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書彙集了1939-1940年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內部激烈辯論的一系列信件與重要文件
Per-Ake Westerlund（CWI瑞典）
這本書內容豐富，談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瞬息萬變的世界——蘇聯的斯大林主義、法西斯勢力在意大利和德國掌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適用性。與此同時，它具體論述了建立革命政黨所需處理的問題——工人階級取向、黨內民主與國際主義。在整本書中，有一件事是顯而易見的：托洛茨基並不是一個只重複舊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且他不怕承認錯誤。
蘇德條約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確是對每個組織與個人的考驗。全球大批資產階級政客已經屈服於法西斯主義，將它作為粉碎工人階級、對俄國革命進行報復的唯一途徑。
1939年8月，就在戰爭爆發前，工人和大部分其他人都對希特勒與斯大林簽訂條約感到震驚。這是斯大林為避免納粹德國立即進攻而採取的絕望行動，因為他未能與法國和英國建立他想要的聯盟。1941年6月，當德軍進攻蘇聯時，斯大林起初不相信這一消息。
蘇德協議令共產國際的宣傳轉為主要批判英法帝國主義，而不是批判納粹德國。在軍事上，該協定意味着波蘭在9月1日被德國軍隊從西方入侵，隨後在9月中旬被蘇聯從東方入侵。蘇聯軍隊也進攻了波羅的海國家和芬蘭。
在這些事件之後，美國托派政黨SWP的部分成員（包括部分領導層成員），改變了他們對蘇聯性質的立場。他們在媒體和若干「左翼圈子」中屈服於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龐大壓力，將蘇聯的斯大林主義獨裁與德國希特勒的獨裁統治等同起來。
採取這些做法，SWP中成長起來的反對派也很快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建立革命黨的願景。對於《保衛馬克思主義》，我們不能只是看過一眼，而是應該仔細研究，要理解將強有力的理論與具體分析相結合的必要性。
列寧和托洛茨基是1917年俄國革命的領導者，令工人階級在農民的支持下實現史上第一次工人奪權。他們也是首先意識到新國家的弱點和遭受的威脅的人，尤其在它因為德國和其他國家的革命失敗而遭到孤立的時候。
以斯大林為領導、以維持現狀與「實現穩定」為第一要務的一個官僚層對特權和權力的渴望逐漸增長。斯大林在1917年沒有擔任過重要職務，他也沒能為1923年的德國革命和1925-27年的中國革命（兩場都以失敗告終）提出正確的建議。
在1920年代，官僚層起著無意識抑製革命的作用，但後來它變為有意識地抑制工人革命與鬥爭。這一點在1936-39年的西班牙體現得尤為明顯。
斯大林主義
在蘇聯，他們對領導1917年十月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展開了事實上的內戰。斯大林主義政權利用肅清和監禁的方式，對一切反對派（尤其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審判和處決。
在斯大林主義掌權的過程中，托洛茨基曾多次提及「熱月」——1794年法國的反革命。起初，托洛茨基認為俄羅斯的熱月意味着工人國家的毀滅。然而，在1930年代早期，他意識到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熱月是一場政治反革命，而非社會反革命。在法國，熱月意味着反革命的政權更迭，但新政權保留了革命所建立的資本主義新經濟體制。
從法西斯主義到資產階級民主，資本主義經濟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在俄羅斯，斯大林的統治是一場政治反革命。資本主義沒有恢復，計劃經濟得以保留。在長期的血腥鬥爭中，官僚獨裁取代了工人民主。俄羅斯落後的發展水平、其遭遇的孤立以及侵略性的帝國主義環境使這成為可能。
保衛蘇聯
托洛茨基的結論是，俄羅斯已經成為一個墮落的工人國家。它廢除了資本主義，擁有一個基於國有制的計劃經濟。
在此基礎上，由托洛茨基創立的第四國際組織主張無條件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同時不給予斯大林政權任何支持。第四國際及其所屬政黨的綱領是進行政治革命，以便在計劃經濟中落實工人民主，遵循並發展1917年革命的民主決議，以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托洛茨基在寫給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的信中指出：「官僚的思想在事實上幾乎與十月革命的思想完全對立。」 SWP內部出現的少數反對派改變了他們的立場，認為對芬蘭的進攻和與希特勒的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蘇聯的國家性質。
在墨西哥獲得庇護並且被禁止入境美國的托洛茨基在這次辯論中開始寫作，向他們提問，如果蘇聯不是工人國家，那麼馬克思主義者應如何描述它。
