實上，蘇俄是全球首個實現墮胎全面合法化的國家。
條件決定意識
每當工人階級與被壓迫者開始針對他們身處的條件發起反抗時──就像他們在上個時期所大範圍展開──伴隨而來的是探尋思想。對不公的憤怒促使人們試圖理解數以百萬計人們每日所承受的殘酷與暴力；鬥爭的經驗讓人們思考哪些方法或許是最有效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日益凸顯出來：社會為何如此不平等？廣大群眾每天經歷的殘酷條件與暴力，根源為何？這一切能得以改變嗎？如果能改變，那該怎麼做？
在我們的社會中，存在著許多以各種方式解決這些問題的思想。身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明白，一些思想之所以能在特定時期獲得突出地位、並贏得支持，其原因並不是隨機的。條件決定意識。換句話說，人們所處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環境，將深刻影響他們如何看待世界、以及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因此，不可避免的是，過去十多年來在激進青年群體中廣泛傳播和突出的思想，反映了這一歷史時期的一些具體特徵。
2008年經濟危機開啟的歷史新紀元是革命與反革命的紀元。從北非和中東的大規模運動，到佔領運動和憤怒者運動（Indignados，南歐各地城市廣場的反緊縮佔領運動），到重大工人鬥爭與新左翼組織的出現，這是一個意識形態大動盪的時代。
然而，這一切的起點是斯大林主義崩潰的深遠影響。這是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開啟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贏得勝利的時期。儘管斯大林主義從來都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並且殘酷地鎮壓、壓迫人民，但它仍然代表著不同的社會制度。資產階級利用它的崩潰來宣稱他們的制度是無可取代的。在此背景下，許多以前的「社會民主」黨或前工人政黨向右轉。在英國，我們可以看到布萊爾領導的工黨體現了這一進程。這令工人階級意識迷失方向、工人在職場與政治上失去組織，而這些影響不容小覷。
這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長期背景。這意味著，這次金融危機後發生的運動，經常是爆炸性的、有時具有革命性質，而總的來說，工人階級在這些運動中尚不能通過自己的民主組織起領導作用。儘管確實爆發了一些工會鬥爭，但右翼領導的腐敗角色意味著，這些鬥爭經常在相對短時間內被出賣、被擊敗。
所有這些事情都打造了一個背景，使得一組彼此關聯的思想能夠在渴望反擊壓迫的年輕人中獲得認同，這些思想起源於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之外，而其根源主要在於自由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學術思想。
後現代主義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思想類別，最初是由那些（至少曾經）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家所發展出來的。然而，後現代主義意味著反對馬克思最核心的思想。特別是，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否認可以從馬克思主義者所稱的「經濟基礎」（經濟運作方式、生產組織方式、其中不同階級的作用）出發來分析社會。因此，他們也拒絕所謂的「宏大敘事」——他們指的是像馬克思主義這樣的思想，它指出現有的力量或社會進程（例如階級鬥爭）將傾向於推動歷史朝著特定的方向發展。
身份政治是另一個廣泛的思想類別，其中有些思想或多或少互相有所區別。但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被歸類於這一大類的思想，都有一些關鍵的共通點。最主要的是，雖然它們都圍繞著壓迫或身份認同的問題，但卻缺乏對社會的基礎性、基於階級的分析。換句話說，它們建立在我們所謂的後現代主義假設上。
被稱為身份政治的一些觀點，其激進程度可以有高有低。自由主義女權主義是身份政治的一種形式，位於光譜的一端之上——一點也不激進！但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雖然很多思想仍然屬於身份政治，但至少表面上對社會現狀提出更激進的批判，因此在越來越多政治化的青年與受壓迫者中獲得支持。這些思想通常與新生的社會主義或反資本主義意識並存。支持這些思想的那些人可能是渴望鬥爭、最有鬥志的那一部分人。
「交織性」、「特權理論」和「批判性種族理論」都是一些案例，展現彼此或多或少有密切關聯的方法，而這些方法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受到廣泛支持和流行。對某些人來說，這些觀點往往是相互混合並重疊的，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它們彼此涇渭分明。但是，鑑於這些理論是在一種對壓迫議題產生新意識的複雜社會條件下所興起，這些思想不可避免地反映出許多不同的、以及一些相互矛盾的進程。
一方面，「交織性」等思想代表了激進化，特別是當這些觀點由一部分人群表達出來，並推動他們投入到對抗各種壓迫的鬥爭中時。這些思想反映了對資產階級或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摒棄，因為後者傾向於將其自身局限於形式上或法律上的「平等」，或其他現行體制內的改變，例如「令更多女性躋身精英階層」，卻忽略了這對大多數工人階級女性的局限性。這種形式的「女老闆」女權主義也沒有考慮有色人種婦女和那些面臨其他形式壓迫的婦女的需求。「交織性」之所以受到歡迎，其中一個原因正在於它能夠指出上述女性主義的問題：這類女性主義可能提供了一層包容性的表象，而在其內裡，殘酷的壓迫卻可以隱藏在眾目睽睽之下。
什麽是「交織性」？
有一個組織「多元交織正義中心（Centre for Intersectional Justice）」將交織性理論定義為「描述基於性別、種族、族群、性取向、性別認同、殘障、階級及其他形式歧視的不平等制度如何『交織』，以產生獨特的動態與影響」。與此同時，維基百科提供的定義（通常是搜尋詞彙所提供的第一個Google搜索結果）是，它是一個「分析框架，用來瞭解一個人的社會和政治身分的各個方面如何結合起來，創造出不同模式的歧視和特權。交織性識別出多種有利和不利的因素。這些因素的例子包括性別、種性、性別、種族、民族、階級、性別、宗教、殘障、體重和外貌。這些相互交叉和重疊的社會身份既可能是賦權性的，也可能是壓迫性的。」
在這個名稱下通常所指的一系列思想，其中包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完全同意的概念。不同的壓迫確實是「交織」的。例如，一位黑人女性所經歷的壓迫，無法僅僅透過「黑人」與「女性」這兩個身分作為彼此分離或獨立的範疇來理解。黑人女性經歷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的方式往往是特殊的，而且更加尖銳——不但是受壓迫的「量」有所累積，在「質」上也有所不同。事實上，最早解釋與闡述這個概念最早不是自由派學者，而是社會主義鬥士。
許多人認為自己是交織性主義者，是因為他們反對在女權鬥爭中排斥或邊緣化跨性別或非二元性別人士，以及有色人種。我們身為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也全面反對那種排擠、邊緣化行徑。然而，當交織性被用作理解社會的整體分析框架時（例如維基百科定義所總結的方式），它和馬克思主義之間也有一些關鍵性的差異。
交織性是一個主要從主觀角度分析壓迫的框架。在這個意義上，它的出發點與馬克思主義者不同。馬克思主義者有不同的分析——從社會、物質和歷史的角度來看待壓迫的根源，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對抗並終結它。
我們尋求理解並分析壓迫的物質基礎，以此為我們的出發點。這包括壓迫的表現方式、維持壓迫如何有利於統治階級，以及為何他們必須維持壓迫。舉例來說，在英國，有色人種更有可能面臨品質不佳且擁擠的住房、工作不穩定以及食物貧乏。為了改變這種物質上的現實，我們需要將改變、挑戰態度的鬥爭與爭取物質和經濟利益的鬥爭聯繫起來，例如爭取真正可負擔的住房和每小時20英鎊的最低工資。我們強調，多種族、多性別的工人階級擁有著巨大的潛在力量，其集體行動與罷工的能力可以煞停社會的運行。
壓迫的制度根源
交織性概念的整體框架以主觀經驗為主，因此這個概念的核心問題是，它無法正確理解或解釋不同形式壓迫的制度根源。因此，它無法指出終結這些壓迫所需的基礎：推翻根本上壓迫性資本主義制度，並以建立在團結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社會取而代之。
許多交織性理論的思想家談論不同的「壓迫性制度」。有些人也使用著反資本主義的話語。但他們並未正確理解資本主義、認知到這一制度是最終支持一切形式的壓迫。例如，胡克斯（bell hooks）是交織性理論的著名倡導者，她在其作品中描述了各種環環相扣的壓迫制度。她列出了「白人至上、父權制、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在此被列為一系列具有同等程度壓迫性的各色制度之一。但卻掩蓋了資本主義作為種族主義或性別歧視的根源，或作為帝國主義統治的基礎所扮演的實際角色。