他們中的一些人回答道，官僚層是一個新階級。其他人說蘇聯已變成國家資本主義社會，還認為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美國羅斯福新政和斯大林主義同樣導向官僚主義國家獨裁統治。他們在這件事上沒有區分革命和反革命。法西斯主義作為金融資本的工具，當然不會剝奪資本家。
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主義官僚層是一個缺乏歷史使命的臨時現象，而不是新的統治階級。蘇聯強勁的經濟成長不是因為官僚，而是計劃經濟和新技術引進的結果。官僚層礙了計劃經濟的發展。
斯大林主義是極權主義的獨裁統治，但其政權並不穩定。斯大林主義崩潰和資本主義復辟早在其發生50年前就已經由托洛茨基預計到，其負面效應為世界無產階級的削弱和帝國主義的強化。受到二戰影響，這個過程被推遲了。
在此基礎上，儘管莫斯科的內外政策「保存了舊有的反動性」並且是「國際革命的絆腳石」，托洛茨基主張保衛蘇聯（他用支持政府、反動但對於抵抗階級敵人的再次進攻有必要的工會做比較）。
瓜分波蘭
由於蘇德雙方的軍隊瓜分了波蘭，SWP的反對派提議採取「既反對希特勒又反對斯大林的革命」這一立場。
在回答中，托洛茨基展示了波蘭的真實情況。在西方，革命者、猶太人和民主人士正在逃離德國軍隊的進攻。在東方，是地主和資本家試圖逃脫。托洛茨基預測，入侵之後紅軍將徵收土地和工廠。資本主義媒體，甚至流亡海外的孟什維克報紙都在波蘭東部報導「革命浪潮」中證實了這一點。
托洛茨基警告說，希特勒會將他的槍口對向蘇聯，以建立法西斯政權並恢復資本主義私有制。當希特勒進攻時，最迫切的任務就是擊敗他的軍隊。
馬克思主義者應怎樣評論紅軍的進攻？托洛茨基寫道，「衡量本階級利益得失的最高標準」不是財產關係的變革（儘管是進步的），而是世界無產階級的意識。第四國際反對佔領新領土，反對「挺著刺刀的佈道者」。革命必須具有堅實的工人階級與窮人基礎才能獲得成功。在已經遭到侵略的地方，托洛茨基主張剝奪資本家和地主的工人階級獨立行動。
辯論與團結
在這場辯論中，托洛茨基將尖銳的政治論戰與強調團結的必要性結合起來。他強調了SWP成員和領導人在此之前如何就蘇聯性質的關鍵問題達成一致。
托洛茨基寫道，這場辯論是必要的，但「慫恿組織分裂，會釀成大錯」，「如果這次思想鬥爭跟分裂、清洗、開除等等行為的前景聯繫起來的話，那它即使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極端有害的。」
他贊成「如果多數派中的某人」發起這種威脅，就會受到「批評或嚴重警告」。如果不是，「領導層的威信會受損」。
托洛茨基提出進行辯論應有的方法。雙方都杜絕任何威脅，而如果有錯誤舉動，則應由全國委員會或特定的檢查委員會進行調查。雙方應該忠誠合作。與托洛茨基關係密切的詹姆斯·P·坎農（James P Cannon）同意這一立場，並將它在黨內領導層提出。
當然，托洛茨基在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和布爾什維克的辯論中已經積累了長期的經驗：「即使存在兩種不可調和的立場，也並不意味着有‘災難’，而是必須將政治鬥爭進行到底。」
為了向改變立場的領導成員馬克斯·夏赫特曼提出建議，托洛茨基提出了新的研究，提出領導層的問題，但沒有立即形成新的、確定了的立場。
托洛茨基和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大多數人將新的少數群體歸為一個小資產階級反對派。這是什麼意思呢？
在沒有他們自己的立場和分析的情況下，反對派在散布「每一個政黨都有的以成百上千計的軼聞和趣事」，試圖從中找出錯誤和過失。在黨內，他們有着「幾乎像一個家庭的特徵」，或者說，一個小集團。
托洛茨基強調了這個少數派的一些特點。他們不尊重自己組織的傳統，對理論持輕蔑的態度。34歲的哲學教授詹姆斯•伯恩海姆尤其如此。他於1935年入黨，並被任命為該黨理論雜誌《新國際》的編輯。
伯恩海姆反對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將其比作一種宗教。少數派的其他領導人忽視了這一立場。
在這場辯論之前的1939年1月，托洛茨基已經批評過了沙赫特曼在《新國際》上和伯恩海姆共同撰寫的一篇文章，表示「我們之中一個支持辯證法，而另一個反對」。文章的內容是對馬克斯·伊士曼等因不堪社會壓力而轉向反社會主義的前馬克思主義者的良好批判。
托洛茨基警告說，不與伯恩海姆辯論辯證法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這本書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辯護，比其他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著作更好地解釋了哲學。辯證法解釋說，社會和自然界的一切都在不斷變化，在通過矛盾發展的過程中，包括量變到質變和突變。托洛茨基總結道，在政治上，辯證法是社會發展和階級鬥爭的一般規律。
相反的是，反對派在伯恩海姆的強大影響下，採用了固執的抽象表述。他們總結道蘇聯已經不再是一個工人國家，但卻無法回答是什麼發生了量變或質變。從哪裡到哪裡——有什麼樣的過程?反對黨既缺乏理論，又缺乏具體分析。
伯恩海姆還強調了他的「個人獨立性」，在這種黨的建設中全職人員是絕對必要的情況下並不准備為黨全身心工作。這也表明了他對革命集中制的理解不足。
小資產階級反對派的其他特點還包括政治上的神經質，以及在不同的立場之間反覆橫跳的習慣，包括在派系鬥爭中輕率地選擇盟友。