這種取態反映在許多著名的交織性理論思想家處理階級問題的方式上。「階級歧視」一詞經常出現在不同壓迫形式的清單中，與性別歧視、種族主義、對殘障人士的歧視、恐同恐跨等等並列。這些思想家往往認為階級壓迫在「質」上與其他形式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稱的）特殊壓迫沒有區別。
這種方法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當分析社會的起點不是像馬克思主義者那樣從物質條件出發，而是從個人和群體的主觀經驗出發時，它顯得合理。但它的局限性在於，它沒有把分析的根基放在探討社會的結構、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與分配是如何組織的，以及是為了誰的利益、壓迫是如何顯現的，以及壓迫對誰有利。
這並不意味著理解受壓迫的主觀經歷不重要。馬克思主義者確實非常重視人們的經歷。眾所周知，列寧花了很多時間傾聽俄國每個性別工人的聲音，力求對他們的日常鬥爭做到感同身受。他試圖利用這種理解來幫助布爾什維克學習如何傳達他們的綱領，並將其磨礪到能讓工人階級借此切實理解社會主義思想的程度。但是，如果你只會收集整理個人經歷，而不能建立對社會運作「大局」的結構性理解，就只能產生有限且終究無效的分析。
例如，沒有任何東西能保證一個人對階級的經歷，會讓他在主觀上總是覺得階級是最根本的問題。例如，在階級鬥爭處於低潮的時期，「自我認同」為工人階級的人就有可能減少。那些真正屬於工人階級的人——即依賴出賣勞動力為生的人——與那些認為自己是工人階級的人，這兩者的人數並不一定會相符。
為什麼階級是首要的
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階級從根本上就不是一個主觀認知上的身份問題。它關乎在一個以極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為基礎的制度中，人們的客觀經濟地位。我們認為階級是「首要的」，不是因為它在一個人理解其經歷時佔有重要地位，而是因為社會存在建立在階級剝削之上，這是一切形式的壓迫的結構性基礎。
這樣說絕不意味著反對壓迫的鬥爭是次要的、或從屬於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也不意味著反對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或恐LGBTQ+的問題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永遠「次要」。正如馬爾科姆·X所正確指出的：「不存在沒有種族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確，反資本主義鬥爭與結束一切壓迫的鬥爭都密不可分。馬克思主義者通過參與工人運動的鬥爭，來發揮被列寧稱之為「被壓迫者代言人」的歷史作用——反壓迫的鬥爭最終都將成為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
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的、無階級的社會，壓迫的根源就不會消失，我們就永遠無法贏得真正的解放。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世界會自動擺脫壓迫。這些壓迫已經在社會中根深蒂固了好幾代。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要擺脫它們也需要極大努力。這就是為什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努力與偏見、偏執或反動態度作鬥爭——它們源於統治階級分而治之的策略和牟利的需要。
不幸的是，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組織在壓迫問題上的歷史遠非完美。社會上主流思想和普遍的行為同樣對社會主義組織有影響。這種問題必須在革命黨內部得以肅清。
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粗暴扭曲（尤其是世界各地斯大林主義組織的扭曲）導致大量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組織未能以必要的方式對抗壓迫。隨著蘇聯的墮落，隨著僵化的官僚取代真正的工人民主，家庭中女性理想角色的舊觀念在斯大林治下得以恢復。女性在革命時期的許多進步成果被推翻——例如，墮胎再次成為了非法行為。
世界各地的斯大林主義組織在處理壓迫問題時，經常採取粗暴的政治手段。這意味著他們經常把克服壓迫的問題歸結為「可以等到社會主義」才解決的問題，告訴那些遭受性別歧視、種族主義、恐跨以及其他形式壓迫的人，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前無法進行任何鬥爭、得到任何解放。其他時候，這種斯大林主義立場往往歸結為粗暴而輕蔑的立場：認為除了「麵包和黃油」——也就是經濟問題，任何其他事情都會「轉移」或「分散」階級鬥爭的注意力。一百多年前，列寧就堅決否定了這些思想，當時他在與20世紀初俄國工人運動中「經濟派」（只想關注工作場所經濟問題的社會主義者）的錯誤思想作鬥爭。
與此同時，在其他情況下，斯大林主義勢力在政治上將反抗壓迫與爭取社會主義完全分離開來。例如，斯大林主義的「階段論」常說可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取得民族解放，然後在遙遠的未來某個時候實現社會主義。鑒於斯大林主義思想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廣泛影響，這些粗暴的做法產生了嚴重惡果。
工人運動的興衰取決於工人階級能否團結工人中最廣泛的群體進行鬥爭。這就是為什麼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一切分裂工人階級的偏見都是工人運動的毒藥。壓迫是社會主義者必須堅決反對的東西。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只有涵蓋所有性向、國籍和殘障，多性別、多種族、多元化的工人階級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變革，他們也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贏得重大讓步的最有效力量。
誤判壓迫根源
不理解壓迫是如何根源於資本主義，會導致對壓迫來源的誤解，更重要的是會誤解當今主要是誰在延續這些壓迫。特權理論學派就是一個例子。這一理論最初由學者佩吉·麥金托什（Peggy McIntosh）提出，其假設是權力分布在整個社會——其區別主要在個體層面上。雖然該理論本身與「交織性」一詞有著不同的起源，但它使用的修辭和包含的思想經常與「交織性」方法混為一談。例如，著名的英國交織性女權主義者雷尼·埃多-洛奇（Reni Eddo-Lodge）在2018年暢銷書《為什麼我不再和白人談論種族》中寫道：「種族主義的遺留並非毫無意義。它給受影響的人帶來了無力，也給沒有受到影響的人帶來了力量——也就是白人特權。」
特權理論認為，任何沒有經歷過某種形式的壓迫的人都會自動獲得特權。於是，一個通常用來描述巨量財富或強大權力的術語，被套用在了絕大多數普通人身上。這可能導致一種反向的等級制度：誰被認為是受壓迫最嚴重的，誰的聲音就應該被聽到或優先考慮。這一理論還暗示，任何沒有經歷過某種形式壓迫的人都會從壓迫的延續中受益（通過他們的自然「特權」），而這一點就很有害。毫不奇怪，這些想法在許多「覺醒資本主義」的企業培訓計劃中佔據突出地位——這些計劃的引入是為了試圖轉移鬥爭焦點，將反對統治階級壓迫的鬥爭轉變為進一步分化普通群眾。
當然，如果只是從個人經歷的角度來審視社會，而不試圖從結構層面來理解事物，那麼這種特權和壓迫的二元概念就有一定的道理。在任何社會中，統治階級的思想總是佔主導地位的思想。資產階級從依據種族分化工人階級、對有色人種的超級剝削中獲得物質利益。資產階級從無償家務勞動和再生產勞動中獲益，而這些主要由婦女和非常規性別人士從事。資產階級對殘障人士的需求不感興趣，將所有被市場視為「沒有生產力」的人視為社會的負擔。它害怕LGBTQ+群體對其賴以維繫的理想化家庭結構構成的挑戰。
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在全社會傳播壓迫思想有利於資本主義。這有助於創造歷史上聞所未聞的個人特權，使巨額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但這意味著，從最終意義上講，工人階級並沒有從壓迫中獲益。這並不是粗暴地斷言所有工人階級都遭受同樣的苦難，也不是貶低特殊壓迫對受壓迫者所造成的巨大傷害。
擁有白人、男性、異性戀者、健全人、順性別等身份之一或所有身份的工人階級，當然會享有一些往往非常顯著的相對優勢，這些優勢體現在生活的許多方面。例如，據統計，白人工人受到警察騷擾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即使有受到警察騷擾，原因也不會是他們的膚色。同樣地，儘管所有性別的人在人生的某個階段都可能遭遇街頭的性騷擾(吹口哨、言語挑逗等)，但這種情況更多地是針對女性和非常規性別者。