作為對這場辯論發展過程的總體描述，托洛茨基寫道：「反對派開啟了一場嚴重的派系鬥爭，讓現在正處於一個使黨陷入癱瘓的非常關鍵的時刻。要使這樣一場鬥爭是正當的，而不是遭到無情的譴責，就必須有非常嚴肅和深刻的基礎。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樣的基礎只能是階級性質的。」
很明顯，少數派展開了一場沒有嚴肅政治基礎的惡性的派系鬥爭。大多數人堅定地支持第四國際的方案和觀點。這是工人階級的立場，與之相比反對派的小資產階級特徵和革命社會主義的距離越來越遠。
托洛茨基並沒有在1939年發現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傾向，但是他舉出了許多前些年提出警告的例子。例如，三年前，沙赫特曼認為，美國社會黨(托洛茨基主義者工作於其中的一個更廣泛的政黨，但1937年被驅逐)正在發展成為一個革命黨。
儘管有這樣的分析，托洛茨基還是主張團結。這與利用分裂的威脅嚇唬成員的反對派領袖馬丁•阿伯恩形成了鮮明對比。其他反對派領袖希望公開的辯論。
派系鬥爭
就在少數派分裂前幾周的1940年4月，托洛茨基強調了內部民主權利的必要性。「但是如果要保持團結，就不能有一個只有多數代表組成的書記處。你也許應該有一個由5名成員組成的書記處——包括3名多數派成員和2名少數派成員。」
當托洛茨基指出少數派內部的矛盾時，沙赫特曼以給出涉及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的「集團」的歷史例子作為回應。托洛茨基的回復是，舉例來說，1926年與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一起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集團是正確的。
但是這樣一個集團並沒有掩蓋共同計劃背後的政治分歧。很明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是集團中最強大的力量。
在1939年至1940年的美國，沙赫特曼組織了一個派系，但實際上它是一個由不同力量組成的集團，針對的是占社會主義工人黨多數的工人階級。在派系內部，主要的力量是伯恩海姆和阿伯恩。沙赫特曼只是他們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短期政治託辭。
即使在這個階段，托洛茨基還是採取了一種耐心的態度，他寫道，事件可以改變個人，而個人又可以在革命政黨中重建自己。他甚至以自己為例。
托洛茨基直到1917年才加入布爾什維克，在那裡他立即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五年前的1912年，他試圖將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的所有不同傾向統一起來:「在那個時期，尤其是在組織領域，我沒有擺脫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特徵。我對孟什維克主義的調和主義症感到厭惡……」
政治上，辯論擴大到更多的問題。托洛茨基當然明白，並非每一篇文章或文本都需要得出所有結論，但他強調，編寫這種材料的成員必須了解完整的方案和分析。
少數派走向了另一個方向。他們希望將黨的計劃簡化為「具體問題」，這使得托洛茨基將其與俄羅斯國內的辯論進行比較，反對經濟學家和民粹主義者，這兩者都迴避了更廣泛的政治問題。在1939年至1940年，SWP的少數派認為戰爭是具體的，但工人國家不是。
沙赫特曼引用列寧在1920年與托洛茨基的一場辯論中說的，「工人國家是一個抽象概念」，俄羅斯不是工人國家，而是工農國家。然而，沙赫曼沒有注意到列寧幾周后得出的結論認為自己錯了，俄羅斯是一個「具有特殊特徵的工人國家」，這些特徵包括農民占多數人口和官僚主義的缺陷。
沙赫特曼使用了俄羅斯在「一定程度上」墮落這一說法，但他與伯恩海姆結盟。伯恩海姆雖然不相信辯證法，但他認為蘇聯發生了質的變化，將其等同於納粹德國。少數派沒有團結起來，在少數派分裂並組建新的「工人黨」后不久，伯恩海姆離開了，發展成為一個主要的反動分子。
理論基礎
這本書還分析了許多其他的具體事件：戰爭開始時芬蘭的事件，馬克思主義者在西班牙內戰中應該如何行動，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戰爭的立場。
托洛茨基對第四國際組織成員的一般性建議是，指導和協助工人階級、罷工和工會，同時警告說，工會中總是存在「機會主義」。
80年前，托洛茨基向世人展示了1914年因社會民主黨向世界大戰投降而爆發的革命領導危機如何尚未解決。一些社會主義者將此歸咎於無產階級，就像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后的一些社會主義者所做的那樣。1917年，當布爾什維克領導十月革命，證明他們是錯誤的。
馬克思主義者今天正在正在與80年前截然不同的客觀形勢作鬥爭。一方面，工人階級的規模擴大了很多，在某方面限制了反革命，另一方面，大多數地方的勞工運動必須重建。這導致許多國家出現了來自底層的爆炸性運動。
隨着氣候、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的不斷加深，建設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和國際的緊迫性不亞於托洛茨基時代。學習和運用《保衛馬克思主義》中的經驗教訓在需要堅實的理論基礎、具體的分析於黨的建設和辯論中，這在今後的暴風雨時期將是至關重要的。