但是，與特權理論的表述相反，這些特殊壓迫的存在最終對工人階級中的每一個階層都沒有好處。作為被剝削工人階級的一員，壓迫和分化並不符合我們的最終利益。如果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見或分歧，統治階級就會利用這些偏見或分歧，加劇對所有工人的剝削——那些最受歧視的工人受害最嚴重，但在某種程度上整個工人階級都在受害。例如，對移民工人的超級剝削是為了支付他們令人震驚的微薄工資，煽動種族主義分化，並壓低更廣泛範圍、各背景工人的工資。
當然，這並不能避免工人（無論其背景如何）吸收偏見思想。在極端情況下，工人階級中一些最落後、最反動的階層會積極支持種族主義。他們會對婦女施暴。他們會支持對少數民族、LGBTQ+或殘障人士的歧視。安德魯·泰特（Andrew Tate）（譯注：前踢拳冠軍、網紅，以極端厭女、反女權和男性至上主義言論聞名，曾因性販運與強暴指控而在羅馬尼亞被捕）之流以及「非自願單身者」（incel）文化所傳播的觀點，也同樣在影響工人階級男性——甚至更令人擔憂的是年輕男孩——對女性的態度。
事實上，壓迫性思想的影響比這還要普遍。我們每個人都出生並成長在不平等的壓迫性社會中，沒有人的意識會不受其影響。其中一個案例，就是最近很多人都在關注，那些自認為「無種族歧視」的人如何以更微妙的方式(有時是無意識地)，促成一種讓有色人種被貶低或被「視為異類」的氛圍。
我們絕對需要挑戰個人的落後思想或行為。特別是在革命黨內，我們努力不斷地對所有黨員進行有關特殊壓迫的教育，並為建立盡可能高的行為標準而奮鬥。但我們也明白，瓦解壓迫的任務遠不止鼓勵個人改變態度。如果不明確分析壓迫思想的服務對象和源頭，只關注各階層個人受壓迫思想影響的方式，就會導致人們對團結一致的可能性得出極度悲觀的結論。更糟糕的是，它會導致人們放棄為贏得真正的變革而進行必要的鬥爭。
需要什麼樣的鬥爭？
如果你假設大多數工人階級民眾對壓迫的延續有既得利益，那麼建立廣泛基礎的社會運動就會顯得幾乎不可能——而正是這類運動在歷史上推動了實質性的進步。這可能會使社運人士的關注點從爭取徹底的社會變革，轉移到更多零敲碎打的「減少傷害」上。這會讓人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工人階級的其他階層對被壓迫著運動所表現出的聲援（比如那些沒有遭受反黑人種族主義的人，參與「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永遠只能是惺惺作態的「道德作秀」，永遠不可能持久。它會鼓勵白人、男性或異性戀工人相信，他們必須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內部工作：即無情地審視自己在壓迫他人中所扮演的角色。簡而言之，這種出發點除了在政治上存有問題之外，還會讓人喪失動力、迷失方向。
在群眾鬥爭中，比如在美國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起義處在高峰的時候，這類思想往往會被削弱、退居幕後。但是，特別是當運動遭遇失敗時，它們又會重新出現，並再次變得更有影響力。例如，在2022年羅訴韋德案被推翻後，大多數建制派婦女組織和左翼改良主義團體（如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都制定了一項戰略，而這項戰略基本上只是注重於減少傷害——一項去政治化的戰略，旨在提供「互助」，以幫助個人獲得墮胎機會，但卻未能將此聯繫到開展群眾鬥爭、從而以贏得所有人的墮胎權利的必要性。
這與我們在美國的姐妹組織形成了鮮明對比，我們在美國的同志此時採取的是階級鬥爭為基礎的戰鬥方法。我們之所以能夠成功動員起來，事實上是因為人們正在尋找反擊的方法。每當我們介入或建設這樣的運動時，很明顯，這些正是許多人所尋求的理念——一種不止於小讓步的前進道路，而這樣的道路揭示通往真正解放、尊嚴和平等的道路。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為建立各地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的力量、信心和團結而奮鬥。我們支持所有挑戰壓迫的運動，並在工人運動中開展鬥爭，使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力量對局勢產生影響。我們努力改善、發展我們對被壓迫者經歷的理解，並以此使得我們的訴求更完善、更尖銳，深化我們的社會主義過渡綱領。但是，我們在這樣做的時候始終要明白，只有團結起來的工人階級才有力量改造社會，在反對一切形式壓迫的鬥爭中贏得根本上的勝利。無論何時，我們都明確指出，只有社會主義變革才能消除壓迫的物質基礎，為全人類的解放打開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